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作物在康乾盛世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01-13

這個問題網上爭議很大，有人說作用很小，有人說作用很大，感覺受到民族立場的影響很明顯。請問哪種觀點才是對的？

此事可參看李昕升、王思明發表的《清至民國美洲作物生產指標估計》一文（《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126-139頁）。

並不是，之前有人貼出過論文，高產作物在中國的大規模推廣實際上實在康熙末期開始，全面盛行開來是在民國，原因在於在傳統的中國，雜糧是不能繳稅的，對於地主或者農民是不能用什麼土豆番薯來繳稅或者交租子，只能種植水稻小麥或者經濟作物才能交換成貨幣。而番薯之類的雜糧是作為額外的補充作物作為窮人家或者荒年的貯備，或者地主給長工做的額外補充食物。然而直到清朝結束後的民國，玉米鼠類都沒有成為中國人的主糧。1914-1918年，玉米與薯類（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國本土的芋頭等在內）種植面積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7.2%，兩者合計的產量占糧食總產量約為7.67。20世紀30年代在全國的統計中，留下這樣的佔地比例，就玉米而言，其中安徽、察哈爾、福建、廣東、貴州、河南、江蘇、江西、寧夏、熱河、山東、綏遠、雲南、浙江佔地比例很低，幾乎視作零，甘肅佔地6.5%、廣西17.2%、河北15%、黑龍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遼寧12.6%、山西5.4%、陝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全國僅7個省玉米佔地面積在農田總量中超過10%，但也沒超過20%。就甘薯而言，察哈爾、寧夏、青海、甘肅、山西佔地面積近於零，其他省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安徽、貴州、雲南佔地為1%，江蘇、湖北、浙江佔地2%，江西、廣東佔地3%，湖南佔地5%，福建、廣西佔地6%。反而是在民國時代由於經濟破敗，政府徵稅能力下降國力衰弱，人民為了求生不得不放棄傳統作物，轉而向容易種植的紅薯等作物。(PS我家種過紅薯，真的是不用管，連尿都不用怎麼澆，很適合那種絕境求生作物。但是真的不適合吃，吃多了會反酸。)

而康熙開始的人口增長一方面是傳統的國家統一戰亂消弭後的休養生息，另一方面是人口稅取消後貌報人口減少，其他王朝中期(大萌說的就是你)的賬面納稅人口不變甚至減少的奇景不會發生。乾隆中期甚至多次免稅。另一方面清朝鼓勵開荒土地面積大大增加。

土豆和紅薯在人口增長中當然也有貢獻。主要是在乾隆中期開始大規模開荒開始進入傳統哦意義的上荒地諸如兩湖之間的山區地帶，這時候紅薯之類的作物開始顯示出威力。另外紅薯政府推廣實在乾隆末期。而此時清朝人口增長率已經從高位跌落

畢竟某些人幾代祖宗是只吃玉米、土豆過活的，不帶腦子。

高產外來作物有沒有作用？這是肯定有作用的。至於說這些作物作用有多大？無非就是在日常的主食（大米、小麥、小米、高粱）裡面再多一分選擇僅此而已，以及對抗天災有更多的一份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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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產量問題我就說一個印象里的（咸豐年間）：整個陝西的玉米以及土豆種植只佔其可耕地的10%不到。我就問問一個省這種佔比的產量憑什麼養活多出來人？（陝西全省那時候在1300w人口）

答案是有影響，但是影響有限。引一段史料作為說明吧：

陳弘謀為雍、乾兩朝重臣。1745年他調任陝西之後，曾頒諭在當地普及紅薯。諭文如下：

「至於陝省向無此物。陝民亦不知此物之可食又易生。若遽勸民領種，小民計利目前。豈肯將有用之地力，種此不可必得之物。

今年總須各官先行覓地試種。或租民地試種。需地亦甚無多。聽小民觀看。」

從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1.「陝省向無此物」，則可知那時的陝西還完全沒有引進番薯。

2.「陝民亦不知此物可食又易生」則可折射出番薯在全國的普及狀況。倘若番薯當時已在全國其他地區普及，那麼就算陝西農民不種植番薯，也當已聽聞此物的功效，不致對此一無所知。

3.最後的「聽小民觀看」句，說的是當時普及番薯的行政手段。可以看出，陳弘謀並沒有強制普及番薯，而是命下官以建立「示範田」的方式來吸引百姓，使其自行種植。這顯然不可能像後來的「化肥示範田」那樣收穫立竿見影的效果：一來，番薯種植需要變更已有物產，隨之改變的還有生產工具、生產方式，這對於農民而言不啻傷筋動骨，絕非化肥那樣，不過添置一二那麼簡單。二來，當時的信息普及力也遠遠打不到近現代的水平。最後，番薯作為一種物產，畢竟要受到土地、氣候等狀況的制約，也不可能像化肥那樣，只要使用方法得當，便可立見成效。

此時「康乾盛世」已經過去了一多半，而陝西作為中原大省，莫說普及，就連對番薯的引進也才只是剛剛開始。結合答主@吳俊君引用的民國時的數據，則大致可以推出乾隆至清末的外來糧食作物的普及趨勢。美洲作物在清朝人口爆炸中的作用自然稱得上是「重要」，但還遠遠算不上是「主要」因素。

註：引文出自上田信《海與帝國》，為日方翻譯清朝文字後，再經國人轉譯而來。具體文字難免同原諭有所出入，但文意表達，當不致誤。

（這估計又是道點贊撲街的問題，好在人少，可以從容補充。）

其實沒啥可爭議的，當然有作用，再如何拔高都不過分。要說有爭議，不如說是對康乾盛世算不算盛世的質疑頗多，比如張宏傑的《飢餓的盛世》一類的，無非都在把滿清統治中國當做近現代一切罪孽屈辱的淵藪罷了。

研究農業史都知道，全靠外來作物，包括玉米、土豆、番薯、南瓜……晚明人口終於突破了一億大關，而有清一代更是仰仗這些基本不與稻米、小麥搶耕地的作物，才使得中國可耕地面積擴大了四倍**（當然，這與乾隆時中國領土面積擴展到一千三四百萬平方公里也有關）。乾隆繼位時，中國人口1.4億，54年後，也就是他退位那年翻了一番到達2.9億，所以，沒有這些活人無數的逆天神器，康乾盛世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康乾盛世還有一個叫法：番薯盛世。

如果坐火車經過貴州，總會聽到播音員介紹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意思是這地方向來地瘠民貧。經濟史學家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中有統計：元朝，貴州人口不到60萬；明朝軍屯，強制遷徙中原及江南各地軍民到貴州，總算在明末把人口提升到70萬。然而播州之役和明末戰亂後，貴州人口又降到元朝的水平。也就是說，差不多400多年間，貴州人口幾乎沒有增長過；而清初幾十年休養生息，到雍正十年，貴州人口首次突破100萬大關，乾隆時到了300萬，咸豐年間500萬，到清末，貴州人口激增到870萬之多。那麼耕地不足、糧食奇缺的貴州何以有這種發展呢，究其根本無非兩個原因：（1）改土歸流。（2）玉米和番薯的廣泛種植。

明末，參與平定播州之亂的郭子章寫過《黔記》，書中並不見玉米的記載，郭算半個博物學家，他都沒有提到，可見起碼在萬曆時期貴州應該沒有玉米。到了乾隆年間，愛必達任貴州巡撫，他的《黔南識略》中才對玉米種植有了詳細描述，而這也與貴州人口的迅速增加在時間上吻合。社科院清史研究室《清史資料》第七輯中有一段對貴州該時期農業狀況的描述，說在普安州，就是今天黔西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玉米地位極重要，「民間賴此者十之七」。如此，外來作物在康乾盛世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人要吃飯，人口增加一定伴隨糧食消耗的增加，而且中國曆朝歷代還要交皇糧國稅，但糧食畝產在前工業時代有定數，全靠稻米、小麥、粟這些低產作物會餓死人的。按此邏輯，當清中後期人口增加到4億以上，需要多少可耕地、應該種植何種作物方能滿足這種消耗基本可以估算出來，真沒必要在這些問題上胡攪蠻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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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清朝耕地面積是明朝4倍的商榷：

《中國農業經濟史》中關於明朝耕地面積開列過一張表，明朝可耕地面積從1381年到1571年間，始終維持在3.7億到7.0億畝之間，其中1393年跳到8.5億畝，很突兀。以中國古代4畝地養活一個人算（化肥農藥出現前的最低標準），明朝耕地面積頂峰時在4到5億畝比較可信，因為明朝人口頂峰時期不過一個億。不能因為明朝「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就認為明朝人種地比清朝人厲害吧。

同樣，根據鄭正、馬力、王興平1998年7月15日發表於江蘇社科院《江海學刊》上的《清朝的真實耕地面積》一文統計，清朝耕地面積從道光到宣統年間沒有太大變化，約略等於1949年的數字，也就是20億畝！你所說的少於15億畝邏輯上不自洽，因為這個數字養不活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所以，俺說的4倍是有出處的（可能不確切但有出處），並非什麼「空間疊加黑科技」。

還是挺大的。簡單做個人口對比，秦漢到隋唐人口一直在六千萬左右，宋朝水稻推廣，人口開始達到一億大關。明朝中後期玉米、紅薯開始傳入中國，到清中葉，人口達到四億左右。

首先認為這個問題屬於釣魚性質，我大清四億人口當然是皇上聖明領導的結果，與小小土豆紅薯何干？個人想法，不喜者歡迎噴之。

我給這個問題一個不是回答的回答。

把宋元明清四個朝代，非戰亂時期，官方地畝人口稅賦紀錄較全的地區挑岀來做樣本，用人口和稅賦（糧食產量）的數據建模，模擬人口與地畝和糧食產量的線性關係，最後判斷清朝的數據是否異常即可。

清立國二百餘年，農業技術與明朝相比進步了多少心裡都有點兒8數。

洗，使勁兒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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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薯意義在於不佔農地無需施肥不耗人力。青黃不接時續命，大大提高了貧民死亡和民變的那個啥值來著？

拿耕地面積說事兒的，不是那個啥就是那個啥。

決定性作用

滿清人口根本沒有增長,晚明人口就已經在4億以上.這不是神馬民族立場,而是不昧良心的實話.滿清和滿清倒台後的遺老集團一直在編造所謂的"康乾盛世"人口大幅增長的歷史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