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能否促進經濟增長？
鏡像問題：民主能否促進經濟增長？ - 政治
也只有這種將經濟發展綁定合法性和凝聚力以對抗惡劣國際環境的威權政府能算靠專制搞經濟了。像封建專制，政教合一，軍事獨裁的，一個比一個稀爛。
不能。
因為專制只是一種和西方式民主不同的政治制度，它什麼都保證不了；它甚至連它的字面意思即獨裁者在行使權力時獨斷專行都保證不了（我們姑且將專制這個詞理解為非西式民主制度，儘管這種民主專制二分法在我看來很有問題）。因為即使獨裁者在本國依據自己制定的法律能行使無窮盡的權力，在實際運行中往往也受阻不得不向深入地方的社會勢力讓步，比如軍方離心離德的薩達姆時期伊拉克與部落酋長地方遍布的卡扎菲時期利比亞。
那麼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是什麼？這個問題太大顯然難以回答，而問題里的主體似乎默認具體指的是（二戰後沒有豐富資源的）發展中國家，那麼即以這個具體範圍來回答。
發展中國家作為經濟上的後發國家，起始時是農業國。要實現經濟增長，顯然需要很多必要的要素：對外開放的經濟體制和適宜的營商環境，以接受國際範圍內的產業轉移；適度的貿易保護，以保護處於萌芽的本國新興製造業；統一的全國市場，以促進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代表中央政府而非地方豪強的官僚體系和軍隊，以確保能採取現代化措施；大範圍的初高等教育和大規模且紀律性強的產業人才，以確保工業生產的進行；大範圍的土地改革或革命，以緩和社會矛盾與打擊頑固反對現代化的地主階級勢力；一定的言論管制以防止在當時社會佔居主導地位的落後腐朽思想的盛行；等等。
而我們發現，一般來說只有非民主的政府（即所謂專制政府）才能確保以上因素的實現：因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關注自己既得利益的地主們，和被他們忽悠的短視而無知的農業國農民們，會推動出不利於現代化的決策：他們會以破壞風水或褻瀆神明等理由暴力抵制工廠，無法營造適宜的營商環境；會被與外國巨頭結盟的本國買辦勢力操縱，扼殺本國產業弱小的萌芽；實行有利於本地短期利益的地方主義政策，無法形成統一市場；固守農業社會的民俗和道德，抵制現代化；不重視周期長的教育而寧願教子打工，無法培養足夠的產業人才；造成土地分配不均與貧富分化加劇，產生大量流離失所的貧民；不利於現代化的傳統思想佔據主流，重複農業時代的低生活水平。而只有依靠非民主的制度下強力而高超的中央政府的強制力量，才能打破這些阻礙因素。
換言之，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不一定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政治制度一定不是民主制度。這與歷史實踐相一致。二戰後最為成功的後發國家地區日本與四小龍，無一不是有著受民意影響較少可以自主決策且執政水平高明的政治集團：五五年體制之下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自民黨實際一黨執政（儘管有選舉）的日本，朴正熙等獨裁者高壓下的韓國，蔣氏父子時期的台灣，由英國議會欽定港督的香港，素有李家坡之稱的新加坡。如果它們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它們實行民主制度，顯然更有可能和它們的芳鄰、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前西方殖民地東南亞諸國一樣。從「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現狀」這個意義上講，比起民主制度來專制更有可能會促進經濟的增長。
顯然，民主專制的二元分類法的學術價值是極低的，而從非民主的諸多政治制度中具體分析、從而選擇可行制度的做法也會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福山做出了一個嘗試：他用威權制這個相對中性的概念來替代專制，用負責制來描述中國的政治制度，指出中國的政治制度是能夠實現經濟的合理制度。隨著中國崛起這個確鑿的事實與意識形態濃厚的舊理論華盛頓共識的沒落，類似的理論將逐漸在世界範圍內發揮巨大影響力。無可置疑的是，專制也許不一定能促進經濟增長，但是中國的制度（也許某一天後繼的學者們可以專門為此類制度統一命名）在目前看來完全可以促進中國經濟增長。
最後再多說一句：經濟增長，需要高水平的政治家、成群的人才、適宜的經濟環境等等等等，內在的則是不止一代人在一線生產活動中的不斷奮鬥的精神。漢江奇蹟與三大景氣背後，往往是數不盡的汗、淚與血。這絕非寄希望於既不嚴謹又不準確的虛無縹緲概念「民主」「專制」的人所能奢言的。
能！簡直不要太能！但和鏡像問題——民主是否能促進經濟增長不矛盾，民主也能，這兩者並非零和遊戲。最典型的案例其實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但政治敏感，不多說。次典型的案例也極為著名:鄰居韓國漢江奇蹟（廣義指韓國的經濟騰飛期）的締造者朴正熙——前任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正是通過獨裁統治使韓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彈丸小國邁入了發達國家的門檻。
1961年5月，時任第一軍管區司令的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李承晚政權，開始了對這個國家長達18年的獨裁統治。
在政治上，朴正熙大力整肅政治紀律，重拳打擊腐敗，提高政府效率；經濟上，大膽向美國貸款發展本國製造業，鋼鐵、化工、造船、汽車、電子，正是那個時期飛速發展起來的。1965年時，韓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僅僅是菲律賓的一半（106美元），到了1979年，已是菲律賓的三倍（1745美元）。1979年10月，朴正熙在用晚餐時被中央情報局局長金載圭刺殺，結束了對這個國家的統治，但他的一系列鐵腕政策，堅實奠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使國力大大提升，是不可多得的好總統。回到問題，獨裁或者說專制，並非只有缺點沒有優點，只是獨裁是達克摩利斯之劍，用好將所向披靡，用不好則傷人傷己（獨裁把國家帶壞的案例，就在和韓國一線之隔的朝鮮）。而獨裁會帶來極高的執行效率和不容置疑的政策導向，所以有很大可能帶來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也有很大可能給國家帶來災難般的後果。由於我本身就創辦了一個企業，我覺得領導國家和領導企業本質上是一樣的，當這個國家（或企業）處在弱小的初級階段，更需要權利極度集中的精英者領導，犧牲民主提高效率，以實現爆炸式的發展；而到了發展平台期的守業階段，則更需要用民主實現穩定和平衡，因為民主決策基本只會做出中規中矩的70分到80分之間的政策，很難出現90分以上的英明神武，也很難出現40分以下的一塌糊塗。以上，是我的理解。本答案試圖回答專制可能（注意「可能」二字）帶來的優越性，並不是說專制在大概率上有助於經濟成長。
在鏡像問題中，已經有人貼出正兒八經的學術論文了，大家可以去看看。所以本人就不幹那種文獻綜述的事情了，直接用自己的話闡述自己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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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類社會是一個多層次、大規模勞動合作的產物。
有一個關鍵詞是「勞動」，這涉及到該國的科技積澱與人民勤勞程度。如果一個國家科技積澱不深且人民比較慵懶，那經濟增長就不行。李光耀回憶錄就說日本人勤勞、新加坡人也勤勞，但是新加坡總是不如日本人責任心強，他歸因於日本文化。
還有一個關鍵詞是「合作」。如果一個國家秩序良好而且能夠在大規模、高層次的合作，就可能實現良好的經濟增長。阿富汗為什麼不行？因為還停留在部落認同大於國家認同的低層次，這類國家沒戲。中國為什麼行？因為中國人古代就治理黃河、修建長城、抵禦匈奴，很早就開始大規模、高層次的勞動協作。
二、合作涉及到一個特複雜的問題——分利
兩、三個人去做一件事，如何分錢，有可能發生紛爭。幾千萬、幾億人協作，產生的利益，如何瓜分？
老闆與員工之間怎麼分？工程師與銷售員之間怎麼分？醫生這個集團該拿多少？中央與地方怎麼分利益？首都與外省怎麼分？給少數民族的利益應該有多大？。。。。。。。。。。。
三、民主制度可能導致大家的精氣神過多放在分利上。
譬如說你是一個偏遠省份的少數民族女性工程師。在民主體制下，你可能今天去遊行抗議中央政府偏袒首都，明天去遊行抗議資方剝削工程師，後天去參加遊行抗議民族政策不公，外後天你還要關心女權。。。。
民主制度使得大家自動把自己代入好多個利益集團，去參加如何分利的行動。嚴重的話，造成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公開的撕裂、仇視。
四、專制的意義在於提供秩序與叫停過度的利益鬥爭
專制相當於昭告天下，利益的分配規則不用廣大基層民眾操心。在專制政治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國家，一般民眾要想過得好，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要鬧事、老老實實去辛苦勞動。
就算你所屬的利益集團被很不公正對待，你也只能忘記這種不公，積極投入到勞動致富的洪流中。
五、人類政治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既要避免社會過度把精力消耗在分利上，也要避免不公正的打壓一些利益集團而且還不許別人發聲，這個平衡的取得是每個有智慧的民族都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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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什麼有點頹勢了，就是因為族群撕裂+民主。如果一個國家內部存在文化差異極大的幾大族群，那在民主政體下就可能導致鬧個沒完。黑人覺得自己被不公正對待。右翼白人會覺得黑人對社會是負貢獻，還要鬧事，真是不知好歹。
新加坡的李光耀看到該國馬來人的理工科成績差，直接告訴馬來人社區的長老，這是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後來真的得到部分解決了。而奧巴馬與特朗普都不敢把黑人領袖叫到白宮，讓黑人反省為何理工科不行。如果特朗普敢指責黑人理工科成績不行，美國社會又會大遊行、大撕裂。謝邀
專制與民主，都是決策選擇的方式
決策選擇對了經濟就會增長。所以這裡比較的是兩個政策選擇方式出現正確決策的概率。
如果人民愚蠢不理性，孤陋寡聞素質低下，那麼民主制度出正確決策的概率越小，如果專制階級自私愚蠢，不顧全國利益，專制制度出正確決策的概率也小。反之，兩者都可以做出更多正確決策。
所以在生產力底下的時代，民眾大多是文盲或者忙著工作的勞動者，沒有時間和智慧去做決策，這個時候精英階級才有財力聚斂一批智囊，專門收集信息和制定決策，這個時候專制出正確決策的概率較大，這個時候提前使用民主就會導致國家經濟停滯（有外來爸爸國支持經濟的情況除外）。
未來人人都有豐富的知識和思考能力時，肯定還是民主更能避免專制小圈子制定自私的政策的。但在到達未來之前，民主集中制和代議制可以同時集兩家長處。既可以讓精英制定政策，又可以體現民意。
目前西方國家的制度其實都是代議制性質，而中國的制度也是代議制
應該說是全民民主會阻礙經濟增長
可以，專制的手段可以減少討論的時間精力，集中力量辦事。但是有一些隱患：如果使勁的方向錯了，那麼用的力氣越大死得越快；專制下很容易因為權力爭奪產生內戰或者混亂或鎮壓。這些一旦出現對社會是破壞性的
首先說結論，可以！
專制可以最大程度的彙集生產要素，可以用行政手段，逆市場的彙集生產要素，後發國家如果一味順應市場規律，那麼必然出現「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情況，所以作為後發國家，想要發展經濟一定的獨裁手段必不可少！現實情況也驗證了這一點，幾個後發經濟體在經濟起步階段，沒有一個真民主的。。。
民主的最大優點是作出的決定「不會是最差選項」，作為一個先發的發達國家，這確實很好，可以盡量減緩其衰弱的速度，但對於後發國家的低起點來說，很多時候真的需要「最好選項」！
現在是和平年代，都知道工業化是需要原始積累、需要剝削的，殖民時代可以去剝削殖民地，但和平年代怎麼辦？民主社會，各階層都有選票，你讓哪個階層去承受這原始積累的陣痛？何況真經歷了陣痛能不能發展起來也兩說呢！
對於後發國家來說「不要經濟發但也不承受社會陣痛」，這確實不是一個最壞的選擇，至少好於「經濟沒發展，社會到是沒完沒了的陣痛」（這樣的例子並不少）！
於是，民主的選擇就是，不發展經濟，也不陣痛，大家一起窮著，也挺平衡的。。。當然可以。韓國朴正熙、新加坡李光耀以及中國最近30多年歷史，都創造了長期高速增長奇蹟，這三個例子就是實證。
而且想要順利工業化，初期似乎都需要強大政府力量、強有力的產業政策。重慶這些年經濟發展這麼好，很重要原因是引入發展智能手機製造、筆記本製造、汽車製造等產業。這些產業並非重慶自生的，而是黃奇帆引進的，這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讓黃奇帆引進這些產業，促使經濟增長的。
現在越南、衣索比亞、印度學中國搞產業園、搞經濟特區，學中國發展道路，還確實有效果。很多國家學西方的一套沒效果，學中國反而大力出奇蹟，這很有意思。
對普通大眾來說，民主專制都太虛無，工廠有活干、收入水平提升、吃喝不愁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最實在的。
得看誰在領導。
知乎出現了這種問題，大家應該都知道接下來的5年要發生什麼了吧
可以考慮把專制換成集權，然後去讀讀林毅夫的代表作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沒有標準解，見仁見智。私以為哈耶克暫佔上風
說實話，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發展史都是獨特的，每一個拿出來都是特例。所以說，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很難說孰優孰劣。拿五常來說，作為大陸國家的俄羅斯，法國，中國。俄羅斯從彼得大帝到蘇聯完蛋，一直走的是專制路線，法國嘛，從路易十四太陽王時代到戴高樂騎著高頭大馬回到凱旋門，法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代分別是路易十四，兩個拿破崙，和戴高樂總統時代，基本上算是專制吧，中國就很難說了，敏感詞太多。
另外，美國情況更加特殊，兩次大戰發財，大量移民進來，很多我們都很熟悉的歷史。英國的崛起偶然因素更加多了，但是其政治制度一直是越來越遠離專制。所以，問題來了，專制和民主孰優孰劣？其實沒有必要爭這個，政治穩定才是最重要的。這世界上有三種好的制度和三種壞的制度，它們分別是君主制和暴君制，貴族制和寡頭制，共和制和暴民制。 ---亞里士多德
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以犧牲相當一部分人利益作為前提的。專制王朝人民的耐X能力似乎都挺強……
任何事物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的，要看它們立足於什麼樣的條件。我相信專制在一定的條件下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這樣的條件太難了。專制有數不清的缺陷，但也有維護秩序和集中力量兩種優點—不是衰落期的時候。但是你看我們現在的時間經濟形勢，經濟有一定水平和實行市場經濟的都不會允許專制的存在。如果說要找出專制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面，那隻能說，在某個非洲或其他地區很落後的國家，專制主依靠專制很恰當地擋住了國外勢力的干擾，然後很恰當地把力量集中到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地方，如強行實行某些制度，把資金不用來奢侈而用於購買各種現代化設備和引進人才，等等。可以看出，這是很小的幾率才出現的情況，更多情況是專制主只不過是國外勢力支持的結果，一上台只知道維護自己的統治和作威作福，所以一般認為專制是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
一切政體的更迭背後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就是歷史趨勢。專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經濟有著很大的進步意義，同樣的，在特定條件下，民主對經濟未必見好。如古羅馬的王政走向共和走向帝制，古希臘的後期民主。
民主與專制都能促進經濟增長，也都可能阻礙經濟增長。隨便舉幾個栗子就能說明：
- 清末洋務運動，經濟飛速增長，你說那時候是民主還是專制？
- 本朝改革開放，經濟飛速增長，你說是民主還是專制？環球時報刊文：中國是最大的民主國家
明顯的例子其實就是前蘇聯的斯大林統治，很快促進前蘇聯的崛起，還有希特勒時代。當時前蘇聯的分解也是由於這個，民主和專治本就是一對矛盾，不同時期的矛盾會相互轉化的。專治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他能夠集中全部的資源進行資源集中化和有效的分配，還可以拿著某部分群體的利益去換取另一部分的利益。比如犧牲農民的利益去促進工業化的發展。但是經濟到了一定程度，生產力得到了發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就需要進行調整，只能說不同時期需要的不同的生產關係。民主是趨勢，專制只是一個手段。不管民主與專制，都要與生產力相匹配。歷史上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只按照一種模式註定要滅亡。
在制度經濟學總是下一大堆很感性、很發散的答案，特別有趣哈哈!
這讓我想起Acemoglu那本《為什麼國家會失敗》，他和Robinson認為專制是汲取性的，民主是包容性的；短期內專制能有超越民主的繁榮，但長期下來專制的汲取性導致效率不足、結構失衡必死，而民主下包容性的增長才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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