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了？變法失敗是導致北宋滅亡得更本原因么？

01-14

宋神宗變法的目的是集權，王安石集權的目的是變法。

兩個人的根本宗旨都不同，王安石安得不敗？

同樣的，范仲淹要變法，司馬光也要變法，王安石搞了變法，他們三個人都搞改革，但宗旨完全不同。

要學會辯證的來看王安石變法的問題。

變法不是問題，問題是割誰的肉，怎麼割，誰來割。

要跳出改革看改革！

矛盾總是在運動中發展，通過發展來體現運動的。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實錄》確定「是元祐而非熙豐」，「唯是直書安石之罪」的編撰宗旨，從而徹底否定王安石變法以降至今，歷史已走過近900年。伴隨著歷史的腳步，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褒貶議論，亦是一樁幾經變動而又難以了結的歷史公案。

晚清以前近800年的評價：王安石變法「禍國殃民」，各項新法是聚斂之術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歷代思想家在總結北宋興亡史時，大都較為集中地對王安石變法進行評論和批判。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

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於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於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於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1)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王安石變法併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和階級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於宋代特定的封建時代的歷史環境中。指出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的新法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學者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學思想上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還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並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2)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傑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鬥爭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發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炮製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并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3)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出現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變法期間階級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係，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

-------(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朱瑞熙先生對此前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時經常引用馬列經典作家的論述從本源上進行了澄清。他指出：第一，馬克思從來沒有評論過王安石，說馬克思稱王安石為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是沒有根據的。第二列寧以為王安石確曾實行過土地國有的措施，因此稱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但是王安石在土地問題上根本沒有提出過土地收歸國有的主張，也沒有推行過土地國有的新法，因此列寧對王安石評論的根據是不正確的。

王安石的變法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並且改革還給當時的國家帶來了許多的問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結果呢？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宋神宗雖然支持王安石變法，但他不是一位果斷的帝王，當王安石的變法受到世人質疑的時候，宋神宗自己漸漸的也開始對是否應該進行變法進行了懷疑。甚至有些時候，宋神宗對於王安石提出的政策持反對意見。統治者的動搖，對於王安石變法的施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其次，守舊派和正直派大臣的全面反對。王安石的此次變法，動搖了勢力龐大的封建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利益，從變法施行的一開始就遭到了他們的反對。這也就算了，隨著變法的逐漸施行，一些問題漸漸的暴露出來。當時的一些正直派大臣，比如司馬光等人，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是與農民爭利，因此也開始站在王安石的對立面。兩股力量的共同反對，為王安石變法帶來巨大的阻力。

第三，王安石變法自身存在的問題。此次變法的主要內容為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這些措施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大多數政策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而言，太過超前。這就出現了什麼問題呢？下層官員在實行這些政策的時候，使用強制性的手段，使得當時的人們苦不堪言。王安石「不與民爭利而國富」的軌道偏離，變成了國家於人民爭利。這些情況的出現，不僅使得當時的百姓怨聲載道，對於王安石越發的不滿。同時也使許多正直清白的大臣倒向頑固守舊派，與守舊派一起反對變法的進行。

第四，王安石個人的因素。王安石到了後期的時候，身體病弱，不能將太多的精力放到變法的領導上。後來更是直接辭官歸家，王安石的退出，使得新派勢力大減，政策的實施也逐漸走向夭折。

以上幾點內外因素，最終使得王安石變法沒有出現一個好的結果。

北宋的滅亡，源於靖康之恥。而許多人把靖康之恥出現的根源歸結於王安石身上，認為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實施，才導致了靖康之恥的出現，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這種說法，具有極大的局限性。不否認王安石變法，的確帶來了許多不好的方面。比如說新舊黨派之爭的出現，導致國家的內政出現問題，兩派勢力的征戰，互相鬥爭，消耗了宋朝的內需。但是若是將北宋滅亡的原因全部歸咎於王安石，實在太過片面而草率。北宋之所以會滅亡，大半的原因都在於北宋自身實力的弱小，以及周圍國家的不斷強大。實際上北宋的積弱，早在當初宋太祖實行重文輕武政策之時就已經註定。而宋神宗沒有進行改革之前，國家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靖康之恥的出現，大部分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北宋早期政策的註定結局。王安石對於北宋的滅亡，需要負一點責任，但是卻絕不可能將所有罪責都歸咎於其一人身上。

變法失敗的原因肯定是多樣的，但最主要原因還在於王安石本人。

王安石是個天才改革家，卻不是個有天分的政治家。

合格的政治家，如商鞅、諸葛亮、曹操……最起碼得有兩個特點：

讓皇帝徹底聽話；
讓反對派徹底閉嘴；

當然，這兩個特點，一切的權臣也具備。

秦孝公對商鞅的信任那是亘古未有的，所以秦國變法成功——後來商鞅雖然被車裂，這也僅僅是他和太子之間的矛盾，與法令無關；

劉備、劉禪對諸葛亮的信任也是大大的，劉備在的時候，諸葛亮是水；劉禪時期，諸葛亮也大權獨攬，所以他想幹啥就幹啥。

曹操，就更不用說了。

上面三個人，眼下是絕對不容許反對派興風作浪的，所以他們所願皆成。

王安石可不同，他有才有德，遺憾的是卻不會擅用權術。

神宗皇帝對他的信賴也是可以歌頌的，但這種信賴卻非從一而終；神宗太年輕，沒走出去看過世面；同時他也的確是個心懷天下的好皇帝，所以老天爺讓大地震一下，農田旱一下，流星閃一下，他就會以為是自己的皇帝沒當好。

王安石變法第一次被廢，就是因為可笑的天災。皇帝在內外的壓力下撐不住了，單純的以為廢了新法就能獲得老天的眷顧，實在是太可笑。

而對於反對派，王安石簡直太仁慈。

司馬光、文彥博、韓琦這些舊黨的靈魂人物從來沒有受到什麼毀滅性的打擊。王安石在開封搞變法，他們在洛陽、在相州開文藝座談會，偶爾給自己的同黨送幾個指示，對新法搞搞破壞。

廟堂之上，反對聲音也從未間斷，新法的法令下達之前，往往都有一通撕逼。

而在深宮之中，神宗的宋英宗的老婆高太后是個保守派中的戰鬥機，她雖然在神宗活著的時候不干預政治，卻在後來興風作浪。

風浪是誰，就是王安石溫柔對待的司馬光之流。

王安石仁慈，可司馬光不。

神宗駕崩，高太后召回司馬光，這一夥兒舊黨就開始徹底廢除新法，並將新黨一鍋端，不少人都被流放到老少邊窮地區。

這也就把北宋的黨爭逐漸推向高潮。王安石之時，大家撕逼還是文縐縐的；但到了後來，新黨舊黨勢同水火。

待到高太后死後，哲宗親政，曾經新黨的三號人物——王安石忠實的追隨者章惇先生回朝當宰相之時，當初的舊黨就被貶得更遠，蘇軾不都上了海南島么。

後來威震千古的宋徽宗登台，舊黨掌權，新黨又玩完；再到後來蔡京當家，蔡京吸取了撕逼經驗，想玩個徹底的，就造出了元佑黨人碑，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人的名字刻上去，連子孫都別想當官。

才算是終結了黨爭——但同時，朝廷也成了一言堂。

我充滿惡意的想，如果王安石和蔡京合二為一的話，或許變法會取得成功，北宋也不會那麼快的亡國。

北宋亡國和變法有一定關係，但絕對不能將責任推給變法。

變法引發的黨爭是個原因；在黨爭中走向前台的權臣和宦官也是助緣；宋徽宗趙佶的個人問題也是個原因；北宋都城開封的位置也是個原因；金兵的強大是個原因；北宋的軍制也是個原因……

畢竟導致北宋亡國的是金兵的入侵，並非內部。所以亡國的原因要綜合考慮。

但換個角度去考慮，如果變法成功了，北宋還會亡國嗎？

也不一定吧。

如果還是那個趙佶當皇帝的話。

以我淺薄的知識，來回答一二。

回答一：

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的失敗原因在《羅輯思維一次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期節目里講得特別中肯。在此摘抄一二。王安石變法是一次「針對多系統目標的活力型改革」，用的方法卻是「針對單目標系統的效率型改革」。這兩種經濟目標不同，實用的經濟改革策略也必然會不同。具體的內部邏輯還得看《一課經濟學》恐怕才能理解。簡單點說：

效率型經濟改革是為了國家的效率，如商鞅變法，自上而下，讓秦國上下成為高效的戰爭機器；

活力型經濟改革是為了國家的活力，如改革開放，自下而上，讓中國下上成為活躍的貿易市場。

雖然都是為了富國強兵，但是目標和效果都不一樣。秦國成為耕戰統一「國家主義」的帝國，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貿易頻繁人人皆商的社會。

而王安石變法想把宋朝變成活躍的貿易市場，用的卻是商鞅變法那一套。

回答二：

北宋滅亡根本原因，並不是變法失敗。宋朝覆滅最重要是國策定得有問題：

①定都汴梁。八十萬禁軍常年在汴京，而不選擇在洛陽。汴京無險的時候可守，只因水路便利，糧草易達而成京都。宋太祖知兵，想遷都而不得，宋太宗無能，幾次敗於契丹。此後除了熙寧開邊，沒有幾個皇帝知兵。

這樣的帝國，容錯率極低。就像下象棋時把將帥推到了九宮格的最外邊，且沒有幽雲十六州的屏障就像連兵卒的拱衛都沒有一樣，必然導致帝都淪陷而王朝立馬覆滅的結局。「擒賊擒王」用在北方侵略者的角度上最合適不過。

②「守內虛外」。此國策一方面保護了文官，即推動了文明進程，讓宋朝經濟政治文化都趨於現代化；另一方面限制了武官，使國家的軍事化日益下降。由於精兵都在中央，邊境經常處於被動挨打局面。

③國家參與商業活動。唐朝號稱是中國古代公務員最少的政府，而宋朝則可以說是另一個極端，北宋中期，官僚機構臃腫，政府開支愈發入不敷出。崇尚三權分立的宋朝，一個官職往往任命幾個人，雖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卻導致人浮於事。

與歷代「精兵簡政」的套路相反，宋朝公務員因「國家商業主義」意圖掌握國家經濟命脈，人員只增不減，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王安石變法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才出現的。

當然北宋滅亡和變法失敗也有這直接聯繫，但如果說變法失敗是王朝覆滅的根本原因我認為未免失之偏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給宋王朝帶來了最不好的黨爭效應，國家中層幹部力量內耗，也僅此而已。

綜上所述，好事可以溯本追源，壞事也可以，從一開始國家定都平地、重文輕武、參與商業活動開始，結局就已經寫好，一切都是國策的內在邏輯演化而已。

變法就是奪權。

偏偏熙寧年裡元老重臣就是多多多多多，文彥博顯然就是擺明了趙頊已經不能把他們怎麼樣了，而且趙頊想用也用不起（富弼），更不要說不敢用的（韓琦）。

神宗祚短，哲宗祚短。

所以僅有的勝利果實也保不住。只能背鍋。

變法的最大阻礙者是既得利益者。變法的背後是既得利益者與變法勢力的對抗，二者之間的變法是成功與否的關鍵。王安石本身的勢力就只是文官體系中的小部分，更何況他對抗的是地主階級，文官體系中的大部分，加上各種皇親國戚。皇帝對他的支持更算不上堅決。力量的對比之下，王安石也難免要失敗。況且他要撬動的是很大一部分地主商人的利益。

在生產力沒有出現質的改變的情況下，王安石試圖調整生產關係，比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觸及了商人大地主的利益，方田均稅法更是觸及了在文官，皇室的利益。這樣的情況下，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人就更少了。

再加上王安石任用變法的官吏甚至不完全與他一條心，屬於同一派別，依然是依附於文官集團，就更不能很好的執行新法。

當然，王安石的變法問題還有很多，但總體上還是在力量對比上太過懸殊。

北宋和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都是生手當了皇帝，而不是那種當了很多年，訓練有素的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