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為了什麼？為了讓別人更勇敢地活下去，即使是雞蛋碰石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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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一個問題靈感來源——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上的演講 http://www.got1mag.com/blogs/wanhui.php/2009/03/08/haruki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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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的《我為什麼寫作》裡面提到了一些寫作的理由，挺同意的，如下：

一是純粹的自我主義。渴望被人認為聰明，渴望被人談論，渴望在死後被人銘記，渴望報復那些在童年時期曾冷落侮辱你的成年人，等等。

二是審美熱情。對於外部世界的美有敏銳的感受力。或者說另一方面，對辭彙有敏銳的感受力，並且能夠恰到好處地運用。能夠領悟辭彙的音素及韻味中的美感，能夠欣賞優秀散文的嚴謹結構及優秀故事的跌宕脈絡。有與他人分享珍貴記憶和難忘經歷的渴望。 ... 除了鐵路指南那種層次的書籍，任何作品都不能完全排除審美因素。

三是歷史衝動。即渴望了解事情真相，發現真正的事實並以饗後人。

四是政治目的。在這裡指最廣泛意義上的""政治""，渴望推動世界向某個方向前進，渴望改變他人對於他們獻身其中的社會的認識。 ... 認為藝術與政治毫不相干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文學的產生和發展與社會、歷史，以及心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是一兩句話能解釋清楚的。

單從個人動機而言，寫作是以升華的形式滿足了自身的力比多衝動。

寫作就像是雕塑自己心靈的尊嚴一樣。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好不好，跟作者對待尊嚴的程度有關係。

這個是節選自熊培雲《自由在高處》的自序

如果感興趣

可以給你自序全文鏈接：「我為什麼要寫作」

讀完了或多或少會有收穫

　　我承認自己的大樂趣就在於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那麼，我對自己的寫作又抱有一種怎樣的態度呢？

　　李慎之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對此我是非常認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流血的世紀；而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改良的世紀，流汗的世紀。這一判斷同樣影響到我的寫作態度。我從來不想將自己的文字變成一種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對改良社會有個立竿見影、馬到功成的效果。（和韓寒相同）

　　我寫評論，這首先是一種思考與表達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精神狀態。一個真正熱愛寫作的人，未必會去信仰什麼宗教，但他會將自己每天的寫作當作一種關乎良心的禱告。既然不希望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過盡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興邦，改天換地？

　　有人說，魯迅是雜文，胡適是評論；魯迅是酒，胡適是水。酒讓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癲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在平常的寫作中，不管實際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適的。所以，如果有人說，「培雲，你的文章讓我想起了魯迅」，這樣的時候，也許他是在開玩笑，也許是在讚揚我，但是說實話我會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會想到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想到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想到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夠寬厚，寫作是不是過於凌厲。

我承認，我更喜歡胡適的那份安寧豁朗、樂觀寬容以及「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的爛漫與純樸。無論在什麼樣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風度的。在苦難與陽光之間，我更願意看到陽光的一面、積極的一面，看到萬物生長，而不是百花凋零，獨自嘆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個人，由著一個漸次開放的環境，都在向著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沒有敵人。

　　以獨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與良心去擔當。遙想胡適先生當年，不僅挨了魯迅的罵，挨學生（毛澤東）的批。1928年，由於寫《人權與約法》，還坐過國民黨的幾天牢。據說，若不是《紐約時報》參與營救，還險些被判了死刑。胡適的一生會因為同情而讓步，卻從未屈服過。他是思想之軍，而非暴力之軍。

　　大概是2003年前後，我在法國的電視台上無意間看到一則歌舞劇的片花。雄渾的音樂、宏大的場面讓我激動不已。歌舞劇的名字是《斯巴達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讓我回味無窮的是其中一句歌詞「Je reviendrai，je serai des millions」。為此，我還特別將它譯成了很上口的八個字——「我將歸來，萬馬千軍」。這樣的雄心壯志，是很適合一個遠赴他國求學的遊子的。即使是一個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未來可期。遺憾的是，由於當時學業較忙，未能親臨演出現場。而在我離開巴黎時，想買張碟已是難上加難。其後幾年間，每次返回巴黎時，不忘在音像店裡翻箱倒櫃，但都一無所獲。謝天謝地，在2010年的秋天，我突發奇想，竟然在國內的網站上買到了。

　　我從來沒想過要到國外定居，我註定要回到中國，我犁鏵一般的筆尖註定是要落在這片土地上。區別在於，雖然我希望自己帶領萬馬千軍歸來，但是我的理解和舞台劇里的斯巴達克思不同。其一，我所期望的萬馬千軍，是思想之軍，而非暴力之軍。其二，我所期望帶領的，不是縱橫沙場的萬馬千軍，而是我孤身一人。我不會像芮成鋼那樣做急於「代表中國，代表亞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著自己的經驗與理性發言，不強迫任何人。（同樣不喜歡芮成鋼- -）

　　而且，我分明看到，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那些能夠帶領萬馬千軍的人，未必能帶領好自己。關於這一點，看看當年袁世凱的凄涼晚景就知道了。另一句廣為人知的話是，打得了江山，卻丟掉了自己。一個以思考為業的人，當以獨立思考為安身立命的根本，沒有比帶領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有趣的是，常常有讀者誤以為我是一個白須飄飄的老者。待知道我還這麼年輕，生命長遠，有人甚至會在網上向我大喊，「嘿，年輕人，把多年來我對一位老人的尊重還給我。」我不能詳盡人們誤以為我是老人的原因，我想恐怕這至少和我說理的態度和敘事的風格有關吧。我內心安寧，每天活在思維的世界裡，寫作於我更像是一種修行。即使是與人辯論的時候，我也不會以征服他人為真實的樂趣，而是希望通過交流在對方身上學得更多東西，以增長我的見識，豐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為了說服別人而去寫作，不僅真理會離你越來越遠，連自己也會離你越來越遠。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過說服別人或者讓別人臣服於我的觀點證明我自己存在。　　十多年來，我寫了無數評論，以及寥寥幾篇散文。偶爾，也會聽到一些朋友（比如我尊敬的姜弘先生）問，為什麼寫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寫更大的東西？對於朋友們的善意提醒，我通常會報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奮的朋友，一天會寫出很多評論來。但是，即使是這樣，你也不必苛責他是在「粗製濫造」，你只當他是在做一些思維訓練，在做思想的加法。

因為一些編輯朋友的長期約稿，我漸漸養成了每天寫評論的習慣。再後來，我發現寫專欄是我的一種散步方式。只要時間允許，寫一點又有何不可？為什麼不接受做一些細碎的事情？從這方面說，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說的「寫專欄比寫一本大書重要」的意思的。胡適當年，不還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寫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遠足卻需要機緣和更精心的準備。

　　當然，人貴有自知與自省。當我意識到這份差事佔用了我的大部分時間，讓我的生活在自我重複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時，我立即學會了剋制。凡讓我成癮的東西，都不是我需要的樂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會去做隔行的評論，更不會發評論癲。但得機緣，我自然也會停下來，做朋友們所謂的「更偉大的事情」。過去的兩三年間，我在《南方都市報》上寫了三十萬字的「鄉村紀事」專欄，也是因了一種機緣。而且，直到今天，人近中年，我仍相信自己的寫作還沒有真正開始。

　　其實，無論是雜文還是評論，詩歌還是小說，抑或其他，每個寫作者都在尋找自己的表達方式，評論只是其中一種。而且，對於我個人而言，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甚至是件比擴大自己的言論自由更嚴肅的事情。

　　我對母校南開有一種深厚的情感，除了因為它曾有私學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它與西南聯大的淵源。鹿橋在《未央歌》里將他在西聯赤腳上學的時代描繪成「詩歌加論文」的時代。事實上，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尋找適合我自己的「詩歌加論文」式的表達，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寫出有心靈又有理性的文章，只有這樣才能讓我身心愉悅，才符合我審美的情趣。

　　寫作首先是為了生活，為了不辜負這一生的光陰，而非為了傳世。但是，只要你細心，就會發現人類歷史上那些真正流傳下來的人文與理論經典——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帕斯卡的《思想錄》，從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到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從老子的《道德經》到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沒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靈的文字。我甚至敢斷定，將來的經典絕非刊印在現今中國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那些可以歸類於「密碼學」範疇的所謂學術論文。　　讓我繼續讚美托克維爾的文字吧。談到歷史與傳統的珍貴時，他說「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談到法國農民如何珍愛他們剛剛獲得的土地時，他說「他終於有了一塊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種子一起埋進地里」……溝通理性與心靈的兩極，世界還有比這更好的文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