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墨家學派對漢代社會形成的推進作用,以及墨家學派在漢代突然消亡?
春秋百家爭鳴時期,曾經墨家學說與儒學並稱為「顯學「,地位很高。用現代人的眼光來講,我覺得墨家的理論和思想是很嚴密的,也較儒學來講更為理性。可是在進入漢代後,墨家便突然消亡,不知墨家對漢代社會建立起到了什麼作用,並且為什麼會突然消亡在漢代。不要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是已經被推翻了的「史實」。[來源請求]
墨家宗教性質組織嚴密,唯巨子馬首是瞻,且非地方豪強,即商賈大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還攀科技樹,要是有個根據地,集權下大患,更與輔君理念衝突,留不得。
以下補充說明為與@葉微香姑娘@柯茗耀兄弟的交流討論,於葉姑娘答案處有白話總結評論,答柯君疑問等,多為補充自身觀點:
葉姑娘答案專註於「墨學」,學術思想與「墨學的內在矛盾」,稱之為內因。
我的答案專註於社會環境下的政治統治與墨家的關係,稱之為外因。
首先談墨家何以稱之為亡:
我與葉姑娘皆認為墨家不能稱之為滅亡,和其餘百家一樣,學術思想學說被打散,可用者被儒法為主體的主流思想吸收,其餘不顯而失。墨家與百家,均不可再稱之為獨立思想。
其所以稱之為亡。
我個人認為過程如下:
一統後秦皇集權焚百家之言,不以法家為主體學儒家融百家精華,純粹排斥消滅。
而後漢初道家無為,這些百家又覓得時間抬頭復甦。
結果漢武獨尊儒術,儒家以其自身為主體吸收百家精華可用於集權者,行外儒內法。
再說墨家具體衰亡原因:
引用葉姑娘原文:
墨家不是「完蛋」,而是「分裂」和「打散」了。而這分裂和打散,歸根結底是由其學說內部的分裂造成的。而這分裂和打散出來的種種流派,也沒有一個能夠當真貼近統治現實,而且也沒有一個能夠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來進行思想上的整合——於是,墨家漸漸只剩下了「術」,而沒有了「學」,只剩下了行動,而沒有了思想。我們看到墨家那些社會活動,但是這些活動背後的思想呢?已經是死的了。所以這不怪史料不記載,因為這過程其實是緩慢而內在的,並不是一瞬間的,只是什麼大的外部表徵。
一定要說的話,焚書和尊儒肯定也算原因之一,那是政治大網,大部分學說都沒逃過的。不過我還感覺到,墨家消亡和尊儒實在關係不大,應該可以確認為是秦漢之際的事情。西漢初年時墨家就已經衰微了。我的意思是墨家既追求空想,又追求現實;而不是說他追求空想,卻遭遇了現實。如其追求現實,則應如法家提供一套現世的理論;如其追求空想,則應如春秋公羊家提供一套空想的模型。但他們都沒有。
我於葉姑娘的補充總結:
墨家根本就亡在思想。不經學說內部與時代同步改革,遲早淘汰,其精華被儒法吸收,不合時宜棄擲,如此本來的獨立思想學說已經被打散,不能再稱之為完成的一家之學派了。 我不過是說政治打壓的一方面,不能以偏概全,墨家商業、手工業、農業、學者、亡命之徒,甚至思想家,構成複雜,所以我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樣一個社會大聯盟,抱著同一個堅定不移、不合時宜、對當權者、大一統時局不穩定的崇高理想。太可怕。 但崇高的東西,都脫不了假大空,儒教、馬(防河蟹間隔)列。所以都只是外衣、口號,里子還是法家那套。
墨家空,不是敗因,敗在他空,還要入世,還要當顯學,還要建立排斥所有學派現階段政權下的理想社會制度,開玩笑呢,不知是說反歷史潮流還是太超前。 儒馬找著機會隨時更新思想,切中要點蔓延病毒,直至爆發。
與葉姑娘交流互相補充總結:
政治大網的有形之手,加上自己食古不化不願改變內部進勢。
1:其組織與大一統集權統治造成威脅,學說思想不利於君權統治。
2:墨家思想學說不合時宜,內部發展進程提足不前,不與時代進步相結合改革更新思想。
所以消亡。
放個柯君的彩蛋,腦洞大開誇的我都飄飄然了:
個人比較傾向於 @Agoni 先生之意見 ,其邏輯鏈條有一種冷靜而洗練之美感,竊理解如下:
1.「宗教色彩濃厚的嚴密組織力」+「高度的向心力」+「強大資金吸引能力」+「兼相利交相愛」之超前思潮=&>2.「對等級制的強大衝擊」+「市場前景廣闊」+「加盟商持續跟進」+「信眾越來越多」=&>3.當權者怒而撲滅=&>4.墨家式微=&>
5.墨學式微。
具體討論內容移步@葉微香姑娘答案評論區。
作者:凹凸天空[2012]《孔子決戰孔子》第三章 楊墨之言盈天下
先還說墨巨俠。和孔門不一樣,墨家有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他有嚴密的組織。
墨子的頂門大弟子禽滑厘對老師的態度是這樣:
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備梯》)
基本和奴隸沒什麼區別,連心裡想什麼,都不敢問老師。想想孔子和學生都是怎麼相處的,真是對比鮮明。——子路不爽,可以逼得老師賭咒發誓(「天厭之!天厭之!」);子貢聽到人家說孔子的壞話,則會屁顛屁顛的傳話:「老師,人家說你像喪家狗誒!」
和孔子一樣,墨子也會幫學生找官做。這樣的事例,在墨子書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是學生做官後和師門的關係。
墨子把耕柱子推薦到楚國做官。後來幾個墨家弟子去拜訪師兄,耕柱子對他們的款待很一般。弟子們不爽,跟墨子抱怨:「耕柱子處楚無益矣!」
墨子說:「未可知也。」意思是等著瞧。
不久,耕柱子送了十斤金子到墨子面前,說:「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
墨子於是對學生們:「果未可知也。」意思是,你們看如何?
墨子又有個學生勝綽,墨子把他推薦給齊國將軍項子牛。項子牛多次侵略魯國的土地,勝綽追隨。墨子於是派人跟項子牛打招呼,讓他辭退勝綽。因為勝綽這麼做,違背了墨家「非攻」的原則。另一個學生高石子就比較自覺,當官而不能實踐師門的理想,就自己辭職回家了。
看了這些例子,回頭再看那句「耕柱子處楚無益矣」,包含的意思就顯得不僅是抱怨:第一,做官的弟子,看來被認為是有照顧同門的義務的;第二,這些弟子似乎是在請求墨子,把耕柱子也從官位上弄下來吧。
總之,墨家的邏輯就是,師門的原則,更大於官場的規矩。——今天要是有個民間組織,可以這樣操縱官員的任免,大家覺得會被怎麼定性?
孔子若地下有知,發現有人可以當老師而強悍到這個地步,心態大概很難平和:他未必認同這是合理的,但怕不可避免的也多少有點羨慕。
學生當了官,然後作風讓孔子不爽的事,實在是也有的。冉有就是典型,他幫魯國掌權的大夫季氏搜刮錢財,孔子發怒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這傢伙不是我的弟子了,同學們敲起鼓來討伐他去,必須的!
處罰是開除學籍,並發動同學去討伐。討伐似乎沒下文,冉有後來也還是當著自己的官。對比墨巨俠的遙控自如,孔老師只透出無能為力。
墨家的掌門人叫巨子或鉅子,有學者認為,墨子當然就是第一任巨子。但另一些學者認為,這個觀點「沒有文本上的依據」,恰恰是因為墨子去世,偉大導師沒了,為了保持組織的凝聚力而塑造新權威,才出現了巨子制度。
即使是采後一說,也還是說明了墨家的組織化程度之高。前面提到過,儒家也曾想立個孔子的繼承人,結果就沒搞成。
《淮南子》誇墨子,說他門下有追隨者一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旋踵。這個漢朝人的說法,可能只是推測。但後來有位墨家巨子,卻確實是做到這一點的。
楚肅王要清洗楚國的貴族,這些貴族不甘心束手待斃又無力抵抗,就紛紛流亡。其中有一位,叫陽城君。
墨子晚年,是陽城君的座上客;墨子去世,墨家巨子孟勝仍然受到陽城君的厚待。當初,陽城君把自己的封地魯陽,託付給了孟勝。
楚國的軍隊,來沒收接管魯陽。孟勝決定死守。
有墨家弟子對這個選擇表示難以理解,因為實力太過懸殊,與楚軍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何況,陽城君本人也已經逃走,死守毫無意義。
但是孟勝堅持,他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也絕不退縮的道德勇氣,才能真正使「墨者之義」煥發出璀璨的光芒。
最終城破,殉難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和希臘人「斯巴達三百勇士」的傳說一樣,其中也有二個人本來有足夠正當的理由離開絕地,但他們仍然堅決選擇了死亡。
《呂氏春秋》的作者感嘆道,「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值得注意的是,當孟勝說明為什麼要選擇死亡的時候,沒有向弟子們提過哪怕一句超自然的力量。這大概說明,墨家已經不再需要天志、明鬼之類的教訓。對組織的熱愛與信仰,本身已經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呂氏春秋》還講過另外一個墨家巨子的故事。
巨子腹(黃享)【tūn】,居住在秦國,他的兒子殺了人。秦惠文王憐惜腹(黃享)年老卻只有這個獨子,因此予以特赦。但腹(黃享)堅持說:「墨者之法規定:『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所以雖然大王為我兒子頒布了特赦,但我還是要依照墨家之法處死他。」
這個故事收在《去私篇》中,強調的是腹(黃享)道德高尚。這當然沒有問題。但它也提供了這樣一個信息:墨家是一個有自己的法律的組織,巨子依照這套法律,對內部成員,有生殺予奪之權。
這樣的民間組織,今天又會被怎樣定性?
反過來看,領袖太有權威,組織太過嚴密,也可能成為軟肋。
巨子有如此驚人的影響力,從人之常情說,怕是不少墨者都會覬覦這個位置。如果不是剛好有個超逸絕倫大夥都服氣的候選人,搶班奪權的事情,就免不了會發生。而一旦發生,充滿道德激情的組織,大概很難懂得妥協,那時,內耗、分裂就不可避免。
分裂確實發生了。
韓非子提到,墨者分裂成了三派。莊子還說,這些支派都想當巨子的繼承人,互相指責別人不是正宗,也就是「別墨」。——考慮到《墨子》書里,「別」往往是作為兼愛的「兼」的反義詞使用的,則這個詞的貶損意味,可能相當嚴厲。
對墨家這樣的黨團來說,分裂造成的創傷,比本來就鬆散的孔門當然大得多。何況,內患之外還有外憂。
古籍中有很多蛛絲馬跡表明,孟勝之後,墨家組織的重心,到了秦國。——作為工程技術人才,墨者自然為各國君主所樂於引進甚至禮敬。戰國初期,迫切需要改變其邊緣化處境的秦國青睞墨家,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如前文就引了一段墨家巨子腹(黃享)和秦惠文王的對話。
秦惠文王是什麼人?他是秦孝公的兒子,即位後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誅殺變法的商鞅。
當然,他對商鞅制定的法律,其實不但沒什麼意見,甚至終身奉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君主的權力,是斷斷不容分享的。絕對君權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強大的官場或民間勢力存在。
腹(黃享)不接受秦惠文王的特赦,實際也就是隱然以「墨者之法」與「大王之法」分庭抗禮的。這樣一位雄猜的君王,嘴上或許會讚譽他的大公無私,心裡到底會怎麼想?
秦惠文王有沒有什麼手段對付墨者,不得而知。但秦墨確實飛快的發生了變化。到了這位秦王的晚年,腹(黃享)想必早已去世,出現在惠文王身邊的,是另一個叫唐姑果的墨者: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少主指惠王的太子)。」王因藏怒以待之。
東方的墨者謝子要來見秦惠王,秦惠王向唐姑果諮詢。唐姑果害怕謝子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於是說,這個謝子是一個奸詐的辯士,他來,一定會搬出大套說辭,來騙取您兒子的信任。於是,秦惠王見謝子之前,就已經憋著火,當然,謝子的遊說也就沒成功。
依附權力,然後進讒、邀寵、誣陷……這是自居奴才的人,才會去做的事,唐姑果做起來卻是如此的輕車熟路。你再也無法把這個形象,和當年在秦王面前凜然談論天下之義、墨者之法的巨子聯繫起來。
墨子、禽滑厘、孟勝、腹(黃享)的靈魂在雲端里看到這一幕,大概也只能一聲嘆息:「他好像一條狗誒!」
直接從word中複製過來,結果格式亂的一塌糊塗,我已經儘力了。footnote不好加,我都給抹了,但篇名都在。另外,什麼時候「獨尊儒術」不是史實了?以下內容請勿轉載或引用試論墨子理想中的深層矛盾 ——以墨子言行為中心 《四庫提要》評價《墨子》道:「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作為先秦顯學的墨家,其聲勢在秦漢之際急轉而下,至於湮滅無聞。這種突然的變化,不僅讓我們感到不解,亦讓一些學者感到惋惜。顏炳罡先生就以為墨家的沒落是中國思想史中唯一一股陽剛之氣的消失,此前此後的思想流派再無墨家這般陽剛血性,墨家的沒落為後世文官政治的逐步崛起買下了伏筆。 雖然墨家作為學派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正如《四庫提要》指出的:「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墨家兼愛、尚賢、右鬼、非命的理想其實同樣深植於民族文化之中。然而墨家作為一個單獨的學派卻過早地湮滅,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墨家理想中的某種矛盾性也是一個以這種理想為根本的學派無法長久存在的原因。 錢穆在《墨子惠施公孫龍》中提到:「他(墨子)的偉大和感動性,不在他的學說,而在他的人格。除卻孟子那種艱苦卓絕篤實光輝的人格,墨學是享不到人們的歡迎的。」這遍深刻揭示出墨子和他的理想之間存在的根本矛盾:個人人格和政治理想的分離。 這並不是說墨子表裡不一、言行相悖。恰恰相反,墨子是最能踐行其理想的人物,然而正如《莊子?天下》中所說的: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以墨子為代表的早期墨家學派,其政治理想和生活理念確實有悖於常理,難以讓執政的貴族接受。在《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五篇中我們看到,墨子遊說魯君、魯陽文君、齊太公和楚王,幫助學生從政(游荊耕柱子於楚、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游公尚過於越等),越王聞其賢以五百里地往迎......墨子其人聞名諸侯,絕大多數弟子的品行也值得稱道,魯君楚王這樣的君主、魯陽文君這樣的重臣也多次向他請教,然而《天下篇》的作者仍然要感慨:「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這一局面並非由歷史因素所造成,而可以說完全是墨家理想中的某些矛盾因素所導致的。筆者認為這些矛盾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對待教育的態度。如《耕柱》中墨子責備弟子耕柱子: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弟子抱怨墨子的責備,墨子則用一個比喻指出正是因為他堪當大任才加以責備,。類似的故事還有: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這樣無偏無執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先秦諸子學派的興起原因自然是多方面,但社會動亂大背景下階層流動性的增強無疑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這一時期,許多原本出身特權階層的喪失權勢和封地不得不另謀生計,平民中的掌握政治文學經濟才能的人晉身新的特權階級,這都導致了這一時期教育的發達(參見:賴蘊慧 《劍橋中國哲學導論》)。在支持學生從政的問題上,墨子遠比孔子積極,在記述墨子生平的五篇中,可以看到許多墨子幫助學生步入仕途的例子。求仕,也是許多人求學於墨子門下的重要原因,如《公孟》: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亓長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墨子利用學生「求仕」的心理鼓勵他學習,可謂「因材施教」。然而,數年的教育仍然不能使學生認同他的理想,「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這無疑是對墨子心血的嘲弄。但是我們換過來想,墨子用「許諾幫助他從政」作為誘餌,不正是肯定和滋長了弟子的私念嗎?墨子非但沒有糾正弟子對學習的目的的錯誤認識,使他明白行「義」才是學習的最終目的,反倒滋長了這一錯誤,這是很讓人遺憾的。雖然犯錯的是門人,但墨子數年來沒有糾正,甚至沒有指出這種錯誤,難道就沒有責任了嗎?墨家的教育理念之不健全,由此可見。本來學派的教育是為了推廣學派的理想,然而墨子的這種教育方式,雖對壯大學派有益,對理想的傳播卻並無幫助。 二是對待生活的態度。《魯問》: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 墨子這段話說的是「施人薄而望人厚」是不可能實現的,言之鑿鑿使人信服。然而縱觀整個墨家的學說,不也是「施人薄而望人厚」嗎?《莊子?天下》曰: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 墨家講求節用節葬,在社會轉型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不受歡迎的。從出土文物來看,這一時期東方諸國出土的許多青銅器都呈現出複雜的新造型;使用錯金銘文;充分利用對比度、呼應、虛實、疏密有節奏的變化構造新的圖案;還出現了繁化、藝術化的鳥蟲書。[1]可以說,這是一個藝術發達的時代。而藝術的發達總是伴隨著對財富的追求。平民階層地位的上升,使得舊有的貴族生活方式漸漸下移,在這種大背景下要求由貴族到平民都轉移到一種艱苦樸素的生活中去,是違背大多數人的意願的。墨家的理想不能給予他人「利」,而只能給他人指明追求「義」的方向,不能不說是「施人薄而望人厚」。《耕柱》: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雲利也。」 一個「兼愛」的社會自然是人人所嚮往的,但在那之前,如何去構建一個「兼愛」的社會呢?墨子自己說過:「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兼愛下》)這就好比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人人都喜歡,一切都可以共享何樂而不為?可要那人拿出自己的一切去和別人共享的時候,他卻百般不願意。世人批評,以為墨家的理想「善而不可用」(《兼愛下》)。墨子說過:「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囗也。」(《耕柱》)雖然墨子並不承認他的理想是「善而不可用者」,但他的理想和理想的實踐中確實存在著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他所要求的那種自我犧牲的精神也在一開始就為墨家的沒落埋下了伏筆。 三是對待戰爭的態度。《耕柱》: 子墨子謂駱滑氂曰:「吾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講「兼愛」和「非攻」,自然是反對戰爭的。然而墨家以緊密的組織親為武備之道,為小國守城,宛若西歐之僱傭軍。墨家不僅從實際行動上參與戰爭,而且還積極研發軍事器械、研究軍事理論。《號令》篇更是明言:「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借用《耕柱》中的這個故事,難道不能反問墨子一句:您這麼積極地參與戰爭,怎麼能說是反對戰爭呢!我想當墨家弟子吟誦著「以亟傷敵為上」的時候,如果想起墨子「愛眾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大取》)的教導,心中該是怎樣的矛盾啊! 四是對待理想的態度。 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關於這個故事,錢穆感嘆道:「我們一定要認識人世間這一種的矛盾性,才能欣賞墨子的哲學;才能欣賞墨子的偉人;才能知道墨學在當時怎樣地鼓動人們的心坎,招惹人們的心坎,而到底歸於消沉,不能持久。」[2]正如前文談到的,墨家理想中存在一種先天性的矛盾。這種矛盾既體現出了墨家「利天下的責任感」,也導致這種責任感難以推廣。與墨家相對的儒家,自孔子到孟子荀子,都十分注重理想的現實性,如《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出作為儒家典範人格的君子所要追求的並不是與他人相似而是一種和諧共存;荀子則更進一步指出:「人之性惡......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通過一代代的發展,儒家對於理想的定位,對於人性的認識,無疑已經遠勝於墨子。拋開我們對理想人格和人性的爭論不談,儒家對這些問題不斷深入的挖掘對於進一步推廣儒家學說無疑是有幫助的;反觀墨家,自墨子之後似乎就沒有建設性的理論提出。雖然其學說和後世名家之間有密切的聯繫,但正統墨家各個方面的理論,似乎在墨子之後並未有進一步的發展。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囗也。」 墨子一方面清楚地認識到理想和理想的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另一方面卻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理想和實踐之間的鴻溝。他所作的,只是以自己輝煌的人格去感召他人,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救宋的故事。《墨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先秦作品都收錄了這個故事,其在當時應頗有影響。在這件事的結尾,有如此一段對話: 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楚王放棄攻打宋國的計劃,絕不是因為墨子「貴義」,反而是因為墨子「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的執著、《備城門》的能力以及直言公輸盤殺己之意的犧牲精神。《天下篇》評論道:「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墨子的理想雖然多遭非難,但對於其人卻是眾口一致的稱讚,對此我們只能說,墨子其人超越了任何一家一派的理想而達到了一種共同倫理的境界。 墨子問:「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善而難行,即使墨子的人格再光輝、其理想再偉大,也難以抵擋世俗人心的壓力,而墨子理想中存在的深層矛盾更導致它在實用層面上難以得到多數人的認同。《淮南子?泰族訓》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墨子以其非凡的人格魅力能夠吸引一批志同道合之士,然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貴義」的主張又真正為多少人認同呢?即使墨家成為先秦顯學,君王大夫、士人商旅,又有多少願意踐行「尚儉」的理念?墨家的學說雖然顯赫,但真正能做到「貴義」、「尚賢」、「兼愛」、「非攻」並且謹守墨家紀律的能有幾人?墨家的消失是歷史的必然,墨子理想深層的矛盾早已為它的消失埋下了伏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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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秦及其後戰亂毀書殆盡,第二傳承發生問題失去了廣泛傳播廣收門徒的基礎,社會穩定人口不流動對強調實踐的墨家傷害極大,第三漢代人們更喜歡神學巫術,社會不需要質樸思潮,儒家也在變質,第四其實各學派在合流,形成儒家為基礎教育各家為玄學討論話題的形而上風格,在民間則隱形。
簡單寫點個人觀點。
墨學存在2000多年的文化斷層,對此的探討其實都是旁證的猜測,事實怎麼樣確實一言難盡,難以考究。 墨家的消亡。說墨家消亡,其實更多的是「世之顯學,非儒即墨」的對此,一個著書立說,越讀越厚,一個鮮有問津,逸散疏落。諸子百家,除了儒家在經歷千年,新文化,大革命,仍然死而不僵,其他諸子的學說都如寒蟬噤聲,或者歪曲了原意。而顯學墨家之所以這麼快就被時代和人民拋棄,遺忘,更多的是自身決定的。
首先,墨家是個行大於言的學派。他的觀點淺嘗輒止。親士,修身,法儀…墨家只是給了最基本的觀點,談了古代聖王怎麼做,暴君怎麼做,我們怎麼做。總結我們怎麼做時,可能還要帶上鬼神希望我們做好事喲,不要做壞事喲,會遭報應喲,要兼愛喲。其實,墨子並不在乎說,他做的事,遠遠多於他所說的,只不過,沒有孔子那樣處心積慮地寫盡禮樂仁義。做事的人不如作文的人,千百年來,不都如此么?
其次,衣缽繼承。儒家最重視的不是仁義,是名,名正言順的名。從上到下,父子,君臣,三從四德,說的就是不能破的規矩。在什麼位置做什麼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它的傳承也是尊師重道,韓愈的師說,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也諷刺了這種名分。而墨家,它崇尚的是什麼?尚賢,尚同,使千義如一義。巨子說什麼,大家做什麼。集中力量固然能幹大事,但是,一代宗師死了,誰能堪當重任?就好像沒有了宮崎駿的吉卜力,還能是吉卜力么。所以,吉卜力的消失也是註定的,宮崎駿也預見了,他並沒有自己認可的繼承者。墨子死後,墨家分裂,一開始就沒說明白的道理,又更不明白了。有的成為了俠,有的依附了君,有的兼愛非攻,死守殉城。
最後,墨家的學說,亂世是弱者抱團的旗杆,盛世是鞭打君主的皮鞭。個人以為這也是墨家完全隱匿的最大原因。亂世,而且是不把人當做人的亂世,誰不想吃口飯,當個活人?孔子,他的學說出口給君主,制約的是民眾。墨子,他的學說,販售給草民賤民,挑釁的是君主。所以墨子的學說在亂世得到了廣泛的人民基礎——貧民和同情貧民的知識分子。到了盛世,大一統,墨子的學說簡直是統治者的噩夢。
假想,你明明是一個每天吃可樂雞翅,穿阿迪達斯,聽周杰倫與柴可夫斯基的土豪。有一天,一個糟老頭過來對你說,不要吃那麼好,穿那麼好,還聽靡靡之音,要和我一樣樸素,全中國有一半的人年收入不到2300元。你會怎麼想?我第一個想的就是,扇他一耳光,說,「伏爾泰說過,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然後把這個自己都不好好善待的老頭子踹出我心靈的港灣=_=
同樣的,統治者面臨的正是這樣的老頭子。明明一群廉價勞動力給我剩餘價值來剝削,我難道非要節用,節葬,非樂,兼愛,把自己的基業——不但生前像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儉樸,死後還說不定主動禪讓。傻子才信堯舜禹也是禪讓來的,只有墨子自己這麼肯定。
墨子會做人,會做事,但他不懂人性。我覺得,我們可以拿墨子的一些準則規範自己,做自己的墨規,但是,不能拿他的想法規範別人。
墨子就像一個自說自話的失語者,漸漸地被統治者刻意地忘記,完全地被一波又一波的最廣大人民群眾忘記。
他倘使留給了後世什麼,大概是一個默默耕耘值得仰望的背影。
2016.3.11凌晨草草完結,未完善
ps.本文肯定有很多主觀猜測,曲解觀點,褻瀆先賢,史實不詳之處,提前感謝指正。本文原創所寫,全憑手機手打,如有轉載(提前體會下大v待遇),註明知乎。漢朝早期推崇「黃老無為而治」,後來「儒學一家獨大」。因為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點:不折騰。墨家相比較起來很折騰,強調人的主動性。這在生產力低下的農業社會,對上對下都不是好事。看歷史的演變,既要看普遍性,也要看個體性。除了上述對規律性的探討,也要看看個體對歷史的影響。比如毛髮動文革,不說毛的個人動機如何,但給予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沉重打擊。回到漢代,有沒有可能有類似的事情。某些事可能只是一個意外,一個偶然?至於墨家後世為什麼沒有翻身,想起高曉松談禪讓。高的意思,明朝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模式,到了明末的時候,起義軍領袖都沒有想著通過禪讓從明朝末期的皇帝搶位置。只知道要麼我忠於你,要麼我殺你。意思大概是長期皇權過大,以及單一儒家文化的教育,人已經本能地放棄了一些可能。上面說外因,下面談人性。很多東西很美好,但對於人來說不是硬性的需求。人性的悲哀在於「高雅易逝,流俗易傳」。莫扎特,貝多芬很美好,只有極少數人懂。民主,自由,墨子同理。
(手機黨,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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