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韓國財閥政治？財閥在韓國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

2月17日，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的獨子，現三星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鎔被韓國檢方逮捕。前日，檢方宣布將以行賄指控起訴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

圍繞李在鎔的入獄和被訴，韓國財閥問題再次進入大眾視野。多年來，財閥控制韓國經濟，對政治乃至社會高度滲透，早已引發韓國民眾的高度不滿。這一次作為韓國首席財閥的三星李氏家族蒙難，更是將外界對韓國財閥的關注推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為什麼韓國會出現財閥？財閥的存在，對韓國究竟是利是弊？此次李在鎔案，是否意味著韓國財閥體制將由盛轉衰？雲石君在此做個簡單的分析：

首先要解釋的，是韓國財閥的崛起。韓國之所以會出現財閥，與韓國的特殊國情密不可分。

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達成，歷史3年的朝鮮戰爭落下帷幕。

戰後，韓國在國家重建和復興問題上，面臨著發展方向的戰略選擇。

通常來說，鑒於三年的戰爭幾乎將韓國夷為平地，接下來的韓國政府，在內政方面工作重點應該是努力發展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相對應的，對民生髮展有直接推動作用的傳統輕工業，理應成為韓國政府的重點培育對象。

一開始時，韓國政府也的確是這麼做的，在50年代，韓國的製糖、麵粉產業得到了高速發展，擺脫了國家在食品方面對進口的過度依賴。

但在基本的「吃飯」問題上解決後，韓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改變，並未在傳統輕工業方面繼續深耕，而是轉而向建築、汽車、電子、制鐵、煉油、造船等重工業方向轉移。

韓國為什麼要這麼做？這與當時的冷戰大環境，以及韓國極其糟糕的國家安全形勢有關。雖然朝鮮戰爭已經結束，但冷戰仍在持續。韓國地處東西方陣營地緣博弈的中心，旁邊又有朝鮮這個死對頭，其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潛在風險可想而知！

這種格局下，韓國最緊要的任務，並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而是為國家安全謀求更多保障。基於這種邏輯，與軍事工業高度相關，更能體現國家「硬實力」的重工業，就自然而然的受到韓國政府的青睞。而且，與傳統輕工業相比，重工業的財富創造能力也更強，對韓國綜合國力的拉升作用也更明顯。

所以，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經濟開始向重工業傾斜。

而與傳統輕工業不同，重工業的更加講究規模聚集效應，資金和技術的密集程度也更高。

而後者，正是韓國的一大軟肋。

韓國是個小國，總面積不過十萬平方公里，也沒有什麼礦產資源，地緣區位方面，也不是什麼國際貿易的樞紐（反倒是東西方地緣博弈的焦點），再加上之前的朝鮮戰爭，將韓國幾乎夷為平地，這種種劣勢決定了：韓國想發展重工業，沒有任何有利條件可以依持。

這可咋辦？對此，北方朝鮮兄弟的辦法是，直接化危為機，積極向中蘇等社會主義盟國要錢要物，用來自外部的經援，來充實自己的國力。

不得不說，朝鮮的這種做法，還是很有效果的。鑒於朝鮮身處冷戰前沿，是東西方博弈焦點，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對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朝鮮也因此在冷戰期間得了個「乞丐社會主義」的綽號），這幫助朝鮮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在國家綜合實力上都力壓韓國。

但朝鮮可以這麼干，韓國不行。畢竟與當時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流行的政治挂帥不同；西方國家一直是典型的資本權力主導；既然是資本主導，那對經濟利益的看重程度自然要高的多。所以朝鮮可以直接向社會主義大哥們要錢，但韓國如果效法，受個小恩小惠可以，想靠經援養活一個國家，西方國家不會答應。

靠不了人，那就只有靠己。而國家貧弱的現實決定了，韓國只能將國家現有的財富和資源高度集中，舉全國之力，來發展重工業！

這聽起來，有點「舉國體制」的意思。不過韓國的「舉國體制」，與中蘇又大不相同。作為西方陣營的一員，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韓國沒有搞公有制經濟的條件，所以重工業的發展，不能通過打造國有企業來實現。

這就讓財閥得以崛起。財閥利用自己的既有資金、人脈以及工商業經驗優勢，大舉轉向重工業，並在此過程中獲得了政府的大量支持。

相對於輕工業，重工業更加講究規模優勢；而韓國作為一個小國，國內市場有限，所以必須開拓海外市場，而在此過程中，又會面臨西方大型企業的強勢競爭。而這種殘酷的市場搏殺，又反過來倒逼韓國必須要將企業做大，通過規模優勢，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這樣一來，財閥們的實力越來越強，在國家經濟重的權重佔比也越來越高。

而到了上世紀8、9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效應逐漸顯現，技術研發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持續增加；而技術研發和產業升級需要持續不斷的大量投資，創新成果也需要大型生產製造平台來消化，所以韓國財閥在這波革新浪潮又佔盡優勢，最終發展成今日的龐然大物。

說完了財閥的發跡，再來說財閥對政治的影響。

最開始時，韓國財閥對政治權力，還是頗為敬畏，高度依賴的。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財閥當時實力尚弱，需要政策的培育；二來，韓國曾長期處於威權政治時代，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統之手，政治權力的集中，使得掌權者有足夠的實力，對財閥進行壓制、甚至摧毀。

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情況逐漸起了變化。一來，財閥實力已經壯大到一定層級，壟斷大量國家資源，干涉政治的資本增加；二來，80年代後，韓國開始民主化轉型，大權獨攬的政治強人退出舞台，國家政治權力也被拆解，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內耗增加，對資本權力的約束力下降，政商關係逐漸逆轉。

在現行西式民主框架下，政客要打選戰，就必須要財閥提供資金，必須要財閥控制的媒體提供輿論支持；而政客當選後，要維持國家經濟正常運轉，要踐行自己的經濟政策，同樣離不開財閥的配合和支持。

而在民主機制下，政客的權力邊界被大幅壓縮，政壇反對派勢力長期虎視眈眈，這使得政客的政治抗打擊能力嚴重下降，所以要更加對財閥加以討好，否則惹鬧了他們，用經濟手段挑起些社會風波，用不了多久就會民怨沸騰，讓政客如坐針氈

再加上韓國民族成分單一（這意味著韓國人的思維模式趨同度較高），民族性格又相對偏激極端，這意味著很容易出現「舉國皆反」的局面，政治鬥爭失敗後的下場也因此不會太好（韓國歷任總統除了李明博，就沒一個有好下場——眼瞅著朴槿惠也遲早得蹲大牢），這更削弱了政客的抗壓能力，使他們在跟財閥叫板時底氣不足。

資本權力不斷增強，政治權力卻不斷走弱，財閥由經入政的趨勢自然難以扭轉。

但話又說回來，放眼這個星球上的主要工業國，除了中國，其他基本上都是資本權力主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權力強大，且經濟上公有制也佔主導地位），可為什麼其他國家的財閥（或者財團）都沒有這麼囂張，唯獨韓國財閥，對政治的影響如此明顯呢？

這還是跟韓國的特殊國情相關。

韓國為了發展經濟，充實國家實力，就必須培育優勢產業。但韓國終究只是個小國，國家潛力有限，所以不可能像中國這種大國一樣，鋪開各種工業門類，而只能挑選少數幾項重點產業經營；同時，由於韓國國內市場過於狹小，螺螄殼裡做道場似的內部競爭，因為格局有限，對企業的發展起不到太大促進作用，還不如整合做大，以更好的應對海外市場的搏殺。

這就意味著，韓國的資本權力，高度集中在極少部分人手中。由於圈子太小，他們通過利益交換，妥協以及家族聯姻等方式，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在國家經濟政策上齊心向政壇施壓，逼得本就四分五裂、底氣不足的政治權利不得不妥協退讓。

最後，再談談韓國財閥對社會的影響。

眾所周知，財閥對韓國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首先，由於前文所列到的原因，韓國財閥對韓國經濟高度控制，所以民眾也不可避免的被財閥綁架——要更好的生存，就只能為財閥服務。

其次，由於韓國本身土地貧瘠，資源有限，再加上龐大的軍事投入，以及長期對輕工及民生產業的相對忽視，這造成了兩項嚴重的後果：一方面，物價騰貴——財富和人力資源都高度集中到與民生直接關聯較小的重工、電子科技行業；另一方面，進入門檻相對較低，財閥控制程度相對較淺的民生產業，由於發展受限，所以普通人很難通過其發家致富。（財閥企業過分強大後，不受節制的橫向擴張，而國內市場的狹小和財閥的過分強大，使得這種擴張可謂如入無人之境，也使得普通人在這些產業的創業成功概率更加渺小）

這既堵死了民眾自由上升的空間；也使得民眾如果不能進入財閥企業，並在其中獲得相應地位，那麼將很難在社會上體面立足——高昂的物價以及民生行業創富能力的有限，將把這些民眾逼入生活的困境。

這種情況下，普通民眾除了考公務員（韓國公務員職位也很吃香），否則只能擠破腦袋進入財閥企業，並試圖在其體系內部獲得上升。但大型家族企業的僵化模式，以及壟斷地位帶來的強勢做派，使得普通人很難在財閥企業內部出頭，反倒不得不忍受嚴苛甚至帶有侮辱性的的管理，以及過度的盤剝（韓國人勞動強度全球聞名）。所以韓國民眾對財閥的憤怒，也就在情理之中

而從國家層面來說。韓國這種財閥經濟模式，也存在著很大的風險。由於財閥數量稀少，主要分布行業的集中，以及其內部權力架構的高度集權化，這使得韓國經濟，乃至國運，都承擔了很大的風險。

對單一行業、單一商業集團的倚重，意味著一旦該集團，或者該集團所主攻行業在市場上受到衝擊，甚至失敗，那麼韓國就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嚴重影響（所謂三星感冒，韓國打噴嚏，其邏輯便在於此）

而財閥掌門人作為私人資本的掌控者，作為商業主體，他又天然不像公權力擁有者那樣，必須接受各方各面的監督、掣肘，進而更加註重妥協、平衡以追求穩定；相反，相對不受約束的權力，以及商業競爭的殘酷性，決定了他有權力，也有必要根據自己的判斷採取一些激進措施。這使得韓國在政治民主化後，經濟上，卻依然不得不被少數寡頭所捆綁——這意味著不確定因素的增加。一旦經濟寡頭主觀判斷失誤，對韓國的傷害就立竿見影！

那麼，這種局面能否改變呢？老實說，不大可能。作為一個地域狹窄、資源匱乏、區位邊緣的地緣小國，韓國本身並不具備成為準中等強國的天然資本。它今日能做到，全靠後天努力——直白點說，正是這種集中國家資源培育少數規模化商業集團，培育少數尖端優勢產業的做法，才造就韓國今日之地位。

這種情況下，韓國如果想削弱財閥對國家的影響，辦法有兩種：

第一，擴充工業門類，多點並進，培育更多的規模化商業集團——也就是更多的財閥，進而攤薄單一財閥對國家的影響；然後利用財閥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彼此間掣肘，來增加政治權力的相對話語權。

這是最好的辦法，但對韓國並不實用。韓國作為一個地緣小國，先天條件有限，能做到如今這份上，已經是把後天的主觀努力發揮到了極致。所以不管韓國再怎麼努力，但它的有限地緣實力，決定了它只能做到小而美，而不可能像中美這種的大國一樣，天然具備大而全的潛力。

除此之外，第二種辦法，就是煽動民粹，民眾與政治權力聯手，壓制以財閥為代表的資本權力，然後將其大幅拆解。

這個也不是做不到。但如果這樣做，意味著韓國企業將喪失規模化優勢；而在重工、電子科技這些資金、技術高度密集的行業，支離破碎的小型企業，是無法跟大型外國同業競爭的。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韓國如果在海外市場失勢，就算狠下心關起門來搞貿易保護，如此狹小的市場，也根本無法支撐起現有的二流發達國家地位。

綜上所述，儘管財閥綁架了韓國政治，綁架了韓國社會，綁架了韓國國民，但現實決定了，韓國人依然不能擺脫財閥的控制。也許，他們可以齊心協力，對財閥集團中的某一個人施以懲罰（比如李在鎔），但對財閥這個整體，對財閥這個扭曲的機制，不管他們多麼憎恨，但終究不能從根本上將其剷除。

這就是小馬拉大車的附帶品，這就是作為三流地緣小國的韓國，要想維持自己二流發達國家和准中等強國地位，所必須承受的代價！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財閥政治整體上不可能取消。但只要民眾與政治權力攜手逼宮形成聲勢，那麼財閥們為保證自己的整體利益，也不排除將團伙中的某一個，或者某一家拋出來，以他的犧牲，換取大家的平安。而現在，三星太子李在鎔，就面臨著這樣的風險。那麼，面對近在眼前的圍剿追殺，李在鎔還有什麼底牌？他還能不能翻盤？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雲石君下一節繼續解讀。

本文為雲石海外風雲系列之1709章節——韓國財閥之第一節。對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感興趣的讀者，可訂閱微信公眾號：雲石，收看雲石全部原創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