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聯想與華為的態度為什麼截然相反？

01-13

聯想跟華為同樣是世界五百強，同樣是在各自的領域裡世界第一！但是在網路上論壇里，我看到的是人們對華為一片讚譽，各種溢美之詞，對聯想卻是罵聲一片，這是為什麼？話說柳傳志還是國內的創業教父呢！任正非自不必說！

截然相反有些言重，當然，這也確實反映出了一些問題。

聯想有兩個概念，聯想控股和聯想集團，這個問題上自然是聯想集團了。以下稱聯想。

首先要明確一點：聯想和華為是國內各自領域最優秀的科技公司。

出現這個狀況，主要原因當然是路線和市場。聯想和華為的路線，聯想著重於「貿」，華為著重於「技」。且面向的市場是不同的，作為一家PC廠商，聯想需要直接面對消費者，B2C。而華為則相反，華為是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應商，他的客戶是企業級用戶，B2B。

人們總會在情感上偏向於「技」，畢竟技術對於人們來說總是高端的。而貿則很悲催，典型的例子「聯想不就是個電腦組裝廠」。路線的不同就造成了人們的心理評價的不對等。

市場則將這種不對等放大。消費者最敏感的就是價格，價格也是最能引起話題的因素。前面說了聯想需要直接面向消費者，那麼就必定會引起話題。華為就不會遇到這個問題，他為運營商服務，開價的高低消費者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最終落在消費者頭上的成本當然也會由運營商來買單，更何況很多人搞不清楚華為是做什麼的。而華為的神秘感和狼性文化又會讓人很嚮往。

當然，兩者又極其幸運，有中國市場這個強力後盾，根據地。廣闊的市場環境更有利於經驗，資金和技術的積累。

大多數人噴聯想也就在價格這點上了，國外（美國）便宜國內貴，且有的會減配。其實不僅聯想，華為也會如此，只是表現形式不同。或者說，任何想要取得市場優勢的新興企業都要有這個過程，畢竟品牌不對等。

PC是一個微利行業，規模巨大，但是紅利殆盡。在一個成熟市場中，搶奪份額的關鍵是什麼：品牌和價格。美國市場就是一巨大的蛋糕，不能分一塊就太遺憾。不過人家自己家有戴爾，惠普，蘋果，第一集團力量強大；日系東芝，台系雙A又進軍較早，第二集團地位穩固；意識形態的不同又導致了歐美對於大陸企業的不信任。這種情況想搶地盤就只能通過花錢打品牌，提供更低廉的價格。以聯想的話來說，就是「進攻+保衛」策略。很多新興市場，比如金磚四國，還有美國這樣擁有大量出貨量的成熟市場，必須進攻，獲得份額。中國作為大本營，必須保衛，確保利潤。這就是聯想十年國際化的一個縮影，也只有這樣能達到目的。——09年，聯想美國份額只能在others中，不到4%，現在是第三，11%。當然，沒有利潤！聯想集團的整體利潤率常年維持在2%上下，今年目標很明確，利潤率要提升1個百分點……

相比之下，華為則有12%的利潤率，而華為在入侵歐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有技術，有能力，但必須要壓價換項目，沒哪個企業跟錢過不去。不過作為攬技術活，有話語權的企業，依然有肉吃有湯喝。

所以，雖然聯想坐擁20%的全球份額，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利潤少的令人髮指——14/15財年，聯想集團營業額463億美元，凈利潤9.97億美元，又經曆數次大規模併購。華為則是營收465億美元，凈利潤45億美元。而研發費用上，聯想和華為相比真就是羞於啟齒，這也反映了兩家不同方向公司的巨大差異。不過就華為發布會Keynote質量而言，華為與國際客戶的交流和聯想應該是有一定差距，也好理解，技術宅男和營銷經理……

其實，聯想並不是不能走上華為式道路，相比於聯想，華為當年還只是小字輩，聯想的技術積累已成氣候的時候，華為還在掙扎，渡過難關。但是經過「倪柳之爭」，聯想確立了走貿工技的道路。「倪柳之爭」，一方面是倪光南院士的技工貿和柳傳志的貿工技的衝突，即是技術優先還是市場優先，是創造市場還是跟隨市場。衝突隨著聯想在香港上市的一個「負債持股」事件而擴大，倪光南當年直到被罷黜都沒意識到，這個衝突其實不是路線的衝突，而是政治的衝突。縱然你是千百個為聯想謀未來，但是對於一個裝睡的柳傳志，當然不可能叫醒他。「政治」的衝突，站在高點的人自然不會讓步。隨著倪光南的罷黜，一批技術骨幹也就此離開。值得玩味的是，倪光南離開聯想的時候，一毛股份都沒有，連應該屬於他的也被剝奪。而「負債持股」的港方，不僅虧掉聯想3個億，更是帶走了2億股聯想股票。

2001年，聯想拆分，聯想科技獨立為神州數碼，聯想集團的技術性似乎不復存在。

當年的路線已經無法挽回，對錯是非已經不再。既然聯想集團堅定的走上了PC之路，單就PC而言，取得現在的成績，也算是成功了大半。在最困難的09/10財年，中國高管層的復出順利完成了併購Think後的遺留問題，並短時間內再次獲得盈利。但市場是發展的，移動互聯時代的今天，聯想又慢了，不是慢在布局，而是慢在思維。甚至在我看來，樂Phone和樂Pad當年的策略就是個笑話，不，本來就是個笑話，完全不考慮用戶體驗，而僅憑經驗和臆想做產品，不可能成功，以至於後遺症眾多。

不得不惋惜。

這就像是一場龜兔賽跑，本應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比賽，兔子（聯想）肯定會先到終點。企業沒有被餓死的，只有被撐死的。華為最艱難的時刻，只能破釜沉舟，押注數字交換機的研發，終於成功。彼時聯想有錢，有路，有市場，時代給了這個龐然大物無限的可能性，也許是這讓柳覺得，通信也不過如此，不做何妨？但是，他推倒的何止是倪光南，何止是聯想的各個技術項目……他推倒的是聯想未來的無限可能。

時至今日，聯想股價$120億，華為估值已經達到$1200億。聯想常說30年前20萬元創立了聯想，現在已經翻了xxx倍，可卻不曾想，20多年前，華為還是個連工資都發不出的無名小輩。

剛說到的聯想在移動互聯網的後遺症，典型的一個表現就是子品牌的建設。中華酷聯傳統四大基佬，哦不，四大佬，真正將子品牌做成功的目前也只華為，你可以說他成功的借了小米的東風，但是同樣是風口，其他幾位卻沒飛起來。無論品牌命名，還是運營策劃，華為都甩開了聯想。哪位能把聯想的Vibe翻成大氣上口的中文名，華為就很接地氣的用了honor，榮耀；品牌運營方面，華為明確的強化榮耀，聯想卻在搖擺不定，我們說榮耀6，榮耀7，卻很少說Vibe Z1，Vibe Z2（哦，天哪，甚至沒聽說過）……當然，最後又得反映到用戶口碑中，這回起跑線基本相同，但聯想又落後了。（當然，這幾家手機做的都挺爛。）

就這樣罷，再說就想罵了。

補充：2000年，《計算機世界》在新千年首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痛苦的裂變》，聯想隨即宣止在計算機世界報業集團每年近2000萬元的廣告投入，導致迄今為止IT媒體歷史上最大數額廣告風波。且以公函指責《痛苦的裂變》「嚴重錯誤」。詭異的是，這篇所謂「嚴重錯誤」的造成如此風波的文章在搜索引擎如此強大的今天卻很難覓得蹤影。各位自己品味吧。

最後，我要有情懷地吐槽：聯想和華為的手機，無論工業設計抑或UI設計，現階段，只能說，審美碎滿地。

近期做補充。

大家天天看到的是民族情懷，產業報國。。。。後來發現何其困難呀！能活下來就不錯了，有資格談情懷，需要更多的實力。聯想天生選擇了「生存「更容易的路徑，做大了；華為選擇從最難一側爬山，披荊斬棘也上了頂。對於兩個爬上頂峰的人，大家評價不同。

「聯想你算老幾，你用了外國裝備，你作弊，你沒有核心技術（我沒見到就是沒有），你就是一個攢機器的，你是美帝良心企業。。。你有什麼資格談產業報國？500強有什麼了不起的？！……」

「華為，牛逼，人家賺錢狠，利潤高，有專利（雖然我看不懂），有CPU，華為為國人長臉，賣給國人價格低，NB就是NB……」

為何兩個爬山的人，承載了這麼多的其他因素？何況他們爬的山也不一樣，非得整個華山論駕，決一勝負呢？

技術創新驅動的公司，當然有很多的專利，像高通、Intel、AMD，甚至死去的VIA、NOKIA也有很多的專利！而運營見長的公司，像麥當勞，沃爾瑪，可口可樂在國人眼裡就沒有那麼高大上了，好像也不值得佩服了（我沒看到你有什麼核心專利）。為何？

其實，商業世界，優秀至少應該分成兩大類，技術創新型優秀，運營管理型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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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競爭激烈，目前就呈現了類似美國的情況：千元的手機，就頂的上國外品牌2-3千的產品。遊戲規則如此，所以，外國品牌要麼選擇不進中國，要麼遵守當地的規則，提供能比拼中國千元手機的性價比產品。

幾乎所有的日本筆記本企業，例如東芝、sony，在日本賣的價格遠遠高於美國。這個怎麼理解？他們也是美帝企業？因為在美國市場競爭太激烈了，如果賣高了，就根本活不下去。美國人民是天底下最他媽舒服的國民：用著最低的價格，享受著世界上的優良產品。明白了嗎？

方式不同。一個先考慮如何更好的生存，一個先考慮如何有自尊的生存，雖然一開始比較苦

聯想沒做手機的時候沒多少人罵，華為沒做手機的時候也沒多少人捧，因為很多消費者根本不知道華為。

為什麼魅油和米粉天天互撕

為什麼錘粉天生驕傲

為什麼果粉、谷灰、軟狗忠貞不渝

為什麼一群弟子天天散布大法好

說白了都因為產品！

華為的手機雖說不好用，可是也不算難用。題主，只要你使用一台聯想手機半年以上，並且擁有用過以上提及的其他品牌的同檔次機型，我保證你有70%以上概率變聯黑

有句廣告語：誰用誰知道~~

在海外，比起華為聯想知名度要高很多，品牌形象以及品牌聲譽也不錯，雖然這些年PC的利潤比較少，但是市場份額已經是全球第一了，做到這一步也是很不容易的。去年買了摩托羅拉的手機事業部，現在實行雙品牌戰略，Lenovo走低端，Moto走中端，Lenovo主要針對亞太市場，Moto主要針對歐美市場。

在海外，華為主要是以B2B的模式跟運營商合作賣給他們小基站等設備或者整套解決方案，在一些欠發達地區是很牛叉的公司，比如非洲和中東。在發達地區，這麼多年華為以價格和效率取勝，贏得了訂單，站穩了腳跟，但是在歐洲電信行業里，華為的在B2B這一層面的reputation並不好，主要表現在於與客戶B2B對接的專業度方面，沒有做到國際化，不乏一些人操著一口極其不熟練的英文，穿著不合身的西裝，講著排版醜陋的ppt，以這樣的水準跟客戶對接。發達國家的大運營商跟華為合作主要還是看重價格以及項目交付的時間。

所以這種事情不好單一的判斷

因為人們直接接觸聯想的產品，哪哪哪不好多少都能說。

人們也在用華為的產品，但是罵的是運營商。

華為手機比聯想的好用加分

聯想電腦國內外價差極其無恥減分

完全直觀感受

當年為了添個USB口（年紀輕的可能都沒見過USB介面卡這玩意），拆開過一台家父單位採購的逐日系列某型。

撕開封條打開機箱，然後我發現，擴展槽里灌著膠。

聯想，令堂【消音】。

謝邀。

1.聯想的技術積累不如華為，或者說，充其量，聯想就是一家組裝公司。另外，華為每年有那麼多技術專利，聯想有什麼？

2.同樣的東西，在美國賣1塊，在國內賣2塊，我不噁心聯想噁心誰。相比較來看，華為就好很多。

我願意為中國自己的科研創新出一點點點點的力，不願意只為企業的利潤添油即使他是中國的。買華為有溢價心肝情願！個人的力量很小，積小成大。中興也支持

第一點：華為的營收和聯想的差不多，但華為的利潤是幾十億美元；而聯想的利潤是幾十億人民幣。這並不能完全說明什麼，但也能說明一些了。

補充，聯想15／16財年沒賺錢不說，反而虧了一億多美金。

第二點：聯想在電子數碼圈有個外號：美帝良心。指的是聯想出口到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產品的零售價居然比在國內的售價還便宜。

聯想產品，國內貴國外便宜。

華為產品，國內便宜國外貴。

關稅其實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品牌強勢、弱勢的差別。

不明白為什麼有人那麼關心國內外價格對比，而不是關注產品本身價格。只能說他們內（智）心（商）太（低）脆弱。

判斷一個東西值不值，不是看國外賣多少，國內賣多少，而是看價格和價值，值不值。價格價值，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和競爭對手比較。

聯想的電腦，有沒有比競爭對手的電腦配置低，價格高？

華為的手機，有沒有比競爭對手的手機配置低，價格高？

搞明白這個，再來黑，再來粉。

如果一個廠商，我先在國外定一個天價，然後國內打個折（但還是高價），搏的一堆人說良心。我想說的是，這也太簡單了吧！反正我主要出貨在國內，國外隨他。

就像，我拿一坨狗屎，國外定價100元，國內賣10元，但是這個狗屎本來只值1元，我是不是就是良心企業了呢？

商業活動，最賤的事情就是一邊賺你的錢，一邊還講愛國情懷！

本來很想黑一黑華為的，對比了美帝良心企業聯想後，突然對華為有了好感。畢竟華為是國企啊(~￣△￣)~

聯想是美國企業，華為是中國企業嘛！

本人聯想手機使用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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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機系統萬年不更新有木有？（非VIBEUI）

②系統內置軟體萬年不更新還經常出現這樣那樣的小bug（怒……）

③界面圖標真心反人類！樂桌面載入個應用就要等半天！只好換用Googlenow。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優化的……

④觸屏不準，啊就是點不準、點不準呀！瀏覽網頁簡直是一場速度與激情！！！

十幾年前聯想確實是中國最頂級的科技公司，但是時代變了，聯想還是用老方法做事，組裝、花錢營銷，忽視或者沒能力做軟體和服務，離用戶越來越多遠。

聯想打敗了誰？惠普之流

但是惠普好多年前就不是一家技術公司了.

華為起碼還和思科愛立信你來我往的pk呢.

另外，華為在自己玩的大多數領域可不是世界第一啊.

轉一篇文章，《痛苦的裂變》作者：蔣勝藍，轉自：《計算機世界》（2000年1月3日）

轉載一篇2000年的文章《痛苦的裂變》，看聯想怎樣一步一步垮掉的，看我們怎樣一步一步落後的……… 　　

令人驚訝的是，這篇曾經轟動一時並在網上流傳甚廣的文章《痛苦的裂變》，如今用世界上最好的搜索引擎居然再也搜不出來了。我們發表此文，僅在於讓它在互聯網上能夠重現。因為，互聯網之大，完全應該能夠容得下這樣一篇探討產業和企業問題的文章。　　

要找這組報道相當不易，許多人問我要，搜也搜不出來，因為當年的網站幾乎都將它刪掉，而且從根目錄里刪掉了。能搜出來的恐怕只有評論，和激烈的批評。　　

不過必須要聲明的是，相關的新聞主管部門從未像任何一個新聞媒體發布指令說：不許轉載這篇報道，或者不許登載贊同它的文章。2000年1月14日的《南方周末》便以整整2個整版的篇幅，以《聯想與計算所始亂終棄？》對它進行了轉載。當然，1月17日，周一，中科院立即召集了一個大型的新聞發布會……此後，的確，會議的批評精神被一些乖巧的媒體傳達到了許多的地方。然而，所幸的是，在這之間，《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始終保持了公正而冷靜的態度。矽谷著名華人評價家雁鳴稱其為「IT業界第一次焦點訪談」，在前Chinabyte宮玉國、劉琪、龍利平的主持下，紐約著名評論家米阿侖，國內獨立評論家閔大宏、孫堅華和張西明等人，均撰文高度評價了由《計算機世界》總編輯劉九如所策劃的這組大型報道，方興東也在1999年及2000年的大盤點中多次表達了對《計算機世界》的支持。　　

柳倪之爭從篇幅而言，在這組報道中最多僅佔1/5的分量。一些高聲的斥責其實主要針對的是專題中另外的一部分內容。對於此，我覺得時間、實踐本身還有這樣2篇文章應當足以做出最好的回答——《解剖美國力量的核心》、《江澤民接受美國《科學》雜誌獨家專訪》。 ——作者注於2003年2月22日

痛苦的裂變本期特別報道目錄

聯想集團該不該領導計算所………A18版

中關村大事值得思考………………… A18版

李國傑院士能不能改變現有的氛圍…A19版

「青春之歌」的悲哀……………………A19版

纏繞的痛苦與委屈A20版

重返「象牙塔」…………………………A21—A23版

科學家終將絕跡？……………………A24版

本期特別報道由劉九如策劃

所有文章由本報記者蔣勝藍采寫

引言

　　世紀末風雲突變，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6號大院再起波瀾。1999年12月28日，中國科學院嚴義塤副院長再次來到了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6號大院。在計算所南樓3層一間陳舊的教室內，面對計算所百餘名技術骨幹人員,中科院高技術管理局桂文庄局長首先宣布了中科院院部的最新決定：正式免除高文任期僅一年的計算所所長職務，任命李國傑院士接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一職。其實，僅僅在一年以前，仍舊在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6號大院，嚴義塤副院長曾經在這裡喜洋洋地宣布了中科院對計算所和聯想實施重大改革的決定，並幾乎與此同時，宣布任命年輕有為的高文博士擔任計算所所長職務。

　　在當時中科院的改革方案當中，計算所被併入聯想集團，成為聯想的中央研究院，高文兼任聯想中央研究院院長。有媒體稱，聯想「鯨吞」了計算所。當時的輿論幾乎不加思索，均對中科院此舉報以熱烈的掌聲。本報亦拿出10個整版對此事進行了深入報道。然而，僅僅相隔半年，聯想忽然宣布成立了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傳言其「拋棄」了計算所，後者不得不重新回到中科院的懷抱。剛上任半年的高文所長提交了辭呈……12月28日，傳言的可靠性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證實。嚴義塤副院長指出，高文博士仍舊是一位很不錯的同志，將來如有可能，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還可以到中科院別的所去擔任所長職務。桂文庄局長則詮釋到，之所以會出現今天的情形，主要緣於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的文化差異，導致溝通出現了問題，以高文博士為中心的上一屆領導班子對中科院領導的意圖領會不夠，所以才走了彎路，但願李國傑院士能夠帶領計算所重現往日的輝煌。

　　同日，計算所的唐志敏研究員告訴記者，早在1994年，中科院便委託聯想對計算所實施了企業化管理，柳傳志兼任計算所所長。兩年以後，中科院特別委託一家社會中立調查機構，對此事進行調查。計算所大部分員工認為，聯想對計算所的企業化管理不僅無助於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了負面影響。或許，聯想與計算所短暫「婚姻」破滅的禍根其實早已埋下。不同的是，宣布「結婚」之日，「新人」曾興沖沖地向傳媒界大聲地宣告了這一喜訊，但今天「離婚」之時，中科院計算所關起門來，聲稱拒絕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

　　早在半年以前，有關聯想與計算所的各種傳言其實早已在業界漫天飛揚。人們對中國的頂級企業——聯想，為什麼如此迅速地「拋棄」中國的頂級研究所深感詫異。難道中科院有關計算所的改革被證明已然失敗？那麼失敗的原因又是什麼？中科院原先有關計算所發展的一些構思是否全盤拋棄？現有計算所準備如何運作？聯想中央研究院有什麼新的想法？對此變化，中科院怎麼說？聯想集團怎麼說？高文怎麼說？李國傑怎麼說？

　　這一選題涉及到科研體制改革，涉及到企業的技術創新，也涉及到技術與市場的關係。透過如此深邃而嚴峻的選題，我們隱隱地洞悉到了國內外IT產業發展的脈絡。從報社的高層領導到普通記者，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了自己肩負的責任。中關村為什麼「無高科技」？中國什麼時候才能夠真正擁有屬於自己的高科技？到底是科學家還是企業家更多地推動著這個產業的發展？我們究竟應當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關係，才真正有利於推動我們的事業？……早在1999年10月中旬，本報便特別派出了記者跟蹤這個選題，然而，從聯想、李國傑到高文博士，幾乎所有的當事者，面對該話題皆諱莫如深。採訪中我們真切的感受到了一種從未經歷過的壓力，幾欲放棄……然而，正當我們躑躅於艱難徘徊的關頭，來自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和許多普通的科研人員，甚至包括聯想內部的員工，紛紛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向我們提供了熱切的支持與鼓勵。有時，我們甚至感到了鞭策。在前不久的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論壇會議上，有位專家點著本報總編輯劉九如的名直接問：《計算機世界》報我每期都認真翻，但就是沒有看到中科院計算所最近突變的報道，為什麼?其實，正當彼時，本組特別報道業已脫稿……面對眾多期冀的目光，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肩負的責任。

　　在此，竭誠地奉獻我們通過艱辛的勞動所得到的思索的果實。這些報道的發布，有可能引發熱烈的爭論，這正是我們期望的。因為我們相信，只有更加自由、廣闊而健康的思考與爭論，才能夠撞擊產生更加富於價值的智慧。願智慧的靈光照耀我們共同的事業的前程……

聯想集團該不該領導計算所（A18）

　　據悉，根據中科院的最新精神，李國傑擔任計算所所長之後，聯想集團在計算所管理理事會當中的成員仍為3名，仍佔據重要的發言權，所長必須聽命於理事會，聯想仍為計算所的「行政領導成員之一」。

從奴隸到將軍

　　從1984到1991年，聯想集團一直是計算所的全資子公司，屬國有民營性質，計算所系聯想全部資產的所有者，計算所的所長一直擔任聯想的董事長，這一段時期，計算所是聯想毋庸質疑的領導。1991年以後，聯想劃為院管公司，計算所45％的股份劃歸中科院，中科院持有聯想65％的股份，另外35％的股份為聯想職工持有，聯想集團員工個人在這35％中具體的持股方案，至今未獲批准。有些計算所員工質疑中科院收回計算所45％股權的做法是否合法。對此，中科院嚴義塤副院長在1998年歲末的一次公開講話中聲明，國有研究所的資產及其投資的企業的產權屬於國家,國家授權中國科學院管理其所屬研究所及其機構的資產。科學院也委託計算所管理其特定的資產。聯想集團是國有民營企業,不是計算所的集體企業。中科院收回其股權,是為了保證聯想集團在更高層次上發展。這實質上意味著計算所和聯想集團之間在產權上已經毫無瓜葛。聯想屬於院管股份制公司，而計算所屬於中科院下屬的國有研究機構。雖然1995年至1998年歲末，中科院委託聯想對計算所實施企業化管理，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擔任計算所的所長，但是計算所幾乎全部的科研經費仍然來源於國家撥款。

　　去年年初計算所改革以後，實施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理事會領導制度，由於聯想在理事會中佔據了40％的席位，聯想由此從計算所的下屬公司晉陞為計算所的行政領導。

迅速破滅的「婚姻「泡沫

　　1999年高文領導的計算所科研經費當中，有20％純屬由國家投資的研究項目，因此聯想與計算所的研究人員之間很難發生衝突；但哪些是屬於應由聯想投資的項目，哪些是屬於應由國家投資的項目，則很難有不發生歧義的領域。一方面，計算所一些被訪問的研究人員抱怨聯想總是說話不算數，該投的錢最終卻沒投，一些項目聯想本不應擁有發言權，但聯想卻硬要發言；而聯想也深感無奈，認為自己的投資並未完全圍繞自己的市場指揮棒轉，效益不高。聯想當然有權利為自己的投資爭取一個更加合理的投入產出比例。於是，聯想在完成與計算所轟動一時的「金玉良緣」僅僅半年以後，便迅速地蜷身而退，宣布成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計算所所長高文博士亦提交辭呈。轟轟烈烈的改革行動一波三折，未能如願，令曾經為之喝彩的傳媒界和許多的IT人士甚感遺憾。

　　目前計算所共有3位院士，剛剛被聯想徹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從事有關核心技術的研究。李國傑院士是計算所國家智能機中心、曙光並行機項目的課題負責人，剛剛就任計算所所長；曙光機系國家863計劃重點支持的項目，其研究經費全部來源於國家科技部的撥款，近兩年來，研究費用已達到每年近3000萬人民幣的規模，為IT領域中最大的863項目；夏培肅院士從事高性能機理論領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經費大約為每年600萬元，全部來源於由科技部原攀登計劃演變成的973計劃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撥款。夏培肅院士認為，計算所過去、現在和將來一直是屬於中科院的國立研究機構。「我們和聯想毫無關係！」70餘歲、德高望重的夏培肅院士堅定地說道。在日前為本報撰寫的新年專稿當中，夏院士再次強調，高性能機研究應屬國家行為，而絕非市場行為。

　　曾經成功研製出我國第一台電子管和晶體管大型計算機的中科院計算所，其聲望與研究水平在我國IT業界一直首屈一指，聯想作為一家主營低端產品PC的公司，曾再三表示自己尚未具備對國家戰略性、前瞻性、基礎性IT研究項目進行長期投資的能力。事實上，聯想也從未對計算所的該類項目進行過投資。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經濟上，聯想從未有能力「鯨吞」計算所。聯想今天提出建立完全屬於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迅速地「拋棄」了計算所，應為當初匆忙結合導致的必然結果。或許，這對於聯想自身和計算所而言，不啻為一件幸事。

既然分手，又何必再管我

　　分析者認為，這場婚姻的波折是由於新計算所領導體制混淆不清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在去年年初的一片喝彩聲中，許多人寄望計算所在聯想的領導下，能夠變成中國的貝爾實驗室或者IBM的沃森研究中心，既能夠為聯想提供短期的市場「炮彈「，又能夠為國家實施長期的基礎研究。然而，批評者認為，首先，計算所作為隸屬於中科院的國立研究機構，產權不歸聯想所有，聯想完全不應該在計算所的領導機構──理事會中，佔據任何席位。除非中科院將計算所的產權完全交付聯想，否則，計算所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貝爾實驗室或者沃森研究中心。聯想的角色定位應當是作為計算所的市場顧問或者主顧，而絕非行政領導。聯想可以投資委託計算所為自己研發產品，也可以轉而委託別的研究所或者乾脆自己開發產品，這完全取決於雙方的自主選擇。這應是一種市場行為而非行政關係，按照商業社會「客戶就是上帝」的理論，聯想完全可以充當「上帝」，享有絕對的領導權利，但其許可權應當被嚴格限定在它在計算所所投資的項目領域，聯想並不能據此而進入理事會，這就好像你可以作為「上帝」選擇購買或者不購買IBM的產品或者技術服務，但無論你購買了多大數額的商品，均不意味著你可以成為IBM的董事，除非你有條件購買足量的股權。然而，計算所作為國立研究機構，屬事業單位，並無股權可言。一些業界人士則呼籲國家應當切實保護計算所作為獨立的國立研究機構的身份，大幅提升其在長期的、基礎性、高風險性、戰略性IT研究項目的撥款。國立研究機構的主要研究職能應同隸屬於企業的聯想研究院等機構的職能相互區別。此外，聯想作為一家企業，並沒有為國家戰略性、基礎性、前瞻性研究項目提供資金的義務，除非聯想認為這些項目具有可觀的市場前景，而聯想的經濟條件又可以承擔，或者聯想自願為這些項目提供贊助。

　　事實上，聯想前不久已在計算所下屬的曙光集團公司佔據了2000萬的股權；計算所每年的研究經費中將部分源於聯想上繳給中科院的利潤；計算所同時也需要聯想的市場活力。對此，反對者指出，在曙光公司中持有2000萬股權的除了聯想，還有深圳發展公司，正像深發展並不能據此而擔任計算所理事會領導職務一樣，聯想亦不能；聯想將利潤上繳中科院，系聯想與中科院的關係問題，中科院向計算所劃撥的研究經費，源於知識創新工程、還是聯想上繳的利潤、或者別的財政預算，完全取決於計算所與中科院之間的協調，與聯想完全沒有關係，正像假如中科院將聯想上繳的利潤部分返回計算所、部分劃歸數學所、部分劃撥其他的職能部門，但聯想並不能因此而向數學所或其他部門行使領導權利一樣，對計算所也不能；聯想如果需要委託計算所進行項目研究，其角色定位應為市場主顧或稱該項目的「上帝」，但並非行政領導。計算所研究項目的產業化應當通過有效的體制和暢通的市場途徑來解決，而並非僅僅依賴一兩家公司的眼色，譬如：大量的國內外風險投資基金的引入；前不久國務院剛剛批複的有關中關村高科技園區政策中，鼓勵技術人員自行創業，並承認技術股的股權；鼓勵高技術企業相互拆藉資金；以及擴大高交會等促進研究機構、企業和風險投資基金相互溝通的會議頻度和規模等等。計算所作為中國最早的、實力最強的國立研究機構，應當為整個國內IT產業的發展提供思想庫、技術庫和人才庫，而不應當僅僅充當某一家企業的孵化器，部分研究人員認為，計算所應當和聯想保持適當的距離，在相互保持充分獨立性的前提下，加強合作。

中關村大事值得思考（A18-2）

　　1999年12月18日，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論壇在北京翠宮飯店舉行了別開生面的研討會，王選院士、汪成為院士以及來自中關村高校與科研機構的IT精英就一些熱點問題進行了探討。研討會上，本報總編輯劉九如發言時提出：中關村今年發生的幾件大事，值得引起業界深入思考。由此大家展開了熱烈討論，現將有關這方面的討論摘要刊出。

劉九如(《計算機世界》報總編輯)：

　　科研的長遠跟蹤和短期研究的問題，技術與市場相結合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老生常談，但是今天討論仍然具有新的意義，因為1999年中關村發生了一些大事，全都跟這些問題有關係，倪光南院士被解聘，王選教授被「逼宮」，尤其是中科院計算所的改革，這一切給我們留下很多新的思考。計算所的改革，中科院本來構思得不錯，希望通過與聯想的合作，把聯想在短期市場研究的需求與計算所的長遠研究結合起來，並作出了近期、中期和長期的規劃，還公布了一個三者的比例，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的媒體進行了充分的報道，但不知道為什麼不了了之。這裡面可能有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問題，技術人員、科學家與企業家、商人的合作問題。但是我想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不僅要要求科學家改變觀念，走出象牙塔，企業，像聯想這樣在IT領域有代表性的企業，自身能不能思考，在技術創新方面是否具備創新的環境?在容納科學家的方面有沒有形成良好的氛圍，我覺得這個問題要特別問一下，因為國家的政策已經明確，我們國家的技術創新要以企業為中心，如果企業這個中心的技術創新氛圍沒有形成，或者企業家在與科學家、技術專家進行合作方面沒有形成有效的機制與良好的氛圍，技術創新就存在一些問題。

孫茂松(清華大學博士)：

　　計算所的改革是一種探索，但是目前看來這種探索不成功，為什麼不成功?劉總編剛才提了一個非常好的議題，我還奇怪像《計算機世界》報這樣權威的報紙為什麼不開展討論呢?(劉九如插話：中科院、計算所不接受採訪，也希望我們不要報道)。這些問題如果理不清楚，科研與市場的結合就難解決，體制問題也難以解決，我們就難以前行。

白碩(計算所博士)：

　　計算所的事情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其實不光是計算所，還有國家一些機關的信息中心，還有很多這類國有的研究機構。我認為「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也就是說這樣下去，長久不了。總有一天會變，如果不變，人就會走掉，機構就會死掉，這也是變。目前計算所的現狀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大家看到的已經不全是工資高低的問題了，這是整個體制的問題。一切必須發生非常根本的變化。做這個行當的人，只要有本事，你就拿股份，很簡單。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下面，事業單位肯定留不下人。我說得比較極端，但肯定就是這麼一個結果。舊的體制嚴重地束縛了新興的生產力。科學院這種從事IT的研究所應該取消，研究部分應該歸大學。這種孵化器應該採用公司的體制，唯有這樣才能真正有競爭力，要不然肯定要散掉。計算所如果按現在這樣的遊戲規則搞下去，我一點都不看好，很可能不久就會完蛋。計算所裡面很多人現在急於創業，這是一個很深刻的矛盾，而聯想目前已進入成長階段，如果聯想不能以創業人員來對待這些人，那麼這個事談不攏的。可能最後的結果，就是這些人集體出去創業。至於國家機關的信息部門，譬如信息中心，將來也要走產業化的道路，很可能會出現一種新型的服務行業，就是社會化的服務行業，由它來對國家機關的信息、基礎設施做統一的維護，而並不是說一個機構、一個部門自己養一幫這樣的人，這是絕對養不了的，也很難留住高水平的人。

孫育寧(計算所所長助理)：

　　剛才劉九如總編提到了計算所的問題，提到了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合作問題以及技術創新問題。1999年中關村發生了很多事情，確確實實也引發業界人士深深地思考這些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是一個機制的問題，比方說我們講1999年年初計算所和聯想集團整合的這件事情，其實這本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從聯想的業績和在業界的地位，以及計算所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來看，應該是蠻匹配的，並且兩家早有淵源，最後這件事怎麼會做成這個樣子呢？實際上還是體制的問題，怎麼講呢？我們發現在做事情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一部二部」(計算所改革後，設立了計算所二部，新的小計算所被稱為一部。——編輯注)的問題，你不知道你的真正老闆是誰。扯遠點，魯迅先生最早致力於醫學救國，後來他發現靠醫學解決不了問題，我們中國現在實際上沒有真正從社會深處解決這些問題。聯想集團的產品線研究，以及計算所的基礎研究，我覺得從理論上來說，合作是完全走得通的。但實際上行不通。我們試圖通過建立一種全新的體制，擺脫市場和科研這兩張皮的問題，但最後又走進了另外一個怪圈。比方說給計算所定位的問題，定成了既為國家服務，既是一個國家的研究所，同時又是企業的一個研究院，所以本身它的發展目標就是不一致的，你既要做國家的研究，國家說什麼你就要做什麼，但企業又是一個盈利團體，咱們企業現在首先考慮的是生存和發展問題，企業是為了掙錢，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與國家的長遠利益重合，這個時候就產生矛盾。產生矛盾的時候，結果就是「開打」，誰「打」過誰誰就勝了，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說到底，還是市場行為不規範，說白了，如果說這是一個純正的商業行為，大家誰都沒問題。如果既有行政參與又結合著市場參與，攪在一起，那就誰也說不清，最後出了問題沒有人負責，出現這樣一個局面，這是一個國家大環境的問題，為什麼矽谷在美國能搞得紅紅火火，世界上130多個矽谷，為什麼這麼多矽谷都學不來美國矽谷的真諦呢？實際就是一個大環境的問題。美國矽谷從風險資金，直到企業的運作、大學科研，存在一個比較規範的市場運作機制，而我們現在根本沒有這套體制，我們總是割裂事物的某一個局部，忽而把它想像得天花亂墜。我們在走訪了美國矽谷的十幾家公司之後，發現其實有些技術，我們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這種水平，但我們沒有辦法像他們那樣做得這麼好，因為他們有一整套的體制。

杜建華(聯想電腦副總經理)：

　　九如對企業的提醒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對聯想和眾多企業的氛圍還必須從另一方面來思考。也就是回答科學家能不能在聯想呆著的問題，或聯想能不能容納科學家的問題，我們首先要回答什麼叫科學家？我很擔心，大家認為老實的就是科學家。其實不是，我覺得今天在座的汪成為教授就不是這樣的。只會埋頭苦幹，只會做研究，不會交流就叫科學家，一旦會交際可能就不成為科學家了。聯想剛剛研製了天禧電腦，我不能說它的技術含量如何如何高，可是這個天禧電腦的研究團隊，平均年齡絕對不會超過27歲，最大的也就是30來歲吧。那麼他們算不算科學家？我認為他們一樣是科學家。可能傳統上他們不是科學家。

　　我認為體制有宏觀體制和微觀體制，宏觀體制我想大家都討論了，我也同意了，沒什麼說的，可實際上，人可以通過改變微觀體制來改變一些事情。企業可以通過合理的激勵政策改變外部環境，否則事情就會做不下去。3年前聯想電腦公司已經開始實行自己內部的模擬股票方式，這種激勵政策很有效。很多事情關鍵是自己做，通過改變自己的小環境來促進大環境的變化。

汪成為(工程院士)：

　　科學院的問題、計算所和聯想的合併問題，要想把這個題議論好的話，首先要了解中國，這比了解世界還重要。我只是提醒大家一點，有關計算所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說上層在要求變。現在各級領導都在關注IT，國家領導人參加IT方面的活動越來越多，這就是機遇，至少不是上層不願變。

　　自然科學基金委剛剛改組完，還有國家基礎研究發展規劃、基礎研究、863計劃，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在聽取彙報。還有若干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重中之重的國家重點項目，各個方面都在關注科研體制改革，各個方面都在關注IT的機遇，這個藍圖是否描述得好，是不是能夠構架得好，需要咱們共同來關心，替國家操心。

王選(中科院院士)：

　　如何才能夠保證企業長勝不衰，產權問題非常重要。而且最好一上來就把產權明確，國外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現在我們為什麼會出現技術專家和企業家的矛盾，我覺得這跟產權有很大的關係。

　　我想也許我應當反思，當初技術專家起家的時候就應該比較好地明確這個產權了，然後你就該有權，有了權才能幹事。現在反思，我的錯誤是當初我太不喜歡權了。到今天我又沒辦法，大家還得要我掌權，我現在權比任何時候都大，現在我不得不用好這個權。我的經驗和體會是，你是一個技術專家，你希望你的技術能變成成果或產品，你就選定一個人做你的老闆。關於技術和市場的配合方面，關鍵是一上來就建立一個好的機制，機制問題特別重要(以上發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李國傑院士能不能改變現有氛圍（A19）

　　關於財富的夢想不僅誘惑著美國「象牙塔」中的學者，也同樣擾亂了中國人的視線。在中國，IT的產業化問題、產業與研究「脫節」的所謂「兩張皮」的問題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而科學家則似乎被四處「放逐」。越來越多的教授，甚至於院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課題，轉而從事市場推廣工作。在中關村興起初期，沒有比「下海」更時髦的話題了，教授「下海」、研究所「下海」、學生「下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上演被一些傳媒稱作聯想「鯨吞」又「吐出」了計算所這樣的肥皂劇。過分地強調走出「象牙塔」，將學術與產業的「兩張皮」過分地捏合，是否意味著一種短視？……

　　前些年，一貫擅長於製造新聞，引導輿論的聯想，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幾乎變成了民族IT產業的一面旗幟。柳傳志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幾乎被塑造成了一位民族英雄，然而最近一年以來，無論聯想還是柳傳志本人，輿論開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別樣的聲音。在今年3月的「維納斯」事件中，柳傳志、張瑞敏等國內企業巨子，首次被輿論指明道姓，公開斥責為「比爾·蓋茨的僱傭軍」。聯想首次開始被挖苦為「搬運工」、「裝配工」兼商人，民族英雄的形象首次被打了折扣。應當說，此後，聯想在這方面的表現仍舊是無可挑剔的，從聯想最近一年發布的新聞來看，聯想實際上已經有意識地開始提高了自身在產品研發方面的投入，聯想重新建立了中央研究院，並企圖與中國實力最強的計算機研究所攜手共行。聯想似乎也意識到了，在3C的時代，中國的企業有可能掌握信息電器領域的核心技術，不久前，聯想公開推出了其自行研發的掌上電腦，網際網路電腦，特別是公開宣布已經自行投資擬研發3C時代的晶元技術等等。事實上，中國IT技術的整體水平雖然在國際上仍舊處在下游的位置，但這顯然不應當僅僅由企業來承擔全部的責任，作為中國的頭號IT企業，聯想的態度應當說是現實而積極的。

　　但是，自1999年9月以來，一貫新聞不斷的聯想集團爆出的幾件新聞，卻令輿論深感疑惑。聯想首先公開「驅逐」了早已被罷免了職務的倪光南院士，然後又公開「拋棄」了一年以前曾經出雙入對的「親密夥伴」——中科院計算所。在我國IT業界頗有名望的青年科學家高文博士，剛剛上任便只好辭去了擔任不久的中科院計算所所長的職務。短短數月，從倪光南到高文，在中國凡同聯想打過交道的著名科學家，境遇何曾相似。這一切，不能不讓人感到疑惑，在聯想和聯想的周圍，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氛圍，給人的感覺是這裡似乎「容不下」中國的頂級科學家？許多人暗暗地為剛剛上任的李國傑院士捏了一把汗……

　　雖然曙光機的關鍵技術仍然採用IBM PowerPC的晶元，但目前曙光2000大型機在性能上已不遜色於IBM目前在國內銷售的機器。許多人盼望曙光能夠像聯想PC那樣在國內市場擊敗IBM。據悉，李國傑就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職務之後，將卸去曙光集團總裁一職，但仍將繼續擔任曙光集團董事長的職務。目前計算所、聯想和深圳投資公司分別持有曙光集團2000萬的股份，鑒於聯想集團的市場能力，一些人盼望，假如聯想的郭為副總裁出任曙光的總裁，可能將有利於開拓曙光大型機的國內市場，但反對者針對不久前的倪光南事件、高文事件就不能不擔心——果真如此，不久之後，方正針對王選院士的逼宮事件，是否會在曙光重新上演呢？

　　目前計算所共有三位院士，剛剛被聯想徹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從事有關核心技術的研究。李國傑院士為計算所國家智能機中心、曙光大型機項目的課題負責人，剛剛就任計算所所長，曙光機系國家863計劃重點支持的項目，其研究經費全部來源於科技部的撥款，近兩年來，研究費用已達到每年近3000萬人民幣的規模，為IT領域中最大的863項目；夏培肅院士從事高性能機理論領域的研究，公認其研究成果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經費大約為每年600萬元，全部來源於由科技部原攀登計劃演變成的973計劃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撥款。夏培肅院士認為，計算所過去、現在和將來一直系屬於中科院的國立研究機構，"

纏繞的痛苦與委屈（A20）

　　在倪光南痛苦不堪的同時，柳傳志也委屈萬分，鷸蚌相爭之時，誰是最大的受益者?誰是導演這場悲劇的禍首?

　　倪光南雖然由於受到「驅逐」而重新變成了新聞人物，但是，有關「驅逐」的核心內容，在已經被公開的報道當中，卻被有意無意、不約而同地忽略了，一切似乎顯得半遮半掩……更令人費解的是,雖然聯想的職工持股方案一再被傳媒炒得沸沸揚揚,但是直到年前的12月27日，聯想的發言人才再次向記者證實，其持股方案尚未得到有關部門的正式批複……

無意苦爭權

　　1999年12月26日，面臨世紀之交，倪光南再次被媒體搬到前台，在北青報所評選的1999年中國十大職場人物當中，倪排名第3。有人指倪光南與柳傳志的分歧，實質上在於爭奪領導權的問題。倪舉例說明，自己比柳大5歲，早在1975年，兩人還在五七幹校時便十分相熟，倪一直喚柳「小柳」，直到1986年，柳初任聯想總經理，倪率先改口，稱其「柳總」，以表示對其工作和地位的支持與尊重。倪與柳的衝突發生在1994年，如果倪要爭奪領導權，應發生在1986年，總經理換任之際，而非遲至8年以後。事實上，柳傳志一直掌握著聯想的財務大權，倪從未擁有，也從未想過擁有拍板的權利。

　　據《計算機世界》1999年12月3日關於聯想成立15周年的報道稱，在世紀聯想的盛會上,柳傳志面對傳媒時，仍舊指出，1994年，柳系由於反對倪欲斥資數千萬元建立晶元製造廠而不惜與其反目。難以想像，在Intel公司，作為前CEO的葛魯夫與摩爾，當年是否從未因技術發展方略上的分歧而發生爭論?如果發生了，葛魯夫是否因此便將摩爾罷免職務，然後再於若干年之後充分地運用自己在新聞界中的影響力，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公開地「驅逐」摩爾，並徹底地剝奪其股權呢？

倪光南的疑慮與柳傳志的委屈

　　當時倪認為柳犯下的不可原諒的大錯是因為，柳傳志在沒有通過北京聯想董事會的情形下，私自將北京聯想從中國銀行借來的錢轉借了552萬美元給一個香港的私人公司，即香港導遠公司的呂潭平等4人。倪當時認為，這導致了國有資產的流失，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並為此和柳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然後，開始了不停的上訴，這使倪自己於1995年6月30日，被免去了聯想集團董事和總工程師的職務，又於1999年9月1日被聯想集團徹底解聘。

　　香港聯想在導遠的經營下，1996年虧損2個億，股價跌至0.29元；1997年再虧4500萬；1998年由於北京聯想對其實現了整合，其經營狀況才被覆蓋，外界無從得知，此時股價才開始攀升。港方人員於1998年離開了香港聯想的經營管理層，帶走了約2億股的股票，但貿促會僅有1500萬股權，原本素昧平生的香港人沒花多少力氣，便依仗聯想人勞動創造的財富搖身一變，成了億萬富翁，而為聯想發展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倪光南和柳傳志等創始人卻幾乎赤貧。這本是因體制上股權不清的問題所造成的積垢，但當時書生意氣的倪光南一股腦地將所有的憤怒與疑惑全部傾散到了柳傳志的身上。

　　倪在向有關法律專家諮詢後，曾在上訴中反覆指出，柳的這種貸款行為可能已構成違法。因為國家明文規定，非金融機構不準借貸資金，貸款給私人負債持股也是違法的。1998年中科院在調查結論中確認，柳傳志向港商提供巨額貸款確有其事，但未對此行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做出評價，並指出柳個人確實並未從中獲取好處。記者注意到，在1999年6月國務院剛剛批複的「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建設」提案中，國家特許高科技企業可以相互拆藉資金。此外，該文件還規定，高技術人才可以帶技術作為技術股加入公司股份。但柳的拆借發生在該批複之前的1993年。並且，倪所做的貢獻也發生在1984～1994年的10年間。

　　倪光南公開道歉之後，1999年12月8日，面對記者，柳傳志表示，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自己由此而受到的傷害實在太多了。對此，旁觀者認為，倪光南先被免職、再被公開「驅逐」、最後被剝奪了可能的股權，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倪光南受到的傷害更大一些。倪為自己的道歉舉動解釋說，「上訴了5年，現在上級機關已有結論了。我已經這樣了，還能怎樣？我上訴是為了聯想的發展，現在道歉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坐在一塊兒談一談，希望將來大家能吸取教訓，我的錯誤在於把此事上綱上線（指國有資產流失），柳的動機是好的，這應屬於用人不當、經營不當，我並不希望把柳趕下台，不希望把聯想搞亂……」倪夢想聯想能夠像公開解聘他那樣，也公開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說明柳的錯誤是正常的經營失當，而自己的憤怒和告狀的舉動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倪希望與柳相對一笑泯舊怨。然而，倪伸出的橄欖枝顯然並沒有得到回應。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倪被免職後，聯想的經營方針從「技工貿」轉為「貿工技」。聯想微機從包含較高自主知識產權、利潤率較高的產品，完全淪落成了組裝機，幾乎全部採用了美國和台灣等相關公司提供的配件，在其營業額大量增長的同時，利稅率卻從90年代初約30％降到了1998年的3％。在中國的頂級企業家與科學家的爭端當中，受益者是美國的Intel以及台灣新竹高科技園區的那些公司。而香港導遠的那4位先生，不但未替聯想的發展做出多少貢獻，反而使香港聯想連虧兩年。但與此同時，其個人卻因聯想股票價格的攀升而合法地變成了億萬富翁。這場爭端最大的受益者，首推這4位先生。而柳與倪，在這一場激烈而深刻的性格衝突當中，二人的聲譽和事業均遭受了難以言喻的重創。1999年12月3日，聯想再次通過《北京青年報》宣揚其持股方案，該方案意味著聯想將有1.7億股權被職工持有,包括那些含辛茹苦的元老和業務骨幹,但是聯想眾多員工所持有的這1.7億股仍然少於香港那4位先生離開聯想時帶走的2億股股權。可以想像，如果當初聯想便能實施類似的方案，不僅不會發生貸款事件，亦根本不可能發生倪、柳之間的戰爭。股份制問題，已經成為制約聯想進一步發展的最嚴重的問題，正是體質上股權不清的問題導致了倪、柳相爭的悲劇性後果，模糊不清的股權便是導演這場悲劇的禍首。

　　雖然聯想一再製造輿論，希望有關部門儘快解決其股份制的問題。但是1999年12月27日，聯想發言人無奈地表示，聯想的持股方案至今仍未獲得有關部門的正式批複。許多人將此事與倪光南所受到的看起來不太公道的待遇聯繫起來，認為這表達了上級有關部門的一種態度。

　　1995年，當時與WPS齊名的某軟體發明人，因其在一家國營公司的這一項發明，而從該公司銷售額中提取了500餘萬元人民幣的技術提成，成為當時轟動北京城的一件事。但當時流行的技術提成風，卻從未波及倪光南，倪在聯想的10年間從未索要過一分錢的技術提成，還把中科院獎勵的50萬元，全部捐給了公益機構。對聯想「交待」給倪的500萬，倪院士特別聲明：「我不會要這筆錢，這筆錢不明不白。」他認為，只有按照分配原則得到的合法收入，才能夠屬於個人。

　　60歲的倪光南院士仍舊精力充沛、敏捷過人，談到未來的打算時，倪總是習慣性地列舉其各種委員的頭銜，以表示他的忙碌。然而，不經意間，倪的眼神所流露出的卻是一片迷茫。他並不因為聯想的「負心」而後悔自己當初巨量的奉獻；也不因為自己正當盛年便失去了事業發展的最好舞台，而後悔自已「秋菊」式敢說真話的倔強；甚至連前些日子那一封令其支持者大跌眼鏡的道歉信，他也了無悔意。難以想像這一位身形纖瘦、心地孱弱的老人，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心力，才能夠承受這一切艱難的現實。

重返象牙塔（A21-24）

　　在中國的科學家爭相湧出「象牙塔」的同時，美國的科學家也紛紛耐不住寂寞，背棄了基礎性的研究室。近日，美國IT業界的權威人士終於警醒：政府必須設法儘快讓科學家重返「象牙塔」，否則新世紀到來之際，美國將因此而失去其領導者的地位……歐洲曾領先美國100年

　　IT技術起源於歐洲。國際計算機界公認、當之無愧的計算機之父，系19世紀英國劍橋大學的巴貝奇教授。然而，由於缺乏政府和企業的資助，巴貝奇直到逝世，亦未能完成他所設計的差分機和分析機。英國人很快便遺忘了巴貝奇的理論。但是，100年後，美國哈佛大學的艾肯教授卻在IBM的資助下，將巴貝奇的夢想變成了現實，1944年，艾肯根據巴貝奇理論研製的MARKI成為IBM大型機的鼻祖，它奠定了IBM在國際IT市場大型機領域的領導者地位。

　　英國人圖靈被尊為計算機科學之父。二戰期間，圖靈一次又一次地幫助英國政府破譯了德國人的密電，使盟軍艦隊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德軍潛艇的襲擊為他的祖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英國人卻似乎並不像美國人那樣在意圖靈在計算機理論科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在圖靈去世的第12年，美國計算機協會ACM(而並非英國計算機協會BCS)專門設立了圖靈獎。該獎被看做是國際IT界的諾貝爾獎，它極大地鼓勵了美國IT領域的科學家，置身於相對寂寞的研究室，潛心從事那些基礎、前瞻和長期性IT項目的研究。

50年漫長的助跑

　　1946年，在政府資助的美國賓洲大學國立實驗室，馮·諾依曼教授等4位科學家在經過了7年艱苦的研究工作之後，終於推出了全球第一台電子管數字計算機。1948年，在AT＆T貝爾實驗室從事長期基礎性研究的物理學家發明了晶體管，並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緊接著，1954年，全球第一台晶體管計算機在貝爾實驗室投入運行。1955年，晶體管的發明人之一，肖克利先生創立了肖克利實驗室和他自己的公司。兩年後，包括諾宜斯和摩爾在內的8位年輕的科學家離開了肖克利實驗室，創立了仙童公司。在貝爾實驗室晶體管技術的基礎之上，諾宜斯發明了晶體管的集成電路技術，而摩爾則於1965年發表了摩爾定律，1968年，諾宜斯、摩爾和格羅夫離開仙童，創立了Intel，諾宜斯的晶體管集成電路技術和摩爾的理論，為Intel後來的騰飛提供了領先於全球的技術基礎。同年，仙童還孵化出了AMD。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今天的Intel和AMD，甚至包括摩托羅拉等公司的晶元技術，實際上受益於半個世紀以前貝爾實驗室3位物理學家所做的基礎研究。

　　在軟體的核心技術方面，政府投資的MIT國立實驗室發明了Muldics分時操作系統，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則發明了XDS940分時操作系統，這兩項發明為此後貝爾實驗室編寫第一個Unix版本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源於政府投資的發明還有BASIC和PL/I語言等。另外，IBM的科學家發明了FORTRAN語言。貝爾實驗室發明了C語言，並正式發布了Unix操作系統。施樂公司的Xerox PARC開發了著名的乙太網、激光列印技術，特別是其發明的可應用於PC上的圖形界面、滑鼠設置和「所見即所得」編程語言，為12年後蘋果推出Macintosh、微軟推出Windows操作系統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歐洲人發明了Pascal以及後來的Linux。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基爾代爾教授使用其自創的PL/M語言編寫了世界上第一個微機操作系統CP/M，但PL/M語言被普遍看做是PL/1的翻版。微軟公司1981年為IBM PC所開發的DOS，則被認為汲取了PL/M、BASIC等眾多基礎研究成果的營養，而後來的Windows更被看做是建立在前些年基礎研究成果之上的實用型產品。DOS本身並無驚人之處，在技術方面比爾·蓋茨除了熟稔於BASIC以外，別無所長。與其說他是一位技術天才，不如說更多地是一位幸運的市場天才。

　　半個世紀以來，如果說美國人在高性能機和軟硬體核心技術方面取得了成就，那麼其中企業的投資與政府的投資發揮了同樣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網際網路產業在美國得以迅速膨脹，則幾乎完全得益於政府的投資以及相關的政策。1968年，美國政府高級研究計劃局投資興建了阿帕網即ARPAnet，阿帕網的初衷擬在高校、國立研究所和政府機構之間互通信息。1969年9月2日，加州大學的克萊因羅克，首次破天荒地將計算機連上了一台冰箱大小的路由器，並實現了相互之間的對話，克萊因羅克後來被尊為網際網路之父。1995年4月30日，在柯林頓政府的倡導下，ARPAnet的經營權正式被交付給了AT＆T、MCI等私營公司，ARPAnet終於步出象牙塔，走向商業化，演變成了今日真正意義的Internet。當時Internet的網民僅為數百萬人，但在如今僅僅不足5年的時間內，網民數量就已接近兩億。Internet產業被普遍看做下一個世紀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19世紀，英國的IT研究水平比美國整整領先了100年，卻由於缺乏研究經費而中途夭折。直到20世紀中葉，在圖靈的時代，英國在IT理論領域的研究水平仍舊遙遙領先於美國人，但由於美國政府和以IBM、 AT＆T為代表的企業對IT技術的基礎性、長期性研究項目給予了空前的重視和慷慨的投入，才使美國在IT領域前瞻性、基礎性、高風險性研究項目方面逐漸超越了英國和整個歐洲。但是，從二戰以後一直到80年代，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美國人在IT基礎研究領域辛勤的耕耘顯然並未立刻轉化為生產力，也並未立刻替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明顯的回報。50～60年代，美國人藉興建高速公路，而在汽車等傳統工業中找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70～8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了漫長的低迷期，領先於全球的IT領域基礎研究方面的成果，仍處於醞釀和積蓄能量的階段。直到90年代以來，經過了將近50年的助跑，IT技術終於為美國的經濟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日本人「凝固」的微笑

　　數年前，日本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曾經志得意滿地批評美國IT業界，雖有傑出的基礎研究水準，卻缺乏將發明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所以在美日產品和貿易的競爭中屢遭失敗。盛田昭夫認為，貝爾實驗室雖然發明了半導體，但卻將它束之高閣。盛田十分滿意自己的索尼公司將技術買去後迅速製成了小巧玲瓏的半導體收音機，索尼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市場收益。然而，不久後，人們便發現美國人雖未將半導體技術用於收音機、電視機等家用電器，但也從未將其束之高閣，事實上，貝爾實驗室的發明很快演變成了IT領域的大中型機、PC機以及信息電器等硬體的核心技術。

　　由於日本人過分強調產業化、過分追求短期的市場收益，日本的政府和企業從無耐心在IT領域的基礎性、高風險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投入與辛勤的耕種，致使日本在IT的技術水準與產業發展方面，其整體水平始終落後於美國。美國人掌握著IT領域的核心技術，日本的IT產業迄今為止基本上始終處於一種「跟風」的狀態。即使索尼的半導體收音機、佳能的印表機等低端產品取得了局部的市場成功，亦遠遠未能從總體上改變這一態勢。被譽為「光通信之父」的日本物理學家西澤潤一先生不久前對傳媒誠懇地指出：「最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科學技術，不能純粹模仿別人，日本在這方面就失敗了！」最近兩年，日本經濟繁榮的泡沫被擠碎之後，陷入了亞洲經濟危機的萎頓，一時間難以自拔。在如今日本的頂級科學家西澤潤一先生的臉上，再也找不到昨日精明的企業家盛田昭夫式的竊喜，西澤先生表情沉重。然而，幾乎與此同時，IT技術帶給美國新經濟的奇蹟，卻令全世界瞠目結舌！

前人栽樹後人納涼

　　最近10年以來，美國似乎迎來了有史以來最漫長的經濟繁榮期，增長提升、生產力提升，一些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學家一直預計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似乎全都消失了。據英國《經濟學家》載，1998年，IT業在美國GDP中比例已升至8.2％,超過了汽車等傳統產業，首次成為美國第一大產業。1995～1998年，全美經濟增長額平均有35％源於IT業，其餘沒有任何一個產業的貢獻可與之相提並論。IT產業孵化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並使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遠遠高出普通美國人的平均收入。美國生產力權威——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戈登教授指出：同樣在1995～1998年，美國製造業的生產力表現如墜無底深淵，非耐久製造業生產力增長趨緩、除電腦以外的耐久製造業生產力亦趨緩！美國商務部的最新報告《新興數字經濟Ⅱ》預計，到2006年，將近一半的美國勞動力將投入IT業。老成持重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終於在今年年初小心翼翼地發表了講話，認為IT業系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而網際網路經濟則被普遍看作21世紀美國經濟增長新的市場興奮劑和未來經濟的核心。

　　很多人將美國9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奇蹟歸功於柯林頓政府，該屆政府為網際網路經濟一路擰亮了綠燈，首次倡導了「信息高速公路」、「數字地球」等概念，並為此進行了大規模的投入。新經濟奇蹟被看作了柯林頓的政績，正是倚靠於斯，克氏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始終未被斯塔爾、共和黨等趕下台去。

　　1997年，柯林頓總統親自倡導建立了「總統信息技術諮詢委員會」即PITAC，該委員會匯聚了美國IT領域學術界和企業界近百名頂級人物。去年年初，在該委員會每年一度最新提交的報告當中，卻對柯林頓在IT領域顯赫的政績隻字未提。該委員會認為，今日美國新經濟的奇蹟，得益於歷屆美國政府在IT領域高風險性長期研究項目當中長達50年的積累性投入，這種投資早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總統執政時期便開始打下了基礎。言下之意，柯林頓只不過是一個順勢而為的享福之輩。不僅如此，總統諮詢委員會還對柯林頓執政期間，在政府投資的IT研究領域所出現的輕「基礎」重「應用」，趨「短」棄「長」的嚴重偏差，展開了尖銳的批評。該委員會指出，政府投資在IT研究領域出現了洶湧的應用化大潮，這股潮流將把未來的美國置身於一種危險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柯林頓對此說法深以為然。年初以來，柯林頓除了繼續到處宣講「電子商務」、「數字政府」之外，政府投資的應用化潮流已經開始得到了扭轉。

　　事實上，從二戰期間直到80年代，長達40年的漫長歲月里，以IBM、AT＆T為代表的美國IT企業，在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無論從資金投入還是從所做出的貢獻來看，絲毫不遜色於歷屆美國政府曾經付出的努力。IBM公司在這方面的投入為其自身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收益。它保證了IBM數十年以來，始終在國際IT市場的大型機領域佔據領導者的地位。然而對於AT＆T和美國施樂等公司而言，它們在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的慷慨投入，卻更多地演變成了國際IT業界的公共財富。80～90年代，當Intel、AMD、微軟以及蘋果等公司迅速崛起之際，貝爾實驗室和施樂Xerox PARC中心在50～70年代所做出的有關晶體管、有關「所見即所得」等基礎性、前瞻性的IT研究成果，事實上分別演變成了這些後來居上的年輕公司們迅速發跡的墊腳石。

21世紀，美國的領導者地位岌岌可危？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厚積薄發的IT技術為美國經濟插上了夢幻般飛翔的翅膀。另一方面，柯林頓總統的「信息技術諮詢委員會」PITAC在最新的調查中，也驚異地發現，最近10年，美國的IT公司們紛紛大幅削減了其在長期基礎研究領域方面的投資，轉向短平快的能夠迅速帶來商業利益、所謂任務導向型市場項目的開發，這些短期項目的平均周期最長的不超過兩年，最短的大約僅為3個月。

　　PITAC認為，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在於IT產品、通信設備以及服務市場所出現的平民化浪潮。PC、信息電器等產品的大量湧現，加劇了IT公司之間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已經從80年代技術競爭佔據主導地位的階段轉向了包括價格、服務、包裝、營銷方式和技術在內的全面競爭，多數IT公司的低端產品利潤率下滑。全球前5大PC廠商中，竟有包括IBM在內的3家公司在PC營銷中出現了虧損。而贏利的Dell，以及蘋果等最近的成功完全依仗的是其獨特的營銷手段，甚至於特殊的外觀形象，技術在PC市場的競爭當中似乎已經不復重要。PC、信息電器等IT產品淪落為製造業，已經不再被稱作高科技。在有關價格和利潤率強大的競爭壓力之下，IT公司不得不調整其研究方向、取消其在長期前瞻性基礎研究領域方面的投入，縮短研究周期，以降低成本，緊緊跟隨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從而在競爭中保持優勢。90年代，全美的IT公司用於滿足市場需求短期產品的研發經費高達每年300億美元，佔據全部IT研究經費超過90％的比例，比80年代多出了兩倍。現在，即使在美國，也已經很少有IT公司願意為10年以後才會獲得的收成而投資了。

　　AT＆T的貝爾實驗室曾經專註於基礎研究,先後產生了3項獲諾貝爾獎的成果、8名諾貝爾獎獲得者。貝爾實驗室為國際IT業界所做出的貢獻，曾經為AT＆T贏來了極高的聲譽，但其因此而獲得的經濟收益卻微乎其微。AT＆T和施樂等公司實際上長期承擔了本該由美國政府承擔的投資和義務。這對於美國的社會而言，不啻為一件幸事，但對公司本身而言，卻被一些人看作得不償失、愚蠢的商業行為。近年來，在貝爾實驗室被劃歸朗訊公司以後，精明的朗訊人大幅縮減了其在長期基礎研究領域方面的投入，轉向短期項目，其研究成果的平均轉化周期從原來的10～13年,迅速縮短為2.5年。即使IT業的頭牌明星IBM，最近5年以來，迫於競爭的壓力，也相對增加了對短期應用型項目的研發投入。而PC工業的靈魂——Intel和微軟等公司更甚，其研究成果更新換代以及投入市場的周期最快的已經縮短到了半年甚至3個月。

　　不僅如此，PITAC還發現，即使由政府投資的IT研究項目，一方面總體投入嚴重不足，美國國家自然基金會1998年收到了1100封信和850個IT申請項目，但最終只能給75個項目投放資金。2級中心ASCI等的情形類似。為了取得入圍資格，研究者們不得不將大量的時間花費在寫信提出建議上，這對他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資源的浪費。PITAC認為，聯邦政府投放在IT技術研究方面的資金太少了。對此，最大的受害者並非這些研究人員，而是政府本身。它直接危及了美國在未來IT產業方面的創新能力和在21世紀信息經濟中的領導地位，這導致了當前對於IT技術庫存資源方面的掠奪性開發。另一方面，政府投資的IT研究項目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急功近利、轉嚮應用的趨勢。大量的政府投資沒有被運用到保持IT經濟的增長、戰略的制定、和美國社會重要的領域。50～80年代，美國政府在IT研究領域方面的投資絕大多數被用於基礎性、長期性、前瞻性、高風險性的IT項目，最著名的例如Internet的前身——阿帕網ARPAnet，以及高性能並行處理機、HPCC的研究計劃等。但是最近10年，應用型、短期的IT研究項目大量湧入。1995年，超過2/3的政府投資項目轉向了短期的應用項目，最近兩年，政府在短期應用項目方面的投資持續上升，甚至已經佔據了高達95％的額度。

　　即便如此，PITAC仍舊認為，美國政府不應因此而苛求私營化的IT公司，強行承擔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和戰略性的長期研究工作，除非這些公司出於自身市場需求，自願地進行投資。但是，PITAC大聲疾呼，當前，政府所投資的太多的錢被用於短期應用型、任務導向型的IT研究計劃，而長期基礎性的研究項目比率太低，其比率不足5％。這是以失去明日領導權作為代價所換來的短期的超速發展。這是對於明日的IT資源所進行的掠奪性開發。美國政府必須儘快扭轉出現在政府投資IT研究項目當中，洶湧的應用大潮。否則，美國將不得不在未來的10年內面對經濟增長的嚴重萎縮，新經濟增長的夢幻將因此而破滅。美國將在2010年以後失去其在國際IT領域領導者的地位。由此而使美國經濟所遭受的損失將遠遠大於政府理應支付的長期性IT項目的研究經費。

投資於未來

　　PITAC洞察到，一個單獨的IT公司越來越無力為那些不可能被它自己所收穫的長期項目進行投資。長期的基礎性研究項目，往往演變成了IT領域的公共資源。它們為IT產業創造了更多新的思想庫、知識庫和方法庫，並準備了充足的人才資源，它有助於催生新的公司，也為現有公司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智力資源的庫存，同時，它還為美國社會創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機會和更多的稅收，進一步提升了美國經濟的生產力、公民的生活質量，以及美國經濟在21世紀的競爭力。PITAC認為美國政府責無旁貸，應當全面地承擔在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具有高風險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的義務。PITAC認為，政府播種在IT長期研究領域的投資，其收成並不一定能在下一個10年當中獲得，但卻一定會在下一個40年當中獲得。

　　PITAC建議大幅追加美國政府在IT研究領域方面的總體投資。這些資金將被追加到軟體、高速網際網路、高性能並行計算機和IT作用於美國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影響等長期的研究課題。PITAC建議將25個國立研究機構中大約1000名科學家的研究經費從每年15萬提升到50萬美元。將另外50個機構中2000名科學家的研究經費從每年10萬提升到25萬美元。PITAC認為，應當以豐厚的研究經費吸引更多的、剛剛畢業的IT博士投身於學術環境,致力於長期基礎性領域的IT研究項目，從而避免所需要的技術人才被私營的IT公司奪走。PITAC預計在未來5年內吸引2500名博士，其中1000位博士將獲得每年25萬美元的經費，另外1500名博士將獲得每年10萬美元的經費。PITAC認為，只有大幅提升政府投資在長期高風險性IT研究項目方面的人均研究費用，才能夠重新奪回高校、國立實驗室和優秀的IT研究人才的注意力，促使他們重新投身於寂寞的「象牙塔」，致力於長期IT項目的研究。避免IT公司以高投入和高薪奪去寶貴的智力資源。

　　PITAC指出，1990年以來，在有關高性能並行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的研究計劃即HPCC計劃當中，許多研究項目為了快速投放於應用而囿於研製日期的限制，迫使研究人員不得不放棄了大量有價值的探索。70和80年代，計算機科學的研究者們被鼓勵去想像和現實富於戲劇性差異的未來，並且去探索未來。研究所給出了足夠的資源和時間使他們專註於這些難題。其結果是戲劇性地提高了我們的認知程度、機器人學、晶片設計、高性能計算機、機器視覺人工智慧和虛擬實體的研究。委員會希望看到這種精神重新煥發在今天的IT研究項目當中。

　　PITAC認為，政府應當估計到個別的研究項目有可能得出無用的研究結果，但政府仍舊應當鼓勵科學家的探險精神，並為他們提供充足的經費和寬鬆的環境，惟其如此，那些革命性、意想不到的發明才有可能從中產生；才有可能給這個產業帶來未曾預期的未來；給美國帶來意想不到的經濟奇蹟、更多的工作機會、社會與經濟的巨大利益；美國經濟的增長才有可能從中獲得持續不斷的燃料。它將保證美國在下一個千年獲得持續的繁榮與興旺。但PITAC亦強調，每一個研究項目都需要接受權威機構的測試，以確定其在未來若干年後能夠獲得現實的應用。

中國人的遠見

　　在中科院計算所，專事高性能機理論研究的唐志敏先生告訴記者，其科研經費大約為人均10萬元人民幣/年，已經比前些年提高了數倍，但仍遠遠低於從事短期市場產品開發的研究人員經費，由聯想所投資一些項目的研發費用最高的已經超出了100萬元人民幣/年。然而唐志敏仍舊更願意固守於「象牙塔」中，享受那份寂寞和自由。計算所的夏培肅院士指出，如果從事基礎理論研究人員的人均經費能夠提升到50萬元/年，便將極大地增強國家在IT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競爭力。

　　其實，最近若干年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有計劃地逐步提升國家在基礎科學方面的投入。1999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興建中關村高科技園區，並在高科技公司的融資、上市和人才等方面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優惠政策。8月，江澤民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再次強調，我國應珍惜高科技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江澤民總書記明確指出，國家對於中科院的定位是致力於前瞻性、基礎性和戰略性研究工作。1998年，中國政府在遭遇洪災、亞洲經濟危機等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仍舊對中科院增加投入了10億元人民幣。1999年，國家特別批准「知識創新工程」在中科院進行試點，為此進一步加大了對中科院基礎研究工作進行投資的力度。中科院高技術管理局的桂文庄局長指出，目前，中科院每年的事業費比往年提高了約一倍，達每年48億元人民幣。與聯想「分家」之後的計算所將和軟體所等一同被併入中科院下屬的北京信息技術發展基地。屆時計算所「象牙塔」中的基礎研究項目將有望從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等計劃中得到更多的投入。

作者：蔣勝藍

轉自：《計算機世界》（2000年1月3日）

一流企業做標準

二流企業做品牌

三流企業做產品

一個17-18W企業,和一個8-9萬員工的企業互噴,輿論肯定偏向華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