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本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財經作家吳曉波曾在其《大敗局2》一書中，對鐵本及戴國芳的功虧一簣做過深入剖析。「戴國芳和鐵本的故事意蘊悠長，這裡面或許真的隱藏著這個大變革年代裡很多的『深度秘密』」，他寫道。
以下是「鐵本大事記」：
1996年，戴國芳註冊成立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
2002年5月，戴國芳提出在長江邊建鋼鐵廠的規劃，總投資為10億元左右。
2003年，在《新財富》雜誌推出的「中國400富人榜」上，戴國芳名列第376位，估算資產為2.2億元。
2003年，在常州市政府的推動下，鐵本項目從200多萬噸級加碼到840萬噸級，工程預算為106億元。戴國芳提出「3年內超過寶鋼，5年內追上浦項」。
2004年2月，鐵本項目因「毀田佔地」被新華社記者寫成內參上報中央。
2004年3月20日，「鐵本事件」的性質轉為違規建設，常州市緊急下達了停工令。
2004年4月初，中央九部委組成專項檢查組對鐵本進行全面檢查。19日，戴國芳等人被拘捕，「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2004年4月28日，鐵本事件被定性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通稿，列舉鐵本五大問題。《人民日報》專門發表了社論。鐵本成為宏觀調控的「第一案」，項目全面下馬。
2006年3月，鐵本案開庭審理，戴國芳被控「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
鐵本：鋼鐵之死
撰文 | 吳曉波
「每一塊鋼鐵里，都隱藏著一個國家興衰的秘密。」安德魯·卡內基（1835—1919）的傳記作者W.克拉斯如是說。卡內基出生於一個清貧的紡織作坊家庭。他碰上了美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大年代，靠著天才的斂財能力和超人的毅力，在密西西比河邊建起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工廠，也因此成為美國現代史上的第一個首富。
100多年後的中國，也有一個人出身同樣貧寒，他想在長江邊建一個中國最大的鋼鐵廠。如果他成功的話，很可能也如卡內基那般，成為這個國家的新首富。
可惜，他功虧一簣。
戴國芳和鐵本的故事意蘊悠長，這裡面或許真的隱藏著這個大變革年代裡很多的「深度秘密」。
長江邊的鋼廠夢
戴國芳想建一個大鋼鐵廠的想法，是在2002年的春天突然迸發出來的。這時候，39歲的他在長江南岸的長堤邊踱來踱去，像一個撿到了寶貝的孩子。
這是一個從蒿草叢裡長出來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蘇省常州市一個叫瀆南村的小村莊里。12歲那年，因家裡實在太貧窮，只好輟學去謀生活。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撿廢銅爛鐵。
隨著蘇南模式經濟的發展，常州一帶辦起了很多中小型製造企業，戴國芳就每天去工廠附近拾撿和收購廢舊銅鐵。儘管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可是他對於經商似乎有特別的天賦，稍稍積攢了一點錢後，他就去買了一輛手扶拖拉機，這樣收購的半徑就一下子大了很多；不久後，他又買回一台壓塊的機器，將收來的碎鐵壓成鐵塊，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
在改革開放後的相當長時期里，能源緊缺一直是困擾長江三角洲企業的最大瓶頸，也正因如此，鋼鐵行業的成長性一直比較好。
1984年前後，戴國芳在自家老院子的旁邊辟出一塊地，掛牌辦起了一家名叫三友軋輥廠的鍊鋼作坊。他從上海鋼鐵三廠等國有企業購買了幾台被淘汰下來的二手轉爐和化鐵爐，形成了簡單的產業鏈。
在積累了一定的鍊鋼經驗之後，戴國芳又跑到常州附近的地方，去承包了一些瀕臨倒閉的國有鋼廠的車間。那是一個體制決定效率的年代，在國有企業廠長手上毫無生機的鍊鋼車間一旦轉到了戴國芳的手中，頓時就成了賺錢的機器。最多的時候，他名下的承包車間有5家之多。
1996年，戴國芳註冊成立了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鐵本」之意，以鐵起家，不離本業。到2000年前後，鐵本的廠區面積擴大到了18公頃，擁有1000多名工人，銷售收入超過了1億元。
然而，工廠的規模還是偏小，技術水平很低，生產的都是軋輥、連鑄坯等低檔次產品。為了讓鐵本躍上一個新台階，戴國芳決定傾家蕩產上高爐項目，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從成千上萬家鍊鋼小工廠里跳脫出來。
3年後，鐵本的高爐項目建成，戴國芳當著數千工人，面對高爐長跪不起，淚水與汗水交混而下。這一年是鐵本的騰飛之年，全年的鋼產量猛增到100萬噸，銷售收入超過25億元。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資產為2.2億元。
就在高爐項目的建設過程中，戴國芳的心裡升騰起了一個更大的夢想。
2001年之後，隨著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各種能源全面緊缺，其中鋼鐵和電力是最最緊俏的兩大物資。在鋼鐵市場上，無論是線材還是板材，普通鋼還是特種鋼，價格普遍持續上漲，幾乎到了「一天一價」的地步。
鐵本廠的門口，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每天排成長龍，等候提貨，這樣的景象天天出現。按戴國芳的估算，中國的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以延續5年到6年，這應該是鋼鐵人一生難遇的大行情。
戴國芳把新工廠的地址選在了長江邊一條狹長的沿岸地帶。在長江中下游一線，有著一條十分顯赫的鋼鐵長廊，由西而東，湖北的武漢鋼鐵、江西的九江鋼鐵、安徽的馬鞍山鋼鐵、江蘇的南京鋼鐵、上海的寶鋼集團，如巨人比身而立，無一不身列「中國百強工業企業」。小學都沒有讀完的戴國芳，便想把未來的鐵本建在這些國字型大小大佬們的身邊。
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積極支持。常州與蘇州、無錫並稱「蘇錫常」，是蘇南模式的起源地。此地的中小企業非常發達、活躍，但是跟蘇州和無錫相比，大型企業卻是一條短腿。
2001年前後，常州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一直位列江蘇之首，可是國內生產總值在全省13個省轄市中只能排名第六。饑渴的常州需要一個超大規模的投資來填補這段讓當政者難堪的差距。
在那幾年的市政府報告中，「全市上下齊心協力，抓投入、上項目、增後勁，加快建設大企業、大項目，努力實現投入總量和項目規模的新突破」，是一個年年必提、十分迫切的發展戰略。
此時的鐵本已經是常州市的一個大企業，上繳利稅排名全市第二，戴國芳的設想一提出來，當即獲得了市政府的響應。誰都知道，鋼鐵是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產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常州市政府的夢想。
在常州的很多官員看來，戴國芳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他面龐瘦削，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里，和技術人員在一起切磋。他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闆」——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家中所有積蓄都投到了工廠里，父親和繼母一直在鄉下種菜務農。
他的一家，住在鋼鐵廠里一棟很簡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牆被大卡車撞了一個口子，他也沒有在意。他常年開的車子是一輛抵債抵來的桑塔納2000，即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億萬富翁，也不改節儉本色。
在一開始，戴國芳的設想並沒有如後來那樣宏大。2002年5月，他提出的規劃是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1倍多一點的新廠，它的主體建設是兩座高爐和一個14米深的深水碼頭，佔地2000畝，年產260萬噸的寬厚板，總投資額為10億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資金滾動投入。
然而，在有關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在短短的6個月里，項目規模從一開始的200多萬噸級，加碼到400萬噸級、600萬噸級，最後被定在840萬噸級，規模佔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工程概算為天文數字般的106億元，產品定位為船用板和螺紋鋼等較高檔次產品。
在那個時候，鐵本的固定資產為12億元，凈資產6.7億元。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
戴國芳對屬下說：「地方上這麼支持，上哪兒找這麼好的機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後，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膽放貸，於是鐵本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
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佔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中央有關部門批准的。中國的鋼鐵行業是一個有準入門檻的半壟斷性行業，按有關規定，投資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必須報國家發改委審批，鐵本項目如果照實上報，不但審批流程曠日持久，而且獲準的機會十分渺茫。
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所謂「看見綠燈快快行，看見紅燈繞開行」，很多改革便是在這種闖關中得以成功實施，在日後傳為美談；也有不少在這個過程中黯然落馬，成為違法的典型。這種改革發展與制度設計的落差，成為貫穿中國企業史的一個灰色現象。
常州人在鐵本項目上，也嘗試了「闖關」。人們懷有的僥倖心理是，一旦幾億元乃至數十億元投下去，難道還讓已經生出來的孩子再塞回娘肚子不成？
於是，鐵本的840萬噸項目被拆分成7個子項目和1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塊土地報批申請。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
戴國芳日後在看守所里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
如果鐵本項目沒有被強行中止，那麼，常州市的「闖關」就將成為政府部門積極支持民營企業大膽發展的又一個精彩案例。
有了政府的鼎力支持，戴國芳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到了項目的可行性上。
鋼鐵行業儘管在表面上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可是其贏利的秘密則仍然是規模與成本的控制藝術。100多年前，安德魯·卡內基在打造他的鋼鐵帝國時，天才地發現了這樣的準則。他說：「價格的低廉和生產的規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搶佔市場，開足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來了。」
戴國芳沒有讀過卡內基的書，可是他卻不折不扣地遵循了「卡內基準則」。
840萬噸的規模，已足以讓鐵本躋身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的行列，當時全國超過1000萬噸的鋼鐵廠只有寶鋼和唐鋼兩家而已。戴國芳聘用了很多頂級鋼鐵專家參與論證和定位，在技術方面，從鍛熔、煉鐵到燒結、焦化等部分，均採用了國內最先進的設備，高爐則採用國家允許的120噸高爐。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有資料顯示，民營企業煉鐵成本比國有企業每噸要低60元到90元，鍊鋼成本每噸低60元到150元，成品每噸低100元到300元。
因而，戴國芳說：「就像家裡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造，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個多億，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戴國芳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當時，他的協議價格為每噸300多元，市場上每噸則在1000元左右，而且這個價格長期不變。
戴國芳的這些投資措施，加上鋼鐵市場的持續高溫，使得幾乎所有的人均對這一項目抱以樂觀態度。戴國芳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對前來採訪的江蘇媒體記者說：「鐵本要在3年內超過寶鋼，5年內追上浦項。」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第三。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當戴國芳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瀰漫起了一場漫天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戴國芳是一枚只顧自己埋頭往前沖的棋子。
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麼」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太多的過度熱情者、視而不見者、公然對抗者、茫然無知者，可是，卻很少發現分寸拿捏準確、進退從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獄的時候，只有小學學歷的「民營鋼鐵大王」戴國芳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者，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放眼當時國內，正有兩場大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它們的結論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棋局，戴國芳身處變局卻毫不知情。
第一場大討論是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的重型化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復甦是一場民營企業崛起的歷史，這些體制外的草根工廠在沒有任何資源和工業背景的情形下，從鄉間萌芽，自輕紡和快速消費品等「輕小集加」型行業入手，漸漸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
到2001年前後，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國有企業，擁有最大量的產業工人和產業資本，在很多行業，「國退民進」已成一種趨勢。也是在這一時刻，隨著住宅、汽車、電子通訊等終端需求行業的增長，市場對上游的能源產業，如對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等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中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從輕型化向重型化躍遷的必然調整。
向來嗅覺敏銳的民營企業家無疑意識到了這個重要的轉型，那些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們開始紛紛向一直被視為是國有企業「禁臠」的上游產業挺進。
在這一群體中，戴國芳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郭廣昌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幾乎同等規模的鋼鐵廠，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則在內蒙古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投資過百億元的電解鋁工程。
針對這一活躍景象，經濟界和傳媒界有不同觀點。
有人認為，上游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應該由國有企業唱主角，不應該讓民營企業入場攪局。有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些產業根本不可以市場化，應當由國家來壟斷經營。
另一種觀點則為此歡呼不已，《中國企業家》雜誌在一篇評論中不無激越地寫道：當人們看到，民營企業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的同時，人們不再懷疑：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托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業巨頭。
第二個與此頗有關係的爭論是，中國到底是否應該走重型化的道路？這場爭論的主角，是國內兩位元老級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和吳敬璉教授。
厲教授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裡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布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順應這一趨勢。
吳敬璉則對厲以寧的「重型化階段在中國不可逾越」論提出異議。
他認為，經濟結構在向重型化工業方面轉化，其調整的主力其實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原因有兩個：其一，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其二，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吳教授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現在政府在那裡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而且，現階段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不應選擇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產業和小企業的發展。
厲以寧與吳敬璉觀點的對立，事涉中國經濟的成長路徑，也對日後評判鐵本事件有宏觀上的參照意義。
當戴國芳在常州的長江邊為他的鋼鐵夢想激動不已的時候，中國經濟界和傳媒界正展開著這兩場與他干係很大的討論。可惜他無暇關注到這些艱澀的「書生爭論」。他平日很少讀書看報，一位相熟的北京專家曾把《中國企業家》上的那篇文章帶給他看。專家最後說：「如果你的項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國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戴國芳憨憨地笑了。他沒有聽出「如果」那兩個字里隱藏著的萬千玄機。
戴國芳的一句「趕超寶鋼」，在一些人聽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鋼鐵，對於一個現代國家而言，曾經意味著一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幾乎是國力強盛的象徵物。冷戰期間，美蘇對抗在相當長時間裡其實是一場關於鋼鐵的競賽，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提出了「鋼鐵就是一切」的口號，而美國在鋼鐵工業上的投入也不遺餘力，很多年裡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鋼鐵大國。
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對鋼鐵也情有獨鍾。在綜觀天下大勢後，他總是以鋼鐵為最重要的指標，並尊之為「鋼鐵元帥」。正是基於如此濃烈的鋼鐵情結，毛澤東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國家戰略。1959年，他提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在這一趕超目標下，他發動了「大躍進」，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
1978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新帷幕，國門開放，百業俱興，第一個被引入中國的大型項目，便是上海的寶山鋼鐵廠。這一年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的中心議題，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就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總投資達214億元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根樁，它被國內外輿論視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工程。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鋼鐵工業一直處在快速膨脹的階段，年均產量增長超過20%，1992年，中國的鋼鐵產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
2001年之後，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進一步造成了鋼材的全面緊缺，中國全境再掀鍊鋼狂潮。大型國有鋼鐵公司紛紛宣布投入巨額資金開建新項目，地方的中小型鋼鐵工廠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
鋼鐵業原本是一個巨額投入、長期產出的行業，可是在旺盛需求的拉動下，它竟成了一個可以短線投機的暴利型行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流傳著「五個一」的說法，「1噸鋼只需投資1000萬元，100萬噸的產能只需1年建成，1年就可收回投資」。
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讓其他行業的人聽來近乎傳奇，就連一向被視為暴利行業的房地產業的企業家都覺得不可思議。萬科地產的當家人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請問我們的企業家，你們當年搞輕紡和一般製造業的時候得多少年收回投資？現在搞重化工業投資竟然提出1年回收，那不是投機是什麼？」
有資料顯示，2002年前後，全國的鍊鋼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了260多家，平均規模不足年產70萬噸，其中200餘家的平均規模還不到年產10萬噸/年，「散、亂、小」的問題非常突出。
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同比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決策層的共識。
2003年年底，宏觀調控的大閘終於拉下。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勢頭。
第二年的1月，再發文《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審計署、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就這樣，戴國芳和他的鐵本，被捲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驚濤駭浪。
宏觀調控的分水嶺
鐵本悲劇性地成為2004年那場宏觀調控的「祭旗者」，卻是由非法用地問題意外引發的。
2月初，幾個新華社記者在江蘇搞調研，他們的調研題目是各地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大學城的佔地問題。在南京的採訪中，一位專家無意中說了一句：「常州有個企業在長江邊建鋼廠。」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記者們直覺地認為，建鋼廠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許也有非法佔地的問題。
他們致電詢問國土資源部，得到的回復是該部並不清楚這個項目。於是，記者們轉頭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尋找到了鋼廠工地。2月9日，一篇題為「三千畝土地未征先用，環保評審未批先行」的內參材料遞到了中央高層。不久後，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環保總局派出調查組趕赴常州。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問題很快從毀田佔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漩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
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隻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
然而，事態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國務院通知下達後，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仍然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佔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跳上檯面，無疑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問題也許花錢能夠擺平。
於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我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投資、違規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現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2000年公司設立開始，我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價值十幾億元廢舊鋼鐵，其中有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於管理應承擔相關責任。」
這份為了「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繳至當地的國稅局。出乎他預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在兩年後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3月20日，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項目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月底，國務院領導抵達江蘇，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彙報鐵本項目及其所引發的問題。
4月初，一個由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面檢查。這是自1990年的柳市事件後，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項目進行空前的聯手行動。19日，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九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向溫家寶總理彙報查處情況，其定性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通稿，列舉了聯合調查組認定的鐵本五大問題：
——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
——違規審批徵用土地6541畝，違規組織實施征地拆遷；
——鐵本公司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20多億元用於固定資產投資；
——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
——鐵本公司大量偷稅漏稅。
針對鐵本事件的行政處理亦史無前例，8名政府官員和銀行官員受到嚴厲懲處。其中，常州市市委書記范燕青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顧黑郎被罷免，並給予留黨察看的處分；揚中市市委書記宦祥保被撤職；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省發改委副主任秦雁江、中國銀行常州分行行長王建國等被撤職或責令辭職。
戴國芳的家產8萬元被查封。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是2004年度宏觀調控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人民日報》在題為「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社論中指出：「國務院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做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這個社論，將鐵本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的典型角色表露無遺。
鐵本事件被認為是本輪調控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央政府一直試圖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整來達到控制投資過熱的目的，可是，在成效不明顯的情況下，政府斷然更弦，強行加大了行政調控的力度。此後，眾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上海復星集團郭廣昌的建龍項目、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的三門峽電解鋁項目均被勒令中止。
鐵本之死與建龍之活
雷霆萬鈞之下，鐵本終不得苟延，成為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宏觀調控運動的犧牲者。在它被嚴令停工的時候，銀行貸款資金的投入已經達到26億元，在這個意義上，鐵本傾覆，財務損失最大的是那些冒險的國有銀行。
在鐵本事件中，以下現象非常之耐人尋味：
在鋼鐵等行業，就當民營資本被嚴令喊停的時候，國有及國際資本則紛紛大踏步挺進。就在鐵本事件發生的同時，寶鋼與當時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鐵三方合資，開建1800毫米冷軋工程，此外，還與澳大利亞哈默斯利公司簽署了每年購買700萬噸鐵礦石的長期訂購協議。
公司總裁兼董事長謝企華宣布，寶鋼打算在2010年前斥資500億元到600億元，將產量從2000萬噸擴大到3000萬噸，增加50%的產能。這一新聞，震驚全球鋼鐵界。
隨即，中國第四大鋼鐵企業武漢鋼鐵集團表示，武鋼的幾個大規模項目，已經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總投資將超過200億元。
其他的國有大型鋼鐵企業也紛紛啟動新項目：本溪鋼鐵集團與浦項合作，啟動了冷軋板項目；鞍山鋼鐵集團與歐洲第二大鋼鐵公司德國蒂森克虜伯共同投資1.8億美元，建設年產40萬噸的熱鍍鋅板項目；唐山鋼鐵集團、馬鞍山鋼鐵集團則與世界最大的礦產資源企業必何必拓公司分別簽署了300萬噸鐵礦石的訂購協議。
跨國鋼鐵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步伐似乎也沒有停滯。就在戴國芳被拘押3天後，在距常州僅105公里的蘇州工業園區，澳大利亞博思格鋼鐵公司投資2.8億澳元（約17億元人民幣）的鋼鐵項目舉辦了熱熱鬧鬧的奠基儀式。
公司總裁毛思民說：「一切順利得出乎意料，不到1個月我們就拿到了營業執照。」蘇州工業園區則透露，博思格的項目從遞交申請材料到頒發營業執照，前後只用了7個工作日。
有媒體評論說，一個17億元的項目，7天之內就搞定營業執照，這對於國內絕大多數地區的投資者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按照國家現行規定，投資在5000萬元到2億元的項目須由國家發改委審批，2億元以上的項目報國務院審批，整個程序煩瑣，沒有一年半載不可能批得下來。況且，鋼鐵投資正是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鐵本事件又近在眼前，博思格項目審批的神速實在讓人驚嘆。
新華社記者徐壽松在《鐵本調查》一書中十分感慨地寫道：「同一產業，同一時間，同一省份，鐵本和博思格，一土、一洋兩家鋼鐵公司的命運何以相隔生死兩重門？有人在門裡輕歌曼舞，有人在門外長歌當哭。」
從全年度的行業數據來說，也能夠讓人們看到真實的一面。在鐵本被嚴處之後的幾個月里，全國的鋼鐵產量似乎得到了短暫的控制，可是從6月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開始日產水平連創歷史紀錄，至10月更是突破日產80萬噸，達到80.44萬噸。前10個月，全國累計生產鋼材2.72億噸，比上年同期增長24.12%。
2005年，鋼產量繼續在高速增長的軌道上前行，全國生產鋼材3.71億噸，同比增長又達到24.1%。更有意味的是，在2004年，全國只有兩家鋼鐵廠的鋼材產量超過1000萬噸，而到2005年則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鋼，均為國有大型企業。
從數據的意義上看，鐵本的「殺雞儆猴」效應並沒有真正達到。由此案，有人因此將宏觀調控戲稱為「宏觀過熱，調控民企」。
即使是在被調控的民營企業中，命運也各有迥異。與鐵本同時被勒令停產的寧波建龍就有另一番生死情景。
寧波建龍鋼鐵公司的啟動始於2002年4月，幾乎與鐵本同時。浙江籍企業家郭廣昌跟戴國芳一樣看好未來的鋼鐵市場，他選址寧波北侖港，決意在此投資12億美元，建一個年產600萬噸的鋼鐵工廠。
1967年出生的郭廣昌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是國內民營企業中的少壯派人士。他於1992年創辦復星，最初的業務只是為上海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做銷售和市場推廣代理，兩年後復星推出了自己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在上海房地產的高溫時代獲得爆發性增長。其後，復星相繼進入醫藥、金融、零售等領域，並在證券市場上翻雲覆雨，構築了中國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復星系」。
在2002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郭廣昌名列第九。更讓人矚目的是，他的頭上環繞著一大串的「光環」：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上海市浙商商會會長。
復星進入鋼鐵業的時間在2001年。該年7月，復星出資3.5億元收購了唐山建龍30%的股份；兩年後，又與老牌的民營鋼鐵企業南京鋼鐵集團聯合組建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復星系實際控股60%，並同時控股上市公司南鋼股份，這1年，南鋼股份實現凈利潤4.89億元。正是在獲利不凡的誘惑下，郭廣昌下注寧波，建龍項目便是以南鋼的身份進行投資建設的。
2004年2月，國家發改委、銀監會等組成聯合調查組進駐建龍。5月，在鐵本事件後的1個月，中央電視台曝光建龍事件，其違規行為主要有3項：一、違規審批，將本應由國務院主管部門批准的項目變成了地方審批；二、未獲環保部門批准，擅自開工；三、短貸長投，將銀行7億元流動資金貸款轉成固定資產投資。
從這些情況看，建龍違規性質與鐵本非常相似，因此，它被稱為「鐵本第二」。建龍被喊停的時候，其建設進度也與鐵本差不多，煉鐵高爐、熱軋車間、碼頭等都基本建成，實際投入資金已達48億元。項目停建消息傳出後，復星的股價應聲大挫。當時，唐萬新的「德隆系」剛剛開始崩塌，同樣為民營資本運作高手的郭廣昌頗受關注。7月，有媒體披露「復星系」被有關銀行列為「慎貸」黑名單，資金鏈隨時面臨斷裂風險，復星一時間黑雲壓城。
與鐵本不同的是，在事件發生後，儘管寧波市計委、國土資源局等6名幹部受到了處分，但是建龍和寧波方面均沒有人員被拘押，項目的實際控制人郭廣昌更是沒有受到限制，他仍有自救空間。
在被查處後的第一時間，復星股份發布公告稱，公司和寧波建龍及股東沒有任何關聯。9月，郭廣昌在杭州的一次長三角論壇上又突然暗示，建龍還隱藏著一家「影子股東」，那就是著名民營企業家、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
郭廣昌的暗示，無非為了不斷測試上層對建龍事件的處理底線。從後來的事態發展看，真正讓建龍項目峰迴路轉的是浙江一家大型國有鋼鐵企業的參與。
就在建龍項目開建的同時，杭州鋼鐵公司在寧波大榭島也開始籌建一個佔地5400畝的鋼鐵項目。由於拆遷等問題上的糾纏，當建龍工程已經建設過半的時候，杭鋼的大榭項目還沒有正式動工。
建龍擱淺後，浙江省政府當即提出了整合建龍和杭鋼的意向。對此，處於有利位置的杭鋼董事長童雲芳放言，「要麼控股，要麼不參與」。郭廣昌當然也不甘心被吃掉，他在杭州的那次論壇上便明確表示，政府綜合考慮杭鋼與建龍的發展是對的，但整合必須要以改革的方式，而不是以老套套，必須以最優化、最有競爭力的市場方式來解決以誰為核心的問題。
他對記者說：「國有企業參股可以，控股得讓民營企業來。不要借宏觀調控之名，讓國有企業來控制民營企業。」《財經》在關於此事的評論中設問道：「在這場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和政府的談判中，已被判定違規的前者顯然居於弱勢地位。但問題是，是否一定要讓國有企業控股才可以放行？」
郭廣昌的掙扎和傳媒的設問被證明是無效的。2004年8月，一個消息已經傳遍財經圈：杭鋼與建龍初步達成重組協議，杭鋼持股51％，郭廣昌方面持股49％。關於建龍事件的處理意見也如期下達，國務院將寧波建龍鋼鐵違規項目的處理許可權下放到浙江省政府。這意味著，重組後的建龍項目獲得「合法准生」。
2006年初，國家發改委以「發改工業〔2006〕434號」文核准了寧波建龍鋼鐵項目。根據批文，國家發改委同意杭州鋼鐵集團公司結合自身結構調整，對寧波建龍鋼鐵有限公司進行重組，由杭鋼集團作為控股大股東，聯合其他股東，將其重組為「寧波鋼鐵有限公司」。
郭廣昌以犧牲控股權為代價，死裡逃生。
最讓人意外的公訴書
誰也沒有料到，對鐵本事件的後續處理，成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最開始的時候，外界認為，鐵本項目這麼輕易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肯定又是一個官商結合的典型，但隨著調查的深入，一直沒有跡象顯示這其中存在的腐敗現象。除了鋼鐵，草根十足的戴國芳好像人情不通、政治不懂。
說鐵本項目是低水平的重複建設，也很難立論。原冶金部部長、中國鋼鐵協會會長吳溪淳非常肯定地認為：「鐵本不是低水平重複建設，鐵本的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曾多次考察過鐵本項目的和君創業研究諮詢公司董事長李肅告訴記者：「當年鐵本項目從鋼鐵技術角度論證是『國內最好的鋼廠』，投入產出非常合理，就算其他鋼廠出了問題，它都能賺錢。」
在建龍項目得以復活的消息見報後，《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鋼鐵規劃研究院副院長李新創，請他談談對鐵本事件的處理看法，這位參與起草全國鋼鐵產業政策的專家說：「當時怎樣決定就怎麼做，現在是要維護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權威。」
2006年3月下旬，在被羈押兩年之後，戴國芳案即將開庭審判，國內上百家媒體聞風而動。《商務周刊》記者鍾加勇前往常州採訪。
他先去了長江邊的鐵本工地。戴國芳被逮捕後，工地上的數千工人早已散了。為防止物資被盜，地方政府招聘了近50名保安輪流值班，當地的魏村派出所還專門派出了10名幹警。記者繞著工地走了一圈，就足足花了2個多小時。
他看到的景象是：工地上蒿草瘋長，四處是銹跡斑斑的鋼材、各種已經褪色的施工材料以及凌亂散落的各種設備，破舊的工棚空無一人，已現雛形的鍊鋼高爐和基本建成的發電站均被廢棄。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裡，施工現場沒有採取任何保護措施，一切都任憑風吹雨打，所有設備有的已經貶值，有的已經直接變成廢鐵。按照當地政府監管組的計算，每月損失就達到6000多萬元，簡單地乘以兩年時間，10多個億已經沒了。戴國芳投下去的數十億元，就跟它在獄中的主人一樣，已經被輕易地遺棄。
記者還專門去了位於武進區東安鎮瀆南村的戴家探訪。在村口，他碰到戴國芳的繼母剛剛從菜地澆菜回家，戴父終年無語，「已經完全不跟人說話了」。
戴家是一個天井很寬的農家小院，東邊是兩間平頂房，西邊則是堆放雜物的幾間低矮瓦房。與鄰居家相比，這無論如何都看不出是億萬富翁的老家。小院旁邊，就是戴國芳「鋼鐵夢想」起步的地方——三友軋輥廠。此時也已是一派荒涼，滿目蕭條。據稱，戴國芳的家產被查封時只有8萬元錢，他的3個子女原本都在常州國際學校就讀，出事後就都轉到普通中學就讀，生活費和學費都靠一些過去的朋友接濟。
3月28日，鐵本案在常州市中級法院開庭。最高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人民檢察院都派出代表旁聽，鐵本方面則由17位知名律師參與辯護，案卷多達290本。
然而，常州市人民檢察院的公訴書卻讓在場的所有媒體都大吃一驚。戴國芳等人被控的罪名只有一條：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
檢察院指控稱，2001年至2003年3年間，鐵本公司採取製作虛假的廢鋼鐵屑過磅單、入庫單，東安加工廠的收購碼單等手段，通過李建華、季春梅，分別讓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武進陽湖金屬回收公司、常州拆船公司、常州金屬回收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常州再生資源批發中心有限公司（均另案處理），為鐵本虛開廢鋼、鐵屑銷售發票2373份，金額超過16億元，抵扣稅款1.6億元。
在這份公訴書中，兩年前鐵齒銅牙般地認定鐵本的「五宗罪」竟無一被指控。
對鐵本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的指控，控辯雙方也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檢察院出示的最有力的指控證據便是戴國芳為了「花錢消災」而上遞的自查報告。
辯方律師認為，國內的廢鐵回收行業有一個很特殊的背景：2001年5月1日起，國家為鼓勵資源的再生利用、變廢為寶，對廢舊物資回收行業實行免稅政策，回收單位可辦理稅務登記手續，領取收購憑證和普通發票。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廢舊物資回收經營業務有關稅收問題的批複》：「鑒於此種經營方式是由目前廢舊物資行業的經營特點決定的，且廢舊物資經營單位在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時確實收取了同等金額的貨款，並確有同等數量的貨物銷售，因此，廢舊物資經營單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違背有關稅收規定，不應定性為虛開。」
這個法規性批複對廢舊物資回收行業的規範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不過由此開始，業內也出現了虛開收購憑證、虛做購進廢舊物資以達到免稅的現象。一位記者在報道中談到：「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全國各大鋼廠門口都有這樣的開票公司。」
鐵本方面無法澄清自己沒有這種行為。不過，戴國芳從經營角度否認了公訴人提出的數額，他認為鐵本在2001—2003年期間總銷售額只有29億元，根本不可能虛開那麼多廢鋼，否則「鐵本不用鐵礦砂也能煉出鋼來」；同時，由於物資回收行業零散的收購點無法開發票的行業特殊原因，鐵本需要集體開磅單，然後再找物資回收總公司開進項發票；按照有關規定，如果是向公司進廢鋼，可以抵扣17%或13%的增值稅，鐵本只抵扣了10%，實際上「反而是多繳稅了」。
很顯然，戴國芳陷入了一個始料未及的法律陷阱。他所面對的指控與兩年前拘押他的理由完全不同，但卻同樣可能讓他無法自清。
一位資深傳媒人士在評論中認為：「鐵本被起訴的理由，是鋼鐵行業內幾乎所有企業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的潛規則——虛假開出廢鋼發票以獲得免稅。在這一點上，假設鐵本不遵循這個潛規則，鐵本的成本就比同行高，而一旦鐵本遵守所謂的行規，『法雖不責眾，但中國的問題是可以選擇性責罰』。事實正是這樣，鐵本雖然不是潛規則的最大獲益者，鐵本的稅負率在法庭上被證明比同行要高，但鐵本卻是最『倒霉』的。」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在鐵本案初審結果公布後，撰寫了專欄文章：
讀報的第一反應是，鐵本案怎麼就成了一樁稅收官司？兩年前震動全國的鐵本案，直接起因是「違規建設大型鋼鐵聯合項目」。當時由發改委等九部委對鐵本作了專項檢查，查明「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其中，當地政府涉及違規立項、違規批地，鐵本公司則涉嫌「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和「大量偷稅漏稅」，而「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隨後，國家稅務總局宣布：「認定江蘇鐵本公司等3家企業偷稅2.94億元。」以上信息，全部經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播發消息，國人皆知。
現在，戴國芳等人被羈押兩年之久以後，法庭公開審理的公訴罪名僅為「虛開發票，抵扣稅款1.6億元」——這麼大的一個變化，說明了什麼？
我認為最可議之處，是人們——尤其是地方官員和民營企業家們——都知道這次鐵本絕不是因為抵扣稅款才「犯事」的，但是輪到「辦」的時候，卻以涉稅案為罪名。政府真要抓稅案嗎？普遍抓就是了。為什麼差不多家家鋼廠都有的「開稅票」行為，平時沒有事，別人也沒有事，偏偏到了2004年4月被發現上了一個大規模鋼鐵聯合企業的鐵本頭上，就是關乎身家性命的大事？
周其仁教授在文中耐人尋味地說：「回頭看歷史，戴國芳要慶幸我們國家正在向著法治國家的方向走才對。」
歷史可以回頭看，戴國芳卻再也走不回去了。對於企業家來說，成功的結局會有很多種，而失敗的下場則永遠只有一個。戴國芳入獄，鐵本死去，一個鋼鐵夢想在飄搖迷離的江南煙雨中化為一道濃烈而不無哀怨的霧氣。
（本文摘自吳曉波所著的《大敗局2》）
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與野心勃勃的企業家結合的產物，最後企業家被賣了
戴國芳自由後去了鹽城,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也使我認識到影帝治理國家不如朱相
這件事的影響非常巨大，可以說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從那件事以後大規模的國進民退運動開始了。瀕死的國企，央企開始重煥生機，野蠻式發展的民企徹底的退出了歷史的舞台，買賣難做的中國商人難以破除魔咒，民企從上遊行業開始了全面撤退，所以電商產業，軟體產業這些國企覆蓋不到的地方出現了眾多新富豪。詳情可參考吳曉波老師的大敗局系列，講的非常好！！！！北京和上海之間拜錯山頭，天津人不整你才怪
我倒是聽當地人說是這人太高調，把上海寶鋼的工程師挖了不少，別人可是央企哦，然後就被整了。而且據說當時已經開始投產，質量也比寶鋼強。其實沒那麼多話說，就是一個鋼鐵狂人，而國內不給他環境去發展，聽說現在他在國外仍然叫鐵本，而且仍然比寶鋼的質量好。
當地還流傳一種說法是上內參和某領導的女婿是當地人，回鄉一看那什麼，然後給捅上去……
但我不太信，好像某領導只有兒子沒有女兒？
常州無鐵礦無煤礦，港口條件也不行，怎麼建幾百萬噸的鋼鐵廠
鐵本事件是當地政府的恣意胡為，是一種對土地的侵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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