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技術是否有可能拯救計劃經濟？
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運行前提假設是，政府官員能夠最佳的配置經濟中的稀缺資源。那麼問題來了，在大數據時代來臨之際，利用大數據技術，政府可不可以更加合理的配置市場資源，從而產生新計劃經濟呢
這個問題非常棒，不過我不確定它是不是能在知乎上得到令人滿意的回答。這個問題屬於經濟學和數學交界處的機制設計領域，需要的知識非常艱澀，也基本不可能簡化。因為自己也不太了解，所以這裡只能提供一個直覺上的答案。先擺結論：題主的設想應該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如果把範圍限制到一個具體的市場，大數據確實有可能幫助我們有效配置資源。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Hayek的思想：價格能夠有效地、低成本地加總信息，而計劃經濟很難做到這一點。直觀的分析如下：經濟體中每個人都有很多私人信息。政府想實現效率，就需要獲取這些信息。如果不使用暴力，那就只能通過精心設計的制度來誘使人們說真話。而在市場競爭中，人們只需要了解價格，市場就可以達到有效率，看起來需要付出的信息成本應當是最小的。確實如此，Hurwicz嚴格地證明了這個結論：瓦爾拉斯競爭機制（也就是我們理解的市場機制）是達到一般均衡的所有機制中所需信息維數最少的。
也許可以把Hurwicz的結果最簡單的情形大概描述一下，完全的敘述一定會涉及很困難的數學，自己也弄不明白，具體可以參考Hurwicz和Reiter的書。機制設計問題有兩個大前提需要注意：一是隱私保障。設計者不能利用那些本應該是私人的信息。我們不能假設政府知道個人的效用函數、能力等變數，只能通過設計合理的制度去把它揭示出來。二是機制的複雜程度，其中主要包含三個因素：信息維數、計算複雜度和驗證難度。信息維數是說設計者從參與者那裡需要得到的信息數量，計算複雜度是說機制本身計算需要的事件和空間，驗證難度是說參與者回答計劃者提出的問題或者驗證計劃者給出的方案是否最優的難度。
這裡會盡量嘗試簡化這個描述。想像一個只有2人的經濟體，此時可以用艾奇沃斯盒來求解一般均衡，市場競爭達到均衡只需要以下兩個信息：價格和數量，所以是二維的。如果不使用競爭機制而是使用其它機制來計算均衡，需要的信息都比這個多。以參數傳遞機製為例，在這種機制中，一個參與者利用自己的信息計算一個量，傳遞給另一個參與者。另一個參與者根據這個信息再反饋。Hurwicz和Reiter說明了：存在納什均衡使這個機制和競爭機制等價，但即使假設兩人的效用函數都是線性的，實現也需要四維信息（確定兩組線性函數需要四個量）。他們還進一步說明了存在直接顯示機制等價於瓦爾拉斯競爭機制，但即便如此，實施機制至少也需要三維信息。所謂直接顯示機制，就是在這個制度下，誠實是每個人的最優策略，於是每個人都會選擇說真話。
這只是二人的情況，如果人數增加，瓦爾拉斯均衡需要的信息維數是線性增加的，仍然只需要價格和需求量，但其它機制就不是這樣了，很有可能出現維數爆炸。另一個問題來自計算複雜度。競爭機制不需要計算，因為壓根就沒有中央計劃者。我們也可以假設存在一個拍賣者，然後再構造比較簡單的Tatonnement方案來使經濟體向均衡收斂。其它機制就不一定能這樣了，很多時候，求解這些機制等價於對歐氏空間中的一組微分流形施加限制，使得我們可以用有限個變數和比較經濟的複雜度按一定的精度計算它們，這非常困難，需要很多純粹數學的條件。
機制設計不是沒有優點。雖然在信息維數和計算複雜度上吃虧，但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機制，使得它們的驗證方法比較簡單，而競爭機制中的驗證條件是相當複雜的。但是，如果商品非常多，或者偏好函數不是簡單線性的，這一點可能不足以彌補機制設計中需要的複雜度，而這似乎才是我們社會中的現實狀況。此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構造一個拍賣者，使用類似Ausubel拍賣的技術消去這塊複雜度。最後，以上全部都是靜態的結果，如果是希望為整個社會設計動態的機制，個人覺得看不到什麼希望，即使是很簡單的動態設計問題常常也需要非常困難的數學技巧，並且不能保證它能夠應用於實際，除非我們做很多純數學的假定。
總之，雖然題主的設想很遠大，但如果範圍是一個中央經濟體，這似乎不太可行。如果把範圍限制到具體的問題，則大有可為。很多國家會聘請理論經濟學家來設計一些具體的「市場」，比如電信頻譜拍賣、林木拍賣、捕撈權/開採地塊拍賣、網上拍賣、器官捐贈、學生入學，等等。這一塊現在也叫做市場設計（Market Design），是經濟學研究的熱門，大有可為。如果題主確實感興趣，也許可以看看這一領域的科普讀物。最棒的應該就是領域大牛Roth寫的Who Gets What and Why了，網上有電子版，不妨一閱。
如果想深入了解機制設計的內容，剛剛列舉的Hurwicz和Reiter對這一領域的一些方法有很好的介紹。另一本經典的教材是Borgers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Mechanism Design。如果你更關注具體應用，Milgorm寫了一本Putting Auction to Work。這些書都需要一點博弈論知識，如果沒有興趣，可以簡單看看一些記敘實際拍賣操作的書。美國、英國、香港的電信拍賣都有專書記敘，也可以一讀。即使是搞小範圍的計劃經濟也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並不是單有數據就可以搞成的。
這個問題很簡單。
如果私有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 無法事先知道，無法事後驗證，試問大數據有什麼用？大數據是事後統計出來的信息。怎樣通過給予足夠動機讓私有信息所有者貢獻出自己的信息才是根本。
即使通過某種技術讓中央控制者知道人腦中的私有信息，如果不能控制人的行為，也沒有用。
-----補充----
價格、數據是自由行為被觀察的表象和最終呈現出的結果，所以人的行為是關鍵。
題外話 (不是針對誰), 我有時候在想，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的名詞來回答一個問題嗎？
好問題。
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根本沒戲。
其實從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批判來看，赫維茨的「信息效率」這條思路只是模型化了哈耶克的一部分見解，而另一部分見解沒有，也不可能在機制設計模型當中體現出來，所以我補充一下。
雖然對於很多人來說，哈耶克的人物形象似乎是一個「意識形態鬥士」，但其實哈耶克畢生的研究集中在了「瓦爾拉斯均衡的穩定性」問題上，雖然哈耶克本人不做數學模型，但這還是一個非常主流的問題。即使這些研究是深受1930年代哈耶克經歷的同勒納和蘭格進行的「社會主義計算問題大辯論」和同凱恩斯進行的「貨幣政策與經濟危機」大辯論的影響，換言之，即使這些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意識形態的，但哈耶克的分析卻是非常嚴謹的。
在1937年的《經濟學與知識》和1945年的《社會中知識的運用》當中，哈耶克指出：
1. 按照他所在的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所謂的均衡分析，特別是他的老師米塞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種「pure logic of choice」，這一點在後來阿羅和德布魯對瓦爾拉斯均衡的一系列偉大的研究當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這也是米塞斯用一條叫做「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的假設就敢重寫經濟學的原因，更是現在很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聲稱經濟學研究已經結束了的原因。
2. 經濟學是否應該止於這種「關於選擇的純邏輯」，依賴於一個經驗命題：市場有沒有自動地、快速地趨向均衡價格的能力。當我們去看現在的瓦爾拉斯均衡理論，我們發現，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規範意義下的福利性質（福利經濟學第一、第二基本定理）都是可以研究的，唯獨均衡的動態性質，即經濟是如何從非均衡狀態走向均衡的問題，數理經濟學家翻遍了偏微分方程的各種原理，也得不出一個一般意義的結論。Saari (1995, pp. 284，渣翻譯，多擔待)：我們總能從晚間新聞里、脫口秀里、報紙上、日常政治辯論中聽到一種神奇的力量，一種能夠穩定地將價格拉向均衡的力量，一種使經濟達到我們樂於見到的供求平衡狀態的力量。這種被吹噓出來的力量試圖通過影響政府甚至是健康政策來彰顯它的重要性。但是，這種力量真實存在嗎？我不知道……但是，其實別人也不知道。即便它已經被用來影響公共政策了，其實根本就不存在能證實它的數學理論，這也是為什麼你我都不知道的原因。
但是，現代實驗經濟學家因為有了全新的工具，似乎對這個問題有發言權。在02年諾獎得主V. Smith最經典的文章《對『哈耶克命題』的實證檢驗》中，在一個雙向拍賣實驗中，參與人非常輕鬆地找到了使市場出清的價格水平。
3. 關於市場有沒有自動地、快速地趨向均衡價格的能力，關鍵在於市場利用知識的效率。所謂的利用知識的效率，是指知識的發現、傳播和儲存。為什麼呢？因為價格能夠使市場供求平衡，當且僅當價格真實地反映了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此時，「價格接受」才是正確的、理性的行為。而當所有決策者都是price taker的時候，大家的認知資源獲得了極大的節約。
哈耶克認為，價格是否能反應知識的相對稀缺性，在於：1. 相對稀缺性能否被經濟活動中的參與人所識別，和 2. 識別出來的相對稀缺性能否轉化成「共識」，即預期的收斂性問題。其中第二條非常關鍵，比如去年的股市波動中，微博上的各路人馬，包括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們、民間股神們、學了三天金融學就指點江山的半瓶醋大學生們，都提出了對這波大起大落的不同的解釋，不同的解釋就代表著不同的預期。而且因為一些因素，心理的或者是陰謀的，當新信息持續補入市場時，這些預期並沒有收斂。
4. 市場利用知識的效率，關鍵在於大家的知識結構有沒有專業化的分工。讓更擅長獲取某種知識的人全力去搜索他擅長獲取的那種知識，這是因為，知識是散在的。「散在知識」是哈耶克一生我認為最重要的觀點，因為市場中的知識，比如：「某個街區有大量上夜班的人，所以開一家24小時便利店會改善他們的生活」，是以碎片的形式沿時間和空間分散在各個角落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知識的獲取本身是報酬遞增的，讓有大量數學基礎的人去證明哥德巴赫猜想要比讓一個初中生去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報酬是不同的。而報酬遞增必然導致分工，這是從斯密到馬歇爾到楊格再到後來的演化經濟學家們一直堅持研究的課題。
5. 專長於搜索「價格不能反映真實的相對稀缺性」的人就是企業家，價格不能反映真實的相對稀缺性，用更通俗的話說就是「套利機會」。另一位奧地利學派的扛鼎人物柯茲納的市場過程理論中，企業家的本質是「警覺性」(alertness)，是對市場中的利潤機會時刻保持敏感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報酬就是企業家的收入，這種報酬激勵著有這方面專長的人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看來，市場經濟因為有企業家所以至少存在著趨向均衡的趨勢，企業家沿真實的時間不斷獲取知識的過程，就是經濟收斂到均衡狀態的過程，即便在任何一個時間截面上，我們都不能說經濟就是「均衡的」。但計劃經濟中，這些散在的知識必須由一個「經濟大腦」來做，無論它多麼聰明，多麼博聞，也不可能比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裡的專業化的頭腦有效率。
有了這五點，再去看赫維茨對經濟機制設計的分析，即「如何用儘可能少的信息去實現目標」的問題，就可以看出弊病了。就像 @豬月 所說的，機制設計似乎僅僅能在某些局部問題當中被應用，而全局問題，必須從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的角度來理解。市場這種制度，被證明是，且僅可能是一種「湧現秩序」（emerging order），也就是說，在一個大規模互動構成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博弈的參與人根本不可能想像哪種結果會出現，而市場的出現就是這樣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
好了，我們回到題主的問題，題主問的是，計劃經濟在信息使用效率的低廉導致了計劃經濟的崩潰，那麼信息技術的進步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顯然易見的反駁是：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將數據和信息技術留給私人、留給企業家似乎更能提升信息使用的效率。以data science為例，當市場中的企業家所做出的判斷，如果有數據作為參考，可能確實能提升判斷正確的可能性（雖然我對這一點持悲觀的態度）。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包括良好的市場道德、對私有資源的自由處置權等等，分工藉由比較優勢原理，永遠比某一個大腦大包大攬來的更有效率。用數據去探索某一個市場、某一項資源的情況，也必然比動用數據去研究整個經濟體來的更有效率。
所以，我認為政府更應該做的事是，提供開放資料庫給私人部門，因為這東西正外部性太大了。
當然，我能理解為什麼很多中國人渴望計劃經濟、渴望開明專制的原因。扯幾句私貨，據我觀察，中國人在國民性裡面隱藏著渴望「責任分擔」的動機，而市場經濟恰恰是每個人都要百分之百為自己的決策正確與否負責的體制。市場是無情的，你投資失敗了就是失敗了，你跳樓也好，精神崩潰也罷，市場都不會給你任何的補償。長期父愛主義和權威政治的熏陶，致使中國人總是希望能夠在遇到損失時有別人出來承擔責任，這是維繫一個這麼大的幾千年的農業國家長期穩定有序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計劃經濟的確是一個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判斷負責的制度，經濟狀況差，是你計劃錯了，和我沒什麼關係。
因此，我猜有人會問，你上面的論證還是基於「數據不是萬能的」來展開的，如果數據就是萬能的呢？因為隨著信息技術趨向無所不能，市場和計劃的效率差距是收斂的，在無所不能的信息技術面前，任何獲取信息的成本都是零，市場和經濟當局使用信息技術的效率必然趨同。而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問題，使得計劃經濟能夠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其實，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長期就有對「計算機社會主義」可行性的論證，即如果我們能開發出一台萬能的、無所不知的計算機，那麼是不是就可以高枕無憂地運行計劃經濟了呢？
答：還是不行。因為，數據和計算機永遠不能解決創新問題。
當然，題主問的是數據的問題，這裡借著AlphaGo大戰李世乭，先扯幾句計算機。
說回剛才的企業家的問題。其實對「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的理解，有三派看法 (Klein, 2008)：比如柯茲納認為企業家精神是指警覺性，而對奈特和米塞斯來說企業家精神是指「判斷力」，對熊彼特來說，企業家精神是指「創新」。
這三種理解大同小異，都指向了一點，那就是企業家要做的是將想像中的東西變成實際存在的商品的能力，這種能力包含著想像力。而想像力，據我所知，沒有辦法被萬能計算機所解決。為什麼呢，計算機本質是一個封閉的數據處理裝置，它需要設計者預先想像到所有的可能性，即邏輯上可能出現的所有結果，這些結果必須是「可列舉的」，或者「可想像的」。在這些可列舉的領域中，計算機必將戰勝人類，這是不可否認的，比如國際象棋和圍棋軟體可以戰勝最聰明的人類，就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創造出來的東西，本質上是一種「維度擴張」，也就是做出別人都未曾想到過的東西，這種依賴於純粹靈感的東西，計算機就捉襟見肘了。這也是很多人指出面對機器與人之間的競爭，人類必須學會做創造性的工作的原因。
說到數據，狀況可能還不如計算機。我在之前的專欄開放宇宙、企業家與挨千刀的概率論 - Mr. Bias 的經濟學輕科普 - 知乎專欄裡面論證過，創新的市場價值，事前是不可能用數據來研究的。因為創新是一種對舊秩序的毀滅，並且這種毀滅是不可逆的。一件東西，出現了就是出現了，不可能再讓世界重新回到這件物品出現之前的狀態了，因此，數據分析的最基本要求「大量重複」不可能成立。
數據的本質是從過去發生的事情推測未來，但是加入創新這個維度之後，未來從根本上不可預測。在計劃經濟問題中，如果我們給定了所有的商品，讓數據和計算機去精確計算投入產出表、精確計算每個人的需求都是可能的，但是計算機和數據科學不能做根本性的創新。這裡的「根本性」是指，計算機和數據科學可以發現一塊兒Muji的毛巾要怎麼定價、應該設計得多大，這也算是創新，但不是根本性的。但是要計算機和數據科學去發明，無中生有地做純粹的想像，本身是不可能的。這個工作還是需要人類自己來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創造必須是個人的頭腦高度分工的結果，斯密在論證分工的三個好處時就說，大量重複的體力勞動，迫使煩躁無比的勞動者自己開始想辦法用機器取代手工。任何由經濟當局大包大攬的研究計劃無一例外地失敗了，迄今為止我們的政府自己來做的創新也僅限于軍工、超級計算機等等幾類。似乎，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礎知識教育，讓民間自己去創新，私人在利潤的驅動下去創新，並且為創新附帶的奈特不確定性負責，似乎是最好的模式。
而在這個過程中，數據和計算機只能起到輔助作用。
以上。只要是人在生產，而且人和人的生產率還存在差異，那計劃經濟就是在不斷生產自己的掘墓人。大數據什麼的，一點幫助都不會有。
首先，計劃經濟的實現根本在於生產資料公有制，否則「計劃」無法實施。而保證公有制，就必須限制一切資產階級法權。
為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那麼就必須限制按勞分配，即使不禁止，也要讓按勞分配的範圍降到最低。在按勞分配中，被批判得最厲害的，大概就是計件工資。我們可以在一系列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看到對按勞分配與計件工資的批判。
——1976年5月《政治經濟學學習問題解答》
——1974年2月《政治經濟學名詞解釋》
這幾個判斷有沒有道理？站在無產階級角度，當然非常有道理。樸素點想，只要勞動者和勞動者的生產率不一樣，那按勞分配肯定會造成有人吃得飽有人吃不飽，而吃的還有剩的那批人就有了積累，積累越來越多，開始放貸，開始僱傭，成了資產階級，成了無法被「計劃」的一批人，並開始產生自己的政治需求。這樣走到最後，就是劉少奇的「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顯然，這種「挖社會主義牆角」的行為對於無產階級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唯一被剩下的按勞分配體現，就是八級工資，不過也被批判得夠嗆。
——1975年10月《要學點政治經濟學》
因為「工資」本身的資產階級原罪，整個1966年到1976年，人們的工資基本沒有變化。唯一一次變化是在1971年10月，在國務院《關於調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員工資的通知》中，對佔全國28%的部分老職工，根據他們參加工作的年限，調高了一級工資。
所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具體的手段就是要極力避免經濟主義，物質刺激，利潤挂帥等行為。這些都不行，那如何調動積極性呢？讓我們來看1974年1月《紅旗》雜誌刊出的上海碼頭裝卸工人撰寫的文章《靠什麼調動積極性？》，深刻批判了按照裝卸多少貨物來給工資的經濟主義，說道：
依靠物質獎勵能調動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嗎？這要看調動的是什麼積極性。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社會主義積極性，一種是個人主義積極性。要調動社會主義積極性，最根本的是靠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專門去搞物質獎勵有時也能剌激一下積極性，但正象列寧所指出的那樣，「做事就是為了拿錢——這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道德。」
……三隊的黨支部堅持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 正確處理人與人和人與物之間的關係，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造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全隊一百零六名職工結成一個革命整體，大家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全隊出勤率一九七三年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十月份有三個組出勤率達到百分之百。這個隊工人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非常髙，班組和個人之間經常開展社會主義的勞動競賽，去年提前兩個月超額完成全年生產任務。三隊並沒有給每個人去多塞幾個錢，而是堅持路線教育，堅持思想政治工作，怎麼能說調動群眾積極性就非靠錢不可呢？
問題來了，路線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在群眾的政治運動熱情高漲的時候尤為有效，在熱情消退了以後怎麼辦？方法是不斷鬥爭，繼續鬥爭。階級鬥爭，在這裡一方面是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刺激生產率的有效手段。
但這樣的日子是有終點的，人們對鬥爭的態度總會越來越冷淡——從1971年到1975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僅有0.3%，1976年的工業企業平均工資水平比1966年還要低13%，人們的生活水平增長陷於停滯。
從上表可以看到，全國大部分地區從1965到1975年的人均生活水平增長相當慢，例如四川省從1965年到1975年，人均年生活費收入僅僅從255元上升至260元。
1976年後，被廢止的經濟刺激行為被重新啟動，嚴格的工廠管理制度被重新啟用，階級鬥爭的內容則被放在了一邊。和資產階級法權緊密相關的種種行為，重新登上舞台，後面的事情，就不用重複了，事實證明對無產階級來說，下面這段話是非常正確的：
——1976年5月《政治經濟學學習問題解答》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的一樁事實是——對一個計劃經濟體來說，當政治激勵的效果被逐漸削弱時，調動勞動積極性，和防止資產階級復辟這兩個任務，是不可能同時完成的。計劃經濟用持續鬥爭的方式壓抑資產階級法權抬頭，同時試圖調動勞動積極性；但當政治刺激手段走到頭時，資產階級法權將不得不被重新放出籠，同時給自己掘下墳墓。
所以，計劃經濟的實現，需要的不是大數據，而是需要一種可以完全替代經濟激勵的機制——也許是政治，也許是強制，也許是藥物——而且這種機制的效果是不能消退的。前面有一個回答說：螞蟻蜜蜂群體都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最簡單的經濟活動方式——看起來改變基因或者是信息素什麼的也能起到這個效果。
直觀點說，如果一個經濟體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樣安排自己的每一個細胞要做什麼，而是需要給這根手指頭一個「你去這兒撓撓癢我給你點好處」的指令他才會動一下的話，那麼他就不適合計劃經濟。因為這根需要一點好處才能去撓癢的手指最終必然會變成癌細胞，讓整個身體全部分崩離析。
看到這裡，也許會有很多讀者能想出一堆調和論，什麼和什麼共存，什麼和什麼不矛盾，計劃經濟既能怎樣也能怎樣之類的話。針對這樣的疑問，讓我們看看1975年，鄧小平用三項指示整頓經濟，而毛澤東敏銳地感受到了他的傾向，在1976年4月做出了重要批示：
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體會一下這其中的經濟刺激主義和階級鬥爭的不可調和性，想想看，毛澤東為什麼要這麼做，以及你們能不能比毛澤東想得更遠。
大數據可以更好的指導生產資料的投放。但大數據解決不了生產利潤的分配。
假設原來生產的20%產品由於供大於求而浪費掉了（倒牛奶事件）。
我們先簡化模型，假設世界是回合制的，假設消費者內心的慾望是可以被大數據分析出來的。根據上一個回合的總消費，大數據得到了新一個消費預估，從而讓浪費減少到了10%。但是，請注意，消費的總額沒有因為大數據而增加！因為資本家不會因為浪費少了而給工人更多錢啊。甚至，我們知道要處理浪費的東西是要成本的。資本家少了浪費，全社會對處理多生產的產品的需求減少了。工作機會反而會減少。
而且，上面還是簡單的實物生產模型。那麼金融投資呢？虛擬商品呢？比如軟體，比如小說，比如新聞。通過大數據，資本家可以投資更少獲得同樣產品和收益。由於這些產品的複製成本極地。意味著同樣的收穫，資本家可以僱傭更少的創作者。
總之，如果只是大數據，雖然全人類的消費慾望並沒減少，但全世界勞動者拿到手的工資會因為大數據而少了。更多的錢被資本分走了。反而會導致世界消費總額的下降市場非常喜歡信息，信息也非常喜歡市場。
舉個例子，在市場經濟里，最吃香喝辣的工作之一就是專門負責徵集數據的諮詢行業。這是因為信息對做決策者非常重要，他們願意花大量資源得到信息。
在計劃經濟里，類似的工作也許是統計局。而計劃經濟下統計局的數據質量，每個中國人應該深有體會。而統計數據對政策的影響，大家也肯定深有體會。這是因為沒有逐利的動機，收集高質量數據必然不是工作重點。
假如有人建立大數據共和國，所有經濟決策都通過數據和現有演算法產生，這個國家也許可以有條有理的運轉一段時間，效率和市場經濟國家無二。這就像蘇聯成立後前十年經濟發展蒸蒸日上。但那些數據，那些演算法會慢慢失效，也沒人有動力創造更好的演算法。幾十年後，大數據共和國的演算法根本不能滿足國民的新消費需求。題主，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給你。前段時間某大數據公司提供過一個數據，發現全中國在淘寶上購買泳裝比例的最大的省份是新疆，比例最低的是海南。於是得出一個結論，認為新疆的泳裝產業是被嚴重低估了。
結果發現新疆通過淘寶買泳裝是因為泳裝實體店很少，只能在網上買。而海南隨處可見泳裝店。
大數據本身就是一串數字。即便是講實證，數據給出的信息也非常片面。從根本上說技術上要掌握全社會的生產消費信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用張五常的話說，共產主義是訊息費用極大，大到社會產出要非常吃力才能養活這套指令系統。大數據是資本主義陣營準備搞計劃經濟的理論準備。
蘇聯這樣的國家搞計劃經濟，實際上是靠對整個社會供應和消耗從頭到尾的全面掌握與分析。這種情況下連社會中的個人消費都是能被政府掌握的。但是美國這樣的國家，政府去掌握個人的一切信息，各個企業的詳細信息。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搞個大數據之後，掌握大數據的人就可以從局部的數據中近似的推斷出整體經濟的各項運行數據。然後把掌握數據源最多的幾個企業，比如搜索，社交，網路商務等企業綜合起來，互相交換數據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就能替代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能了。
所以說未來說不定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庭抗禮。
口古月謝邀。
當前互聯網+革命都尚未完成，談大數據拯救XX有點早。
有一點，如果連互聯網都拯救不了，那大數據也沒辦法。之前，老大哥在看著你，適當關心自己的隱私數據才是。個人隱私會不會隨著互聯網發展而逐漸消失至不見？ - Han Hsiao 的回答 - 知乎寫完這個回答之後的一年多，我來到了杜克大學讀經濟與計算，對於經濟學和計算機科學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不過我也愈發地感受到這個問題有多麼難以回答。以下原回答供各位批判性閱讀吧。
原回答:
作為正在鑽研大數據編程的經濟學學士，我簡要的說一下我的感受。
西方的市場經濟（注意是西方，也可以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相對於蘇聯（注意是蘇聯，也可以包括東歐）的計劃經濟經濟的優勢在於能夠更快地實現帕累托有效，而這種帕累托有效更多地不是體現在各種先進的技術本身，而是體現在用各種手段滿足消費者內心的需求。這就是主觀效用，也可以成為用戶體驗。這是任何外在計劃的短板。蘇聯有少年先鋒宮營造各種領域的天才，有優渥的資源來發展大國重器，但是沒有人會有動力去生產各種好用的家用設備，生產我們現在賴以生存的各種便利產業，特別是服務業。而人的客觀需求可以衡量，主觀需求很難衡量。神經經濟學就是為了解決主觀需求判定問題而產生的認知心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大數據分析的前提是要有數據來源，而哪怕你在全世界的每一立方土地上都有設備捕捉所有人類行為的影像，且具有良好的圖像識別加工模塊，那麼即使你輕鬆可以解決一切案件的偵破，但是還是無法實行完美的計劃經濟，因為當前的認知心理學無法量化描述人類的主觀效用。既然不知道它們的效用如何增長，怎麼增長，你如何下定策略優化配置呢？
不過大數據在信息檢索和自然語言處理方面可以有重大作用，因為正如hadoop的一本入門書所宣稱的那樣，大數據編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處理非結構性數據；
另一方面，大數據對於媒體網路數據可以快速處理，快速控制輿情。所以說，對現在的一些國家而言，用大數據技術維護好的計劃經濟體制還不夠，但是用大數據維護自身的存在是綽綽有餘了。可以給每台計算機頒發黨員證就行了
我在學術中國寫了一篇文章，計劃經濟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具體商品市場的可預測性。從混沌理論角度看待自由市場與計劃經濟優劣
你們討論了半天，就是不知道什麼是計劃經濟。蘇聯模式計劃經濟體制，最終消費品是通過市場銷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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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能不能拯救計劃經濟，這種事情太虛無縹緲。不過可以按照這個思路推演下去。我們假設京西的觸角擴展的足夠大，以至於普通人一日所需的絕大部分都通過京西購買（這好像也不是什麼太不現實的東西，反正，我好像就這麼做的）。那麼，消費者的需求信息，都掌握在京西那裡了。
然後，絕大多數廠商自然只能通過京西銷售產品。京西會通過訂單向供應商下達生產指令。注意哦，這可是指令性計劃，什麼型號要多少件都是清清楚楚的。
如果京西能夠擴展到生產資料領域，那麼，供應商的原材料，也只能通過京西購買。當然，控制了消費品市場後，要實現這一步很容易，不從京西進貨的供應商，一律不用。這樣一來，生產領域的需求信息，也被京西掌握了。
這時候，京西乾的事情，就叫做統購統銷。同時，所有的生產企業，實際上都在接受京西下達的生產指令。接下來，不管是誰，想要開辦企業，或者擴大產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獲得京西的進貨許可證，否則開辦了也會破產。這時候，京西就可以加掛一塊牌子：中央計劃委員會。
然後，京西可以利用壟斷地位壓價，把供應商的利潤壓低到非常微薄的地步，這就叫做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劉家人以下人人平等。
你應該知道，買東西的消費者，實際上同時也是供應商的員工，也就是生產者。為了便於他們流動，京西可以把招聘網站買下來，從而控制人員流動。比如說，規定供應商招人，只能通過京西招聘，後者會向通過該平台就業的工人發放派遣證，持證才能上崗。這樣一來，勞動力市場也被控制了。
接下來可以談談政治了。不過沒關係，京西可以要求身份證與手機號門牌號綁定，一旦通過電腦攝像頭髮現，有人居然對著章老師的照片做什麼不雅舉動，那麼恭喜你，你以後再也收不到快遞了。到了這時候，用何種政體其實已經無所謂了，控制了人們的快遞，就控制了人們的一切。
尼瑪，嚇得我趕緊上淘寶買杯香飄飄壓壓驚。計劃經濟假設是：中央擁有充足的信息，可以最優化整個生產和分配結構，追求總體生產效率最大化。
可惜中央的信息不夠充分，計算能力也不夠。自由經濟假設是：每個人擁有充足的信息，足夠理性，有充足的計算能力，可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潤。
可惜個人信息不夠充分，計算能力也不夠。其實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現實缺點，都是信息不充分和計算資源不夠。目前來說自由經濟總體上信息來源和處理能力強於計劃經濟，所以自由經濟現在效率更高一點。
如果能夠實現信息充分，計算能力充足，那麼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效果其實是一樣的。好像沒有幾個同志來答，我來拋磚引玉吧。我認為，是有可能的。準確的說，不是大數據拯救計劃經濟，而是說：更有效的非中央指令式的新計劃經濟如果是可行的，那麼必須建立在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首先聲明我並沒有仔細研究過這一問題，只能拾人牙慧，但是畢竟現有答案清一色否認這一可能，我就來給大家提供一條新的思路吧。主要供大家討論。提到這個問題，不得不說近年來歐美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學派（儘管在主流視角里從未出現過）——PPDS即參與性計劃民主社會主義學派。其骨幹人物包括保羅?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 計算機科學家）和奧林?卡特瑞爾（Allin Cottrell 經濟學家）等人。我在此通過引用他們的書籍《走向新社會主義》（1993）以及《計算、複雜性與計劃——再談社會主義核算論戰》（1993）等文章來回答題主的問題。文獻來源：少年中國評論經濟核算
保羅?科克肖特等人指出，制定計劃首先需要知道各個產品所包含的勞動價值，這樣才能合理地調配產品。不過，由於一個產品的生產，往往要涉及到許多產品的生產，所以這一計算量是極其巨大的。他們提到，在《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1983年）一書中，亞力克·諾夫強調了現代經濟的規模性：「蘇聯經濟包括1200萬種產品」，根據O·安東諾夫的估計：「（在不運用計算機的情況下）為烏克蘭起草一個完整且平衡的計劃會耗費全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年的勞動。」
但是，保羅他們指出，在考慮了超級計算機的運算功能以及高級演算法之後，運算時間的問題就可以解決：
矩陣求逆的標準分析法是高斯消元法。這種程序有個n^3時序（在複雜性理論的意義上），其中n是系統中的產品數。既然這一矩陣可應用於實際計劃，而不是純理論的演練，它肯定反映經濟的全部細節。比如，有人估計蘇聯經濟中可區分的產品大約有1000萬種。如果n＝10^7，那麼高斯消元法的時序就是10^21。這個數字表示大約要完成的初等計算次數。假定每次計算需要10條計算機命令。我們就要執行10^22個命令。1980年代中期可在市場上買到的超級計算機的運行速度大概是每秒執行2億（2 × 10^8）條命令，整個計算過程大概需要5 × 10^13秒，約150萬年。諾夫大概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才斷言這種計算完全不可能。
然而，儘管使用高斯消元法需要耗費的時間令人難以想像，但保羅、阿林指出，存在著公認的更有效率的迭代近似方法（高斯-賽德爾迭代法和雅可比迭代法）。
這時時序為n^2*r，r是產生滿意近似結果所需的迭代次數。當r＝20時，以上計算只需要10^8秒，約3年。」同時，「我們要進一步認識到，技術係數矩陣可能沒有這麼複雜。在該系統中有1000萬種產品，但每一產品的直接投入品的平均數量肯定要少很多——也許只有幾十或幾百種。用連接表數據結構（linked-list data-structure）形式，而不是用矩陣形式來描述投入產出系統」，同樣可行。這時，「迭代求解程序的時序減少到nm*r，這裡m是每種產品的直接投入品的平均數量。假定m＝100，其他條件不變，那麼運算時間便減少為大約10^3秒，或17分鐘。
當然，作者在此處利用高級演算法進行了兩次化簡，儘管作者認為此時的結果已經「比市場可以得到的更精確」，「更新數據的速度」也比資本主義市場「快太多了」，但終究會使準確性打些折扣。不過，新型超級計算機的不斷升級，已經足以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
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是中國的天河二號，速度達到每秒3.39億億次雙精度浮點運算。對於文中列舉的計算量，不進行任何化簡，1983年的超級計算機要50萬億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後的超級計算機則只需30萬秒左右，即三四天的時間。
國防科大宣布，將在2015年研製出十億億次超級計算機，2020年前後研製出百億億次計算機（中國「天河二號」運算速度全球最快，《南方日報》，2013年6月18日）。若按百億億次算，1000萬種產品的投入產出系統用不到3個小時的時間就能算出結果（不進行任何化簡）。即使我們假設產品極大豐富，達到了10億種產品。經過化簡，其計算也只需要極少的時間。
計算出產品的勞動價值後，最終產品就可以拿到「市場」上去售賣了。假設某產品需要10小時的勞動來生產，人們就需要用10勞動劵買它。但如果該產品的供給低於了人們實際的需求，生產者就可以通過提價來消除這種需求。如果提價後的價格是12勞動券，那麼該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就是1.2。生產者就可以以此為參考，增加對該產品的生產，實現供求的平衡。而產品受歡迎的部門，也就會獲得更多的生產資源以及更多的獎勵。
總之，隨著超級計算機能力的增強，快速進行大規模計劃的計算能力達到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數據收集的能力也變得足以滿足需要；「市場出清價格」的機制也給予了生產者激勵，從而收集到了更多必要的信息。憑藉這些能力，計劃經濟已然能夠最大程度地實現產業結構平衡與供求平衡，同時不需要藉助任何多餘的官僚體系。平衡的經濟消除了不平衡所帶來的浪費與內耗，自然也就提升了效率。
上述方法屬於高等技術方法，作者認為還有中等技術方法可以使用：中等技術方法需要四個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文字電視廣播。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公共電話網路（ps.那個時候互聯網還不發達）。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電視廣播的個人計算機。第四個組成部分是零售業中統一的產品編碼系統。統一的產品編碼就是幾乎所有能買到的產品上都帶有的條形碼上所包含的數字。
在個人計算機上使用電子表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經幾乎成為除了極小公司以外的標準實踐。在我們假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每個生產單位都用一個這樣的程序包來建立其生產過程的模型。這個電子數據表格模型將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勞動量，其他各項投入以及總產出。
在被給以各項投入的勞動價值最新數據的情況下，這個電子數據表能夠迅速地計算出產出的勞動價值。
從哪得到最新的勞動價值呢？它們會被公共廣播機構在文字電視廣播上持續不斷地廣播。和以前一樣，我們假設有一百萬種產品，文字電視廣播能夠每二十分鐘廣播一次修正了的勞動價值。產品會通過統一的產品編碼被識別。個人電腦偵聽並更新電子數據表模型，以回應任何廣播的勞動價值的變化。
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某個工作地點的個人計算機認定當地的勞動價值變化了，那麼它將會提醒中心的文字電視廣播的計算機並通知這個變化。這類改變或者是由於當地生產技術的一些改變，或者是由於某種投入品價值改變的廣播。整個系統將會像一台分散式的超級計算機一樣，不停地通過逐次逼近法求勞動價值。
儘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簡單的技術，上述方法比一台中央高級計算機更有優勢。它不僅進行計算，而且進行數據收集。眾所周知，數據收集是任何計劃系統中最困難的部分。其次，它將是一個更加健壯的系統。如果一些小計算機發生故障，其中一些勞動價值的數據會過時，但整個系統會幸免於難。唯一易受破壞的點是中心文字廣播電視系統，但它比中央超級計算機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備份機器來進行複製。
使用這個發布式計算系統，每個生產單位都能用得到它計算的各種備選生產方案的社會勞動成本。這些數據，即便不是按分鐘，也是按小時進行更新。這一系統更新數據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市場快太多了。
信息：社會問題
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企業管理人員在統計報告中將數據虛報給規劃部門這種系統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假如企業管理者想過得「舒服一點」，他們便傾向於低估當前技術的生產力，對應的便會是對該技術的投入產出係數有所高估。如果這些高估了的數據得到規劃部門的認定，企業會被分配比完成實際生產指標所需還要多的資源，讓企業「松馳」下來並更容易地完成計劃（當然這種結果也可被認為符合當前企業工人的短期利益）。另一方面，當涉及到對投資項目的評價時，企業管理者對資源則會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國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誇張地描述對他們的業務經營範圍加大投資將會取得怎樣的好處。
我們應該使用單一的程序來記錄當前生產和未來投資的技術詳情，以盡量避免這種扭曲。假設我們有一個系統能讓生產工程師通過它將技術記錄在計劃計算機上，那麼他們就會對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產出提供詳細的信息。在對不同生產技術進行集中評價的基礎上，規劃系統會選擇每一項將要被使用的技術的強度。然後要求生產項目用某個已經記錄的技術來開始生產。因為某個工藝流程的提出者事後可能要對它加以實施，因此儘可能準確地指出該生產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的產出就會對他形成某種激勵。
信息、績效衡量和激勵
為了進一步討論，我們不妨將它與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一種情形進行對比來說明這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些傾向，即管理者為了讓自己「過得舒服」而高估當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時又誇大他們自己業務範圍長期擴張的好處，也可以很好地適用於一個大公司的分支機構。假如這些部門是通過公司內部規劃而不是經由市場而整合的，那麼在這個範圍內，那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考慮的因素對它們也同樣適用。但當涉及到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關係時，這些傾向就會被市場競爭力量所制約（假設我們所說的市場本身確實存在競爭的話）。
資本主義的公司也時常會希望「過得舒服」；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且如果進入他們這個特定市場的門檻並不太高，那麼更有進取心的企業就有機會進入該行業，而這些新的企業會通過接近現有技術極限的方式開展生產並削弱現有的公司。這就迫使原來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就要承擔市場份額喪失、盈利減少，甚至最終走向消亡的痛苦。另一方面對於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很明顯其最大阻礙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為投資目的所借貸的資金支付利息，因此過度借貸無異於自殺。為此人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對投資項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實際的評估（儘管如此，嚴重的投資錯誤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還是時常發生）。
那麼我們如果也將這類制約對社會主義經濟下的企業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為進行模擬的話，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解決兩個新問題：即如何對企業的績效進行評價，和什麼樣的獎勵與處罰是適當的。
評價企業績效
關於績效評價，第8章里清楚地說明了針對消費品的市場相關準則（這與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產品的市場清算價格與該產品勞動價值的比率。有人認為該比值越高就意味著越「成功」，且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傾向有關企業。對於生產消費品的企業來說，這應該會阻止對投入需求的誇大，因為高估會導致更高的勞動價值，從而使得市場價格與價值的比要遠低於對投入需求的正確估計。
這個特定的標準，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僅可直接適用於具備市場價格的商品或服務（即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下只針對個人消費品）。但是，同樣的原理通過歸屬方法也可以間接擴展到這些進入消費品生產的商品和服務。
對生產資料企業的統計評估
假定我們有這樣一個投入，譬如某種類型的機床。我們記錄使用機床所生產的每份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的差異，同時計算這些差異的樣本均值。假設該均值最後大於零這個「預期值」。這或許只是碰巧，但運用上面提到的統計推理，我們應該可以對這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並發現這僅僅是一個隨機事件。與此相反的假設是，上述大於零的平均不僅僅是隨機的，而是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我們的機床本身是在高於社會平均效益下生產出來的（比如它可能是為某項工作特別設計的產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別高的質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勞動和最少的材料損耗生產的）。所以這個有社會效益的投入導致與其相關聯的各種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產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規劃部門應該能夠識別哪些投入在社會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們發現使用該投入而生產的消費品中，其市場價格減去勞動價值的結果明顯為負數，那這一投入就應屬於這一類（在該語境中的「明顯」一詞意思是指與零的差值遠大於單純可用幾率來合理解釋的情況）。
那麼我們的建議是，應該在此基礎上對所有用於生產消費品而投入的生產資料進行例行評估。只不過這種方法是概率性的，它並不能產生明確的結論；因為即便幾率很小，某種生產資料碰巧得到一個明顯的「好」或「差」分數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但這個程序的結果可被合理地拿來做進一步詳細研究的基礎，比如針對那些從表面上看做得特別很好或很差的企業。
反壟斷
一些商品和服務是不可以用於直接消費的，且它們也不直接作為生產資料投入用來生產消費品的。這些商品沒有市場價格，此外也不能隨意拿消費品的市場價格來間接地對它們進行評估。但即使在這裡，勞動價值的計算也還是有幫助的。只要存在一個以上的產品生產者，計劃部門就可以對來自不同企業所生產的相同產品計算出來的勞動價值進行比較。對於在某些情況下的勞動價值超過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釋，否則就應該促使高成本生產企業進行整改。換句話說，「競爭」也是有優點的，儘管我們不一定要用資本主義模式，同時社會主義經濟也應當防止在某個特定產品上形成一個壟斷的供應商，除非對重複建設生產設施的論證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獎勵與處罰
我們已經強調對經濟表現採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為這樣的衡量能夠讓企業覺得提供正確的信息以及與中央計劃部門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問題出現了：如果經過衡量後的業績會影響到工人的財富，那會怎樣影響呢？此外工人們在僱傭他們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中能獲得什麼利益？
那種認為金錢激勵是人類的最大動力的觀點是一個商品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並非源自普遍的人性——這種觀點在西方經濟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觀點的狹隘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業的成功，在那裡僱員對公司的忠誠要遠高於對個體激勵的重視。
我們只需想想商業之外的職業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標準的重要性，如士兵們的榮耀、解除他人痛苦的護士，對學者的尊敬和演員的聲望等等，並由此意識到有些回報比起金錢來說毫不遜色。雖然窮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希望得到金錢來維持生存，而富人對它渴望主要是因為它是成功、地位和聲望的象徵。
然而我們卻仍然要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的保守派會如此狂熱地相信金錢動力對獲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須的。對資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標準是自我擴張，這確實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錢來衡量的。而對於資本家個人和其理論的提供者庸俗經濟學家而言，所有一切似乎都顛倒過來了：金錢似乎成了行動的必要激勵或獎勵。事實上，將崇高的意義附加到對金錢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資本的內在必要性鼓吹的結果，或是這種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為資本的代理人，經理人和企業家不得不將金錢看做是人類動機中的最終驅動力。
（ps.上述段落是在試圖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產生金錢激勵的價值觀，而非精神激勵。在資本主義社會行不通，不代表這種激勵在其他社會行不通。）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將獎金與企業的價格價值比掛鉤。這會與第2章中的分配原則相衝突。的確，某個行業的高價格價值比意味著該行業需要擴張。企業可以通過開發一種人們非常喜歡的產品，或利用一個特別有效的生產方法來達到一個高比率，這兩種做法都是值得讚許的。但我們還可能遇到與工人的工作績效完全無關的價格價值比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因為企業的一些不可控制，甚至無法預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產技術、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資源的成本和獲取上發生了變化等等。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很容易地區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來的，哪些是靠運氣的來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現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為壞運氣造成的。只不過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不是一個問題：好運氣和良好的判斷力都會獲得回報，而壞運氣和磨洋工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但我們希望這種任意性不要進入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體制。
即使我們避免將個人薪水、獎金與企業績效掛鉤，但是對效率的激勵卻仍然有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獎勵。從消費品營銷演算法形成的結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會勞動力上特別有效的企業將被分配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因此工人也就會獲得更多機會（比如有更好的晉陞前景，有機會參加和打造一個不斷增長的業務等）。而當企業呈現出持續低於平均水平的效率時，那麼該企業就會縮水，同時他們的工人將會被分配到別處。而要讓這一機製得到良好的運轉，工人們就不應該任何固定的企業或行業內長期工作下去（雖然他們有被聘用的權利）。我們將在第14章對維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模式所需的財產關係進行討論時再回到這一點。
（ps.其實我個人覺得這裡就是比較值得商榷的地方。）
社會主義與創新此文是大衛·科茨（David M. Kotz 經濟學家）寫的，因此部分觀點與上述不同，大衛似乎主張存在一定的物質激勵。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的三個特徵與創新行為有關。
第一，整體經濟計劃的主要特徵將由民主進程決定。
第二，不是通過市場力量或自上而下的中央計劃，而是通過「經過協商的調節」進程來對經濟進行計劃和調節。這意味著資源分配將由工業機構及地方和地區協調機構來決定。這些機構有所有受影響的選民的代表，包括工人、消費者、供給者、地方社區，甚至諸如環保主義者、職業安全行動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等「單項問題」群體。這些機構將通過各方的利益妥協來達成決議。此外，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或企業被認為是社會財產，它們設有董事會，其代表包括受企業活動影響的所有群體：工人、消費者、供給者和地方社區。
第三，人人都要把其部分工作生活貢獻給各種類型的主要工作，即迪瓦恩所區分的計劃和管理工作、發明工作、教養工作、技術工作和非技術的，重複性工作。這將消滅社會分工，同時保持技術分工及其效率優勢。
在沒有競爭性的逐利行為或政治局沒有要求創新的情況下，什麼才是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體制中創新的動力?
第一，該體制的民主和參與制度將使人們能夠要求進行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創新。在這種體制下，人們將通過其所擔任的三個角色——消費者、工人和社區成員，堅持從創新中獲益。
與任何一個經濟體制一樣，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也會開闢創新的第二個潛在源泉。傾向於尋找改進其工作方法的途徑是人類的一種特性，這完全不同於少勞多得的想法。
如果人們想要創新，那他們就必須在體制中為那些有能力實施創新的人提供有效的激勵因素。企業經理及參與創新任何階段的其他人，都應該因成功地進行創新而獲得適當的獎勵。假設決策者會自動進行創新是不夠的，必須通過一套獎勵體系告訴他們，社會重視創新。無論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孰多孰少，這種獎勵都是需要的。為激發創新行動，薪金刺激不必太大，只要能給創新者帶來顯著的消費利益就可以。
既然沒有競爭刺激以迫使落後企業在工業中採取最好的技術，那麼，企業經營會不會幹脆拒絕改進呢?如上所述。一個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企業不僅是其工人的財產，而且是社會的財產，企業外的全體選民對此也有合法權利。工業機構一定會密切注意落後企業的動向，工業和企業機構的消費者代表一定會擁有足夠的權力對它們施加壓力，使其做出適當的變化，必要時可強制實行財政懲罰。
為使這個體制有效運作，除了自然壟斷外，每個行業都要有一個以上的企業，其目的不是要強制貫徹一個競爭性的市場形式，而是允許從市場交換及其他來源中搜集與企業成果有關的比較信息，從而有根據地決定企業應該如何變革。事實證明，應該變革的並不總是成本較高的生產者，成本較低的生產者可能通過反社會的實踐而不是通過更高的技術來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可以通過建立一個致力於推動整個經濟創新的創新促進委員會(Innovation Facilitation Board)來解決這個問題。該機構將得到中央國庫足夠的財政支持。想要發明新產品、新工序或者從事創新開發階段工作的企業、非正式組織或個人都可向該機構提出申請，該機構將能批准這些申請，使其有足夠長的時間來獲得成功的機會。
對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而言，確定創新促進委員會的成員資格是個重要的問題。如果創新促進委員會包括所有受到創新影響的全體選民的代表，就可能會破壞預期的工作。重要的創新大都有受害者，在創新的初始階段，創新的潛在成本可能比其潛在收益更明顯。如果簡單地採用廣泛代表性原則，則會在新產品和新工序的潛在收益還不明顯的時候阻礙其發展。
為能貫徹創新使命，創新促進委員會必須成為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或許可由消費者代表和各類專家組成。只要實施創新的最終決定取決於一個代表委員會，那麼，這種脫離常規的實踐就會與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相一致。為產生新產品和新工序，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要推動和鼓勵發明階段和開發階段。看來，保護創新的早期階段，避免在這個階段做出最後的社會決定，直到創新發展到能對收益和成本做出很有根據的判斷是正確的。
但是，實施創新的決定必須通過該體系的關鍵程序(所有受影響的選民的評估和相互妥協)的考核。這就要求建立第二個機構，即創新核准委員會(Innovation Approval Board)。它將以通常的方式建立，包括所有相關利益的代表。其作用在於決定是否應該對生產或引進得到創新促進委員會批准的新產品或新工序開綠燈。
為實施主要的創新，剩下的問題可能是要允許一個現有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生產線，或者允許建立一個新企業。這會引起既得利益者們的反對。為避免這個問題，一旦得到創新核准委員會批准，創新者就應有權要求允許其建立一個新企業，或者支持其將一個現有企業撤出原有的工作線，以便實施創新。批准這一要求的決定有可能需要創新促進委員會和創新核准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
公共和私人物品的創新之間的平衡應反映公民的優先權。決定採用新技術和生產新產品的代表機構應全面考慮外部利益和成本。包括那些影響工人和環境的因素。這些決定不會面臨將成本強加於第三方的壓力，這種壓力是競爭性的逐利行為的產物。
同樣，也沒有政治局官員支配創新的優先權。相反，民主決策將決定創新的數量和分配。在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體制下將不存在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企業之間的那種產生浪費的分離現象。因為機構之問的橫向關係將是健全的。如果研究與開發機構被設計為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的創新體制的一部分，那麼，它們和企業間相互派駐代表就應允許兩種機構有效地相互作用。最後，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導致創新產生嚴重的外部成本的原因——一心一意關注產量的增長而缺乏民主——將不會是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的特徵。
結論是，總體上，界定有計劃的民主參與式社會主義特徵的那些基本制度有利於創新。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一套民主制度——譯者注）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一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一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譯者注）。平民（demos）可以用它來反對任何殘餘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籤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一個陪審團都會有一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一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一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與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籤組成的監督委員會控制。由於這一委員會是抽籤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於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一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麼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由於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向這一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一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一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麼權利來獲得這一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一權力的大小呢？
這一權力要麼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麼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託的。考慮一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這一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一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製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製造量的一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託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託者。
怎麼總有人認為計劃經濟就是幾個中央計劃委員開會拍板或者一台終極計算機模擬搞定出生產產品、產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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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是要終結市場經濟以利潤（剩餘勞動貨幣化）為驅動的生產方式，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如何通過科學標準化地， 以勞動時間投入多少來衡量生產投入，將一切成本納入時間成本解釋範疇， 這就形成了在要求一般社會勞動強度下，具體要比例分配多少勞動時間在各個生產領域，計劃投入多少時間獲得多少產品產量的基本生產模式成為計劃經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最根本的生產方式 。
那麼如何來衡量，或者說確定一般社會勞動強度呢？或者說具體的單位時間某物質產品產量如何確定呢？回答就是：通過某一生產領域在儘可能配置同等生產效率（或者說基於一定標準化）的生產資料下的，人們勞動生產產量來確定 。
如果某一領域的生產技術提高了，那麼相應的就可以減少勞動人口投入，或者可以減少單個人的勞動時間，再或者在多餘的時間基礎上進行新的種類產品生產。
（ 通過確定平均勞動生產率，就不難推算出某一時期總體計劃產量，和分配給具體領域勞動生產者的生產任務量 ）。
即假設某一階段，投入在這一領域（如冰箱）的一定數量的生產者，通過勞動時間和勞動力投入生產出來的產品按平均產量為1600台/小時，投入在那一領域（如大米）勞動時間和勞動力的平均產量為120噸/小時，而投入在另一領域（如汽車）的平均產量為100輛/小時........以此類推，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單位小時（勞動時間）下：
1小時=1600台冰箱=120噸大米=100輛汽車=.....=......
這就相當於將勞動時間作為人們進行生產交換的媒介和相互交換衡量依據（不是說社會主義就不存在貨幣，只是這時貨幣只是作為一種更好表達勞動時間流通的「量」的形式），
而一切生產變成了以單位時間計量的按庫存流量生產。
做成簡易表格就是這樣：
（這裡說明，圖中所舉的產品只是這些產品門類下不同型號性能的產品數量的加總,比如6050000台冰箱中，海爾占產量的二分之一，格力占其餘的五分之二，容聲占其餘的五分之一。。。。等等，同樣的，7524800噸大米裡面也會包含印度香米、泰國香米、東北大米、秋田米等等）
（註：供應鏈專業的同學應該比較熟悉，如不理解什麼叫做按庫存生產的同學，建議去玩一下各類生產經營模擬遊戲，或者大部分的即時戰略，再或者艦C、艦R、少前等，最直觀，上面的資源採集計量表就是典型的按庫存流量生產的）
那麼一切消費，也變成了按庫存流量消耗，而各類消費品的生產產量的比例調節、增減，產品質量（使用價值）的提高和改進，則可以根據各類產品的單位時間下庫存實際消耗量，各生產部門圍繞使用價值這一中心進行產品研發競賽，消費大眾的普調反饋來逐步按期間來確定和精細化，通過數據分析來儘可能減少下一次生產所產生的加總時間成本浪費，同時有序提高下一次具體產品質量或者性能的改進（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生產者本身就是產品的消費者，比如生產冰箱的人也用自己生產的冰箱，會不好好生產么？所謂市場經濟的試錯和成長性要比計劃經濟強，那就搞笑了）
而新的生產消費的產生，則是在原有的總體物質產品生產投入的勞動時間的進一步相對減少的前提下（投入時間比例減少），人們在較為豐富的物質改造實踐環境中產生。就比如人解決了衣食住後就會想到進行各種各樣的精神活動享受，實際上就是人們分攤在衣食住的勞動時間相對變少了，能夠騰出更多時間精力來精神享受，這同樣一個道理。
而當某一新生消費品逐漸發展成為流行為大眾普遍需求，則要考慮將其納入社會必要勞動範疇，追加部分社會勞動以求將其在該階段社會生產力允許下普及化（如暫時不能，則將其公共化，即讓人們對其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防止小生產出現。
至於具體到個人的不同偏好需求，則自己支配自己的社會勞動外剩餘時間（個人可支配時間），由個人，小團體俱樂部協作的方式來滿足。
如果現在搞公有制計劃經濟，完全就可以在現今產品種類豐富的基礎上，把那些大眾耗費平均可支配的勞動時間乃至窮盡一生都得不到的奢侈品開除出必要生產序列，通過按庫存生產的方式來確定各種可普及化消費品的周期產量規模，來確定投入多少產業勞動力和周期；按實際庫存消耗量來確定哪些產品多生產，哪些減少生產，如何更好的提升產品質量。
這裡，從始至終，所謂的計算機數據分析都是圍繞生產多少、投入多少、消費多少展開的，只能起到對制定生產計劃精細化、標準化的輔助作用，而不是搞「控制論」，搞計算機模擬生產產品價格。而參與生產各個環節的人，都可以為計劃的決策提供必要參考（就比如生產冰箱的人本身就會是使用者，加上他們專業於此，他們為生產冰箱所做的計劃制定參考更加具備可行性了）
那些認為消費什麼產品無法預計，請問哪些消費不是建立在社會總物質供給的基礎上的？或者說哪些消費不是建立在社會可供給物質種類的多少的前提下之間有機組合的？你現在要問我明年具體吃哪道料理，是辣子雞，紅燒牛肉還是干鍋狗肉，我當然回答不了，是你，你回答得了么？但是只要社會還供給雞肉、牛肉、狗肉，就可以影響我明年吃這些料理的可能，甚至可能我還會去吃紅燒狗肉，干鍋雞，辣子牛；將來袋鼠肉、鱷魚肉、鴕鳥肉全面普及了我還能吃燉袋鼠尾巴，烤鱷魚，煙熏鴕鳥————這些消費都可以由我個人意願來達成，為什麼一定要在市場經濟下被你們這些炒作商家忽悠？
只要社會生產下總物質數量、種類相對豐富，任何在此基礎上的消費都是可能，既有可能社會化，也有可能團體化、個人化。
你告訴我市場經濟下那些一時商家炒作出來的營銷量、私人控制資本下長期洗腦結果的消費量數據怎麼科學指導生產安排吧？
所以說，計劃經濟不是靠大數據技術來拯救，甚至都不需要什麼大數據。
因為不是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不會有所謂的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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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知道某些人是怎麼得出計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假設生產力是不會變化的這一觀點的。
投入更少勞動時間，更少物料消耗，獲得更多單位產量，相應縮短社會勞動時間，這不涉及到技術關係？不妨來告訴我，蘇聯採用大半個世紀這一體制，生產力沒有一點發展，或者告訴我蘇聯的「粹智」理論是假的，從來沒有，粹智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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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既然許多人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那麼我想反問，一方面人與人確實存在差異，但是否差異性就這麼大？劉翔跑的再快，也就比普通人快個幾秒。在標準化機器面前，人類這點所謂差異再渺小不過了。另外，差異有何而來？既然存在差異，那麼不能通過後天補過縮小這種差異？任何的才能，就算是天才，脫離一定量的客觀實踐，那就是傷仲永。尤其是，就目前的狀況，脫離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來談所謂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是蠢就是壞。
其實問題的答案很簡單 所有企圖用統計方法解決未來問題的想法 都好像是看著後視鏡開車一樣 如果前方道路和之前走過的路一模一樣 那便是可行 否則就是車毀人亡
哎呦卧槽
計劃經濟問題在哪？一言以蔽之：
We are human, even though we pretend to be God.
市場經濟並不是用一種比計劃經濟更nb的手段去操縱經濟，而是把市場的定價權歸還市場本身。
用再nb的手段去計劃經濟，都是計劃經濟，只是用一種去取代另一種罷了。作為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信計劃經濟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即使量子計算機都被做出來。因為計劃經濟容不下自由主義者。 試想一幫自由主義者就是不願意把提高生產力的解決方案讓渡給體制，就是想通過自己賭一把成就自我。或者天天什麼也不做就是到處宣揚自由主義思想，玩兒命顛覆計劃經濟體制，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現了自由主義者，掌控這個大系統運行的系統管理員會怎麼對待自由主義者？ 選項一：放任不管。這樣意味著體制允許公民自由的選擇。喬布斯作出iphone之前誰會需要iphone？這個計劃不出來吧。自由主義者做出了iPhone，消費者用貨幣投票，慢慢攝取了手機行業70%的利潤，提供了比計劃經濟體制下高20%工資的崗位，使體制內手機的計划出現嚴重錯誤，使大經濟體在手機上出現滯銷虧損，但是自由主義積累了資本，然後就出現了力量。管理員怎麼辦，這個組織就是體制里的腫瘤，用國家暴力機器清除？停止生產資料供給？強制收歸體制？那另一幫人弄出了icar，itv，i馬桶，i肥皂，i鍋……好像怎麼搞也搞不完，總有一天體制會被顛覆。為了不被顛覆，只能訴諸於暴力，那麼你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喜歡暴力和掠奪的制度。 選項二：完全禁止自由主義思想。只要一出現萌芽就高溫消毒。但是萌芽總會出現，那麼就得統一思想，只允許一種價值觀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哲學，文學，藝術，哪怕是行為都必須符合設定的價值觀才是正義，同時組織每天把你的腦袋拿來當內褲一樣洗。以現有人類大腦的智力水平，恐怕每天必須注射精神類藥物才能控制住慾望才不會胡思亂想，哪怕喜怒哀樂也不能有，因為喜怒哀樂會被別有用心的人用來牟取利潤而積累資本，所以郭德綱必須清除。那麼人類和圍欄里的豬有什麼卻別？被閹掉的豬每天就是溫順得吃飯睡覺，生產豬肉。當然為了能讓你能順利得接受這一切，必要的暴力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豬也要圍起來才放心。 選項三：強制公民讓渡所有權利讓政府擁有無比強大的控制力來維持系統穩定運行，取消貨幣，政府讓每一個人每天只能為拿到基本所需，不會給你多一點剩餘，以防你拿來囤積和交換出生產資料，從而產生非計劃經濟體。但是這樣好像和當初鼓吹計劃經濟無比美好的政客所描述的不太一樣，感覺和奴隸沒什麼兩樣。你確定你不造反嗎？ 以上選項不一定能覆蓋計劃經濟體所有的形態，歡迎補充，但是不要忘了自由主義者小強一樣得存在，我們不接受計劃，我就是想做放了玫瑰花瓣的香皂，我就是想把這些香皂賣給喜歡玫瑰花的美女，我就是要開一個比國營煎餅攤多放一個雞蛋的煎餅攤，我就是要從煎餅攤開始改造經濟結構，因為我知道沒有行政壟斷的計劃經濟根本不是我的對手，咬我啊？如果真的要咬我，請鼓吹者提前把你們的牙齒露出來，我好提前就準備好棒子。
前蘇聯搞計劃經濟到後期都是有計算機模擬的，然而沒用，蘇聯還是完蛋了。計劃經濟的缺陷不在於細節上的信息劣勢，而在於再高明的計劃經濟都是為封閉社會設計的，無法應對開放社會未知的潛在威脅，而我們的世界是個開放的世界而非封閉的溫室，這才是計劃經濟必然完蛋的根本原因。只有正視社會開放性的經濟制度才能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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