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時的教育情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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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有擴展深度，我嘗試把整個東漢帝國的教育情況分析一下。

憑印象寫，可能會有錯誤。歡迎指正。

首先，在平世（和平年代）時，士人讀書渠道大致可分三種：家學私塾，太學，地方學校（學官）。

家學私塾

首先說家學，這是某些家族掌握了某儒家經典書籍的專有解釋權，也就是史書上常說有「治經」的士族。

例如龍亢桓氏，家傳《歐陽尚書》，從東漢開國的桓榮，被光武帝劉秀指定為帝師，其歷代後人桓郁、桓焉、桓典都繼承了家學，顯赫一時。

弘農楊氏楊寶也是家傳《歐陽尚書》，其子楊震也拜入桓郁門下，兼并兩家所長，人稱「關西孔子」，到了楊秉這一代，還掌握了《京氏易》。

漢末最著名的汝南袁氏，則是從袁安開始發家，家傳《孟氏易》。其後人，袁京、袁敞都是接受了家學教育。

諸如此類，可見，各種經學已經逐漸被各個家族壟斷了。這些家族子弟從小就有機會接受家學教育，哪怕是個別人家庭貧窮，讀書也不是難事，例如潁川荀悅。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

潁川荀家好像沒有專門的治經記載，以荀爽傳看，荀爽也是十二歲，善《春秋》、《尚書》。這麼看來，《春秋》算是荀家的家學了吧？

這些壟斷教育工作的家族在地方上又可以開山授業，一來斂財，二來培養門生。這種就應該是「私塾」。

例如桓典，「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

其他著名的例子還有：盧植、鄭玄拜入馬融門下；劉備、公孫瓚拜入盧植門下。

按鄭玄本傳，馬融的門生有400多人，馬融只教50多人，其餘的人就讓「高材生」（可能是盧植）去教新來的鄭玄。

（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鄭玄拜入馬融門下，三年沒見過馬融長什麼樣子。

劉備和劉德然是靠花錢+本地人的關係才拜入盧植門下。

公孫瓚則是靠著老丈人的關係去享受雒陽的鍍金之旅，按照《劉寬碑》的門生名單，公孫瓚還拜入劉寬門下。

劉德然沒有記載，劉備是不喜讀書，公孫瓚則是「略見書傳」，所以，讀私塾這種事，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太學

東漢帝國的最高學府：太學，就是給官員子弟讀書用的，寒門子弟可能也可以進去，但是，畢竟是少數。

太學面對的學生範圍可以用范書《質帝紀》的一則詔書作為參考。

本初元年（146年），東漢政府頒布的太學招生範圍如下：

1.地方上的士人，50-70歲。

2.大將軍下至六百石官員的兒子們。

夏四月庚辰（25日），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由此可見，太學學生主要組成就是各級高官、功臣子弟。

例如臧旻仕途起步是邊地武人，靠著平定會稽許昭叛亂的功勞，其子臧洪以功臣子弟，得以入太學。

地方上寒門子弟要熬到50歲才有機會去太學，想想看，寥寥無幾吧。

當然，這種對地方士人入太學的苛刻規則可能並不是絕對的，如果某人才學出眾，我印象中也應該有機會。

例如，江夏黃香就是以名氣才入得京師，但是本傳沒有明確寫入太學。

申屠蟠、鄭玄則肯定是在年輕時入的太學，其家族也沒有什麼顯赫的記載（父親擔任六百石官），除非本傳漏記其父親官位。

所以只能說：這份詔書可以反映出當時太學教育的大環境而已。高官子弟基本上是壟斷佔據了太學大部分位置。

到了漢獻帝劉協時，曾在長安舉辦儒生考試，其中詔書中提到，外地來的儒生有年過六十，可見地方上的士人能去太學（或者說去京師考試），那個50歲起步的限制一直在發揮著作用。

詔曰：孔子嘆「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入太學後的太學生，還有拜入三公門下的潛規則。本來太學生大多是權貴子弟，又與三公的公族形成門生關係，日積月累，最終在東漢官場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關係網，最終壟斷了舉薦制的選拔權。（這種事被陳蕃、黃琬所詬病，他們也曾嘗試改革，但是很快就被權貴打擊，失敗了。）

這種積弊最具體的體現就是：漢末袁紹在地方起兵反董，遍布天下的袁氏門生紛紛響應。

——袁紹憑藉家族影響力，就能有領導地方對抗中央的實力！

我把太學的情況小結一下。

1.高官子弟，直接入太學。

2.地方士人，甚至需要幾代人，付出更多時間的努力，獲得足夠的學問、名望才有機會步入朝堂。

學官

這個「學官」描述也不準確。學官本意是在地方上設的，專門負責地方教育工作的官職。地方上的學校稱為學宮，相當於地方學校。

例如范書《魯丕傳》提到趙王劉商見本地爆發瘟疫，就想出移居到學宮裡的念頭。

——是用「學官」還是「學宮」好，我也是隨便挑一個，領會意思即可。

出身地方的寒門士人，社會地位低下，缺少人脈資源，是享受不到太學這種高等教育資源的，但是，社會地位順序是：士農工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可以在地方上的學校讀書。

以鄭玄本傳為例，他年輕時就是先從地方「學官」開始，後來才去的太學。

學官往下應該是到縣級的，高級官員應該是學官祭酒，這是《劉寬傳》反映的內容。

（劉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禮儀志》則提到了縣下面的「道」也設有學官，我有點持懷疑態度。

東漢末年

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之一，教育業也遭受沉重打擊。

例如，鄭玄及其弟子崔琰，都曾因為戰亂而流浪，自己開荒種糧；步騭靠種瓜維持生計。

——這些是關東遭受戰亂的士人境遇。

在長安朝廷，漢獻帝劉協在初平四年（193年），先是舉辦了儒生考試，再去太學行禮，也就是說，長安朝廷也嘗試過復興教育，只可惜，次年的李郭之亂，直接將長安拖入戰火，化為廢墟。

等到建安元年（196年），漢廷定都許縣，在曹操、荀彧的主持下，《禰衡傳》說「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

例如《魏略》記載了，河東樂詳前往許都，求師於公車司馬令謝該的事。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該，問疑難諸要。

其他割據軍閥在轄地趨於穩定之時，也有開辦地方官學的記載，例如：

荊州牧劉表

范書《劉表傳》：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北海相孔融

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漢末亂世從初平元年開始，至建安二十五年，這三十年時間裡，在史書中能找到關於文化教育的記載，確實很少。

隨著三國形成，各國內趨於穩定，教育業自然又恢復生機，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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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有大學的前身太學，設有數量不定的博士教授學生，通常有郡縣以察舉的方式給太學舉薦學生。似乎世家子弟入太學更容易，不過太學的教育質量未必比得過學家。依漢制設五經策試之法，通過考試的可補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就是指知識改變命運。西晉後設立跟太學並立的國子學，專門負責教育貴族子弟。

東漢中期也興起私學，最著名的學者莫過於馬融。其次還有以圖讖、老黃聞名的楊厚，記名學生三千之多，蜀中名士任安就是楊厚的弟子，任安從前進過太學。馬融的弟子鄭玄也是先入太學，再隨追隨馬融學習。如果是有條件又好學的士家子弟，會四處遊學拜訪各地名士，兼各家所長，並不只限於六經。管寧、華歆、邴原組成小虎隊四處遊學，最敬潁川F4之一的陳寔，就是陳群的祖父。

鄭玄在太學師從第五元先、張恭祖，學《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從書名看應該是易理、歷史、曆法、數學、文學、禮制等，統稱經學。後又從陳球學《律令》，所以也通法律。其後在馬融那還學了天文。鄭玄兼第五元先、張恭祖、馬融三家之學，自創一派，是為鄭學。

馬融曾經認為：「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我懷疑他那裡是有教兵法，只是沒史料佐證。他的徒弟盧植才兼文武，確實可疑。

後來因為黨錮，大量太學生被捕，太學被廢，還是曹丕即位後再設洛陽太學，有博士十九人。在魏晉的官學中以鄭學、王學為主流。

東漢末年戰亂之時，也有地方政府建立學府的現象，當年參與太學生運動的劉表在荊州開立學校、設學官，博求儒士，命綦毋闓、宋忠等學者撰寫《五經章句》，並稱之為後定，其實就是割據政權的太學。

南陽名士司馬徽也曾被學術氣息所吸引到了襄陽，不過因為被劉表罵了一句，又被劉琮下人所罵，司馬徽對劉表成見很深，影響到許多名士不喜歡劉表。益州尹默認為當地學術單一，所以到荊州追隨司馬徽、宋忠學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王司徒的兒子王肅隨宋忠學《太玄經》。

還有交趾的士燮從潁川劉陶學《左氏春秋》，畢竟醉心於春秋之中。在交趾招攬學者，集結了劉熙、袁徽、許靖、劉巴 、許慈、程秉、桓曄、薛綜、牟子，奈何地方太落後，估計留不住人。天竺僧人康僧會似乎就是士燮時期到交趾居住，後避居於吳，被孫權拜為博士。

還有河東太守杜畿在百姓勤農，家家豐實以後。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樂）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

益州學術多是楊厚和巫道傳下的風氣，圖讖之說興盛，最知名的董扶、任安、周舒都是雜經學、讖緯的名家。

如曹操、諸葛亮、司馬懿、陸遜這類人都是自己在家讀書讀出來，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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