莫言抄寫《講話》是怎麼回事？

01-14

1，作家出版社，想了個餿點子，要紀念《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七十周年，

獻禮，出一本作家手抄毛延安講話的珍藏本。

2.據抄寫的作家回憶，作家出版社，直接寄了分配好的章節、專用稿紙，1000元錢，讓作家抄了寄回去，很多作家並沒有把這當成多大事，人情不好推卻，1000元錢也不知道退給誰，就抄了。

3.後來網上曬抄者名單。葉兆言深刻悔過：「吃蒼蠅的感覺很難受，對於「講話」自小沒好感。我為自己的不當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當回事。抄寫時寫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既覺得好笑，又覺得慶幸，今天似乎已沒了這些辭彙。我以為它已經不能再傷害我們，但事實顯然不是，這個紙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周國平也做了比較嚴厲的自我反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d6f680102e2uk.html

池莉則回答：「《南都周刊》周至美《人物》周昂等諸記者，我在這裡給你們回復關於手抄「延座講話」的採訪：在我看來，紀念延座70年與我們每天都在召開的無數各種紀念會議沒有區別。我願意麵對和尊重歷史存在，也不拒絕重新了解，手抄一段文章也OK，至關重要的是怎樣認識問題，那就另當別論了。」池莉的態度恐怕代表了很多手抄的作家的態度：這只是一次應付差事。

4.但是，也有很多作家沒有抄，據說王安憶說：「我不喜歡抄別人的東西」。方方說：「都什麼年代了，還抄這？」閻連科老師沒有抄。

5，莫言老師抄了，事後blablabla又解釋了不少話，有點越描越黑的意思（估計是不想得罪人），這是不是個污點，各人自己判斷。

抄寫講話，指的是莫言等100位作家，共同抄寫毛在延安的講話。由於該講話有嚴重的政治意味，突出了階級性，長期以來一方面作為政府領導文人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備受民間詬病。從本質上來講，莫言的行為在當前這種國內政治狀態下，只能說是完成了一項由官方組織的政治任務。但在很多極端的人眼中，這個事情無異於獻媚，大失風骨。

這個事情讓我不禁想到這個故事：

老和尚攜小和尚遊方，途遇一條河；見一女子正想過河，卻又不敢過。老和尚便主動背該女子趟過了河，然後放下女子，與小和尚繼續趕路。

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師父怎麼了？竟敢背一女子過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後終於忍不住了，說：師父，你犯戒了？怎麼背了女人？老和尚嘆道：我早已放下，你卻還放不下！

我感覺莫言是很傳統的中國文人。和光同塵，但能守住內心的清明。可以說他狡猾，但我想更多的應該是圓融。

看了很多有到的潔癖的人的發言，不由感慨：他們所用的方式，正是他們自己最討厭、最反感的，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

其實不過是兩個字：人情。

如果抄寫了講話，就蓋棺定論，把人一棒子打死，全盤否定，這與建國後追查海外關係、文革中揪斗老底有什麼差別？

可是，抄寫講話這種事，對於莫言這個級別的作家來講，完全可以拒絕，至少是婉拒，也不會有什麼問題，除非此次活動背後是中央大官僚的直接動議，並下達到作協，即便如此，我認為也是可以推辭的。

《講話》全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1942年maozedong發表的文章，其主要內容是解決文藝工作發展中遇到問題，詳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4069.htm

而「抄寫談話」指的是今年（《講話》發表70周年），由一百多位大陸文學藝術家（莫言也是其中之一），對《講話》內容進行的手抄活動，並由作家出版社結集出版。詳見鳳凰網新聞：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28/14869452_0.shtml

就是這麼回事

所有的批評，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對我來講有的是沒有道理的。難道抄寫了一個《延安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我上個月在上海也正面地回答過這個問題。當時有一個日本的作家叫阿刀田高先生，我們訪談的時候說過，他知道文學是幹什麼的和為什麼的，其原因是因為他讀過毛澤東在延安做的講話，然後他立即問我，你對這個講話怎麼看？我說這是一個在網上炒了很久的問題，也是我挨過很多罵的問題，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失落的，因為我覺得毛澤東這個講話是一個歷史文獻，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這樣一個文獻在當時那種社會歷史的背景下，對於推翻腐朽的政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於這個講話過分地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分地強調了文學的間機性，而忽略了文學的文性。
　　我們這批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延安講話的局限，而我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的。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但是我們要突破這個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著我把這個講話全部否定了，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講普及和提高的關係。他說你不能老是唱下里巴人，還要有陽春白雪。講民間藝術和外來藝術的關係。講生活和藝術的關係。他講生活是藝術唯一的源泉。他講作家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的概念。這些東西我還是認可的。因此我抄了這個講話。而且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這個人是比較模糊的，而且比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有那麼敏感的政治嗅覺。我覺得要出一本書，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讓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後來這件事情出了這麼多批評的意見和辱罵的意見，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後悔。我覺得我抄這個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什麼矛盾，因為我抄它，是因為它裡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為它已經不能滿足我們創作的需要。
　　你剛才講我們這個體制和共產黨的關係比較密切，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它的文學的氣質和文學的特質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在諾貝爾的歷史上，像薩特，就是你們法國的共產黨員。像肖洛霍夫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作品依然是經典，依然在被千百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工作過，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裡面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拿起筆來，很明確的，站在倫理的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階級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很多人認為我和共產黨的關係比較密切，就不應該獲得這個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這也是很難有說服力的。這一次瑞典文學院把這個獎授給了我，我覺得這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政權的勝利。如果說是政治政權的勝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這個獎。我得了這個獎，說明瑞典文學院比發這些議論的人要高明。這是一個文學的獎項。
　　再一個問題是跟共產黨的關係密切和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用什麼來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網上批評我的人，他們本身也是共產黨員，他們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他們就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關係密切，他們不密切嗎？這個我覺得也是莫名其妙的。我的一個觀點是作家是靠作品出發的，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作家的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運，研究人的情感，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些人讀過我的書，或者是在座的朋友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的，非常嚴肅的。我在80年代寫的，比如說《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不公正的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僅僅認為我沒有上大街去喊口號，僅僅以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10月12日下午莫言答記者問

莫言說過，上官金童是他自己的精神寫照。上官金童的精神特質是什麼？是懦弱。敢於承認自己懦弱，已經比很多人堅強了。

其實，我們自己心中，又何嘗沒有一個上官金童呢？

抄書顯然是含著表態和助威這些政治意味的，這事情和他的作品質量無關，但作為一個大作家，還是讓人失望的。總之，人情上可以理解，道義上讓人失望。

到底是哪些人在揪住這些問題不放？二十一世紀了，還要用wg的思想搞人？

我不喜歡看莫言，但也不必上綱上線。莫言身為作協副主席，以後還打算長期在體制內廝混，無論如何也得抄啊，何況還有人情，更何況還有1000塊，更更何況稿紙都準備好了（作家出版社還真貼心啊）。

一句話回答這個問題：莫言本身是贊同這篇文章的一定進步意義的。所以才會抄寫。

當然我個人認為這篇文章在網路上幾乎一邊倒的指責是有種呵呵的感覺。心裡根本不相信真的有那麼多人如此地討厭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一篇鏗鏘有力的政治文章，當然也可看到毛澤東的自始而終的理想主義。從毛澤東二十多歲的《至恩師黎錦熙信》到《講話》，再到後面的文化革命，都是一以貫之的（看來人二十多歲就基本形成三觀了，後面幾十年基本不會變了）。

從農村出生的我，在17歲上大一的時候讀到——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立馬被這種觀點給感動了。這是我17年的人生中的的確確感受到了，只不過是幾十年前有一個人把我心中的想法說出來了。

事情有個對錯之分，抄書這件事不管莫言自己怎麼想的，因為人情還是什麼原因，在一些人（包括我）看來基本上（除了被脅迫抄書），錯了。不過我們怎麼想也不影響他拿獎，更談不上什麼一棒子打死。至於什麼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我覺得不為某些思想背書，不加入某些黨派實在是屬於我們的道德低點。。。

此乃習逆迫害莫言等作家的鐵證啊

那些說「有的作家敢不抄寫，莫言抄了，所以莫言混蛋」的人，請你們注意：「普通人是否有義務鑒別政治迫害的嚴重程度」？換句話說如果習逆為首的共黨以逼迫莫言抄講話的方式迫害莫言，但如果莫言拒絕了，並不會真的要弄死他。

而莫言誤以為不從就會死，所以從了

莫言在這件事情上有錯嗎？他有義務去判別不從的危險究竟有多高嗎？沒有！

不從的作家固然可敬，但屈服於暴力機器並不可恥，如果你自己沒有去正面對抗習逆的暴力機器，你就沒資格要求別人這麼做。

如果莫言乘坐的船隻被索馬利亞海盜劫持，索馬利亞海盜說抄寫古蘭經的可以交贖金放人，不抄寫古蘭經的咖啡了必須死。

於是莫言屈從於暴力抄寫了古蘭經，並讓家人交納了贖金，那有什麼好指責的呢？

應該指責的是索馬利亞海盜而不是被迫抄寫古蘭經的肉票。

「文學的最大用處就是沒有用處。」莫言說這句話時的心情大概和抄寫《講話》時是類似的吧。在狗洞子里鑽一回，實屬無奈。而這本身也算是種「體驗」，無可非議。

要麼是真心認同，抄寫以明志，要麼是組織任務，抄寫以避禍。

1673年，法國侵略荷蘭，法軍統帥孔代邀請荷蘭哲學家斯賓諾沙到法軍軍營探討哲學，斯賓諾沙欣然應邀前往，越過前線來到法軍軍營呆了一夜後返回。此舉引起眾怒，荷蘭群眾懷疑斯是間諜，叫嚷著圍攻他的住所，後來有人說他只是個哲學家而已，跟書獃子有什麼好計較的，群眾遂散去。

如果為莫言辯護，要麼證明他受到了無法抵抗的脅迫，要麼證明他是斯賓諾沙，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那些認為抄講話是自由，旁人無權置噱的，還有覺得獎項無關政治的，真的可以歇歇的，真的

現在我們的社會有剝削者也有被剝削者，過去毛主席領導的社會要消滅剝削沒有個人剝削者。

階級共存社會紀念階級消滅社會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5周年，重提文藝只為工農兵只為無產階級服務已不合時宜。

剝削階級是階級消滅社會被剝削階級的敵人，剝削階級不是階級共存社會被剝削階級的敵人。

階級共存社會文藝要謳歌美好人性鞭笞醜惡現象，不刻意階級傾向意識形態化。

莫言應該是黨員嘛。在其位謀其政。

這是本份，也是操守。比那些貪官們強多了。

張家灣的蛤蟆都是不會叫的

被逼的

你們啊，總想搞個大新聞。

不就抄頁紙嘛，上綱上線。

我補充點。

他們基本作協的，大部是檔員。

就像民主黨派已經被滲透了差不多。

大陸作家要想更有「出息」，其實是很難的。

。。。

莫言這個人有兩面性。

＜紅高粱＞時期是有野性的，到了＜蛙＞以至獲諾獎就完全是體制中人了。

同樣是部隊里出來的，閻連科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