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蘇聯改革失敗了（試與中國改革開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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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蘇聯改革（主要是七八十年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比較，為什麼蘇聯失敗了？我能想到的就是蘇聯的民族矛盾和國際環境都比中國惡劣，希望答主能全面分析一下中蘇兩國的區別。
如果能以現在的經驗修正七八十年代的歷史，蘇聯改革理論上怎樣做最好？最好的情形應該是怎樣的？能取得和中國比擬的經濟成就嗎？能保證緩慢但穩定的經濟發展嗎？能保證最基本的國家完整嗎？

很大程度上，因為蘇聯壓根兒就沒什麼「改革」。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能見到的，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各種「責令」、「嚴令」：

責令農工綜合委員會立即建立基於市場的自由議價的物資購銷方案；

責令部長會議機械製造局立刻分流力量，進行基本輕工製成品的研製工作；

責令部長會議燃料能源局對基礎能源再加工體系進行最可靠的調整；

嚴令部長會議社會發展局研究基金化的社會保險模式；

嚴令國家教育委員會研究並推行新的基於公開原則的非意識形態教育動員細則……

縱觀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史，只有兩件事：

一是改名，把幾乎所有機構與官職的名稱都改了一遍，尤其喜歡親自命名；

二是下令，平均每年下達35個以上各種「嚴令」與「責令」。

至於「嚴令」以後怎麼辦？抱歉，這個真沒有。

從植物學的角度講，只下令不執行的「改革」，真的不是改革。

戈地圖連頭豬都不如

我話就放這裡，如果放一頭豬當總書記，你現在還能看到蘇聯的存在。

為什麼？

豬做不了幹部絞肉機，花不了外匯，玩不壞經濟，搞不爛物流！

補一下

首先，戈地圖的改革說是改革，倒不如是胡鬧。

他就如同一個太監一般刻薄寡恩又膽小怕事，政治思維幼稚，但是陰謀權術卻是樣樣精通。

勳章建設幾十年，不惜用核彈的開路的工程，就因為個人喜好停了。

兩德合併，鐵娘子這個極端反共人士都直接要求戈地圖出兵。

法國總統直接籌了150億美元就準備給戈地圖送過去，核心思想就一個只要德國不合併，你要啥我們都給。

然後呢？

不敢出兵！

這還不是最絕的，作為幹部絞肉機，他用反對改革的名義清洗整個邪惡帝國有腦子的人。剩下的應聲蟲根本不敢反對他的改革。

切諾貝利事件更是源於地方於中央的不信任，戈地圖用烏克蘭人民為他愚蠢的行為買單。

而他更是用禁酒令摧毀蘇聯的回收貨幣殺手鐧，對於不許漲物價，只許漲工資的蘇聯，用麵包喂牛更划算的蘇聯來說以為是災難。

這傻逼還把外貿部砍了，讓企業直接找西方國家談生意。然後，讓一群啥都不懂的小綿羊送到資本家的嘴裡，結局不用多說。

砍掉計劃經濟委員會更是一絕，沒有這玩意邪惡帝國無法協調各個產業，為自己的崩潰更進一步。

而且一個大國的領導人，竟然能相信敵國的話。

把核彈全砍了，給美國說一看我好多，別敵視我了。

這他媽就好比常凱申把自己的軍隊全裁了，告訴日本我不想打仗，大家一起和平好不好？

這他不是傻逼是啥？

另外，蘇聯解體的根本，是他背叛了統治階級！

所有統治階級都想看他去死，而不是想著去拯救他。

具體。我會再細說

先放結論，地圖頭的破壞力最大，並且目的不純，地圖頭上台五年將之前五十年蘇共領導集體所設下的種種保險措施拆的一乾二淨

從幾個沒多少人論述過的方面來說吧

1.黨建類：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為了鞏固其在政治局的地位，假託「幹部年輕化」為名，大肆清洗高層，改變幹部政策，1985年3月到9月半年間就撤換了部長會議與蘇共中央二十多名部長以及十多位部級領導，將三十多名州委第一書記和上百名市區級領導人免職，並且無論其他只提拔贊同改革的「年輕幹部」，而恰恰是這一批年輕幹部中充斥著大量黨性不夠強，共產主義信念不堅定的投機分子，在後來蘇共瓦解、蘇聯解體時，起到了非常壞的作用。

中央如此，地方更甚，根據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從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之後僅僅兩個月，在「不換思想就換人」的核心原則下，烏克蘭中央更換了占黨組織總數五分之一以上的「保守派與反改革派」工作人員，還撤換了462個工業，建築業，運輸業，郵電企業的領導以及國營農場的場長，2.5萬名集體農莊和國有農場的生產隊長與班組長也遭到替換，這嚴重干擾了烏克蘭經濟戰略的實施運行。而幹部替換與提拔不按照黨章為依據，不以黨性為原則。造成烏克蘭黨組織整體對黨與改革的信心發生動搖。

而在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瀕臨破產後，為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黨內地位，戈爾巴喬夫開始讓渡政治權利給反對派，來共同對付黨內以利加喬夫和前夥伴雷日科夫為首的蘇聯「保守派」，而以此為目的掀起的從批判斯大林到批判列寧再到全方位否定蘇共與蘇維埃的風潮伴隨著1989年的首次負增長大範圍爆發。在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後，蘇聯已經完全處於混亂狀態：民族主義情緒沸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處於大規模內戰前夕，數百列火車滯留外高加索；在哈爾科夫，被地圖頭親自特許為合法的前非法組織「人民魯赫」公開宣稱其目的是建立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的烏克蘭國」，在莫斯科出現了大規模遊行，喊出的口號從「打倒利加喬夫」「打倒戈爾巴喬夫」到「解散共產黨」「恢復俄羅斯」不一而同。

而這時，處於從1987年開始掀起的對蘇共歷史，蘇聯歷史的全面歪曲與抹黑這個旋渦當中的蘇聯共產黨黨組織已經四分五裂，對斯大林的批判伴隨著「公開性」鋪天蓋地而來，對一些歷史問題的歪曲引起了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極大混亂。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帶來的只是災難與浩劫，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成為了人民心目中自由富足的天堂，整個社會思想意識被錯誤引導，是非完全顛倒。在當時，不僅僅是斯大林的個人形象被嚴重扭曲，他所領導的黨、社會主義蘇聯的形象也被嚴重損毀、社會主義價值觀被破壞，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信仰不斷下降，黨組織內部分裂嚴重，而直接表現則為基層組織的全面潰散、入黨人數的下跌與退黨人數的增長，1985年全聯盟境內共接納65萬預備黨員與60萬正式黨員，到1989年數字下跌為43萬與52萬。而退黨的數量由1985年的1萬人猛增到1990年的181萬人。到後期退黨由個別行為發展為整個工廠甚至整個市區的黨組織共同退黨，烏拉爾汽車製造廠1989年尚有黨員9072人，到1991年則只剩下1646人，俄羅斯聯邦科瑪共和國在一年內共有260名書記副書記退黨。到1990年，蘇聯全境五分之一的車間黨組織，一半的黨小組被禁止組織活動甚至被解散，90年8月在克梅洛夫州的尤爾金機械製造聯合企業中首先出現了驅逐黨組織的情況，隨後這股風潮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刮遍蘇聯各地。而這一切都是經過了戈爾巴喬夫的默許甚至鼓勵，整個黨組織已無任何士氣可言，到最後蘇聯解體時已經無力做出任何改變。

2.新聞類

有時間填第二部分

我就不信鬧的過………。

參考葉利欽炮打白宮，改革的成功與否，判斷的標準是多樣化的。

比如說有個評價標準叫：

十個「如果」與十個「警告」。

蘇聯改革是失敗了，但中國改革開放還。。。還在深化改革，遠遠談不上能夠蓋棺定論的時候。

蘇聯改革開放哪裡失敗了

改革者，消滅上層建築的社會主義殘餘，跑步進入資本主義，蘇聯連共產主義的牌子都不要了還不叫成功？

開放者，經濟領域徹底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沒看蘇聯把經互會這個平行市場都砸了嗎

至於蘇共下台蘇聯解體，那叫行政體制改革推動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

你一個還在深化改革的，就別笑話人家已經把改革進行到底的蘇聯是邪路了

蘇聯的既得利益集團太強大了，都等著把蘇聯分了呢

中國的，額，被打下去了……只能倒賣點彩電賺點錢，好容易爬上去了，蘇聯解體了，中國的根據知乎的規定部分內容不顯示也登基了

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從英美對蘇聯的攻擊，對斯大林的醜化，對戈爾巴喬夫的讚美。我們當然能推斷出問題在哪裡。

至於，人民吃的少什麼的。這是問題導致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蘇聯的改革沒失敗，現在的結果就是改革領導人想要的結果，達到了目的，怎麼能說改革失敗呢？只能說蘇聯的改革成功了。

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由革命的理論引領的革命的組織。一旦失去正確的理論引導，革命也就變成了送命。

那麼馬克思主義理論究竟應該服從於真理還是服從於現實？我認為沒能正確認識這個問題，是蘇聯越病越重的理論角度的原因。

列寧提出革命可以在落後國家率先完成的時候，它既有真理的一部分，也有現實的一部分。真理部分在教科書上，現實則是初代布需要這樣一個理論來鼓舞、引導他們奪取政權控制俄國，而沙俄，二月政府的虛弱客觀上給了俄布成功的機會。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是兩條腿走路的。

考慮到初代布的理論水平，我認為他們是能認識到了這一理論的真理性的，但問題是斯大林時代開始後，蘇共損失慘重，新的蘇聯高層尤其是那些忠犬型領導哪有列寧那代人的水平。這就導致後來的蘇聯理論逐漸不唯真理而唯現實，或者說只唯上。自然科學搞出李森科，那是笑話。政治理論搞出李森科那就是慘劇。蘇聯，最後就是個大慘劇。

中國改開的一個前奏就是「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不是某些領導人的語錄。這樣一來中特社思想體系又回到了真理與現實結合，兩條腿走路的狀態。唯真唯實不唯上，沒有什麼是天生政治正確的，不管那句話是斯大林說的還是馬克思說的。只有經實踐證明，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發展方向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論才是正確的。

習題：根據以上材料，試分析

1.為什麼切格瓦拉失敗了，而且他的失敗給南美革命造成了巨大而深遠的負面影響。

2.為什麼「政治正確」的美國民主黨在2016年被美國特色選舉制度拋棄。

蘇聯的問題主要是它定的目標太大了，它想要打倒美國統治世界，所以它必須擠壓用於經濟發展的資金來發展軍事力量，蘇聯人民不堪重負，然後就把它給推翻了。其實這個問題在肯尼迪的傳記中也有說明，當時肯尼迪會見法國的總統戴高樂，向他尋求國際政策上的支持，戴高樂就說蘇聯必定會自己垮掉。美國和西方只要等待就好了。後來果然被他說中。

戴高樂的觀點是，蘇聯實際上是以俄羅斯民族為主體的一個大帝國，但蘇共卻為了自己的統治刻意壓制這一點。最終造成了民族自治區尾大不掉的局面。俄羅斯人生來有稱霸的野心。在終極目標上，蘇共和俄羅斯人是一致的。但蘇聯的民族制度和經濟制度對俄羅斯人抽血太多，原本俄羅斯人還可以忍耐，但最後眼看著連野心都實現不了了，那就只好起來把蘇共推翻了。

中國與蘇聯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人愛好和平，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必為了維持一個爭霸世界的軍工體制而抽血太多。比起蘇聯，中國的可調整空間多太多了。

蘇聯成立於1922年，解體於199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

蘇聯是冷戰陣營中其中一方的領導者。

中國至今在世界地位中，還達不到當年冷戰時期蘇聯的地位。

這麼早就說什麼中國的成功，是不是有點欽定的意思？

蘇聯的改革對於支持改革的一方來說和中國改革一樣成功。

人民的就業崗位，社會生產力，福利進步這些東西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重要嗎？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滿腦子想著變現權力，侵吞國有資產和搶總統別墅。

至於不支持改革的那批人，都被葉利欽用坦克碾過去了。

*涉及一下歷史領域，求輕噴，跟各位大佬比不了，算是我的一家之言吧

因為蘇聯的存在本身就是逆天而行。一個寒冷地區，內陸國家，排不到世界前七的人口，按理說在世界上的存在也不應該屬於頂級的，能成為一流國家就不錯了。

結果硬生生靠著一個主義，一種信仰，兼并了十幾個國家，大搞重工業化、集體化、極權統治，泅過血海，浴血重生為一個世界第二軍事強國。

然而人定不能勝天，在當年可以憑藉極端的計劃經濟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第三大經濟強國，不代表換一種方式也可以保住這個地位。

就如同在一個重點高中，高一第一個學期，考試的內容數學還基本就是那些最簡單的概率，文綜基本就是那些固定要背的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精力一般學習天賦一般資財一般而學習成績也是中等的孩子，因之前受到歧視而在這個學期發奮背書，結果在第一次期末考試考了個年段第二。

然而這就能說明這個學生在高二的期末考試也能考年段第二嗎？能說明這個學生在高考也能考年段前列嗎？

如果把精力比作氣候，學習天賦等於海陸位置，報輔導班的錢數等於人口。那麼俄羅斯本身就跟那些真正的學霸競爭不了啊！之前考一次年段第二，得了個「學霸」的稱號，把他的真實水平給蒙蔽了！

這個學生到了高二，還靠背書，固然無效了；但就算是學習其他學霸的學習方法，就可以保住年段第二的位置？以中等的稟賦，就算採取高級的學習方式，也不過只能取得中等偏上的成績而已。那俄羅斯不也是同理？

既然之前的蘇聯是逆天而行，那麼現在的俄羅斯，不過是回歸到了它應有的地位而已。既然當初依靠斯大林模式得到了它不該得到的東西，那麼一旦不依靠它的時候，改革成果也早晚會吐出來的，這是必然事件。

就算蘇聯不解體，現在經濟總量也是遠低於中國、日本的，它怎麼能保持經濟增長？對外開放？蘇聯跟西方冷戰，對誰開放？難道讓羅馬尼亞的齊大大給它轉移點產業嗎？

再看看中國：氣候，亞熱帶季風氣候，精力充沛！海陸位置，半海半陸，海岸線綿長，多不凍港，學習天賦超好！人口，13億，世界第一，報六個輔導班，請最好的家教！像這樣的配置，就算高一高二貪玩，考了個年段中游，只要高三狂學一下，肯定會成為學霸的！

俄羅斯氣溫圖

中國氣溫圖

1.沒解決好消費品問題

2.面對對不懷好意的反對者時，鬥爭策略不行

3.其他原因大概率發不出來，不說了

有一本書叫做《虛擬的歷史》裡面關於蘇聯解體的部分寫得十分不錯，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戈爾巴喬夫的1989年

偉人時常被埋怨

他們盡責不夠。

他們則回答：我們原本可以

大肆作惡，但我們卻沒有。

——喬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貝格

我們應該記住，沒有任何專家事先預料到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或者1991年克里姆林宮永久性地降下紅旗，這是現代歷史上鮮有發生的。偉大革命與帝國崩塌後留下的廢墟總是讓人震撼，其規模之巨開始引誘人們去尋找這背後根本的、長期的原因。不過，尋找歷史變化的深層原因是職業歷史學家的通病。有時候，發生的事情也不必然如此；或者說，只有到了發展晚期，它才變得不可避免。

1989年秋天發生的戲劇化事件離我們還很近，以致我們還無法對之作出恰當的分析，但有一點已經很明確：西方註定會在與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對抗中勝利這個神話完全站不住腳。如果真如他們所說，那麼西方未來所有的敵人都註定會因其內部矛盾而遭受羞辱性的失敗；但這種觀念太過一相情願，難以服人。不管怎樣，自從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信心滿滿地發表《歷史的終結》以來，反覆無常的命運已經好幾次戳中了這種自我滿足感的痛處。現在誰還能自信地說民主終於取得了勝利？對當時很多觀察家來說，1989年東歐劇變的突然與徹底似乎證實了分布在其體系內部的潰瘍已經侵蝕了它的關鍵器官，令它奄奄一息。

普遍產生的不滿情緒並不能解釋東歐政權的瓦解。這種情緒一直都存在，只是被遏制了。問題在於，當公開抗議活動開始時，為什麼形勢有所鬆動卻沒有得到迅速的遏制？人民或許是歷史中值得同情的角色，但1989年他們就像是一大批臨時演員（這是經常出現的情況而不僅限於革命時期），其乖張的表演轉移了歷史學家與其他觀察家的注意力，沒能關注到真正的形勢。畢竟，如果1989年中歐發生的事件讓人們想到了1848年短暫的「人民的春天」，1849年的發展自然也是不難想像的。從很多方面講，20世紀90年代在中東歐第二輪自由選舉中，其共產主義政黨重新掌權潛在地說明了事態的進程恰如1849年那樣，不同的只是在於沒有採取暴力形式，而且速度也放緩了很多。1989年的巨變嚴重缺乏組織性，各國的不滿分子都沒有足以撼動整個社會的手段-只有波蘭的團結工會是個例外。

關於1989年，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共產黨政權的警察、士兵和民兵一槍未發？它的「利劍與盾牌」這次出了什麼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克里姆林宮消極地放棄了社會主義政權，並對數十年的對手北約打開了大門，任其社會經濟制度或許還包括軍事力量進入這個地盤？為什麼蘇聯上層放棄了中歐？即便是在1989年，平息公眾抗議並不需要太大軍力。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在1981年用來對付團結工會的最強武器也不過是高壓水槍。8年後在東德，蔓延至全國的示威遊行者們是手無寸鐵的。

這讓我們注意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的改革是否真的有必要？如果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蘇聯領導人不是他，會實施根本不同的政策嗎？是不是除了改革就別無出路？只有武斷的決定論才會堅稱戈爾巴喬夫的出現是因為他不得不出現。哪怕戈爾巴喬夫自己採取了不同的策略，結果也可能有重大變化。戈爾巴喬夫取消了審查制度，西方學者因此不得不面對自己長久以來對蘇聯社會問題及其供需矛盾形成的謬見與自圓其說；而在此之前，學術界與當時政府對於蘇聯體制的意見又有多大的不同？「開放」與「改革」10餘年後，我們已經很難再回憶起當時的看法。然而，如果像一些西方人最初所擔心的，戈爾巴喬夫能夠隨意地操縱公眾輿論（在見到戈爾巴喬夫之前，科爾總理將他的宣傳手段和戈培爾相提並論），那麼大多數西方的決策者與評論家都無法看到這些問題，它們將會被繼續掩蓋下去。狂熱的里根派「冷戰」主義者曾試圖讓人們注意到這些問題，但這反而削弱了它們在「公道的」學者與政治家眼中的重要性。與此相反，1980年塞韋林?比亞萊什等專家則在《時代》雜誌上正告廣大讀者，蘇聯是第一個能同時提供「槍炮與黃油」的國家，它在生活水平與軍事實力上都將與西方國家不相上下。1984年，J?肯尼思?加爾布雷斯以其經濟學家權威的身份深信不疑地宣布，蘇聯的人均勞動生產率高於美國。一年後，社會主義者戴維?萊恩指出：

如果對公民而言，合法性在於心理上的認同……那麼蘇聯的體制與西方的體制一樣是「合法的」。對它的理解必須考慮到它自身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現實世界是不存在「真正的」民主的。蘇聯政權正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也不再需要用高壓手段來維繫自己……我們不應指望戈爾巴喬夫或蘇聯其他領導人作出激進的改變……這是一個團結一致的政府：它的決策沒有受到（公開）質疑……它是一個被接納的政府，它的程序和結構都為民眾「理所當然地接受」，因此是合法的。有組織的政治異議分子很少公開露面，英美的共產主義者也是如此。

直到1990年，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傑里?霍夫也仍否定「蘇聯正在失控」的看法。他認為：

這種看法僅僅反映了1989年政治發展中出現的新鮮事物，並不是一種嚴肅的判斷……這個國家將要四分五裂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美國人並沒有經歷過以語言為基礎的種族騷亂，因此對蘇聯出現的現象有過度的反應……比較來看，在多民族國家中蘇聯是比較穩定的……1989年的動蕩局勢對戈爾巴喬夫很有利……也從經濟上給他帶來了好處。

這裡採用以上引述並不是因為它們有什麼高見（事實正好相反），而是因為它們代表了西方那些可能的知情者共同採用的一種語言套路。

意識形態（及其理論專家）的末路

從某個角度來說，戈爾巴喬夫的舉動讓共產黨內部大多數人都喪失了信仰，但用宗教信仰的類比來解釋蘇聯共產黨的失敗其實是有誤導性的。畢竟，共產黨是一個由上百萬平凡人構成的政黨。

支持對意識形態的終結是戈爾巴喬夫的一個巨大的錯誤。鑒於西方長期以來都呼喊著口號，要求蘇聯解除對西方知識界意識形態的武裝，對於克里姆林宮來說，嘴上談談「趨同共存」是有利的，但如果付諸實施則無異於自殺。然而戈爾巴喬夫卻將這作為其主要的政治論調。1988年12月，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發言時提到了布爾什維克革命70周年和即將到來的攻佔巴士底獄200周年，他這樣說道：

在很大程度上，這兩場革命形成了目前仍然在社會意識領域中流行的思維方式……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因此必須制定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我們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時代，只有在人類的普遍利益下，進步才有可能實現……引導世界政治的也應該是人類的普遍價值觀。

事實上，蘇聯體制的穩定從本質上要求與西方世界斷絕接觸。由於戈爾巴喬夫和克格勃相信蘇聯必須在西方標準下與之進行競爭，但又試圖維持其固有的控制力，他們錯誤地實行了一系列的災難性舉措，動搖了原本停滯而穩定的基礎，結果沒有任何真正的收穫。當然，列寧多次提到過，在重壓之下，革命者最好的路線就是撤退到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但戈爾巴喬夫日益增長的壓力卻是自我施加的。蘇聯內部司空見慣的冷漠氛圍或許會讓政府覺得沮喪，但很少會導致政府垮台。

毫無疑問，1989年變化的真正動力來自體制的內部，尤其是來自秘密警察。戈爾巴喬夫與克格勃的關係已有詳細的檔案記載，而他欣賞的東歐改革者們都與克格勃有來往，或者直接溝通，或者通過自己的安全部門進行聯絡。比如，羅馬尼亞的伊利埃斯庫20世紀50年代在莫斯科求學時期，就曾被招入克格勃，儘管他極力否認那時曾見過戈爾巴喬夫。另一位改革派共產黨領袖漢斯?莫德羅，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後一任共產黨總理，也是隱蔽在東德秘密警察中的大改革家馬庫斯?沃爾夫的密友。此外，現在很清楚的一點是，1989年11月17日在布拉格發生的關鍵性事件涉及到了一種典型的挑釁。由於不滿分子無力挑起足夠的不滿情緒勸說共產黨領導作出改變，秘密警察只能自己組織遊行抗議。當然，許多學生受到臨近民主德國事態的影響而參加了遊行（這讓人想起50年前那場反納粹抗議遊行）。但最主要的事件即所謂的「大屠殺」，其實是刻意上演的。學生馬丁?施密德實際上並沒死，而且他還是一名秘密警察便衣。他所謂的「被毆打致死」引發了後來布拉格的群眾大遊行和強硬派的倒台。

不過，多黨民主制在操作上是有難度的。這也是斯大林偏愛人民民主的原因，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黨派都要承認共產黨的「領導角色」，甚至連波蘭和民主德國名義上獨立的黨派也不例外。不過在1989年，當突然有機會真正發揮作用時，這些「陣線黨」就像匹諾曹一樣活了過來。實際上，在多黨選舉的條件下，這些黨派此前懶散消極的領袖們完全有理由扮演獨立的角色，與共產黨保持距離-從1989年3月蘇聯第一次差額選舉、6月波蘭大選，到第二年有爭議的民意調查引發的騷動，也都出現了這種現象。

到1989年秋天，事態已經很明顯，僅僅將昂納克及其親密同伴撤職已經無法平息民主德國民眾新發起的抗議活動。隨著政府一步步退讓，遊行規模擴展至全國。昂納克的倒台並沒有促生一個成功的共產黨改革派政府，而是令民眾受到鼓舞最終推倒了柏林牆，連同這個國家。當改革進程威脅到沃爾夫?莫德羅集團實施偽民主體系的計劃時，莫德羅開始設法將其他與秘密警察有關聯的改革派共產黨人安排進政治決策層。律師、暗探格雷戈爾?居西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11月21日，莫德羅對秘密警察頭子們說：「居西就屬於等著我們調動的那種聰明人。」

不幸的是，所謂的這些「聰明人」無法勝任工作，至少民主德國的情況是這樣。一旦政府產生動搖並開始玩起權謀政治，偽裝和操縱就失去了作用，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和沃爾夫都低估了民族主義與德國馬克對民主德國人的雙重吸引力。為了私利，這些想要操控大權的人聰明反被聰明誤，被接下來的事件打了個措手不及。勃列日涅夫這隻精明的老狐狸絕不會天真或過於自信地認為，克格勃在讓人們獲得自由後還能讓他們對自己俯首帖耳。玩弄帝國命運最後卻一無所獲-這實在是種非常特別的政治智慧。

關於戈爾巴喬夫，公平而論，他的失策主要歸因於他缺乏與現實的接觸。最高領導人的光環與特權（尤以他在克里米亞半島弗洛斯鎮的豪華宅邸為代表），讓他對蘇聯的現實一無所知，因此與西方領導人的接觸並不能讓他產生對自己的質疑。在他們的讚美與吹捧中，戈爾巴喬夫相信了自己的宣傳-這是一個他之前的領導人從未犯過的錯誤。在幾代領導人將蘇聯安全地領至超級大國的地位後，躍躍欲試的戈爾巴喬夫掌管了船舵，讓蘇聯徑直撞向了岩礁。

經濟危機的政治

這麼看來，部分原因或可歸結為戈爾巴喬夫個人的理想主義，但從來沒有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能爬上中央政治局的最高位置。戈爾巴喬夫再三宣稱的蘇維埃愛國主義不僅表達了真正的社會主義信念，而且也反映出他相信蘇聯必須繼續扮演超級大國的角色。他一相情願地認為蘇聯可以在技術能力上與美國競爭，這種想法促使他改變了自斯大林時期以來已被公認可靠的國內政權結構。西方仿馬克思主義（Marxoid）學者堅持認為國內政策是政治的基本要素，但作為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出於對國際地位的迷戀，公開指責國內的停滯狀態對體製造成了威脅。克格勃里掌握了西方技術先進程度的顧問和專家也都支持他的這種看法，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至少要在幾十年後才可能會出現試圖直接和蘇聯進行軍事對抗的美國政府。事實上正相反，西方國家十分願意看到蘇聯及其體制以一種不具威脅性的形式繼續存在。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戈爾巴喬夫打破了停滯狀態，卻也讓蘇聯失去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原本蘇聯可以不作什麼努力就能在國際力量格局中獲得有利位置。他對經濟改革的狂熱嘗試實際上破壞與扭曲了蘇聯本身的經濟結構，情況變得比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爛攤子更糟糕。

民主德國的經濟在1989年崩潰了嗎？簡單地說，是，但這是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回答的。當然，在損益的意義上，數年來民主德國一直在走下坡路。它努力獲得硬通貨來支付對西方債務的利息，經濟方面日益艱難，但為應付西方銀行承受的真正壓力並非來自蘇黎世或德雷斯頓的那些銀行家，而是來自克里姆林宮。民主德國要從西方獲得新的貸款並不困難。凱恩斯曾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假如一個人欠銀行1000英鎊無力償還，他會有麻煩；而假如他欠銀行100萬英鎊無力償還，就輪到銀行著急了。設想假如民主德國在硬通貨債務上持一種「還不了，也不想還」的態度，西方的銀行難道還會派出法警嗎？顯然，他們很可能會重新調整還貸計劃並提供新的貸款，最壞的情況也就是把債務一筆勾銷。實際上，民主德國在經濟上感到的壓力來自東方。戈爾巴喬夫想要終止數十年來對「小兄弟們」的慷慨資助。在1973年歐佩克第一次上漲油價後，蘇聯調整了對東歐陣營的能源價格，但仍然大大低於世界水平。跟東歐陣營內部貿易完全市場化的價格相比，蘇聯能源價格的上漲並沒有讓東歐國家過於為難。1989年之後，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在工業與其他經濟部門發生了崩潰，這也展示了假如戈爾巴喬夫堅持改革他們會遭到的命運。

波蘭和匈牙利與「華沙條約組織」的其他國家有所不同，因為它們在1989年以前就已嘗試了自由化經濟改革的一些措施。1989年以後，它們就分道揚鑣了。波蘭採用了最為激進的休克療法（儘管它並不像其推崇者所認為的那樣無所不能），而匈牙利的私有化進程則相對平緩。1989年夏天，團結工會領導的政府贏得了選舉，在此之前，儘管雅魯澤爾斯基及其部長們想方設法獎勵和刺激合作制企業和事實上的小型私有企業，但波蘭經濟仍然停滯不前。為了解除對波蘭企業家的束縛，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儘管那些帶頭下海的人往往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已經擁有積累多年的資本和廣大的人脈）。

不過在匈牙利，巨額的債務並沒有隨著1990年非共產黨政府的當選而消失。1994年匈牙利共和黨改革派重新執政後，債務仍然沒有消失。匈牙利經濟的人均負擔仍然比墨西哥還要沉重；政府急於支付債務利息，無暇對少數幾個盈利的國有部門進行私有化。但無論如何，匈牙利挺了過來。

市場希望蘇聯也能挺過來。儘管資本主義市場有其吸引力，但它會犯錯，也的確出現過問題。不幸的是（在這裡不太恰當地引用拉傑克的黨「絕對正確」的聲明），錯誤地順應市場往往會比正確地反對它獲利更大。當然，直到1988年，克里姆林宮首次發行的歐洲債券（10年後到期，利息僅為5%）還被全世界資本家爭相收購。瑞士的金融規範機構對這個新商業夥伴相當有信心，竟沒有按照慣例要求它公布債務和外匯儲備的狀況。而正是由於蘇聯領導人不顧穩定而發起的政治改革，引發了西方借貸者與潛在資助者對蘇聯的信心危機。

戈爾巴喬夫和總理雷日科夫堅持認為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不應再從蘇聯以廉價價格進口能源與原材料，而應在內部交易中實行硬通貨結賬體制。1989年之前，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國在用可轉換的盧布體系進行支付時，仍然能夠不可思議地避免或消除討厭的貿易不平衡。蘇聯領導人隨即決定強行用美元取代盧布作為成員國之間的結賬貨幣。這個決定的迅速和殘酷讓華沙條約組織各成員國的經濟面臨崩潰的危險。事實上，在市場強令對各國造成全面影響之前，它們的政治體制已經瓦解了。新當選的民主政府不得不接手這個糟糕的局面。

蘇聯有必要執行這項措施嗎？如果再次從純粹的市場角度來看，這當然是有意義的。蘇聯對兄弟國家的資助，的確影響到國內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它這麼做並不是出於社會甚至經濟的需要，而是有政治意圖。由於經濟資助和軍事統治，東歐國家不得不緊密地依附蘇聯。實際上，它們的貧窮讓蘇聯得以成功地維持其統治地位。假如它們成為市場化導向的國家，以世界通行的價格購買原材料和能源，那麼它們沒有理由一定要從蘇聯那裡購買。出於經濟方面的許多考慮，它們會轉向西方的供貨商。

因此，蘇聯對蘇維埃陣營國家經濟實行改革的嘗試將大大動搖現有的政權。東歐那些曾是蘇聯附屬國的國家抵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讓他憤恨不平。而實際上，對於是什麼在維繫著蘇維埃陣營這個問題，昂納克和齊奧賽斯庫的認識遠比這個斯塔夫羅波爾新貴清醒。蘇維埃陣營中一些小成員國的領導人認為在戈爾巴喬夫還是小孩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是積極的共產主義者了，所以論事理，他們更明白。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激怒了戈爾巴喬夫。而諷刺的是，戈爾巴喬夫始終堅持認為自己是列寧和斯大林的直系繼承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正的闡釋者，而他實際上正在一一清除他們留下的遺產。

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集團已造成政權出現瓦解的危險，當他的一些同志試圖阻止它陷入混亂局面時，為時已晚。在被監禁釋放後，戈爾巴喬夫的舉止表現出他本人的幼稚。他沒有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樣通過大肆進攻已奄奄一息的蘇聯共產黨來挽回自己的地位，而是大談共產黨在社會重建中的作用。這些尷尬的言論只是證明了他是多麼不切實際，而只有西方才把他當回事。

改革加速了蘇聯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衰退。戈爾巴喬夫的「破壞」效應使得蘇聯那些原本還能自行發展的經濟領域也遭到破壞，至於提高蘇聯經濟能力以便在高科技方面進行競爭就更不用提了。蘇聯經濟原有的能源與原材料基地在1985年令人惋惜地遭遇了管理不善、浪費和偷竊的命運。石油和天然氣管道的破裂（人為因素和生態災難共同導致）在那幾年屢見不鮮。即使是曾經的蘇聯體制對於這些方面也不可能如此漫不經心。（斯大林的確不關心計劃與工程的人力成本，但他並不喜歡浪費物質資源。只有在社會失序時，才會災難性地大量出現對基礎設施的漠視。）

尤其從1991年開始，蘇聯的原材料（比如有色金屬）及石油、天然氣資源遭到了大肆開採，從前的國家管理者在一場對資產史無前例的大肆倒賣中，中飽私囊，賄賂自己的政治後台。這種行為導致世界市場上這類產品的價格直線下跌，而由於新興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們無暇填寫納稅申報單，國家的生存面臨危機。蘇聯解體後的國家稅基不穩，而被大肆倒賣的又都是不可恢復性的資產，生存危機的出現是必然的。儘管人們常常把前蘇聯資產倒賣的資本主義階段與美國一個世紀前的「強盜式資本主義」階段進行比較，但實際上前蘇聯對資產的廉價售賣與19世紀晚期石油大亨與鐵路巨頭們對管道、鐵路和鋼廠的全面建設有著明顯的差別。後蘇聯時期的原材料商人其實是在自掘墳墓。

改革與「休克療法」只是毀了蘇聯的資產基底和基礎設施。它們是否給人們帶來了物質上的好處仍待商榷。但是，與斯大林經濟模式導致的貧窮經濟不同，改革後的經濟甚至不足以產生支持政權的力量。僵化的體制也許並不理想，但對於蘇聯而言確實比改革更有好處。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它的致命性被誇大了。作為一個足以支持政治與軍事實力發展的體制，它仍然在發揮作用。當然，它是否能夠讓蘇聯在高端武器方面與西方進行長期的競爭，這還很值得懷疑；但即使在中期，西方國家也不太可能考驗蘇聯的防禦能力。不管怎麼說，國家控制下的原材料及能源出口將為蘇聯非法購買技術、保證特權階層的奢侈生活等傳統的做法提供資金。假如每年都有17億美元流入西方的銀行賬戶和房地產而不會再回到蘇聯，即便不那麼大規模地拋售流動資產，也能提供足夠資金來維持蘇聯內部的穩定。

蘇聯的瓦解並不是因為客觀的經濟規範，而是由於蘇聯領導人的錯誤分析與期望。國外引發的狂熱無疑滋長了這位總書記的自大情緒：假如資本家們能被我感動，集體農莊的農民當然也會被我說服！

西方對蘇聯瓦解的反應

西方對南斯拉夫解體、俄羅斯進攻車臣的反應說明，蘇維埃集團如果仍然存在，歐洲或美國的政府未必會覺得有多遺憾。

正如1991年夏天布希總統在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的蹩腳演講《基輔雞》中指出的，美國並不希望蘇聯消失。他在演講中用了「蘇維埃民族」一詞，還反覆抨擊「自殺式民族主義」對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造成的威脅，連烏克蘭共產黨代表也感到莫名其妙。同時，他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三世也一如既往地聲明美國絕不會承認脫離後的斯洛維尼亞或克羅埃西亞。可以說，布希就像共產主義終結時期的梅特涅。他和19世紀的梅特涅一樣，努力地維護一個遭到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攻擊圍攻的舊秩序；也像梅特涅一樣，這番努力以失敗告終。

撇開撒切爾時期的英國不談（此後的首相梅傑在政策上有所變化），布希的歐洲盟友同樣希望看到歐洲能繼續保持「冷戰」時期的秩序。1989年10月，據說是科爾（聯邦德國總理）最親密盟友的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仍然堅持認為：「那些討論重新統一德國的人其實一無所知。蘇聯絕不會接受德國的統一，因為這會導致華沙條約的終結。你們能想像那種局面嗎？民主德國就和普魯士一樣。它絕不接受巴伐利亞的玩笑。」在11月27日，即柏林牆倒18天後，科爾對於德國重新統一問題發表了言辭謹慎的演講，此時密特朗仍然希望克里姆林宮能阻止德國統一：「戈爾巴喬夫會非常憤怒。他絕不會接受。不可能！我不需要親自反對，蘇聯人會替我做到這一點的。他們絕不會接受一個德國……」密特朗對於戈爾巴喬夫的反對者同樣也持有敵意。1991年，以他為首的法國政府仍然拒絕承認葉利欽。俄羅斯總統在訪問歐洲議會時還遭到了讓-皮埃爾?科特的訓斥，而歐洲議會主席巴龍?克雷斯波則鄭重告訴他：「我們寧願要戈爾巴喬夫。」當然，這些都發生在無武裝立陶宛人在維爾紐斯電視塔被屠殺之後，俄羅斯軍隊在巴庫殺死幾十個平民的不久之前。1991年8月爆發了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此後密特朗在電視上表示，「暴動在第一階段取得了成功」。他繼續提到了「新蘇維埃當局」。（當然，後來當葉利欽主使坦克攻擊國家杜馬或車臣時，西方對他十分關注，急切希望道義上的反擊不會削弱他的地位。）

和密特朗一樣，歐洲其他的政府首腦都希望由蘇聯來阻止德國的重新統一，必要時還可以通過武力。比如，義大利總理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就反對兩德重新統一，並主張將坦克開上街道（「有時它們是必要的」）以碾碎維爾紐斯和別的地方那些反蘇維埃的遊行者。只有撒切爾夫人表現出一定的民主原則，對重新統一表示遺憾，但對柏林牆的垮塌表示歡迎。

科爾總理或許會發現，就在自己家門口發生了難以處理的大屠殺，不過他的反對者無疑會被駁斥得啞口無言-民主德國示威者正威脅著原已緩和的局面，而且正喚醒新納粹主義對統一德國的懷念情緒。科爾在重建柏林牆之前也許不得不說點大話來應付局面。當然，社會民主黨和西德上層知識分子會支持一切鎮壓萊比錫示威者的行為，將已習以為常的、不可打破的緩和局面維持下去。畢竟直到1989年，由於民主德國成立了自己的（非法的）社會民主黨，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才開始表示支持，並且開始小心翼翼地與他們在民主德國的「同志」聯合辦報和舉行會議。

在聯邦德國，並不存在嚴肅的政治勢力鼓吹重新統一。綠黨反對統一。社會民主黨甚至在口頭上也不會提及這個理想。自由民主黨對這個問題避而不答。他們的聯合夥伴基督教民主黨，因為搶先誘使昂納克在1987年9月訪問聯邦德國而揚揚得意，這是勃蘭特和施密特沒做到也沒有勇氣去做的事。阿克塞爾?施普林格的《世界報》在1989年夏天不再堅持拒不承認民主德國的態度（時機的把握恰到好處），並終於放棄了在提到民主德國時總是加上引號的做法。無論是誰在努力推動德國的統一，都不會是聯邦德國。

聯邦德國是一個徹底「被滲透」的社會。馬庫斯?沃爾夫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人員不僅遍布波恩，而且還滲入到了聯邦德國經濟和文化的核心部門。從總理辦公大樓里的秘書到媒體的輿論製造者，四處都是國家安全局的耳目，有必要時還會出動喉舌。如果將安全局在聯邦德國的內線全部列出來，其厚度不亞於波恩的電話號碼簿，其中有不少是值得一提的。聯邦德國國防部長、後來的北約秘書長曼弗雷德?韋爾納的床頭電話，就被裝上了竊聽器。20世紀80年代伊始，弗利克醜聞給聯邦德國政治帶來一場巨震：據發現，當時政界的許多重要政治家都從弗利克公司商行收取了現金，而發放現金的核心人物是阿道夫?坎特，他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同時還為國家安全局工作。

維利?勃蘭特直到1989年9月仍然對德國重新統一不予考慮，認為這是聯邦德國「活生生的謊言」。1989年1月，西柏林新市長瓦爾特?蒙佩爾聲稱，重新統一的問題不再重要。他在與民主德國官員私下會談時認為，西柏林人對柏林牆最大的不滿是禁止他們帶著寵物狗去參觀民主德國的首都。總是親切待人的昂納克刪除了他所謂「反法西斯防護壁壘」中的這條太讓人討厭的規定。一個月後，昂納克的邊防衛兵射殺了克里斯?格弗羅伊，就像射殺一條狗一樣-這是柏林牆的最後一個犧牲品。

在德國，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對波蘭有著根深蒂固的仇視情緒。1985年，勃蘭特拒絕會見瓦文薩（儘管他邀請了波蘭共產黨總理拉克夫斯基參加自己的生日宴會）。由於穩定的局勢讓聯邦德國人日益心寬體胖，德國總理科爾堅決反對任何可能威脅到這種穩定的波蘭民眾運動。1985年，他告訴密特朗：「我們將不得不幫助雅魯澤爾斯基。如果他下台，事情會更糟糕。波蘭人總是眼大胃口小，抱著不切實際的野心。」

如果在1987年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納茲真的認為「德國問題不解決」歐洲就無法建立任何正常關係，並由此設想德國重新得到統一，那麼戈爾巴喬夫實際上是打開了一扇聯邦德國政府中大多數人希望永久關閉的大門。儘管1990年科爾很高興地接受了戈爾巴喬夫奉送的統一，但他一直以來都認為統一是無法實現的。

作為一個政治家，科爾在談判時很注重與對方有個人感情的交流與接觸。撇開他的大塊頭身材不提的話，他的確與德國主張統一的第一人很不一樣：俾斯麥對於國外的政治家絕不會有科爾那樣的小資產階級情緒。1994年12月，在葉利欽向車臣發起進攻後，科爾對葉利欽面臨國內危機表示出真實的同情。我們無法想像俾斯麥（或阿登納）也這樣做。此後，科爾對聯邦議會說：「對於能和葉利欽建立友好關係，我很驕傲。如果在朋友遭受危難時我拒絕幫助他，我這個人會多麼可悲……即使葉利欽犯了錯，我也不會現在與他斷交。」如果昂納克的部隊在幾個月後打垮了反對者，這位1989年6月造訪聯邦德國並讓許多西德人不安的「戈爾比」還會遭到徹底反對嗎？當然戈爾巴喬夫到時候可以「裝聾作啞」。（很奇怪的是，里根在危機出現時的睏倦狀態被視為不稱職，但1989年4月9日，當戈爾巴喬夫的特種部隊在第比利斯殺人時，他的昏昏欲睡卻被認為更加體現出他的仁慈。）而且，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應付桀驁不馴的臣民時遇到了「麻煩」，科爾會不會拒絕像1994年12月支持（派出坦克和戰略轟炸機的）葉利欽那樣向他表示支持？我們只需想到，當1993年10月葉利欽猛烈炮轟國家杜馬中（儘管是左翼）的對手時，西方別國對此表現十分欣喜。炮轟剛一結束，柯林頓就致電葉利欽表示熱情的讚譽：「你變得更強更厲害了。」

西方人接受了這個觀點：只有專制政府的改革才能在蘇聯人的社會中取得成效。蘇聯人注意到了他們觀念改變的速度。當1991年8月爆發了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時，蘇聯議員加林娜?斯塔洛維托娃正在英國。正如她看到的，「第一天，密特朗和科爾乃至整個西方的反應都是見風使舵的。政變一開始我就受到勸告（不過不是來自撒切爾夫人），應該再觀望一陣，看看蘇聯人民是否接受這場政變」。斯塔洛維托娃感覺到西方領導人無法想像一個民主的俄羅斯，更不必提一個解體的蘇聯：

他們也希望蘇聯出現一種強勢的統治。他們認為，西方需要穩定，害怕蘇聯的瓦解。

除了里根和撒切爾，西方其他國家的統治階層並非由意識形態上的反共產主義者構成。正好相反，1989年，里根已不再是總統。而如果1987年戈爾巴喬夫沒有出於同情地邀請撒切爾夫人訪問莫斯科，或許她的執政生涯也不會延續至1990年。或許尼爾?金諾克會就此上台。他在1989年11月仍然急切地希望，「如果有必要，應該秘密地」與繼昂納克之後擔任民主德國共產黨領袖的埃貢?克倫茲達成協議。克倫茲在政治態度上更為溫和，很有張伯倫式托利黨人的風格（後來發生的事情也證明了這一點）。

最後的石油危機

蘇聯危機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石油價格的猛跌。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政策旨在安撫人心，並鼓舞油價的下跌。然而，蘇聯的石油收入也因此大幅減少。這種政策背離了蘇聯大國利益的要求，也忽視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局勢中的各種可能。

設想一下：假如薩達姆?海珊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時得到了坐擁核武器且仍然好戰的克里姆林宮的默許，情況會怎樣？如果戈爾巴喬夫支持聯合國對巴格達的制裁，要讓科林?鮑威爾將軍去支持一場針對伊拉克的常規戰爭就會相當困難。美國是否會冒著核戰爭風險將薩巴赫王室從被強制退隱的危機中拯救出來送往它在西方的豪宅？即便里根1988年連任到期後美國仍然維持其軍事上的開支，布希（或杜卡基斯）會冒核災難的風險阻止薩達姆控制中東石油儲備的最大份額嗎？這是極不可能的。我們要記得，1991年1月參議院在對沙漠風暴行動進行投票時贊成和反對的票數多麼接近。在戰略條件不利的情況下，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這樣的災難先知一定會至少再投出三票，從而堅持制裁決議。

即便作如此的推斷，也不能充分揭示這個可能性背後的意義。假如里根政府執政8年來的萬億美元赤字沒有導致蘇聯在裁軍政策上的重大變化會怎樣？事實上，通過在坦克和SS-20中程導彈上大把投入資源，蘇聯的軍工企業原本可以度過20世紀80年代-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蘇聯解體後，大量的資本流出說明它仍然擁有充足的原材料，這些原材料從此都變成現金流入了西方的銀行。如果聯邦赤字和貿易逆差繼續擴大，同時又沒有任何地緣政治成果加以平衡，我們很難想像公眾會支持布希或另一個共和黨人成為里根的繼任者。或許到1990年夏季中旬，美國軍事會開始經歷一輪后里根時代的國防開支削減。由於蘇聯仍然存在的威脅，美國不會冒險將軍隊、坦克和飛機從西德調往海灣（它在1990年就是這麼做的）。美國軍隊很可能沒有充分的物資儲備在與薩達姆作戰的同時保護北約。對以色列介入的反對聲至少會像在1991年時那樣強烈。誰會想此時再對阿拉伯世界全面宣戰呢？

海灣戰爭有可能會被拖得更久一些。戰爭導致的能源價格高漲則會有利於蘇聯經濟的穩定。為了開採傳聞中蘇聯擁有的石油、天然氣，西方的一些石油公司很有可能會畢恭畢敬地請求克里姆林宮允許在裏海或哈薩克地區建立合資企業。而為了避開薩達姆在中東地區對石油資源的鉗制，西方也許不得不以更高的價格購買蘇聯的能源-甚至還要提供管道技術。儘管1981年波蘭頒布的軍事管制法引起了美國的抗議，但德國人因已達成協議的緣故，必須通過一條從西伯利亞經過波蘭的、由蘇聯共青團志願者與其他勞動者鋪設的管道進口天然氣。為什麼石油的輸送不能使用這同一個管道？誰會拒絕這樣一個既能在歐洲建立合作關係，又能避開中東緊張局勢的機會呢？

蘇聯的普通公民們自然會窮困潦倒，甚至人均壽命也會下降。不過，他們雖然沒從1985年或1991年開始的改革中獲得什麼好處，但也沒有反抗的意圖。財政收入的增加至少可以讓克里姆林宮滿足上流社會對西方消費品的渴求。特權階層的幾百萬成員可以獲得來自西方的新型錄像機、微波爐和汽車，甚至還有一些時髦的服裝。更高級的酒（清教徒式的戈爾巴喬夫試圖在招待會上全面禁止的東西）則會給蘇聯的每一處國有別墅增光添彩。事實上從經濟角度看，一個新蘇聯政府更有可能站住腳，這恰恰是因為世界各地局勢如它所希望的正日益緊張。石油、天然氣和黃金價格會飛速上漲，蘇聯的外匯收入也會水漲船高。如此一來，它就能充分保證經濟和技術方面的間諜活動與對兄弟國家的資助。

戈爾巴喬夫認為緊張局勢趨緩是符合蘇聯利益的，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只有在「兩個陣營」的世界格局下，蘇聯經濟這個奇特的生物才可能生存下來。一旦外部壓力（這種壓力有可能是自發產生的）消失，蘇聯的新陳代謝就會受到致命的影響。

戈爾巴喬夫走得更遠，並且，在80年代中期當西方輿論與大學中盛行單邊主義時，他事實上是減輕了西方統治階層的壓力。下一代西方領導者長期以來都受反里根、反撒切爾思想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之後的和平主義與核恐慌情緒，終於要達到它們的目的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由於內部變化而走向了瓦解，使得西方知識界大多數人承認，右翼勢力對於「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分析大都是正確的。假如柏林牆沒有倒塌，至少還要再過30年，西方領導人才會注意到蘇聯在道德上和物質上的衰落。

假如蘇聯共產主義能一直存活到20世紀90年代，就能正好碰上西方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再次出現的經濟低迷，或者還會碰上薩達姆?海珊在這些年裡可能贏取的勝利。事實上，當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突然衰弱乃至消亡時，人們已經預料到了西方的成功。假如蘇聯維繫住了那種長久以來迷惑和欺騙西方決策者的強力外表，在那個時候還有什麼糾紛是蘇聯不能挑起的呢？誰又能自信地認為它的策略不會成功？

蘇聯的瓦解並不是由那隻操縱歷史經濟力量的幕後黑手預先決定的。這是一場教科書絕不會提及的激烈競爭。假如蘇聯還在，各種各樣的蘇聯問題專家和歷史學家仍可能會說：「我們告訴過你會這樣。」

如果有人耐心看到末尾，我再加兩句政治不正確的。

中國研究蘇聯解體，結論，特權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解體了蘇聯。

那麼好，從這個結論我們能夠吸取什麼教訓？

讓特權階級在體制內發財，而不是必須推翻體制才能發財。

所以讓官員發財就是保護祖國。

不管是活下來的越南，中國，朝鮮，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體制內的高官能夠從中巨大的利益，不會到了需要推翻體制的程度。

其實蘇聯的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首先這個國家已經長期依靠克格勃的高壓維持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這意味著一旦蘇共維持不住這樣的統治蘇聯就會完蛋。而戈爾巴喬夫就是在意識形態上拱手將主動權交給了西方，下場可想而知。

其次就是蘇共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太過於龐大，以至於改革根本無法動搖這些人的地位，反而讓他們升起了搞垮蘇聯分家產的心思。

然後又是蘇共的腐化問題。當初戈爾巴喬夫訪問英國，被記者詢問「你是否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他的夫人當場否認。蘇共自己都否認自己的階級身份，那改革自然不會有好結果。

同時蘇聯的經濟也有問題，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經濟結構畸形這就不說了，關鍵是在八十年代蘇聯一邊在帝國墳場被中英美法四國聯手坑，另一邊又在東北和外蒙集結重兵和中國對峙，同時還要在東歐和北約對抗。這些負擔之下蘇聯根本沒有什麼本錢去搞革命。

還有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這個大家都懂就不說了。

最後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問題。這位同志根本就不是一個搞改革的料，我們的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時候還不忘提出幾個基本原則作為底線，這貨直接一心血來潮就使勁折騰，蘇聯本身重病纏身，需要的是儘可能穩健的執政方針，面對戈爾巴喬夫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猛葯，不死也得脫層皮，改革當然不會成功。

————下面是我對於蘇聯的一點看法————

蘇聯是我們國家最好的朋友，沒有之一。

在我們的先輩還在黑暗中迷惘的時候，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列主義；

在我們的前輩還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蘇聯送來了初步的工業體系；

當我們需要改善和美國的關係的時候，蘇聯送來了理由和投名狀；

當我們面對和平演變的時候，蘇聯用自己的死法和自己的加盟國的死法給了我們教訓。俄羅斯給了國家私有化寡頭橫行會有什麼下場的教訓，白俄羅斯給了官僚體系僵化的結果，烏克蘭更是仗義，一邊給了我們大量技術和人才，一邊親自為我們表演了讓公知當政會有什麼下場。

讓我們為老大哥蘇聯致以崇高的敬意，並且努力燒只白頭鷹給毛熊作伴。

因為他們沒能堅持黨的領導。

別洗，洗不動。

我有說蘇聯要洗麼？

另外在改變中國的傳記裡的意見很明確，蘇聯失敗在中國眼裡是因為政治改革先於經濟改革。

當然，別忘了結合當時的背景去理解所謂的「改革」，還有催促改革的究竟是哪些外國。

自從生物學搞出李森科，拒絕承認摩爾定律，搞出蘇聯式的科學，我就知道這毛子是活不了了

經濟學專業強答一波，文章可能比較長，請大家細細品味~

先自我介紹一下，某經濟學排名還算靠譜的一個學院的學生。

我盡量用十分通俗易懂的方式，盡量的深入淺出，沒有啥經濟學的專業術語，通過一兩個角度，讓大家都聽個明白，不涉及到各種深奧難懂的話題。先闡述完一些問題，再把中國和蘇聯對比，還請知乎上的各位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耶魯/哈佛畢業的博士生/教授希望各位輕噴~

首先，經濟問題一般情況下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我相信這一點大家都比較明白，而且歷史課本也寫的非常清楚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和蘇聯的微觀宏觀模式都非常的相似：微觀上是生產隊，人民公社balabala，這些大家應該都明白，好處與壞處大家應該也都在初中/高中的歷史課本上學過不少了，好處很簡單，比較均分嘛，沒有貧富差距，不會出現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句應該是課本的原話吧）。壞處嘛，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幹一個樣，缺乏微觀上的激勵。我相信這個問題大家應該都比較了解，微觀上的問題，咱就不過多解釋了，重點說一說宏觀上的問題。

絕大部分人對宏觀部分的了解程度就不太夠了，宏觀上，蘇聯和我們國家基本上是一樣的政策，即工農業「剪刀差」，什麼叫「剪刀差」呢，畫一個簡單明了的圖片：

這應該算是高中政治課本經濟生活裡面大家都明白的地方了吧，稍微有一點基礎的人應該都能夠看懂了。如果有一點基礎的話，請直接跳過下面的括弧部分，不過，就算不知道，也沒關係，聽貧道慢慢的來解釋。

（圖中一共兩條曲線，供給曲線S和需求曲線D，供給曲線S隨著價格的升高而升高廠商當然理所當然在價格更高的時候會生產更多的產品啦，你的產品更值錢了，難道不會生產的更多去賺錢嗎？，需求曲線D隨著價格的降低而升高，這也很好理解，一個產品價格越低肯定買的人越多嘛。需求曲線D和供給曲線S的相交部分，就決定了這個產品的市場價格。通俗的來講，就一句話，一個產品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因素的同時作用才能得出這個產品的價格）

那如果人為的壓低市場價格呢？

短缺！並且按照我們當時的國情，是大規模的，長期的短缺！

圖片上也非常的清楚了，當價格被人為的從P1壓低到P2時。出現了Q2-Q1的這個巨大的缺口，這就是我們國家前面三十年最核心的地方了，也就是上述的工農業「剪刀差」。那好，我們現在給「剪刀差」一個比較簡單的描述，即：人為的壓低各種諸如農產品，手工業產品的價格的扭曲政策。然後，把這個壓低的價格所得到的盈餘轉換去發展重工業等產業。這也就是前面三十年最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趕英超美」「大鍊鋼鐵」等等。除了人為的壓低農產品，手工業產品等，還有人為的壓低利率，高估本幣幣值等等一系列的宏觀經濟政策，支持重工業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中國和蘇聯幾乎是完全一樣的，通過農產品，手工業產品，要素等人為的壓低所得到的的盈餘，去發展諸如重工業等國有企業。

那麼問題來了，在這種人為的保護的情況下，重工業等國有企業，能有競爭力嘛？

這也是宏觀政策最核心的問題所在了：

1.以犧牲整體經濟進步為代價而保護少數產業，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

並且除此之外，我當時還並不具有大規模的發展重工業的能力：重工業的發展需要高精尖的設備，高素質的技術、管理人才。當時一窮二白的我們，上哪找這些去？我們當時最富裕的是勞動力資源，也就是說，我們當時最適合發展的行業，就是農產品、手工業等行業，卻非要逆著這個優勢，（這裡在經濟學上叫做「比較優勢」，是一個經濟學非常核心的概念，不過由於解釋的話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所以大家就簡單的理解成優勢吧）發展重工業。自己有優勢的地方不發展，反而逆著這個優勢去發展自己沒有優勢的地方：

2.趕超戰略所扶持起來的產業部門，由於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於扭曲的價格和國家政策才能夠存活，在缺乏競爭的條件下，必然是無效率的，毫無競爭力可言的。

3.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與勞動力資源豐富不相符合，廣大人民群眾不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

上面的這123點也就是這個宏觀經濟政策最大的問題所在了。當問題逐漸明顯的時候，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我們偉大的改革開放政策。

改革開放一開始的過程大家都知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嘛，搞活了微觀上的激勵。大家都踴躍的幹活了，然後農產品、手工業等行業在放開約束之後一下子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發展著發展著大家手裡就有了余錢了，農產品、手工業等行業，有了盈餘，然後這個盈餘，再被拿去了發展了工業。舉個簡單的例子：農民老劉十分努力的幹活，手頭終於富裕了起來，供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高素質的技術、管理人才），而且老劉還和村裡人一起合買了各種各樣的機器設備（高精尖的設備）。有了高精尖的設備，有了高素質的人才，工業發展的基礎，也就有了。也就不再是剛剛的那種人為的壓低各種要素價格的「剪刀差」政策了，而是順著內在的經濟規律來的，是有效率的，有競爭力的。

前面三十年，我們逆著這個自己的資源稟賦去「趕英超美」，趕了三十年還沒有追上。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順應自己的資源稟賦，先發展農產品、手工業等行業，有了盈餘之後，再把這個盈餘去發展工業，卻可以說是輕而易舉的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綜合，一躍成為了全球GDP的榜眼。

這也就是對中國的經濟奇蹟一個比較經典的解釋了，發揮自己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不人為的壓低農產品、手工業等行業的價格，而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不放開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順應規律的發展，優先發展農產品、手工業等行業，而非重工業等。那麼我們能不能達到今天現在的經濟水平呢？

答案是：有可能。這也就是經濟學對中國奇蹟一個比較前沿的爭論了，中國經濟的騰飛來源於宏觀上發揮自身的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非微觀上放開激勵。也就是說，最大的功績在於我們選擇發展了這些產業，而不是選擇了如何發展這個產業。是我們選擇本身起的作用，而非選擇的方式起的作用。最大的功勞是宏觀經濟政策，不是微觀上放開激勵的市場經濟。

而蘇聯領導人並沒有我們國家領導人這樣不斷「摸著石頭過河」與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如此高瞻遠矚的能力。聽信諸如「華盛頓共識」等等所提倡的市場經濟。沒有意識到是選擇的作用，而認為是選擇的方式的作用。並且沒有將別人的理論本土化，沒有考慮別人的理論在自己國家的適用性，直接照搬全抄別人的理論，還在抄的過程中用力過猛，諸如休克療法等改革。

而且在剛剛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發展工業有一個先發展農業、手工業等行業然後獲得積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資源總量改變了，通過先發展農業、手工業等行業改變了我們的資源總量，或者說經濟總量。蘇聯的改革是直接放開這兩個行業，等於說他們的資源結構沒有改變，資源的總量沒有改變，在這種情況下任意的放開市場經濟，在原有的蛋糕沒有做大的情況下放開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導致了你爭我奪的強盜經濟局面，也就必然導致寡頭經濟的出現。

在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國家叫囂著直接放開市場經濟等所謂「華盛頓共識」，不斷的貶低漸進式改革，提倡休克療法的時候，改革只有中國、寮國等國家的領導人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知道如何把別人的理論本土化，正確的，成功的運用在自己國家身上，並且還一定程度上做出了理論的創新，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正是這種「事實求是」的精神指引著我們黨和國家的不斷進步，發洪水了不依靠所謂神靈的諾亞方舟來拯救，而是自己疏通河道自己救，太陽太多了太熱了就把太陽射下來，大海太寬太闊也總有被填平的一天。也正是這種紮根於民族根性的自強不息與實事求是，才讓我們走到了今天。

當然啦，整個文章的過程由於太追求通俗易懂，有很多部分都忽略了嚴格的假設。而且整個文章也僅僅只是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個比較經典的解釋而已，是一家之言，並非全貌。文章的問題也很多，還請各位大佬們輕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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