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作為歷史古城，為什麼在近代沒有成為湖北的省會城市，而是武漢取而代之？武漢是如何崛起的？
在此討論的是荊州城（古代常被叫做江陵），不是討論的那個覆蓋範圍包括湖北湖南等地的古九州之一，當然也不是關羽大意失的那個荊州。
雖然問題的表述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仍不失為一個好問題，事實上，我個人一直認為武漢的興起在中國歷史的城市發展史上很有代表意義，而論武漢則必不能單論武漢一市，而需放大到全國的視野、通史的尺度。為理解方便，以下行文均採用現在的稱呼。
現代武漢的形成，《天津條約》將漢口立為通商口岸無疑被當做代表性事件，這點@樓學兄已經指出，但竊以為武漢優勢地位的確立要早於此，為什麼這樣說：
一來，漢口已經早就成長為全國性的商貿口岸，否則列強也不會選這樣一個深入內地的內河港口，即開埠更多的是結果而非原因，對比同樣是《天津條約》通商口岸的其他城市（如營口、煙台、汕頭、九江、鎮江）的日後發展，也不妨作為一個反證；二來，自元代重新分定全國的行省，武昌就成為湖廣行省的省治，並延續至今。它所取代的是今襄樊、荊州兩市的省會地位，也是我們要拿出來對比的三城
而說到這，就不能提到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宋元巨變（我自己發明的詞，因為越讀史，越覺得宋到元的變革在中國歷史上堪稱一次翻天覆地的衝擊）
這裡拋開其他政治、文化等不談，則中國的經濟地理結構在這個期間發生了巨大變化：之前在宋及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主要還是在黃河-渭河一帶，以長安、洛陽為中心，向周邊發散
這時從中心到荊楚是走南陽-襄樊-荊州一線，手繪陋圖，勿噴~~
到宋時，這種中央集權達到了頂峰，甚至成為北宋覆滅的主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江南雖然已經是經濟重心，但尚不足以撼動黃-渭中心區的核心地位。之後而經過自五胡亂華到遼金元歷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特別是金滅北宋、元滅南宋之戰，促使中國的經濟地理髮生幾大變化：1）更多的衣冠南渡使江南徹底成為中國的經濟核心區；2）北方在歷代諸國的交錯中也在找尋自己的經濟重心（如大同等選項），並最終敲定為北京這點看宋元前後的都城對比就很清晰了，宋之前都城之選僅在長安、洛陽、開封而已；元之後，都城只在南京、北京。3）作為1的延伸和海洋時代的到來（這點是外因），嶺南的經濟也得到長足的發展，逐漸成為中國三極之一。以上啰啰嗦嗦說了很多，似乎有點跑題，只是想說：元之後，中國的經濟地理結構已經不再是以前的中央發散型（所有的交通幹線都以長安、洛陽為基點），而需要更大的結構來支撐，這種結構逐漸演變成為由幾條東西-南北向的大交通幹線所構成（大致如今日京滬、京廣、隴海、滬蓉幾條鐵路線以及長江航道）武漢的優勢地位即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誕生的，即位於南北幹線和東西幹線的交匯點：
東西幹線很明顯，就是長江，這點因為江南的發展而被極大的凸顯出來；
南北幹線呢，原先的南陽-襄樊-荊州一線由於長安、洛陽本身的衰落，以及向北不便溝通北京已經無意義了，而變成了現在北京-鄭州-武漢-長沙-廣州一線。對比武漢、襄樊、荊州三市，誠如@nehuo所引《湖廣方輿紀要序》中述，其中荊州之於湖廣，原文已經寫的很清楚了；襄樊之於中國，我在問答為何古代戰爭都強調長江天險？長江那麼長，別的地方不能渡河嗎？中恰巧也有涉及；唯獨武漢之於東南，似乎有點一頭霧水——非常巧，我們不妨看看元滅南宋的進軍路線圖：
綜上所述，武漢是中國經濟地理大發展的產物，這個大發展催生了了北方、江南、嶺南三大核心區，衍生出了如今的交通幹道網，今日中國的框架即由此而定，而武漢，恰恰是這個大發展的代表性產物。
PS：我自知以上論述中，需要斟酌、充實的地方很多，但只是提供一種大思路，竊以為對武漢發展的思考，應該從以上思路才能獲得最通透的認識。PPS：武漢、襄樊、荊州三個城市恰巧又是孿生城，這點著實有趣。特別是武漢，給自己的博文做個小廣告城市的骨架（2）_iltardigrado_新浪博客，針對武漢三鎮的誕生、發展和城市肌理做了點小研究，歡迎大家來指正。看了前面答主 @王春陽 桑的答案，基本贊同，少數地方略有值得商榷之處。
這樣吧，我再補充說明一下。今天事多，時間有限，打字快了，錯字漏字估計都少不了，諸位就別在錯字上計較了~~
先說明——首先，漢水於成化改道前，漢口也不是窪地，而是已有村鎮，規模不大，且附於漢陽而已。其次，既然題主設定時間為近代（1840-1919），那在此期間武漢三鎮中，漢口起聲勢最快，發展成獨立沿江商埠，甚至某些方面還後來居上，超過漢陽、武昌（如從二鴉開始，開闢英法俄等外國租界，成為對外西式商業城市格局）。故筆者從永樂遷都開始，以清代和晚晴近代為主要時期，專說漢口歷史變遷。至於計較武漢三鎮當中，誰歷史資歷最老，誰最該做老大這個地域色彩濃厚的口水戰老問題，筆者從不參與，也不希望本答案淪落成這個口水戰犧牲品。解釋完畢王桑的觀點：「竊以為武漢優勢地位的確立要早於此（指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天津條約》規定武漢開埠）」。那麼，這個時間點在哪裡呢，王桑原文里說的是「宋元巨變」。=================================對於，我基本贊同他的第一句，同時修正他的第二句。
首先，更正一下啊，確立優勢地位的不是今天的武漢，而只是武漢三鎮中位於江北的漢口，不包括位於長江南岸的武昌。一、至於這個時間點，宋元之際其實還不明顯，標誌漢口地位崛起的歷史時間點有兩個：一個是明初永樂時期，另一個是在明朝中晚期的隆慶、萬曆朝。荊州這個地方，在宋元之際的戰亂中，毀損嚴重，元朝把這個城毀了。但是到了明初，還特意重建了荊州城，說明在明初，還是很看重荊州的重要性。明初的首都是長江下游的南京，位於長江上游的宜昌、荊州、漢口等都是沿江這一線上的物流據點，基本是平等地位的。但是，隨著永樂遷都北京，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漢口地位開始緩慢的上升。北京是個物產不豐富的政治城市，單一強調首都功能，國家龐大的官僚機構和一起遷過去的政、商勢力聚居在北京，每年需要從南方調運過去物資，京杭大運河的漕運成了國家物流的大動脈。這點在元朝本來就如此了，到了明朝，這個功能不僅強化了，而且管束力還超過了元朝——按照明朝的漕運管理體制，對於京杭大運河漕運的管理範疇，不限於運河，而是一直到重要的糧食產地江漢、兩湖。
也就是說，漢口所處的江漢平原與兩湖地區，是大運河漕運的起點。漢口成了重要的糧食物資集散地。能運糧食，也可以運其他物資。從這裡徵收上來的糧米物資，先延長江水路到下游，然後轉入大運河，北上北京。這樣一來，漢口就不僅是長江這條東西向水運物流渠道上的一個站點，還拐彎向北，成為縱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長江」水系漕運系統上的起點了。而同時期，荊州沒有發揮過這個功能。由此導致，就從明朝永樂時期開始，漢口的重要性超過荊州了。二、到了明朝隆慶、萬曆時期，第二個重要的促成因素出現了。這就是「俺達封貢，經略遼東」。這八個字，概括了兩件事——
第一是位於今天河套地區的漠南蒙古土默特的首領俺達汗與明朝和解，明朝加封他王爵，同時開邊市，蒙漢邊貿興起；第二主要是李成梁經略遼東，把原先當地混亂的、朝廷對建州、海西女真的羈縻、安撫工作整理的很不錯，同時，又強力征討遼西一帶的察哈爾圖門汗，遼東馬市大興。那麼，這兩件事在經濟上，導致什麼結果呢？一個塞外河套地區、一個遼東地區，幾乎同時出現了兩個局勢比較安穩的市場。這可是巨大的商機啊！！與這兩個邊貿市場挨著的，是山西、陝北、北直隸和山東，胡漢互市一開，交易量劇增，這四個省份的物資，根本滿足不了市場需求。特別是在蒙古牧民中消費量巨大的緊壓茶，這四個北方省份都不出產，只能從南方運。這就刺激了商人要從更遠的、也是物產更豐富的南方，把更多的內地物資，茶葉、糖料、鐵器、布匹與絲織品等等，運到北方邊塞市場去；同時，邊塞市場蒙古、女真的大量土特產，皮毛、畜牧業產品、河套地區出產的甘草、枸杞，遼東的人蔘貂皮鹿茸等等，也要運到南方去。南北之間，互通有無。然而，在這個讓人大賺特賺的好機會面前，卻出現了一個矛盾——物資運輸量出現了驚人的劇增，但京杭大運河的運量有限的，而且還要有限保證官府物流運輸。要運送的東西成倍增加，路就這一條，還這麼窄。瓶頸問題出現了。
「南茶北馬」在明朝隆慶萬曆之前，其實就有了，但是規模有限，聲勢還不大。隨著「俺達封貢、經略遼東」的實現，這條路迅速繁榮起來。
A：南茶道，主要是指主要產自福建的紅茶，供蒙古族熬奶茶用，當然不止茶葉，還包括布匹、手工業品、鐵器、各種飲食料等等——1、山西茶商在福建下梅收購武夷山周邊茶葉，先從福建崇安過分水關，入江西廣信府河口鎮，順信江而行，經江西弋陽、貴溪、安仁（余將），入鄱陽湖，經九江口入長江，溯長江而上至漢口；2、再取漢江水路，上溯至襄陽府；3、由襄陽再經唐白河水路，向東北方向上溯，抵達河南賒旗店，水路在此結束，進入豫省境內。第二階段為旱路：4、自賒旗店出發，經裕州（河南方城縣）、葉縣、寶豐、汝州、偃師，抵達孟津渡口過黃河；5、經孟州、懷慶府、入太行陘到山西澤州（晉城）、潞州（長治）、沁縣或武鄉、祁縣、太原、代縣，至雁門關、黃花梁；6、茶路從黃花梁始分東西兩路，東路為大同、陽高、懷安、張家口，西路為左雲、右衛、殺虎口、歸化城；7、東、西兩路分別從張家口和歸化城啟程，東路經塞爾烏蘇、庫倫，抵恰克圖，出恰克圖取道西伯利亞前往莫斯科，西路經賽爾烏蘇向西到達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翻越阿爾泰山，前往新疆或哈薩克。B、北馬道，指北方草原各種畜牧業產品和遼東的人蔘、貂皮等等——從蒙古草原收購的馬匹，其一是入山西晉北的殺虎口，經神池、五寨、離石（今山西呂梁市），到達洪洞縣，在「大槐樹」馬市上交易；其二是入殺虎口，經左雲、朔州、寧武、太原、祁縣、武鄉，到潞安府（今晉東南長治市）馬市；其三是從潞安改道東北方向的黎城縣、出東陽關進入直隸省，再經過彰德府（河南安陽）過黃河到開封馬市；最後是從開封再經許昌、漯河、駐馬店、信陽、翻過大別山，經孝感到漢口。當時旅蒙商都遵循著一個不知怎麼興起來的迷信講究，叫「活物不過大江」，認為販馬生意過了長江不是好事，不吉利，由自己經手的馬匹向南最遠就到漢口，在這裡統統賣給當地牲口販子，由後者再向長江以南零散販運。而遼東的人蔘貂皮等，也是沿著遼東——京師——北直隸官廳大道——河南——大別山這一路旱路南下，到達漢口。由此導致，在明朝隆慶萬曆年間。漢口，成了另一條重要性僅此於大運河的南北大路，中繼點、貨物集散地、批發零售中心。從南方福建來的茶，一直走水路，到了漢口，就要準備舍舟上路，改走旱路了；從北方南下的牲畜與各種畜牧業產品、山貨土特產，以大宗批發形式到了漢口，就不在繼續南下，而是在這裡改大批發為小批發或零售。這樣一樣，漢口就成了東西方向（長江水運）、南北方向（河南旱路轉鄱陽湖水運）這個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同時，又是商品的集散經銷中心、轉運中心。荊州在這方面，又落後了。在明朝末年，漢口的地位，全面超越了荊州。三、明朝說完了，我再說清朝。清朝初年，地理學家劉獻廷在他的著作《廣陽雜記》中，曾提到天下的繁華景象，總結有「四聚之地」——北京師、南佛山、西漢口、東蘇州。
可見，到了清初，漢口早就是商埠通衢要地，地位已經全面超過荊州。
那麼在整個清朝，漢口的優勢地位，堪稱是再接再厲。
明朝的俺達互市，僅限於漠南蒙古土默特、鄂爾多斯、喀喇沁等少數部族。到了清朝，隨著清軍對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籠絡，把整個蒙古和新疆、甚至中亞部分地區都納入版圖，北方草原市場對茶葉等南貨的需求量繼續劇增。
偏偏這個時候，又出現了外商——俄羅斯。俄國人喝茶的嗜好，一點不比中國人差。他們和蒙古人相同，也是喝發酵的紅茶、緊壓茶。於是在康乾時期，中俄達成在恰克圖互市，又開闢了對俄國市場。需求量更大了
南茶北馬線在清代的更加繁榮，漢口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
四、最後，我說下晚清。
我再重複下 @王春陽 桑那句話——「竊以為武漢優勢地位的確立要早於此（指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天津條約》規定武漢開埠）」。
就這句話，我說的再具體一些：
太平天國戰爭中，清軍和太平軍長期在南方數省反覆拉鋸，導致由北方通往福建的運茶路中斷了。那麼晉商隨後就在湖北、湖南尋找了第二個水土氣候適合種植茶樹的地域，比如著名的羊樓洞。
這樣一來，就使漢口，成了這一地區發酵緊壓茶的加工、集散市場與運輸中心。
另一方面，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隨著漢口開埠，外商可以來投資了。
但這可不是今天平等姿態的吸引外資，而是通過不平等條約帶來的外國租界
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同時太平天國戰爭還沒結束的1861年，英國就在勘划出租界，到光緒年間，又有法、俄等國設立租界。這就使漢口成為一臨江的、採用西方城市規劃風格的商業城市，他在城市規劃、硬體條件等很多方面，已經超越了漢陽與武昌。
這時候，嗜茶如命的俄羅斯人，光從中國買茶葉都不行了，乾脆來漢口開茶葉加工工廠。湖北最早的近代工業，就是俄羅斯人在同治年間開設的茶磚加工廠——漢口的俄商「火車頭」磚茶廠，使用一台從普魯士買來的二手蒸汽機（由一台快報廢的火車頭改裝）提供動力，驅動從英國購買的壓茶機
五、
前面從一到四，四個重要歷史事件，其實，經過第一、二個歷史事件，漢口NO.1的老大位置就已經確立起來了，後面第三、四，不過是繼續加強優勢而已。
那麼這第五件事，也類似——
什麼運河漕運啊，還是旱路啊，在鐵路這個現代化交通方式面前，都落伍了。
晚清末年，二十世紀初，京（平）漢鐵路全線竣工，這條南北大動脈修到了漢口，意味著什麼，還用再解釋嗎~~
《湖廣方輿紀要序》 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荊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強，及鄢、郢亡，而國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 元朝開始武昌崛起，後來漢口勃興，更沒有荊襄的位置。
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里有一段模擬的主客問答，很有意思：
客曰：「予聞之，武昌，水要也；荊州，路要也；襄陽，險要也。今由子之言，益信三郡之於楚如鼎足，然殆未容以優劣視歟！」
余曰：……（這一段主要是講襄陽勝於武昌和荊州，與主題關係不大，故從略。）客曰：「然則國家省會之設，何以不於襄陽，而於武昌？」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跡，未究其本耳！漢都長安，而荊州首列南郡；晉都洛陽，荊州先治襄陽，平吳之後，改治江陵。唐都長安，而十道之設，山南道則治荊州。開元改置，則山南東道治襄陽。宋都汴梁，分湖南北為兩路，治江陵、長沙，後復增置京西南路，治襄陽。蓋天下之形勢，視建都者為推移。藩屏之疏密，視建都之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東南，武昌不得不為重地。元起於北方，去東南最遠。當伯顏之破襄、郢而東也，宋人舉國以爭鄂州矣。伯顏於是多方以圖之，既得鄂州，周覽山川，以為江南要地，亟請城之，為規取江南基本。其後因之而行省建矣。偽漢逋逃，據為窟穴，太祖克之，仍為司治。蓋既已定鼎金陵，當混一之時，而未忘東南之慮。從金陵而論武昌，王述所云『一有緩亟，駿奔不難』者也。燕都卜宅以後，亦惟成憲是遵，又何改焉？所謂因已然之跡，而未究其本者，此也。」
顧祖禹特別推重襄陽，但上引最後一段已經把武昌何以為湖廣首府說得很明白。
至於荊州的地位，范祖禹也有論述：
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強，及鄢、郢亡，而國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
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漢之上游，襟帶江湖，指臂吳粵，亦一都會也。
我們再看看，對於武昌府，顧祖禹是怎麼評價的呢？
府扼束江漢，襟帶吳楚。
對於荊州，顧祖禹是當做整個湖廣的中心來看待。巴夔者，三峽也；襄漢者，襄陽也；襟帶江湖者，水師往來江上，控扼洞庭，為湖南之鎖鑰也；指臂吳粵，沿江東去則可向江南，折而南下則可入交廣也。說得很熱鬧，但不出湖廣本地的範疇。反觀武昌，」扼束江漢「，已足為全鄂之要地；」襟帶吳楚「，更顯據東南之咽喉。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其他各個方面，前面的諸位都答了很多，也答得很好。
咱家只是補充一下。
當年，在北宋時期，今武漢市屬於兩個建制。
1、鄂州
2、漢陽軍
而荊湖北路的首府，其實長期是荊南府，即江陵。景定元年，即公元1260年，制置司移治鄂州。
（南宋初時建制較亂，當時曾將鄂州、岳州、潭州、永州、郴州、道州、桂陽軍等設為東路，安撫司設在鄂州。但到紹興二年時，又改回荊湖南北兩路，南路治在潭州；北路先在鄂州，後在江陵。此外需說明的是，荊湖北路轉運司長期在江陵！）
為何入元以後，湖廣行省首府變成鄂州了呢？
這是有一個過程的。我們一定一定要注意一點：
岳飛在紹興四年時，按照宋高宗、朱勝非、趙鼎等人的謀劃，自江西九江攜全軍來鄂州。
之後他以鄂州為基地，北上收復了荊襄六郡，南下平定了湖湘地區的鐘相-楊么起義。
一直到紹興十一年出援淮西為止，他的主要活動基地都在鄂州。
在他死後，其餘部就整編為「鄂州駐紮御前諸軍都統司」諸軍，並保有號稱「江上最冠」的水軍，同時期荊南府實際上只有兩萬的兵力，不到鄂州諸軍的一半（後期不到三分之一）。
如：
（前略）三衙外，但有韓張岳三軍，今鎮江大軍韓氏部曲也，建康大軍張氏部曲也，鄂州大軍岳氏部曲也，惟荊南、江、池皆紹興末新創。再加上鄂州同處漢江與長江交匯處，荊湖南路前往上游襄樊等地的後勤物資，四川東下江浙，浙江西上川湘的客船和貨船，都需要在鄂州置辦物資（見陸遊入蜀紀）。從荊湖南路來的軍糧向漢水流域的諸多要塞供給的時候，還要換專用船隻，水淺時還需要換竹排，即所謂的換竹。
如：
二十三日。便風掛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 「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為衝要之地。夔州迓兵來參 [ 114 ] 。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郯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 [ 115 ] ，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 [ 121 ] ，旗幟精明，金鼓[ 122 ] ，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 [ 5 ] ，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中略）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 [ 22 ] 。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為多。
鄂州在南宋時是實際上的川、湘、浙、襄地區的物流中心，因此設有兌換務。
岳飛北伐期間繳獲的軍馬（最多一次曾繳獲過一萬匹），以及之後南宋政府與西北吐蕃民族進行茶馬貿易獲得的軍馬，都以馬綱的方式自襄陽等路線下到鄂州收養，再等待分派。因為這裡設有一個馬監-漢陽監。
如：
「詔令茶馬司將歲額川陝綱馬，差人管押至漢陽軍，置驛歇泊。仍令三衙及江上諸軍差人前去，就漢陽軍取押；令茶馬司不得依前和顧人夫牽送。約度馬到漢陽軍數目，預期申取朝廷指揮，下逐處差人依資次前去，庶免擁並，在彼等候，虛費批請。其賞罰，以地里遠近別行參照，比折輕重擬立。茶馬司收買武騎毅士、神勁左右兩軍二十六綱並額外措置買馬，系本司差牽送外，所有文州歲額馬三十六綱，合赴荊南，止令茶馬就便交納。其江州一十綱，依今降指揮，就漢陽軍馬監歇泊，江州諸軍差人取押。 」川陝綱馬大概是個什麼規模呢？懶得打字了，直接抄書吧~！
「臣嘗親至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頹敗，不復有馬矣！」
現在明白為什麼鄂州入元之後喧賓奪主成為首府了吧？
其實很簡單，自岳飛來漢之後，鄂州雖然理論上不是，但是事實上的荊湖北路的首府。
駐軍、物流樞紐、物資集散點，馬場（漢陽監）均在此處。
粗略寫一點，回頭補充史料加強。好久不來知乎，瀉藥。
可以說，秦漢以後，荊州從來沒有成為湖北的中心。
在今天湖北的省域範圍內，有三個戰略支點。顧祖禹曾在其名著《讀史方輿紀要》中提到：「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就全國而言，湖北最重要的支點在襄陽，就半壁江山而言，湖北的支點在武昌，就湖北而言，其支點才在荊州。然而，秦漢以後，今天的湖北被納入到整個「中國」的範圍，因此，只能全國、全局的角度來看湖北。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都熟悉的，漢至三國，襄陽最重要。襄陽是當時中國核心進入南方的第一個重要據點。南船北馬，北引南聯，其交通及區位優勢讓其地位突出。而自北方中國核心區南下，固然可以漢水南水，也固然可以走漢水幹流以西山前平原南下，直至江陵；但不能否認的是，自襄陽向東，走隨棗走廊，再由涢水東南至漢口，也是極重要的交通線。這也正是為什麼在商代盤龍城為崛起的重要原因。尤其指的是，三國以後，長江下游地區得到開發，唐中期以後，中國經濟文化中心東移南遷，江浙一帶成為中國最富庶發達的地區，這就突出了武漢的重要性。為什麼？自南北朝起，由於南北分裂，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移至南京。要在軍事上保衛南京，必保長江下游；要保長江下游，必保中游，即所謂「保揚必保荊」，如果武昌一失，敵方順江東下，則勢如破竹；此亦為眾多歷史事實所證明。因此，也可以明白，為什麼自孫權始，就來爭奪湖北，是為了自己大本營的安全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宋以後，中國經濟中心東移南遷已成定局。更由於，自唐宋以後，中國政治中心也東移。
這就直接造成中國南北交通網線整體向東移。其後果就是，襄陽的交通優勢逐步喪失，以前首都在西安或洛陽，襄陽是縱向交通線的節點。再往後，首都轉向開封、北京、南京，自北向南的交通線，在湖北，就舍南襄盆地而拉直走義陽三關，即近代蘆漢鐵路那條錢，於是武漢更為要衝之地。交通興，則城市，在傳統社會是不可避免的。以上從交通而言。
再從政治上來談。武漢之崛起，其實始於三國時期，為什麼？以其軍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龜山周邊的馬騎城、卻月城就是軍事據點，隔江的夏口城也是如此；所謂「黃鶴樓」最初不過是軍事瞭望台而已。
進入南朝，保下游必保上游更加顯，於置郢州於武昌；至唐，設武昌軍節度使；至宋，鄂州城乃荊湖北路的中心，岳飛的大本營即在武昌。元以後，中國施行行省制，湖廣行省的中心即一直在武漢。近代無論近代工業也好，近代交通也好，租界也好，都是集中武漢。因此，自唐宋以降，荊州在湖北，就屈居老三了。
為什麼？第一，交通；第二，政治；第三，軍事；第四，水患。長江在江陵江段可是威脅過江陵城的~~~
而1949年以後，荊州好久沒有鐵路吧？不僅不台襄陽，更比不過黃石——現在的黃石什麼樣不論，連宜昌都新興了。
荊州地位越來越堪憂。第一，在湖北，武漢一枝獨秀，虹吸作用強大，非常不利於湖北各地的均衡發展。這是弊端！第二，副省域中心，大力扶持的是襄陽和宜昌。如此，
荊州這個「豆腐腰」，能硬起來嗎？希望荊州越來越好~~~~~~掛一漏萬，諸位看官勿踩。。。。。。你不能怪荊州，因為近代華中地區基本沒有城市可以匹配武漢
襄陽抱怨了么？
我先簡單的回答一下問題，若以後有時間了再整個講講補一些內容。
首先是要注意是古今同名地區發展上的差異。荊州的經濟行政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沙市，而非傳統上所說的荊州城，因為荊州城在陸上，而沙市在長江岸邊，利於商貿發展，這是明清以後商貿與經濟結構變化的重大體現。《馬關條約》以後沙市開埠，逐漸成為了荊州府下一個重要的商業口岸。1970年由荊州專區改設的荊州地區，下轄的行政單位中，只有沙市是市，其餘12個都是縣，後來撤地區改市為荊沙市，到如今為荊州市，沙市區的經濟始終在荊州區之上。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了武漢，原本漢口只是漢陽府漢陽縣下的一塊地，是由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後隔開了漢陽和漢口，從此就有了漢口鎮，漢陽城的位置也尷尬的變成了「漢陰」。明中期以後漢口借著合流交匯處成為「天下四聚」之一，漢口開埠以後還有各國租界，成為列強的貨物集散中心，並且藉此條件自1861年開埠直到1900年代，經濟上已然超越了武昌，更超越了沙市、荊州，被洋人稱為東方芝加哥。武漢的首次出現就是1927年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合併武昌和漢口而為武漢，所以武漢並不是三鎮的合稱，而是武昌和漢口的合稱。現在漢口的核心地區江漢區仍是武漢最發達的縣級行政區，人均gdp僅次武漢的工業中心漢陽區。
所以說所謂近現代荊州與武漢的比較，本質上並不是荊州和武昌的比較，而是沙市與漢口的比較。漢口無疑要比沙市要強得多了，無論從地理、經濟、文化方面。長江湖北段，通商口岸有漢口、沙市、宜昌，夾在中間的還有岳州（岳陽）。其中嶽州和漢口是河流交會點，但岳州不屬於湖北，沙市和宜昌地理條件並沒有本質區別。所以說漢口是明代成化形成現在的情況以後無庸置疑的經濟中心，兩江交匯帶來的經濟腹地是整個湖北最大的。武昌被限制在長江以南，漢陽城在龜山以南，無法分享這一地形優勢。這就是明中期以後乃至近現代湖北城市發展的一個大概的脈絡。
說了這麼多其實都是近代。古代呢，早期城市是以軍事、行政功能為主的，所以位置一般都在軍事意義重大的地區，且因為軍事考慮，行政區劃所以多以山川形便，二級制時期就不談了，沒有可比性，從三級制建立開始。
荊州刺史部轄南陽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長沙國、零陵郡、桂陽郡。南陽郡是不可能當首府的，太靠北了，江陵在江夏上游，又是整個南陽以南最發達且控扼入益州及東下水道，水系發達，今監利、沙市、江陵縣等地都是大澤，交通方便，又有漳水、夏水、揚水、柞溪水直入漢水，水路交通相當方便。即使當時的技術條件以陸路為主，江陵也是南陽至荊州、益州至荊州的十字路口。而今天武漢周圍的龐大水系反而尚未形成，這時候的大湖集中在今天荊州和漢陽之間，最大的是雲夢澤。而當時的江夏郡郡治則在今武漢市新洲區，位於長江北且還有一定距離。後來東吳把新洲劃歸揚州蘄春郡，江夏郡郡治遷到沙羨，又遷至武昌縣（漢代的顎縣），也就是今鄂州，地理位置更加偏僻。毫無疑問這一時期江陵是荊州的中心。
後來州不斷劃小，隋朝起實行州縣制，荊州和江夏（今武昌）各作為南郡和江夏郡首府存在。
唐代山南東道治襄州，也就是襄陽，因為其轄今河南南部、湖北中部及西北部、重慶東部及商洛，荊州則太過靠南，不利於行政中心的設立。今武漢地區則分屬淮南道和江南西道。但荊襄之間的水陸交通是隋唐直至兩宋最繁忙、最重要的南北向大通道。荊州之重要性絲毫不減，同時又有成都至荊州的水陸交通線，是實打實的水陸雙樞紐。宋代荊湖北路治所在江陵府江陵縣。轄江陵府、鄂州（今武昌、鄂州，咸寧）、安州、復州、漢陽軍、岳州、鼎州、荊門軍、峽州、歸州、澧州、辰州、沅州、靖州。其中的大城市有江陵、岳州、鄂州，而江陵地處上游，又是傳統的經濟中心，是自發達的四川東下到達的第一個大城市，又可以江陵城為中轉，仍有漕河經夏水等河道自沔陽轉入漢水直上襄陽，也可陸路直達，自然是作為首府最佳選擇。荊州、襄陽、鄂州構成的穩定的三角也抵抗了蒙古人的南下腳步。但在失去襄陽後，荊州僅有以京山荊門阻擋蒙古的軍隊，鄂州在長江南面反而變成了南方政權的戰略屏障，即使從東南北伐，鄂州同樣也是一個重要支點。可這是軍事上的現實考慮，經濟政治上荊州仍然在宋代是中心。
武昌第一次成為高級政區的治所是在蒙古人征服南宋過程中形成的。但原因並不是荊州衰落，而是跟行省的設置及區劃規劃有關。這一點要提一下所謂元代行省，與宋、與明的行政區劃的性質與意義都是完全不同的。元代的行省帶有明顯的軍事征服性質，要打哪裡，就會先設置一個行省，然後打下來的地盤歸這個行省。有時候會跟隨進軍方向遷徙。至元四年（1267年）為攻宋設立河南行省，治汴梁，十年分立荊湖、淮西兩行樞密院，撤河南行省，也就是分為兩路進攻。這一次戰爭忽必烈在荊湖戰場拿下了襄陽、荊州一帶，所以這一帶在後來1291年的行政調整中歸河南江北行省。
而湖廣行省，前身為鄂州行省（荊湖軍前行省）一開始設立於襄陽，因為主攻地區就是爭奪鄂州。此後鄂州作為這一路蒙軍南下的大本營，伯顏一路直下臨安也是從這裡開始。拿下鄂州之後荊湖蒙軍繼續向南攻下潭州（長沙），曾遷治所於潭州繼續征伐，其飛地歸州也是在這一時間拿下故屬湖廣，後來至正十五年（1365）改屬四川。荊湖這一路大軍一直打到了廣西，所以湖廣行省就統轄湖北大部、湖南、廣西、海南。治所遷回了鄂州。韓宋龍鳳十年（1364年）置湖廣行省，朱元璋改鄂州路為武昌府，循元代繼續以武昌為湖廣行省治所，將桐柏山、大別山以南的襄陽、安陸、興國、中興（荊州）、黃州、歸州等原並不屬於湖廣的地區劃入湖廣，同時在荊州設立湖廣分省，但因為實在多餘就在吳元年給廢除了。明朝建立以後繼續沿用這個建置，算是簡單的因循舊制，後來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時候一改元代坑爹的權力集中的行省而置三司制，恢復了宋代以來建立的地方制度發展的道路。從此至漢口興起之前這一段期間，武昌作為省會是承元代征服湖廣造成的結果，雖然曾為了試圖將治所遷回荊州而設置了湖廣荊州分省（如同將開封定為北京），但最終沒有實現。
這是有一定原因的，經過宋末、元末兩次動亂，四川元氣大傷，湖北又是朱陳爭奪南方統治權的戰場，還需要從湖廣召集民眾填補四川，全國上下都在努力恢復生產，遷治所的事情自然就擱置了。而且，荊州水系也隨著這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生態環境的變化而衰退，水系便利與武漢地區也沒有那麼壓倒性的優勢了。其次，四川至湖廣一線的商貿相對沉寂，這一段水道自然也就不那麼重要了，荊州的商業活動以荊州下游的長江水道完全可以滿足，從武昌出發也可以從漢水上襄陽，自然荊州城作為水陸樞紐的作用大打折扣，地位隨之相對滑落。曾經在中古時期最繁忙的幹線襄荊道水陸並通的交通道路一下子地位下降。此前襄荊道的重要性可參考嚴耕望先生的著述《唐代交通圖考》，這裡只點一下，前面也提到過。成化之後漢口形成並逐漸繁華，成為四大名鎮之一（漢口鎮、朱仙鎮、佛山鎮、景德鎮）隱有湖廣經濟中心的趨勢，並在清代前中期成為天下四聚之一（漢口、佛山、蘇州、北京），這樣一來治所就更無遷徙之必要了。同時自神宗時期兩湖開始分立（分置湖廣巡撫駐武昌、偏沅巡撫駐沅州），湖北地區的首府也再無控扼岳州之必要（其實還是有的，但在三司制下必要性降低，荊州三衛足以），荊州再無重新成為首府的可能但這不代表這一時期荊州不重要。康熙平三藩之後廣泛建立了駐防八旗制度，湖廣地區的駐防八旗便進駐荊州，劃荊州府東半城為駐防城（滿城）設荊州將軍，與湖廣總督一同掌握湖廣軍政大權。而且荊州將軍也可升任湖廣總督，荊州是湖廣地區的第二中心，也並不輸武昌一籌，畢竟武昌也並未領有漢口。可是荊州在明清以後最大的尷尬是，水系萎縮造成蓄洪能力降低，荊州自明代起就出現了多次水患，到了清代乾隆年間，地勢較高的滿城的北城牆便被洪水沖垮，漢城則江水倒灌，現在去荊州還是能看到修復後的荊州城仍舊在滿城東北面缺了一塊。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本朝，造成了近現代鐵路和一些工業企業都與荊州無緣。之後的事情便是開埠之後漢口與沙市的崛起了，這在前面已有簡單論述。總而言之，荊州首府地位的喪失，一開始只是蒙古人造成的一個偶然，但由於漢水改道，這個偶然就轉變為必然了，隨著漢口的崛起，襄荊道的衰落，荊州的永遠失去了作為首府的可能，但荊州的重要性也並未降低。進入近代以後荊州城衰落，沙市崛起，實際上現在的荊州市是由沙市兼併荊州而來的荊沙市，只是改名成了荊州市。到了工業社會以後，荊州沒有鐵路，加速了荊州地區的衰落，襄陽、宜昌、鄂州的發展也蓋過了荊州。而武漢成為了水路、陸路、鐵路、航空的樞紐，奠定了武漢在湖北省內不可動搖的地位。樓上有一點沒有講到，即長江洪水危機問題。其關係到整個江漢平原基礎設施的布局。因而在重要鐵路（長荊鐵路）選址荊門而非荊州。多數重要工業布局紛紛繞過荊州。（問題問的不就是近代么）
由於荊江地勢平坦，河道彎曲，長江從三峽帶來的泥沙在此層層堆積，日久天長，形成了汛期水位高於兩岸地面幾米至十幾米，像一把利劍懸之頭上。「水從天際流，船在屋上行」，就是大水時兩岸堤邊城市村莊的真實情景，一旦堤防潰決，十數米高的洪水傾瀉而下，大地盡成澤國，豈有完卵？據歷史記載，荊江大堤經常發生潰決，從東晉太元年間至民國二十六年，荊江大堤發生潰決97次，其中東晉至南宋有記載的6次，明朝30次，清朝55次，民國時期6次。荊江水患給兩岸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治理荊江、平波安瀾，化險為夷，造福人民，成為兩岸千百萬人民群眾世世代代的企盼。
98洪水紀實：
分洪，意味著荊江分洪區921.34平方公里大地眨眼之間化為澤國，意味著33.5萬人要轉移，意味著大約150 億元直接與間接的經濟損失和災後 重建的巨大困難。不分洪，350 公里長的荊江大堤守得住嗎?如果決了口， 江漢平原、武漢三鎮都將被淹，那損失就不是用百億千億所能計算的了。
凌晨2時，溫家寶聽取省委書記賈志傑、省長蔣祝平和廣州軍區副司 令龔谷成的彙報。誰知彙報者剛講了十來分鐘，有人匆匆進來，走到公安 縣委書記黃建宏身邊，悄悄告訴他，孟溪大垸潰口了! 黃建宏忙把這一消 息傳遞給荊州市委書記劉克毅。劉克毅大驚失色，與王平市長耳語，王市 長一聽也十分震驚，兩人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向副總理報告。
劉克毅眼含淚水，聲音哽咽地說：「副總理，凌晨1時左右，公安縣孟溪大垸潰口了，它緊挨著荊江分洪區……」「救人要緊。」溫家寶馬上 說，「會議暫停一下，後院起火了。」溫家寶對省長蔣祝平說：「馬上聯 系部隊，衝鋒舟，還要派直升機去投放救生圈。」溫家寶以命令的口吻說： 「你們荊州有困難，儘管提出來，救人要緊，中央會滿足你們的需要……」 溫家寶又找解放軍符部長聯繫部隊支援孟溪大垸救人事宜，然後，會議繼續。討論的重點是荊江分洪的問題。
武漢／武昌成為一省之會始於元朝，並不是近代。
所以問題不成立。用知乎的套話就是……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o&<荊州的衰落，水系變化的因素可能佔了很大的一個部分。
【不是在近代，】
●很多城市在古代，1000年左右的時候就game over，歷史交替了！：西安、洛陽、南陽、荊州、揚州、蒲州、●這種衰落髮生在古代！宋元之際簡單答一下。漢水改道使武漢從明朝開始有了和西北溝通的渠道。另外，武漢屬於南方地區，但整個長江中游武漢位於最北邊。日後再補
邯鄲附議。我千年古都，休門村算個什麼玩意。
荊州的衰落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除了中國經濟版圖重構之外，改革開放之後的外資超國民待遇，荊州的原有優勢產業紡織，化工等受到致命衝擊。再加上原本轄區內優等生相繼被划出，先是荊門，鍾祥，京山，沙洋……。再接著是仙桃，潛江，天門。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萬里長江，險在荊江」，因為水患直到三峽之前國家在荊州的重點投資基本為零！
坐擁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荊州現在發展成這個樣子，真是浪費了荊楚老祖宗留下來的這個名號，武漢和湖北省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94年拆分荊州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把重工業地區划走了，剩下的都是泄洪區和貧困縣，鐵路到2012年才開通，之前荊州600多萬人都要去武漢坐火車，給武漢貢獻GDP，江南幾縣到荊州城區只有一座長江大橋，而宜昌有八座，湖北這樣發展下去越來越不平衡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從歷史上說武漢的水運節點優勢取代荊州是一種必然。這就相當於對照一個十字交通和單行道交通的物流和客運量。從近代說因為洋鬼子選擇了武漢，假如沒有洋鬼子，上海、香港和小漁村沒有任何區別。說實話中國人不懂地理經濟學，而且在反右的時候特別照顧地理經濟專家，因為他們老是說領導認為不正確的廢話，所以一律送到農場開荒。現在有些所謂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者主張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所以區域經濟（地理經濟學）又被重新抬上神壇，地理經濟學從來都是政治中立的地理經濟學，唯此而已。
武漢取代荊州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客流和物流量比荊州大而已！其實在農耕文明長期佔據中國的情況下，這種反人類文明的現象非常普遍。比如說：江西的省會是南昌，不是九江。湖南的省會是長沙，不是岳陽。安徽的省會是合肥，不是安慶。我荊州人， 我說說我的想法！ 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長江！萬里長江險在荊江！ 然後我從小到大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淹荊州以保武漢！
另外，荊州八十年代還是發展的可以的！只可惜後面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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