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期，孫中山和宋教仁所扮演的角色有哪些區別？

在紀念宋教仁遇刺一百年之際，看到如潮的頌揚文章，又一次感受到國人老毛病，說誰好就無限拔高，罕見「好人」的過失與反省。

無疑，作為辛亥革命後中國第一政黨的實際創始人，宋教仁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對曇花一現的中國憲政與議會制，他居功至偉。但是宋的貢獻再大，也主要體現在勝利後的建設性，就改變中國命運而言，這個「紙筆政治家」的貢獻遠不及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孫中山和黃興。

這就是宋教仁在台灣國民黨史中沒有今天大陸學界評價這麼高的原因——不是因為他與孫中山不合，而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手段都是建立在「憲政成功後」。那麼成功前的事情誰來做？都言孫中山乃「大炮」，但是沒有孫中山，清王朝會倒塌嗎？一百個宋教仁、章太炎，寫出一萬篇大作，又奈滿清如何？

今聽大陸紀念者有言，宋教仁這樣的政治家再也不會有了，我想這是個土壤問題，而不是才幹問題。只要有憲政的土壤，宋教仁這樣的「文人政治家」會像雨後春筍一般，中國什麼時候都不缺「純文人」，稀罕的是孫黃那樣「動口又動手」的投筆從戎者。

史所共知，在中國改朝換代、結束專制的唯一有效手段是暴力革命，除此再無它途。不是因為百姓們不想溫和，而是因為中國統治者從不良心發現，樂此不疲地用軍隊維護統治。沒有以暴制暴的能力，秀才們造反，三百年也不成。所以，古老而災難深重的中華大地，最需要的是拿起刀槍、浴血奮戰的孫中山和黃興。

在推翻滿清統治的血路上，在孫中山黃興浴血奮戰時，宋教仁在幹什麼？主要是在後方和章太炎一起，等著孫中山籌來的經費辦報。哪次起義也不是他發動，甚至武昌首義請他主持大局也請不動，乃至讓舊官僚黎元洪鑽了空子。辛亥革命勝利後，他先到孫中山一步，拒迎孫中山主政，聲稱「我有兵力」，為「摘桃子」差點在革命陣營引發內訌。失意頹唐，得志猖狂，人言宋教仁「英而不雄」，答案或許就在這些表現中。

在同盟會和國民黨中，宋教仁的地位為何排在孫黃之後？ 因為同志們心知肚明——看似武昌起義與孫中山沒直接關係，但偶然之中是必然。沒有孫中山十幾年如一日地發動武裝起義，武昌會自動迎來那一天嗎？孫中山之所以成為世代偉人，是因為他知道如何有效地對付頑固不化的統治者——與其刻於語言，不如刻於行動。

而宋教仁只想事成之後的事，並沒有為事成付出關鍵行動。革命告一段落後，宋教仁的心思花了「組閣」上，不做花瓶總理。這個理想是好的，但在當時的政治勢力格局中，是空中樓閣。時人送宋外號「議會迷」，是讚揚還是揶揄，不言自明。

眾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場紙糊的勝利，北洋軍閥是最大贏家，他們手中牢牢掌握著政權。很多人以為孫中山後來依靠軍隊反袁之舉是誤區，但是如果沒有北伐軍，中國永遠不會從軍政走向憲政。而宋教仁的悲劇，就在於拿一場紙糊的勝利當成了真正的勝利，想憑口舌之勞從軍政府中奪得政權，孫黃不反對，但舊官僚老兵痞袁世凱能答應嗎？所以死是必然。

宋教仁的不智，在於想在土匪窩裡建立君子遊戲規則。問題不在君子遊戲規則該不該建立，而在你是否有實力、用什麼手段真正改變這個土匪窩？把它變成君子當家而非匪首掌控。放棄暴力革命、指望專制者良心發現的純文人於近代中國層出不窮，無盡的幻想總是被統治者的子彈打穿頭顱。沒有自主的革命，哪來真正的解放？沒有民主力量奪取政權，又何來真正的憲政？拿著紙筆與虎謀皮，結果只能喪身虎口。

關於宋教仁遇刺「百年之謎」，我以為大都也屬於「人造的懸念」。殺宋教仁的動機，僅以「權力」兩字就足以說清。有人為袁世凱翻案，懷疑革命陣營內部人暗殺宋教仁，甚至矛頭指向孫中山。這是典型的小人之心。孫中山跟袁世凱都不爭了，還會跟宋教仁爭什麼？「議會迷」遇上意在一人天下的「權力野獸」，必死無疑。從兇手離奇死亡，到袁的大內總管趙秉鈞暴亡，難道袁世凱殺宋的動機還不夠嗎？人言袁世凱同宋「子侄相待」，不會下此毒手，這是不了解歷代中國王朝「權力野獸」的本性。他們護起權力來哪管什麼「子侄」，誰敢「假戲真做」，威脅自己皇位，縱是親骨肉也留他不得！宋教仁遇刺臨死前，留下遺書還在叮囑袁世凱「布公道，保民權」，這是書生最後時刻的幻想，或曰執迷不悟，兩年後，這個袁公用一頂「中華帝國皇冠」再次逆襲了黃泉下的桃源漁父。

客觀地說，宋教仁是個既無經驗也無實力的菜鳥政治家，他唯一的希望，是指望統治者良心發現，主動還政於民，他唯一的手段，是靠妥協和選票短時間贏得政權，這是書生型政治家的幻想，在真正的政權革命沒有完成前，永遠不會成功。

縱觀世界各國政治的任何革變，首先都是政權之戰。中國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為何都是虎頭蛇尾？而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何一蹴而就？原因就在前者沒有完成真正的政權更替，後者是先以武裝革命推翻保守官僚政府、而後維新力量政壇問鼎，隨之政改便水到渠成。

從這個角度上講，宋教仁遇刺後孫中山講「二次革命」是必要且必須的，其遺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真諦就在其中。宋教仁生前不解孫中山良苦，但願他逝後高舉旗幟的黃埔學生軍、中華大地「後黃花崗志士」能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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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孫中山，一個復仇者的皇帝夢（排版修正）！

十幾年前，我中學讀歷史書時，曾經對中國歷史人物做出一個綜合判斷，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我唯一佩服的人就只有孫中山一個人，原因在於他偉大的人格品質，即孫受命於國家危難之中，挺身而出代任大總統職位，並最終在個人權力與國家利益之間放棄了自我的權利誘惑，講大總統一職讓拱手讓予給野心家袁世凱，成就民國千秋盛世，這樣的人格與品質著實令人欽佩之至。

人生總是一個漸進式的狀態，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思考者，你的知識閱力與架構層層，在資信繁複的時代框架內，必然要在各種對立突沖的史實與觀點間進行博弈最最終由你自己做出取捨選擇，在關於孫中山的看法問題上，必然的也會更新變化。我必須承諾在中國式教育背景之下，十幾年前的我對於孫中山的判斷是如此的幼稚可笑，當然它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作為一個真正的思考者，你必須站出來將這些固化了的觀點形態予以糾正，是的，孫中山遠遠不是一個聖者，至少在宋教仁案中，他有巨大的犯罪嫌疑。

與其他的歷史人物不同，基於同態的意識形態妥協，對於孫中山的歷史評價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中國台灣，都似乎有驚人的協調與共榮性的評價，巨大的歷史肯定尚不在話下，甚至對於孫中山的歷史軌跡，兩岸也似乎不約而同的進行了模糊化處理，甚至從意識形態宣傳領域避免學者與民間思考者對孫進行具體化的調查研究。而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這些具體化的歷史軌跡信息所獲取到的歷史答案，是那樣的具有顛覆性，其震撼力度之大甚至足以影響食肉者的歷史合法性！

不信？那麼今天我們就從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入手，好好探討一下孫中山這個人，及其與宋教仁一生的恩怨糾葛。

一、辛亥革命之前的孫中山是否在革命黨的絕對領袖？

晚清有幾大派系：保留清皇室派系：良弼，康有為，梁啟超（後轉為立憲派）。北洋派系：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立憲派：張謇（民國初年支持袁），湯化龍，譚延闓。革命派：陶成章、黃興、孫中山、宋教仁等等
。地方實力派：張鳳翙、閻錫山、劉秉章等等。各大派系力量角逐也動搖了清庭。那麼當時的革命黨中是否就系孫中山一言九鼎擁有最高的精神領袖地位呢？

實則不然，即使是在當時的革命黨內部，也是存在不同的派系的，孫中山的政治影響力遠遠沒有那麼大。

不可否認，孫中山也有推翻滿清的志向，但所做的努力相比於千千萬萬革命者那僅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孫中山也不是第一批革命者，最早的是興中會的第一任會長楊衢雲等，早就犧牲了。何如今的世人大都只知道孫中山而不知道楊衢雲，可謂說是一種悲哀。楊衢雲是領導廣州起義的主力。楊衢雲和謝纘泰等才是興中會的次要領導人。在興中會組織的三次起義中，孫文只是參與了兩次。第一次為楊衢云為首，第二次為孫文和楊衢雲一同領導，但實踐是日本人扮演很重要角色，第三次為謝纘泰單獨領導。再說興中會於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任領導人是劉祥、何寬，他們分別被舉為正、副主席。孫僅僅是參與者（後來國共兩黨無恥的把興中會的成立都算成孫中山的功勞）。楊衢雲、謝纘泰等以「開通民智，討論時勢」為宗旨的輔仁文社，成立香港興中會。楊衢雲素有大志，知曉武術，尤好行俠赴義，楊衢雲即以頗高名望和思想激進而被舉為第一任會長。最終1901年楊衢雲被暗殺，至於兇手是誰，在這裡我就不說了，留個讀者一個遐想。

即使是在楊衢雲死後，孫中山也遠遠未能成為革命黨的大哥大，事實上，實際行動中多次「革命」活動事實上並非直接由孫中山所領導，而是由黃興籌劃與統帥，當時人把孫黃兩人並列。革命黨內，認同黃為實際領導革命的黨人也很多。

如1906年，在討論中華民國國旗時，孫中山主張青天白日旗。黃興主張用井字旗，認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並認為與日本太陽旗相近，有日本並華之嫌。雙方爭執不下，孫中山堅持己見，黃興力爭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脫離同盟會籍。1907年，光復會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義失敗為由，要求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黃興推辭。最終光復會退出中國同盟會。

由此可見即使是在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派中，孫也只是名譽上的領導人，實際領導權則在黃興手上，當然除了黃興，孫中山在革命黨內還面臨著另一個也是最大的競爭者，即憲政派的宋教仁。

二、孫中山與宋教仁的黨爭究竟為了哪般？初步架空孫中山。

從憲法政治理念以及對民主政治的訴求上，孫中山與宋教仁有著本質的分歧。

作為中國早期憲政派的代表，宋教仁主張的不是法國式的內閣制，而是英國式的內閣制，即與兩黨制相應的內閣制。

當時英國已經形成了兩黨制，由議會中的多數黨組閣，議會與內閣充分一致，政局較為穩定。宋教仁從英國1911年的「國會革命」受到啟發，他評論英國1911年國會法案，說英國「下院之多數黨依例有組織內閣之習慣，雖皇帝不能違之，則政府與下院即謂為一體焉亦無不可」。新的國會法通過後，下院的權力進一步加強，英國的制度「與民主國體尚有何差異之點乎？」宋教仁對英國的憲政制度十分讚賞，不是讚賞君主制，而是讚賞它的內閣制和兩黨制。因此，宋教仁主張的是英國式的兩黨制，不是美國式的兩黨制。

　民國初年，宋教仁曾多次結合內閣制宣傳兩黨制。如《國民黨宣言》中就宣稱：「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對峙，不宜小群分立」，成立國民黨，目的就是「藉以引起一國只宜二大對峙之觀念」。在1912年9月的《致北京各報館書》中，宋教仁又說：「吾人改組國民黨時，宣言政黨宜二大對峙，希望自黨發達，同時並希望反對黨亦發達，能至旗鼓相當而後已。」

但是，孫中山對民國政體設計的見解並不相同。孫中山的理想是總統制，且總統應有較大的權力。按照孫中山在《革命方略》中的設計，革命後先要實行「軍法之治」，軍政府擁有絕對權力，而軍政府的首腦權力更為集中。因此，即使武昌起義爆發前沒有作過具體明確的論述，孫中山主張總統制也是必然的。因為內閣制的總理隨時可以更動，較多地集中權力是困難的，由內閣總理來完成「軍法」、「約法」的設計也是困難的。1912年12月底孫中山歸國後，在如何組織革命政府的問題上，孫中山和宋教仁發生分歧，孫主總統制，宋主內閣制，

　從《革命方略》規定的革命程序看，孫中山相信革命後的一段時期集中權力是必要的，因而取總統制。

但是很顯然作為憲政派的教主，宋教仁的政治影響力為更大。事實上，在同盟會內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對黨魁孫中山的一個人。宋教仁與孫中山之間不願合作卻又不得不陽奉陰違、架空虛置地進行合作的內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當天日記中介紹說，黃興因為不同意孫中山把陸皓東生前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充當未來的新國旗，兩人之間發生激烈衝突。這場衝突的更加內在的原因，其實是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在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秘密檔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對於孫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徹底的否定意見。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領出現之前，努力鑽研有關的政治的書籍是得體的。」

隨後在評論《每日新聞》所刊登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根津一的東亞同文會演說時，宋教仁進一步表示，無論是孫中山的勢力還是康有為的勢力，都難望得到永遠存續。「到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新人物出現，代表漢族抵制滿族，這是必須的趨勢」。

在1910年12月與日本朋友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但是，他既沒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樣公開站出來進行挑戰；也沒有像張百祥、劉公、孫武、焦達峰等人那樣，另行組織共進會自行其事；而是與譚人鳳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會內部對孫中山實施架空虛置。

三、孫中山憑什麼當上臨時大總統？二度架空孫中山。

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並與隨後取得了成功，南方各省相繼宣布獨立，而眾所周知此時的孫中山還在美國刷盤子，為了自己的生計而奔波呢，哪管得上革命黨人拋頭顱酒熱血，但得知辛亥革命成功了，他立即返回中國想去摘大桃子。但是鑒於當時中國局勢的複雜性，為什麼孫中山便能當上這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呢？

首先，眾所周知，辛亥革命與孫中山一點關係都沒有，他並沒有為革命事業盡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從一開始革命黨內部就沒有考慮過要讓其當總統。但是究竟推誰做大總統呢？

不需要懷疑當時想當大總統的革命派例如黃興者，例如當時獨立的各省都督，都有相應的資格，但誰都不願意放棄。然而時局決定，妥協是必然的，南方諸省與革命黨在大總統的位置上，終於還是有了一個共識，而這個共識也是為什麼要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最重要的一點。

無須懷疑，武昌起義後，南方獨立各省與革命黨多數人最鍾情的大總統人選一直是袁世凱。

此時，袁世凱統率的北洋新軍是大清王朝北方半壁江山的唯一支柱。他以「小站練兵」起家，已擁有一支只聽從他本人指揮的「袁家軍」——7萬餘訓練有素的近代化強大陸軍。因其兵強馬壯、財大氣粗，是實力懸殊的南方革命黨人向北進軍，「一舉去清都」的巨大障礙。

於是，南方獨立各省便期望有著漢人身份的袁世凱，能夠如同自己一樣反戈一擊，「反正來歸」，從而避免一場實力不對稱的戰爭，又能輕而易舉地推翻滿族人當權的大清政府，因此對袁世凱許以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予以爭取。

1911年10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義半個月後，湖北軍政府便有人以「全鄂士民」名義，寫信給袁世凱，勸說他「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犁掃虜廷」，並說「漢族之華盛頓，惟閣下之是望」。

不久，剛從清朝將領「反正」的湖北軍政府首腦黎元洪也表示：「以項城（即袁世凱）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他後來更於11月12日明確表示，只要袁世凱「能來歸」，「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國）大總統，公（袁世凱）固不難從容獵取也」。

黎元洪與其他獨立各省的都督商量這一「國是」時，有七個省的都督均「同意成立一個共和國，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

同盟會的實際負責人、二把手黃興也於11月9日以民軍司令的名義致電袁世凱，說「誠望」袁世凱「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而朝食。」

11月30日，南方獨立各省軍政府代表聯合會在漢口召開會議，主要議題是籌組臨時政府。結果是，「全體贊成於臨時政府未成立以前，推舉鄂軍都督（即黎元洪）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鄂省為暫時民國中央政府。凡與各國交涉，有關民國全體大局者，均由黎（元洪）都督代表一切」。

三天後，會議又作出兩個重要決定：一是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是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說如果袁世凱能夠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

這次會議一方面將黎元洪推到了一個更高的位置——「中央軍政府大都督」，相當於天下兵馬大元帥，為其後來長期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又以「國家」法律程序，正式確定了「虛位以待袁君反正來歸」。也就是說，袁世凱成為大總統唯一的法定人選。

但問題在於，袁世凱對自己的「袁家軍」實力充滿自信，因為勝券在握，也就「並不急於把大總統的寶座作為南方的禮物接受下來」。而南方中央政府的組建卻迫在眉睫，需要一個頭面人物出來暫時代替袁世凱行使大總統職權，孫中山恰逢其時回到了國內，並受到了宋教仁、黃興的提議推舉。

基於以上幾點，孫中山成為袁世凱「反正來歸」之前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心中狂喜，終於圓了自己的皇帝夢，終於不費吹灰之力摘了大桃子，他那時的滿足感可以想像，但可惜的是接下來，他便得知了自己的大總統位置是暫時的，是必須要讓位的，而且更為可恨的是，這個大總統並沒有什麼實權，甚至得不到尊重。

例如，「中央軍政府大都督」黎元洪對孫中山的就任並不滿意。他說「有協議在前，恐怕和議破裂」。也就是說，他擔心袁世凱因失望而變卦，南北和談從此破裂，推翻清朝之舉遙遙無期。他後來甚至認為：「世人對孫逸仙（即孫中山）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南方黨（或共和黨）決定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此舉是為了在道義上影響國內外視聽。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義上的總統。」

他還說：孫中山「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可以想像，在當時的時局環境下，宋教仁和黃興出於某種政治考量，選擇了讓孫中山成就名利，但事實上架空了孫文的實權，從某種意義上說，孫是可憐的，但也是可恨的。

四、孫中山是主動放棄總統權力的嗎？否。

如上所述，孫中山意外的成為了一個傀儡式的大總統，當他意識到這一切時，自然要拚死一搏，以守護自己所珍惜的權力。

當時滿清政權並未終結，袁世凱發起逼宮行動，最終臨朝稱制的隆裕太后於1912年2月12日以宣統帝名義，宣布宣統退位詔。這是中華民國真正成立的前奏。期間，袁世凱曾遭中國同盟會炸彈暗殺，但行動失敗（筆者高度懷疑該行動是孫中山及其革命黨追隨者實施的，其目的是為了保證孫中山競爭者的消滅）。

暗殺失敗，孫中山仍未甘心失去權力。 原本南北和談的條件是袁世凱負責迫使清帝遜位，孫中山讓大總統於袁。可是在袁世凱履行了諾言之後，孫又附上三個條件：（1）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2）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解職。（3）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此咨參議院。

如前所述，都南京根本就是孫中山自己規定的；第二個條件就是如果袁世凱不來南京，孫就不讓大總統。這根本就是不講信用，如果你有這三個條件，為什麼不早提出來。第三個條件其實倒是正常的，任何共和國需要一部憲法，但是為什麼憲法為什麼不早定，卻在要移交政權的時候的定呢？

為了阻止孫文的無理行為，宋教仁等人啟動了議會程序。但是在關於辭職大總統的議程中孫中山仍然進行各種程序性阻擾，據維基百科記載，當時孫中山聯合多位親自己的議員，試圖阻止該議案的通過，但鑒於當時宋教仁派的實力強大，最終仍然得以通過去職大總統的議案，而關於當時宋教仁提出的關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議案，孫文更是皆盡全力反對，但可惜的是仍然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得以通過……

當然為了能繼續保有權力，孫中山最大的主張莫過於力主北伐，他希望通過北伐袁氏凱成能，由他來做這個美式的大統領。北伐需求軍隊，軍隊需求資金，孫中山就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日本，日本答應讓革命軍借道大連，並提供資金，要求預先以滿洲做回禮。一條是德國，德國情願與孫建交，並提供馬克，要求是民國需加入反英同盟。孫中山都答應了，但兩條線都被宋教仁暗阻，破了孫中山的北伐夢。宋系又在國會裡暗潮洶湧，因此才有了孫文勉強讓位。（孫文，他是一向不甘心加入權力的，１９１２年，孫文表示」今日革命曾經成功，人民卻未明革命真理，我輩不能退休」繼續為參與政治找理由）

有政治分析人士認為，也許從這時開始，孫中山就已經對宋教仁起了殺心。

五、權力盡失，再度架空孫中山！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凱通電共和，根據南方獨立各省及部分革命黨人自始至終的意願，孫中山提出辭職咨文，迫於形式，不利己準備將總統一職讓位給袁世凱。2月15日，孫中山祭明孝陵時向文武官員講話。3月25日，袁世凱任命之內閣總理唐紹儀抵南京組織新內閣。3月29日，孫出席臨時政府各部總次長、衛戌總督、各軍師旅司令官舉行餞別宴會。4月1日，孫中山親自去參議院宣布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一職。4月9日，孫應鄂軍都督黎元洪之邀抵武漢。5月27日，孫抵翠亨村。

1912年8月24日，孫應袁之邀到北京會見，向袁表示，退出政界，建設中國鐵道。8月，經宋教仁從中斡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合併，改組為國民黨。8月25日，孫在北京舉行的國民黨成立大會中被選為理事長，孫以「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即委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

由上可見，孫中山在政治是迫於宋教仁與袁世凱的雙重壓力，已經權力盡失，事實也證明他不可能願意去做一個鐵路代表。短短三個月內，權力鬥爭失敗，從唾手可得的最高統治者倫為一介平民，他的失落可想而知。

當然，孫中山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國民黨是宋教仁一手組建的，和自己什麼關係都沒有，他的所謂理事長只不過是宋教仁給面子的虛職。這一點在以後的史料記載中也有所體現。

郭漢民編《宋教仁集》，收錄有宋教仁落款時間為「二月一日夜」的《與國民黨諸公書》，這封信中宋教仁表示，在國民黨內部「商議一切」的合作對象，並不是客居上海的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而是剛剛由武漢前往上海的湖南同鄉黃興字克強。以陽奉陰違、架空虛置的方式撇開本黨理事長孫中山，一方面與湖南同鄉黃興展開「商議一切」的黨內合作；一方面與袁世凱當局展開憲政框架之內的同樣要架空虛置的分權合作，是宋教仁當年既真實又明確的政治謀略。

也就是說宋教仁不斷從國政權力上完全扳倒了孫中山，甚至在國民黨黨政方面也完全不把孫中山放在眼裡，在時人看來國民黨便是以宋教仁馬首是瞻。而這一點對於政治野心極大的孫中山無疑是不可接受的殘酷事實。

而令孫中山更不能接受的是，他在中國政治上的失敗卻印證了宋教仁在中國政治上的崛起，他清楚的看到，宋教仁運用自己的憲政理論，通過臨時約法形式將國家權力集中於總理內閣，彼時國民黨選戰大勝、黨員士氣高昂，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至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宋亦隨地推廣憲政理念，其要旨是產生純粹的政黨政治，由國會多數黨領袖任內閣總理，負起政治責任，組成責任內閣；由此先制憲，再依法選舉總統。

國民黨成為中華民國國會首席大黨，獲得了組閣權，宋教仁即將成為中國大總理，並在事實上其總理大權在實質層面架空了袁氏凱！

種種跡象表明，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正在實現，宋將千古留芳，中國正在走向民主化，國家政治體制正在穩定。而自己則無疑將被邊緣化，被遺忘，而這一切對於他來說，是無論如何不可接受的。

五、復仇！為什麼是孫中山殺了宋教仁？

1913年，中華民國國會大選，國民黨大獲全勝，獲國會壓倒性多數席次。宋教仁正欲循歐洲「內閣制」慣例，以黨魁身份組閣。自國民黨重要人士群集滬濱，商討應付國會之黨略，大綱既定，宋即擬挾至北京黨本部決議施行，適袁世凱亦電促赴京，宋因訂期3月20日若干國會議員同行北上，不幸是晚甫步入上海車站（老北站，現上海鐵路博物館），即遭預伏歹徒狙擊，腰部中彈，搶救無效，22時45分，宋被殺手槍殺，子彈從後背射入體內，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兇手開槍後逃逸。

到底是誰殺死了宋教仁？各種故事，各種解讀，在官方的資料中袁氏凱已然坐實了兇手的罪名（從宋臨死之前發給袁的電報來看，宋對袁世凱是極其信任的，即使是當事者，也絕不相信袁是兇手，且事發地上海屬於當時南方國民黨派系控制範圍內，袁根本沒有力量在上海），當然也有人指趙秉君為第一嫌疑兇手，不過隨著各類文獻的逐漸開放，殺宋者另有其人，且以孫文為嫌疑最大者，已然慢慢成為史學上的觀點。

如上文所述，不同於傳統的暴力革命黨派，宋教仁與孫文對待幫會分子有明顯的分歧，孫認為民間幫派與黑社會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甚至他本人也曾是這些幫派如反清復明的洪門的老大，不可否認中國的黑社會在革命黨起義之初的確起到了不少的作用，但是宋教仁則認為，黑社會幫派必須進行改革，否則隨著民國的初建起向穩定，幫會分子持功自傲，必然將與新政權走向衝突，而宋教仁的一些政策，則讓幫會分子極為不滿意，中國的黑社會便理所當然的要將宋教仁列為報復對象了。

而當時刺殺宋教仁的兇手應桂馨，便是中華國民共進會（1912年7月由青幫、洪幫、公口等幫會聯合發起，成立於上海）會長。

而另一個重大嫌疑人陳其美，更是有著深厚的幫派背景。宋案發生後，陳其美第一個站出來表示，宋教仁被殺是袁世凱最毒的陰謀。陳其美是青幫大頭目，革命黨元老。而在事實上陳其美對宋教仁推舉袁世凱為總統，並以責任內閣制出任總理，架空孫中山等人極為不滿意。更對宋教仁欲整頓幫派黑社會的做法極為不滿意，宋陳之間暗潮已激烈。

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撰寫的《辛丙秘苑》一書講述了自己從1911年到1915年的見聞，書中披露，袁世凱多次派密使與宋教仁接洽，歡迎他北上，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凱的邀請。在北上臨行之前，陳其美、應夔丞等人詢問宋教仁關於國民黨內閣的組織辦法，宋教仁說：「我只有大公無黨一個辦法!」，聽了宋教仁的想法後，應夔丞罵宋教仁是叛黨，並企圖當場殺害宋教仁，但被在場的人勸阻，宋教仁見此舉動，便說：「死無懼，志不可奪」，最終大家不歡而散，陳其美和應夔丞對宋教仁的痛恨加深。在隨後的幾天里，陳應兩人商議對策，宋教仁3月20日遇刺身亡。應夔丞深知兼任總理的內務部總長趙秉鈞害怕宋教仁搶奪他的位置，就通過他的秘書洪述祖騙取來自趙秉鈞的密電密信。起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請賞，後來這些密電密信便成了充當了嫁禍於袁世凱的文字證據。

那麼即使是應桂馨殺了宋教仁，與陳其美有重大關係，那麼這一切又與孫中山有什麼關係呢？

事實上，他們三人的關係可是非同小可。兇手應桂馨是共進會的頭目，曾擔任陳其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科長、孫中山臨時政府代理庶務長，孫中山回到上海後，應桂馨又被陳其美派去負責接待和保衛孫，屬於孫黨陣營。孫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由應桂馨組織衛隊，隨行護衛。可以說，應不但是陳其美的親信，也是孫中山的親信。

另外，宋教仁改組國民黨，排斥江湖幫會，而孫中山是洪門紅棍，陳其美、應桂馨系青幫大佬，袁世凱卻向與江湖無涉，再有就是，民國初年，孫文、陳其美派系多次暗殺或涉嫌暗殺政敵。

尤其是陳其美和孫中山之間，因同屬於黑社會幫派，可謂是鐵杆政治盟友，值得一提的是，他同時還與蔣中正關係密切，是為蔣的結義大哥。正是陳其美的引見，孫中山才得以知曉並提拔了當時並不起色的蔣介石。陳其美甚至向孫中山推薦了蔣介石作為自己的接班人。

陳其美同樣是孫中山暗殺政敵的利器。根據孫文同盟會的盟友，章炳麟1909年在「南洋總匯新報」發表的「章炳麟宣布孫文罪狀書」，陶成章指責孫文收取鉅額革命募款，卻中飽私囊，而得罪了孫文。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廣慈醫院住院，陳指使蔣介石在廣慈醫院內，將陶成章刺殺而死。鄭汝成、陶駿保、皆被陳其美暗殺。

當然，孫文最大的殺人動機已如前所述，宋孫二人政治矛盾激烈，宋曾多次架空孫中山使其空有虛職，而與此同時宋去步步高升，一起一落豈能不殺之而後快，怎能讓其北上出任總理？

關於宋案目前最合理的推理只能是：宋基於嫉妒仇恨等政治原因，決心暗殺宋教仁，以泄心頭之憤，而他正好利用了自己的兩個部下，陳其美與應桂馨對幫派政治中對宋教仁的不滿，唆使二人組織暗殺，槍殺了宋教仁。

有意思的是作為宋教仁案的最大元兇，陳其美和應桂馨皆在此後雙雙被暗殺至死。

隨著民國政府對宋教仁案的調查的深入，袁氏凱甚至同意讓當時的上海司法系統傳訊前總理趙秉均前往法庭作證，司法途徑正在發揮極大的作用，真兇即將浮出水面。但是就在此時，很顯然是出於做賊心虛的心理，為了阻止民國政府進一步調查宋教仁案，孫中山不惜以發動戰爭破壞和平為代價，單方面未經司法系統宣判而宣布袁氏凱為殺宋的元兇，並以此為由發動了所謂二次革命。

很顯然，孫中山知道這個二次革命不可能成功，但他的目的僅僅在於阻卻關於宋教仁案的調查，果不其然，他不會衝鋒陷陣，他選擇了躲在戰爭後方，戰爭還沒失敗，他就第一個開始逃到了日本，還組建了所謂中華革命黨，這是後話了。

當然，為了消除自己的犯罪嫌疑，二次革命後，刺殺宋教仁的直接兇手應桂馨，公然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電報，並毫不避嫌地跑到北京，寫信給袁世凱要求實踐當初「毀宋酬勛」的承諾。明眼人一看，兇手如此高調顯然是抱著必死的決心了。而其背後當然有指使者，他可能是陳其美，但更大的幕後無疑是孫中山。

袁世凱如果授予他勛位，那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刺殺宋教仁的主犯。當然袁是不可能這麼做的，其後應桂馨在離開北京的火車上被京畿軍政執法處的偵探長郝佔一和另一偵探王雙喜刺死，而最後郝、王兩殺手也不得善終。很明顯，殺人滅跡，同時嫁禍給袁世凱。

陳其美呢，即使是盟友，也必須死。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在寄宿的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14號（後改名英士路，1950年改淡水路至今）日本僑民山田純三郎的寓所被殺手槍殺，靈堂設白爾部路新民里（重慶南路35弄，今拆）蔣中正寓所。

六、孫中山的皇帝夢如何實現？

二次革命不僅開了民國第一次叛亂奪權的先例，二次革命後民國剛出現的民主議會的苗頭被徹底打斷了，袁世凱援引叛亂分裂之由和孫中山籍由宋教仁案之由，分別都走向集權獨裁的路子。

所不同的是，袁世凱的集權想做皇帝，拜中國官媒大力宣傳所致，大家都熟悉被罵了快100年了，當然即使是如此這種熟悉也是有問題的，經查據維基百科記載袁氏確有預備稱帝的行為，但在預備稱帝之後因遭到地方諸侯與將領的反對，並放棄了稱帝的想法，而事實上在當時，如果他一意孤行，憑藉他的威望與軍事實力，稱帝仍然是可能的選擇，但在緊要關頭，袁氏的個人品質與對憲政共和的敬畏之心起到了阻卻之用，在這一點上，即使袁世凱有錯，也必須為其點贊。

世人必須知道，預備稱帝，只是預備行為，不等同於正式稱帝，袁世凱從未正式稱過帝，這一事實必須予以正視。

如果將稱帝比作犯罪行為的話，袁世凱只做了犯罪預備行為，但從未實施「著手」行為，既沒有「著手」那麼犯罪就不成立，如果預備行為本身又不構成犯罪的話，從有利於行為人人權的角度出發，袁就從來沒有犯罪過。一個從未犯過罪的人，被當成罪犯罵了一百年，著實可悲可笑。

而與袁世凱不同的，孫中山的皇帝夢則遠不僅僅限於預備行為，事實上他不僅「著手」實施了稱帝的犯罪行為，甚至還為此不惜殘害眾生，只是比袁世凱聰明的是，他從未公開宣稱自己要當皇帝，而是致力於事實上的皇權變種，只不過他把皇帝換了一個名字，叫「總理」。

為什麼說孫中山與袁世凱一樣有著一顆皇帝夢？得出這一結論世人的確很難接受，然而這卻是確鑿的事實，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觀點來論證該結論的正確性。

1．與袁世凱一樣，孫中山一直都懷有一顆入仕夢，對皇權充滿了期待與敬畏。

在官方的宣傳史口徑中，袁世凱出身漢臣世家，入仕成相的故事眾所周知，但對孫中山的描述則是自小便立志投身革命事業，似乎他與當時的清朝體制沒有任何關係，他從不嚮往，他從來都是以反清為信念，但是，這一說法卻是錯誤的。

孫中山童年時代是否已經具有了革命思想，這點無從查證，只有孫中山的一面之詞，但可以證實的是到了青年時期，他依舊沒有任何革命行動，青年時代的孫中山只期望進入官場，1894年初，孫在鄉間用10多天時間草擬《上李鴻章萬言書》，主張「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但可惜的是被拒。

第一次被李鴻章拒，並沒有讓孫中山放棄入仕的夢想，1894年6月中，孫中山決定棄醫，偕陸皓東至天津再度上書李鴻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張，再次被拒絕。旋遊歷北京、武漢，觀察形勢。

7月25日，甲午戰爭開打。孫中山再度試圖與李鴻章會面，但被拒絕面會，請願書後來刊載於上海《萬國公報》。10月，孫懷著極度失落與仇恨的心理自上海經日本赴檀香山，從此走向了所謂革命的道路。

由此可見，孫與袁一樣一開始都只是想做一個體制內的好臣子，但令人遺憾的是他並不被賞識，而從孫上書李鴻章的內容來看，孫中山與其他臣子並無不同，他們對滿清充滿了畏懼，對皇權充滿了敬畏與嚮往，如果說袁世凱是因為入仕而開啟了一條通往皇權之路的話，那麼孫中山的未入仕，則讓其從另一個方向要建立一條通往皇權的大道。

2．選擇暴力革命，是其實現皇帝夢的必由之路。

有人說，既然孫中山嚮往皇權，那他為什麼要主張民主共和體制，這難道不是與其皇權之路相違背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野心家們看來，民主共和只是通往皇權的工具而已。

你可以想像，在清朝末年體制外精英完全有兩條不同的國家富強之路，一條是為君主立憲，一條是為民主共和，而孫中山之所以不選擇君主立憲，那是因為這條路阻卻了他當萬萬人之上的皇帝的道路，君主立憲，皇帝只有一個，那，肯定不可能是他。

所以孫中山選擇了做革命黨，以民主共和為幌子，因為那聽起來是那麼的動人，那麼的讓人迷醉嚮往，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最美麗的語言了，但這對於孫氏來說，只是一個工具。

在孫氏們看來，民主共和相對於君主立憲，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他提供了一個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做皇帝的制度空間（這也是為什麼段琪瑞等反對袁稱帝的本質原因），所以他是值得追求的，而與其他野心者不同的是，孫中山主張的民主共和更加接近於皇權，當然他有一整套自己的理由。

如前所述，孫文的所謂民主共和是必須分階段實現的，例如在他看來中國人太過愚昧，必須實施軍政，而所謂的軍政即是軍政府，一人說了算，與皇帝並無區別，至於軍政或訓政需要多長時間，則由孫一個人說了算，是萬萬年也未嘗不可。因此他力主大總統制，並由大總統實施軍政獨裁，是的，沒錯，便是事實上的皇帝。

公正的說，袁世凱終其一生並未奢求制度上的一人獨裁，在這一點上孫中山走的遠遠比他要深遠。自宋教仁死之後，孫氏皇權獨裁便已正式開啟。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到日本後就組建中華革命黨，強調對領袖個人效忠（忠於皇帝）；以討伐袁世凱、「實行民權、民生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統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成員大部分都是原中國同盟會和國民黨成員，以青天白日旗為黨旗。

中華革命黨與過去同盟會和國民黨較為鬆散的組織不同，孫中山實行嚴格黨紀，黨員並須按手印向他效忠。把國民黨這一個議會民主制度的政黨改造成一個幫會制度的政黨。

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革命黨總理，並公布了親手擬定的《黨章》。明確表示一個國家必須只有一個政黨，一個政黨只有一個黨總理。一黨必須專制。黨員必須宣誓，堅決聽從黨總理的安排。孫中山還宣布了一條不容商議的組織原則：「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孫中山）一人，毫無疑義而後可。」《誓約》說：「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極刑。」

這樣的入黨條例，說的輕了就是黑社會幫派，說的重了說他是邪教教主也不為過。而事實上，這無疑便是皇權的變種。

孫在黨派上實施高度獨裁不容質疑，那麼他在政府施政方面又做的如何呢？

1921年南方選舉孫中山為偽總統，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而當時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就選舉孫文當偽總統了。而南方的偽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也沒規定總統的任期，也是無限期連任，也沒有規定政府的組織架構。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均由大總統孫文「乾綱獨斷」。

孫氏獨裁一旦開啟便再不回頭，但是質疑反對之聲也不絕於耳。令其感到危機重重。

事實上在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建立獨裁條款時，革命派領袖黃興便已經表示公開反對，並與之決裂了。而在1921年廣東軍政府要成立前，不但西南各地實力者反對，連國民黨內的陳尚明、吳稚暉等也反對，但是孫中山利用華僑心腹假造民意，再以暴徒圍毆以撲滅反對選舉的議員，並以黑道、暴力來威脅反對者的生命。還有暗殺陶成章、黃遠庸、程壁光,抹黑陳炯明。

孫中山借「革命」「軍政」之名行皇權專制集權之實。幸好黃興、李烈鈞、唐繼堯、陳炯明他們最後看穿孫中山的偽面具了，從陳炯明炮轟總統府開始，孫中山的皇權獨裁是否玩得下去，便形成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七、孫中山為什麼要引入共產主義？

鑒於反對者越來越多，力量越來越強大，孫中山意識到必須進行改變否則其一手制定的「國在民上，黨在國上，人在黨上」的獨裁體制便不可能維繫，於是他想到了要拉攏宋教仁派系中的革命派，於是在1919年10月10日在上海，他廢除了中華革命黨，並將新黨的名稱命名為「中國國民黨」，既起到了拉攏立憲派的目的，又試圖進一步洗脫其殺死宋教仁的嫌疑。

但是很顯然一個新的黨名並不能幫助其建立絕對的統治，他需要大量的金錢，大量的武器，以及一個嶄新的思想體制，能保證他能獲得絕對權力，於是，這個時候蘇聯的到來，讓他看到了希望。

由於當時孫文實施了一系列的獨裁政策，西方國家拒絕給孫中山提供援助，在這種情況下新成立的蘇聯便給其提供了新的契機。蘇聯的目的非常明確，即通過一支中國武裝勢力來輸出自己的共產革命。1922年8月，越飛到北京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首先致函正在洛陽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希望建立合作關係，但是由於其提出了領土割讓的要求，吳堅決捍衛中國領土完整不當賣國賊，越飛的提議遭到吳的拒絕。

然而越飛的主張卻正是孫中山所需要的。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宣布黨內改組完成。1923年1月26日，孫和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聲明。越飛在上海與孫中山會面，與孫中山會面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

1923年，孫文與共產國際合作，將大本營遷回廣州，對抗北洋政府，實行「聯俄容共」。蘇俄給予孫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並派出軍事及政治顧問幫助孫建軍北伐。隔年，黃埔軍校成立。在蘇聯的影響下，孫文力排眾議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

很明顯孫中山籍此獲得了巨大的軍事支持，而更為重要的是，他通過用蘇聯體制改造國民黨，將國民黨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私黨！即共產蘇聯體制，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關鍵理論，從意識形態和思想上，孫中山實現了黨員對自己的絕對忠誠，並以此獲得了強大的一人獨裁權力—終於合法化了。

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被稱為蘇聯式政黨的關鍵所在。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黨政軍不分的社會，中國離民主越來越遠。

而孫中山從為了所謂的「革命」，聯合日本，聯合蘇俄也給中國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或危害，首先是他無形中充當了日本侵略的馬前足，中國動蕩不安，日本趁機侵略。而聯合俄國則是最終導致了大陸政權被中G所得國民黨敗退大陸。孫中山所謂的革命並沒有消滅軍閥，舊軍閥消滅了新軍閥又來了，比如蔣桂戰爭，中原大戰。而民國第一個第一個迷信槍杆子的正是孫中山本人。

有些人說孫中山是三步走戰略，即「軍政，訓政，憲政」。我只知道歷史上每個獨裁者總給自己獨裁找個理由。共產主義者還說自己為了建立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呢！孫中山主張民族主義，因他自認為先知先覺，以教育後知後覺的愚民，始得避免產生愚劣議員而成為議會獨裁。所以孫中山不僅要當大總統還要當大元帥，如果有可能，但也要當皇帝，可惜的只是，他的壽命止了……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

在孫中山的眼中，人民是無知的，故必須以黨治國，也需要人治而非法治（民國破壞法治第一人）。我們同時也為宋教仁，陳炯明感到惋惜。孫中山終其一生與宋教仁為敵，反對宋的一切，他的為人，他的思想，他的政治主張……從局外人客觀角度來看：

宋教仁是一個優秀的治國者，一個真正有能力整合各方利益的民主憲政實施者，而孫中山則能不在治世，他終其一生以暴力革命為樂趣，他喜歡戰爭，喜歡暗殺，喜歡打江山，並且還要坐江山，為此，他可以不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