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的士大夫階層對於黃巾起義是什麼態度?
今天看陳啟雲先生的書,他認為黃巾起義剛開始的時候漢代的士大夫抱有同情的態度。真的是這樣的嗎?
題主你說的書是陳啟雲的《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對吧?我沒看過,拿著關鍵詞百度了相關的內容看了一下,我是不贊同陳啟雲(後稱:陳教授)的觀點的。他的文字,我一段段來分析。
首先要提出的是,當時士大夫對黃巾太平道是相當同情的:
「楊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合或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後漢書》卷五十四《楊賜傳》)
這段史料出自《楊賜傳》。
按范書《靈帝紀》,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張角起兵;三月,朝廷大赦天下黨人,唯獨不赦免張角;四月,太尉楊賜免職。范書《靈帝紀》: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巨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方,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三月)壬子(7日),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
楊賜與劉陶商議的時間應該是三月事(四月離職之前),主題內容是如何快速平定黃巾之亂。
內容包括幾個方面:1.如果各地州郡政府追捕太平道教徒太急切,會造成社會恐慌,可能會促使更多的太平道教徒會參加黃巾軍。2.建議應該讓州郡政府檢查「在本地生活的外地人(流人)」,安排他們返回家鄉,以此削弱黃巾軍。3.張角這種唯獨不赦免的自然不必說,楊賜仍然是要「誅其渠帥」的。我不知道陳教授是如何解讀出楊賜同情黃巾軍的,如果一個謀士對將軍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盡量減少己方損失的策略,是不是等於同情敵人?所以,陳教授對這一段史料的解讀是牽強附會的。
「劉陶……拜侍御史……上疏言之,曰『聖人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後漢書》卷五十七《劉陶傳》)。
當時州郡官吏知道張角的活動,但代為隱諱,不肯公文鎮壓或報告朝廷。靈帝光和六年(183):「初巨鹿張角,奉事黃老……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州郡認為張角的活動是良好的,故意為之隱諱。身為司徒的楊賜亦主張只誅張角而不捕討其黨徒。
這段《劉陶傳》的文字,按照後文的「明年」反推,可知是光和六年(183年),也就是黃巾之亂起事前一年。
陳教授在引用此文時用了不合適的省略號,因此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在「州郡忌諱」前面省略的部分內容是:四方私言,雲(張)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所以,前後文結合來看,劉陶是說「張角等人偷偷潛入雒陽,窺探朝廷。」這種大逆不道的事,州郡政府對此「忌諱,不欲聞之」,只是互相通氣(但更相告語),卻不願向朝廷彙報(莫肯公文)。這明明是劉陶抨擊地方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風,我不知道如何能解讀出「同情」二字。再多說一句,省略的內容中還提到楊賜在司徒離職前(約181年事)也提出要「切敕州郡,護送流民」,可見楊賜對「太平道在傳播時產生了大量的流民,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非常重視,希望地方政府有所舉措,可惜都沒能實施。
陳教授對此忽視、省略,只挑溫和的字眼來往自己的觀點上靠攏,這態度就有問題了。黃巾起義以後,士大夫仍表示同情,如:
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之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書,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漢書》卷七十八《宦官張讓傳》)。向栩……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恆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後特徵,到,拜趙相。……更乘鮮車,御良馬……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後漢書》卷八十一《獨行列傳》)。張鈞和向栩都是在朝廷任職的士大夫,都反對宦官而同情黃巾。
張鈞和向栩是在楊賜被免職的四月,被誅殺的。罪名是「坐言宦者」。
范書《靈帝紀》:(中平元年四月),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宦者,下獄死。
張鈞的奏章明明白白,是說宦官子弟佔據地方政府,欺壓百姓,百姓無處伸冤,就參加了太平道。只要殺了十常侍,黃巾軍就會解散。
其實很容易看出來:張鈞的說辭牽強附會,根本動機還是想把黃巾之亂的責任嫁禍給宦官,但是靈帝對宦官是親近有加,又怎麼會上張鈞鉤呢?結果,張鈞反被宦官污衊成太平道教徒,入獄殺害。
我們理解了張鈞寫此奏章的動機,陳教授「同情」二字又很難貼切了。當然,從字面上,還是可以解讀成「同情某些被宦官子弟欺壓而加入太平道的百姓」吧。至於向栩。這個「孝經退敵」的書獃子,我不知道陳教授舉向栩的例子幹嘛,向栩除了給史書上增加笑料之外,哪有同情黃巾軍的痕迹?難道是同情他們沒有讀過書嗎?宦官中也有反對宦官而同情受黨錮之害的士大夫和起義的黃巾的:
呂強……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強……遂自殺。(《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呂強傳》)
中常侍呂強是靈帝所親近的宦官之一,為人也正直。
陳教授這段引文只有呂強提出「大赦黨人」的記載(只有黨人內容,連百姓內容都沒有,更沒有黃巾了),說同情黨人,我能理解。「同情黃巾」?哪呢哪呢?張鈞、向栩都被朝廷懷疑與黃巾同心,據《後漢書》說,是宦官的誣陷。但《後漢書》作者是有偏見的,如前述黨人的組合,《後漢書》偏重袁紹,《三國志》則偏重曹操,二書各有偏見。《後漢書》中,士大夫因反對宦官而獲罪的,大都說是宦官誣告,未必儘是確實。
陳教授這段話的意思是:張鈞和向栩可能真的是太平道教徒。
我覺得黑爆了!能有這種想法,還不如花點時間從史書中找一兩個真實參與黃巾軍的士大夫啊!陳教授找不到,於是就推說范曄(《後漢書》作者)有偏見,強行腦補真實情況是:宦官張讓、侍御史都是秉公執法辦案,張鈞、向栩是太平道教徒,死得其所。——陳教授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胡亂猜測,這樣真的好嗎?這樣是治史的正確態度嗎?士大夫中,可能有真正同情和連結黃巾黨的,而《後漢書》為之隱諱。一個明顯的例證是襄楷。《後漢書》本傳說他:
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延熹九年(166)上疏極力抨擊宦官並稱揚宮崇所獻《于吉神書》(「後張角頗有其書」)。楷因此為宦者誣陷。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及靈帝即位(168),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188)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於家。(《後漢書》卷三十下《襄楷傳》) 但根據《三國志》卷一與《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下所引司馬彪《九州春秋》,在中平二年(185),即黃巾起事之次年左右,襄楷曾聯合當時冀州刺史陳逸(黨錮士大夫領袖陳蕃之子),組織亡命,以抵抗黃巾為名,起兵反對朝廷宦官。此事《後漢書》完全不提,似屬隱諱。
最後陳教授搬出襄楷這個一輩子只坐過牢,沒做官的術士。
當時天下的術士很多,進了朝廷做官的還有董扶,陳教授之所以搬出襄楷,一是因為襄楷吹捧過《太平清領書》(後來張角拿來用於傳教),二是襄楷參與過一場針對靈帝的未遂政變。因為沒有確切文字,陳教授又推說是「《後漢書》為之隱諱」,這鍋又讓范曄給背了。
另外,最後一段文字bug太多,也足以反映出陳教授的治史水平。一,對時間記載錯誤。襄楷與陳逸謀反事按陳志《武帝紀》是寫在中平五年(188年),再細說,司馬光《資治通鑒》是放在本年五至六月間。陳教授卻寫成了「在中平二年(185年),即黃巾起事之次年左右」。二,人物身份錯誤。陳逸身份未明確,按《陳蕃傳》可推為「魯相」,時任冀州刺史是王芬。陳教授寫成了"冀州刺史陳逸"。三,事件內容錯誤。王芬的說辭是抵抗黑山軍,陳寫成了「以抵抗黃巾為名」。以下是史料:
陳志《武帝紀》裴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
說到這裡,我能說是陳教授的閱讀能力差,還是故意把黑山改成黃巾來迎合自己的觀點嗎?
退一步說,若要讓我來循著這個話題去強行解釋「士大夫和黃巾軍有勾結」,我就會搬出袁閎和鄭玄的例子啊!題主可以感受一下:范書《袁閎傳》:(袁閎)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184年),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卿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
范書《鄭玄傳》:建安元年(196年),(鄭玄)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我要說:因為袁閎和鄭玄和黃巾軍有勾結,所以雙方達成互不侵犯的和平協議。
看看,豈不是比陳教授用斷章取義(刪張角謀逆字),甩鍋(范曄背鍋),胡說八道(黑山改黃巾)的方法更漂亮許多?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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