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戰爭為什麼直勝奉輸？

希望大家能從雙方的裝備，兵力，財政，後勤，士氣，指揮，情報等方面講講大家的看法。當然如果大家認為有其他因素也希望能詳細介紹一下。

土匪被還沒有完全墮落的北洋余脈暴打不是很正常么？

第一次直奉戰爭以直勝奉敗而告終，絕非偶然。其影響戰爭結局的因素很多，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

直系在政治上處於人心所向的優勢地位。「一般市民之深居私語，以及其日夜之所盼望則無一不以為最後之勝利，當屬之直軍。一聞直軍少有失利，口不敢言，而皆疾首蹙額，有不豫之色，是決非直軍加以金錢之運動，與夫勢力之壓迫，而使之然也，蓋即所謂天視天聽，公理自在人心也」。甚至報紙之鼓吹，「愈傾向於安福與奉系交戰者,而市民對於直軍之希望亦愈大，蓋其互相剿襲之照例謠言，早已為市民所窺破，而其所謂此方之勝利者，不啻明言為彼方之勝利也。吳氏每次戰爭，均以民意為後盾，一般人皆知其有形之軍隊之精良，而不知其無形之軍隊，其勢力之偉大，較之有形者，固不啻什佰倍也。」

事實也確實如此，正如馬千里說:「吳佩孚大得全勝，無論中外人的視線，全都集中在吳佩孚的一身了。有說他是大英雄的;有說他是中國之棟樑柱石的;對於他恭維的，讚揚的，是很多，甚至於有看見過某報號外載吳氏陣亡而大哭的：甚至於有聽見吳氏戰勝約集友朋把酒慶賀的。」

蔡和森指出：「因為張作霖一派野蠻勢力之急須剩滅，於革命進程上乃屬必要的。而吳佩孚好過張作霖。他反對親日的梁士詒內閣和自民國以來一直投靠日本的交通系政客以及親日派奉張,則是差強人意 的事。」

國際輿論亦傾向直系。「直奉戰後，英美煙草公司之某英人，亦捐贈直軍紙煙及食物甚多，以表示其歡迎之意，外人每謂中國軍隊為土匪，不以人類視之，而對於直軍則特別敬重,謂其紀律精神，可與歐美軍隊抗衡，於英人之犒饋直軍，蓋足以見之矣。」

直係為什麼能取得輿論的支持而奉系卻不能呢？這是因為直系軍隊紀律確實好過奉軍。當京師商會赴長辛店歡迎直軍時吳氏再三聲明不準直軍一兵一將人城：「直皖戰後,吳氏嚴飭兵士，不令人北京城內，而躬自往來於戰區，勘驗實情，目睹老弱之傷亡轉徙，輒為之惻然,發款以賑濟之，其所踐傷之民田，均給價以償。其損失，又以火車運米濟京師民食。直奉戰後亦然，並即編遺軍隊，四齣清鄉，蓋其視民命尤重於所謂內閣國會諸問題也，以教商民感之至深，直奉戰爭甫定，京師商會即備其食物，前往犒師，吳氏倍加慰藉深致歉意，商民無不欣幸而去。

而奉軍在此方面就差多了。「奉軍之蠻橫,則尤過於安福，曾有一僅及十齡之幼童，聲言奉軍大敗，為奉軍偵探所獲，立即槍斃，其慘無人理如是。」奉軍三路潰退山海關內外，「均住鋪房、民房，民人躲避不及，被派作民夫，婦女不得避，須與炊飯，違者遭其拳打，張使到關令萬縣代 雇民夫五百名，自帶鍬鎬，每日工資五角，係為挖戰壕之用，關城只有百餘名，縣專差持函來署請向礦局借用小工三百名，經棟(指林述棟)措辭拒絕。駐軍地點均挖戰壕，似在此作戰，人心惶惶，皆往開灤界內及輪船 逃難。」

直奉軍紀差異只是人心向背的一個影響因素，另外還有其他原因。吳佩孚「聲稱不向列強借款，這使他贏得了人民的同情」。 「吳張之私鬥，人人喜張作霖之敗北，因人民多傾向吳氏，贊其軍事之才，與個人品格」等等。而奉張卻不同，「華盛頓協定簽訂以後，張作霖和梁士詒拱 手讓日本銀行通過向現政府貸款控制國家收人……日本公開霸佔膠濟鐵路，北京現政府根本不加反對。」這就使奉張為輿論所譴責。

從全國各派政治勢力的分合看,也對奉系不利，從而使之整體戰略失敗，孤軍對直作戰，直致潰敗的第二個原因。

奉張在全國的戰略是:「一面欲使曹、吳分離,以弱吳之援；一面欲聯絡孫文、段祺瑞、張勳等，以樹吳之敵。率之曹、吳分離不行，而孫、段等毫不能為一臂之助。奉張騎虎成勢，不能不孤軍獨進，以冀遨幸於萬一。而不知其將驕兵疲，不足以致吳氏百戰之兵，此又直勝奉敗之原因也。」奉張所寄厚望的孫、段、張「三角同盟」，段系由於其主力浙江盧永祥為江蘇齊燮元所制而無所作為。孫中山廣東勢力倒是十分活躍，聲稱北伐，3月底，李烈鈞部已「迫近賴界」，江西陳光遠告急。5月6日，孫中山蒞臨韶關，次日誓師北伐，三路向贛南前進。5月中旬，「汪、廖在奉接洽粵海軍歸奉，已經奉張承諾經費，現各艦奉孫密令，不日赴奉，預備助戰。」但為時已晚，與事無補。不久，陳炯明倒戈，孫中山腹背臨敵，自顧不暇，更無所作為。孫、段、張三方結盟，針對的目標是直系，但三方都希望別人首先出兵，自己取漁人之利。正如王永江在1922年5 月的一封信函中所說：「輔臣（指張作相）並謂如其自己出死力以敵人, 不如利用人以制敵為妙，興權(指吳俊陞)亦大以為是矣。」

1922年春，王永江在另一封信中又說：無論段也，盧也，孫也，皆不過騙我之錢而又耍我而已，毫無可以依賴之處。而返觀我之武力派，又意見不一，非可盡恃。每日焦慮，想得二法，雖未必有效，亦姑盡人事而已。其一則利用外交；其一則此時不便明言，如微天之福，有一能成，或可稍免戰禍也。

從上可知，奉張與孫、段的聯合，「為同床異夢之結合，即滅直，三角聯盟勢必再變成分道揚鐮之敵國」。

直奉戰爭主戰場在京、津、冀、魯、豫等廣大地區，京、津為奉軍主要屯兵區，河北為直系屯兵區，河南、山東地區各有直奉勢力。在河南、山東一帶，「奉軍入關之計劃原擬豫趙、陳德修，魯馬良、吳光新等同時發動，張宗昌為西路總指揮，由魯省西三府及徐州一帶所招土匪各守原地，迨將海參崴運往大連轉至濰縣土匪集齊準備後佔據濰縣取萊州府，順道奪煙台為根據地，即奪煙防，海軍至青島會同吳光新等攻取濟南為臨時聯軍總司令部」。在這幾股勢力中，雖然「馬良現領張作霖餉款甚多，預備成師大舉，刻派多人潛赴魯、豫、曹州、兗州、歸德、陳州等處聯絡土匪給資訓練，並派陳干暗中主持一切，以為成師及擾亂魯豫津浦、膠濟兩路之準備」。但總的說來，「張宗昌各事未齊備，未能同時動作，而豫趙失於前，陳觀於後，張、馬、吳、陳以山東問題頗招外人及國民非議，致預定計劃不克實行」。

奉張初本欲「據關陳兵」，「虛張聲勢以不戰吳之師，而勾結西南和皖系使之發難，然後如同直皖之役，從而勝之」。奉張預料，「吳佩孚的財政軍費遠不如己」，「我只須熬三個月，可以使吳佩孚窮死」。但是，由於「梁士詒急欲翻身，遂造成西南方面種種消息，謂某省已出動，某省已接洽成熟，慫勇張作霖速戰」。奉張「為梁士詒之謠言所慫恿」，遂挑起了這場戰爭，並迅速走向失敗。

直勝奉敗的第三點原因表現在軍隊素質上。

「用兵制勝之道，全在士卒之不畏死，而士卒之不畏死，則又繫於將帥之臨陣身先，視自己之生命與士卒等，而後士卒始不敢自愛其生命, 否則為將帥者遙制於數百里，或數十里之後方，自視其身為不可死，則無論用何種之嚴令督促，亦難得士卒必死之心。」直軍與奉軍相比，無論在士卒的「效死之心」與軍官的身先士卒、勇猛有謀方面，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直軍士兵多屬北洋嫡師，訓練有素，久經戰陣，其中「老兵油子」,平時嚴守紀律，戰時頗具死戰精神，尤其是第三師凶桿無比，經歷大小數十仗，從長春打到京幾、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與四川。軍隊素質頗髙， 打起仗來，按部就班，不驚不慌。面臨特殊情況，不待上司發令即能自行妥當處置，直軍士兵不僅勇猛有序，且內聚力強。「直軍應戰時實欠餉九月，吳氏百計籌劃，無款以應，兵士聞之，同聲曰：匈奴未死，何以家為,吾輩當先為人民除去巨害，廬墓田產，得以保全，即吾輩之身家性命亦得保全,時機迫切，個人生命尚不暇計，又安能計及薪餉耶。」

如前所述，直軍軍費的籌措比奉系困難得多，但為激勵士氣，直系也不惜重賞以求勇夫。曹錕在報告直軍司令部用項中列出「臨時奮勇攻 兵特賞項下」49萬2百元，「按五月自十日至十三日左右，西路敵軍猛力來攻，雙方苦戰,適值天氣暴變，時雨時晴，兵士咸感恐懼,至十七、八等日大雨竟下，雙方戰壕為雨淹沒，中路白溝河上下游水勢陡漲，特懸重賞由各軍選送奮勇官兵分途冒雨襲擊，同時我軍東西兩路並進，以致敵軍倉皇失措，陸續潰退。又自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六、七等日，京榆各路敵軍驟加生力軍，分頭猛攻，當即挑選奮勇官兵扼要埋伏，各軍四面抄擊，血戰於臨榆九門口等處，敵軍始潰敗出關，一戰成功，實基於此，特各賞如上數」。

曹錕的報告中還列「集合各軍誓師賞洋項下」11萬5232元5角，「按此次戰役,敵軍分駐三路，人數較多，且器械精良餉項充足，我軍皆欠餉數月，故特於集合誓師之時曉以大義，勉以生死並各予兵夫賞給洋一元或五角，以資鼓勵藉厚軍心，特為聲明」。此外，「堵俘官兵犒賞項下」為21萬元，「戰勝官兵犒賞項下」為22萬9996元5角，「特賞本部各處項下」為1017元。以上賞銀共用去100多萬元，幾占直軍軍費的十分之一，這對士氣的鼓舞大有裨益。

反觀奉軍士兵則相差甚多。奉軍是從髙粱地里拉出來的部隊，尚未脫離「綠營兵」，「馬匪」習氣，士兵目不識丁,部隊漫無紀律，平時絕無訓練，聞敗則喜，被虜更樂，「既可以保全性命，又得優待，比在戰線時，安樂得多。此亦可見軍人心理之一斑」。許步青、尚致祥在致北洋政府的報告中說:「敵人退卻之原因：1、軍心渙散，兵無鬥志，長官無統轄之能力。2、士兵多半變成土匪，灤縣、昌黎、樂亭等多被其搶掠，聞樂亭劉姓損失一千七百萬元之巨……」

事實也確是如此，正如5月26日林述棟在致王懷慶的報告中所說:「兵無鬥志，且退卻時沿途搶掠，私囊已足，更無效死之心。」張作霖對此問題也有清醒認識。他於1922年6月21日發布整肅軍規的 告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尤以恪守紀律為要義，近來各軍間有不肖分子藉故生端，行為乖戾，時有所聞，即如正兵孟兆升私押子彈與日商，巡長劉明九知情不舉一條，業經査出法辦，以此類推，未經査出者尚不知凡幾，若不從嚴査禁，何以肅軍規而清地方，茲特重申禁令，自布告之日起，無論何項軍人沒有前項情事，暨不奉該管長官命令擅離職守，或三五成群遊行通衢，以及其他種種不法行為，一經査出或被舉發交按軍法懲辦，決不寬貸，特此布告周知。」但為時已晚，且胡匪習氣也決非一紙布告所能解決。

從軍官素質相較，直奉之間亦存在很大距離。直軍總指揮吳佩孚是一優秀的軍事家。他具有勇敢、耐勞、與士兵同甘共苦等許多優秀品質，不愧為中國近代難得的軍事指揮天才。吳佩孚十分勇敢「從軍以來，無戰不在火線內指揮，追奔逐北，進退起伏，自團旅長以至兵士，無不惟吳氏之馬首是瞻，至短兵相接，或隔重圍，兵士中彈飲刃，紛紛僵倒，中下軍官相頋無人色，左右差弁，死傷過半，僅有存者，挺身儘力以推挽吳氏，使之隱蔽，相持不可，則環泣長跪，請其自重，而吳氏之勇氣絕不為之少沮。從容自若，視槍炮彈如無物，嘗語兵士曰，槍炮彈有眼,決不傷我也，是以無論若何贏弱畏死之兵士，一經吳氏指揮，則無不勃勃有不欲生之概，吳氏臨戰之最激烈、最危險，而其勇氣亦最盛。」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吳佩孚堅忍耐勞的性格亦表現得十分突出。 「吳氏對於此次作戰，有七晝夜未睡眼，一切排陣計劃，煞費苦心。在戰期間，親臨前敵指揮。當其攻下丰台時，有西人某謁吳，見其衣服多泥 土，並有二晝夜無飽食，而吳氏仍不失常態，可知英雄做事，其忍耐勞苦，不與庸人同。」吳佩孚不僅勇敢，耐勞，且與兵士同甘共苦。「奉軍之在前敵者，飲食豐美，一般士兵均喜形於色，牛肉、餅乾、汽水各種俱備，直軍則幾至不飽，然而毫無怨言,且精神愈振者，則以吳氏亦親臨前敵，與兵士同受困苦，兵士不飽，吳氏亦忍餓也。吳氏之治軍嚴肅，秋毫不犯者，全在其持躬廉潔，自奉節約，飲食服用，一如寒素。」

直軍中除了吳佩孚外，還有猛將張福來，陸軍大學髙才生王承斌，以及勇敢善戰的馮玉祥、蕭耀南等。比如馮玉祥率所部11師親臨前敵，「方其劇戰長辛店時，曾見士兵稍向後退，馮即力呼曰：諸弟兄們！你們後退，是入地獄，進攻是到天堂！於是士卒咸感其言，仍奮勇猛攻，卒操優勝雲」。

反觀奉軍統帥張作霖，雖以完顏亮、成吉思汗、努爾哈赤自詡，但對於前敵作戰，「徒巡閱軍隊，而自不身先前陣，見少挫而令退兵，其師雖眾，終不能與吳抗也」。諸將士類多不學無術，未經良好訓練,所以射擊雖精，而戰法蒙昧。聞其兵士多自胡匪出身，僅知向前猛攻，不知退伏引誘，以詐取勝。此奉軍所以屢戰屢敗，死傷無數也歟!」

奉軍高級將領中除李景林外，其他均屬泛泛，而前線指揮如張景惠、鄒芬、鮑德山等將領，畏吳佩孚如虎，與直軍通款，倒戈反奉或棄軍逃走。奉軍「下級軍官升調太速，殊少軍事經驗。每與晤面，—談升遷， 則眉飛色舞；一談戰事，則閉口無言」。同直軍將領相比，奉軍「人才差遜耳」。其高級軍佐，於戰略戰術,亦「遠遜於直軍將領」。

而且奉軍軍官於前沿陣地附近村莊藏有婦女，一些官兵還隨攜家眷孩童，這如何作戰?奉軍「久慣安富尊榮，兼以胸藏鉅金(掠奪並發厚餉），毋其一聞開拔赴前線開火消息已慄慄自危，一聞敵人回擊之槍聲，即相顧驚愕，棄械奔潰矣」。

從上可知，在官兵兩方面素質上奉軍與直軍相比都有很大差距。

直勝奉敗的第四個原因表現在戰術上。

直軍總指揮吳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戰略戰術頗為得體，運用得十分巧妙，這與吳氏的軍事家修養有關。「吳氏於古代兵書，研究極深，如所謂司馬法、六韜、孫子兵書、以及權謀術數占驗，凡涉及兵家者言，無不精熟，而長於易。」

由於飽讀中國古代軍事名著，以致於「吳氏用兵智勇兼全，人所皆知，至其素日之專軍事地理，注重軍事教育，以及知人善任，調度有方，則固已無須贅言，而臨時之機智百出，或利用兵士心理，或借敵之力，因計為計，或順應天時，或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則誡算無遺策，有不可方物者。」

吳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主要採用的戰術有用地雷戰（先用誘敵計）；先用弱兵後用強兵；包抄；速戰等等。地雷計吳佩孚用的次數極多。或「每以樹枝裝人形，施放爆竹，誘奉軍空放槍炮；或以少數兵力，散列陣勢，以為誘敵之計」，「迨奉軍中計前進，往往誤觸地雷，被炸而死」。地雷計的成功有賴於誘敵計，吳氏為將敵誘人雷區，故將地雷 「布置於防線之要隘處，而置炮於其上，或屯滿載之車輛，以少數兵士守之，敵軍以望遠鏡遙窺，見有大炮或車輛，而守兵甚少，則必分遣重兵,趨奪之，於是守兵相機退卻,及敵軍衝上奪炮與車，炮則木製，而滿載之車，非沙土即火藥，此時偵者於隱處，以便放電，轟然一聲盡成產粉矣。奉直戰事，奉軍死傷最多，即中地雷之計也」。比如「四月二十六夜，互相接觸，直軍旋退，奉軍追之，在竇店地雷猝發，奉軍死傷甚眾。」 為此，張作霖「命令前敵奉軍對直軍須半守半進，以防直軍暗算」。

吳佩孚用兵的第二大戰術原則是先用弱兵制敵，後用強兵殲敵。 「直奉戰爭，吳氏不一欲以實力與奉較，尤愛惜其精兵，以為無犧牲之價值，故純以老弱任前線，而處處以奇制勝，遂使奉軍不敢前進，奉軍之逃散者，無不稱吳氏為神人。」先弱後強的戰術在西路會戰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吳氏之所以注重西路者，蓋欲掃清奉軍在北京之勢力也，……奉軍自開戰以來，經四五日之奮鬥，疲倦不堪戰，又兼彈盡，而直軍則自開戰以來，即以少數軍隊或贏弱者應戰，以分奉軍之勢，而擾其軍心。五月四日，吳氏乃自率生力軍若干，一鼓而西路奉軍逃潰無餘。」

除了以上兩點外，吳氏還運用了包抄戰術。奉軍在退向山海關方向時，奉張曾試圖「再出一戰吳氏對於驅逐張作霖出關……乃拋棄沿鐵路作戰計劃，而從右面經丰台，包抄灤州，並用飛機向奉天散布傳單， 謂罪只限於張作霖一人……由是東三省人心搖動，而各團體決議，力挽張氏回奉，張作霖亦見直軍包抄勢成，其前方所布戰線，均屬無用，乃倉皇退回，而關內遂無奉軍矣。

最後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吳佩孚的兵貴神速原則——速決戰戰術。吳氏自信對奉「戰則必勝，就怕拖延時日」。故「吳氏於未戰之前，即屢與某西人言；於三日間驅奉軍出關，及西路奉軍潰退，吳氏登山顛指揮兵士追逐，某西人亦從之，吳氏又謂之曰，吾蓋失約矣，始期三日，今已五日矣。」其實「開戰雖經四五日，而吳氏對奉真正之戰爭，不過二十四小時耳。」「於是歐美觀戰人士，益服吳氏用兵之神速。謂雖德國之最新戰術，亦不為過也。」

從上可知吳佩孚戰術的運用自如。至於具體的和整體的戰略上吳氏如何打破孫、段、張三角聯盟，消除四面受敵危險，一意對奉作戰，在此就不贅言了。

戰略戰術運用之妙是建立在對敵情的精確掌握的基礎之上的。軍事情報在戰爭中具有重要意義。直軍在偵察敵軍情報方面頗下功夫。 「西路奉軍以重炮掩護陣地，彈如雨下，徹夜不停,而其最大之重炮則系直皖戰時得自邊防軍者,炮彈有九百發。吳氏偵知此炮移置長辛店，即派一軍官駐良鄉某山上，專記奉軍發大炮響數，計至五月三日午，已響千數，吳氏知其彈盡，即下令急攻。」從中可知吳氏攻破西路奉軍是建立在對敵情的掌握之上的。「吳氏既精於計，其所部亦皆善師其意，用種種方法，偵察敵情,往往不易為敵所窺破。直奉戰爭，直軍兵士或改裝為奉軍之伙夫，或為難民。往來於奉軍防線，偵察軍情，而奉軍絕不知覺，其術亦云工矣。」

直軍的偵察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情報來源十分豐富，對敵人的情報掌握得越充分，而把握戰爭的主動權也就越大，這為恰當動用戰略戰術並導向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反觀奉軍，戰略戰術頗多失誤之處，對敵情知之甚少，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聯合粵、皖共同對直的全國戰略破產。奉張通電率兵入關時，其內部在對直是否發動戰爭問題上意見不一，奉張本人希望通過兵臨城下，以兵威壓直屈服，或由粵、皖方面率先行動，自己坐收漁利，並策動河南趙倜、趙傑兄弟內應，山東皖軍勢力暴動。但形勢發展出乎奉張預料，廣東陳炯明牽制了孫中山勢力北伐，從而使直系對閩、粵無憂；浙江盧永祥為江蘇齊燮元所制不得行動；山東皖系勢力準備不足，無法暴動，故而表示有利於直系的「善意中立」；河南趙氏兄弟為馮玉祥所敗，內應不起。在吳氏電報戰攻勢下，奉張勢成騎虎，只好單獨率兵進人直軍腹地與直軍作戰，犯了兵家大忌。

奉軍的第二大錯誤是布陣問題。奉軍布陣取「一字長蛇陣」，兵力長列于山海關直至天津以南的馬廠、大城縣、白洋橋等。直系部隊取「三角陣」。「按兵法雲，三角陣破不了一字長蛇陣，何者？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故不易破也。而吳居然以三角破矣。一來在於運用，二來是奉軍不知陣圖，非真長蛇也，故一擊即破。當吳擊其中心，而伊首尾不至，兩頭失去聯絡。若兩頭回卷，豈不將吳包圍矣。而伊兩頭一失聯絡，不敗何待？ 」

奉系所犯的第三個錯誤在兵種的使用方面。1922年5月5日，王永江在給楊宇霆的密信中說:「此次最誤事者，為騎兵集團。許司令本不長於騎兵，亦不諳騎兵之作用，而其所用之常參謀長，亦系不曉軍務之人，且於總部計劃亦不明了故。總部原計劃騎兵必須集團者，其目的在繞出敵軍戰線，或擾其側面，或擾其後路。今許司令乃用為正面作戰，大城白洋橋一役，奉將騎兵作成無用之物，與原計劃全相違背，豈不可惜！ 設使吳督軍管領絕不至如此失敗也。」

以上是奉軍不明軍情,在戰略戰術上三點失誤。當然，奉軍還有許多失當之處，如「西路三十六師不可靠原在意計中」，卻將之放在前線作戰，以致王永江發出「今已如此，復何言哉」的哀嘆等等。

奉系失敗的第五點原因表現在外交上。正如前文所述，奉系是以日本為靠山的。那麼，日本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對奉政策如何呢？

張作霖對日本勢力十分重視，他在直皖戰後積極與日本打交道，並向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立花小一郎表達了問鼎中原的願望，還提出願意維持南滿鐵路日本勢力的意向。此外，張作霖多次派於沖漢作為特使訪日。於沖漢希望日本隨著吳佩孚對奉的挑戰，「給予奉張後援及大力支持，一旦張作霖為了維護現內閣出兵時，請日軍維持滿洲治安」。同時，於沖漢一再渲染：「直系是受到英國支持的，此番非僅為（與直）爭權，（直系）還會成為『排日派』」，以剌激日本，並開出所需軍火清單以求日本供給，計有步槍1萬枝，槍彈1千萬發，炮彈10萬發，機關槍2百挺（至少一百挺），子彈5百萬發等。

直奉戰前，張作霖還曾表示：「識誰為敵，以誰為友，此次（直奉之戰）為日本政府真意之試金石。」1922年1月8日，張作霖通過自己的顧問日本軍人町野中佑往見駐華日公使小幡，說明奉直矛盾不外有二結局:一是消極對待吳佩孚的積極行動，持旁觀者態度，一是積極應戰，不知對此日本政府意下如何。

日本政府出於滿蒙利益的考慮，對滿蒙地區的實力派主導力量 ——奉系當然十分重視，故而1920年11月張作霖特使於沖漢訪日，日本表示了「可以予張以相當待遇」的態度。

原敬內閣還定下了與張作霖「融洽相處，使其安心」的對策。但是到了1921年5月16日原敬內閣等日本要員舉行東方會議，會議卻決定：不贊成其向關內擴張。當 吳佩孚攻擊親日的梁內閣時，日本當局卻有分析認為其動機只是為了彈劾梁內閣，未必意在反日，表面罵日本的未必是真正的「反日派」，日本對張作霖擁梁閣，倒有人認為張作霖的野心不可小視，內田外相致電小幡公使說，日本固然想支持親日的梁內閣，同時也對奉張慾望的日益膨脹有許多疑慮。對於於沖漢提出的以所謂討伐滿洲馬賊名義提供軍火的要求，日本政府認為其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況且還有列強對華武器禁運決議。

當時日本內閣的對華政策並非全都為各方贊同，如關東軍參謀長福原佳哉少將就提出「英美在提攜直系，排斥日本在華勢力，使帝國權威失墜。維護帝國滿蒙政策的執行，應努力支持奉張以 至直系」。

但未能說服內閣。內田外相為統一行動，告誡在華日本官員，在武器等援助問題上，不要採取與政府矛盾的方針。由於日本政府的這一態度，使奉系缺乏日本的援助，這也是奉系在直奉戰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

當然，這並不是說奉張一點也未得到日本的援助。事實上，由於日本內部對奉意見不一，一部分日本勢力出於為本國利益考慮，對奉張提供了援助。如1922年6月11日彭壽莘致電曹錕等說:「沿途電話，日人秘密與奉通訊，此等情形深屬可慮。」6月13日彭壽莘電曹錕 等：「此次日人助奉，接濟彈藥，炮兵多系日人指揮，外人咸知。」但由於力量、範圍有限，故作用不大。第一次直奉戰爭以直勝奉敗告終，日本對此十分後悔，尤其是日本軍方，他們擔憂估計此後「英美將支持吳佩 孚驅逐日本在華勢力，並導致日本喪失在華的權威，以至日本在滿蒙的 特殊權益有被根除的危險」。故而，日本政府逐漸改變政策，轉而全力支持奉系勢力。

日本政府採取「公正」立場對直奉戰爭，這與英美勢力的牽制有關。 吳佩孚「深恐直奉戰爭發生後，日人出面干涉，故於戰前即通告外交團， 謂直軍對奉作戰，系以國軍剿除土匪，外人應嚴守中立，英美又根據九 國協約以監視日人，日人乃不敢公然袒奉」。日本軍方對華政策較為強硬，故雙方行動，認識時有不一致之處。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時期的對奉問題上，日本陸相山犁半造的口徑就與日本內閣決定不一致。當日本憲政會會員徵詢其對華方針時，山犁說:「（1)萬一將來戰事之結果亂及 與日本權利有重大關係之東三省，而危害日本住民之生命財產等事之 際，（2)義和團事件以後，中國與列國間所協定之中立區域內，如南北雙方出兵之際，則軍事當局實有相當之考慮。」其辭意間即表示東三省「不準有戰事發生，而只許奉軍攻入關內，不許直軍進攻關外」，其袒奉之意，顯然易見。

但是，由於直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於數日間將關內奉軍之 勢力根本消除，使日本不得因兵連禍結，而借口干涉，不然「則其所謂相當考慮者，將以暗中之援助，變而為公然之舉動，則關內以外，將為西比利亞矣。」事實確是如此，如果直軍不能速決取勝，戰爭拖延時間一長，那麼，日本駐華軍隊出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以上我們從四個方面論述了直勝奉敗的原因，從中可知，第一次直奉戰爭以直勝奉敗而告終決非偶然。

一戰勝皖，再戰勝奉，直吳「常勝將軍」之名盛傳。其幕僚楊雲史有贈吳打敗奉張之詩：

夜半東風起，軍中萬馬鳴，

用兵不在眾，卷甲及平明。

百戰增詩力，三邊破竹聲，

胡天飛鳥絕，不敢進長城

楊氏讚揚吳氏「用兵如神」道:「初外人多觀戰，以奉軍眾且強，隱為公(指吳)憂以問公，公期以七日，咸未敢信。及戰勝，期僅四日耳，則皆敬服，謂拿破崙用兵無此神速，稱公為常勝將軍。公所至，商民爭犒軍，酒食山積，夾道縱觀，爭欲見顔色，戰勝之威，從軍之殺，我知之矣！」

直系無論裝備，人數，還是財政，都面臨巨大壓力，還有南方諸多軍閥和北伐軍的壓力，但正規軍還是有紀律的，畢竟是當年袁世凱帶出來的北洋軍殘部。

北洋軍，北伐軍，以至於後來的共產黨勝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兵員素質好，換句話說，有組織有紀律。

武器再好，部隊一觸即潰，也是給對手送裝備，比如直奉戰爭期間，奉系的裝甲部隊竟然被西北軍馮玉祥的騎兵部隊擊潰，而馮玉祥不過是直系的雜牌軍，這是什麼節奏。

吳佩孚,馮玉祥，馮國璋，以及皖系的段祺瑞，徐樹錚，這些能打出名氣的哪個不是清末小站練兵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