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漢書》中寫漢武帝以前的歷史是與《史記》對照著寫的么?
這段時間對衛青霍去病這段很感興趣,對比著看了一下發現這兩本並沒有很大的區別,想了解一下,班固是怎麼寫這段時期的歷史的。
應該這麼說:
班固在寫《漢書》,於漢初歷史,大量採錄了《史記》中的記載。
最有意思的一個地方,是《漢書·陳涉列傳》抄錄《史記·陳涉世家》,一不小心把最後一句「至今血食」也給抄上了。司馬遷寫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劉邦建立漢朝後,一直對陳涉進行祭祀,以紀念他的首義之功。這個祭祀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最後被王莽給取消了。但到司馬遷的時代,這個祭祀還存在,所以司馬遷在《史記》里就寫上了「至今血食」四個字。但班固是東漢人,他寫《漢書》時,對陳涉的祭祀早沒有了,可他抄《史記》一時抄昏了頭,居然連這四個字也照抄上了,結果鬧了大笑話,就好像我們現在學生考生抄別人,結果連別人名字都照抄一樣。笑~~~~
當然,象這種事情是個例,《漢書》對《史記》的抄錄還是很有水平的,對《史記》中一些缺失的史料進行了增補,對一些抵牾的錯誤進行了刪改,在字句上也有精練。所以班馬優劣爭論了兩千年到現在還沒個結果。很大程度上參(zhao)考(抄)了,也粉碎了太史公寫史記包含了個人恩怨故意黑劉邦,捧項羽的說法————那其實是通過貶低劉邦才能來模糊背後的政治鬥爭,見解證明劉氏擁有天命而已。
否則,班固怎麼敢繼續把這些東西寫在漢書裡面呢?要知道當時他被人舉報私修國史的時候都下獄了,要不是皇帝看他寫得好早就死了(不死也得成為閹黨)皇帝都認可太史公這種寫法,說明太史公還是很遵守政治正確的嘛。確實是照著寫的,除了講建國初的【楚漢春秋】外,漢朝前期的史書只有太史公一家,可供參考的也僅此一家。漢朝後期不少人受司馬遷影響進行史書編纂,但除了褚先生對史記進行補充外,其他人都是在史記的基礎上續寫,對史記涉及的漢初歷史少有補充,其中最完備的大概是班彪的史記後傳數十篇(一說65篇、一說百餘篇)。所以漢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以史記為藍本、參考一些原始資料編寫的,其中,班固對史記的疏略處進行了增補、對他認為不合理處進行了改編,但這些涉及史實增訂的部分是有限的,班固做的更多的還是對司馬遷的文字進行精簡挪移。
關於西漢歷史,前有司馬遷的史記,中有十數家對史記的增補,後有班彪的後傳,可以說史記加後傳,整個西漢歷史的架子已經搭起來了。班固做的不是像他受命編纂東漢初歷史那樣無中生有、從頭編寫,而是在自己的史學理念下,對司馬遷和自己老爹的東西增刪整合、訂正史實,形成自己的漢書。
補充一則逸聞,託名葛洪的【西京雜記序】里說寫道: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編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小有異同耳。並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
西京雜記作者來源沒有定論,這段話極有可能是託辭,是否真是葛洪所言值得商榷。錢穆在【中國史學名著】里說這段話自抱朴子,如果真是這樣那倒比較可信,但翻檢【抱朴子】並沒有找到類似的話,應該是混淆了【西京雜記序】與【抱朴子】。
這裡提到的劉子駿【漢書】,未見著錄,按照葛洪所言此書卷帙浩大,類似的書唯有【漢著記】百九十卷,但體例內容不明。歷代漢書注家都沒有提到劉子駿【漢書】,這則逸聞應該是後人託辭,不足取信。
最後補充三點對班固不滿的地方:
一,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只是對自己的家世經歷進行了簡短的介紹,重點是在講述自己兩代人編纂史記的緣起、理念以及意義;而班固把自序改為敘傳,由序言性質的文章改為史官家譜,其中夾雜自己的大段文章,這些文章只是對自己文採的炫耀,與漢書的編纂無任何關係。
二,班固父親班彪作史記後傳數十篇,是班固修史的重要材料,但敘傳無一字提及班彪曾經修史,整部漢書也未提及班彪的後傳,如果不是同時代人的敘述以及後漢書的記載,班彪修史的事情可能會就此掩蓋。西晉楊泉在物理論里就曾這樣評價班固,【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
有人為班固辯解,說當時禁止私人修史,班固如此作為是為父親聲明考慮,但班彪作後傳並未遮掩,同時代人王充更是直接在書里議論此事,【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可見當時後傳流傳頗廣、觀讀之人不少,此說站不住腳。
總之,班固在敘傳里大段著錄自己所做【通幽賦】、【答賓戲】等文章,並對自己所做漢書進行大段頌揚,卻吝於提及父親的史學著作,多少有些矜誇己能、掩抑父親成果的意思。顧頡剛先生的【班固竊父書】,雖然言語措辭有些過激,但其基本觀念可供參考。
三,漢書向來以詳贍著稱,但綜觀漢書後半部分,記事較少,但附載的文章奏疏很多,顯得有些臃腫不當。
楊泉物理論里提到: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 。
這三點缺點,前兩點經常有人提到,但第三點則常被人忽視。多載時人文章固然不是壞事,但因此忽略對事實的記錄就有些偷懶了。辭章和事實之間度的把握,後漢書做的很好,漢書則略有不足。
大部分採用,局部有修改和調整
比如 《史記》《項羽本紀》里對於巨鹿之時這一段的記載: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漢書的記載是: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諸侯皆屬焉與兵皆屬焉,很細微的差別,但是意思就有了很大不同。我認為漢書的記載更加精準地表達了當時的局勢。史記中漢武帝就是個天天都在煉丹追求長生不老的老頭,可讀性不高。
《漢書》中寫武帝之前的歷史,雖然多是採用《史記》文字,但也有增刪改易,提供了不是新的史料,在班彪《後傳》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各家著述精心編製而成;《漢書》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的開創之作,是後世正史編撰格式的範例
古人就對這個問題感興趣,還寫了本書叫《班馬異同》,現在好像也有許多歷史論文研究這個。搜一下班馬異同會有很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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