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外號「孫大炮」是貶是褒？是何來歷？
貶義詞，吹牛放空炮。
孫中山此人喜歡說空話，對於某些數據沒有基本的概念。
1. 辛亥革命勝利後，正在美國洗盤子的孫中山為了當上南方革命軍的領袖，派人放出風去，說自己從國外帶回來了幾百萬美金的軍費和十幾艘戰艦，等當時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南方革命者們才發現被孫大炮忽悠了，軍費一毛也沒有，更別提戰艦了。
2. 孫中山當時臨時總統時，當時洪門的老大找孫中山要以前同盟會借的錢，孫中山大筆一揮20萬，讓他去找民政部長鬍漢民取錢，可當時南方政府的全部經費還不到10萬，用胡漢民的話說，我手裡總共就10個大洋，讓我從哪兒弄20萬。
3. 當袁世凱當上總統時，孫中山北上跟袁世凱見面，並表示自己要實業興國。所以提出讓袁世凱10年內為中國訓練出100萬新兵，而自己則在10年內為中國建成20萬公里鐵路。殊不知到2012年底中國鐵路營業總里程也才9.8萬公里。
廣東話，"車大炮＂是指吹牛皮的意思。這跟傅斯年的＂傅大炮＂指的愛炮轟愛罵人不一樣
揆諸史料，以上說法，其實並不成立。
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所謂「大炮」，來源於粵語「車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說大話，後來也被客家話借用。孫中山給人留下「車大炮」的印象，始於他在海外宣傳革命時期。當時華僑上層人士多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使革命黨的活動難以開展。1910年，孫中山在芝加哥拜訪華僑時，一個開洗衣店的華僑對他說：「你不要進來，我不聽你的『車大炮』，你要進來，我就用燙頭擲你！」孫中山只好「很誠懇地笑笑、點點頭」。①這位華僑顯然是用「車大炮」質疑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
此外，孫中山被視為「車大炮」，還和他民國初年提出的《建國方略》有關。胡適即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學問，三十年的觀察，作成種種建設的計劃，提出來想實行，萬不料他的同志黨人，就首先反對。客氣的說他是『理想家』，不客氣的人嘲笑他是『孫大炮』！」②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的觀點，也有回應這種嘲笑的用意在其中。
在這些建國計劃中，鐵路問題是最為人所詬病的。有人回憶，「由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分子複雜，中山先生提出建設鐵路計劃等等，內部就有人詆毀中山先生為『孫大炮」「總理主張修建十萬英里的鐵路，許多人認為總理理想太高，不能實現，加他以『孫大炮』的諢號來譏笑他」。③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圖註：孫中山在檀香山宣傳革命的舊址
孫中山自己，也常在演講中用「孫大炮」這一綽號自我調侃
對於「孫大炮」的政治含義，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1、反孫者將「孫大炮」作為一種侮辱性稱呼，視孫中山為「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毫不尊重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回國活動，「車大炮」這個稱號也隨之被帶回國內，並進一步變為「孫大炮」，成為政敵對他的常用蔑稱。1913年，孫中山赴北京會見袁世凱，在宴會上，有北洋系軍官高聲議論「共和是北洋之功」，「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面對此情此景，孫中山表現的還是「從容如常」。④
譚延闓早年身屬晚清立憲派，當時在他看來，「孫是只會講外國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國書的一個革命黨人」，「所以也就開口閉口跟著一些人罵孫中山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亦呼孫中山為孫大炮」。後來譚延闓改奉革命理論，回顧說：「我自追隨孫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來，才逐漸認識到，孫先生是不如我從前所聽說的孫大炮，而確實一個文通中外、學貫古今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個真正領導人。」⑤
早年投身革命的袁同疇則回憶，陳炯明不滿孫中山，「開口閉口都稱『孫大炮』」，他當時「雖不是國民黨黨員，聽起來也刺耳。無論如何，孫先生總是上官，陳氏總是部下，部下對上官可以這樣侮辱嗎？」⑥顯然，在革命黨人眼中，「孫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
2、挺孫者認為「孫大炮」綽號表現了孫中山的理想主義精神；而孫中山自己也不因有這樣一個綽號而生氣
在孫中山黨人、政敵之外的第三方人士，提到「孫大炮」這個詞時，多少是含有一些讚許之意的。1919年，陳獨秀在文章中說，「有一班人因為孫中山好發理想的大議論，送他一個諢名，叫做孫大炮。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這裡，陳獨秀是用「孫大炮」形容孫的理想主義。
1926年，張友漁曾甚至撰文為「孫大炮」這個綽號辯護，說「今日的中國，實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都有許多洗不盡、掃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轟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孫中山被稱為大炮，適足見他的偉大，放冷箭的人們，可以休矣！」⑦在這裡，「孫大炮」被視為了一種讚美。
其實孫中山本人對於「孫大炮」這個綽號，也並不十分在意。有一次，他在演講開始時，特意說：「廣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孫大炮』，好吧，現在我就要開大炮了」。1922年，陳炯明發動兵變後，孫中山發表演說時，也提到：「人說我孫中山車大炮，但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實心彈，乃用開花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營陳家軍變為泥粉。」⑧
圖註：1929年，在中山陵舉行「奉安大典」
胡適：中山先生所受最大冤枉，就是被指為理想家，不是實行家
1、在革命理想方面，孫中山畢生都在身體力行，努力要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
孫中山讓人覺得是「車大炮」，處事過於樂觀，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是一個重要原因。如1918年，早先對復辟態度曖昧的徐世昌當選北洋政府大總統，孫中山對參與非常國會的議員丁超五說：「我們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謹慎地回答：「我們沒有這個力量，不應當說這個話。說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擊。」孫中山不以為然，反問說：「難道我們連說話的勇氣全沒了么？」丁超五後來頗為感慨地回憶，「先生被有些人譏誚為『孫大炮』，其實，他是正氣充沛，敢於表達自己的見解。」⑨
事實上，孫中山畢生，都在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自1894年創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至1911年黃花崗起義，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次起義。1910年芝加哥華僑覺得推翻滿清是不現實的，期望穿著從保皇黨那裡獲得的官階、官服，以後回鄉光宗耀祖。誰知道沒有兩年，清廷就倒台了，「車大炮」成了真。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為實現共和理想，在十幾年間，發動「二次革命」，興兵討袁，兩次領導護法運動，三次在廣東建立軍政府。孫中山晚年所心繫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後不久，獲得成功，使中國統一在國民政府名下。
2、至於孫中山最為人詬病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其實也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般離譜
孫中山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是今人嘲笑其乃「孫大炮」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據。常見的意見有二：1、孫在民國初年提出的「十萬英里」這一數字太過浮誇，須知，至1950年，全國鐵路通車總里程尚只有22238公里。至2015年初，中國鐵路總里程才突破11.2萬公里。2、孫刊登在《建國方略》中的鐵路規劃圖，「與其說是鐵路規劃，還不如說是各大中城市之間的連線遊戲……相信施工人員看到那麼多筆直線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孫的鐵路計劃之里程，有兩個重要數據。一是1912-1913年間，孫多次對外宣傳「我十年之內必能為中國造二十萬里鐵道」、「期限十年，壯二十萬里之聲勢，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脈」。二是1919年在《建國方略》中所設想的「若以此十萬英里之鐵路，在十年內建築之，機關車與客貨車之需要，必當大增」——據孫的描述，其設計的鐵路系統，合計7.6萬英里，但因「多數幹線當設雙軌，故合數計劃路線計之，至少當有10萬英里。」
不管是「二十萬里」，還是「十萬英里」，日後中國鐵路的發展速度都遠沒有達到孫的期望。從這個角度來看，孫被稱為「孫大炮」，似乎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值得指出的一點是：孫當年特別參考了美國鐵路的發展史——譬如，孫曾聲稱「如美國現有鐵道二十餘萬哩，合諸中華里數，則有七十萬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國。中華之地五倍於美，苟能造鐵道三百五十萬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強國。」——考慮到美國在1880-1890年間，所建造的鐵路確實超過了二十萬里，而孫又一再強調自己的建設計劃的核心，旨在通過出讓一定年限的經營權，引入美國資本、法國資本乃至日本資本來為中國修築鐵路，則所謂十年建造「二十萬里」、「十萬英里」的鐵路，雖然不太現實，卻也還算不上非常離譜。
圖註：美國鐵路里程變化圖。轉引自歐國立，《軌道交通經濟學》，中國鐵道出版社，2014，P61
至於孫所設計的「鐵道線路規劃圖」，倒確實存在著非常多不專業的地方。端納曾陪伴孫做過一次北方鐵路考察之旅。他親眼見到孫坐在列車裡繪製線路圖，「小小的鐵路建設者坐在他的地圖前，在一處標上一條新線，把這條線取直，又把那條線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夢想中，沉浸在那種使你脈搏跳動、血液沸騰的夢想中。最後所有的省會都被幹線連起來了，所有專區城市都用小線連起來，在各個方向還有分支，就象大榕樹一樣，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製作。」端納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認為孫在畫線時並沒有考慮到懸崖或峽谷、山嶺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博士，那條繞過西藏的鐵路永遠也沒法建成。你可以用毛筆和墨水來建，僅此而已。你的線路要經過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但孫中山繪製的畢竟只是一張粗糙的示意圖，而不是精確的線路施工圖。對示意圖裡的「直線」，似不宜苛責過多。
最後，關於「孫大炮」這段歷史公案，不妨以胡適對孫的評價作結：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最大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緣故。」⑩
注釋
①梅斌林：《關於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活動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頁；②胡適：《知難，行亦不易》，朱正編選《胡適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頁；③朱蘊山：《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追憶宋玉琳與韓蓍伯》，《朱蘊山詩文集》，團結出版社2008年， 第113頁；《總理遺囑的意義》，朱燕平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文獻類編1927—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頁；④張國淦：《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鬥爭》，劉萍、李學通主編《辛亥革命資料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⑤方鼎英：《譚延闓的湘軍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上）》第1卷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頁；⑥張朋園等記錄《袁同疇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⑦張友漁：《革命黨與大炮》，《張友漁文選（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頁；⑧段雲章、沈曉敏編著：《孫文與陳烔明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頁；⑨丁超五：《護法時期追隨中山先生瑣記》，《文史資料選輯（第103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 ，第74、75頁；⑩胡適，《〈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刊於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
像上面說的，「車大炮」是廣東話里說吹牛忽悠人的意思。網上有流傳說是孫中山從臨時大總統位子上下來後，跟袁世凱說要實業興國，要十年內修築20萬里鐵路。袁世凱背地裡就管他做「孫大炮」。當然，這只是眾多流傳的一種，但我認為袁世凱作為北方人，不會給孫文按這種外號。這應該是當年他在廣東地區領導的多次革命起義失敗有關係，從1895年香港興中會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十六年間，孫中山發動了十次以失敗告終的武裝起義，而多次是在廣東香港廣西等粵語地區發動的。而失敗後當地百姓和部分革命黨人（當時革命黨也多數是說廣東話的人）理所當然會質疑孫中山的革命是不會成功。所以給說他「車大炮」（吹牛皮），以暗諷他某些言辭的誇大不實。而他也毫不諱言自稱之。
貼一張圖你就知道了，連連看水平的全國鐵路規劃
這是很明顯地損他呢，不過用在這人身上倒是再合適不過了，孫中山那麼大名氣，但是實打實地算下來，私德爛就不提了，評價政治家時看重的實際功績他也沒多少，好說空話忽悠人，實際辦成的沒幾件，「國父」這個詞實在是太抬舉他了
一直覺得政治人物，商業精英都會為了某種目的而放炮，他們可能知道自己的底子，放大炮，只是為了利益。羅永浩說鎚子手機是東半球最好的手機，這明白人都知道是放大炮，但你能說他蠢嗎？放大炮很大原因是為了給別人一種願景，以實現自己的目的。我們還是太年輕啊，始終相信，政治家說的話都有目的性，不要專看表面。
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依據的，然而，豈不冤哉！
——魯迅《題未定草六》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魯迅《戰士和蒼蠅》
最初是貶，知道的人多了，就成了褒義，沒有嘴炮，哪來的新世界。
一打仗就往國外跑，從沒有和自己的戰士站在一起。反觀太祖，胡宗南進攻延安，自己帶著不滿千人的隊伍鑽山溝，用自己做誘餌，為陳謝等兵團贏得戰略部署的時間。孫大炮所從事的職業要求他具有極高的政治和軍事才華，擁有超人的膽識，可惜，他這幾點都沒有，也只能靠忽悠了。
是貶義，暗諷刺人好吹牛皮，說大話
當然是貶義，是說這個人好吹牛皮，好忽悠。
我一直以為這是指他在軍艦上對叛軍和民眾親自實行無差別炮擊得來的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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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革命反思》
劉剛2014-06-17 16:06
近代財與兵劉剛
革命革反了頭——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正名，以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例如，以「革命」的名義，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但不可以貸款。
「打土豪，分田地」非舶來品，乃國貨，像打擺子一樣發作。可是，把「打土豪」當作「階級鬥爭」，以「分田地」搞「土地革命」，則是中國傳統變成馬列主義，中國方式被蘇俄化以後。民元時，孫中山對這一套還不懂，他的做法，既有中國幫會一套，還有英美傳統一套。幫會一套，乃「反清復明」之續，用來「驅逐韃虜」尚可，用來搞民主就不行了。當時搞民主，得以英美方式。可孫用了英美那一套何以未能得到好報？那是因為他革命革反頭了，本來是為民主而革命，結果卻為革命而民主了。
英美立國，除了民主政治制度，還有資本主義基礎。民主革命，多半是有產階級的革命，跑到議院來開議會的人，只要會議作了決定，總還是能拿出錢來的，哪像民元時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都來找孫中山要錢？當孫說自己不名一文，只有革命精神時，他已自覺不自覺將革命逆轉。
何謂「逆轉」？本來，民主為目的，革命乃手段，革命之緣起，是為民主而革命。可革著革著，命就轉了，轉向為革命而民主，手段與目的換位，本末倒置了。這世上，一個自稱「只有革命精神」的人，是最可怕的人。革命，非日常茶飯事，乃不得已而為之，不能拿革命當飯吃。可孫某此來，非以共和精神寧人息事，欲以民主為名，將革命進行到底。
果若此，他就應該在「不名一文」之後，再補充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此一句，底氣便足，就沖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生死路。你可以說民主是王道，王道行於中國，中國便是王土，而我就是民主。你敢這麼說，中國人就服，不光中國人服，連老外都得服，老外已經習慣了跟中國的皇帝打交道，還不習慣跟中國的民主打交道，用他們的眼光來看中國民主，恰如邯鄲學步。
這時候，老師們想的，不是中國需不需要民主，而是那個民主不及格的學生怎麼能在中國搞民主？與其跟夾生飯的民主打交道，還不如按照老方式，跟早已熟悉了的袁氏打交道。
各國公使團自然以老師自居，不斷以挑剔的眼光來看待這個號稱「共和」的新政權，巡視著尚在襁褓之中且嗷嗷待哺的臨時政府，若他們肯承認這嬰兒的國權，只要將海關「關余」那口奶轉移過來，共和國的嬰兒就能成長起來，可偏不。中國沒有民主的時候，他們對中國人說，民主有多麼好，當民主真的在中國搞起來了，他們卻老是皺著眉頭，說中國民主搞不好，這也不好，那也不好。
而各國銀行團，那就更是嫌貧愛富了。它們本來是為了清末鐵路貸款設立的，先是英、法、德、美四國，後來，清室退位，改為善後貸款，日、俄又加入進來，變成六國，接著美國退出，又變成五國，對新政權的善後貸款，最終由五國銀行團承擔。美國何以退出？據說有兩點，或曰美國看出五國對中國都有政治企圖，或曰俄國進來後，拉攏德、法，在銀行團里搞了個小歐盟，排擠美國。美國聲稱道不同，所以退出。歐洲已經老了，老是鼓搗那地緣政治的江湖，而美國還年輕(——隨了道義良心，還有急待國際承認的隱忍)，它不願意摻乎。
沒了美國，銀行團更加貪婪，各自打著瓜分中國的算盤，還你爭我奪，眼裡只有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哪有半點兒民主意識？更何況歐美各國，都奉行三大主義，市場經濟奉行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奉行民主主義，國際關係奉行民族主義。就中國問題而言，它們當然都希望中國被民主主義，這意味著天朝放下了意識形態的身段向西方看齊。可你一旦被民主了，別以為就成了親兄弟，接踵而來的就是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如果這三大主義犯沖，它們首先放下的就是民主主義，而非國家利益。
在辛亥革命問題上，各國就如此，若以民主優先，它們理應支持孫中山，如以資本為重，當然選擇袁世凱。可這世上，有哪一個資本家會去支持一個自稱「不名一文」的江湖革命家，而放棄一個號稱王朝遺產合法繼承人呢？即以民主言之，這當然是一個前提，但袁氏並未公然反民主，且願意被民主，這就夠了。至於民主思想方面，孫、袁之差別，不過五十步與百步，都很幼稚。但孫畢竟還有著民主的理想，還在做著民主的中國夢，並且充滿了共和國的青春氣息，可這一切，能給資本家的資本帶來利益嗎？所有的資本都要有回報，民主也有成本，一個天天鬧錢荒的政府，還有什麼資格搞民主？
不名一文，只能鬧革命，硬著頭皮，鬧破了腦袋，怎麼也鬧不出民主。孫以革命開國，且以革命的方式搞民主，結果呢？革得清室退位了，可並沒有革出民主，還要繼續革命。於是，有二次革命，革命的對象，從清王朝一變而為袁世凱。革命黨人在準備讓位的同時，沒有預備立憲，而是預備革命，其單邊對袁氏所做的頂層設計和採取的限制措施，預伏了二次革命的引線，只待時機點燃。
對此，孫竟然無自省，亦不自知，作為革命的發動機，其革命思想一刻也未停止，開國前，革命針對清室，開國以後，革命轉向袁氏，不僅為革命而民主，還以革命的名義去貸款。
救國跑錯了道——
孫曾致函美國友人，聲稱：如得財力支持，絕對能控制局勢。可他從美到歐，轉了這麼一大圈，跨越兩個半球，繞地球一周，也未有財力支持。不是說「得道多助」嗎？為什麼沒有一國助他呢？不知他這樣想過沒有，總之他就這樣回來了。
其時，革命軍尚與清軍對壘，各國號稱「中立」，使他空手而歸。如此說來，實乃託辭，究其緣由，為「利益」二字，說到底，還是站在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的立場上。在此立場上，孫某救國算是跑錯了地方。
這般疑問，在禮樂文明裡，叫做勢利，在資本市場卻是資本的正義。被禮樂文明熏陶，人們會向「革命的精神」敬禮，但資本不會，只對利益敬禮，對於「不名一文」，不會懷有絲毫敬意，有的是唾棄。此於資本文明，當為常識，孫應懂的。
可孫無分文，還要去貸款，難道他真的把銀行當成了慈善機關？即便就是慈善機關，恐怕也輪不到革命來吃救濟的份兒吧？不過，有時候，事情就這麼難堪，革命進了鬼門關。一群自詡救國的好漢，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最需要被救濟的人。這是怎麼了？
沒怎麼。最好別拿什麼「人心不古，英雄末路」來解說，這在歷史上是常有的事情，通常那些「以天下為己任」者，其實都是些喜歡對抽象的天下負責，而對具體的個人包括己和人都不怎麼負責任的人。
總之，還是救國容易自救難。自救只能自己救自己，他只能是他自己的先知。而救國則不同，救國可以裝，可以當作口號喊，還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發動群眾，被群眾擁護登上權力的神壇，他必須是民族的先知，是天下的先知。在中國傳統里，「我是我的先知」這一先驗的頻道從未被開啟，卻在與天命往還的天下興亡的先知之路上尋尋覓覓，尚未「認識自己」，就以天下為己任了。
近代以來，民主在中國剛興起，尚屬稀奇，故孫在中國，堪稱民主的先知。這一回，民主終於開國了，孫卻沒有趕緊回國，而是跑到歐洲去，歐洲是民主發源地，誰還把他當回事？他去幹嗎？他說，他去救國。救國，為什麼不趕快回中國，還去歐洲幹什麼？他說，救國需要錢，要去找錢。要多少錢？返程中，他對鄧澤如說：中國今日非五萬萬不能建設裕如。居然要這麼多錢！看來，他此次回國，不是回來過渡當個臨時大總統的，而是準備著將革命進行到底，要當正式大總統。他回來的使命，還不是與袁氏既定方針的南北和談，而是要繼續革命。如欲和談，理應儘快回國，無須往歐洲跑，因為和談，本來就不需要有那麼多錢；若為革命，貸款就是必須的。回上海時，孫曾對日本友人說：幫助搞點錢吧！越多越好，一千萬、兩千萬都可以。
孫在海外，和談已然開局，歸國後，其歷史的使命，本就是成就這個和局，以和談開出共和國。然其勝負心尚在，革命思想尤然，雖入和談之局，但仍積極備戰，總想放出勝負手。——狂人
故其欲以戰爭求統一，而曰和議難恃，戰端將開，勝負之機，就在於借款，若今後兩個月內，能夠借到二千萬日元，他就能直搗北京，把握戰爭勝負的關鍵。可笑的是，一個自稱「不名一文」的人，竟然如此這般的掉進了錢眼，連民心都不提了，只提錢，對於民心向背，故意視而不見。
他的算盤是，一面與袁氏議和，一面籌措軍餉，一旦借款到位，即「以武力掃除北京勢力」，「繼續排袁」，「消除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一個連和談都無誠意的人，怎能指望他「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孫某救國跑錯了道，又跑到王權主義的老道上了。要是打打殺殺就能定天下，袁氏早就長驅直下了，其所以按兵不動，是因為他還在祈望民心所向，民心厭戰，他就和談，民心要統一，他就搞共和。共和國的本質是共和，以共和統一中國，不是打天下，不能以打打殺殺來統一中國。
然，孫求統一的實際情形，如其《復章太炎函》所言：「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軍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現金太少，無以轉換；雖強迫市人，亦復無益。年內無巨宗之收入，將且立踣。」有了「巨宗」又如何？跑錯了道依然「立踣」。
資本投了選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跑錯了道呢？那就愛莫能助。民主是好東西，當以共和得之，統一也是好東西，也當以共和得之。若非以共和得之，好東西也會變壞。例如，革命革出來的民主，會變成專政；打出來的統一，會變成大一統。
同樣是為了民國貸款，貸款的名目不同，用途不同，結果也就不一樣。通常，各國銀行，都願意為新政權貸款，貸款的條件，除了基本的抵押物以外，貸款的名目及用途也很重要。孫對此，似乎從無反省，貸款失敗，一而再，他都沒想到過貸款名分和資本正義。貸款，若以革命名義，用於北伐戰爭，那就名不正，言不順，款自然也就貸不成。資本趨於和平，遠離革命，在流通中，呈現出契約精神與共和屬性，袁氏為和談貸款，為共和善後，故資本選擇了袁氏。
須知資本的第一要義，並非逐利，而是安全，尤其銀行資本，更是安全第一，此為其正義之根本。孫本人，還有他的臨時政府，就沒給資本以安全感，而資本選擇袁氏，即選擇了安全。
袁氏在金融上已然先勝，可孫也應了「越窮越革命」的老話，反正窮命無人革，革命都是革別人的命，他也就順著革命的邏輯往前推進了，但他畢竟還有民主思想，還懂得革命的分寸。所以，他一面聲稱「中央財政匱乏已極」，還一邊下令「目下籌集軍費，最為第一要著」，結果是，頭一天，他還在跟日本人談貸款，還在說只要貸款到位，他立馬停止和談，準備北伐。可第二天，一宣布清室退位，他緊跟著，就在次日，提出辭職咨文，並向臨時參議院推薦了袁氏。
這是孫最可愛的一面，不管自己原來怎麼想，只要達成協議，他就立即執行，不管自己主觀願望如何，只要成為客觀事實，他就接受。當然，他還有不怎麼可愛的另一面，那就是，他還要附設種種條件，乃至於設置一道又一道門檻，而這一切，他本應徵得袁氏的同意，或作為對袁氏的建議。
本來，古有明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當總統時，認為總統制比內閣制好。可袁氏要當總統了，他就把政體由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了，把政體當作權術來用，此舉，成為一個惡劣的先例。也許，那時袁氏便在心裡想，你現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政體——由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以後我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國體——將共和制改為君主制，此二者雖有不同，但方式何其相似！
孫以最好的一面，一度感發袁氏良知，二人攜手，共襄中華民國之舉，以「光榮革命」的方式，回應了「我民族三千年來之巨變」。正如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所言：在最古老的君主專制國家建立共和整體，這是難以想像的，但它出現了。這就要求黃種人要像白種人一樣思考，而這從未有過，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過。
這意味著，中國要與廣闊的世界展開自由的交流，而他們四百年來一直頑固地拒絕邁出這一步。這意味著，世界上最驕傲、最獨立的民族現在必須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和他們交流。這意味著，綿延四千年的歷史和驕傲將隨風而去，他們需要謙卑地開啟一段嶄新的歷史。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將不再只有一個皇帝，四億人每個人都是皇帝，四億人將擔負起個人和民族的責任，他們將進入世界的舞台並對世界產生影響，當然其中不乏榮譽，但也有恥辱！他們要擁有對事情對錯與否的發言權，他們要放棄父親、自身和兒子這個根深蒂固的三位一體概念，轉而在有限的時間裡展現嶄新的自我。這位傳教士，從民主的中國，居然看到了全人類的希望，他如此讚美中國，雖令我輩有愧，但我們不該遺忘。孫大炮難道不是指他那方面強？
這人就是個搞傳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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