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江西的進士閣老數量位居全國前列，為什麼萬曆時期有浙黨，楚黨和齊黨，卻沒有贛黨或者江西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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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江西也是繁榮富庶的魚米之鄉，科舉大省，秀才舉人進士閣老都是一大把，幾乎和浙江不相上下，為什麼萬曆朝會出現浙黨，齊黨楚黨，而沒有江西黨贛黨呢？連胡廣山東都出現了以省為名的黨派，他們的經濟，政治，人口都未必比的上江西，而江西卻沒有出現相應的黨派呢？

江西的繁榮期在宋明時期，巔峰期在洪武、永樂年間。到明朝中後期，人才產出不絕，但已經不敵太湖流域。

現在看看明代江西進士的輝煌記錄。

【建文二年，江西包攬進士榜前四名，四年之後，即永樂二年，江西囊括進士榜前七名，明朝前中期的殿試中，江西在前十名中經常佔據著絕大多數，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乙集稱: 「國初館閣，莫盛於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 朝士半江西"之語」。】

錢謙益的評價，重點針對「國初」，注意，是「國初」啊！

上面這張圖【1】完美體現了明清不同時期江西進士數在全國的佔比，高峰在明初，而後逐步下降，入清之際跌入低谷（不願仕清），此後緩慢回升。

私以為有以下幾點原因（用手機強答，數據不能給出，但可以去看經濟史方面的論文，大體不會差遠，歡迎再補充）

一：江西的崛起，源於安史之亂、建炎南渡等兩次大移民潮，江右地區為漢人南遷的要道。但容易被忽略的是，五代十國時期南方擺脫了向北方輸送糧食的義務，戰亂也不及北方頻繁。其中江西相對穩定，興修水利，開墾農田，生齒日繁。北宋南宋之際進入人才產出的高峰期，並在朝中形成團體，王安石家族、曾鞏家族都是科舉世家，家族中多人入朝為官。到了南宋時，白鹿洞書院的影響力舉國無出其右，成為重要的學術中心，朱熹和陸九淵都曾在此講學。元末陳友諒在江西稱帝，一時風流。這背後定有雄厚的物質基礎。所以，不是明中後期江西太弱，而是之前太強。

二：明初，天下始定，全國多地人口凋敝、土地荒蕪。洪武年間及之後數年，人為規劃的大移民潮，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口分布。山西、江西、蘇州成為重要的人口輸出地。江西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相對佔比有所下降，但仍為稠密之處。蘇松一帶雖然人口稠密，但明初被極重的田賦壓制。作為明初人口輸入地的湖廣地區，到明中後期也形成楚黨，政治影響力顯著上升。

三：從五代十國的南唐定都金陵，北宋定都汴梁，南宋定都臨安，明初都城又回南京（元代太短暫可不提）。江西距離京師的路途，一直以來並不算遠。明中後期，表面維持兩京制，政治中心只在北京。江西前往北京的路途可謂「道阻且長」。雖然短期不至於埋沒人才，長遠來看，終究不利於江西人在政治的舞台上唇齒相依。而江浙一帶人口最為稠密、文教最為興盛的同時，有京杭大運河直通北京。進京極為便利。自唐代張九齡開闢大庾嶺以來，鄱陽湖～贛江～大庾嶺商道一直是交通要道，然而此道至明清已然衰落。

四：自古，商賈有投錢支持家鄉教育的傳統。士農工商的森嚴社會排位下，商人尤其意識到光有財力是不行的，一定要在文化上奮起直追。可以說，兩宋之際，作為較早興起的江右商幫，利用原始資本積累興辦教育，資助家鄉後輩子弟讀書，科舉入仕，在官場上才能「有人」。而官場有人，又能為自己的生意保駕護航，如此良性循環。總之，辦教育是需要資本的，但長江後浪推前浪，明代中後期各大地域商邦崛起，尤其徽商異軍突起，徽州進入人才高產時期；洞庭商幫也形成勢力，加上蘇州本土商品經濟繁榮，明中葉之後、蘇州府人才井噴。結合第三點，地理交通優勢的演變來看，中國歷史並不僅僅有經濟重心南移的過程——對此，教科書已經講爛了。近一千年來，更有一個經濟重心東移的過程，這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有關。即便在海禁的年代，走私也從未斷絕。東部沿海兼有煮鹽之利，鹽帶來的各種暴利不言自明。

五、官場失利並不妨礙民間人才的湧現。從屢試不第的科學家宋應星，到屢薦不仕的教育家吳與弼，都在歷史長河裡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1】《論明清時期江西進士的數量變化與地區分布》,施宏維,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