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蔣時期台灣白色恐怖是怎麼的一種體驗？

01-14

分享一些我父親的經歷：

父親家鄉在基隆（台灣北部最大港口），他曾經說過直到1990年代初都可以聽到執行死刑的槍聲。
父親于海事學校畢業後曾在船上工作（二管輪），只因船停靠外國港口時曾和中國大陸籍船員打聲招呼，之後返台服兵役時被政治作戰官懷疑是間諜，準備軍法審判。不過因為父親那時在某空軍基地的塔台服役，沒有他做航管可能會摔飛機（一台好幾億？），在多名長官擔保下才沒事。
同樣是父親服役的經驗，有次他在機場塔台值夜班，突然感覺臉怎麼冰冰的，好像被某種金屬拍到，一轉頭髮現一位穿著大衣的高大男子拿著烏茲衝鋒槍指著他，並且對他說：「等一下降落的是蔣經國總統的專機，不準通報，不要輕舉妄動。（可能安全問題不想讓太多人知道行蹤？）」，之後馬上一台飛機快速降落並有車隊迅速離開機場。後來我父親問樓下的哨兵為啥不先通報，都嚇到快尿褲子了，那位哨兵哭著臉說：「他說我一動就要斃了我Ｑ＿Ｑ」

謝邀。非相關專家，試答。可能找台灣人來體驗更多吧。

前期反共為主。特別是49年到朝鮮戰爭結束前，大規模的清洗地方共產黨和我黨諜報人員。當時國民黨從大陸過去後，人心惶惶，都認為共產黨隨時會打過去，而且國民黨肯定守不住。當地的中共台灣黨委的許多機構和個人也等於半公開活動。另外，解放戰爭時期，也有大量共產黨部隊換了國民黨服裝混入國軍隊伍，等待共軍收台時相應。到了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出面支持蔣介石，並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使得中共無法武力收台。由此，國民黨得到喘息機會，就開始大規模清黨和清共。比較著名的兩個案子：一是吳石案，表現出國民黨對於我黨情報人員的鎮壓；另一個是蔡孝乾案。蔡是當時中共台灣省委工委書記，被捕後叛變，導致中共在台灣地下組織基本被鎮壓，也直接導致吳石被捕。

53年之後，就是內部控制為主，但是反共防特也比較重要。這並不是說53年沒有，只是說隨著時間推移，共產黨的威脅下降，提升了地方控制的重要性。由於二二八的後遺症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培植的勢力，國民黨不得不對社會採取強力控制的手段才能穩定局面。國民黨從50年代開始就進行地方自治選舉，那麼也就需要通過某些手段保證國民黨能夠通過選舉，選上自己想要的人。還有，國民黨內外部也出現了不少反對蔣氏父子的力量，比如說黨內的吳國楨、雷震，黨外的美麗島系，還有一些從黨內轉到黨外的，比如說許信良，甚至江南（劉宜良）也能算進去吧。國民黨也要控制和壓縮這一部分力量。

另外一點，國民黨的體系中，直到今天，情報和治安（警察）是在一起的（台灣稱情治系統）。大陸的體系中，兩塊最初在一起的，但是隨著時間發展，情報和治安分家，現在基本上應該是獨立的體系了。情治結合，很多事情就說不清楚了，在手段上也會更偏重更加暴力的方式。

謝邀，學識所限，無法詳盡描述，因此摘一段關於國民黨前總統侯選人洪秀柱父親的故事在這裡吧！

一

洪秀柱的父親洪子瑜在大陸時任職於專賣局，1946年到台灣後擔任台糖月眉糖廠副廠長，1947年「228事件」後，他因為對時局好發議論而遭到逮捕，被送至綠島「感化」3年3個月。返家後一直找不到正職工作，家計都由洪秀柱的母親一肩扛起。
洪秀柱透露，父親後半生始終落寞、有志難伸，卻不曾在子女心中埋下仇恨種子，反而在過世前半年寫下回憶錄，提醒子女「將來有機會服務公職時，必須盡忠職守，認真負責，合則留，不合則去，切勿戀棧。」
洪秀柱清廉自重的處世原則，深受父親的身教言教影響，而她選擇從政，也是為了帶給父親「寬慰」與驕傲。

二

爭取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今天說出鮮為人知的辛酸家世，她說，父親因白色恐怖坐牢3年多，母親為支撐家計當女工，是一個因超時工作而數度昏厥的女工。
她說，當時一家四散，孩子紛紛送養。父親出獄後，40年沒有正式工作，晚年在立法院替老委員代筆質詢稿，換取微薄津貼以謀求溫飽，終生鬱鬱不得志，至其臨終，冤獄都未平反。

以上

依據《戒嚴法》規定：「在宣布戒嚴期間」，政府為便利戰時管理而在國共內戰期間執行，人民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權利被限縮，即所謂黨禁、報禁、海禁、出口旅遊禁等，在此段時期言論自由受到普遍限制。政府用相關法令條文對政治上持異議人士進行逮捕、軍法審判、關押或處決。台灣常有人突然失蹤，不時傳出冤獄，俗稱「白色恐怖」。

在戒嚴的幾十年里，台灣的民眾習慣於一種說法——「亂世用重典」，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嚴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政府」會說「這個戒嚴是對付敵人的，不是對付同胞的」「就像金屬探測器只會對金屬起反應，桃木劍只會讓妖精頭痛一樣，如果不是敵人，戒嚴令就影響不了他」。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沒什麼錯，而且其實，幾十年來，一般百姓的日子該怎麼過就怎麼過，照理說，戒嚴令應該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所以，在這幾十年間，台灣的政治基本是穩定的（因為也沒人敢自找麻煩），社會經濟發展歸發展，現在看來卻是一種很畸形的發展。在長期的「戒嚴令」統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覺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賺錢，賺了錢又可以過上好日子，吃喝玩樂。在這種情況下，大腦活動好像都停止了一樣。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思想活動啦！因為大家都很習慣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間的思想活動一脫離官方思想的標準，就會被指說「有偏差」「不穩定」之類的。被有關部門請去「配合調查」，簡直就是吃不完兜著走。這個能不能做，那個能不能想，在說話和行動之前都要在心裡先自我審查一番，就好像「警總」在心中也有一個分部一樣。

戒嚴時期，「警總」蟹行，任何行動言論都可以在「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監管，那是一個話不能亂說，字不能亂寫，歌不能亂唱，舞不能亂跳；甚至頭髮也不能留長，報禁、黨禁，樣樣都禁，充滿禁忌的年代。

節選自《我們台灣這些年2》，江蘇人民出版社

這種經歷李敖的書里多的是。

比如，費翔的媽媽當年被釋放以後，如果進屋子看到裡面的人在講話，就會以為是在算計她，她馬上就會說「不是我！」——白色恐怖是深入人們血液的。

李敖這些人與國民黨鬥爭的事迹就不多說了，但是要提到一點，國民黨迫害他其中一個理由是說他台獨。但是警備總部的特工審訊他以後都覺得奇怪，他一個外省人，不會講閩南話，也聽不懂閩南話，哪有這種台獨分子。到最後李敖的罪狀之一還是台獨，其理由是李敖幫助彭明敏出境。

白色恐怖時期一共29407個政治案件。

強烈推薦返校這個遊戲，做的很良心。玩過之後感覺很感動。

有個叫《返校》的遊戲，內容和這個有關，有點恐怖，但多數是懸疑，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steam上面有個遊戲叫返校你可以體驗一下。台灣戒嚴時恐怖氣息。

我母親的家族在高雄，尤其是日治時代是大家族，有自己的祠堂，閩南式的三合院，佔地不小。

但現在住在裡面的老人都一一過世，我也有幾十年沒進去過了。倒是一些喜歡拍老建築的年輕人愛去，離題了。

日治時代大家族子弟幾乎都會前往日本留學，在光復後這些人不少都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值得一提的是，聽老人說裡面有一批曾經去過大陸（上海、沿海地區等等），國民黨軍隊要開始鎮壓時，有去過大陸的知識份子都潛逃出境，留下的都是沒有去過的。

以上我說的這些都是受過日本教育的高知識份子，去過大陸的才會知道中國的人治以及人命多不值錢，留下來絕對十死不生。而沒去過大陸的還保留日本教育的法治精神，在日治時代後期，即使犯了叛亂罪，在證據不確鑿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也不能隨意處死人的。

於是留下來的，十之八九都成了受難者，包括我的舅公。

他其實也沒幹什麼，留日回來總會翻幾本日本雜誌，哼幾句＂演歌＂。

然後就被抓走了，判了數年的牢。我外婆回憶，當時火車還只有平快車，她們姊妹每個月都要搭一次火車從高雄到台北去探視他。

舅公沒有死在獄中，但那環境絕不是人呆的，出獄返家後沒多久就過世了。

後來他的兒子，我的表舅考法官就受了這事拖累，足足考了七年才考上，因為政治審查不過關。

再說一件我表姨的經驗，當時她就讀景美女中。

老蔣還活著時每年十月都要辦＂光輝十月＂的活動，就是慶祝老蔣生日啦！整個十月都搞得跟嘉年華似的，當時小蔣是救國團主任，推廣爬山健行活動，景美女中舉行自強活動，組織學生到新店快樂谷健行烤肉，其中一名女學生（姓董，名字我不說了）一去不回，父親報警學校卻百般推託，直到發現被姦殺的屍體才鬧上媒體，這已經是過了好幾個月的事情，而在半年前情人谷也曾發現一具女屍，事後追查都是同一名兇手林政昭所為。

後來有人分析，案件發生在＂光輝十月＂，還是難堪的姦殺命案，哪個不要命的敢去跟老蔣說這件事？警方和校方高層為了自己的仕途，吃案吃到壓不下去才＂重賞＂要民眾提供線索，才有破案的一天。

說句題外話，老蔣從大陸帶來的老兵除了軍隊還有兩個去處：警察和學校。所以早年的警察並無科學刑偵的觀念，犯人一進來，大鐵鎚電話簿拿來打一打就給你＂行為科學辦案＂了，後來演變成犯人自首都要由民代或是議員帶著，以免被刑求，這個傳統流傳至今。

對沒有自己想法的那些百姓沒有大的影響，但是對有識之士是乾淨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