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法」和「兩稅法」是否造成了唐朝戶數的大量減少？
這個問題，可作為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980184，「安史之亂造成超過三千三百萬人死亡的說法，是否可信？」問題的延伸。
「安史之亂」作為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人口戶數大量減少（至一百年後仍未增加），究竟是因為戰亂導致（死亡三千萬人以上）？還是因為稅法的改變，造成戶數的變化？
首先涉及一些人口制度史的東西
1，中國古代官方和准官方所統計的人口其實是政府能控制的納稅單位，而不是真實的人口數，中國古代有很多不被統計的人口，比如隋朝早期的軍戶並不統計，唐朝的很多軍戶也不在戶口統計之列，還有南方古代被稱為蛋民等等不在納稅範圍內的人口，以及無法統計的隱匿，逃戶和流民。2，中國古代人口統計數字並不準確，只有在政府控制力全盛時期才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人口統計，在隋唐時期，隋朝的人口統計是最得力，得益於政府大力推行的「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這樣的集中統計。而唐代開始大多人口統計數字來源於「手實」，手實是更多的是一種自查制度，就是百姓自己申報人口，然後一級一級上報這樣的制度，這個制度建立在前人的統計數字基礎上進行少量更改，在社會平穩時尚可得出較為客觀的數字，出現大規模人口變動就沒辦法了。
唐朝安史之亂前天寶十四年（755年）的統計數字學界比較承認的是890萬戶 5300萬口 這個數字來源主要有《通典.州郡典》，兩《唐書.地理志》 《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經過與敦煌文書的對比論證，可以說比較精確的。
安史之亂後乾元三年（760年）人口數字據《通典》為193萬戶 1600萬餘口 這恐怕是損失3500萬人數字的來源，但是當時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州沒有申報戶口，其中七十一個州終唐一代再沒有人口申報數據，而且四年後的統計數字戶數就凈增了百萬戶（奇怪的是人口卻沒增加） 這可以看出，當時人口統計數字的銳減，雖然很大程度上是戰亂造成的人口下降，但是政府控制力下降，人口統計數字不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3500萬這個數字應該不是定論。至於稅制對人口的影響，在唐時期並不能說稅制影響了人口統計，恐怕要反過來才對。
唐朝從租庸調製向兩稅法的過度，就其原因來說，是因為政府對人口和土地的控制力減弱而不得不實行的權益之法。唐朝的「手實「統計人口法，在經過長時間的土地和人口流動後，自然會出現上報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差越來越遠的狀況，而唐朝中後期又沒有可能花費大量精力重新統計人口，再加上經過這麼長時間，地方的納稅體系什麼的早就成為一團漿糊，也不可能重新統計。政府控制的人口少，就收不上錢，所以就要想辦法來收錢。對於統治者來說，相對於直接到單個人的」丁「口 ，戶和土地還是比較容易調查和控制的，這就是兩稅法的核心。這種情況在中國傳統帝制時代不是孤例，很多朝代都是這樣，在初期全盛的時候能夠有足夠的實力控制全國的人口和土地，就制定一個看似完美的戶籍納稅制度，力求把所有人都掌握在手心裡，但是越完美的制度離現實越遠，到了朝代中後期人口和土地都難以控制的情況下，就會生出各種權益之法，只求在自己能控制的範圍內儘可能收上錢來就行了。唐代的兩稅法，明代的一條鞭，都是這樣。
========================================================= 另 補充幾本書 凍國棟 《中國人口史》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 這是近幾年中國人口史中較為全面的通史性著作 數據統計和史料都很豐富 想了解中國人口史整體情況的不妨一看梁方仲先生的《中國歷代人口、田地、田賦統計》 這算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奠基之作了 即使是現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思路還多受梁先生影響
兩稅法其實沒有描述的那麼好，安史之亂以後租用調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央控制力低下及事實的地方割據），兩稅法一樣也解決不了。
兩稅法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開了不好的頭。均田制下，女子也會被授田（要承擔租、調）。而兩稅法之後，女子就喪失了擁有授田的權力，女性的經濟地位也永遠失去了（帝制時期）。主要還是中央控制能力低下是戶數統計偏小的主因。實際上，這兩個問題之間並沒有什麼密切的聯繫。兩稅法實行是在公元780年，也就是說安史之亂已經結束了一段時間，而且在兩稅法實行之前，唐朝的統計戶數曾經有所回升。
戶數作為中國古代政權納稅的基礎單位，不僅僅是政權人口的統計標誌之一，也是政權控制範圍的標誌。安史之亂之後藩鎮割據愈發嚴重，783年奉天之亂後，唐中央政權默許了各地節度使的割據態勢，戶口統計的範圍也大大縮小，這也導致了後期人口數量的減少。這些人口的變化和稅法改革關係不大。
另外補充一點，安史之亂時，吐蕃等游牧民族趁機侵佔了周邊地區，這也為唐朝人口「減少三千萬」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二者主要是收稅方式的不同：」租庸調「規定以人口數量為本；」兩稅法「轉向以土地面積為主。導致這個轉變發生的原因是：人口增長。租庸調說「丁男十八歲以上，授田百畝」，可見當時土地並不緊缺，緊缺的是人口，不然怎麼會「授田百畝」？租庸調的意思就是，給一個勞動力n多耕地，做不做隨你，反正你這個人要給我交稅。為了多收稅，政府會鼓勵人多耕地。「租庸調」強調的是人，人是稅收的基礎。
而經過唐朝初期的盛世發展，人口迅速增長，而耕地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速。因此，人變得廉價，土地變得寶貴。這個時候，政府只要抓住土地，稅收就有了保障。誰來耕地不重要，反正人多。兩稅法強調的是土地，土地是稅收的基礎。
以上論點來自趙岡。說明以上，是為了導出這個論點：當人口的多寡變得無所謂的時候，唐朝政府也就沒有動力去做正確的人口統計，只有動力去做正確的可耕地面積統計。一切都是為了稅收。不僅安史之亂後的唐朝政府沒有統計人口的動力（能力？），此後的所有王朝的人口統計都不可靠。反而土地面積的統計越來越靠譜。可見，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成本問題：知道人口數據對政府沒用處，幹嘛費那麼大勁去做呢？ 接著，唐朝由盛轉衰，原因不是人口減少和戰亂，而是唐朝政府並沒有徹底轉向以土地面積為本的稅收制度，並執行好這個稅收制度。 綜合以上，史之亂造成超過三千三百萬人死亡的說法不可信。兩稅法並沒有明顯改善唐政府經濟狀況唐德宗李適曾在一個叫辛店的地方打獵時，來到農民趙光奇的家中，李適問：「百姓們生活的高興嗎？」趙光奇回答說：「不高興。」李適說：「今年莊稼獲得了豐收，你們為什麼不高興呢？」趙光奇回答道：「國家的詔令不守信用。前邊說的是除兩稅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現在除了兩稅之外的各種強迫收費比兩稅還要多很多。後來又說這是和糴，實際上是對百姓巧取強奪，而且還不給百姓們錢。開始時說收百姓的糧食由官府到百姓家中收取，現在卻強迫百姓們把糧食送到幾百里外的京西行營。由於路途遙遠，很多人家干農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車也壞了，導致家庭破產，難以維繫。人們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麼可高興的呢！國家每次發布的優恤百姓的政策，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聖上深居在防衛森嚴的皇宮裡，哪裡會知道這些呢！」
「安史之亂」作為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人口戶數大量減少（至一百年後仍未增加），究竟是因為戰亂導致（死亡三千萬人以上）？還是因為稅法的改變，造成戶數的變化？
這個問題要區分為兩個子問題：安史之亂人口戶數大量減少的原因是什麼？戶數的減少和賦役有何關係？下面分別論述。
一、安史之亂人口戶數大量減少的原因是什麼？
問題中所謂「死亡三千萬人以上」，可查考的史籍原文有四處：《通典》卷七、《新唐書》食貨志、冊府元龜》卷四八六、《唐會要》卷八四。其中，以《通典》成書最早，所記最詳，其他三處很有可能是對《通典》的引用。原文記錄了安史之亂前一年，玄宗天寶十四年（唐戶口峰值年）與安史之亂後期，肅宗乾元三年（唐戶口最低年）的戶口統計結果對比。
摘抄其原文如下：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國家之極盛也。按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一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曆中，唯有百三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從原文中至少可以獲得以下幾個信息：
1.「管戶」與「管口」不代表當時真實的全國人口數目，而只是官方統計的在籍戶口數。
杜佑在文中說得很清楚，「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導致了在籍戶口數少於實際戶口數。大量依附於大土地（莊園）所有者的佃農、僱農或農奴不在戶籍之內，從建中初年黜陟使對人口搜括的結果可以看出，至少有180萬土戶、130萬客戶是之前隱漏的。
2.乾元三年比天寶十四年的戶口統計大幅下降。
根據原文記載，天寶十四年總戶數8,914,790，總口數52,919,390，乾元三年總戶數1,933,134，總口數16,990,386，損失戶數5,982,584，損失口數35,928,723。實數與差額對不上，實際以差額較為準確（論述詳見周宏偉《唐肅宗乾元三年戶數辯證》），推測的乾元三年總戶數為2,932,125，總口數16,980,576。
另外，從戶口數對比的情況可以看出，乾元三年統計的戶均口數略少於天寶十四年。3.乾元三年的統計範圍只包括169個州。
根據《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天寶初的州（當時改稱為郡府）數為328個。乾元三年因為安史之亂尚未結束，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有限，實際統計範圍只及天寶十四年的一半。天寶十四年統計的州府內，有一半左右在乾元三年沒有上報。
按《通典》所載，結合當時歷史背景，可以推斷乾元三年比天寶十四年在籍戶口數減少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對戶口變化影響的重要程度依次遞減：
1.統計範圍的縮小。河南、河北、隴右、劍南、關內等戶口較多的諸道州府很可能沒有上報戶籍。
不同於大多數人的直覺，個人認為這個才是兩次戶口統計數差別的最重要原因。
安史之亂中，邊境各節度由藩鎮控制，河南、河北、關內道是主戰場；西北地區由於吐蕃的入侵，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為吐蕃所佔；南詔西連吐蕃稱帝自立，劍南諸州也無法控制（《舊唐書》吐蕃傳）。隴右、劍南道大部分州府實際無法統計戶口。（事實上，乾元年間戰事吃緊，中央缺錢，統計戶口的目的也是為了通過徵收租庸調以給肅宗賞賜大臣與用兵提供財源，這一點從後來徵收青苗錢和鑄乾元重寶與重輪乾元錢斂財可以證明。）
在這裡可以大膽推斷，當時戶口數處於全國前列的河南、河北道很可能沒有上報戶籍，這個從戶均口數的對比可以作為旁證：天寶十四年河南道與河北道戶均口數（6.05口/戶與6.87口/戶）明顯高於全國均值（5.93口/戶），而乾元三年統計戶均口數（5.79口/戶）比開元十四年下降（根據黃勝璋《唐代的戶口與變遷》提供的數據計算），有可能是因為去掉了這兩道的原因。依上述，天下十道中，乾元三年能夠為中央政府有效控制，提供戶籍統計記錄和賦稅的，只有江南、河東、山南、淮南、嶺南、關內幾道部分地區。這個與《通典》中記載的乾元三年見到帳只包括169個州也是符合的。2.因戰亂導致的遷徙與逃戶
根據《元和郡縣圖志》的戶口統計，安史之亂後的一段時間北方戶口數減少，江南戶口增加，很可能因為戰亂導致了人口的逃徙。
附費省先生在《論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天寶與元和年間人口分布圖的對比，可以很明顯看出人口由北向南的遷徙趨勢。
3.農民的脫籍與大土地所有者對佃農與僱農戶口的隱匿
大量逃戶遷徙到其他地區（如南方）成為所謂「客戶」後，不會依照均田法令向國家受田，而是大多數依附在當地大土地所有者的莊園上成為佃農或僱農。為了避免國家重新括戶，導致自己莊園上的勞動力流失，大土地所有者會隱匿對這些逃戶的上報。為了逃避苛捐雜稅與徭役，本地農民（「土戶」）自己也願意脫籍成為逃戶。這可能也是導致戶口統計下降的重要原因。
4.直接因為戰爭與饑荒導致的人口下降
作為安史之亂主戰場的河北、河南、關內地區戰況慘烈，肅宗至德三年與乾元二年又爆發過兩次嚴重饑荒，直接導致人口死亡，是戶口下降的真實部分。這個因素給人民實際帶來深重的災難，但是在乾元三年與天寶十四年的戶口統計差額中，實際佔比相對較小。
二、戶數的減少和賦役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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