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將帶來哪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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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看崛起在哪裡，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貧富差距問題，地域發展不均衡問題。

客觀的說，以傳統製造業，外貿，it為只要發展動力的一二線城市，發展已經幾乎飽和，再往上發展的空間不是很大了。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必須要解放中部，西部的發展潛力，不能再走出口+固定資產遊戲的老路。現在的問題是，中西部地區，老工業區的增長潛力在哪裡？傳統的發展模式是中部人口大省輸出勞動力，但隨著人口紅利的銳減，這種模式的未來在哪裡？

記得在前年制定個稅起增點的時候，有專家表示個稅起征點定在3500的原因是，如果定在5000，那全國只有5%的人繳納個稅，這與個稅的初衷相悖。我想我們還要思考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即我們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嗎？

【好端端一個物理問題，不知怎麼就扯到價值觀的較量中了，真是知乎大了什麼鳥都有】

未來三十年，中國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最好的企業也一定是世界頂級企業。中國的領導人，無論是政府領導人、企業領導人，還是學術領導人，都將是世界級的領導人。——張維迎

按照購買力平價算，公元0年中國西漢時，印度的GDP佔世界比重1/3左右；到了1820年，中國的GDP佔世界的1/3左右；再到了二戰時期之後的1950年，美國的GDP佔世界的1/4強（27.3%）。未來的狀態會是怎樣？
麥迪森推測，公元2030年，也就是再過20年，中國的GDP可能達到世界總量的23%，印度為10%，美國為17%，西歐國家合計達世界的13%左右。

我們處在歷史的劇變時代，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未來10~20年，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將發生巨大的變革。普通人的生活也由此改變。

這個劇變，不亞於清末的社會劇變。

羅蘭貝格在做品牌調研時發現，中國的消費者對品牌的要求，跟西方國家除了價格、時尚度、產品質量服務等因素相比，還增加了「進取」這一因素。事實上，中國社會向上的動力是很強大的，總體是都在向上，13億人都在發生向上的劇變。

農村的人進入鄉鎮，鄉鎮的人進入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人進入省會城市，省會城市進入北上廣深。這都是進取、向上，這在我們身邊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還有4億農村人進入城市。中國的城市化率剛過50%，還有6億多農村人，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在未來都將轉變成城市人。隨之而來的機會：房產（所謂的剛需房），裝修裝飾（基礎性的硬裝），汽車（入門級汽車比如麵包車、QQ），傢具（布藝沙發、價格不貴的木床），家電（電視冰箱洗衣機空調）。

已經進入城市並擁有房產的中產群體：汽車（中檔，15~20萬左右）、旅遊（國內自駕游、境外游）、文化消費（電影、話劇、音樂節），消費升級（伊藤洋華堂、星巴克，輕奢侈品，價格不再是第一因素，更注重品牌和服務）。

城市富裕群體，這個群體數量，據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個人金融性資產超過1千萬的人群已經達到70萬，預計今年底將增加至84萬。

84萬人，每人超過1000萬的購買力，這是什麼概念？奢侈品（豪車，遊艇，私人飛機，別墅，藝術品）、海外投資、海外旅遊、子女教育，每個領域都是巨大的機會。

再以數字結論：

「今後十年，中國的三線及三線以下城市，將新增3個多億的中產及以上人群、接近2個億的富裕及非常富裕人群、1億還多的非常富裕及高凈值人群。」

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一隻養肥的豬，既能割肉，又沒能力反抗。所以每當危機來臨，底層和高層人士產生劇烈矛盾時，中產階級的利益是第一個被賣的。

所以大家能看到在高層的慫恿下，不滿的農民跑去打了隔壁的小地主老王家，分了老王家的地，睡了老王家的幾個妻妾，而已成氣候的門閥集團們幾乎毫髮無損，繼續掌控著國家的命脈。

作為中產或者準備做中產的題主你，最好多祈禱一下社會和諧，另外，將自己的資產結構盡量輕量化，容易變現機動靈活，外加一本能夠說走就走的護照就再好不過了，隨時做好資產和人肉轉移的準備

這個問題的大前提不成立，所以沒有所謂的中產崛起。中國的政治文化也不支持中產崛起。別想太多，

這又是一個不問是不是直接問內容是什麼的流氓問題。

作為普通中產階層家庭中的一員表示生活水平照五年前比下降了不止一個層次，實在是沒法看出來未來十年中國中產階層會崛起。

中國確實在一個關鍵的時期，不過從現在往前數三十多年，哪個十年不是在「關鍵性的歷史時期」？機會倒是很多，倒是沒多少和「中產階層的崛起」有關係。

外逃將十分嚴重。

比如我家。

先匿。

都匿名了也就不藏著掖著,

家裡真不是當官的,

爹做些小的科研項目,媽自己弄了個小會計所.

說貪官的怕算賬吊路燈的就省省吧.

家裡算是小中產，家在帝都有幾房，無貸。

都是早點時候老爹從股市抽身出來買的。

五道口兩套華清嘉園，

望京一套地鐵旁邊一套葉青大廈旁邊

還有現在住在在望京北路上面方便家母上下班。

在帝都勉強算是中產了

家裡對我沒有別的要求，只要留在美國有份工作就行。家裡錢都預備好，能工作就工作，不能就等排隊兩年後EB5，花點錢把事兒了了（我的專業是可以延期的opt）

主要是對國內形勢實在沒把握，誰知道十年之後會咋樣，真到了想做個收租子的寓公而不得的時候，也只能壯士卸腕了。

現在整天就知道拿中產開刀，我們這種身上有肉沒牙的小資產不正是最肥美的肉嗎

匿了

中產階級還會存在嗎？——馬克思論貧富分化

2014-04-26 12:18閱讀：499

第二十五章中產階級還會存在嗎？——馬克思論貧富分化

（寫於2009年，2012年略有更新。）

一、馬克思、恩格斯談貧富分化

當馬克思剛剛要成為馬克思時，他就已經注意到了，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社會被劃分為許多等級，不同的等級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但是資本主義卻在消滅等級，與此同時又創造出了一個赤貧的無產階級。在著名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寫於1843年）里，馬克思這樣寫道，「德國無產階級只是通過興起的工業運動才開始形成；因為組成無產階級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製造的貧民，不是在社會的重擔下機械地壓出來的而是由於社會的急劇解體、特別是由於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

同一時期的恩格斯也獨自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寫於1843年，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篇經濟學文獻）寫道，「國民財富這個用語是由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努力進行概括才產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這個用語便沒有任何意義。英國人的『國民財富』很多，他們卻是世界上最窮的民族。」「每一次接踵而來的商業危機必定比前一次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加嚴重，必定會使更多的小資本家變窮，使專靠勞動為生的階級人數以增大的比例增加，從而使待僱傭勞動者的人數顯著地增加。」「中間階級必然越來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佔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全新的歷史觀之後，這些看法並沒有改變。在發表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地宣布，「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只限於維持工人生活和延續工人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勞動越使人感到厭惡，工資也就越少。……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現代的工人……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僱傭勞動的平均價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因此，僱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佔有的東西，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觀點，有兩方面的含義。如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寫的那樣，「機器的採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也就是說，工人階級人口會越來越多，工人階級中相對過剩的人口也會越來越多。首先，機器的使用和資本的積聚，使那些中間等級（小業主、農民、手工業者等等）中的絕大多數不斷破產而淪為工人階級，只有少數能夠上升為資產階級。其次，由於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斷成為過剩人口，也就是產業後備軍。這些相對過剩的人口（相對於資對勞動的需要而言是過剩了）本身的收入就很微薄，又與就業人口不斷競爭壓低工資水平，使工人工資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馬克思指出，「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著名段落中總結到，「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供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併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並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二、中產階級趨於消失及其與經濟自由化的關係

資本主義進入20世紀中期以後，形勢似乎有所改變。首先，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失業人口大量減少了，工會的力量也大大增強了，工人有了與資方談判的組織，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其次，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中產階級」，這個所謂的「中產階級」有良好的收入、享受完善的社會保障。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分裂為直接對立的兩大階級同時中等階級被消滅，恰恰相反，廣泛的中產階級保證了社會的穩定。那麼，馬克思的看法是否過時了呢？

馬克思的觀點並沒有過時。發達國家出現的新形勢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以及左翼政黨和工會持續多年的鬥爭促使各主要發達國家採取措施緩解社會矛盾，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況；其次，二戰之後各發達國家都迎來了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就業矛盾也緩和了。

所以，在蘇東解體、資本主義全球化泛濫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貧富差距都重新迅速地拉大了。這甚至發生在經濟增長非常迅速的一個時期。

2007年8月8日亞洲開發銀行公布報告《亞洲的分配不均等——關鍵指標2007專題章節》。該報告指出，大多數亞洲發展中成員體的基尼係數在過去十年中都增加了，如果考察絕對數據，收入較高的那部分人群的「收入/支出」的增加幅度更是遠遠快於收入較低的那部分人群。報告指出，分配不均等加劇，部分抵消了經濟增長對消除貧困的影響。

中國2006年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47。雖然印度的基尼係數並不像中國這樣大，但是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依然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活，超過四分之一的兒童營養不良。

在亞洲較發達的香港，2004年的一份報告說，香港的富人收入是窮人的26倍；而且貧富差距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惡化，到2004年止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2004年的另一份調查報告發現，在2001年，最富有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大約是全市家庭每月總收入的40%，而最貧窮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只佔全市家庭總收入的0.9%。2007年6月香港統計處的一份報告顯示，1996年、2001年和2006年按原本每月住戶收入編製的基尼係數分別是0.518、0.525和0.533。報告表示按當時價格計算，每月收入在4000港元以下的住戶在整體人口中的比例由1996年的6.7%增加至2006年的9.2%；每月收入在4萬港元或以上的住戶在同期則由15%增至17%；同時，香港中等收入的住戶比例萎縮，月入1萬至4萬的典型中產家庭，十年間由超過61%下跌至55%。香港正在轉變為、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M型社會，即低下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人數越來越多，中間的中產階級人群則減少，大多數輪入中低階層。2007年9月香港政府機構委託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過去20年香港貧困人口增加一倍，超過2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甚至曾經在一份施政報告中使用了「扶貧」一詞，要減少跨代貧窮，成立扶貧委員會。

日本戰後60年來，多次民意調查一直顯示，近9成的日本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層」，所以日本被世人標榜為理想的「平等」社會。但是2006年日本媒體以及經濟機關的調查顯示，7至8成的受訪者認為「日本正在出現貧富之差擴大現象」。在2006年夏天，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匯總了一份報告，其中指出「日本的貧困人口比率已經成為工業國家中最高的一個」。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日本的相對貧困率為15.3%，僅次於美國的17.0%和愛爾蘭的15.4%，位居第三。有的經濟專家（自由派的經濟專家們到處都是一個相同的腔調）表示，通過競爭原理，有能力的人增加所得是理所應當的，並且給經濟帶來活力，過去「中產階層」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但也有人指出，貧富擴大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父輩所得直接關係到下一代；現在的日本社會已經是父母的收入高低與子女受到教育程度成正比，收入越高，子女越能受到好的教育，相反子女無法得到良好教育，而在30到40年前，子女的教育與父母收入沒有關係。日本社會普遍關注的另一個群體是年輕的非正式僱員問題。過去日本的模式是年輕人進入企業工作，一做就是一輩子。最近幾年，日本社會卻一改過去學校畢業之後立即工作的風氣，不少年輕人畢業以後開始靠打工生活，一干就是很多年。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區，情況一點也不比亞洲好。大倫敦市政府2003年的諮詢報告指出，過去10年間，倫敦人收入的差距持續拉大。1991年到2001年之間，男性手工勞動者的收入增加了9%（不包括通貨膨脹），而男性非手工勞動者的收入增加了26%。2006年年底，英國工會聯合會的秘書長布倫丹·巴伯指出，從2000年起，英國《金融時報》百指上市公司的高級主管們薪酬的增加速度比普通工人收入的增加速度要快17倍。他還說，如果金融城中的大公司把年終獎金和全英國所有工人分享的話，每人都可以拿到350英鎊。2007年8月8日《衛報》報道，倫敦金融城的年終獎金總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40億英鎊，在倫敦金融城工作的35000人的總存款達到430億英鎊，英國全國職工的年終獎金上升了24%到260億英鎊，但僅是金融城就佔了總數的一半以上。後來我們都知道在2008年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倫敦金融城裡的金融精英們成了群眾襲擊的目標。次日《衛報》報道，英國大企業董事會成員2006年的報酬大幅度增加了37%，一些高層的報酬比一般職工高100倍，行政總裁的平均報酬是287萬5000英鎊。報道指出，行政總裁的報酬是英國工人工資增長的11倍，也比通脹率高20倍。對於這些公司高層的酬勞增長，英國董事聯合會表示，大企業董事的「不尋常表現應該得到回報」——大企業董事的「不尋常表現」終於帶來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2007年10月「收入數據服務」機構根據英國各大公司的年度財務總結，撰寫了當年年度《總裁薪酬報告》。報告表明，「金融時報指數」100家成分股公司的總裁們在上個財政年度，平均獲得的薪酬為3,174,863英鎊。其中工資不到四分之一，只有727,537英鎊，其他都屬於花紅和股份套現所得。在2000年，他們的獎金大概佔總收入的一半。而英國普通員工去年平均年薪是3萬英鎊，總裁們每周所得是普通員工一年工資的兩倍。在2007-2011年間，英國實際工資下降了4.5%。

2007年7月，英國專註社會政策與發展的志願機構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發表的報告說，英國目前的貧富懸殊情況是40年來最嚴重的。基金會研究了過去40年的財富分布形勢圖，發現1970年代的貧富差異曾經出現過實質減少。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者經常充滿幸福感回憶起的撒切爾鐵腕時代）和90年代，英國社會「兩極分化」導致的不平等現象卻有所加劇——可是，撒切爾強行推進私有化進程時，喊出的口號卻是「人人都作資本家」，因為給工人分配了小額股票！報告說，窮人和富人不再像70年代那樣靠鄰居住，「現在，窮人和富人都分別聚居在不同地區。」人們警告，倫敦有可能會回到狄更斯筆下描繪的貧富懸殊、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2009年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英國社會中較窮的一半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只佔所有家庭財富總量的9%，最富有的10%的家庭則佔據了全國私人財富的44%，是處於財富「金字塔」底層50%家庭財富總和的近5倍。英國家庭每戶的平均財富約為4萬英鎊，但所有家庭貧富排序的中位數卻只有5200英鎊，它清楚地顯示出有一半英國家庭的財富還不足5200英鎊（不到55000元人民幣）。

美國的情況與英國類似。二三十年前，美國的中產階級佔據社會重心位置，可是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卻流向了富人階層，而且是富人中的富人階層。從1979年到1997年，百分之一的家庭的稅後收入增加了157%。在這百分之一的家庭中的百分之一的收入等於社會底層兩千萬人家的收入總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在2007年1月發表了題為《1979年至2004年之歷史實際聯邦稅率》的調研報告。該報告表明，作為當時布希總統減稅政策的一個結果，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家庭的聯邦稅率下降得比美國任何其他群體都快。這項調研還發現，在調研所獲得的數據資料截止的2004年，對於中等收入的掙錢者來說，他們的稅率略有上升，而對於社會頂層的富人來說，他們的稅率在持續下降。有人指出，在艾森豪威爾總統時代，美國富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是91%，肯尼迪總統時下降到76%到78%。但到了小布希時期，這一稅率已經下降到35%。而那些進行證券和其它投資活動的富人又通過各種減稅規定而減少了納稅。他們中許多人真正使用的稅率往往只有15%。2007年8月31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說，美國大公司總裁的平均工資2006年為1080萬美元，相當於普通工人平均工資29544美元的364倍。在1989年，前者的還只是後者的71倍多。另據彭博新聞社報導，2006年華爾街20個收入最高的基金經理的平均工資為6億5750萬美元，是美國人平均工資的2萬2千255倍。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的經理10分鐘內獲得的報酬比美國普通員工的平均年薪還要多。2011年5月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特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的收入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在經濟衰退前的進賬，達到900萬美元甚至更多。美國聯國聯邦統計局在2007年8月30日發布的有關美國居民收入、貧困和醫療保險資料的年度報告顯示，共有3650萬人的收入處於貧困線以下。另外，美國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數從2005年的4480萬人上升到2006年的470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15.8%。隨著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平均壽命的差距也隨之擴大。1972年滿60歲的老年男性，如果他們處在收入分布的上半部，他們的平均壽命比收入分布處在下半部的老年男性長1.2歲。到2001年的時候，這個差距擴大到5.8歲，即收入分布處於下半部的男子平均壽命為79.6歲，而處於收入分布上半部的男子平均壽命則高達85.4歲。美國的收入差距還帶有鮮明的種族特徵。統計局公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06年20.6%的拉美族裔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黑人人口的貧困比例為24.3%，亞裔和非拉美裔白人的貧困比例分別為10.3%和8.2%。平均收入最低的是黑人。研究顯示，出生於60年代末期中產階級黑人家庭的人，有69%的可能收入比他們的父母要低；而出生於白人家庭者，這種可能性為32%。如果把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黑人男子的收入在過去30多年裡下降了，而白人男子的收入沒有發生什麼變化；與此同時，白人婦女的收入增加了4倍以上。2008年經濟危機結束之後，美國白人失業率在2011年3月下降到7.9%，但是黑人失業率卻上升到15.5%，同時黑人青少年的失業率更是高達百分之50，是全國青少年平均失業率的一倍多。全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2010年白人球員的畢業率為91%，黑人球員的畢業率為59%，兩者間的差距從2006年22%增加到32%。

在2006年，瑞士公司總裁的平均工資為230萬瑞郎。諾華的老總達到4420萬瑞郎。由於領導層薪金的透明度不夠高，經理們拿到薪金時越滿意，調查他們的薪金時就越困難，以至於在領導們的報酬和成績之間找不到統計學上的相互關係。而2006年瑞士人的平均工資為5674瑞郎。瑞士有9%處在有勞動能力年齡的瑞士人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低於貧困線收入的21%。2008年時的統計數據顯示，瑞士2%超級首富的財富相當於瑞士人全部財富的50%。工資差異也越來越大，從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中，瑞士的全民生產總值增長了9.1%，但是只有10%高薪階層人士的工資增長了10.3%，而其他大部分普通工薪階層和低薪階層的工資在這10年中則只增長了2-4%。一個四口人的高薪家庭，2008年比1998年家庭收入增長了14800瑞郎，同樣人口的低薪家庭收入則只增長了400瑞郎。而收入微薄的單身家庭的收入與10年前相比甚至有所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從1998年至2008年瑞士卻已經為收入高的家庭減免了稅務5900瑞郎。而低收入的人家則基本未得到任何稅收減免，不僅如此，僅醫療保險增加的費用就為中、低收入的家庭帶來了每年超過3000瑞郎的附加負荷。雖然醫療保險的漲價也為富裕家庭造成影響，但相對較小。此外男女同工不同酬。瑞士很多企業中同樣工種的男女職工，工資有時會相差1000-1500瑞郎。2006年，類似的工作，女性比男性少掙9.1%，2008年9.4%

2008年德國經濟研究所公布的調查數字顯示，中產階層在德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從2000年的62%下降到2006年的54%，人數從4900萬下降為4400萬，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也隨之擴大。2006年，低收入者即收入低於社會人均收入70%的這部分人群，已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就表示，德國社會低收入人群的比例自2000年以來上漲了近7個百分點。從2000年到2006年，高收入者在社會總人口的比例也呈小幅上揚趨勢，即從18.8%上漲到20.5%。儘管如此，「往低處走」者還是佔了多數，例如，有14%的2002年的中產階層到2006年就下滑到了低收入者這一社會群體，這一切，僅僅過了四年。該經濟研究所在2011年7月的另一份報告中說，自2000年以來，僱員的純收入平均降低了2.5%，而低收入者的工資降低了22%。另根據德國市場經濟研究機構IMF的調查結果，與1998至2001的經濟繁榮期相比，從2005年至2007年的經濟繁榮中獲益的德國人少了很多。能從中撈到油水的，僅僅是那些企業主，自主經營者，股票持有者和其他一些資產所有者。但這部分人在社會中僅佔少數：三分之二的德國成年公民沒有或只有少量財產，而最富有的那10%的人口則擁有整個社會近60%的財富。該機構的研究者還指出，一方面，在經濟繁榮期，公司的盈利幾乎是呈直線上升趨勢；但另一方面，那些員工的實際凈收入卻還下降了3.5個百分點。每8個德國人中就有一位被視為窮人，另有13％的德國居民因接受失業金、住房或子女補貼等社會福利金勉強維持生活。婦女在全職就業人口中只佔35%的比例，然而，全職就業領域中的低工資收入者，婦女卻佔了60%。全德共有大約170萬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字顯示，2008年至2010年間，人們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大多在短期合同領域。2010年低收入人群超過700萬，創德國歷史紀錄。德國400萬就業人口中，每7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來自低收入領域。這還是在德國，典型的「社會福利國家」。

從整個世界的角度全面來看的話，可以給貧富差距的擴大做一個綜合的評述。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這個時代，2006年全球範圍的失業人數仍然保持在歷來的最高點，達到1億9千5百多萬，佔全部勞動力的6.3%。2009年全球失業人數更是創下紀錄，接近2億1千2百萬。其中失業人數增加有40%來自工業化國家，而工業化國家只佔世界總就業人口的大約15%。服務業首次超過農業，成為僱用人數最多的行業。而在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收入往往是微薄的。佔全球2%的最富有人口擁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財富。佔全球10%的那部份最富裕人口則控制著全球85%的財富。而世界上大約一半處於底層的人口只擁有全球財富的1%。世界財富的很大一部份集中在美國，大約佔30%。全世界1%最富有的家庭，其中的40%在美國；三分之一在歐洲；另外三分之一在富裕的亞太地區，其中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而世界其他地區只擁有全球財富的10%左右，其中包括中國、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全世界65億人口中，有11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一美元。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在1990年到2004年之間，那裡的最貧困人口的數量減少了20%。而在同期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區的極度貧困人數沒有減少。發達國家民眾每年每人的平均收入為1萬7千美元以上。發展中國家同富裕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比例為16%。高收入國家的人每掙一美元，發展中國家的人只掙16美分。每年有大約一千萬兒童死於很容易防治的疾病，其中大約六百萬兒童的生命只需要基本的服務就能夠被挽救。這些服務包括接種疫苗，服用抗生素，熟練護理新生兒以及治療腹瀉和肺炎。兩億多名五歲以下的兒童缺少基本的醫療照顧。

所有國家的調查和統計不約而同的顯現出同樣的特徵：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加速擴大，在時間上與全球化進程吻合。即使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也沒有改變這兩個擰在一起的進程。從90年代以來，以蘇東事變為起點，資本主義好像又回到了精力充沛、生機勃勃的青年時代，全世界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種種弊端也變得嚴重了。

貧富差距的擴大是社會分裂最重要的指標，但是社會的分裂並不僅僅是財產的差距。在教育、醫療、衛生、就業、信息、信貸等等各方面，社會中的一部分與另外一部分的差距，同樣在迅速擴大著。

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重要特徵，就是追求所謂自由的市場經濟，本質上這意味著私有化。貧富差距的拉大與私有化進程有著密切的關係。《共產黨宣言》里曾經說過，「在你們現存的社會裡，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在原發展中國家，在二戰後受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影響，大多借鑒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起了國民經濟體系，國有經濟是其中重要一環。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更曾經是壓倒性的經濟力量。隨著這些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變賣，而市場經濟體制又推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在發達國家，資本的大量外流和財富泡沫化使貧富分化同樣嚴重，而原有的社會福利保障體制紛紛被削弱和整改，使得發達國家最引以為榮的最後一道保障越來越成為岌岌可危的、資本家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

從香港到英國到美國，發達國家和地區到處都在哀號「中產階級的消失」。紐約州立大學的財經學教授威廉·雷諾說，惡化的經濟給中產階級的家庭帶來很大的壓力。父母現在要更長時間操心子女的經濟狀況，對他們提供資助。為了維持中產階級的水平，夫妻雙方在財務上都像走鋼絲一樣把自己置於很微妙的平衡點上，一旦經濟上有風吹草動，就難免陷入困境。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都使中產階級的地位越來越不穩固，越來越多的美國中產階級們疲於奔命，為生計糊口，眼睜睜的看著自己和自己的後代淪落為下層階級。

事實上，發達國家的很多所謂的「中產階級」收入並不是很高，而且沒有多少資產。中產階級曾經的特徵是收入穩定，工作機會多，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而無後顧之憂，因此在消費和投資上也更為大膽。中產階級的存在，有賴於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穩定的工作環境。真正的資產階級早就看著這群靠他們的高稅收來養活的懶漢不順眼了（在資本家的眼裡事實就是如此）。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大量工作崗位隨著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同時，社會福利體制也在入不敷出和私有化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中產階級眼下的境況和未來的預期都不樂觀，中產階級也就自然很容易在瞬間成為無產階級了。

不論如何，自由化和全球化使中產階級開始淪為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淪為產業後備軍。一切情況都與19世紀是如此相似。在前邊提到的亞洲發展銀行的報告中，抨擊了「一個主流觀點，就是高度分配不均等會促進經濟增長。此外，增長本身也會導致更大的分配不均等」。報告指出，「有三種增長不均衡似乎很適合用來解釋亞洲發展中國家很多方面的分配不均等擴大現象。第一，一國內部地區間的增長不均衡。第二，部門間的增長不均衡——農村和城市之間，還有生產部門之間（特別是，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第三，家庭之間的增長不均衡，比如收入較高的那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長要快於中低收入家庭。」「以中國為例，省際間增長不均衡被認為是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間，導致分配不均等擴大的主要因素。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到2004年，促進分配不均等擴大的最主要因素應該是城市和農村家庭收入的差異。與此同時，城市家庭間的收入增長不均衡也已經成為更近期分配不均等擴大的主要原因。」「至關重要的是，城市居民收入和支出增長不均衡在很多國家都是分配不均等程度擴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大學程度的居民與低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間正在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開始成為導致分配不均衡擴大的唯一最重要的可測要素。」

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麼樣的分配方式，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省際差異、部門差異和城市家庭收入差異先後成為中國分配不均衡的主要影響因素，準確地反映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首先，是四個經濟特區和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的出現，加之大量祖籍廣東的華僑資本以及香港投資多數集中在廣東等地，使得東南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差距迅速拉大。而後，隨著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轉變，製造業和加工業大為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使得部門間差異成為重大特徵。現在還有人利用這一點，在起勁販賣「土地私有化」的說辭。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越來越多的資本、資源集中在城市中，城市家庭間的收入增長不均衡又成為了分配不均等擴大的主要原因。貧富差距的拉大，由地區因素、部門因素向階級因素轉移。至於報告中提到的教育程度對收入的重要影響（請回憶第五章中關於勞動力價值的內容），尤其說明了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嚴酷淘汰過剩人口的現實。

報告呼籲，「當今發達國家的歷史軌跡中，並沒有顯示消除分配不平等會是經濟持續增長的自然結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定不能忽視分配不均等現象。……為了促進更高的機會均等，某些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份報告也只能到此為止了。當談到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對不均衡增長的重要作用時，報告的相關內容三言兩語就結束了。因此，報告也只能僅限於空泛的談論「公共政策如何應對分配不均等現象」了。例如，當談到農業增長的緩慢時，報告說，「存在一些普遍因素，包括對農業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減緩，由於自然資源的迅速枯竭而導致對發展推廣農業生產新技術的資源投入停滯，等等。在某些國家，政策環境不允許私人投資於農業，這也加劇了公共投資的匱乏。」

事實上，正是自由主義的政策使得對農業的公共投資減緩。在二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直接對農業投資，被自由主義安上了缺乏效率、導致腐敗等等很多罪名。在自由化、市場化的大趨勢下，發展中國家政府對農業公共投資逐漸減少是正常的結果。目前非常時髦的是小額信貸，關鍵之處是私人投資、農村金融服務的私有化。不清楚亞洲發展銀行報告中所說的「政策環境不允許私人投資於農業」的某些國家具體指哪一個，以中國為例，中國不僅對農村小額信貸非常感興趣（可以參見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些專題研究報告、行領導在不同場合的講話，而且近年也出台了多項具體政策），而且事實上已經試行了多年。2007年1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了《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隨後各地出現了多家村鎮銀行。「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當時對此非常歡迎，說，中國首家村鎮銀行的成立是向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有助於解決中國廣大農民借錢難的問題。他說，「美國有7千多家銀行都是老百姓辦的，我們中國這麼多銀行，都是政府辦的，區別就是這裡。……村鎮銀行定下的首要目標應當像孟加拉的尤努斯那樣，不以金錢為目標，而以扶貧為目標。」茅於軾當然清楚中國「這麼多銀行」並不都是政府辦的，還有股份制銀行，外資銀行，以及民間資本運作的銀行，他自然也應該知道美國「野貓銀行」的故事。不過在這裡，真正的問題在於，村鎮銀行或者小額信貸是不可能「不以金錢為目標」的。我們在第十三章已經介紹過，小額信貸沒有高利息率是存活不下去的。茅於軾自己就搞過小額信貸的試驗（據他自己說壞帳率為4%到5%），年利率曾經高達18%（算是比較低的），後來因有高利貸的嫌疑曾被有關部門勒令停止。一方面，他絮絮叨叨地說「金融服務的缺乏導致農村高利貸盛行」，另一方面，他自己就在放高利貸。可見，所謂小額信貸的本質，無非就是用專業的高利貸取代農村自發的高利貸而已。農村自發的高利貸，收益者多半還是農民中的某個富裕階層；而專業的高利貸，受益的自然是精英人士了。所以會如茅於軾所說的那樣，很多國外資本對中國的小額信貸業務都很感興趣。靠吹上天的小額信貸、農村金融私有化，實際上是解決不了農業投資匱乏的問題的。

如果全球化仍然以這樣的速度和方向進行下去，如果自由主義的政策仍然被廣泛接受和實行，那麼中產階級將很快從地球上消失掉，馬克思的預言又會重現。

看不到。

少數的機會只會伴隨著個體機遇這種不可控的因素來走。

信命都比信人們嘴裡說出的話強。

知乎已經成為中產階級舔舐傷口和抱團取暖的陣地。心懷恐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收割不可避免。

首先要看能否崛起？

會崛起嗎？

這些個小羊都養了好幾年了，一個個的也都養肥了，羊毛該剪的時候就剪，沒肉吃的時候該殺就殺，小心吃飽長肥了跑掉了！

中產崛起的跡象沒有看到，倒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階級固化的跡象是越來越明顯。貴族已經形成，未來的屌絲後代只會越來越屌絲。如果說屌絲階層的收入也保持上漲趨勢，那麼在廣大屌絲群體從溫飽奔小康的過程中，最確定的趨勢無疑是黃賭毒需求的爆發。這些是切切實實的硬需求，越是沒有希望的社會，這種需求就越大。這些行業現在已經欣欣向榮，阻礙其更加繁榮的，只是屌絲的收入不夠高，消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