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斯大林到普京——如何評價俄羅斯的個人崇拜和領袖獨裁?


縱觀俄羅斯近現代政治史,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既政治強人大權獨攬。從當年的沙皇,到後來的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袖,再到當代俄羅斯聯邦的葉利欽、普京,俄羅斯的政治權力,多數時候都集中於一人之手。

這其實是有點不正常的。沙俄時代倒還可以理解,畢竟當時正處於近代向現代轉型期,不光是俄羅斯,就是其他發達國家,也有許多保留著皇帝掌權的舊時代殘餘。但從蘇共時期開始,人類政治文明基本完成了從農耕時代向工業時代的轉型,政治強人陸續退出舞台,俄羅斯卻依然不斷湧現政治強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當然,形式上,俄羅斯也接受了一些現代民主理念。比如在沙俄末期,俄羅斯便建立了議會制度(杜馬),蘇聯時代,雖然蘇共一黨專政,但在內部,也確立了政治局集權領導的原則;至於現代的俄羅斯聯邦時代,更是在形式上建立了西式的三權分立。

不過這並不能改變俄羅斯強人政治的本質。沙俄時代自不必說,杜馬的影響力,被君權強力壓制。至於蘇共時代,蘇共中央總書記(第一書記)基本把握了全部大權,其他政治局常委大部分時候不過是其附庸;及至現代,雖然形式上三權分立,但總統的權力,卻凌駕於政府、法院與杜馬之上,被形容為「超級總統制」。

這種格局,與世界主流完全不符。當代世界,崇尚分權制衡的西方國家自不必說,哪怕是作為經典中央集權國家的中國,雖然早期也出現過一言堂的情況,但隨著時勢演變,也已經逐漸擺脫了強人政治格局,而逐漸轉變為集體領導制,總書記雖然是執政黨領袖,但並不具備一言堂式的絕對強權。這與普京一人之下,其他權力皆受其鉗制有著本質差異。

而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俄羅斯的這種一人政治架構,還不能稱之為不合理:縱觀俄羅斯百年歷史,但凡一人掌權,基本上都是俄羅斯國家穩定,實力上升或強盛時期。而相反,當俄羅斯出現權力分解時,則大多會陷入混亂和動蕩。從這個角度來說,政治強人,似乎是俄羅斯的一種政治宿命。

為什麼俄羅斯會這樣?雲石君覺得,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地緣結構的複雜性。在之前的《地緣政治:俄羅斯為什麼離不開強權政治?》雲石君曾經說過,俄羅斯疆域太過遼闊,地緣結構十分複雜,而作為主體核心板塊的東歐平原,區位上處於國土最西端,與廣袤亞洲領土的地緣關係相對疏離——這嚴重影響了其對亞洲板塊的控制力。只不過,由於俄羅斯亞洲領土自然環境過於苦寒,無法大規模開發,以至於無法形成強有力的本土勢力,這才使得東歐本部獲得了足夠的相對優勢,抵消掉地緣關係上的天然不足,這才得以將亞洲部分收入囊中。

只不過,這種地緣結構,終究是有缺陷的。加上作為俄羅斯本部的東歐平原,本身也不是什麼第一流的地緣板塊,卻要依託其輻射面積高達一兩千萬平方公里的邊緣領土——這明顯有些力不從心。這也就是說,俄羅斯這個國家,依然缺乏足夠的穩定地緣結構支撐,是一種相對而非絕對的存在。

這和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的主體板塊——東亞大陸中東部,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可開發程度較高,其地緣實力本身就強於俄羅斯的本部——東歐平原。至於地緣區位,中國核心本部的區位也相對更加合理,能夠較好的將自己的影響力輻射到國家的大部分地區。

當然,中國也存在一些本部地緣影響力較難輻射到的邊遠地區——比如西藏和新疆。但和俄羅斯相比,中國的這種邊遠地區的體量較小,二來中國的領土本身也沒有俄羅斯遼闊(領土面積和東西跨幅大約只相當於俄羅斯的一半),這決定了,邊遠地區對中國政治結構的影響較小。總的來說,中國的國家版圖的形成,是與地緣結構的基本規律相符合的。而中國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也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一種水到渠成式的正向設計(內部地緣結構相對緊密,本部實力強大且區位較近正中,本部對邊緣有足夠的天然吸引力,所以權力結構也自然而然的有利於集中)。

而俄羅斯則不同。前面雲石君已經說了,俄羅斯的地緣結構本身,不太符合中央集權的條件,只不過是由於邊緣地區在自身實力方面實在過於孱弱,使得本部獲得了一定的相對優勢。這也就是說,俄羅斯的國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違反地緣結構規律的,是靠後天強力的霸王硬上弓。

所以,俄羅斯的中央集權,與中國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同,它是要用這種政治上中央集權,來彌補地緣結構的不足,是一種逆向設計。既然要彌補地緣結構的先天撕裂,就要求俄羅斯在權力的集中方面,比中國更進一步。鑒於中國在最頂層權力設計方面,已經採用了小範圍的集體領導制;俄羅斯還想比中國更進一步,那就只有一人說了算的強人政治、甚至於領袖獨裁了。

這是從地緣結構層面來說的。而更具體一點,我們還可以從經濟、文化方面探尋原因。

經濟上,俄羅斯有兩個很明顯的特點:首先,內部經濟整合度較低。俄羅斯的版過大,且彼此間地緣關係也較為疏離,這意味著,各板塊之間,缺乏有效的經濟整合。

這跟中國不一樣。中國除了西藏、南疆等少數地區外,絕大部分地區,地緣上的關係比較緊密。而且,中國的可開發領土面積和開發潛力也高於俄羅斯,這使得中國更容易將國家大部分在經濟上有機整合為一體。

而俄羅斯不一樣,像俄羅斯的亞洲領土,與本部不僅地緣距離上更遠,而且自然環境惡劣,很難與本部之間建立高緊密型的地緣通道(迄今為止,主要地緣通道依然只有西伯利亞鐵路一條),這使得俄羅斯東歐本部與亞洲領土之間的經濟交流受到嚴重限制。

至於東歐的傳統勢力範圍(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前蘇聯歐洲加盟共和國),雖然對這裡,俄羅斯本部具備足夠的能力與其連接。可它又必須與西方那些經濟水平更高、體量更大的歐洲文明競爭,所以即便將其納入領土,也很難將其徹底消化吸收,一及自身衰落,這些作為俄歐交流橋頭堡,與西方有極大經濟關聯的地區,就會搶先脫離而去。

區域經濟整合度的不足,使得俄羅斯的統一,缺乏有效的經濟基礎支撐。這種情況下,要想維持國家統一,就只能在政治層面繼續加碼——既集權度進一步提高。

這是從區域角度來分析。而從產業角度分析。俄羅斯是典型的資源立國。礦產資源,以及高度依賴礦產資源的重工業,是俄羅斯的經濟支持。至於輕工業,以及軍工以外的高科技等新興產業,在俄羅斯經濟中的地位無關緊要。

這種情況下,只要掌控了礦產資源,尤其是能源產業,就掌握了俄羅斯的經濟命脈,以及國民財富的分配權——當大部分國民的財富來源,並非源自自身的日常勞動創造,而是資源開發的獲利時,那作為資源掌控者,也就能夠獲得極大的權力。

當然,俄羅斯的資源分布極為零散,所以如果各項資源,被不同的人掌控,那既然無法形成一人獨大的政治格局。

但俄羅斯的地緣環境,又為一人獨大提供了便利——俄羅斯的資源主要分布在亞洲領土,這裡氣候過於苦寒,人煙稀少,所以天然不具備形成強勢本土勢力的條件;而且,由於北亞資源產地大多不具備本土工業開發的條件,所以所採集的資源,必須要運出去才能產生效益;再加上北亞不具備基本的自給自足能力,所需生活生產物資都嚴重依賴於外部輸入,所以這就又使得各資源產區對唯一有能力主持大規模交通運輸的中央,產生高度依賴。

這種高度依賴性,不僅為中央集權提供了很好的支撐,而且,鑒於這種經濟模式對穩定的極端追求(一旦社會陷入混亂,那不僅資源運不出去,國家沒錢花,連資源產區工人的基本生活都會出現問題),又為強人的出現創造了良好條件——既然連哪怕很小的政治動蕩都難以承受,那還是讓強人長期執政,指定繼承者這一套來的穩定。

第三,則是國家人文同一性的缺失。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多種族國家,蘇聯解體前,俄羅斯族人口僅佔蘇聯總人口的51%(70年代末人口普查數據),解體後的今天,俄羅斯族的人口也只有八成。而且,由於歷史原因,俄羅斯的人口分布,並不像美國那樣各族混居在一起,大量的非俄羅斯族人口,在亞洲、高加索等邊緣領土聚族而居,自成一體。

這種各自為政的民族分布結構,再加上俄羅斯地緣結構的鬆散型,導致俄羅斯這個國家的文化構十分複雜,斯拉夫文化在許多地方並未佔據主體地位。甚至,由於地域太過遼闊,各板塊獨立性太強,所以即便是在俄羅斯族內部,要維繫文化和國家認同的高度同一性,也不是那麼容易。

心理認同同一性的缺失,只有靠政治強制力來彌補。通過塑造政治強人,最大程度的消弭中央權力內部的分歧,維護中央的權威;同時,也可以利用對強人的個人崇拜,增加國人的心理同一性,和對國家的認同感。

最後,則是外部壓力倒逼。通常來說,中央集權之所以能形成,除了內因外,外部壓力也是重要因素。只有來自外部的壓力足夠強大時,內部各派系才有調和自身分歧,齊心對外的動力。

這一點,在中國的中央集權歷史上有充分展現。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最經典的中央集權國家,很大一個外因就是,農耕時代,中國農耕區必須應對來自塞外游牧勢力的巨大軍事威脅,以至於必須通過中央集權,最大限度的整合內部資源以應對。

到了近現代,雖然游牧武裝的威脅消失,但是來自先發工業國的威脅更加恐怖。這個階段,外部勢力不僅在武力上,就連在文明程度上都已超過華夏文明,所以中國第一次有了亡國滅種的威脅(古代游牧武裝,只能在政治上消滅中原漢族政權,但卻無力剷除華夏文明)。因此,這個階段,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不僅沒有被弱化,反而不斷強化,並上升到強人大權獨攬的程度,政治領袖在某些方面(尤其是精神領域)的權威,甚至超越了古代的皇帝。

直到改革開放後,一方面國際環境改善,外部威脅降低;另一方面中國國力快速增長,重回世界主流大國行業,這種情況下,外部壓力有所減輕,強人政治也慢慢消散,轉為集權程度較輕的集體領導。

而俄羅斯,也跟中國一樣,面臨著強大的外部威脅。蘇聯早期自不必說。就是二戰後,蘇聯成為超級大國,但依然面臨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強勢打壓,始終處於弱勢一方。冷戰結束後,雖然來自外部的直接壓力有所降低(美蘇正面對抗結束、中俄和解),但自身國力衰落的更快,這意味著俄羅斯依然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威脅。

這種持續的整體受壓,使得俄羅斯依然有強人政治的必要,對內壓制分歧,維持穩定;對外則集中資源,強勢應對。而且,由於俄羅斯國運的衰頹,俄羅斯國民的國家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都急劇滑落。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有必要打造一個強勢總統,通過煽動對國家領袖的個人崇拜,來間接增強人們對國家的信心和愛戴之情——所謂的硬漢普京,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總而言之,強人政治作為中央集權的最高形式,其之出現,與國家的先天、後天形勢有著極大的關聯。俄羅斯地緣結構的先天不足,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內部經濟、文化差異,使得政治在維護國家統一中的作用更加凸顯;再加上俄羅斯的外部環境十分惡劣,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只能劍走偏鋒,採用比經典中央集權大國——中國程度更高的強人獨裁方式,通過最高程度的政治強力,來維護國家的穩定。

說完了俄羅斯的政體成因,從下一節開始,我們來講一講俄羅斯的國運興衰。看看這個赫赫有名的世界大國,在近現代的浮沉,背後有何規律性的原因。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115章——俄羅斯系列之第5節。對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感興趣的朋友,可關注閱微信公眾號:yunshi911(長按可複製),收看全部雲石地緣政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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