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為什麼要取消戒嚴？

01-13

是因為個人情懷還是外在的力量逼迫？

在國內, 有台灣人民要求真正民主跟自由的動作和呼聲不斷;

在國外, 則有媒體或政府, 不只美國媒體跟政府, 當中的"反華勢力"的批評跟壓力(這在當時台灣

也標榜民主自由的掌權者/權力集團是不便找理由明目張膽怒斥排拒的);

在國內跟國外的這種要求人民的民主跟自由的力量交相作用之下,

或再加上掌權且已年老的蔣經國個人有所醒悟(且他該多少願意抗拒共同享受單一權力的集團內反對);

而使得蔣經國在1987年取消了

於1949年頒布, 讓政府(當時的政府 = 國民黨)得以實施軍事管制,

並得限制人民行使憲法所明文保障的, 諸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 等等自由權利,

至1987年為止, 創歷史紀錄持續有效共達38年的戒嚴令。

蔣經國於1988年初逝世。

繼之於1991年, 在李登輝主政時, 也有因人民的力量, 而將1948年頒布, 於1960年代以至1972年再迭經增補, 凌駕於憲法之上, 賦予政府緊急處分權力, 本為臨時特別法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刪除。

台灣回歸憲政體制。

擁有權力的個人或集團, 特別是單一持續擁有盤根錯節的權力, 跟擁有伴隨權力衍生的利益

的個人或集團, 不會在沒有內部壓力且或加上外部壓力之下, 自行主動放棄有助於其

持續掌握權力跟利益的東西的。

長達38年的時期實施戒嚴, 是台灣人民的不幸。

而當時的掌權者會取消戒嚴, 是內外力量爭取得來的,

是掌權者被迫將原本該屬於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 還給人民。

國家是人民的。

把我專欄裡面的文章搬過來了，回答這個問題。

1949年兵敗之後，國民政府遷台，一時間兵荒馬亂，蔣公為了收拾殘局，不得不痛定思痛，下決心治理台灣。他的思路是政治上保守嚴酷，宣布台灣進入軍事戒嚴狀態，公布動員戡亂法，經過長期戰亂，廣大民眾人心思定，經過改造國民黨黨風政風確有改觀。所以除了一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人能夠容忍這一階段國民黨的統治。而在另外一個方面，在經濟上放開，大力發展民間經濟。一方面加強對國民黨，軍隊，政府，社會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在經濟上完全放開，不再搞大陸時期的官僚資本經濟，從而造就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政治上，一直處于軍事戒嚴狀態，經濟上卻日進千里。

經濟上的富裕，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後果，就是人才的高素質化。與現在大陸實行的「經濟改革」不一樣，台灣在蔣公去世之前執行的經濟政策，是徹底的自由經濟。

經濟上的自由經濟，不可能不動搖社會的專制體制。自由經濟的產生和運轉，必須做到資金的自由流通，產品的自由流通和人才的自由流通。這最後一項，使得台灣人的素質得到了提高，相當多的台灣人的教育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很大比例的人留學英美，這些人回到台灣以後，成為社會的主流，在這些人的大腦深處，民主和自由，既是自己得以留學海外的基礎，同時也是自己追求的目標，他們是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中堅力量，只是時間不到，暫時還沒有發揮作用而已。關於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古典民主理論學者都認為民主政治多半產生於中產階級人數眾多的地區。所以中產階級的養成也是台灣民主化的溫床。

蔣公將自己失敗的教訓分析為對政黨的控制不夠，認為國民黨已經腐敗透頂，所以才丟失了大陸。到了台灣以後，想仿效孫中山，重新組黨。他也是這麼做的，在遷台不久，就重新要求國民黨黨員登記，大規模的清理黨內的腐敗分子。有人認為，這次組黨，主要是在政治上重新淘汰那些意志力不堅定的人，但是清黨的結果，卻是讓國民黨煥然一新，在以黨代政的台灣，黨的梳理和凈化，實際上是對政府架構的凈化，自那以後，國民黨一黨專政，卻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腐敗，實際上也為民主化提供了一個保證。台灣前「參謀總長」郝柏村某次出席國民黨主辦的紀念蔣經國百年誕辰座談會時，提到蔣經國時期，「高級幹部、將領，每個人住的房子、生活如何，每個人做什麼事情，都清清楚楚。」在上世紀70年代進入「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服務的前台灣大學校長、「國防部長」孫震告訴記者，蔣經國時代的台灣高層官員，雖得到當局很好的照顧，但幾乎沒有私產。

反過來，沒有大陸的慘痛失敗，蔣公也不會像這樣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狀態重新整肅國民黨，其決心之大，行動力之堅決，是以前沒有過的，為此，蔣公將之前的心腹大將陳立夫，陳果夫兄弟，白崇禧，何應欽，孫科，朱家驊等一概排除在清黨之外，基本打入冷宮，雖然用於統一思想的武器沒什麼新鮮的，就是三民主義，反攻大陸之內的老話，但是對忠誠廉潔的要求，使得清黨之後的國民黨，吸收了大量青年骨幹和優質人才，從而保證了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專政時期，雖然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從總體上說，保障了清正廉潔，為政府高效運作提供了保證。

當然，作為獨裁者的蔣中正，本身並沒有意識到他需要開啟一個民主時代，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古代君主和曾國藩式儒家家長的混合體。在他看來，國家的形式，他覺得應該是和大陸時期的黨國一體，開明專制的模式一模一樣的，所以，他加強了在台灣的情報，憲兵系統，並且為人自己的兒子蔣經國來管理，這當然是為了看緊自己權力的需要。

既然民主的希望不再蔣中正身上，那麼是不是就註定要在蔣經國身上呢？不是這樣的，即使到蔣中正去世，以當時台灣的形式來看，還沒出現一點民主化的跡象。除了蔣經國本人，還有大量來自大陸的國民黨元老統治台灣，這些人年事已高，但是權力卻牢牢把握著，他們從本質上都是如同蔣中正一樣，推崇開明專制，推崇家長治國，民主的希望也不可能在他們身上。

民主當然不會從政權內部自發產生，一般來說，民主要求是來自民間和外部的，但是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權力內部一定要有內應，不然總是功虧一簣。

台灣新的一代，以連戰，錢復，陳履安等位代表，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他們都在歐美得到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民主之風的洗滌，回到台灣，由於他們本身就是台灣政要之後，連戰是老內政部長連鎮東之子，錢復乃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之後，陳履安更是台灣王陳誠公子，本身從政條件得天獨厚，蔣家王朝對他們更是信任有加，陸續執掌重要崗位，這些人本身對民主根本不排斥，只是時機不到，他們的能量還沒有發揮出來，而其權力出自蔣氏家族，暫時他們不會主動出來民主化，但是一旦真的民主化，他們必定不是反對者，這當然是一個積極因素。

如前所述，民主和自由，是政權所痛恨的東西，民眾自己不爭取，它不會會從天上掉下來，當社會的精英階層經過長時間的孵化之後，他們必然要在歷史上發揮作用，從民間來說，不斷增加的財富和知識，他們會自然而然的產生民主要求，這都是不可阻擋的，從統治階層來說，僵化的思維逐漸過去，統治階層也有變化，隨著蔣中正這種政治超強人的逝世，台灣社會逐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突然的，依照前面的敘述，這在國民政府還在大陸的時候就有了醞釀，人數不斷增加的律師，知識分子，教師，社會公職，白領，這些所謂的黨外勢力的力量在一天一天的曾加，他們的呼聲被「動員戡亂」的軍事戒嚴法令所壓抑，但是一旦社會穩定，壓力變小，這種情緒就會爆發。

就在這些島內民眾力量爆發之前，一個重要的原因不能忽視，就是美國的影響力。

美國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對這個國家而言，他最感興趣的事情，莫過於看見世界各國民主化，或者說西方化，如同一個有良藥治癒傷痛的人，不顧一切的向周圍的人兜售良藥，可惜的是世界很多國家，不識貨的人還不在少數，病入膏肓而不自知，對送葯的行為，如同揭開了自己的傷疤而惱羞成怒，本來有病非不治，最後病痛而死。

對美國來說，支持蔣，不支持蔣，主要看蔣是不是支持美國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當年蔣抗日，美國自然支持蔣，對於美國支持國共談判，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希望中國走向美國化，施行多黨執政，一旦發現蔣公獨裁，立刻支持李宗仁，逼迫蔣中正下野。後來蔣公敗退台灣，美國開始和共產黨接觸，希望能改變中共，但是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一邊倒支持蘇聯，美國開始轉而支持蔣，其實美國曆來並不是很喜歡蔣公，只是倚重他來遏制紅色共產主義而已，在美國看來，如果蔣公不將台灣民主化，美國人隨時就要拋棄蔣。做一個大膽的預測，但是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如果提出一些民主政策，台灣將不戰而降。

蔣公對美國也是一直保持距離，後來隨著美國接受大陸，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蔣公才對美國徹底失望，鬱鬱而終。但是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依然存在，眾所周知，沒有美國的保護，台灣支持不到今天，換而言之，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對台灣有致命的影響力。

可惜的是，美國人並不喜歡台灣領導人的獨裁作風。早在蔣公在世的時候，美國就多次敦促蔣公民主改革，但是蔣中正置若罔聞，但是蔣經國卻不以為然，有一次蔣經國以國防部長的身份出訪美國，受到美國冷遇，甚至遭到刺殺，但是當記者問他感受的時候，他什麼也沒說，只是對美國的社會體制和民主自由大加讚賞，讓台灣政權目瞪口呆。當時蔣公也鬧不清蔣經國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算蔣經國不是真的喜歡美國的民主生活方式，至少他並不反感，並且就算是他討好美國，也從側面說明，蔣經國知道需要討好美國，也知道如何討好美國，這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國雖然支持台灣免遭大陸的武力進攻，但是他真正的興趣還是敦促台灣建立民主政權，里根總統在1985年8月簽署的外交授權法案里，也專門記載有："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是美國繼續台灣關係法所規定道義上及法律上義務的支柱......根據台灣關係法的精神，美國在此勸告台灣當局，期望台灣向此目標奮力前進"等語句。還有就是美國國會五名議員組成台灣民主化促進委員會，要求台灣當局解除實行黨禁、報禁的戒嚴令，並警告：如果國民黨政權不實施民主化，將給台灣帶來更激烈的解決辦法。老實說，美國人還真的動了真格了，不是說著玩的，尤其是在江南刺殺案以後更是如此，這是後話。

由於台灣社會精英基本留學在美國，所以美國的影響力無論從外交等政府層面，到從民間的潛移默化，都對台灣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果說日本的佔領使得台獨有了心理土壤，而台灣近代民主的心理土壤就是美國。

如前所述，有了台灣百年來不受大陸戰亂干擾的社會經濟發展，再到從大陸湧來的數十萬社會精英，再到社會經歷高度發展下來以後的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加上美國一直不斷的施加影響力，再到國民黨內部的改革和高層黨員的演變，這都為台灣民主化提供了推力，但是還差一個男主角，就是蔣經國先生的最後一推，雖然蔣經國先生的個人不是本質原因，但是沒有蔣經國本人的努力，台灣民主化雖然還要必然的發生，但是畢竟蔣經國先生使得這個現實變得提前到來。

1924年，國民黨確定「聯俄聯共」的路線，次年，蘇聯成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專收中國學生。年方15歲的蔣經國以青年人的理想和熱忱，說服了父親蔣介石以及國民黨元老，讓他去莫斯科學習。他漫長赴蘇路上的同行者之一，是後來在中共黨內大名鼎鼎的王明。在大學，蔣經國的蘇聯名字是尼古拉。

直到1937年帶著妻兒回到故鄉前，尼古拉同志用人生中關鍵的青春期，全方位地體驗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社會，斯大林的大清洗不能不對他產生相當大的震撼，他的很多俄國朋友死於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以後對台灣地區的許多不同政見者沒有趕盡殺絕，都有淵源。17歲的他曾經公開發表聲明，不再認血腥「清黨」的蔣介石為父，不過這當然是年少書生意氣用事。

隨著返國，蔣經國離開了共產主義陣營。然而，蘇聯經驗的影響卻無處不在。抗戰期間，蔣經國在贛南開啟了他的社會實驗。他成立青年幹部培訓班，並要求這些幹部應該以工農為主。他興辦青年工廠，效法蘇聯進行工業化，發展公用事業，對一些民生用品實行配給制，還進行思想教育，約束公務人員。美國駐華官員一致認為，蔣經國主政的贛南，彷彿「在中國打造出烏托邦」。這個烏托邦情結，讓蔣經國掌握權力之後的施政，相當重視保護社會經濟上的弱勢群體。日後，蔣經國開啟台灣建設高潮，親歷親為許多台灣建設，照顧來台老兵，都是這段俄國時間的影響。

他個人相當的親民，他勤儉理念，也毫不猶豫用在自己妻子身上，他的妻子蔣方良從此戒掉高爾夫球。台北市區里早年有一個高爾夫球場，平常是高官、富商打球的地方，蔣出任「行政院長」後，要求把這個球場改成公園。

台灣的危機時代，在蔣經國勤政、親民的治理理念之下，成為台灣人的黃金時代。即便是「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也公開承認蔣經國在這幾任「總統」當中，是最能幹的一位，說他善於用人，掌握時機，讓台灣經濟起飛，他的個人和政府都很清廉。馬英九第一次走近蔣經國的卧室，驚訝於那裡就像老榮民（跟隨蔣介石從大陸去台的國民黨士兵）家。他與士兵拼酒、與少數民族一起嚼起檳榔，每年下鄉近200天；他不結交商人，只有民間友人，在他們眼裡，「經國先生就像隔壁的歐吉桑（老伯），沒有大官的架子和官僚氣息」，他經常說：「我也是台灣人哪」，而這一切都是天然的，並非弄虛作假。

我個人評價蔣經國先生，認為他是一個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俄國民粹主義和開明專制的混合體，就自身而言，蔣經國先生不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天然擁護者，但是他在晚年，已經被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者包圍，使得他也不得不受到民主思想的洗禮，對比蔣中正，蔣經國先生畢竟不再需要親手沾滿鮮血，不得不實行法西斯統治，他作為強人的第二代，具備了很多改革者的背景和條件。

所謂改革者，他得有兩個條件，第一他是個從內心深處覺得需要轉變的人，第二，他擁有絕對的權力使得改革不受干擾。而蔣經國兩者都具備。

從內心來講，我們無從得知蔣經國先生的具體心路歷程，但是無論在美國的訪問出自何種心態，他本人對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富裕，沒有反感，這就是關鍵的一部。另外，由於他在俄國的種種苦難經歷，使得蔣經國先生對民間疾苦已經有相當的認識，更別說他就任台灣行政首長以來，長期的和台灣底層社會打交道，深知民間苦難，他並不對民眾有很深的戒心和對立情緒，這是第二步。另外，由於國民黨的開明派，或者說親美派的存在，比如李煥，錢復，馬英九等人的存在，親英美的他們都敏銳的感覺到如果不改變政策，必然失去美國的支持，必然遊說蔣經國，也使得蔣經國的個人不得不發生變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歷史事件都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從必然到偶然，使得看上去偶然的三次事件，確成為台灣民主化的直接起源。

第一是「中礪事件」，「中壢事件」發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國民黨故伎重演，在選舉中不擇手段擠垮黨外候選人。

當時蔣經國已經順應民意，開放了國會議員的選舉，允許台灣籍人士和黨外人士參加，桃園縣縣長選舉的候選人有二人：一位是國民黨籍候選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官員歐憲瑜，一位是黨外活躍分子許信良。雙方勢不兩立，劍拔弩張。選情對國民黨一方不利。道理很簡單，與國民黨當局對著干已成為當時台灣不少民眾的愛好，當局說好的民眾偏不說好，對國民黨的仇視當然轉移到國民黨籍候選人身上。國民黨籍候選人想贏，民眾偏要讓你輸。

在一個星期六的選民投票日，由於選民的選票被國民黨選舉團體塗改，引起群眾強烈不滿，長久被壓抑的憤怒情緒一經發作，就難以收拾和控制，於警察發生大規模衝突，事件平息後，蔣經國數次發出指示，在以後提名候選人時，要注意考察學歷高，讓劣跡少、名聲好的黨員出場，同時注意修正競選方式，以增加取勝的根本條件和改善國民黨的參選形象。為完成這一轉變，蔣經國同意「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委員」李煥辭職。

之所以這次事件，蔣經國沒有讓軍警進行大逮捕和大鎮壓，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從一個小的角度來說，由於他也意識到社會不同往日，在大陸時期，佔據國民絕大多數的是貧苦百姓，政府鎮壓的時候，負罪感相當小，如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你再打砍大殺，怎麼說都不是那麼容易了。

第二是美麗島事件。《美麗島》雜誌是一本在台北創刊的嚴厲批評時政的政論雜誌，在當時頗具政治影響的政論性刊物。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以紀念「世界人權日」為由，在高雄組織2萬多人集會，並在晚上舉行遊行，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國民黨當局則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並與遊行民眾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造成近200人受傷，釀成「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之後，台灣當局開始大規模收捕事件參與者，聚集在《美麗島》雜誌周圍的黨外運動核心人物幾乎被一網打盡。《美麗島》雜誌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機構被查封。1980年，經過「軍法審判」，以「為中共統戰」和「台獨叛亂」罪名，大多數被捕人員被判刑入獄。

但是，本來美麗島的編輯們都是判處死刑的，由於台灣民間律師團的存在，這些人都沒有死，他們都只判處了有期徒刑，並且他們和他們的辯護律師們成為了日後第一大反對黨民進黨的骨幹，比如呂秀蓮，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都是。試想當時如果蔣經國下令一律處死，日後那裡有民進黨？

最後是「江南案」。

江南，是作家劉宜良的筆名，他在美國寫了一本書叫《蔣經國傳》，當時蔣經國還在世，裡面涉及大量的一些不讓國民黨愉快的機密，而與此同時，書上市沒多久，劉宜良就被人在舊金山刺殺。由於死因不明，許多人就猜測此人是因為得罪了蔣經國，固蔣經國派人刺殺了他。

其實，蔣經國根本沒有必要，試問，書都已經發行了，再殺作者還有什麼用？這不此地無銀三百兩嗎？其實劉宜良此人本身是台灣的情報人員，由於到了美國以後，思想上和台灣的情報系統越來越遠，正好大陸情報系統想利用他，打算策反他，在舊金山接頭，結果被台灣情報系統滅口。由於事關情報系統，兩岸都不便公開，於是有人就猜測是因言獲罪。此事震動相當大，由於兇案是在美國國內發生，劉宜良是美國公民，美國要求公開審理此案，而蔣經國堅持將台灣情報人員帶回台灣審理，於是得罪了美國，美台關係一落千丈。美國一再譴責台灣實行獨裁統治，抨擊國民政府，使得台灣政府元氣大傷。再無底氣維持原來的霸氣。

這三件事情開啟了台灣民主化的源頭。但是事情是複雜的，並不是說這三件事是直接起因，但是偶然中也有必然，在經過多次的思考後，蔣經國和他的國民政府，終於發現，再維持原來的統治，必然失去民心，失去國際社會的有限承認，於是歷史的變革開始了。

時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宋楚瑜透露，台灣方面曾邀請葛蘭姆女士（當時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訪問台灣，但蔣經國覺得當時華盛頓郵報及其副刊新聞周刊Newsweek的報道對台灣不友善，而不願見她。

「我說你把一些重要的政策向她說明，也許會有好的效果。」在宋楚瑜勸說蔣經國還是要接見，於是，蔣經國與葛蘭姆會面，表示「我們會在制訂『國家安全法』之後，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在場擔任口譯的馬英九，「覺得有如電流竄過身體……我們今天在改寫歷史」。

同年底，「中央民代」選舉，新成立的民進黨得票率都超過20%，這是台灣地區第一次正式的兩黨競爭選舉。

時勢造英雄，他是被迫解除戒嚴的，因為當時美國快要放棄台灣當局了。當初不情不願的開放到了今天反而變成他對華人最大的貢獻。

《我們台灣這些年》中在寫1986年時有這麼一段：

當時黨禁還沒開放，也就是說法律上根本不允許組黨，所以民進黨的成立不僅使社會為之震撼，也引發了高度的政治緊張。當局到底要鎮壓還是順勢改革？這引起各方高度矚目。據說民主進步黨一成立，當局情報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後來，蔣經國在「雙十節」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國民黨要人則紛紛質疑：「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說：「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1987年還發生了：台灣宣布反攻大陸無望、開放大陸探親。

1988年，蔣經國去世。同年解除報禁和髮禁。

個人認為這是國家領導人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對形勢的準確把握的結果。

經國先生說過：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事實上，中華民國歷經軍政，訓政之後，於民國三十七年準備行憲，但因內戰失利，政府遷至台灣，先總統藉由戡亂臨時條例規避憲法，進而阻止行憲。經國先生解嚴的做法完全是還政於民，實現總理遺願

排名第一的答案真是洗的令人髮指。權利真的回歸人民了嗎？真是小看了蔣經國，也小看了國民黨，只高看了人民自己。

戒嚴法第十條:「第八條、第九條之判決，均得依解嚴之翌日起，依法上訴。」

但是之後又整個國家安全法，其中第九條:「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於解嚴後依左列規定處理：

一、軍事審判程序尚未終結者，偵查中案件移送該管檢察官偵查，審判中案件移送該管法院審判。

二、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

三、刑事裁判尚未執行或在執行中者，移送該管檢察官指揮執行。」就這樣，上訴的權利實際上就被剝奪了。

此外還有別的活性很大的法令，比如妨害秩序，包括「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一）煽惑他人犯罪。（二）煽惑他人違背法令或抗拒合法之命令，是為煽惑罪」。

此外還有「違警」這種法令。這個可是個萬能法令，要到所謂的民國80年，即西元1991年才廢止。在此以前，怎麼算違警，解釋權全在情治部門。比如當年有的書店賣李敖的書，就要把老闆弄到局子里做筆錄，處罰，理由就是「陳列販售行政院新聞局查處之蔣介石研究等書刊為警當場查獲」。但是其執法依據是行政院新聞局銘版四字第一三六四五號密函，也就是一道密令。

解嚴是因為這個「嚴」已經不需要繼續「戒」下去了。反攻已經沒有機會了，二中也沒有意義了，當時對國民黨而言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完成本土化，因為這本身是一個外來政權。

台灣島本身的地理特殊性以及國民黨高度嚴密的黨國體制執政三十多年的必然結果

如果仔細比較陸台兩地的黨國的體制還是有明顯不同的，可以概括說成是硬威權和硬集權（用的不是極權，極權具有鮮明的領袖崇拜特徵，如斯大林時代、毛時代、蔣中正時代），tg是明顯的具有中國傳統色彩的中央集權的政府，而蔣中正的國民黨具有明顯的威權特徵，建國前新華日報可是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上把蔣往法西斯那條路上批的，我在這一句一句罵tg也沒見他來約我喝茶，但當年解嚴前，在台灣偷看左一點的書籍可是要被扔進監獄裡去的

當然這種地沒辦法洗，北伐後蔣清黨，將共產黨員趕出去這無可厚非同時也奪了國民黨內部左派的權，後來抗戰後殺了一些民主黨派人士，這不叫法西斯才有鬼呢

80年代中期，美帝和土共玩得火熱。蘇聯人還在阿富汗泥潭裡面掙扎。台灣絕望之中收到了美帝一句話:「你不戒嚴、開黨禁我就和你說話！」。於是乎尼古拉信了……。

縱觀今日台灣與國民黨，蔣經國最大的敗筆就是解除戒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