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店」才是對抗專制的武器嗎？

01-14

今天聽了一場白教授的演講，很有感觸。按照老師的說法，當初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都沒有達到好的效果。為了推翻封建專制的運動，打倒了儒學，但實際上反而加劇了專制。因為在歷史上，真正制衡皇帝權力的恰恰是儒學和學習儒學的士大夫們。大家怎麼看呢

自宋以降，元是異族征服王朝，就是靠暴力鎮壓，所以專制。朱明清掃胡腥，但很遺憾，由於蒙元的野蠻，導致明太基本沒有什麼文化熏陶，視野狹隘，小家子氣十足：早就被證明了行不通的封建，他倒好，跟個大家長似得，排排座分果果；廢丞相，直管六部；特務統治；騸割儒學，推行八股；大殺功臣就更不用說了。反正就是一切為了朱家的江山永固，可以說朱明的專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能說，因為還有一個清承明制+異族征服的更蠻橫專制的滿清。

所以這位白教授所說的，早在宋亡以後就沒啦，所謂的儒學對皇權的制衡，是建立在天命道統的基礎上的，儒家以夫子為素王，是以其代表了中華的天命、斯文之道的道統，是儒學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所以可以站在至善的道德制高點對王權進行批判，對其行動的正當性（是行為的正當性、政策的正當性，而不是王權的正當性）進行批判。所謂的可以制衡皇權不過是王權需要在由士大夫所構成的精英群體中獲得正當性支持而做成的妥協罷了，並不存在如西方那般的制度性分權機制。

丞相，丞是副的意思，相也是副的意思，那丞相其實就是副手的意思，誰的副手？當然是皇帝了！所以丞相其實就是副皇帝掌行政權，太尉掌兵權，御史大夫掌監督複核之權，這是中國式的分權。但有個問題，一方面副皇帝權太大，另一方面丞相都是歷練出來的，開國太祖當然壓得住，後世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子孫可壓不住啊，咋辦？！只能削權+派身邊親信去摯肘，所以唐的丞相就成了三省六部，部長是尚書，原來皇帝身邊的秘書。尚書又坐大了，朱明搞個內閣派了幾個5品的大學士去管尚書，大學士還是皇帝身邊的秘書，還搞了一堆的太監去監軍、提督廠務、批紅。內閣又坐大，滿清再搞個軍機處，派了自己的奴才去管。說來說去都一樣，沒有過什麼分權，不過是因為咱們中國太大，再專制的皇帝也管不過來，只好派身邊的人去搞個信託管理，可過了幾代，這個信任就沒了，只好再派。所以，不存在所謂的對皇權的制衡，只是管理鏈條太長不得不進行的授權委託

，最貼切的說法是基於共同利益的政治共同體的內部調節。

所謂分權是皇權對不受信任的由對士大夫所組成的外朝進行分權。相權太大，一分為三；行政權太大，再一分為三（中書決策、門下批駁、尚書執行）；還是太大，再分，財權也獨立出來（宋代的三司），擔心地方坐大，給他搞四個頭頭，有點啥都由轉運使拉走；還是擔心啊，乾脆吧中央的丞相直接派到地方直管（行省），地方搞幾個平級的省長（潘司、臬司、都司）、在省長上面搞個書記（巡撫，掛兵部侍郎、御史台副都御使銜）、還擔心，那再加一層總督掛兵部尚書都御使銜，好嘛，這地方的頭頭都不是幹活的行政首長，而是負責監督+武力鎮壓的。

所以，即便是教授，也要先好好讀讀歷史，錢穆錢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已經把上述問題講的非常清楚了。所謂的士大夫對皇權的制衡只是沒好好讀歷史的幻覺。

夫子創立儒學的時代是春秋，列國並起，可以用腳投票，所以當時並不存在專制的問題，起碼在整個貴族階級是共享治權的，夫子反而認為就是因為沒有一個中心的權威，自行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訴諸刀槍才是亂世根源。因此夫子才會提倡禮治，希望能重建秩序。但夫子一是沒想到，秦會以郡縣制代替封建制度，從根本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框架：貴族統治基本就無法維持了；二是大一統還給他的儒家來個獨尊，以夫子的經驗，他應該是不可能理解怎麼打垮了貴族之後大一統的皇權會如此之強大，可以為所欲為。所以儒家從一開始就沒考慮好如何玩分權制衡的政治。西方的分權制衡是制度性的，其依靠的是信念，這個信念是法律至高無上、是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以此形成國民共識，然後推導出民主憲政，所以西方的民主憲政是穩定的，是可靠的，而直接將之舶來的印、菲之流都不是很穩固就是因為沒有這個原生的精神內核，而是只進行了外在的制度建設，還需要慢慢去打造這個精神內核。

傳統的儒學對抗不了專制，因為他就沒這個機會來深入的考慮這個問題。中國的問題在於，大一統之後扼殺了自由思考的空間，這不是儒學的問題，但儒學過於實用、強調經世濟民的傾向也確實阻止了志士仁人們對無用之學的探索，有歷史的廣度而無歷史的深刻。

儒學是個很籠統的概念。

從發展源流上說，最初的孔子、孟子、荀子，到後世的董仲舒、孔穎達、張子厚、程氏兄弟、朱熹，每個人都在「仁義禮理」的範疇里，給出了各自符合時代的解讀，你要說用儒學來對抗專制，少不得要好好辨析一番，究竟是誰的儒學才能起到這樣的效果。

是孔子嗎？他老人家常常為尊者諱，講究春秋筆法，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固然臣子可以盡本分勸諫君主，但采不採納，主動權還是在君父的手裡；

是孟子嗎？他老人家倒是講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是請注意，那個時代的「民」，不是所有的老百姓，而是指的國民，類似於古希臘的民主，沒有奴隸的人權。如果你引申說，我們現在還是用這句話，要表達老百姓最重要，對不起，這難道不是已經受了西學影響嗎？

是荀子嗎？他老人家能不能稱之為儒家，甚至都有爭論，很多人甚至偏向於將其列為法家，作為培養出李斯和韓非這樣的人才的人，他本身毫無疑問有著威權的一面；

至於後世的那些儒學代表，自董仲舒起，已然變味，他們汲汲營營的，或許有積極的一面，但更多的，還是貨與帝王家，為維護帝王統治鼓吹。

白教授我不認識，也不知道他的理論如何。但要說推翻封建專制靠儒學，這是不對的，因為我國古代的封建，本質就與現代意義上所謂的封建不同，柳宗元便寫過《封建論》，那才是漢語封建的本意。

而古代帝王所謂受到大臣們的掣肘，其功勞也不在儒學，而在於權力機關的分散，如典型的三省六部制，幾乎可謂古代分權制度的典範。李斯的時候，宰相的權力何其之大？可隨著歷代王權與相權的鬥爭，最終是誰勝利了？在清朝，軍機大臣都快成皇帝家的狗了，能指望不專制？

最後一步來說，即便大臣們分權，可是，專制的概念並不等同於獨裁，我們古代的皇帝或許不算真正的獨裁者，但我們古代的政府絕對是專制的政府。這是靠儒學沒法改變的，如果還是抱殘守缺，覺得儒家可以當做萬世不變的靈丹妙藥，其結局只有再次覆亡。我們不否認儒家積極入世的一面，也不否認儒者有風骨的一面，可靠這樣「外王內聖」，近乎道德完人的要求來防止專制，實在太冒險太冒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