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陷入泡沫經濟之中不能自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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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內容請見：上個世紀日本泡沫時代究竟是怎樣的一副光景？到底繁榮到什麼程度？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582590/answer/101918305?utm_source=com.miui.notesutm_medium=social

超級長文，超圖預警

泡沫盛世的轉折點: 「昭和時代的落幕——裕仁天皇御崩與社會諸相」

如果要問日本泡沫時代盛衰的轉折點,非日本國外的學者特別是金融經濟領域人仕恐怕都會回答的是1989年12月29日經指數由最高的38957.44點開始進入下跌期。但你要問經歷過那段光景的上一代日本人,他們都會不約而同的說「昭和結束,平成來了!」公元1989年即便包括中國在內世界現代史上也是極為重要的年份，對於日本而言，昭和平成更迭的本年尤為特殊，這一年, 影響日本社會的消費稅誕生了, GAME BOY 橫空出世了，《挪威的森林》出版了,大帥哥岡田將生,名聲優花澤香菜出生了,而截至本年底日本達成了僅次於50年代末60年初的「岩戶景氣」之後的37個月經濟持續好景氣，超越在望。但這一年悲傷的事情則要更多,漫壇巨擘手塚治虫,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歌后美空雲雀,個性影帝松田優作相繼逝去……本年一系列悲報及不祥事被後來的日本人稱為「1989年的詛咒」,但這些各自領域的大神級別人物亡故, 對日本社會的影響終抵不過一位人物：日本國的象徵——裕仁天皇離世了。

1989年 1月7日 ,昭和64年第一個星期六，昭和史上最後一天，日本人口中的「Ⅹ-Day」。

早上7點48分, 宮內廳長官藤森昭一一身黑服革履出現在皇居坂下門北側的宮內廳新聞發布會現場。從前日10點開始,這裡便聚集了海內外300多名記者的報道陣, 5點30左右,隨著皇太子、皇族二十餘人以及首相竹下登陸續進宮,官廳次官宮尾公告天皇垂危,NHK與民放5局的新聞頻道也全都切換到現場,當然他們所有人己經猜到公表內容,甚至某新聞社記者從藤森過往並不多見的黑色領帶堅信這點，己經率先發電文了……

「本日午前6點33分天皇陛下在(皇居)吹山御所崩御!」7點55分,這位恰好於昭和元年出身的宮內廳長官用中慢語調正式對外宣讀了裕仁天皇崩薨的官報。大約1分半鐘後，NHK綜合，教育，BS1， BS2,FM七個頻道全部中斷了現場，在4秒的最高級別緊急放送鈴聲中,彈出了「天皇陛下崩御」全黑底大白色明朝體六字，搶到了國內電視類節目的頭條。

7秒後返回到演播廳,有著40年播報經驗的元老級主播齋藤季夫用淡然平和的語氣播報這條消息，但在重複官報後，後場監督顧慮觀眾看（聽）不懂最高敬語，畢竟「崩御」這個詞64年沒有出現在廣大普通日本人字典中，還特意指示齋藤添了一句:「天皇陛下亡故了……重複一遍,剛剛來自宮內廳公表,天皇陛下於本日午前6點33分亡故了！」

不過NHK並非搶到第一個頭條者, 早在官報9分鐘前，即7點46分,日本共同通信社率先以英文「The Emperor of Jap is Dead」的消息向海外先公布出去，1分鐘後，美國聯合通信社（AP社）以「Japanese Emperor Hirohito died」向全世界媒體轉發這條消息後，又以日語「天皇裕仁死す！」逆輸回列島。美國有線新聞網在7點53分正式插播了這條新聞。而7點50分，日本6大電視台都收到了AP社電訊，各局一片哀鴻遍野，不要誤會，他們可全然不是為裕仁天皇，而是在為錯失今年最大頭條抱憾,這是當時媒體界「頭條戰爭」的寫照……

上午8時許,首相竹下登指示官房長官小淵惠三速召在京的著名國學、漢學、歷史家者入相邸,不能來的也緊急電話聯絡研討新元號提案。而在皇居召開臨時閣議也要求國喪期間全國為期49天的「歌舞音曲自肅」……

10點01分,皇太子明仁在皇居松之間從侍從手中接過了天皇權力象徵的御劍、御璽,國璽正式踐祚繼位。

（1989年1月7日中午11點許日本政府先在首相官邸大食堂舉行「元號懇談會」，12點半左右，召開竹下登內閣緊急磋商會議）

下午1點03分首相竹下登召集眾參兩院正副院長在內相關人仕三十餘人在首相官邸召開元號懇談會,在1個小時磋商後.選定《史記.五帝本紀》與《書經.大禹謨》中「內平外成」、「地平天成」最終決定新年號「平成」, 年號提案者、制定經緯均保密,外界流傳最廣的是東大名譽教授東洋史學者山本達郎,但也有一種說法,竹下登1990年演講時提到早在1979年元號法出爐之時,大平正芳秉國時年號便內定好的,由天皇御筆陽明學家安岡正篤秘密選定,此公也是1945年投降時《終戰詔書》的直接作成者。

2點36分,由官房長官小淵惠三正式對外公布新年號，而改元紙質頭條被每日新聞搶得,成為當日全國晚報中第一個登載新年號,而63年前裕仁即位時,每日新聞為搶頭條錯登「光文」年號，這次算一雪社恥。同時竹下登簽發《昭和64年內閣公示第6號》,從明日1月8日零時起,全國年紀改成平成，這也就意味著還有不到10個小時，讓日本人愛恨交加半個世紀之久激蕩風雲的昭和時代即將落下帷幕……

而在這改朝換代的特殊之日透過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日常，也反應出日本社會分流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天皇認識觀。

(1925年大正天皇薨去1945年玉音放送皇居二重橋畔伏地哭泣的女學生女青年)

(1989年1月7日東京涉谷站前正在閱讀『朝日新聞』「天皇崩御」號外的女青年)

(1989年1月7日清晨7:25分,驚聞天皇病逝噩耗，皇居附近東京千代田區趕來弔喪的一對老夫婦。8點20分，橫濱市內周末休息在家，早餐時分，通過電視得知天皇駕崩消息的年輕女性。)

（1989年1月7日午後,皇居坂下門前設立的國民弔悼記名所,聞迅趕來的弔喪的東京市民,正午約兩點,廣場己經聚集了2萬多人,他們中大部分出生在55年前,所謂大正世代、戰前世代及團塊世代。年長的都習慣伏地頓首,這是戰前皇國教育觀下日本國民禮學遺俗,對他們而言,無論時代如何流轉,裕仁天皇永遠是一生的精神支柱。眼淚己經代表他們的心聲)

(同一時間段TBS電視台1989年1月7日中午時分新聞影象:人山人海的淺草寺與原宿竹下通商店街。當天不僅是周六,也正值日本人的傳統旦休期,而且元旦那天己經按政府要求為天皇祈福自肅休業一天。所以這次外出人流量十分龐大,但對於今早天皇的崩御,商家做出唯一反應不過是尊照政府指示鋪前掛懸「弔旗白籠」「國旗前部竿球掛縷黑帶」,以提醒人們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出遊大部分人群是55生年後的青年層。黯淡的喪旗和情熱滿面的年輕人形成強烈反差。)

(人群同樣絡繹不絕的還有千葉迪士尼樂園。因為日本中小學開學期原定在兩天後的1月9日,所以很多家長趁著最後一個周未帶著孩子出遊。他們中很多人通過交通工具中廣播或電視都己經知道天皇駕崩消息,也知道政府下令自肅活動,但是正因為知道這一點,害怕明天迪士尼自肅閉園,所以來得人更多,屬於「突擊遊玩」。開園一瞬間,全體遊客幾乎是搶跑入場。但是好景不長,正午時分,迪士尼接到通知,下午所有的遊藝項目窗口停止接待,假面盛裝遊行,賀旦嘉年華也全部取消。而作為補償,迪士尼方面給每個12歲以下入園兒童發放一份小禮品。)

而在距東京300公里以外的長野志賀高原滑雪場,因為政府只禁止公共場所音樂歌舞，滑雪場不在受限範圍內，所以青年層為基幹的滑雪客還在享受著周末白色渡假。TBS記者現場採訪一位女子滑雪客知不知道今天是昭和最後一天? 包括周遭的女性友人都大叫道:「太吃驚了,真不知道!」,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茫然無知,記者在東京上野車站採訪一位將要出行的男性滑雪客,「天皇陛下亡故了知道嗎?」「知道啊,6點33分亡故的！」，知道歸知道，但天皇的逝世並沒有阻擋他的熱情，該幹嘛幹嘛。

這並非個例。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市川孝一曾經在1989年1月9日~13日對首都圈三所大學311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回答天皇何時逝世的43.3%被調查者選擇上午8點,這是因為45%的人通過電視得知,混淆了7點55分宮內廳發表時間和6點33分病逝時間。而剩下的多數通過家人得知,情報源最多是母親。而問即天皇病逝對你未來行動會發生改變嗎?壓倒性選擇「不會」。會感到悲傷嗎?選擇一點不會比例的高達5/8,極度悲傷1/8都不到。聽到天皇病逝第一反應「不會嗎?」、「騙人的吧!」「哇!」「唉!」感嘆詞脫口而出,全體基本「不關心」狀。作為社會予備軍的大學生尚都如此,何況青年層?

（自肅頭七，全國街景燈，霓虹燈，招牌燈一律禁亮，商場商公共場合社必須懸掛天皇遺像，供客瞻仰。街頭的廣告牌被撤下，街道兩側花壇改植白菊。左上圖為木津川水倒映著大阪道頓堀。右上圖為熄燈狀的東京銀座4丁目十字口和光商廈。）

(自肅活動的當日，很多周末活動比賽也被取消掉的。當紅的小鮮肉組合J家的「光GENJI」 7、8兩日在武道館的演唱會被迫取消。這讓當時很多隻為見偶像一面而上京的女高中生非常沮喪不滿。同時原定在兩國國技館召開的第40回「天覽相撲」也只能中止。當日全國高中橄欖球錦標賽決戰在早上9點宣布中止，但舉辦方並沒有選擇延期，做出了兩校同為冠軍的決定。26年後2015年4月26日，兩隊間舉行了一場特殊意義的複賽，以紀念那個永生難忘的日子。)

（政府規定的自肅活動兩日內電視廣告全面禁止，電視劇娛樂節目更不必說了。各電視台48小時內平均42~45小時連續滾動播放裕仁天皇特集。電影院、迪廳與卡拉OK全部閉店謝客。這對於習慣自由生活的日本年輕人很不適應，於是那兩日柏青哥店和錄像店生意出奇地火爆。而大阪的年輕人不吃這一套，1月8日大阪吉本興業的花月劇場照常「新年初笑」的漫才表演，政府的「服喪自肅」一瞬間「灰飛煙滅」。）

（泡沫時代主題永遠是「金錢」，哪怕天皇的死去也不能阻止日本人當時投機的熱情，1月9日是沖繩電力公社民營化,政府保有股初日發賣，東京大手町大和證券本店人山人海的登記購買者殺到，因為泡沫時代，花天酒地，消費景氣，電力股肯定穩賺不賠。所以當然不容錯過平成時代第一波發財的好時機。有的顧客甚至戲稱「這是天皇帶給日本國民最後也是最好的禮物」，「天皇御崩」的壓抑氣氛在這物慾橫流的空間里瞬間蒸發。）

自肅活動其實從1988年9月23日宮內廳正式披露裕仁天皇病危，政府要求國民為天皇禱告便開始的。當時自肅的範圍非常廣，比如各地神社的年中祭，大中小學的文化祭停止，地元商店街廟會，企事業的忘年會、新年會停辦。百貨商店的酬賓典禮、大廈落成典禮不許放煙花和歌舞表演。10月7日逆轉奪冠的日職棒冠軍中日龍隊不得不把「祝勝會」改成了「慰勞會」，一方秋季的明治神宮棒球大會也被中止。東京六大學傳統的早慶戰禁止傳統的太鼓助威。當然自肅並不是沒有好處，1988年平安夜就拯救了無數日本男兒的錢包。女大學生里背地裡暗罵裕仁是「黑色的聖誕老人」。

(1988年10月7日名古屋市正在被撤下的中日龍隊奪冠慶祝標語，1988年的9月26日東京趜町飯店冷清的看板,而就連庶民百姓的結婚披露宴，壽宴，相親會也異常之少)

娛樂藝能圈更是「重點關照」,一年一度的日本歌謠大獎停辦，所以盛傳1988年紅白歌會也將停辦謠言，直到NHK放送局局長遠藤利男親自公開闢謠。不過其他娛樂節目就沒有那麼幸運了,要不被壓縮要不被終止,像塔摩利,明石秋刀魚這樣日本家喻戶曉的大牌諧星那半年日子更不好過。自肅活動損失最大的是當屬廣告社。日本廣告大王電通第三財季業務量更是下跌了近4成,一些隱射類廣告也被取消,廣告詞中「恭喜」、「請多關照」也禁止出現……

(1988年10月初放送日產風度A31新車廣告:帶著標緻性墨鏡的歌手井上陽水搖開車窗,用他略帶滑舌輕佻的話音說了一句「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台詞,就此惹下了大麻煩。因為日語「大家」和「宮」近音,他發音捲舌,很容易聽成「陛下,今天您還健康嗎?」被敏感的保皇派人士認為挑釁皇室,大不敬。播出一周後被緊急撤下,同樣被撤下的還有木村大神老婆工藤靜香的樂天VIP巧克力廣告,因為廣告中有一句「その日が來ました」台詞,「這一天終於來臨了!」,讓人無不聯想社會當時流傳的「Ⅹ-Day」,有「咒死嫌疑」,也被撤下。)

(在這麼一個重要的時刻,左翼與右翼團體自然是不能缺席的。既有鼓吹「天皇社會主義制」的極右翼活動家,大日本愛國黨總裁秀尾敏。也有在2月24日天皇出殯日策劃炸彈襲擊車隊的新興極左翼「革命勞動者協會解放派」與日本政府老對頭「中核派」,而在校園裡,連東大這樣日本頂尖學府也出現了「反天皇制」的聲浪。)

(裕仁的葬禮被安排至2月24日。墓所東京西郊武藏野皇陵。雖然是象徵天皇,但日本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國力與影響力絕頂期,全球164國家地區機構派出弔問使,參列國賓總數700餘人。其中G7除英國是查爾斯王儲,外相赫德外,其餘全體元首悉數到場。歐亞各君憲制國家君主或皇儲出席。美國是老布希總統,韓國方面派出總理姜英勲,我國則是錢其琛外長。葬禮當日恰逢冰雨,但東京沿途仍有20萬市民送行。)

天皇裕仁的病故，不僅震動著日本國內，也牽動著世界。海外媒體報道所有的焦點集中在二戰的戰爭責任問題上。美法兩國媒體倒並沒過多批判。英國BBC電視台採訪在二戰中被俘英國老兵,普遍觀點是非常憤恨裕仁有生之年沒有受審,一千多名二戰老兵反對查爾斯王儲參列裕仁喪禮。歐美除外,日本媒體最關心的是鄰居中韓兩國反映。NHK分別街訪了漢城與北京的普通民眾,傾聽他們的聲音。當時的外交背景是日本以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希翼主導東亞的政治秩序。但1982年日本教科書改定,日中戰爭由過去「侵略」變為「進出」,及1985年中曾根康弘做為首相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這引起了中韓官民間一致對日強烈反發,認為日本有錢了,民族主義膨脹了就對過去戰爭罪行不認帳了。

(因為半島被殖民40年歷史,韓國媒體對天皇逝世報道比較廣泛,民眾敏感度也較高。當時韓國在漢城奧運會後經濟飛騰,政治上由過去軍人獨裁走向民主化。老百姓對朴正熙、全斗煥時代親日化也表現不滿,而韓國企業在海外市場進出上也受到日本的品牌壓抑。這種背景下反日情緒自然高漲。所以韓國民眾當然對「裕仁」不能釋懷,比如韓國正式報道中稱天皇為日王,病逝為死亡,降格化處理正是韓國對日觀的真實寫照。這位年青人說,「天皇還沒有為戰爭謝罪,就這麼死了,太可惜了!」,經歷過日殖時代老一輩人則語:「他是戰犯,所以我不會感到悲傷!」)

中日關係正處於微妙的蜜月終末期。國內對裕仁病逝只做簡單新聞報道,而當時中國普通老百姓比起政治更多關心國內民生,言論氛圍也比較開放。所以街訪結果多數人並不知道日本天皇裕仁逝世。即便知道者對日本的態度基本上沿繼官方的兩分法。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接受NHK北京支局三位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是這麼說的:

「日本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負有責任的,從人道主義來說我們表示哀悼,但同時對戰爭應該付責任。」

「回顧過去歷史,我們感到非常惋惜,應該兩國世世代代友好!遺憾地是沒有做到這一點!」

「戰爭當然是不好的,戰爭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痛苦,我不希望發生戰爭,希望永遠和平下去!」)

（在當時中國，昭和天皇去世還有一位中國公民息息相關，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溥傑。1989年1月9日，和裕仁沾親帶故的溥傑前往日本駐華大使館弔唁，他的妻子嵯峨浩則於兩年前逝世。）

① :嗔狂的股市夢物語

地市與股市是泡沫時代日本經濟與社會的兩大萬象鏡,並稱為日本不倒的兩大神話。

日本股市巔峰期的1989年,東京證券交易所日均成交額8.8兆日円,市場總值611兆円, 佔全世界的28%,平均投資盈利率24.7%,年成交量佔到了世界三大金融市場成交總額的54.6%,約為同期紐約證交所成交量1.79倍,一時風頭無二。而作為日本金融實力體現，在國內資本市場獲得巨額金元彈藥補充的而肥漲的日本企業在該年三季度末氣勢洶洶殺向美國,9月27日索尼4800億円吞下哥倫比亞影業, 10月31日三菱地產2200億円買下洛克菲勒中心所有權,12月15日著名的國際洲際酒店管理集團也被日本西武正式兼并……

不過如要說「日本股市泡沫榮光史」還得是1987年! 那一年可是出現了企業單股匹敵西德的大和神話開端,先簡單說說政策原因。

泡沫期日本股市虛高相關經濟調控政策,既有美國施加的外部壓力施加,也有自身經濟轉型的迫切性。但比起外在,內生因素誘導面其實更強烈。1985年9月廣場協議前後,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輸出產業損傷,國內企業設備投資懈怠，中曾根政府改變以往的金融緊縮政策,轉為積極的金融寬鬆,同時以「最大限度發揮民間活力為基礎,以都市開發、民宅改善、民生提高與公共事業四大目標」的內需型經濟建設。

(1975—1995年日本GDP增長率中各經濟主導類型分析表:1975-1980石油危機時代是政府扶植支出為主,80年代前半期以國際輸出產業為引導,80年後半期則主要依託國民消費及民間投資。)

先說個人：

（日元升值對日本國內旅遊業也有打擊，1986年8月20日1美元兌換日元152.55新高，所以訪日外國遊客也大呼吃不消，老外紛紛對五星級大賓館和計程車說「ByeBye！！！」，改住這種廉價和風民宿，老老實實搭地鐵吧！）

（相反日元走高，進口輸入品便宜了，左圖為中曾根首相1986年6月19日參觀佳世客在東京江戶川區超市的美國牛肉櫃檯，而另一側是大阪東區某倉庫大量進購的蘇格蘭威士忌,89年物品稅取消,日本奢侈品市場被進一步打開。）

(廣場協議後,日本對歐美皮革，纖維製品進口限制取消,受1986年黛安娜，麥當娜訪日影響,日本年輕女性開始流行穿戴這種帶大肩墊美式時尚夾克衫。而另一方面海外代購也隨之興起，左圖為1987年11月東京涉谷流行服裝店,右圖為東急百貨海外代購櫃檯,一名顧客翻看商品目錄,而台上一側則標示今日外匯時價,方便顧客決斷。)

（日元走高,日本家庭海外旅行熱情也升溫了,全日空客機在86年冬開始幾乎班班滿席,左圖為1986年12月22日東京美國大使館外申請旅遊簽證的長龍,平安夜在成田機場外幣兌換窗口的人們。)

日本銀行在廣場協議後兩個月進行短暫的觀望後,於1986年1月開始連續下調基準利率,至1986年4月基準貸款利息從5%下降至3.5%,基準存款利率由1.5%降至0.26%。一般而言貸款利率下調,對企業而言是減負,增加現金流,促進設備投資和生產。存款利率下調,鼓勵民眾把存款取出,刺激消費或轉入多元化投資,二者理論上形成良性循環。適當的利率下行政策不但對刺激內需確實有療效,對證券金融市場也是利好信息,日本的股市也就是在這時開始起漲的。

(1965-2013年日本基準貨款利率與活期利率推移表)

超低利率政策背景下,率先湧入證券市場是個人投資者,也就是俗稱的散戶，但他們還不是日本股市的大頭。入市理由很直接,相對貸款利率,1980年時存款利率便開始一路下行。80年代初,各大新聞便順勢在財經版面設立個人理財介紹專欄,個人投資潮在那時便有一定規模。1986年4個月連續3回下調利息,老百姓當然覺得錢放在銀行不值了,於是紛紛把錢取出來,但當時內需建設尚未方興,娛樂餐飲消費還未成量化增長之勢,這些錢多數轉向地產、股市、黃金各種投資市場……

日本黃金投資始於1978年4月以後，黃金出口完全自由化後。但剛一打開大門，就碰上了伊朗革命，第二次石油危機，兩伊戰爭，美聯儲加息緊縮，蘇聯入侵阿富汗，這些促使黃金價格走高的事件，1979到1980年初黃金價格在一年之內翻了4倍，1981年1月21日國際市場黃金交易價格到達了850美元/盎司的頂峰，此後冷戰態勢趨於緩和黃金價格一路走低，碰上廣場協議，日元開始升值，黃金進口價格進一步下跌，除了工業生產用，經歷過物價狂亂的日本民眾，也懂得「盛世收黃金，亂時方知價」道理，民眾對金銀貴金屬消費意欲被點燃，日本的黃金輸入量大幅激增。1976年日本黃金進口量是73噸，1985年是197噸，到了1986年達到607.8噸，比前年翻了313%

(1986年輸入黃金大幅抬高主要原因是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記念幣發售,這也是當年社會焦點事件，607.8噸進口黃金，政府用掉了324噸，幾乎全部用於此次鑄幣。因為紙幣面額最高才1萬,10萬面值的金幣格外搶手。當時記念幣發售採取是銀行抽券,憑券兌換。所以記念幣未發售,一張白紙抽券反倒漲到4萬円高價。紀念幣發行當天,10萬円金幣一路炒到了25萬,許多人兌換以後便急匆匆地跑去黑市交易了。但三天後便跌到了12萬円以內。因為按鑄幣成本算,1枚金幣20g質量,1g黃金市價1900円,10萬円金幣成本在5萬円左右,總共發行了1000萬枚,總流通值超1兆円,平均十個左右日本人中就可以分到一枚,這是日本最早的用作一般流通性記念貨幣。再換句話說,等於日本民眾讓政府白白賺走5000億差利,完全不值這個收藏價。即便30年過後今天,那套10萬円金幣市值也就10·5萬円。)

（除了黃金投資，黃金消費在1986年開始在日本火爆， 1983年田中貴金屬黃金零售價3296日元，廣場協議後到1986年跌倒了2044日元/克，民眾消費熱情大幅提升，圖為1989年2月東京江戶川區一家寶飾品店內挑選金銀飾品的年輕女性。）

1987年上半年,隨著建築業及非製造業投資熱潮，基準貸款利率下調至戰後最低的2.5%，國際原油市場下跌，持續十餘月「円高不況」在表面上一定程度遏制住了。彼時股市泡沫也開始浮現，最著名的代表性事件便是「NTT(日本電信電報)股票狂亂」。而該股發行，則成為日本股市散戶群體進入市場的標誌性事件。

（1985年4月1日，115年國營歷史的日本電信電話公社落下帷幕，正在發表民營改組演說的原公社最後總裁,NTT初代會長真藤恆。不過真藤未能善始善終,1988年退休,僅一年受利庫德賂賄醜聞案牽連,以受賄罪被逮捕,判刑2年緩期3年。）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法歐洲國家為擺脫石油危機以來的財政赤字，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名義引導下先後對政府體系進行瘦身，把原肥大臃腫的國營企業從政府資產體系剝離出去。中曾根上台後如法炮製，提出了「三公社五現業」民營化大改革。所謂三公社，便是公共性質的「日本國有鐵道公社」，「日本專賣公社」，「日本電信電話公社」三公社中，最易改革的便是日本電電公社，首先它並沒有像國鐵和專賣那樣左翼的反政府勞工會,其次它也沒有像國鐵那樣有著37兆巨額虧損要清算，最後，政府顧慮到80年代資歐美電信業務飛速發展，未來極有可能成倍增長潛力，基於國際競爭力和國內市場保衛雙重衡量，決定優先全力扶植。

(泡沫時代日本國企公社民營化六社,上市日期及股票價格變動對比概表)

1985年4月11日NTT株式會社始動。資本金7800億,總股本1560萬,額面5萬円。政府以大藏大臣名義100%持股,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企業誕生。按照當時日本證券法規定,為保護投資者利益,上市企業最低成立3年後方能申請上市,但在政府干預下,東證給它開了個後門,1年後即可上市,這也是招置日後批評兩大主因之一。

（1985年5月8日,大藏省邸內,率先完成民營化改革的NTT社長真藤恆「中」與日本煙草專賣產業會社長長岡實「左」,共同象徵性向當時大股東日本政府法律代表藏相竹下登移交證券。)

1986年9月末大藏省決定把手上12%,186萬NTT政府保有股首次投向市場, 最初的合意定價是30~40萬円區間。10月1~7日率先以20萬株以競爭投標方式拍賣給693個證券公司、機關投資家,但當時的股價飆到了125萬円上下,翻了4倍。物以稀為貴,當時這個價格並不意外,但接下來事就大反常了,11月政府向全社會發賣剩下156萬股,憑住民票等身份憑證一人一股,以體現政府「新時代的股市應賦予廣大國民公平購入機會」原則。公開新股申購價格高達119.7萬円,世間頓時沸騰了。但實際上這聽起來很美妙的「政策福利」實際上暗藏當時政府「不能明說的陽謀」……這個到後面講「日本國債」內容時,就會恍然大悟的。

(1986年11月14日東京千代田區日本勸業角丸證券本店貼出NTT新股發行價)

11月16日公募開始便有175萬申購(人)件數,到26日結束總申購件數1085萬(人)件。攤算開,平均十個日本人便有一個,三戶家庭中就有一戶申購。其中不乏拿襁褓中嬰兒名義去申購,甚至以前根本不關心經濟的家庭主婦也湧入證券店。而搶不到股票的丈夫在證券店門哭泣著不敢回家見太太也大有人在。抽到的人大擺宴席,彷彿預定了必中大彩。種種世相稱其為「國民之股」也不為過。

為何日本民眾會如此對一隻股票如此熱衷? 其實道理很簡單,119.7萬円/株這是日本有史以來公募價最高的股票,而當時日本戶均收入350~450萬円,新股發行肯定穩賺不賠。買上兩株,按30%上市收益率算也有70萬円。翻一番就140萬,這簡直是送上門的錢,不拿白不拿。而證券公司看重高額的手續費和抽佣,也極力煽動投資者買入。但最主要的是NTT是當時第一支「凡間降下」的官營上市企業。又是大眾認可的優績股,自它成立起便成為全國矚目的市場焦點,甚至證券界人稱「NTT上市通知」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玉音放送」。

NTT翌年2月9日上市後,也沒辜負投資者,第一個交易日就漲了40萬円,到4月22日漲到了318萬円,兩個月翻了2.6倍,收益相當於工薪階層半年工資。而托「國民股票」鴻福,日經指數也在兩個月內大漲22.4%,並且在這天以346兆円的總市價超過紐約證交所雄冠全球,而1987年日本GDP總值才不過356.1兆円。這個成立不過1.5年，上市不過三個月的公司也因此奇異邁過百年老店美孚石油成為世界第一大股,而它的總市值約為3500億美元,以股票收益率計算,NTT至少要保證連續200年17.3億美元利潤才能達到這個水平。同期的豐田股票收益率亦只不過8·3倍。而3500億美元這幾乎相當於1987年西德股市總規模,泡沫之大可想而知……

彼時市場更為沸騰,每當有少數與論質疑出現,證券經理人便不停哄騙個人投資者:「NTT這可是政府放出的專賣股票,政府賣給國民的就是送錢來的,怎麼可能會虧本?」於是在「NTT神話」渲染下,二賣、三賣這樣擊鼓傳花……

「花無百日紅,股無百日陽」,誠然NTT股當初是政府放出專賣股,實際上到2015年NTT營收方才11.5兆円,總資產才7.5兆, 顯然被高估了。

進入5月份開始下跌,在275萬円水平浮動,11月後政府又放出第二次195萬株保有股,賣出價格255萬円。1988年再釋150萬股時價格只有190萬円左右了,恢復了正常水平。整個泡沫時代政府大約釋出1/3左右450萬株,總獲益10.2兆日元。當然倒霉的總是散戶,公募期買入NTT股約30%是初入股市新手,到1987年末時低谷時,為國接盤的幾乎清一色是新手。隨著業務拆分,子會社獨立,美英上市,如今NTT時價在4600円/株,比上市初期跌了2600倍。

(2015年秋「郵政三社」上市。三社上市前總發行股4.95億株,總時價14.14兆日元,排在歷史第二位。11月4日三社同時上市當日,三社市場成交量佔到了東證一部的18.29%,是第四名豐田的10倍。一個禮拜內三社股價均漲1.87倍,被日媒驚呼「NTT二世」來臨。但實質依舊很難複製泡沫鼎盛期盛況,很快開始下墜,2016年日本銀行宣布引入負利率機制後,更是一路重挫。)

(左圖:1987年10月20日東京兜町某大型證券會社股市部慌亂的上午。右圖『株式新聞』21日朝刊世界股市悲觀論)

(股市大恐慌下,金貨投資逾加火爆。1987年10月22日,中日建交15周年紀念日之際,中國造幣公司特意和日本合作,向其發行5千枚15.8萬円1盎司與1千5百枚5盎司80萬円高值「特別版熊貓記念幣」。圖為當日東京台東區上野松坂屋前發售前上午排隊長龍,開售僅半日便售罄。)

NTT下行不久後,10月19日紐約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一,道瓊斯工業指數重挫22.6%,次日連鎖反應下日經指數也下滑了14.9%,跌了3836點,平均全股跌了5%左右。此時歐美各國都採取大量流動性供給、上調基準利率積極出手相救,但惟有日本選擇沉默。當時大藏省證券局局長藤田恆郎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日本證券市場基本面還是良性的,大藏省會冷靜處對,但長達兩個多月時間並沒有拿出任何實質行動。相對的，日銀方面，總裁澄田智選擇與大藏省同調，但在10月16日的日銀幹部大會上，副總裁三重野康公開批判現在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在把日本釜底加薪，表達強烈的調上基準利率，金融緊縮意願。

日本政府不採取行動, 一方面是政府屈從讓步美國, 「國內政策」與「國際協調」路線矛盾中選擇後者。對比當時敢於和美國進行抗爭,對美經濟依存度比日本還高, 挫破泡沫的西德當屬失策。另一方面,當日日本政壇正處於一個非常微妙的節點,中曾根即將下野,而政權交給誰,當時競權者三人為黨幹事長竹下登、外相安倍晉太郎與大藏大臣宮澤喜一。做為經濟負責人宮澤的此時心思完全不在上面,就在20日0點半,中曾根方做出最終裁決竹下登接任首相。宮澤是東大法學部出身正統官僚, 當時號稱「日本政界唯一經濟通、英語達人」,而竹下登是「縣議」出身非主流派，換句話說精英輸給了土鱉，即使日經指數跌到0，恐怕這時段也沒有比這個消息更為沮喪。藤田恆郎回憶道:「20日清早他緊急向宮澤報告美國股市大跌並請求訓示,但宮澤靠在沙發上目光獃滯，心不在焉有氣無力回復了一句「嗯,知道了!」便一言不發抽悶煙,藤田感到氛圍不對,也不敢說下去了,而大藏省上上下下也知道這兩天領導心情不佳,更沒有人敢上去踩雷,就耽擱下來了……

不過這並非宮澤大藏時代的最後敗筆，兩個多月後的「企業會計決算改革」才是致命的。

(1988年10月31日東京日比谷音樂堂自民黨48回臨時黨代會,會上總裁選舉己是過場,雖然中曾根強拉安竹宮三人合影,力圖建立「後中曾根時代」自民黨政權和睦假像,但實際上這三人貌合神離。對於常把學歷掛嘴邊宮澤來說,寧可敗給同為政治世家安倍晉太郎,也無法容忍敗給「鄉村代課教師」的竹下登。不過他們應該服輸,畢竟竹下是田中之後能最大化調集政治資金的大政客,號稱一晚就能集結11億日元,焉能敵之？)

第三，大藏省與日銀上層幹部害怕緊縮政策後，造成市場進一步恐慌。最後,也是出乎很多財經人士預料,什麼調控都不做的日本股市在10月21日居然強力反彈2037點,創下了當時史上最高9.3%升幅,一舉收復昨日一半失地,雖然在接下來半年內,股市增長乏力,但始終維持在2萬1千點線上,沒有進一步下跌。這裡就有產生疑問,維持股市均衡的資金又是從哪裡來的?

通過後來分析比對,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後,市場並沒有畏卻主要原因是大量個人投資者開始抱著抄底心態進入股市。1986年日本個人株主數大約960萬人規模,1987年以後,徐徐遞增,到1990年時達到1540餘萬。同時,長期低金利影響下,越來越多日本家庭選擇把個人金融資產從銀行投入到收益率更高股市上來。1980年日本全國家庭金融資產總額是372兆円,其中現金.存款比率59.1%,而股票只佔了6.5%,24兆円左右。同時期美國家庭統計股票做為金融資產比例在31.5%。到了1987年,日本家庭金融資產膨脹到了832.6兆円,股票比例同時達到10.7%,總數超過了89兆円,翻了3.7倍。泡沫期股市投資回報率一般在20~45%,對比接近零利率的銀行存款,確實誘人。1986~1991年，5年間日本家庭現金與存款增加了211.63兆円，但流向股市的卻高達243.3兆円。1985~1989年間，家庭股票財產合計損益值76兆円。不過相比機關投資者，這些個人投資者，更趨勢於變現更快的短線投資，這實質也在增加風險的積累。

(1953年~1999年日本基準存款利率與股市投資收益率對比)

(1965~2000年日本家庭財產總額統計金融資產中信託證券資產比例推計圖表)

（左圖：1988年3月11日日本郵政省內郵便局「小額存款利子課稅即始」公告，

右圖：1988年3月12日東京千代田區三菱銀行支店對應打出的吸儲廣告）

1988年4月開始日本郵政省對郵政儲蓄原本「小額存款不課稅」制度進行大變更，除高齡者殘障者單親家庭外，不超過350萬円的金融產品一律徵收15%所得稅+5%住民稅。原本「小額存款不課稅」既是作為政府保障低收入人群存款金融調劑手段，也是國家最大化從民間吸儲轉化產業投資的計略，是日本高速經濟發展的「得意金融武器」。但自創設以來，被富裕階層鑽漏洞，大資產階層，通過化整為零，假借他人名義開戶的手段，分批存投達到避稅的目的，所以60年代末便一直飽受批判。1987年11月竹下登上台後，為了擺脫入不抵支的財政困局，增加稅源，同時刺激內需，做出廢除「小額存款不課稅優待」決定。當時日本郵政儲蓄總額近300兆円，日本家庭三成的存款放在這裡，堪稱世界最大的銀行。這一弄，同時也不分貧富把大批郵政儲戶往金融與貴金屬市場上驅趕。「小額存款不課稅」優待廢止後，從日本郵儲的外離資金大概45~50兆円，為了爭奪市場上這筆可觀的流動資金，銀行，證券與保險三大金融企業開始進行激烈的吸儲競爭，推出各類金融理財產品，當然這些錢最終也多數流向了土地與證券市場中，很大程度上也催高了當時股價與地價。

（股市的火熱連當時的遊戲產業也不能避免。日本Imagineer遊戲公司在1988年和著名股評家松本亨合作，在紅白機上推出了《松本亨的股票必勝學》現實模擬經營遊戲。匯率、利率、信託手續及所得稅，這樣專業金融信息影響也被編寫進來，在當時個人電腦還未普及，這款遊戲成為最價廉物美的「股票投資學習軟體」，當年一舉賣出了15萬份的好成績。於是第二年順勢推出續作，相比前作專註於金融市場模擬，續作把家庭與社會因素引入，更像是一部泡沫時代日本社會生活史。當然也不要以為當時市場只有一部奇葩遊戲，SOFEL會社，在稍後也跟風推出了兩作類似作品《The Money Game》，但反響並不如前者那麼熱烈。）

（左圖為1987年10月27日名古屋中區日興證券支店前，排隊殺到的家庭主婦。右圖為1990年5月14日, 東京證交所三層舷窗口正在遊學參觀的家庭主婦們身影。）

從NTT開始，日本社會內外開始流行炒股熱，社會上也流行著一句很有名的話：「這個時代不會理財的人，都是遠古的化石！」主婦的談資不再僅限於某某超市打折，某某百貨促銷，街坊有所謂的「主婦股票同好會」，會社內部有「社員持株會」，甚至大學裡也有所謂的「株式研究學部」。大大小小經濟評論家也多數搖身一變成為高談闊論的股票評論員，投資情報顧問，成為媒體的座上賓！當然你別驚訝，還有小學生，這個真有。

（天下奇譚——1988年11月30日，東京證券交易所第10萬個參觀學習者幸運兒誕生，年僅12歲小學四年級生的武方潤，圖為東證常務理事佐藤特意為頒發紀念品

日本泡沫經濟搞得這麼風風火火，股票像太空梭那樣蹭蹭蹭直穿雲霄，以至於財務困局中的毛子都坐不住了，1990年1月16日，還是改革派的葉利欽來到東京證券交易所，也見學參觀一把）

（日本人股票鍊金術，也驚動了外國友人。以前去日本參觀一般都去日本引以為傲的汽車與電子工廠，時代變了地點當然也得變了，東京證交所成為泡沫時代新的海外遊客觀光點。而1990年9月，為了籌備上海證交所，中國也派出金融學者代表團，也來見識一下這個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珠穆朗瑪峰」）

日元升值製造業大蕭條與企業的理財熱興起

除了個人理財熱，當時的日本還盛行一股企業理財熱。1986年秋開始伴隨著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不利，利潤虧損，越來越多的日本實體企業選擇在本業外展開金融投資旁業經營。其主要投資方式通過與證券公司的特別金融信託，金外信託，短期融資債券，股票買賣或成立金融關係的子公司直接進入理財戰線。

首先說說，廣場協議後，日本受升值衝擊的重工及製造業慘況，先說造船業，80年代中期其實世界範圍內第二次造船業危機，大原因是石油危機結束後，石油價格跌落，石油投機因素消失，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發展鈍化，貿易保護主義擴散，導致各船主相繼破產，造船業設備過剩，訂單遞減。另外日本和隔海相望的異軍突起韓國進行慘烈的價格競爭苦戰中，日本當時比英美造船價格便宜10~15%，但韓國人能比日本人還便宜10%左右，86年日韓船舶訂單量世界份額比值是40.8：28.4，而4年前韓國只有8.3%,急速接近中，1999年反超，成為世界第一。運輸省統計85~86年日本船舶製造能力是630萬CGT（新建貨船標準換算噸位），但85年實際利用410萬CGT，86年400萬CGT，到了87年又直降到330萬CGT。但你不能怪日本不爭氣，因為1987年是至今世界最低CGT，977萬，日本在90年完成造船設備產能削減，比79年約下降了48%產能。伴隨著造船業不景氣，石播，川重，日立三大造船重機社經常赤字超過100億日元，85~86年110月日本各大造船社除了三菱以外，全部公布裁員減編計劃，合計裁員16500多職工，其中造船訂單比例最低的日立造船人數最多也是打頭陣的，佔到了約1/3。

（圖為1986年8月廣島縣石川播磨重工吳港第一工場內,12月熊本縣日立有明造船廠蕭條的境況）

（許多煤礦企業為了止血不得不採取削減勞務支出，關閉經營場所方式保守經營。比如日本煤炭業從70年代初期便夕靄暮嵐，80年代隨著礦難事故頻發，人工成本上升日本逐漸關閉各個煤礦，轉而進口國外煤礦。80年代中期實質國內生產煤礦只佔到了日本消費總量20%不到，廣場協議後，進口煤最低離岸價格能低到國產煤1/3，怎麼和人家玩？就這樣最後一根苟延殘喘的稻草也倒了，當年11月27日三菱礦社便把位於長崎的「東洋第一礦」高島煤礦關閉，同日該煤礦866名員工協議解僱，象徵明治維新榮光的，日本最早，近現代煤礦就此退出歷史舞台。圖為高島礦務所工人用徒手搬出最後一塊礦塊，大家最後一頓散夥飯，這座6.3平方公里島礦其實就在日本著名廢墟景點軍艦島北側，是日本著名的「企業城下町」，最鼎盛期1960年職工加家屬5267人，人口密度是東京的9倍。而三菱礦社1990年關閉最後一所礦場也宣布清算閉社。）

（日元升值帶來了是相關產業的工人失業。從1986年秋到1987年春季日本失業率突破至至3%大關，這年5月1日勞動節，日本全國390萬人走上街頭，光東京都內就有33萬人參加，舉行「反解僱，反減薪」示威抗議活動」，圖為5月1日代代木公園附近示威人群）

（1988年8月13日，東京新宿某銀行張貼的禮拜六休息告示，1992年5月2日永田町國會圖書館禮拜六休息告示）

泡沫時代還有一個企業不利因素就是1987年《勞基法》改正，雙休普及法制化，日本年間職工勞動時間從2100小時降到了1800小時。從被僱傭勞動者角度來說雙休是合法合理的權利，無可厚非，但實際上日本實行「雙休」主要壓力並非來自勞動者，而是國際壓力，當時歐美都在向日本抱怨「你們日本人太勤勞了，這對我們企業是不公平的。」內在含義是增加對手國企業的勞力用工成本，從而降低對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周休的普及當時給日本製造與流通企業的成本上升13.2~14.7%。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我們身上，國外勞動工會關注我國製造業工人過度加班，不否認他們的好意，但也不能排除是其中包裹的「私心」。

（1987年5月8日在東京皇居，只能坐在輪椅上的92歲的松下幸之助接受昭和天皇授予的勲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誰也想不到兩人竟同年亡故。而彼時的松下，正處於他女婿松下正治和他親信谷井昭雄爭權鬥爭中，而已經風燭殘年的松翁早已無力暇顧及這些，1989年4月27日這位電器大王逝世，死後2450億日元的遺產，創下至今未破的日本記錄。也算是泡沫時代富庶的縮影。）

以大企業為例，日本家電的巨人松下電器1985年的出口額是1.27兆円，輸出比例為37.2%，但受日元升值影響，1986年出口額降到了1.06兆円，比例下降到了31.8%，1987年更是首次跌到千億大關。於是1986年5月，在新任社長谷井昭雄的指示下，松下電器成立了所謂的「東京財務部」，負責企業資金在金融市場調配運用，同年11月,在經過半年多金融理財，松下的金融資產總額從8859億上升到1.107兆円，效果十分明顯。

（廣場協議前後的1985~1986年,短短9個月日元便升值50% 以上, 鋼鐵、半導體、汽車為代表的輸出產業還是遭受到了所謂「升值不況」的沉重打擊,以豐田汽車來說,1986年1月17日達成第5千萬輛車出廠,但社長豐田章一郎可開心不起來。該財年對比去年出廠數下降了5.3%,因升值帶來的虧損便達2900億円,利潤比去年下降了近六成。）

（除了美洲本地化生產，雪上加霜是1986年日美汽車零配件MOSS協議開始，該協議規定日本汽車如果想要進入美國市場必須每年滿足一定配額的美國產汽車配件。於是從1986年的24.9億美元到1990年增加到了90.7億美元的採購支出，5年間擴大了3.6倍。圖為豐田輸入的美製發動機用凸輪軸，價格卻是日本同類產品3.8倍。）

另一家日本企業的代表豐田當然也坐不住了， 80年代前期，憑藉在世界汽車行業獨佔鰲頭，豐田公司手上積聚了超過1兆円的企業流動資金，號稱「日本唯一無貸款經營的豐田銀行」。但日元升值後，企業利潤下降六成背景下，「豐田銀行」也坐不住了，於是1986年9月，展開「財務部門千人擴編」，「1兆円流動社金必死守衛」，「2000億轉換社債發行」,1987年以募集到總額1.7兆資金運用,豐田金融相關收支黑字達到了1576億円。

（1986年12月23日，市場上各類投資財經類雜誌，1987年2月17日大阪大華證券一位推銷員展示當時面向外國投資者流行的「權證社債」，這是通過利用日元升值炒作股市牟利的證券，其大概流程是：日本企業從海外借錢→借錢後投資股市→股票上漲→獲利。據說豐田與JVC靠出賣此類「權證社債」，凈賺了上千億日元）

除了這兩家，1986年受到升值直接不利影響的三井造船，日立製作所，日本石油，三洋電機都展開了本業以外的理財事業。1986年日本上市1654家企業中522社通過金融投資達到確保企業黑字的目的。1988年『日経新聞』4~6月對日本主要154家大企業進行調查，全部都設有金融子會社，其中63社在1987年設立，33家在海外有相關金融會社。

泡沫時代最出名的是企業理財明星是阪和興業社長北茂氏，堪稱時代的寵兒。阪和興業原來是戰後成立，以特鋼製造流通為主的關西大型商社，朝鮮戰爭結束後1953年，便開始積極和中國貿易往來，和寶鋼有很深的合作關係。70年代經濟高度成長期結束後，主業凋零,從兄長手中接過會社的北茂，在自己的社長辦公室旁直接開設了投資理財室，社訓從「誠實經營」也變成了「利益至上」。北茂氏擅長在外匯與股票里短期投機，他的投資室能日進1~5億円，理財所得達到本業收入的2.4倍，被他稱為輕鬆愉快的買賣。但這份「輕鬆愉快」的背後是北茂通過金融機構借貸的理財資金是自社資產12倍的高風險。

泡沫鼎盛期 1990年3月阪和興業的股價因此達到了巔峰的4460円/株，但很快又飛速貶值。走投無路的北茂在1992年和山一證券進行了一份高達1600億円，約定保本利息為3.3%的非法金融信託交易，當時大藏省規定，特金信託交易運用不能超過公司資產總額的5%，但實際上阪和的總資產當時只有約5700億円，遠遠違規，最後虧損高達600多億円。事情曝光後，1993年阪和的股票狂泄至387円/株，12家連接子會社關閉，北茂引咎辭職，其職務由通產省歸來的侄子接替，2011年北茂在大阪逝世，享年85歲，而阪和興業憑藉在中國和東南亞業務花了8年時間才起死回生。

當然，泡沫時代理財戰線重創陣亡也並非阪和一家，還有日本的Yakult會社。這個企業在中國知名度幼兒媽媽和爺爺奶奶應該無人不知，翻譯過來就是養樂多。養樂多屬於彼時日本理財比較早的企業，1983年起步，80年代後半期，通過特金信託交易，理財副業做到了本業乳酸飲料利潤的3.7倍。金融信託資金也從1984年決算的19.16億円, 三年內膨脹到了34倍,達到了651億円之巨，超過了總資本的30%。89年消費稅導入，特金交易利潤下滑，轉戰股票與私募債券市場，但捲入日本金融史上有名的「Cresvale證券欺詐事件」 1998年養樂多變賣金融資產，完全從理財戰線上撤退，最終合計損失高達1057億円。

(養樂多品牌的創始人是上圖京都大學醫學博士代木稔,1953年他把乳酸桿菌品牌商標「養樂多」公開競售,以期達到普及大眾的目的。眾多競爭者中來自長崎的小廠主松園尚巳中標,代木看中他理由並非金錢,而是他獨特的經營理念,松園僱傭高度成長期誕生的餘閒人力資源年輕的家庭主婦做為直銷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販賣,1965年時全國養樂多直銷主婦是1萬餘人,到了70年代末猛增到7萬人規模,通過這種主婦直銷方式養樂多不但省去大量廣告成本,也迅速擠占終端市場在15年內迅速成為日本四大乳製品廠商之一。直到現在大約還保留3.7萬人直銷人員,但大多己經都是40~50歲的歐巴桑。)

（1984~1994年養樂多會社金融商品資產保有額推移表)

(1972年元首相岸信介與其金援會的九州.中國地方出身的經濟界大佬合影,最右是養樂多會長松園尚巳。Cresvale證券欺詐事件具體後面再說，這件事起源和安倍父親有牽連，順便提一句，養樂多可是安倍晉三的主要金援會之一，安倍也是日本職棒東京養樂多的鐵杆球迷，所以旁外一句你還讓你寶寶喝養樂多嘛？哈哈開個玩笑，別當真！）

（泡沫期日本股票市場家庭與企業資產損益值對比,可以看到泡沫崩壞前後，在直接損失上企業要比家庭損失大得多，這是因為日本股市基本呈投資機構與企業主力化。我們都知道中國股市主力是八成的中小散戶,而發達國家股市主力則是企業、金融機關與投資機構。但即便發達國家股市社群也有微妙的構造不同，雖然同為機構單位持股主力，但不同於美國，2000年前日本股市有個很有趣的特點，叫「企業互相持股化」。什麼意思呢?

50~60年代為防止競爭對手，海外公司惡意收購或投機，通常相互關聯或嫡緣的兩個或數個企業會約定各自買下對方發行股份進行資產防衛，通常是同一財閥系內企業換持。以1987年為例，日本股票總時價為198兆円,以金額統計,其定安保有率為45.8%，這之中銀行與保險公司各佔到了14.9%與16.4%,絕對大頭,這部分股有個專有名詞叫「政策保有股」，也有是說市場近一半股票是被保存在企業及金融機關手上的低流通股票，所以他們是最不希望股票狂跌的，於是就有了下面的「補救措施」。）

經歷1987年第四季度的股市低迷，日本的股市在1988年春開始迎來了強勢反彈。政策性「刺激利好」是最大的原因。1988年1月5日，大藏省公布了企業會計決算改革方案:其中最重用兩條是:

① 企業所持的有價證券金融商品,在會計決算中可採取成本法與時價法進行自由選擇處理。

② 企業特金與金外信託比例運用從總資產3%擴大到了5%。

第一項政策名義上是改善企業決算彈性化能力,增加企業市場活性力。通俗點來說, 企業可以把期末財務報表做得漂亮,掩蓋投資損失。亦可以粉飾決算。

（1988年1月4日主管企業財務的大藏省證劵局對媒體進行「國際金融接軌下日本企業會計制度圓融化」政策說明，同日，東證交易所受到鼓舞，振臂高呼，信心滿滿的交易員）

未改革前,日本企業在持有有價證券等金融資產進行短期投資時一律按成本價入帳。這樣做好處是當金融商品實際交易時, 股東和政府財稅部門有客觀的數字可以信賴和了解。這樣做惡處是金融商品價格大幅上升時,企業在未實現出賣金融商品場合下,可以隱瞞自己的保有利得,期末決算時,投資者無法獲得企業資產正確時評。但在金融商品大幅下跌時, 未實現出賣金融商品的差額虧損卻要計入企業當期損失中,這對企業來說又是另一種不利。以企業站位著想，通俗點說，在流動資產或金融資產市價穩定或者佔比不大時，採用成本法的企業財務狀況並不會有多大影響，但是一旦碰上金融資產大幅波動時，特別下行時，企業的財務報表就慘不忍睹。

而改革後,如果採取時價法原則，企業在碰上「金融資產下跌時」就可以暫時避免最後一種情況。打個比方,年初某企業以成本1000萬円買入某股,年尾該股市價跌至800萬円,企業在期末仍保留該股,如果以成本價入帳,當期對比市價那麼決算時按虧損200萬円計算,如果按市價800萬円入帳,只要實際企業不賣出該股,這筆損失便不會計入當期虧損。

雖然名義上兩種會計決算方式企業自行選擇，但傻瓜都知道在1987年10月「黑色星朝一」後,股市低迷下該如何選擇。大藏省這一政策對於大量持有價證券的投資機構與企業在即將來臨1988年3月決算無疑是「強力救心丸」,機構與企業只要不把股票拋出,便可以瞞天過海,渡過財年大考。而做為大藏省,也達到了使企業資金「留在」股市,避免大崩盤的目的。但這個方法並不是從金融體制根本著手,而是種投機取巧的數字遊戲,當企業保有股票越來越多時,隱含損失也就會不斷膨脹化,當無法遮掩時,該來的崩盤不僅會來,而且更兇猛,那麼大藏省就不知道這是「引鳩止渴」? 泡沫崩塌後,原大藏省證券局局長藤田恆郎道出原委:「大藏省上上下下都清楚這點,但當時節點真的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了,如果1988年股市完蛋了,得罪了財界,宮澤(喜一)的總理之路也將戛然而止。」

而第二項增大特金容投額度,同為政策刺激。在當時也不是沒有特定原因,特金信託與金外信託在85-89年份十分火爆。1985年日本全國信託資金利用是3.5兆円,1986年是11.6兆円,1987年膨脹至30.6兆円。而信託資金在股票市場投入比率也在逐年擴大,85年27%&>86年35%&>87年&>43%,整個股市開始呈現機構投資化相貌,為了保證大恐慌後股市資金量與流動性充足,「葯」非但不能停,還得加大劑量。

(左圖1988年1月4日,身穿傳統和服參加新年東證大發會的年輕女職員。

右圖同年1月6日朝,日本橋高島屋百貨大樓職業西裝GUNZE店內,換買新裝,口飲功能飲料,準備大幹一番的證券人)

而受到該政策「超利好」推動,日經指數在第二天直飆了彼時史上第二位1216點,然後一發不可收拾的暴走,不斷攀高……轉眼間媒體過住批評竹下內閣袖手旁觀、不救市的政論變調為另一個極端的謳贊,但你要說沒有人查覺到危險? 這是不可能的。

（【赤信號みんなで渡れば怖くない】，現代日本人對本民族非常有名的一句自我揶揄。）

泡沫時代日本社會當時有句非常流行口頭禪:「對面紅燈時, 大家一起闖也就不會害怕了!」某種程度上也能反映日本人那種根深蒂固的「社會集團意識」……

③ Money Game---詐騙與洗錢:

在物慾橫流的泡沫時代,民間財富在社會上大量流動,所以除了股市與地市上投機,其他諸如詐騙、傳銷、洗錢的行為自然也非常盛行。

(1):豐田商事詐騙事件

泡沫時代詐騙行為流盛的起爆劑是1985年6月18日豐田商事會長永野一男被刺身亡事件,這次事件另一個駭人聽聞之處是日本電視史上首個前代未聞,後代未有的「殺人現場直播」……當然為了釐清事件經緯,還是有必要介紹一下這位永野會長和他的豐田商事會社。

和大多數70-80年代日本爆發戶一樣 ,永野一男出身也不乏貧寒的身世。1952年永野出身在日本中部岐阜縣東南一個偏避山奧小寒村裡。父親殘疾,全家皆靠祖父務農養活。15歲那年,祖父病故,全家不得不投靠在島根的母親娘家。18歲中學畢業後,以集團就職的身份前往豐田汽車的零配件供應商日本電裝仮谷工廠上班。但僅幹了兩年便離職了。離職後永野先後在消防器材銷售公司、不動產,商品期貨和貴金屬投資公司上班。在期貨公司那段時間,因為私自挪用客戶3000萬円在小豆期貨上,損失1800萬而遭開除。無職生涯的1976年,又因為在大垣競輪場(類似賽馬的自行車賽)偷盜賭客164萬円,被判刑兩年。1978年出獄後,在大阪開設商事,1981年正式更名為「豐田商事」,開始了他的詐騙生涯。誰的錢最好騙,古今中外無非老人和孩子。但小孩只有小錢,大錢還得訛老頭老太,而永野正是瞄準了這點。

他採取的策略很簡單。首先恰逢天時:1978年4月開始,日本開始黃金交易完全自由化,終結了40餘年的黃金統制,漸漸富裕的日本人開始廣泛購入黃金及相關製品,黃金大眾化時代開啟因為經歷過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物價飛漲,70年代末-80年代初黃金價格急騰,日本老百姓,尤其老一輩人祟信「任何時代黃金是最保值的!」, 這兩樁事為他創造了極其有利的行騙背景。

（受害的顧客從豐田商事換來的並不是金條,而是這樣等同於廢紙一張的所謂「純金Family契約證券」。同時永野在分社內玻璃櫃檯大量擺放金條,用以向上門者昭示自社實力雄厚。其實這些金條都是鉛制鍍金的贗品罷了。)

永野向擁有較多存款的高齡者兜售金條,但金條這種貴重財物放家裡是不是很容易引來竊賊。所以你從我這買來的金條還由我們會社進行保管。做為保管條件,以每年購入金額的10~15%做為儲金年息返利。單純高利誘引當然還不夠,憑什麼人家就相信你呢?

永野的手段其實和現在滿大街誆騙老年人買保健品與理財產品的公司沒什麼兩樣。先是通過大量密集的電話銷售進行初步潛在顧客層挖掘。當確認目標後,讓社員專門天天跑老人家中,打水燒飯,捶背揉肩,噓寒問暖,甚至端尿守夜,比親兒女還親兒女,時間長了老人就放下戒心或者出於人情世故,便乖乖掏錢了。而這之中最重要是第一印象,永野首創了「5小時目標粘著法」,這個方法現在很多詐騙公司也在用。而永野為了籠絡控制社員,也慣行創價學會那樣宗教式洗腦,天天會社朝會上宣講「沒有慾望便沒有目標」,「沒有業績出來者是因為你的智慧沒有出來。智慧沒有出來者是因為汗水不夠，既沒有智慧也沒有流汗的人請給我滾蛋！」。對第一線外勤銷售給予「日勤務費2萬+業績5%抽頭」高額酬勞,在金錢與精神雙重刺激下,大部分社員死心塌地，甚至自始至終認為這是經營失敗,而非詐騙行為。

永野的詐騙能夠風行列島，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用大眾商標認知錯覺。他之所以用豐田做為商社名字，是誤導顧客認為豐田商事是豐田汽車的相關會社。豐田汽車家大業大,受害者當然不會懷疑。當然這也不是孤例。當時冒用鹿島建設以及三菱商事的詐騙也很頻發。最著名例子是80年日本證券會社售賣的「中國債券」,很多購買者都以為是日本發行的中國大陸國債,1989年夏那場政治風波,不安驅動的顧客害怕投資受損,大規模提前解約。其實所謂「中國債券」全名叫「3年制日本中期國債」和彼岸中國毫無關係。(感覺日本人很「蠢」吧!)

(除此之外,利用鋪天蓋地的電視廣告投射,在鬧市區開設支店,邀請演藝明星坐台，在詐騙事業中也是由他首創。當時以《北國之春》大紅大紫的演歌歌手千昌夫在1983年為豐田商事站台，鼓吹自己買入2000萬純金證券，但豐田出事後，又隨即矢口否認。當然在泡沫時代大肆炒房、玩弄女人的千昌夫名聲一向不太好。另外一位是80年代新生代小鮮肉石坂浩二，永野啟用他，是因為石坂正在為當時豐田汽車拍攝廣告，兩者廣告一起投放，容易讓大眾產生聯繫錯覺。)

（1985年6月18日，東京豐田商事詐騙事件受害人團體維權律師說明會

1985年6月25日，通產省消費者相談室內設置的「豐田商事110」熱線電話）

短短4-5年內,豐田商事在全國開設60家店鋪,職員多達7500人,吸納資金高達2000億円，受害人群近3萬。一些老人把會社退職金，厚生年金，甚至丈夫的遺囑金等後半生家當，都投了進去。早期遇到受害者控訴,通過高價聘佣辯護律師，黑白兩道的獻金，以達到逃避法律制裁。但這種騙局隨著規模膨脹,肯定要現息不抵本,資金鏈斷裂局面。永野也深知這點,在其大肆購買豪車甚至私人飛機背後卻隱匿自己的住所,很多人意想不到是這位身價過千億的日本大富豪直到死前仍窩住在大阪北區一所平民公寓中。他也不結婚,後來警方傳喚時自言這是為避免將來破產後累及妻兒。而另一面1984年末在一邊納喊「東證上市」,一邊便開始秘密轉移資金到香港的子會社。但1985年初,大量純金證券贖回期來臨,豐田商事無力支付，於是受害者集中向媒體反映舉報，報紙又連續報道因受騙而失財的老人自殺事件。在媒體的高壓下經產省和警方開始介入調查，東窗事發。

6月15日，因違反外匯法，豐田商事神戶分店遭到兵庫縣警的強制的搜查。6月17日，永野一男遭兵庫警方傳喚。6月18日，媒體得到消息，兵庫警方將對永野一男進行逮捕，於是下午4時許，媒體報道陣30餘人圍入永野在大阪北區天神橋附近的公寓502室前，這時日本電視新聞史上最惡性的事件發生了。

（現場的記者為了搶新聞頭條，沒有一個上前阻止，更沒有報警，眼睜睜地看著一場血腥的惡性入室殺人案的從開始到結束。）

4點半左右，混入記者群中出現了兩名叼著香煙的中年男子，年長56歲名叫飯田篤郎，年下的卷頭叫矢野正計30歲。兩人自稱是某鐵工所社員，飯田6名部下是此次事件受騙者，此次是來找永野算賬的，矢野在旁揚言要殺了他。當時502室的門前還有3名永野僱傭的警衛員，被他二人連哄帶嚇給支開。二人朝屋內呼喊，永野並沒有回答，兩人找到摺疊椅子，猛烈敲門，永野依舊不作答。二人轉而敲碎旁邊窗戶玻璃，竄入室內，利用永野室內收藏的舊陸軍40cm軍刀朝永野頭部與頸部，連砍13刀。犯行途中，飯田大喊「永野，你的死期到了！」永野朝外呼喊「救命啊！」，但報道陣中記者沒有一人進去，也沒有報警，任由事態發生，並且繼續全國現場直播。數分鐘後矢野一手持刀，一手摟著血流滿面的飯田給窗外的媒體拍照，大喊道「永野被我殺了！犯人是我，你們快叫警察」。這時，公寓警衛員才慌忙電話報警。飯田和矢野被大阪天滿署帶走後，記者才進入屋內，一身血泊的永野倒在床邊。永野被緊急送入醫院，但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傍晚5點15分死亡。而臨死之際，曾經不可一世的大富豪，兜里卻只剩下700円，而豐田商社的金庫內只剩下970萬円和不到700g黃金。

事後，包括NHK在內的電視媒體遭到了世論的廣泛批判，一是認為現在的媒體為了收視率不擇手段，連縱容犯罪這種惡行都幹得出來。二是因為直播時間恰好是下午4點半-6點，小學生回家，收視高峰期。大人的世界如此骯髒，這讓心靈純潔的日本小朋友情何以堪？

（1986年1月10日出版的《周刊文春》刊載了永野一男情人島村優子〈仮名〉的「採訪記事」，她披露了一些內幕，比如永野和大阪，東京的警察，黑道與政界要人有來往，永野在香港設立秘密賬戶定期給這些人打錢，其中1983年僅僅1個半月便給自民黨某K姓要人匯了1.2億日元。媒體推測所謂K姓要人應該是當時自民黨幹事長金丸信。）

而有記者事後辯解，與其看到永野這個惡貫滿盈之徒把牢底坐穿，活在世上不如接受如此天誅。而犯行的兩人事後警方調查公布，飯田篤郎是大阪府豐中市自營鐵工所社長，該社長期僱傭殘疾人和高齡者來獲得政府免稅。84年9月負債5億倒閉後，此後在業務關聯會社打工。飯田又是右翼「誠心會」成員，看到新聞報道後，義憤填膺便尋思要制裁這傢伙。而矢野是某建築工人，因為飯田有恩於他，於是自告奮勇前去。1986年3月12日，大阪法院以「此次殘虐殺人動機為義憤」分別輕判二人10年與8年。而此次事件還沒有完，豐田商社2000億円，根據記者調查，實際會社與永野開銷只有700億円，返退受害者大約200億円不到。剩下的1000億円去哪裡了呢？有記者事後調查，永野在三年內除了給宗教團體親鸞會塞錢，自民黨關西派，創政會議員、金融廳與警察廳政治獻金也沒少上貢，山口組與一和會的頭腦也長期擔任豐田商事的掛名顧問。但隨著永野的死亡，這筆消失的1000多億成了永遠的迷！

（2）藝術品泡沫與洗錢：

泡沫時代，除了不動產與股票，第三類號稱時代鍊金術便是繪畫為主的藝術品。

（左：1989年1月14日東京三越美術館恆例的「賀旦福袋」商品，兩幅價值5億日元的名畫，一幅是畢加索的《玩球的浴女》另一幅是雷諾阿的《戴帽子的女人》

右：1989年9月20日，大阪阪急百貨內展出當時在歐美獲得高評價的美籍英國現代派畫家大衛霍尼克作品。）

1987-1990年日本富商，企業，銀行在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場上吸進了價值約138億美元的藝術品，佔世界藝術品交易市場的30%以上金額，拍賣會上印象派作品40％落入日本買家之手。僅以1988年相比，蘇富比在1989年的拍賣總額增加了61%，而佳士得增幅也高達49%。1986年以前日本輸入西洋繪畫藝術品總額不滿700億円，到1990年達到了6146億円，整整翻了8倍多,而同時期日本第一商業街銀座各種大小畫廊雨後春筍一樣直冒而出,短短三、四年間,便從40多軒迅增至316軒,而美術品平均單價從70萬円不到飆升到300~400萬円。

同時,這一時期金融機構也向藝術品市場敞開大門, 1989年，富士銀行和世尊信用卡兩家公司開始展開繪畫擔保貸款業務，以作品價值的80%尋求擔保融資，由西武百貨評估，僅半年時間融資金額就達到500億日元,被評為當年「日本經濟金融新聞大獎」。

（圖為1987年7月20日，抵達東京安田保險會社的名畫《向日葵》）

（圖為同年10月13日，西新宿東鄉青兒美術館首次公展,此畫一直有贗作流說,但真偽並不能斷定。)

首次令世界收藏界感受到來自日本富裕層威力的是1987年英國佳士得拍賣行推出荷蘭畫家梵高的作品《向日葵》，當時由日本安田海上火災保險公司以58億円（約4000萬美元）的價格將其買下。

隨著安田在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第一炮打響，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投身到藝術品市場,並且不斷刷新記錄。1988年11月28日，日本零售業巨頭三越百貨同樣在佳士得以2090萬英鎊買下畢加索名作《雜技演員與年輕小丑》，1989年11月，日本藝術商龜山茂樹以2068萬美元拍下德庫寧作品《互換》，1990年，日本紙業大王齊藤了英以8250萬美元購得梵高的《加歇醫生的肖像》，這一價格穩坐世界最貴藝術品寶座14年。兩天後，齊藤又在紐約蘇富比以7810萬美元買下雷諾阿的《煎餅磨坊的舞會》，短短兩天，這位1990-1991年日本第一大富翁豪擲1.606億美元（約合當時256億日元），購買了當時藝術市場最貴的兩件作品……

(靜岡出身,桀驁不馴,人稱「東海暴徒」的大昭和紙業「現日本紙業」掌門人齊藤了英與其收買的兩幅稀世名畫,齊藤一門是日本商政兩界最典型的跨界閨閥,中曾根康弘、福田赳夫、豐田章一郎都有姻親關係。)

泡沫時代興起的日本繪畫藝術品收藏熱潮，有三個原因。第一，80年代後半期的信貸寬鬆,使得日本企業與富商的富餘資金過剩，第二，日元升值後，輸入品價格廉利。第三，利用繪畫藝術品進行洗錢，避稅，賄賂等非法活動。而日本人酷愛收藏價格波幅最大的印象派畫作，這主要又是因為19世紀法國印象派畫家都受到浮世繪影響，而明治開國後，日本繪畫留學派又主要模仿印象派創作，這種對印象派獨特嗜好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泡沫經濟的崩潰……

不過1991年隨著泡沫經濟瓦解，繪畫成了不良債權。按NHK報道,金融會社Lake當時1988年繪畫擔保貸款業務，曾經擔保約六千幅作品，從1991年到1997年的6年里，Lake拚命拋售庫倉繪畫作品，但到1997年依然有一千四百多幅作品囤在銀行倉庫中,無人問津……

（當時的日本政界人士也喜歡附庸風雅。左圖為1986年8月展出的中曾根所作油繪《乙女峠的富士山》和1990年展出的海部俊樹的《花瓶》。這兩幅畫後來分別以2000萬，1100萬日元匿名「國外買主」拍走，而業內評估這兩幅畫沖著二人名氣真實市場價格最多150萬日元。買畫人動機很可能是變相政治行賄。）

不過以上並不是筆者重點,泡沫時代利用繪畫進行洗錢活動才是本篇主題,最著名的是銀座月光庄事件與竹下登金屏風事件。

月光庄是始創於1917年,至今仍然健存的畫廊老鋪。店名是日本著名女歌人與謝野晶子從法國詩人魏爾倫名篇《月光詩》取意的。從成立起便是薈萃芥川龍之介、小山內薰等日本文藝大咖的藝術俱樂部。年長日久名氣遞增,各路社會名流,達官貴胄也紛至沓來，逐漸變為名利場。1967年左右月光庄的二代目店主橋本百藏邀請當時著名的社交名媛，日本第一代「鋼琴Idol」同時也是親梅竹馬的中村紘子共同參與經營。中村其母名義上任社長。但實際經菅權仍在副社長橋本百藏手中。從70年代開始,藉由中村紘子的社交人脈,在月光庄大樓地下一層開設秘密會員制藝術沙龍。

月光庄會員名單幾乎涵蓋了日本甚至韓國當時政經兩界頭面人物:中曾根康弘(內閣總理)、金鐘泌(韓國前總統)、齊藤英四郎(日經連會長)、谷村裕(東證交易所理事長)、岡田茂(三越百貨會長)、円城寺次郎(日經新聞會長)……

這麼多名流聚集在一起肯定不會是藝術交流這樣單純。事實上趁繪畫泡沫中村與橋本做為掮客替這些政商進行非法洗錢、賄賂活動。當然這種藏污納垢的經濟犯罪肯定要有黑道參與方能作業。月光庄資金源多數來自於遊離黑白兩道的灰色集團。如和山口組密切的曰本肉食批賣業大亨淺田滿、以操縱股價聞名的光進集團小谷光浩。而這些人和當時日本極道勢力有著極深的關係網。1985年月光庄進出入的畫作不過70幅不到,但到了1987年便飛躍至351幅,涉及金額高達197億円。

不過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在日本國內因為有政界關係庇護沒人敢動它,但到了海外就兩說了。1985年,月光庄以21.5億円拍出了文藝復興時代達芬奇著名祭壇畫《岩窟中的聖母》生寫手稿,買主是位於靜岡的日本宗教團體「世界救世教」名下熱海MOA美術館。這副畫稿公開競賣時,連首相中曾根都感嘆道:「達芬奇的繪畫能在日本可真是件好事!」但不久後便好事變成了壞事。

高額藝術品競賣必然會廣泛報道,因為這幅畫收藏註冊地一直在義大利米蘭,如何流失到海外也成了義大利人關注焦點。次年,義大利政府向日本政府發出照會,並且米蘭美術文藝財產監督局遣專人來日,他們邀請了當時世界最權威的達芬奇藝術品鑒識專家Carlo Pedretti在東京帝國飯店進行鑑定,事件開始升格為兩國政治層面。

(1987年銀座7丁目數寄屋通本社,2006年11月以後,才移至現在8丁目花椿通)

義大利人到來前中村紘子便慌了,因為如果這幅畫是真的,那麼沒有和法市場手續輸入進日本證據,不但要返還,月光庄便會背負走私藝術品國際罪名。如果作品是贗作,那麼就會被懷疑為這是赤裸裸地在洗錢,反正左右橫豎都是絕路一條。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中村紘子「先是說這幅畫作是1984年海外友人帶入國內的!」後來又聲稱「自己只是代替別人託管的! 」,最後索性直言「這幅畫本來就是MOA美術館代托物品!」,中村紘子兩轉三變的說辭只能是無用的欲蓋彌彰。鑑訂結果被證明是贗品,雖然國際爭端是避免了,但更大的黑洞曝光了。

當時收藏界人仕向媒體批露,達芬奇的寫稿、畫稿並不特別珍貴,世存達5千多幅,而這幅生稿並無特別出彩之處,國際市場價格也就5000萬円左右,即便月光庄所出售的是真品,但也不至於能賣出40倍上天價,何況假貨? 抓住這點不放的媒體順藤摸瓜,才牽出了背後的不當洗錢。最初這副畫確實是在「世界救世教」名下財產,當然他們也並不清楚是否屬於贋品。問題關健點不在這裡。而是當時救世教內部三派爭權激烈化。時任教團總長松本康嗣為了在來年內部選舉中獲勝, 迫切需要大量個人資金,密謀把公產的20億捐金私吞。於是找到了中村紘子。月光庄提出的條件是這21.5億円中留下30%回扣做為條件,剩下來13億円密返回松本,雙方就此一拍即合。經媒體曝光後,1987年12月,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對月光庄進行強制調查,1988年3月提起控訴。經歷這次事件重大衝擊,沙龍名單上各路億萬金元戶嚇得紛紛撤離,月光庄長期在畫市購屯的藝術品再也無人問津,為此又積欠了188億円巨債,1989年3月宣布破產,經過重組後,只保留現在繪具、畫材部門以及以上這個小清新的文藝咖廳。

泡沫時代再比較有名的是竹下登金屏風事件。這件事發脈是1986年關東中堅地方銀行—平和相互銀行倒閉重組。平和相互銀行在80年代前半期,由於不當融資導致債台高築日趨勢落。而更危篤的是平相銀內部又分化成創始人小宮山一族與社長稻井田隆經理人兩派對立。1985年8月,大藏省銀行局對平和進行了6個月金融檢查,發現該行5千億円近一半融資不能預期收回,又被大藏省指定為「決算承認銀行」,這意味著該行財務狀況十分混亂,次期經營所需的當期決算必須上報大藏省檢查通過,實質就是被託管。在日本金融界術語這屬於銀行最惡劣稱號, 檢查公表後平和銀3天內1.2兆円客戶儲蓄瞬間擠兌走了8000多億……

(右圖為講談社『週刊Friday』1985年12月號所攝影平和相互銀行監察董事伊坂重昭)

創社一族小宮山也深知倒閉是早晚的事,於是早在檢查前便把自己保有的1/3股權以80億円低價轉賣給他方---川崎財閥的資管會社,但這其實也只是表向,川崎購股密托方是當時六大都市銀行之一的住友銀行，彼時不安於關西的住友銀行正虎視眈眈盯著關東，而處於經營危機的平相銀正好成為最合適的獵物。但平相銀現役高級管理層卻不願束手待斃，他們認為本行還未淪落到破產邊緣,仍然希望能夠自主經營。但是金融企業存廢的主導權歷來在上而不在下,於是稻井田隆委託當行監察董事伊坂重昭疏通關係。伊坂重昭入行前是號稱「東檢8樓地板響一響,永田町都要慄一陣」的東京地檢特搜部部長出身,人脈當然廣泛。他找到了當時大藏大臣竹下登的秘書青木伊平,希望能夠藉助竹下登力量從川崎手中贖回原股。

(左:三井財閥舊藏「金蒔絵時代行列」四曲一雙屏風,右圖,1986年9月30日夜相互銀行被來自關西的大行住友吞併，東京銀座數寄屋橋支店正在換上住友銀行招牌)

青木伊平介紹伊坂重昭去東京青山有樂町一所名為八重洲畫鋪,伊坂以平和銀行名義40億円天價買入一幅據傳是舊三井家流傳下的一幅金屏風。而當時評估一說為5億円,另一說為8千萬円,但總之肯定不會是40億円誇張價,再笨的人也知道這是變相的政治獻金。事後,竹下登在公開場合果然一改原先口氣,表示支持平和銀行自主再建,但竹下也只是口頭應承,因為竹下兩頭通吃,住友銀行那邊也密秘朝竹下登迂迴獻金,據傳有80億之巨。最終伊坂冤枉錢出了,但反而仍被擺一道, 極具諷刺感的是1986年7月,因為另一起融資受賄案,伊坂在內舊平相銀行董事4人一同被他的老東家批捕,3個月後平和被住友吸收。9月『文芸春秋』捅出伊坂個人事務所內伊坂與青木電話錄音以及寫有竹下疑似回扣分配紙條，涉及參眾兩院20多名議員。但東檢卻宣布不在此次調查範圍內。其實真正原因是當時田中角榮腦梗塞,從田中派分裂出去竹下登正由大藏相轉任首相預備役的自民黨幹事長,正當平步青雲,東檢也無十足把握扳倒他。不過三年後, 行賄規模更大利庫路特集團醜聞曝光,竹下登倒台,青木自殺,也算是場因果報應。

( 1989年4月26日，受利庫路特門事件牽連，元竹下登政務秘書青木伊平選擇自殺，這則新聞轟動了全日本，第二天竹下登為此發表辭職宣言，4月27日竹下登夫婦參加在增上寺的青木葬禮守靈夜，面對媒體逼問，沉默離開。 )

除了以上這兩起事件,1991年的住友.伊藤萬不正融資案中也有利用美術品做為洗錢的工具。當時住友銀行會長磯田一郎,通過其女兒園子開設畫廊,園子又買通西武百貨第一課課長福本裕樹偽造各種藝術品鑑定書,再藉由關西的「闇金王」在日韓國人許永中做為媒介,強賣給有求於住友銀行的各企業。其中最大是準備在泡沫期大幹一場大阪伊藤萬商社,兩年半內據傳花了676億円上貢,不過磯田還是很「厚道的」,伊藤萬破產前,住友一共貸給對方1.2兆円資金,事發後檢查廳核算審計約3000億資金去向不明,日媒當時報道這筆資金大部分通過山口組進行再複雜的洗錢,最終分流到了安倍晉太郎、竹下登、宮澤喜一等自民黨各大佬腰包里。這也是為什麼泡沫期日本銀行與金融金構熱衷於對美術品融資很大原因,除了不會「貶值」,在灰色用途上也十分有利。

（3）大眾高爾夫熱潮下的投資泡沫

大多數PS系玩家都會記得SCE有一個大賣座作品「大眾高爾夫」系列。初代誕生於泡沫崩壞期的1997年。因為當時經濟不景氣,日本家庭戶外遊樂頻次減少,造就了家用主機時代黃金期,也成就了這款遊戲。《大眾高爾夫》初代在日本國內取得了高達213萬不俗出貨量,排在當年第9位,可見高爾夫運動在日本確實有非凡的大眾人氣。

(NHK1959年新聞報道中,當時日本列島的第一波高爾夫熱潮,可以看到高爾夫設施依舊很簡陋,大型室外高爾夫場仍然罕見且昂貴,並非普通大眾消費的起。甚類似於室內棒球擊球中心的室內高爾夫訓練場便應運而生。)

日本大眾對高爾夫運動喜愛,始於經濟高度成長期的50年代未60年代初。1957年,世界最負盛名的三大高爾夫公開賽第五回加拿杯離開北美本土首次踏上日本,在琦玉川越霞關高爾夫俱樂部舉行。日本選手小野光一與中村寅吉摘得團體、特別中村又拿下個人項冠軍,列島沸騰,於是高爾夫運動在日本迅速展開。

(70年代日本中產階層擴大化,高爾夫運動也開始大眾化,1975年日本高爾夫場地雖然增長至千所,但高昂的費用使多數人望而卻步,大部分做為企業接待場所使用,中年愛好者要不在家門口揮杆解癢,要麼到附近公園地以球會友。如果對《哆啦A夢》有印象的80後應該記得野比大雄父親沒事在家總喜歡擦拭或揮試球杆,其實也是那代「日本爸爸」的真實寫照。)

進入80年代,特別泡沫時代,企業高福利,雙休制普及世態下高爾夫運動大眾層化更擴大,不但是高爾夫市場堅厚層的「中年客」,個體戶、白領為首「社用族」各領域階層人群都紛至沓來,特別是以女大學生為代表年輕女性層也進入這一領域。1980年日本高爾夫場來客數為6350萬人次,到1988年時突破8000萬人次,1992年時突破1.02億人次, 高爾夫相關人口達到1500萬,成為和滑雪並駕齊驅的日本國民休閑運動。集客層不斷壯大,也促使高爾夫球場興建熱潮,特別是1988年,促休性質的綜合設施整備法出台後,各地興起了高爾夫球場浪潮,到1992年全國興建的高爾夫球場多達2028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2多國家,同時規模總產值接近驚人的3兆円,但日本人還不滿足,甚至把觸角伸向太平洋彼岸……

(1958~2012年日本高爾夫球場總數與利用者數次推移)

(1985~1988年被朝日電視台動漫化的藤子不二雄A作品《高爾夫猿》,漫畫誇張塑造了一隻用普通木棒甚至啤酒瓶便能打高爾夫的擬猴化主人公。對手從現實選手、機器人到修行的和尚無所不括,雖然作品充滿荒誕無稽感,但確實能感受到高爾夫運動在泡沫期火熱。)

(泡沫時期高爾夫球場用來迎客接待主要中型直升機川崎與德國BMM公司合研機型BK117系列,泡沫時期直升機飛的生意興隆，比如1988年開設成田空港到橫濱的直升機航路，不過兩地陸行距離90公里，上海到蘇州你會打飛的嗎? 當時日本年輕人就喜歡這樣有錢任性，三井地產甚至推出過直升機看房這樣花哨的服務。)

高爾夫運動火熱,催生出不少旁支產業,比如高爾夫代駕司機。因為大多數高爾夫球場建在遠郊,所以汽車成了最主要交通工具。但有一個麻煩問題是來客花4~5小時精力在行程上,還能放鬆心情來場高爾夫嗎? 於是高爾夫代駕司機誕生了。許多高爾夫球場甚至專門聘用專職司機來吸引客源。比這更誇張的是一些大型高爾失球場會採取「直升機接待」這樣奢侈的交通工具運載中產階層。

（1988年5月關東氣溫比同期要上升3度，達到31~33度左右，5月17日東京芝公園的芝室內高爾夫泳池休暇球場即將開業，為了宣傳，該商家別出心裁讓女職員穿上泳裝進行清掃活動，讓遊客噴水這種歪招迅速在男性中吸引了人氣，也令商家賺得盆滿缽滿。於是這樣的活動持續到了2001年，那年不搞的原因是赤字破產了。）

（高爾夫女郎的出現，一方面是雙休的普及，另一方面收入與福利提高。所以1988年OL中開始流行這項活動，一般都是晚上，因為考慮路程，所以小型高爾夫訓練場更具人氣，而更高級是這種設立在屋頂的小型高爾夫場。整個泡沫期,像這樣設施一共興修了大大小小2400餘座,泡沫危機後破產拆毀量近40%。）

而做為紳士運動的代表,也不能缺少激發男性荷爾蒙物事,於是高爾夫女郎也出現了。最初這些陪球女郎都是會社內部自帶應酬的「面接員」。但泡沫期年輕客層擴大,「自社用「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於是一些有錢的金主或喜歡擺闊年輕人通過重金招募大學後輩,有錢賺又可以白玩,為生計與學費甚至畢業後考慮,女大學生自然趨之若鶩。陪球女郎一天可以賺上2~4萬円,比六本木的陪酒女少不到哪裡去,如果有一定高爾夫基礎價格翻倍,特別對於球場所在地非大都會二三線城市女孩來說這更是不斐的收入。有不少人看到商機,便成了專門此類的「高爾夫女郎派遣公司」,新世紀以來,受「藍醬」與「櫻醬」影響(日本人對兩位85年女子高爾夫女將宮裡藍與橫峰櫻呢稱),日本女子高爾夫運動勢頭不減,所以直到現在也依然有這樣專類派遣公司存在……

( 左圖為1990年5月8日特別展示的價值1億円高級鑲鑽高爾夫女性用3件套奢侈品。合計販賣650套，三天後全部售罄一空。右圖為1990年8月三菱金屬會社推出了「金色之夢」純金球杆，價格不詳。)

通常而言，客流量的增多意味著高爾夫球場越賺錢，但實際上大部分高爾夫球場是賠本賺吆喝。舉例來說通常一座標準18洞72桿高爾夫球場基礎的俱樂部設施要15~20億円,球場鋪設整備費1洞最便宜也要1-2億円,兩項合計50億円左右,如果再加上土地租買,至少60~70億円，算上各種配套，一般需要100億円不等。當時單個高爾夫球場連吃帶玩加買人均消費5萬円，年入場客次數4~5萬，營業收入20~25億円，刨去信貸，稅費，人事與成本費用大概18~23億円，基本靠傳統吸引經營模式是很難賺到錢的。但矛盾的是高爾夫球場建設熱情依舊不減，可不要當商人是傻子，當時高爾夫球場真正圈錢的法寶是「高爾夫場會員權」買賣。

(泡沫期改建的日本古典庭園風格三重縣涼仙高爾夫球場,光植松便花了1億円,俱樂部甚至聘請專門琴藝師進行現場助興演奏, 當然和洋並存高級的餐點也是免不了的,盡顯泡沫時代奢侈生活)

(當時發行泛濫成災的各類高爾夫俱樂部會員權證書，還有像這樣在東京大阪大型高爾夫會社內設有這樣和證券會所一模一樣的會員權電子交易室。)

高爾夫球場會員權說簡單點其實就是VIP卡。本來的目的是基於普通的惠客遊玩。但逐漸變成生意場。比如原則上高爾夫球場建成後方能發行會員權券。但實際上到了90年代初基本都成了類似的房地產期貨交易權，買賣的目的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價格也像當時的樓市一樣一路瘋漲。比如，始建於1926年，號稱關西高爾夫御三家的兵庫寶塚高爾夫俱樂部，其會員權在泡沫時代翻了9.7倍，最高被暴炒到了1.9億円，一共發行3500張，累計銷售額超過1400億，而該會社資本金不過29.3億円，年營收46.2億円。按1.9億單人單價，1年365天都在該高爾夫球場消費，每日要花差52萬円才能回本，你就是包住東京帝國飯店一年也用不了這麼多錢，所以虛高的程度可想而知。當然不要以為這是最高的，小金井高爾夫球場泡沫絕頂期會員權平均4億円，最高拍出20億天價，當然這裡面會員肯定日本頂級權貴，數量也只有445名，全男性。

(號稱日本第一的東京西郊小平市小金井高爾夫球場1989年國土交通省衛星圖。)

(日本高爾夫會員期貨市場價格30年推移)

這種帶有集資屬性的交易非常容易形成金融詐騙，1991年茨城縣便發生了一起重大高爾夫會員權非法集資事件。1990年初趁著列島高爾夫熱潮，當地高萩市的常陸觀光開發會社與當地茨城鄉村高爾夫俱樂部合作建設新的30萬坪球場，宣傳公開的會員數量是2830名，實際私下向北關東地區兜售5萬2000份，整整擴張了18倍，累計吸納資金超過了1200億円巨資，受害人大多數是投資客，而非高爾夫球迷。球場都未起工，會員卡倒先賣上了，這兩奇相本身也足以證明市場的荒誕與混亂。1991年7月經媒體披露後，公檢與國稅系統才開始介入，會長水野健在內相關5人被逮捕。這是自1985年豐田商事以後，日本最大的非法集資詐騙案件。

(1991年11月,涉事的尚未完工茨城縣高萩市高爾夫球場,同月25日東京警視廳成立的專案特別搜察本部，1992年1月東京地檢介入，而鈴木善幸前首相亦被捲入這場事件。）

這件事也促使日本立法機關出台相應法規，1992年5月，日本出台了《高爾夫球場等會員契約適正法》，禁止各高爾夫俱樂部及運營會社以期貨形式兜售會員券。自此日本的高爾夫市場泡沫開始擠破，2003年，日本的高爾夫會員權均價對比1992年最高峰的4388萬円，狂瀉了95%，淪落到236萬円。客流量也下降到840多萬。同時單客高爾夫消費水平也降至現在1.2萬円/日。2015年統計的日本現有2347座高爾夫球場，整理（破產，重組，社債轉讓）876座，達到了37.3%。受害最嚴重的是櫪木、山梨、岐阜三縣，整理申請率高達60%以上。這三地也是泡沫時代高爾夫球場造得最起勁的，沒辦法靠山吃山嘛。

(右圖為日本《產經新聞》在北海道調查明確為中國資本所有的高爾夫球場)

面對國內市場縮小化困境，如今的日本高爾夫業界不得不依賴于海外集客資源開發與海外資本進入，比如早在2010年，日本最大的高爾夫門戶網站GDO便和位於中國湖南長沙，中國最大的高爾夫電子服務企業的鷹皇商務科技有限公司展開販售合作。而日本老牌的高爾夫球具生產商本間也被上海奔騰集團收購。2015~2016年,北海道渡假中心占冠村被上海復星旗下豫園旅遊商城收購。北京一達投資集團斥資近100億円收買了道內喜茂別町高爾夫球場,顧客群也是瞄準了國內為首亞洲富裕層,把日本當地人拒之門外。上海鵬欣也在這兩年發力北海道,根據北海道廳森林計劃課統計截止2015年12月末北海道約1878公頃森林用地被海外企業收購,大約相當於400個東京巨蛋,絕大部分是中國系企業。但這可能還只是1/3,因為日本土地登記制度不透明,法律沒有規定土地所有人變更有主動登記義務,所以難以有效追蹤,所以中國資本這兩年在北海道開疆拓土也引起了日媒反感與警覺。當然中國資本海外高爾夫收購熱潮不止在東瀛，2014年秋,英倫老牌高爾夫俱樂部「溫特沃斯」(Wentworth)被北京華彬集團收購,該俱樂部高爾夫場是歐陸最重要高爾夫賽事「寶馬PGA錦標賽」舉辦地,因為新老闆把俱樂部改為會員制,又把會費與門票翻倍,引起了當地人去中國使館門前抗議,差點醞釀成外交事件。當然近年中國資本大舉進軍海外高爾夫球場,主要是習主席上台後嚴厲有效的反腐運動，國內不斷關停對環境破壞較大的高爾夫球場,促使富裕層跑去海外「禍害他國」……

(2013年上海長寧區本間高爾夫用品店內中國顧客。與新老闆原奔騰電器老總劉建國，最近因安倍和特朗普會面，送了一套本間球杆，本間高爾夫而在中日媒體間名聲大噪,著實火了一把。)

(4)尾上縫事件與東洋信用金庫倒閉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經濟界以金融機關破產重組為象徵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崩壞導火索是1990年~1995年末以東邦相互銀行、東洋信用金庫開始地方銀行與信貸機關不動產融資住專會社破產。中期是1996~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下的山王證券為首的大型金融證券公司崩塌，1998~2004年，日本各主力銀行國有化代管與再編為終末。這其中初期以東洋信金破產最為焦點。而提及這件事,就不得不提到泡沫時代一位「傳奇女性」―尾上縫。

現在提起這個名字，40歲以下的日本人大部分會搖頭木訥，但如果去問40歲以上日本人，起碼絕大部分會知道「泡沫時期關西一料亭都能有幾千億融資」有這麼個都市傳說存在過。

尾上縫是關西大阪一所料亭的老闆娘。1992年因偽造3420億巨額存款證明，涉嫌2兆7736億円天價不正融資案件而鋃鐺入獄。2兆7736億円是什麼概念，相當於當時大阪市兩年的財政預算，世界排名第一的關西空港的造費總和。按(100円=3·96元)91年匯率折算是1098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中國政府1/3國家財算收入。

這位創下日本詐騙史最高金額記錄的女性，僅以糊弄小學生水平的迷信手段便把當時「日本菁英」之稱的金融高專人士騙得七葷八暈，一度成為彼時日本世論中心……

尾上縫對外宣稱是奈良吉野豪農世家,奈良女子大學畢業。其真實情況是1930年出生於奈良縣中部橿原市一戶貧苦農家,五姊弟中排行老二，學歷也只有高小畢業（初中2年級）。據傳尾上家母女都是美人,因生父早亡，母親便跟了同村一戰前在大阪證券所做交易員的富戶,童年這段耳熏目染也許是她日後涉足金融的契機。

尾上19歲結婚,誕下一女後,24歲離婚獨自來到大阪闖蕩。最初在宗右衛門町一所牛肉火鍋店打工。戰後高速成長期50年代末,牛肉對於日本普通家庭來說還是高價稀罕物,所以來火鍋店裡消費非富即貴。能說會道的尾上縫在這裡碰上了戰後以鋼結構建房發家致富的「大和HOUSE工業」的老闆石橋義一郎。因為自稱吉野出身,老家正是吉野的石橋深受其打動,給了她最初發家資本。在打工僅僅5年後,尾上靠著這筆錢1965年收買了大阪繁華步行街千日前內一所旅店,然後改為料亭,自己做了老闆。靠著長袖善舞,能說會道關西財闇兩界成了這裡常客, 同時經營雀庄及酒與不動產,逐漸富甲一方。因為一介女流迅速致富,大阪巷間甚至風傳尾上縫是松下幸之助的「地下情人」之一,當然真偽就不明了。

1984年9月,尾上縫把料亭改建成七層大廈,並給熟客開展流行的占卜業務。最初卜算的業務範圍是人氣正盛的賭馬活動。競賭這種東西靠情報肯定比技術要有效得多,這正是尾上的長項。不過很快趕上87年開始的股市瘋漲期,賓客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尾上縫也順水推舟開始了「占株」活動。彼時的股票基本買什麼漲什麼,尤其尾上縫和關西金融界關係密切,消息靈通,更是十發九中。而她最成功一次便是「NTT株占卜」,此舉僅為她自己便帶來近70億円的豐厚回報,而直到1991年調查逮捕前,她還保有5.3萬株NTT股,是日本最大的個人股東。

(1991年8月19日尾上縫在大阪千日前主要兩處料亭大黑屋與惠川，右圖是當日午後5點30分，奉命特搜的大阪地檢執行官)

因為屢屢得手,尾上縫被投資者奉為「北浜的仙人」(大阪證交所所在地)。但尾上占術其實非常「大路貨」。她在大廈料亭惠川中庭樹立一尊三足蟾蜍像,左右兩邊襯以不動明王與弘法大師。蟾蜍在漢文化圈神話中又稱蝦蟇仙人,有家財廣蓄、金運降臨的吉寓。每逢賓客卜稽什麼股能翻漲,尾上會帶領賓客對蟾蜍像膜拜朝奉,然後以鬼仙附體那套現身說法,因為經濟景氣的大背景下，自己又能獲得豐富的情報資源,中彩率當然非常高。與此相應的是,日本股客券商等金融界人仕圍繞著尾上縫,組織了一個名為「縫之會」的組織,定期集會或參詣名山。許多日本人與媒體以此嘲笑這些學歷資歷兩高的社會菁英愚昧,但其實並非這麼簡單視之。

比起世論所熱議的「占術」,尾上縫最深通的還是「人術」，這才是她賴以成功的秘訣。大阪的各都市銀行、金融機關主要領導幹部沒她不熟絡的,因為每當打聽到某行支店長級別管理層晉陞、平調甚至左遷,她都會盡最大努力讓歡迎或踐行會,內部聯誼會等在自家料亭舉行並分文不收,以此逐步積累人脈關係，當自己的地盤轉化為關西財界有名社交會所,其實更有利於自身名氣的擴大。與其說,光臨此地的菁英們是尾上縫「裙下信徒」,毋寧說「縫之會」是藉助其名目一種互相媾和的存在。

而對於尾上縫來說,她所做的這些「努力」最終目的性肯定是為己謀利,只不過其天文數字般數額令世間震撼。根據當時新聞報道尾上縫在泡沫期的酒水生意每年營業額不過十億円,金融股券、不動產、存款折算所得52億円,但獲得的融資是50~100倍以上,足以匹敵當時上市大企業。大阪坊間傳聞只要她一個電話,銀行幾百億資金便進來了。

(1990年6月27日,新任的日本興業銀行戰後第6代行長黑澤洋。興銀作為戰前日本政府持股三家「國策銀行」之一，專註於為重工業會社融資,為日本工商業發展做出卓越貢獻。即便戰後轉身成普通銀行，其人事經營仍是被大藏與通產兩省主導,所以一直標榜「天下為公」,行員通常不認為自己是民間企業人,而是「准國家公務員」自居,蔑視其他私人財閥集團分化出來都市銀行職員。)

尾上融資源主力是日本興業銀行,88~91年均以1500~2500億円供給融資,累計1.3454兆円,佔到了近一半以上。為什麼標榜「天下為公」的興業銀行會向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個人提供這樣巨額融資,這成為了當時媒體追討不休問題。興銀董事局管理部部長河西京二當時如此答覆道:「本行今年發行的銀行債券規模是7千億円規模,她一個人就買下了2861億,前年去年也是數百億千億購入這是本行開業以來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事,何況她做為大阪優良納稅者的代表,又有東洋信用、大阪信販這樣關西中堅地方銀行開具的儲蓄證明,本行沒有理由不相信她這樣VⅠP顧客!」

(1991年8月14日日本金融通信社新聞《Nikkin》夕刊相關報道,日本興業銀行提供給「與大企業並駕齊驅」的尾上縫異常超特大融資,其總額竟然能超過百年老牌商社三菱商事。右下角是尾上縫從興業銀行購入的興業銀行本行發行的自營債券，90年，91年這個不起眼的小企業竟吃進興業銀行1/3的發行量。)

河西京二所提的存款證明, 正是本案的焦點也是引爆劑。當時銀行針對個人信貸融資的普遍要求是出具相應的存款證明。尾上縫提供給興業銀行的最多的存款證明是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關西阪神地方銀行---東洋信用金庫。東洋信用金庫是但這些存款證明與其說是偽造的,不如按日語「架空」直接表述清晰,因為這些存款證明的簽章文本都是貨真價實的,所虛構的只是金額數字。這樣的偽造普通人肯定是做不出來的,所以肯定是內外勾結結果……

(1998年3月2日早上9點42分，大阪地方法院門前被報道陣包圍的尾上縫被告)

尾上縫從1988年開始從金融機構借款2270億,到1989年累計借入1兆1975億円,同期返還只有6821億円。這樣高額的借貸自然要產生天價利息,實際上1989年後,債務量擴增到7271億円,每天產生的應還利息都高達1.73億円,是她無論如何還不了的,在這種重負下,想要不被發現,只能拼了命地繼續借貸,拆東牆補西牆。有人會疑問,銀行還肯借嘛? 換種角度思考,貸主都清楚知道這點,做為債主的銀行又豈能不知,但他們內心其實更不希望尾上縫倒下,道理呢?有點常識的人都會明白,這就是像尾上縫之流的人能夠肆無忌憚的原因,「欠銀行10個億你是他大爺」這句話還是「國際公理」。

1991年夏大阪東洋信用金庫會社內部改組,原來大額信貸儲蓄業務由各分店負責轉為本店營業部直接負責。8月8日本店營業部在對大阪今里分店業務轉交時發現了一份蹊蹺的定期存款證明。這封暑名尾上縫的存款是今年6月開具的,數額是咋舌的200億円,但本店會計存檔的入金傳票是3千萬円起票,對不上號,於是上報管理層。因為前川朝美是今年4月從大阪門真東支店轉任的,於是緊急下令清查真東門支店,又發現十二份同樣問題的存款證明書, 更為嚴重的這十三份存款證明都己經和數十家銀行、金融信貸會社產生擔保往來,額面偽造總金額高達3420億円。東洋信金猶豫了四天,準備捂遮醜聞,但消息很快通過中層幹部外漏,於是趕在被媒體發覺前夕12日,向大阪地檢廳報案,媒體蜂擁而至,舉世嘩然,大阪地檢通過兩個多月搜察,發現尾上縫不當融資的觸角延展遠超想像,除了興業、富士銀行、櫻花銀行以及後來倒閉的木津信用組、甚至松下電器設在大阪的全資金融子會社「National Lease 」也借貸給尾上縫900億円。這個大阪歐巴桑不但把關西經濟界翻弄於手掌,關東首都圈也未幸免於難。整個事件最終尾上縫創下日本金融史上實際個人最高負債4300億円,所能償只有274億円,不足7%。

現在把事件撥回到興業銀行,當行管理層河西京二推託巨額個人放貸的理由是因為對方出具了東洋信金的存款證明。表面上這麼回答普通觀眾當然看不出破綻,但實際根本就不是這回事。東洋信用金庫第二大債權股東正是日本興業銀行,兩社從50年代便有長期業務來往。東洋信用19人董事會中,有6人是興業系。而東洋信用金庫1991年7月末財表的總吸收存款金額才3659億円。換句話說,尾上縫在90~91年向興業提供了近3000多億円存款證明,那麼問題來了,東洋信用金庫的存款95%都來自於尾上縫一人? 這可是連小學生都看得出常識矛盾,這些馳騁金融戰場的大亨豈能看不出來？

事實上,尾上縫在受審期間,一再向檢方表示,她向興業銀行巨額融資並非自己有意詐騙,而是行長黑澤洋在內興業管理層一再催誘,「多少請再貸一點吧!」,「不還本金也可以!」,「尾上女士恩澤,興銀是不會忘記的!」,「融資審批的事就交給在下吧!」實在拗不過去,便同意對方。她自己所做的只不過受人之託,「拿興業銀行自己的錢買自己」左手倒右手金錢遊戲罷了。

針對「興業自買說」,日本媒體又從知情者取材捕捉。主要流說是黑澤洋在87~90年時段覬覦行長寶座,在國際金融領域取得傲人聲望的他在國內實際業務中卻一片空白,為了謀求社益貢獻度,採取大膽而激進的金融行動,在他新攬劃管的行債業務上,售販率在短短3年內由45%提振至97%,總金額由4600億飆升到7200億円。這期間除了泡沫期經濟整體面浮躁,沒有點手段是不行的。甚至有記者捅出,黑澤洋在登上行長寶座後親自和夫人登門拜謝尾上縫。雖然面對媒體質疑,黑澤洋一再否認「自買說」,但因為此事事態升級發酵,黑澤洋遭到了國會質詢,雖然最終在當時藏相橋本龍太郎力保下渡過危厄,但興業銀行元氣大損,直接虧損近1200億円,為以後富士銀行最終吸並並埋下了伏筆。而東洋信金則直接破產重組,被三和銀行吸收。

(2014年富士電視台曾把該事件翻拍成電視劇,尾上縫扮演者為老戲骨渡邊惠里,原AKB的篠田麻里子亦參演)

尾上縫事件並非孤立案件,在浮躁的金融環境下，巨額不正融資詐騙事件在泡沫崩壞期也不斷頻發，尾上縫案件才過去1個月，富士銀行東京赤坂支店又曝出幹部利用架空存款證明套取7000億円巨額融資,勸業、東海、木津不正融資也連續被媒體曝光,各銀行巨額虧損甚至倒閉讓社會大眾開始對「日本銀行的安全神話」產生普遍質疑。當然這些不正融資的產生背後是當時日本銀行業當時焦燥不安與利潤至上的寫照,為什麼銀行業會焦燥不安,下篇講道……

④ 金融泡沫的崩盤之路:

(1):從間接金融邁向直接金融---金融大轉換期日本銀行業的焦躁

經濟學理論基礎知識，資金需求者獲得資金的融通形態主要分為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兩種，前者是指企業、政府在內需求方發行債務憑證或所有權憑證，投資者出資購買這些憑證，資金就從投資者手中直接轉到需求方手中，而不需要通過信用中介機構。其融資的主要渠道即證券與債權市場,直接金融利潤率高,所以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也就越高。

相對一側的後者泛指需求方以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信用中介進行融資，因為銀行的大部分資金來源於其吸收儲戶，二者之間形成債權債務關係，再由銀行等機構把資金提供給需求方，而銀行又與需求者形成債權債務關係，通過這種信用中介的傳遞，資金供給者的資金間接地轉到需求者手中，因為資金提供者與需求方並不直接產生金融傳遞關係，稱之為間接金融。而間接金融首要目標是保證融資安全，所以作為間接投資者的儲戶風險理論上接近於「0」,收益率自然相對就低。

(2015年3月日銀調查統計局作成日美歐民間非金融法人企業負債構成示意對比圖)

世界各國根據各自國情、社會與工商發展軌跡，利用這兩種體系金融的比重也各不相同。譬如，美國、英國、法國皆是以市場為主導的直接金融型國家,而德國和日本,還有我國則是以銀行主導間接金融型國家。直接與間接金融與經濟成長並沒有必然關係，二者孰勝孰負，更多體現在內部構造平衡性以及運營的完善度上。

間接金融的弱勢在於企業資本金在企業總資產比例過小，企業長期資金過多依賴於銀行側供給，一旦遇到外部經濟環境風吹草動，很容易風聲鶴唳，尤其對於自有資金池竭量的中小企業來說抗風險力不足。

舉個例子：

近年《半澤直樹》、《下町火箭》根據日本作家池井戶潤銀行系列小說改編電視劇十分火爆。觀眾肯定對片中做為融資方的銀行高高在上,對中小企業經營指手劃腳咄咄相逼的一幕印象深刻。「日本的企業依附於銀行」,這不但是很多外國人,甚至一部分無金融經驗的日本人也這麼認為。實際上坦承且客觀來說,池井作品的原型年代在1993~2003年日本泡沫崩壞與修復期，這一階段，日本的企業，特別中小企業負債倒閉的確實多。但作品放在2000年前半段沒什麼問題，放到2010年後則有出些差強人意。泡沫危機後，日本金融政策大幅度調整，企業的資金源比例中來自銀行的融資在不斷縮小，自己資本比率在逐年提高,地方中小企業的從金融市場獲得融資手段也比10餘年前多出許多,抗風險能力大大加強。像日劇中為了融資企業法人或經營者向銀行低頭的一幕現實中己經非常鮮少了,這是連很多日本人都會誤會的。當然《半澤直樹》的「現實乖離」之處委實不少。

（東京工商調研公布的日本信用保證協會08~16年企業申請擔保件數和金額推移，日本信用保證協會是主要面向日本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協會，09年日本頒布了《中小企業金融圓滑法》放寬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加強其資本競爭力與抗風險性。其推線越往越下，並不意味著中小企業業績越來越差，相反，企業對信用擔保的需求減低意味著自身業績的回復，與自有資本的加強。）

但是要說泡沫危機前,日本經濟確實是銀行主導的間接金融型。戰後日本政府並未採納GHQ的「金融美國化」建議，這其中緣由說來就話長了。簡單來說兩大主因：

第一：日本戰前那些財閥雖然名義上被法律肢解了，但打斷骨頭還連著筋。日本經濟界有6大財閥企業會之說，這6大財閥都有銀行勢力殘剩下來，以融資的主要機構銀行對舊企業群仍然能起到有效控制。這是「main bank」即日本特色的「主力銀行制度」發端，這個制度在我國也是常見的。在這種制度下,長期業務往來銀行與企業不僅經濟上往來,人事上也交流頻繁。看經社類日劇,時常能見到某企業會計長(財務)是原銀行職員,就是這個來由。但電視誤導觀眾比較多：

(《半澤直樹》最後名場面也是續集懸念，很多觀眾認為半澤在這裡被中野行長陰了一把，左遷下放。但讓日本銀行金融圈的人看劇可不這麼認為。在銀行多元化經營的今天,按正常人事,半澤以本部營業二部次長身份從本部調到證券子會社當營業企畫部部長屬於絕對高升，相當於本部副部長。日本大型企業人事制度中副部長是高於次長的,這點很微妙,請注意。而非大眾所認為貶謫，一般而言,在日本銀行界想要出人頭地,到外部獲取履歷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維基日本大行幾任行長,外放與留學是仕途必經之路,特別是證券業是銀行2000年以來來力爭的「重點戰場」,基本是給行內拔擢潛力者的試金場和修行地。這是架空和現實的又一個不同。)

第二，筆者在另一篇文中提到過，戰後日本政經發展歷程和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滿州」經營密不可分。一部分青壯官僚在中國東北花了8年時間來驗證「蘇聯模式國家統制型經濟」可行與優越性。這部分人被稱為「革新官僚派」,戰後或復官或從商,以「滿州模式」主導了日本一系列經濟改造。國家政策牽引產業發展,官廳負責民間產業協調,大企業人事官僚化,鐵飯碗式的終身僱用制,自民黨雖然不是「一黨專政」,但不能否認長期「一黨優位」政治領先狀態,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政府體系中才有的事物。

不得不承認這種菁英官僚指導經濟模式對日本戰後高速增長與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日本政治家石井紘基曾揶揄道「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反面,是強力的官僚社會主義,而日本才是這世界上唯一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嚴格分限的金融規制下,日本的銀行則成為保駕護航「日本社會主義式經濟」主力艦隊,這種金融模式又稱「護送船隊模式」。

(戰後50~80年代日本銀行業,大致可分為「長期銀行」、「都市銀行」,「地域銀行」三大集團。第一集團陣列的長期銀行,以發行金融債券形式募集資金,然後為大型工企提供長期信貸以及設備投資服務。第二陣列都市銀行吸收日本六大都會居民存款,為大型企業提供短期流動資金服務。第三陣列的地域銀行,為各府道縣設立的地方金融機關,以吸收縣域居民的存款,為中小企業進行融資活動。除此之外還有面向個人與中小企業的，類似我國農村信用社500多家信用組合與金庫。各集團領域金融活動業務被政策限制分開,但互相又為國家機器運行配合工作。大藏省官僚曾頗為驕傲宣稱這套多重構造的銀行制度讓日本列島上每一分錢都可以完全不浪費吸納進來,並進行100%利用放貸，為日本經濟增長服務。當然這個說法是建立在企業經營資金普遍短缺,即金融市場求大於供的高度成長的60~70年代,進入80年代後,就完全不同了。)

「護航船隊」模式有利也有弊,在領航的政府帶領下整個航隊不用考慮未來,只管按部就班,各耘各的田,即便陷入經營危機,也有來自政府的「救濟」。但另一方面,相互間缺乏競爭,養成了長期安逸性與政府依賴性,讓他們沒有對8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風雲突變危機感。為什麼這麼說呢?

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企業自有資本金低,當然非常依賴於銀行的長期資金供給。但高度經濟發展了20多年後,企業的資金面貌也慢慢發生改變。像以豐田、松下、索尼為代表戰後非財閥系新興製造大企不但在國內從證券市場直接吸收資金,利用海外的資本擴補實力也沒問題。這樣來自銀行的資金慾望自然而然要減低。說直白些,兜里沒子不得不借錢,但富了以後,有多少人會再去借高利貸? 相反大企業通過證券公司把餘裕的資金投放到社債、證券市場。雖然規模比例不大，但其實這開始標誌著原有的金融主導權天平向直接融資方向傾斜。

(1979~1997年日本企業自己資本構成推移圖,很容易看出大企業內部資金比例逐年攀高,外部資金比例相對不斷下降。銀行融資依賴度不斷減低。大企業外部資金借入60年代後半期是80%，1975年下降至58.9%，1980年47.3%，1985年急減至17.6%，特別是製造業，1975年日本製造業總資產比例中銀行資金佔到了35%以上，1985年是25%以下，1990年更驟降至15%以下。而從86年1月開始連續5回基準利率下調，又使得市場貨幣供應量處於飽和過剩，日本企業的年流動資金量達到了20多兆円,對於銀行融資真實渴求進一步驟降,反差之下這便是當時日本銀行界所說的「大.中堅企業銀行離去化」。)

從70年代後半葉開始日本經濟高速時代終焉,為抵消兩次石油危機的財政惡化不利影響,開始大量發行建設國債,日本國債流動市場始動。1980年,金融自由化呼聲在海內外日益高漲,而同年日本證券界又引入中期國債,中期國債入購門檻低,利率也比一般銀行高,且安全係數優良,受當時不少日本民眾家庭親睞。這種等同於銀行儲蓄商品的國債,受到銀行界仇視,於是做為反發,或者做為「彌補企業銀行脫離化」的損失,在歐美「金融自由化」口號下,日本銀行界也開始把手伸向公債業務。1981年6月新銀行法公布,允許銀行業進行公共債券售販。1983年4月,各都市、地方銀行窗口發行長期利付型國債為契機,1984年2月公募地方債券、政府保證債券正式對銀行解禁,戰後一貫了30餘年銀證分離鐵則被打破,金融自由化正式開啟。

（1984年~1990年國債，公社債，地方債在內的日本公共債券售販交易總額推移）

(『朝日新聞』1988年2月東京霞關大藏省第二回金融制度調查會議:日本官廳與金融大佬齊聚一堂。議題是銀行、證券、保險業務互相滲透,實際上就是各自金融地盤之爭,銀行業是日本金融業乃至整個經濟產業龍頭,所以證券方敗下陣來。80年代後半葉日本國債發行量約3/4被銀行拿走，87年達到了90%以上。各銀行相繼開設獨立運營的證券課部，開始直接參与金融市場。但銀行側也不見得勝利,因為利益之爭,原本在89年便可改革實施的新金融法,因各方利益一直拖到了泡沫崩壞的1993年4月實行。)

（東京證交所所在的日本橋兜町一直被視為日本證劵業的核心地帶，80年代初期開始，各日本商業銀行開始紛紛在此地新設銀行，一開始明著是銀行，內骨里兼設證券業務，1988年4月後銀行經理證券完全合法後，就更肆無忌憚了，當時稱之為「銀行的兜町攻勢」。圖為1988年1月銀行與證劵會社招牌並立的兜町一角。1990年，銀行完全滲透證券業務後的兜町招牌。）

(日本全銀協64年~98年平均ROA與ROE兩項考核指標推移，ROA為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ROE為平均總資產收益率。從70年開始，隨著石油危機到來，日本高速經濟增長的結束，其收益率便開始不斷下滑。)

除了進軍公債市場，從80年代初開始日本銀行也向其他直接金融產業發起兼營進軍。但當時受限於國內銀行法，所以都是通過對境外的證券公司或銀行的合資或收購，以子會社的名義進行直接投資活動。比如1981年三和銀行收購美國加州聯合銀行(2001年賣出),1984年住友銀行收購了瑞士的Gottardo銀行(1994年賣出)。次年在美國又與高盛集團合作成立投資顧問會社。但這些投資都僅限于海外市場，1988年為扼制日本銀行在海外擴張,由英美牽頭合意的新銀行信用監督政策《巴塞爾協議》中新增了一條BⅠS規制(自有資本比率8%以上方可獲取國際業務經營資格,國內業務4%標準)，而當時日本所有銀行的資本比例都在3%~4%以下,遠達不到這一標準,所以牆外市場受挫情況下最主要的考慮還是國內傳統融資服務擴大。當然BIS規制這招對泡沫擴張日本銀行業確實是一劑毒藥。(放後章再說)

既然大企業資金餘裕,資金一向緊張的中小企業和個人融資成為重點。但彼時的矛盾就產生出來了。過往因為「情報非對稱性」,銀行對於產業風險的謹慎不願意貸款或縮減貸款給中小企業。日元升值環境下製造業大企的處境尚且不容樂觀,何況中小企業? 而在泡沫期唯一在經濟上呈欣欣向榮,情報公開的便只有號稱「半永久資產」的不動產。確實戰後到泡沫鼎盛期除了1974年，日本全國土地價格一直上漲態勢,1956~1986年30年內翻了50倍,而物價亦才不過4倍。套用過往的貸款經驗銀行多以不動產作為抵押擔保融資，可以說是「安全無虞的投資」。在持續的經營壓力下,所以銀行把貸款重點放在建設業，貸金業（nonbank），不動產這三個相關行業,並且為了追趕地價的時效性和同行競爭，改變以往審查與融資的嚴格分離，採取「統合經營」「現場經營」、「機動經營」、「Speed經營」,而這種以快速放貸為手段融資惡果可想而知。

（1988年日本地方銀行NO.2的千葉銀行把原有的國際投資部，證券營業室，資金運營課，營業開發部全部搬到東京都內日本橋附近千葉大廈9樓,成立專門的綜合資產投資管理室。地方銀行尚且如此熱衷投身於直接金融市場,住友、興業、勸業這些第一陣列都市銀行就更別提了。）

(左圖為1986年3月30日三和銀行東京大手町支店營業窗口一隅,右圖為1987年4月10日日本興業銀行景品展示。新銀行法對銀行來客饋贈品解禁，為了吸引客源,爭奪儲蓄,泡沫期的銀行小禮品可謂琳琅滿目。從化妝品、奶粉，清潔用具、雜誌玩具，女性用品、小百貨到抽獎券。大客戶甚至贈送專門的禮品券,可以到指定的兌換商鋪進行換購。金融自由化以後，因為各行利率自行調控，過往規制利率時代單純依靠人情,經理挨家挨戶拜訪的傳統吸儲手段被打破，如何討好儲戶，完成攬儲任務也成了各行經營前線最重要課題之一。不過80年代後半段,對銀行個人及家庭的儲蓄競爭危脅最大的是高利率誘導的保險商品。)

日本全國銀行協會統計1985年~1989年全國118行貸出規模擴大了42.9%,不動產業貸款擴大95%,貸金服務業擴大了101.4%。1985年3月末向上述兩業種貸出金40.6兆円,佔總比17.8%,1987年3月末為67.1兆円,24.6%,1990年102.9兆円,28.8%。大藏省1991年6月時點統計，日本不動產市場資金流入規模為120兆，其中直接來自銀行的資金是59兆，這不不算包括住專會社在內的貸金服務市場72兆間接流入資金,這部分2/3也流入了不動產市場。1991年日本的實際GDP也才462兆円。

舊銀行法除了對利率、融資種類限制,銀行新增店鋪,融資上限都有明文約束。但1981年新銀行法頒布後, 舊有規定一掃而空,在激烈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中,銀行的金融競爭也開始日益加劇化,這時期無論是哪種類型的銀行追求的是「量化」與「規模」。日本全銀協數據顯示1985年東京都內銀行(有人)店鋪為1084,1990年達到了1506,而同時期關西大阪市也由395家擴增至594家。全國(有人)店鋪數由10789竄升到16596。1993年達到最鼎盛的17141家。銀行從業職員也從27萬人翻漲到46萬人。而2016年這個數字是13767家,從業職員29.6萬。

泡沫期銀行業界較為有名的競爭是都市銀行關東富士與關西住友兩雄對決,即「FS戰爭」。前文所提的「竹下登金屏風事件」,大背景便是住友銀行當時向關東地區挺進寫照。陷入經營危機的東京平和相互銀行擁有在東京內外100餘家分鋪,直接吞併它,能令住友省卻大把功夫和精力,這是住友當時「上京戰略」最關鍵一步,所以不惜巨賄藏相竹下登。憑藉對平相銀收購,住友一舉逆轉對富士銀行吸儲劣勢,成為都銀存款量冠軍。

當然面對關西佬挑釁,富士也不會善罷干休,平相銀被兼并次年,1988年,富士銀行假「提攜經營」為名行吞併之實,對大阪市的大阪民間信用組合在內關西5家信用社秘密融資。但1991年末，阪信組因伊藤萬事件被大阪地檢搜查，連帶發現富士在兩年內向阪民信非法介紹儲蓄2千多億円用於幫助偽造業績和非法融資活動,事件曝光後,五行提攜被叫停,富士反攻關西計劃流產。不過背負平相銀5000多億円巨額債權的住友的日子也並沒有好過多少，受此拖累收益力從80年以來第一跌到了第二。

（1987年東京大拆建建設潮中的有樂町和建設收尾階段的東京巨蛋航拍）

當然雙方競爭並不止於宏觀的金融地盤之爭,住友銀行在泡沫期曾對芙蓉會(富士系)骨幹大成建設挖牆角,富士就拉攏住友系的NEC。1987年3月JR東京蒲田車站貨櫃地舊址開發,不動產募金300億円需求,住友從頭到尾只花了10天放貸。同年5月東京有樂町開發,450億円購地資金需求,富士一個禮拜結束戰鬥。住友要求員工出勤是朝8晚10,富士銀行便變本加厲退社時間定在了0點,就是星期六也得留社到晚8,聯繫2016年電通那位月加班100時過勞死新人,有些無語……

(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生活富裕,日本個人消費市場井噴, 社會地位象徵成份更濃信用卡、借記卡成為大眾寵兒,泡沫時代日本人據傳人手6張信用卡。金融在先端電子科技藉助下催生出新的電子金融業務。1982年日本率先完成世界上第一台ATM存取款一體機,隨後在日本迅速普及,近1.7兆円的新個人金融消費市場規這也是各銀行爭奪奪的焦點。)

不過泡沫金融期最為焦躁的還不是住友、富士這樣的都市銀行。因為都銀的儲貸兩業基本客戶群相對來說較為穩定,客戶流失現象極少，打個比方來說，都銀的貸款主業本來就是給大企業提供短期流動資金服務，而炒地皮和股票的投機生意本來也只需要短期資金，所以二者並不衝突,甚至具備優勢性。但長期銀行和地域銀行經營自由度狹隘，金融自由化開啟後，本來就處於不利的起跑線位置。因為日元升值環境下，日本企業出口量與設備投資減弱，以長期信貸為主的長銀主業不振，在這種情況下，副業與規模擴張成為其主要彌補方式。而另一側,面對資金規模雄厚的都市銀行「跨縣下鄉」蠶食性擴張，死保中小企業信貸的信用組合，處於上下夾擊態勢的地方銀行就顯得十分狼狽，但更要命的是，無論哪種銀行，都是在走「規模擴張」的同質化粗放型競爭。泡沫崩壞後，破產倒閉的基本上是這兩類銀行和絕對弱勢經營體的信用組合。

當然銀行不良債權不止是不動產,股票也是另一大損失,之前說了日本的銀行長期保留了大量企業股票。1987年舊銀行法規定的銀行可持有(單獨)企業5%股權上限緩和,泡沫期隨著股市一路狂飆，銀行也在不斷增持企業股票,86~91年日本銀行總持股規模增長26%,平均保有單獨企業股份在7.7%水平左右，個別行甚至違規達到了15%以上。1991年末保留在銀行手中的股票總值大概在29.5兆円,股市崩盤後,這部分債務也近損失了近1/3。

(2):泡沫(形成)時期日本政府經濟政策:

[這一節本來寫了1萬餘字,但為了精簡文字,只能壓縮內容了。]

傳統宏觀經濟學中需求要素中常把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增長的「三駕馬車」。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與如今中國都屬於對外出口導向型，對內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低匯率貨幣政策，扶植本國產業搶佔國際市場。而中日兩國最大的出口地區不約而同是北美,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當然這是有原因的。

1973年石油危機以前美國內消費市場77%是國產製品，戰後的美國經濟與社會黃金時期。1974年後到2000年,GDP增速放緩至2.7%，個人所得增長僅0.2%。經濟成長與個人所得放緩主要原因是70年代美國的第一經濟產業逐漸成熟,但石油危機，越戰失利與長期擴張財政政策引發的一系列物價飛漲與人口失業問題,使得美國經濟倍受高通貨膨脹問題困擾,1973到1985年美國物價指數平均每年漲幅9.3%,70年代上半期失業率為5.3%,下半期攀升至7%。政府財政與經常收支雙赤字局面。這使美國在市場原理主義下開放市場,吸引廉價便宜的外國商品輸入維持美國的消費繁榮,但這把政策雙刃劍,又無疑損害了美國企業與工人利益,加劇了排外主義的盛行。

（1980—2010年美國貿易赤字對象國構成比例推移圖。）

（圖：引自日本外務省北美局北美二科2016年6月作成的《美國經濟與日美經濟關係》

1981年日本在美國貿易赤字佔比達到最高的70.8%後，徐徐下降，到2011年達到歷史最低的8.7%，近年一直維持在8~10%區間。1990年，美國對中貿易赤字104億美元，2000年進入1000億大關，也就是從這年開始我們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2005年達到了2180億美元， 2011年逆差破3000億，2015年赤字佔比達到了歷史最高的48.2%，逆差3674億美元。很多人會疑問，為什麼同樣是對中貿易赤字，美國和歐洲人天天又叫又鬧，上躥下跳。日本人咋就不鬧呢？其實除了赤字差額少，最主要原因是「日中貿易」實質是「日日貿易」，特別是中國對日出口向。中國對日出口主力其實都是日本合資或外資企業，如果有印象的話，你應該見過一則新聞，好不容易到大阪買的松下智能馬桶蓋，撕開包裝一看產地，靠，還TM是杭州松下的。而這些精密器件還是從日本進口的。所以除非日本的社長腦袋進水了，他才跟中國提貿易摩擦！）

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也好還是現在的中美貿易爭端也罷，歸根結蒂無外乎兩個根本原因促成，首先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市場國家的長期消費過剩，第二，日本與中國存在內需不振問題,形成了「世界工廠」VS「世界市場」供需矛盾局面。既然對外貿易差額，經常收支無論如何都得減小，那麼牆外的損失牆內補，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其餘兩項的投資拉動和刺激內需便成了剩下的選擇項。

2008年9月次貸金融危機後,我國出口開始負增長,美國在2010年前後又開始逼迫人民幣升值,當時選擇的對策的就是投資拉動,即「四萬億計劃」,導致的一系列惡果嘛,最主要是產能、設備過剩和通貨膨脹,這個大家應該切身體會。十八大後新政府開始反思,2015年11月2日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後,提出了「供給側改革」,即從經濟需求面向供給面深化改革,希翼扭轉經濟形勢。供給學派做為戰後70年代美國發端非主流學派,也不是沒有成功先例,80年代里根時代美國便採取這種政策使經濟與社會復甦,但後遺症是膨大的財政赤字。但中美所處時代、政治與經濟形勢大相徑庭,具體應對政策也頗為不同,所以這裡不贅述也不評價。

而1985年廣場協議後的日本並沒有選擇投資拉動而是選擇消費拉動的模式刺激內需。這當然也是有原因的。70年代末開始日本雖然在貿易收支上增長迅猛,連年黑字。但其經濟背面卻是連年不斷的政府財政赤字。日本戰後40年一直是採取「投資+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1965年之前是均衡的財政收支政策，但從1965年開始發行戰後第一次國債開始，特別是70年代為了應對兩次石油危機、工業轉型與社會福祉事業，確立了以公共土木建設事業為主體大規模投資活動，我們都知道政府是不能向銀行直接借錢的，所以這些建設經費主要籌措是依賴於政府公債發行，國債累年拔高這造成了日本財收連年赤字窘境。從80年代開始隨著貿易出口的好調，當時政府和金融界內部便有「國債依賴體質脫離」的聲浪，即一直呼籲的」財政系統再建」。

(日本財務省1945~2016年日本政府公債發行量/GDP比值與公債依存度推移,1965年日本國債發行量當年GDP比值僅為0.6%,76年達到12.9%,86年達到41.9%後開始6年之久的微減穩定期。但泡沫崩盤後日本經濟大滑坡,為了挽救經濟,日本又不得不走「投資拉動」老路,但更為雪上加霜的是新千年後日本老齡化加劇,社保開銷越滾越大,債務自然也是水漲船高,以國際貨幣基金統計為準,2016達到了236.2%,是美國的2.2倍,我國的5.1倍,位列全球之首。當然歐美、日本甚至俄國認為IMF對中國的統計仍然有很大水份,大量地方債務未計入,以企業債務/GDP值1.6倍規模,推定中國「真實政府債務」當在20兆美元以上,250~280%左右。

和美國1/3國債海外保有不同,日本國債92%是國內消化的,多數以機構投資者居多,雖然日本央行和中國一樣原則上是不準買入國債,但實際上日銀是日本國債最大保有買主,2013年4月日銀為配合安倍政權的制止通縮政策,開始了名為「異次元緩和」金融調整,大量購入長期國債, 到了2016年3月保有量為33.9%,3年間翻了兩翻。)

1985年10月31日，廣場協議後一個月，中曾根康弘召集幕僚議事，探討日元升值後日本在新形勢下的中期經濟發展計劃。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成立一個名為「經濟構造調整委員會」的首相私人諮詢機構。該機構共17人,成員橫跨當時日本政經學三界的巨擘,責任座長是當時剛從日銀總裁寶座退下來的前川春雄。在經過5個月19輪商榷，於1986年4月7日正式向中曾根遞交了《國際協調下的（日本）經濟構造調整研究會報告書》，簡稱《前川報告書》。

這部報告書其實只有9頁綱要,非常簡短和抽像,主要內容是以下六點:

② 以住宅、消費、都市開發為重點的內需擴大。

② 國內以金融服務主打的第三產業為新經濟增長點, 對能源消耗，粗放經濟產業構造徹底轉換。海外則鼓勵企業積極實行在當地直接投資。

③ 國際貿易收支均衡為目標，進口商品關稅下降與種類數量大幅增加，與此相對的國內企業出口節制。

④ 逐步推進日本金融開放與日元國際貨幣化。

⑤ 對發展中國家投資與援助並行,科學與文化交流促進,提高日本國際地位。

⑥ 制定合理的稅制改革,穩健平衡的財政政策運用,儘早擺脫赤字國債依存體質。

《前川報告書》僅僅出爐一個禮拜,中曾根不知哪根筋搭錯了,叫人翻譯成英文稿,4月13日興沖沖赴會戴維營日美首腦會談,迫不及待地轉交給了美方。美國人不傻如獲至寶。里根在會談後對中曾根和報告書給予高度讚揚，稱其為國際協調歷史上最優秀的範本,中曾根首相是國際政壇鮮有的出色領袖。中曾根被「影帝」捧得飄飄然，答應日本今後的經濟改革步伐會按照報告書內容進行，把日本由過去輸出國轉變成輸入國，同時信誓旦旦保證兩國貿易赤字會控制在500億美元以內，在日美記者的鏡頭前這等於是對美國「口頭公約」。回國後,中曾根遭到了黨內外、經濟界與中小企業界強烈批判,媒體甚至諷刺他為「大總統的首相」。其中最關鍵的指責是《報告書》只是首相私人性質政策咨略,並非政府法定公文,但你在國際正式場合這麼隨口一吆喝,授美把柄,多少人得喝西北風!

面對國會質詢，中曾根承認自己外交辭令有誤，但不認為政策方針過錯。4月22日，便成立「經構調推進會議」，由官房長官牽頭，14位政府閣僚連攜，黨內副總裁，幹事長11人在內參與具體制定政策。8月推進會議改為推進本部，首相直接擔任本部長。12月1日，經過全面商討，具體制定的各詳細法案政策的新前川報告書出爐，「努力使國民的生活質量提高」、「GNP維持在5.7%水平,內需增長6.4%,外需減低0.7%」被添加進來。此後7~8年內，日本的社會經濟政策與活動基本按照這份《新前川報告書》指導思想來進行的，而長期來看《前川報告書》在戰後日本經濟史上有著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標誌著日本戰後長達40年的「貿易立國」輸出型經濟向現在「貿易投資」內需經濟重大變革。

在「財政再建」與「大社會小政府」的口號聲中,中曾根政府財政健全化主要手段在支出側是國債發行減量與國企民營化。先說國債,1974~1985年日本國債費支出年均增長率為28%,1985~1990年縮小至7.8%,1991~1995年減低至2%。而1990~1993年政府預算中時隔16年沒有特例（赤字）國債發行,國債依存度由1980年32.8%下降到16.3%,1991年更是驟降至9.2%,國債依存體質脫卻名義上暫且達成。

國企民營化在上文己經提過,民營化是8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經政改革的大潮流,日本當然也無法避免,政府的主要目的當然是為自己財政減負。中曾根時代三大公社民營化中,首當其衝的是日本國有鐵道會社，但結束的最晚。日本首條新幹線通車的1964年,日本國鐵便開始赤字化,隨著70年代後半期日本高速與航空逐漸路線完備化,經營空間被進一步擠壓,日本全旅客承送量由60年代1/2下降到85年的23.3%,貨運量更是可憐地10%都不到。1980年國鐵開始以兆計算虧損,1986年經營收入3.2兆円,但當期虧損卻高達1.4兆円,流動債務15.9兆円,長期債務25.4兆円,合計總債37.1兆円。1981年開始每年向政府伸手要6400億補助金，但1984年開始這點錢甚至不夠還息，民營化迫在眉睫。

(左1986年12月3日國鐵本社內最後一任總裁杉浦喬也正在為被後來稱為「JR七姐妹」設立準備室而掛牌。右1987年3月31夜,國鐵正副總裁在本社外共同把日本國有鐵道標牌撤下,戰後38年歷史的國鐵正式告終.JR七鐵道誕生，加新近通車JR北海道,應該是8個了)

（左為1987年3月31日東海道線大阪車站最後的國鐵之夜，扶梯電梯口打出的「再見了國鐵，謝謝您，無論何時將與我們同在！」標語。右為京都梅小路機車調度場國鐵員工合影。比起溫馨的標語與感人的畫面，日本國鐵民營化並不輕鬆，政府第一直面的問題倒不是債務，而是是如何分流27.7萬國鐵職工，作為日本勞動工會最大的分支組織，左翼砥柱的國鐵工會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最大在野黨社會黨的主力票倉，自民黨政權心腹之患，中曾根卸任後，承認國鐵民營化另一個最潛在目的是瓦解國鐵工會，對野黨票倉重新洗牌。但政治歸政治，27.7萬僱員的生計不能黨同伐異，國鐵民營化下崗再就業7.6萬，各種補償清算花費1.208兆円，分攤到戶是1589萬円，相當於3年工資，看起來不多，但後續的退休金政府是全額負擔的，並不吃虧。）

泡沫時代國鐵遺留下來的最有價值的遺產毫無疑問是土地。國鐵的貨運中心，調度車場，餘裕車站基本所處的位置都是俗話說的黃金市段。國鐵解散次日,負責償債的國鐵清算事業團成立,本部設立橫濱,2009年解散。清算負責變賣土地總規模9238公頃,截止1999年4月賣出變現7979公頃,摺合7.7兆円。1994年民營化的本州JR三社出讓股票919萬株, 截止2006年4月換現4.03兆円,極大減輕了政府負擔。但饒是這樣日本政府還要承擔23.5兆円債務,60年還清歲出4000億,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錢最終負擔還是日本國民。

（後日本國鐵時代遺留的兩大「地王」——舊東京汐留與大阪梅田貨運中心。1989年泡沫絕頂期嘗試變賣,兩地合計33.8公頃,價格嘛肯定離譜,東京的2.1兆円,大阪的1.3兆円,均價為7000萬円~1億円/坪,而同時期西德第四大城市科隆貨運車站變賣地價僅為4萬円/坪,兩者懸殊相差近2千倍,所以有媒體調侃與其拍賣國鐵汐留遺地還不如競買科隆算了。正因為價格過高,四度競賣均遭輿論批評,政府只能凍結，直到1997年以後地價暴跌,才開發利用。)

除了國鐵,再提一下NTT股票。民營化發行之初就有各界致疑聲,除了上市流程過快,定價也極不合理,但政府置若罔聞，拿「為全民著想」做借口,這當然是有玄奧的。1986年11月大藏省第一次放出政府保有的205萬股,公募價格119.7萬円,一次性政府就賺到了2.35兆円,相當於當年新發國債1/9。於是次年11月又以255萬円再賣出195萬股,獲利4.9兆円,1988年10月再拋售150萬股,又得了2.8兆円。兩年多內國庫入收10.5兆円,這等於日本一年的新發中長國債金額,成為政府減卻債壓的頭號功臣,而為這定價伊始便虛高的股票買單的卻是日本國民。從某個方面而言,政府是不是推高股市泡沫元兇兩說,但借NTT股票,把大量國民「騙」進股市,「為國填債」這是絕對逃不了的。

當然政府明白不能只靠變賣國有資產渡日,畢竟這隻有「一髮屋」,如何增加穩定財收,細水長流才是王道。伴隨著里根在第一任期內大型減稅帶來的財政赤字擴大化，1984~1986年第二任期內的稅制改革完成,中曾根政府也緊跟美國的步伐,加緊啟動稅制改革。日美兩國的稅制改革主要是減少累進階段制的直接稅(所得稅+住民稅),新增按固定比例收繳的全社會間接稅,放在日本也就是現在常在媒體上和安倍一起出鏡率奇高,日本老百姓痛恨的「消費稅」,而放在美國與我國就是俗稱的「增值稅」。其稅改原理是通過減輕對企業與個人資產的稅負,令其更有活力與動力向設備投資和社會消費釋放流動資金,進而刺激經濟良性循環,而直接稅減少的部分則由間接增值稅彌補,以期達到財政平衡。

當然這只是理想化，任何稅制的改革必然牽動全社會各利益階層神經,這次也不例外。泡沫時代前，日本政府對日常生活消費品不課間接流通稅，僅僅對奢侈品，非必需品徵收累進階梯式「物品稅」，日本民間俗稱「奢侈稅」。這是60~70年代日本社會所謂「1億中產」形成的重要政策因素，這次通俗點理解來說:「給富人與企業減稅的同時,從中低收入者大眾手中補缺!」,所以可想而知的反對有多大！

(中曾根時代大型間接稅的暫命名為「売上稅」, 只在商品最終流通末端即零售商和消費者上收取,這和增值稅還是有區別的,但稅負的承受兩方反應肯定十分激烈。日本民間戲稱這是中曾根首相魚肉老百姓的「撒網稅」，上圖為1987年3月,東京台東區合羽橋道具街「反売上稅標語」。)

(2010年世界145國增值稅排行榜,發達國家中日本和加拿大是唯二的增值稅率未過10%的國家，美國因為各州立法獨立，增值稅並不統一。但日本的法人稅，即企業所得稅在國際上是比較高的，2014年34.62%逐步下調至2017年29.97%，而我國是25%。)

但說實在的,日本政府也不是沒有正當理由。對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日本的增值稅即便按現行8%也處於國際上較低稅率,大部分國家是日本兩倍。而1985年廣場協議前,日本政府「財政重建」計劃其實是想增加法人稅,但遭到了代表大企業利益的日本經團連強烈反對。日元升值後,企業出口受挫,傳統營收下降,大企業更有資本對政府說「NO」。而政府政策上為內需消費做誘導,隨著內需景氣環境下,1987年日本正式步入老齡社會，不斷增加膨脹的社保支出，開徵新稅也成必然。

中曾根政權「売上稅」夭折的最大契機是1987年春季日本第11回統一地方選舉, 大選前3月23日中曾根在自民黨本部對外強硬發聲：

「現在不對財政稅制進行改革,日本社會與經濟不出十年必將走向衰竭,而明白這點卻什麼都不做的政治家是絕對不允許原諒的!」

（左圖為1987年地方選舉前日本5黨的競選廣告冊，自民黨打出的是「國與地方大減稅」，與在野四黨「売上稅粉碎」形成避重就輕的鮮明對比，右圖為4月12日夜，地方選舉結果揭曉後，在自民黨黨部發表敗北宣言的幹事長竹下登。）

中曾根的話確實沒錯，但殘酷的現實是因為這番強硬講話在自己不能原諒自己之前,日本國民覺得無法原諒首相,大選13個縣道府知事席位,自民黨只以微弱優勢羸得岩手與島根,各縣道議會席位比上回多丟105席，可謂大慘敗。面對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的「社共共斗」大躍進,害怕失去政權的自民黨內部對「売上稅」也開始持暫緩態度。當時副總理金丸信、自民黨政調會長伊東政義，官房長官後藤田聯合遊說中曾根要其充分考慮國民感受,於是1987年5月13日執政黨與在野3黨委員長對談會上,向外界宣布「売上稅」法案作成終止，日本稅改官民鬥爭暫時告一段落。

1987年末自民黨由中曾根過渡到竹下登政權,但1986年眾參兩院自民黨大勝，所以為後來的消費稅通過埋下伏筆。果不其然，竹下登上台20天後，便公開發表「新政權大型間接稅」意欲。1988年7月29日正式向國會提交「消費稅」草案，隨即引發新一輪大眾聲討聲浪……

（法案推進時,媒體對大藏省推算階梯性物品稅廢除,統一消費稅設立後日本各收入階層增減稅率做了圖示 ,很明顯可以看出富人沾光窮人吃虧。獲利最大的是800萬以上年收富裕層,減稅比例占年收2%,而500萬円以下中低收入者則不滿1%。隨著稅率上調,日常生活消費為主中低收入者負擔越重。以現行的8%稅率，這兩收入階層負擔倍率從1989年的0.87擴大到1.74倍。所以在大眾眼中，認為這是不公正，盤剝百姓的惡德稅）

（上圖1988年9月18日東京代代木公園17萬人規模的反消費稅國民大集會。主要以流通小賣業為主的城市自營業者和中小企業僱主與勞動者居多。）

1988年平安夜，自民黨在眾議院審議強行通過「消費稅」在內稅制改革審定實施法案，法案規定於1989年4月1日實行。個人所得稅率由1984年最高75%十五階梯減低至50%五階梯，法人稅從42%下降到37.5%,既存的間接四稅：物品稅瓦斯稅電氣稅門票稅廢止。新設立消費稅一率以3%收繳,但年營業額3000萬円以下小賣與零售業者免除。大藏省試算稅改後,政府減稅9.21兆円,增稅6.61兆円。其中消費稅所得為5.4兆円,整體減稅2.6兆円。但實際初年遭到抵制,消費稅所得僅為3.3兆円,但對比前年2.2兆物品稅仍是多出不少。最最重要的，實際上稅改後1989年比1988年，整體稅收歲入多出了3.1兆，實際反而是增稅的。1997年消費稅提高至5%後逐漸成為所得稅，法人稅一樣日本三大支柱稅。

(消費稅導入11天後,竹下登便因「利庫德賄賂事件」不得不接受國會的質詢，在3個小時半的連續轟炸後，疲憊不堪的竹下罕見地在國會內吞雲吐霧。1個半月後竹下登宣布辭職，日本老百姓認為這是「消費稅的詛咒」。)

（『日本時事通信』1989年4月26日，以主婦為主的女性反消費稅者3萬餘人聚集在東京日比谷野外音樂堂前抗議。）

消費稅的導入對泡沫時代日本社會與經濟都有重大影響。消費稅取代物品稅，進口商品價格下降，更利於他國出口，減少國際上對日本貿易不均的批判聲音，而奢侈品價格下降也刺激了富裕與中產階層消費慾望。但對一般生產企業來說負擔加重,不得不抬高物價,而最終又轉嫁到老百姓頭上。88~89年日本CPI指數大約只有0.6%,但89~90年變成了2.5%,90年11月隨著海灣局勢動蕩，石油價格飆升，CPI開始突破3%,穩定了四年的物價開始明顯呈上漲之勢，而1989年5月31日，日本央行時隔27個月開始抬高基準利率，金融緊縮政策開始，而消費稅抬高所帶來物價潛在上升可能，是抬息一個重要因素。當然現在也有種說法，消費稅設立並沒有錯，錯在設立的時機，如果在廣場協議前設立，國民日常消費負擔加重，節約意識會強烈，央行不會貿然採取經濟寬鬆政策，不動產泡沫就更沒條件形成。1989年這次消費稅設立，對日本老百姓來說，還沒有1997年再增稅2%來得痛徹心扉，那一次對試圖從泡沫經濟快速恢復的日本而言，更像是快要爬上懸崖時又被人推了下去，而那個「黑手」便是橋本龍太郎……

(日本1987~2016一般會計稅收總額年推移,仔細注意1988‐1997年是日本財政最長的50兆持續稅入黃金期,其中1990年即消費稅設立後完全實行次年是有史以來目前唯一攀上60兆關口的。)

（2014年4月日本消費稅上調到8%，筆者印象最深刻是《NOGIBINGO！4》最終集中若月佑美的Macbook Pro誤算「萬惡的消費稅″的吐槽。如果是中國人後面零頭可以免了。也正是那年年末開始是日本老百姓對於日本政府給予外國遊客的購物免稅優惠頗有微詞，2015年5月開始日本對外國客5000~50萬円商品全免消費稅。其實就是給中國客的優惠 2016年全年日本入境外國客旅行消費額為3.7兆円,其中中國大陸奉獻了39.4%，人均在日花費21.4萬円，其中購物佔到了12.1萬円,是其餘各國一倍。華人同胞撐起日本入境游市場2/3,沒辦法誰讓我們是新泡沫時代的國際大金主呢？可能這說法有些人不愛聽，換憂國主義論調，日本2017年軍費預算【不包含駐日美軍開支】4.89兆円，637萬大陸赴日同胞大約貢獻給相日本陸自81.3%，海自的127%軍費。）

泡沫崩潰後,為了挽救日本經濟,政府持續對法人稅與所得稅進行減稅,特別是法人稅,1989年到2014年26年間日本法人稅共得稅225兆円,但與此相對的消費稅共得282兆円,占稅收總比由1989年6%擴大到29.2%,如果再調高，消費稅毫無疑問成為日本第一大稅種。而大部分日本老百姓認為政府長年優待大企業與富裕層,卻對小老百姓層層刮皮，但實際而言，就像上面所說日本的增值稅與國際平均水準低一半，企業稅負偏高，2016世行與永道發布的各國企業總稅率，中國是67.8%，而日本是51.3%，而世界均值是40.6%，東亞地區是34.6%，發達國家是36%。出於成本考慮又不利於日本企業在全球化浪潮中海外競爭,只能不斷減低。而少子化老齡化帶來的社保支出逐年攀高,從1997年68.3兆到如今110兆規模,最終支出無法抑制,只能在財入上做文章,日本能提稅的空間也只有「消費稅」,所以未來不久,即便安倍下台,誰上台消費稅增稅仍不可阻止。

(3) 「那個戳破泡沫的男人」——三重野康的上台與金融緊縮政策的背後：大藏省與日本銀行的權力戰爭

如今提到泡沫經濟的覆滅，基本上都繞不開三重野康這個話題人物。在大多數紀錄作品描述中作為彼時日本央行的掌門人，他在1989年末上任後短短8個月3次加息行動，意圖對當時過熱的經濟形勢進行撥亂反正，但不想矯枉過正，反而導致社會經濟不得不面臨最壞的硬著陸，所以又被稱之為「那個戳破泡沫的男人」。至今為止國內多數中文財經書志和影像作品對他的描述就像這樣非常簡略，所以這節以他為線索稍微深入進去,淺談一下日本經濟官僚的宮斗史……

三重野康出生於東京,祖籍大分, 因為其父是滿鐵幹部出身的偽滿鞍山市首任市長三重野勝緣故，幼少時代幾乎都是在中國東北渡過的。1987年在接受『読売新聞』專訪時稱「第一故鄉是滿州,第二故鄉才是大分」，2002年他被鞍山市市政府授予榮譽市民稱號,2012年於東京病故,享年88歲。

三重野康個性比較剛愎，自詡為「通貨的看門人」，無論行動還是語言都敢於和官僚與政客爭鋒相對，無懼權貴。1985年秋廣場協議不久後，時任副總裁的三重野康聯合其心腹日銀營業局局長佃亮二在短期金貸市場實行「高利放置」突擊，忤逆政府上層的低息緩和指示，用以阻擊外匯市場日元升值，這一違背「廣場協議」的舉動，使得當時在巴黎開會的日銀總裁澄田智受到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的質疑，批判日本陽奉陰違，一度非常狼狽。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前夕，在日銀理事會上又批判政府過度放縱經濟寬鬆，發表了著名的「火上澆油」論。等到了1989年12月17日總裁上任初日，便對當時過熱的地價與股市進行嚴厲的批判，並且繞過大藏省，策定加息計劃，惹得當時蔵相橋本龍太郎勃然大怒，勒令撤回，雖然原訂於21日的年內第三次加息被推延到了25日，但日銀與大藏省的尖銳對立由此被公開化。

（1989年12月21日，大藏省與日銀「次年國債發行」協調會。在過往這是日銀董理事和大藏省局課長之間例行公事的「賀旦茶話會」。日銀吃進多少國債以前都是藏相說了算，日銀會上點個頭，會後表個態就行了。但這回三重野康卻不想這樣稀里糊塗「蕭規曹隨」走過場，大藏省提出要求日銀高出至少去年5%份額以上從二級市場承買新發建設國債，以保障今年新增政府財投公共計劃順利進行，但三野重康只肯與去年平準。雙方的論戰又延燒到議息上，橋本則希望次年4月第一財季視情況而定加息,三重野康咬定要趕在年尾加息。按『読売新聞』當時報道三重野雖然目光幾度和橋本龍太郎重合，但會中各念各的稿，即便中途休會全程沒有任何直接私下交流。）

二人態度強硬當然有各自理由：

首先要明確的是大藏省並沒有無視當時的「經濟泡沫」，不過他們的調控手段是傾像於行政法規而非波及震蕩面更大的金融手段。另外橋本做為藏相參加了於當年11月華盛頓舉行的「日美經濟構造問題」第2輪會談中答應美國方面中短期內日本利率與匯率政策依然會遵從「G7同步」原則,換取來年美國市場對日本半導體和醫療產業率先開放。第二，加息導致國內經濟活動緊縮，市場貨幣流通量減少，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節度，國家稅收將很有可能阻礙或縮退，不利於當時日本政府大力推進的「財政體系健全，赤字國債清零」財政綱領。況且消費稅設立後，日銀分別於5月，10月兩次加息，大藏省側認為這已然足夠控制通脹。然後在日本政界眾所周知，竹下登時代消費稅設立，在自民黨內負責實際協調各派閥異見人士說服工作的就是橋本龍太郎。

站在日銀立場， 1987與1988年日本通貨量已經連續兩年超10%速度增長,相比80年代前半葉7~8%安定成長率，80年代後半葉達到了13%水平，是GDP增速的兩倍,貨幣信用供給幾近於72-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水平。廣場協議後雖然名義上G5同步利率協調，但美國從1987年秋,西德自1988年夏便率先回調利率，而日本卻足足晚了1年半，截止1989年12月前,美國、西德基準利率分別恢復或反超到7%與6%,1986年廣場協議前金利標準。特別是西德,為了兩德統一抑止物價上漲壓力,在本年10個月內4度持續調高利率。而反觀日本仍然停留在3.75%的低率線上。而從1987年2月開始持續兩年多長期低利率政策不僅使得日本經濟產生內部通脹。國際內外不均的利率槓桿差,導致日元成為國際新避險貨幣，逐利的遊資套息交易頻繁發生，亦使得日銀在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中面臨前所未有的管控危機。

當然最終概括來說，三重野與橋本二者所代表的是央行的職責與政府的經濟理念矛盾。央行的職責是在一國社會活動中充當經濟穩定發展，貨幣信用的調節器，本質上它應該是為全體社會大眾服務的。但政府的經濟理念則是隨經濟形勢變化調整的，按照凱恩斯主義，社會經濟衰退時，國家需要減稅與公共投資的財政計劃刺激經濟，這叫「積極財政政策」，而日本政府當時的情況正相反，社會經濟高度景氣時，一方面想通過增稅手段，把以前的積欠債務逐步償還，另一方面寄希望於社會資本活躍化，替代政府公共資金拉動國家經濟，以減輕政府支出，此所謂「財政健全化」。可是任何國家經濟景氣的時代肯定相對是簡短的，所以對於80年代後半的社會經濟好調，作為政府財政官僚，自然不想錯過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但嚴格來說三野重康以前的日本銀行卻並不是這樣天生與政府對立面的。前任澄田智在任時，日銀與大藏省的關係非常融洽，日本財界揶揄日銀總裁是「大藏大臣隨叫隨到的女僕」，日本銀行不過是「大藏省日本橋支店」，言下之意就是日本的央行是完全在政府支配體制下運營的傀儡，完全沒有獨立運營性。說法不乏誇張，但實際的情況確實也差不多，對比三重野康的剛愎，澄田智的個性是比較柔弱，言聽計從的一類人物。但拋開個人性格因素，日銀「服從」大藏省是有法律依據與歷史背景因素的。

（右圖為1989年9月23日華盛頓美日財長會議後記者說明會上喜笑顏開橋本龍太郎和澄田智,左圖為同年11月23日即將屆滿退職的澄田智拜訪大藏省時情景,澄田智任內能夠與大藏省相處融洽最重要原因他本來就是大藏省系統出身的官僚。)

（日本都市傳說之一：位於日本橋本石町的日銀總行，從上空航拍該建築屋檐，正呈一個「円」字,一般日本人以此認為這是日銀有意為之，象徵央行控制著一國通貨權。但實際上，1946年之前日本貨幣單位漢字為舊體字「圓」，而該建築竣工是在1891年的明治24年。而且通貨主導權長期以來並不在日銀手中，而是被大藏省遙控。）

現行的《日本銀行法》是泡沫崩壞期1997年金融大改革時重新制定的，新法法理上保證了日銀作為日本央行的獨立性與透明性。但在這之前《舊日銀法》是1942年戰時制定的，具有非常鮮明濃郁的國家統制色彩。打個比方來說，舊法第一條與第二條是這樣寫的：

「日本銀行是為適切發揮國家經濟總力而存在的各項施策機構組織，即通貨調節，金融調整和信用制度的育成和保持為主要目的。」

「日本銀行是國家使命達成目的而設立的專門金融機構。」

新法則改正為：

「日本銀行是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行使銀行券發行，通貨及金融調節權力目的存在設立的。」

「日本銀行的理念是通過行使通貨與金融調節的手段，使得社會物價穩定，國民經濟朝健全化發展。」

「通貨與金融的調節是國家經濟政策密不可分的一環，日本銀行以此為基礎，以整合政府的經濟政策為基本方針，所以經常密切性與政府的溝通是必不可欠的。」

對比這兩條新舊法，明顯可以看出在1997年之前，日本央行的法理從屬確實從屬於政府，而新法使得它和政府的關係成為經濟政策協作者，附屬性被大大削弱。除此之外，舊法的貨幣發行制限權是歸屬於國會，實際決定者是主務大臣即大藏大臣。新法發行自由權則還到了日本銀行手中。舊法日銀總裁與副總裁任免權在首相手中，職員解僱、業務命令權、議息認可、監管權均在大藏大臣手中。新法，正副總裁人事權,監督權由國會兩院把持，內閣任命,業務命令權自主。

（1951年10月30日，舊金山和會期間吉田茂內閣藏相池田勇人【最左】與日銀總裁【最右】與杜魯門總統夫婦會見合影。池田與一萬田都是戰後初期日本政壇極具野心抱負和才能手腕的人物，二人也被視為競爭對手。現在評判，知名度肯定是以「國民所得倍增計劃」聞名被譽為「日本戰後經濟發展最大功勛者」的池田勇人。但當時而言，一萬田實際操縱著日本官民經濟，壓制身為藏相的池田一頭，這讓池田一直耿耿於懷。）

很多人會奇怪為什麼戰時的《日銀法》能夠順利延用半個世紀之久？這裡只能簡單提一下，1949年麥克阿瑟太上皇「柄國」實際上就想廢除舊法,為此模仿美聯儲設立「7人制日銀政策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日銀、政府大藏省與經濟安定本部各1名,商銀代表2名,工商農代表3名,投票合議決定「央行政策」。但這個計劃遭當時日銀總裁一萬田尚登反對與利用。因為美治託管期間,大藏省一時被整頓清算,日本的金融行政權轉移到了日銀手中,所以麥克阿瑟管理日本必需仰仗一萬田,最終這個政策委員會被移設入日銀內部,但因為日本銀行內部行政議事機構是日銀理事會,這等於架空了委員會,被日銀內部稱為「睡覺委員會」。而一萬田在1954年由日銀總裁轉為鳩山內閣大藏大臣,但實際上仍遙控指揮日銀,為了一時之便,也沒有修正《日銀法》。等一萬田卸任後,上台的大藏大臣是復歸的池田勇人,不同於一萬田由日銀轉籍大藏省「半路出家」,池田是大藏系統出世的官僚,舊法對大藏省控制日銀十分有利,自然不必多此一舉。而且為了一改一萬田時代「銀上藏下」異常格局,開始對日銀進行削權,其中最重要的兩環是設置日本輸出入銀行與開發銀行,分流原日銀業務，總裁人選由大藏省次官山際正道空降，進行人事控制。而戰後日本歷任首相33人中有12人在總理寶座前擔當過藏相（財務相）經歷,從1956年石橋湛山到1996年的橋本龍太郎，18人中有10人擔當過藏相，可謂是通向總理寶座的「龍門」。而換另一種解讀，對於這些首相來說，把央行控制在自己手中，對配合政權的經濟施政自然事半功倍，而大藏省出於省廳利益考慮，希望把「通貨供給與定息權」操縱在自己手中，更不願意讓「日銀真正獨立」，所以1960年，日銀1965年兩度修法，均遭失敗，一直拖到泡沫崩潰。

有壓迫當然有反抗，日銀當然不滿這樣終生被大藏省擺布壓制。1965年，東京奧運會次年，奧運帶來的建設紅利消散，負面影響隨之擴大，日本的實質經濟成長率由去年的13.3%直降到4.4%，日本政府不得不依賴國債發行，緊急融資挽救經濟，這樣日銀的地位與態度就顯得極為重要。當時的日本政壇正處於微妙的局面，首相是佐藤榮作，大藏大臣是田中角榮，日銀總裁是佐藤榮作欽定的三菱財閥宇佐美洵，副總裁是日銀嫡系的佐佐木直。佐藤和崛起的田中在政治上對立，田中不可能向宇佐美洵求援，只能依賴於佐佐木直。佐佐木直答應田中要求，在理事會上力排眾議通過了日銀對山一，大井證券的特別融資請求，但希望藉助田中巨大的政界人脈，允諾未來的日銀總裁實行「交互順送人事制度」，即日銀的總裁與副總裁由大藏省出身幹部與日銀出身幹部輪替接班，田中角榮認為這套權力方平衡案也沒什麼紕漏，大藏省還能名正言順占些便宜，便答應了，但卻委實不知佐佐木直給大藏省挖了個坑。

按照這套人事制度，每隔5年日銀的總裁由前期副總裁升任，因為副總裁只有1名，所以便相當於「立儲」。另外不成文的規定，大藏省系統官僚出任日銀總裁，必須是有大藏省事務次官經歷者，戰後大藏省即現在財務省是日本最具權勢的政府部門，事務次官又是實務主持長官，所以這個稱之為日本最具權勢的官職也不為過。而歷代事務次官，基本上不出省內主計（預算編成分配），主稅（國家稅收），銀行（銀行監督管理）三局首長範圍，換種意義來說，大藏省空降日銀的接班人，實際是為了貫徹政府財政經濟政策意志存在。但對於從大藏省退官的官僚來說，去日銀就是按部就班擔當藏銀之間的折衝職役，因為是外來空降戶，遠沒有在民間會社指手畫腳來得舒心。

另一方面，因為人事定期更迭的緣故，幹部內部流動日銀實際更能比大藏省提前做好「立儲」的長期準備。拿三重野康來說，實際上從他東大畢業踏進日銀大門那刻時，就已經是重點培養對象。1947年10月，當時日銀人事部長佐佐木直拜託他的同學東大法學部事務局長平木清一為其物色人才。平木向他極力推薦三重野康。因為平木，佐佐木，三重野三人都是「一高」畢業（戰前日本第一高中），而平木和三重野高中時代都擔任過「全生員宿舍委員長」一職，東大向來不缺頭腦聰明，成績優秀的畢業生，而缺少領導才能和意識的學生。平木的話深深打動了佐佐木直，於是順理成章把三重野康招入日銀。而三重野入行7年後便拔擢為總裁山際正道秘書，兩年後外放紐約事務所，而當時的事務所所長正是後來日銀系總裁前川春雄。1965年進入總務部擔任企劃課課長，實際主持挽救山一證券的日銀特別融資,接受佐佐木直對他的考驗後,其仕途開始進入接班人路線。1973年擔任總務部長,1975年升晉為營業局長,1978年正式成為日銀理事。「日銀prince」異名不僅在行內廣為流傳,大藏省也為之矚目。

1984年前川春雄退任澄田智接任，三重野康輔佐。最初兩年，二人的關係倒也相安無事，但廣場協議後，澄田智一意附從政府的金融寬鬆和貨幣升值政策，這使得二人開始出現裂痕。以澄田智為代表的「國際妥協派」和三重野康為核心的「國內優先派」開始在日銀內部對立。1986年9月華盛頓G5財長會議前，負責日銀對外國際政策統籌的理事緒方四十郎被三重野康利用慣行人事，忽然外調日本開發銀行副總裁，這使得國際派大受打擊，澄田智失去一個可以依賴的左膀右臂，但在新任的藏相也是大前輩宮澤喜一外援和壓迫下，仍然保持對「國內派」的壓制，宮澤喜一甚至公開放話「利率政策並非日銀專管事項，必須要和大藏省溝通有效！」，介於宮澤喜一在財界人脈威望，三重野康無可奈何，只能一時雌伏，拱手旁觀。

1989年12月17日日銀記者會上,面對媒體新官上任三重野康侃侃而談自己的抱負和政議,而他身側的新任副總裁吉本宏卻無精打彩,目光獃滯,一幅興緻不高模樣。究其原因,吉本宏雖然也是大藏系官僚,但省內最高職秩只擔當過理財局長,沒有大藏省次官經歷,註定只能做個五年擺設過渡，而非「太子」，所以怎麼開心的起來？大藏省十分意外沒有安插強力人事布局抗衡日銀，主要有兩個原因，當時有資格接任的前大藏省次官有三人，都是「財政健全化再建」路線的制定與推行者，這和三重野康的理念是南轅北轍的，雙方心裡都清楚，不是一路人不走一條道，何況大藏省官僚的好進路海里去了，沒必要給自己找個不自在的二把手交椅。

(1989年7月23日本第15回參院選開票速報,眉頭緊蹙，扶顎沉思的自民黨幹事長橋本龍太郎與開懷大笑的日本第一大在野黨——社會黨黨首土井多賀子呈強烈反差感,自民黨上次1986年參院選候選人戰績是1負25勝，但這次26名參選者中只有3人獲勝，進而丟掉了參議院半數席位，呈結黨以來前所未有的大慘敗。與野逆轉的結果，使得土井狂喜而有些失態地對著在場媒體大呼「大山動了!」暗示自民黨執政根基搖搖欲墜。而事實上90年代初，田中，竹下，福田老一輩自民黨權勢者隱退和離世，自民黨內部派閥林立，也面臨著和社會主義政權一樣「解體或顛覆」的危險。)

二是80年代末日本政府高官和政治家腐敗醜聞頻發，自民黨威信跌落谷底，政局的不穩定也讓日銀有跳出被擺布的可趁之機，特別是1988年12月受利庫德醜聞影響，藏相宮澤喜一辭官後，大藏省對日銀的控制力開始急速衰退，國內派捲土重來，1989年5月日銀開始逐步抬息，也正是在這樣政治角力背景下展開的。

（1985-1989年日銀總裁澄田智任期內各項經濟數據）

當然關於日銀未能在早期進行預防性緊縮或者在1990年間平穩適度的「軟著陸」政策，歷來爭議頗多，三重野康退休後，於東京杏林大學擔當客座教授，在其講義里，曆數了他當時上任前後「內憂外患」的情況，其中主要矛盾點在於「物價安定維持」，因為當時的舊日銀法，對日銀的第一社會責任目的是「維持物價的穩定」，日銀的利率與通貨政策也以此為槓桿操作標準。但矛盾的是雖然不動產和股價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一路飈升，但受惠於80年代後半段日元升值和國際石油價格持續走低，日本的PPI和CPI卻穩步維持在「好調」水平線上，1988年竹下登任上，日本實質GDP恢復到6.2%，這是1972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前）9.1%後，歷史最好成績。而1988年夏，匯率開始從125向140円徐徐恢復，這對企業出口來說也是利好消息，在這樣因素下，政府自然也不願意主動打破寬鬆的市場流動供給環境。因為不動產與股票價格並不計入一般物價統計，所以1998年新日銀法修正時，「維持物價穩定」作為階段目標，而把「國民經濟健全發展」最終目的寫入進來，這也是泡沫危機發生後的「血的教訓」。

（1973年10月第四這次中東戰爭後，阿拉伯國家聯盟主導OPEC對以色列支援的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進行懲罰性石油輸出停止和抬價，導致石油價格飈升，雖然日本保持中立，但作為美國的同盟之一也難免不殃及池魚。石油是現代工業的命脈，而日本又是極度依賴海外資源，所以當時政府與企業都制定了生產和消費抑制計劃。於是1974年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從去年11.5%直接翻了翻，達到23.2%。而為了抑制物價上升，日銀不得不把利率從1973年4月4.3%在8個月內5度加息調高至戰後最高的9%，但即便這樣，當時社會情況仍是主婦滿大街大搶購生活必需品，甚至衛生紙都不放過，舉報商家囤積倒賣更是家常便飯。這便是日銀為什麼會陷入「物價穩定」為至上主義的現實歷史依據，而通常日銀會以CPI指數3%作為升息與否的捕捉參照。）

「沒有上班擠過地鐵，沒有在超市搶購生活品經歷的總裁閣下怎能理解民間的疾苦？」

這是泡沫崩壞後經濟冰河期日本老百姓對三重野康的「金融緊縮」帶來的社會蕭條的怨怒，現在日本經濟界對其任內評價也是貶遠大於褒。然而諷刺的是在緊縮政策實施的頭一年半中，從媒體社論到巷裡坊間都對其「果斷的措施」壓倒性讚譽有加，這使他在當時贏得了極高的人望。關於這點後來日本銀行協會會長,住友銀行行長森川敏雄解釋道，因為在當時，「房價抑制」是可是無懈可擊的「大義名份」, 三重野康上任10個月內,當時恨不得衝出太陽系的日本股市差不多蒸發了一半,緊接著六大都市土地出讓價格增速也呈鈍化態勢，直到1991年3月由漲步跌。這讓當時日本社會各階層切實感受到了「經濟泡沫極速消退中」,而1990年，日本實質GDP成長仍然保持著5.2%好調水平，日本政府仍然認為經濟處於景氣好調中，1991年夏媒體甚至發出「經濟泡沫再燃」的社論，要求日銀繼續維持緊縮政策。而日本社會真正感受到泡沫危機來臨則是在1992年春……

受限於篇幅關係，暫時先寫到這吧。關於泡沫崩潰後諸相介紹，請允許多給我兩個月時間。

作為補償，另外寫一篇「八零年代中日關係實錄」，作為獨立章節。有興趣就看一下。

（再次謝謝大家，這一年家中出了些變故，所以拖晚了，我也不知道幾時能寫完，反正下篇也就以連載形式，這是我微博希望轉發：文嘉-知乎的微博_微博 http://weibo.com/1765623170/profile?rightmod=1amp;amp;wvr=6amp;amp;mod=personnumberamp;amp;is_all=1
）

wxp://f2f0aWyqaiTWOH3DnohR4oNRTdXN9sqxj_El (二維碼自動識別)

這個道理說簡單點，就是你的嘴本來承受不了屎，但是泡沫把屎蓋住了。結果上個世紀泡沫時代日本大口吃屎。

結果就是，屎不止熏人，還能傷身體。

死於抱團，貿易的不管金融，國內的不管國際，每個人都喜歡拆別人台來抬高自己，出事只會指責他人，整個國家沒人掌舵，完全自由駕駛狀態。

導致這種局面，兩個原因：1，美國刻意弄殘日本的強硬派；2，蛋糕大了進來很多隻想著分蛋糕的混賬。

由此可見，我們國家正在走一條與日本不同的道路。至於這條路是一條出路，還是另一條……最終還是落到兩個字上——國運。

和我國現在的互聯網企業一樣，靠講故事撈錢給大家講一個美好的現在和未來，但是故事最後講不下去了，就破滅了。

多種原因都有，當然人們比較喜歡傳奇奇幻色彩的。不過呢？日本可不是丟失了幾年而已，而是幾十年！作者問為啥不能自拔？我不管泡沫經濟，我只說為啥不能自拔。原因很簡單，日本的經濟奇蹟就其發展來說並不平衡，有些產業飛速發展，帶來了海量的收入，這時候就有個問題？對於這種收入不平等怎麼辦？尤其是日本的農業和服務業。顯然為了維護本國產業，日本制定了極為苛刻的保護措施，這就使得出現了一個現象，農產品和服務業價格的上漲，勞工保護的加強。其實這是一種變相的政府補貼。有錢了這不是好事嗎？別急，任何福利都有一個特點，拿出來容易收回來難，當日本經濟蒸蒸日上的時候自然怎麼折騰都無所謂，但一旦泡沫戳破的時候想改變那就不可能了，日本談TPP最大的阻礙其實就是農民。這其實就是福利政治的最大缺點，迅猛發展的時候發福利確實無所謂，大家一起樂呵樂呵，國安民樂，豈不美哉，但國家總有碰到危機的時候，真到了危機的時候就發現，寸步難行，焦頭爛額。這樣類型的國家多的是。

說起來很複雜

但關鍵點是日本本身是出口型經濟，靠著出口促進日本經濟

但美國強行調整美元對日比

這個時候，

一方面國際財主們，從日本賺了一筆走

但最主要的是

日本去國外消費大大便宜了

於是大量從國外購買這，購買那

最後甚至畸形的轉變成投資房地產盈利

而自己商品出口不了

結果就玩完了

可以看看《大衰退》和《泡沫經濟》。日本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資產大幅度貶值導致大部分企業負債纍纍，幾乎資不抵債，然後公司的目的由利潤最大化轉變為了趕緊還清債務，於是市場上的貨幣供給越來越少，需求越來越少，自然生產也越來越少。

日本人自己通俗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詳見黑丸、夏原武漫畫《詐欺獵人》涉及銀行的部分：

：金！月！

好像沒有不能自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