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藝復興後產生了科技，中國沒有類似黑暗的中世紀，卻為什麼沒有產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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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自四九年以來，有諸多歷史想像統治著我們的心靈，這些歷史想像以其謬誤妨礙著歷史事實的再發現。以本題為栗，就有兩點經常能看到的歷史想像：「黑暗的中世紀」以及「中國其實跟歐洲一樣原本也可以發展出XXX」。

我們的教科書以馬克思主義綱舉目張，其歷史理論的核心乃是植根於歷史進步論，提煉出公式便是從人類必然要經歷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進步五段論，在斯大林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歷史想像里，社會主義理論乃是普世皆準，放諸海內外而無礙的不刊之論，無論在何時何地，人類都會因循這條脈絡而演變。現代歷史學家承認人類歷史的演變具有規律性，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將之置換成目的性，將實然偷換成應然。但事實上人類各大文明的發展千奇百怪，並不必然朝著某一社會形態而自發演變，諸多農業文明反倒可能因為馬爾薩斯陷阱陷入過密化的深淵，在玻璃天花板下重複輪迴。

因此所謂的李約瑟命題：「中國為什麼沒有像歐洲一樣發展出近代魔法」，預設著古代中國與歐洲具有相似的社會形態，然而事實更可能是當歐洲處於封建社會之時，中國擁有的是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根本無法類比。並且不單是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魔法，星空下除歐洲外的列國萬邦都沒有發育出近代魔法，因此這個命題應該被置換成：「為什麼只有歐洲能夠發展出近代魔法，就像為什麼只有歐洲能夠發展出資本主義」。而要回答這個問題，窩萌學校的體育老師告誡我們要從學術的內部脈絡和外部環境入手，而這都繞不開所謂「黑暗的中世紀」。

就學術的內部脈絡而言，我們所謂的近代魔法，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種我們稱之為魔法的方法論以及我們通過這種方法論得出的某些結論/知識，前者遠遠重要於後者。作為魔法的方法論有如下各種特徵：他預設世界有其統一規律，並且我們可以通過實驗與觀察而認識；只研究可被經驗的事物，無法經驗無法實證無法證偽的事物懸置而不問，直到該事物能夠被經驗為止；他以演繹法、歸納法這些形式邏輯而非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作為工具，更多地以數學而非語言文字來表述觀念；他秉持懷疑主義精神，認為我們現在所相信的各種知識都有可能是錯誤的，只是在發現可能更加正確的知識之前姑且信以為真，這使得魔法成為一個能夠迅速更新新知識剔除舊錯謬的體系。

與之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巫術式的思維方式——相信事物表象之間存在無法實證的因果，卻不對此進行檢驗，和宗教式的思維方式——由某個先驗概念出發，進行邏輯推導，並對此堅信不移，拒絕相信其可能是錯誤的。人類聚落之中主導的思維方式往往是巫術式或者宗教式，哪怕在今天也是如此。

而魔法的以上特徵是從經院哲學分離出來的結果，如果我們對歷史脈絡進行簡單梳理的話，可以看到以下粗線條的概括：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在中世紀經基督教經院哲學揚棄，最終在近代發育出現代魔法體系，從此與神學分道揚鑣但又無法與之脫離干係。古希臘的自然哲學是經院哲學之父，也是近代魔法之父，而經院哲學則是近代魔法之母。如果說古希臘自然哲學是澤越止，那麼近代魔法便是伊藤誠。

具體說來，經院哲學大致發端於八世紀，其誕生的目的在於調和基督教神學與哲學之間的矛盾，即理性與信仰之爭，一般說來，愛爾蘭人J.S.埃里格納被視為經院哲學的創始人。其特點是更多地以理性和邏輯，而非神秘主義來進行神學論證，這是基督教神學非常重要的傳統，也是不同於其他文明之處。弗里蒂利希在《歐洲思想史》里認為這應當歸功於當時興起的修道院制度，刻板並且有條理有秩序的苦修方式，使得歐洲的修道士形成了有條理地進行思維的習慣。

到了11世紀，隨著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歐洲再發現，經院哲學分裂成「唯實論」和「唯名論」兩大陣營。唯實論認為共相（理念、種屬）可以獨立於，並且在邏輯上和時間上優先於具體個別的可感事物而存在，而且可感事物只不過是對共相的一種摹仿和分有。而唯名論認為共相併非獨立於、而只是寓於可感事物之中，並且在邏輯上和時間上都要後於可感事物，所謂共相不過是一個主觀的名稱而已。唯名論與唯實論之爭，在認識論上是關於普遍概念的形成﹑性質和意義問題的爭論﹐在本體論上是關於理念﹑精神實體和個別事物的獨立存在問題的爭論。

這兩種具有相互張力的思想構成了近代魔法的思想生態，唯實論繼承柏拉圖主義傳統，重視經驗現象背後的本質的、理性的世界，認為認識這個世界需要運用理性而不是感官，特別是需要數學工具進行推衍。出於對理性的推崇，唯實論發展出了演繹的邏輯方法。而唯名論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經驗主義，引導人們把目光轉向對具體事物的經驗與觀察，初步形成了經驗還原論的方法，並使歸納邏輯得到重視。同時，由於唯名論一直不符合基督教自教父時代確立下來的奧古斯丁-柏拉圖主義的傳統，素來有被視為異端的危險，因此在向唯實論挑戰的過程里更具有自由探索的精神和勇氣。

到了近代，魔法師們繼承了經院哲學在中世紀爭吵中發展出的理論工具，並從中跳脫開來，研究經驗世界。與魔法相比，經院哲學並不重視經驗世界，他們更多地是從某些無法被證偽（比如上帝與三位一體）的先驗概念演繹其邏輯，哪怕是唯名論其實也不如魔法。我的男神，也就是我的體育老師井越告誡過我們，在彼時的西歐學術可以簡單概括為兩種學問：研究上帝的學問和研究上帝以外的經驗世界的學問。但近代魔法體系的誕生亦可以說是從唯名論神學家對經驗世界的觀察開始的。對經驗世界的觀察與實驗，使魔法師形成懷疑主義的習慣，即我懷疑我可能是錯的，而非神學家堅信我一定是對的。在這一點上魔法師與神學家們就此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幾百年來一家獨大，成為現代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學術體系，人們相信通過魔法師們的方法論得出的結論正確性更高，於是誤以為魔法便一定是真理，這其實是悖逆魔法精神的。

而學術的外部環境，則是中世紀一團散沙的封建王國為經院哲學的發育提供了機會。對中世紀的抹黑來自於歐陸啟蒙主義傳統，但事實上自11世紀以來到文藝復興這一階段，歐羅巴的發展並不遜色於世界任何地域，如果說不是超過他們的話。魔法在現代之所以如此昌盛的原因之一，在於西歐從封建社會演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的社會形態為魔法的研究提供了物質基礎，而魔法研究又保障了這種社會形態。

馬克思主義學說信奉的五段論錯謬之一在於自歐羅巴偶然地演變成封建社會以來，同時期的列國萬邦幾乎都是亞細亞式的「嗶—」政體，即中央高度集權的吏治小農社會，與西歐是純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就像黃仁宇所說的，認為亞洲的這種社會制度如果能夠自發生育出資本主義，就好像指望在陸地上行走的一匹小馬駒長出翅膀翱翔於天空，不經脫胎換骨轉世重生根本不可能。而黃仁宇所念念在茲的數目字管理，是西歐封建社會的傳統，翔實的數字檔案使得有經濟史論文以1200至今八百餘年英格蘭建築業工資數據做長期人均收入變遷考察，其他地區此類研究不可想像。

我的體育老師數卷殘編阿姨認為：

數目字管理，其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西歐封建特徵。日本武士僧侶有幾分類似，但數量級相去甚遠、不及五百分之一。（日本雖不過明清兩省規模，然而文人史書遺存數量級等於中國。）基督教歐洲以外，前現代全世界所有可靠史料總和，不及歐洲十分之一。樹大者根必深，根本不存在哥倫布時代前後之分。

有些人不了解西歐封建，十四世紀普通人婚喪購物遺產嫁妝紀錄，今天仍然完好無損。五十三名騎士保證不是五十豪傑，十三萬鎊七十七先令十二便士關稅保證不是歲入巨萬。今天你去翻教區檔案，隨時可以查出愛德華三世朝僱工工資、啤酒價格、一村多少耕牛。西歐以外，其實沒有歷史。

四川幾乎沒有嘉慶以前原始紀錄，絕大部分州縣只能追溯咸豐。江浙保證明清，以前純屬捏造。大部分地區可靠材料始於海通。文人故事性歷史僅限於宮廷與上層政治，幾乎無一能經受安瑟倫主教與經院學者內外證勘對。要求歐洲歷史與其他歷史合編世界史，等於窩老與李嘉誠合資開業。窩老只負責發明歷史。

西歐封建與資本主義同構性確實極高：自治市鎮、法人團體與公司三者在詞源和法律淵源上幾乎無從區別。亨利三世特許狀、馬薩諸塞特許狀、東印度公司和倫敦冒險商公司遺傳學關係，猶如貓咪、母老虎與猞猁雪球。今天世界大多數老牌公司由十七世紀荷蘭特許權變形而來。

封建社會不存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吏治帝國，這使得地方自治的歐羅巴列國在經濟上具有極大的活力，更重要的是當學者在某地受到迫害之時，他可以選擇跑路，到可以接納的國度之中，而這在中國根本不能想像。儘管中世紀在形式上是一統於羅馬教會的信仰之下，但這與大一統國家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教皇並非國王們的首腦，事實上教會制衡著王權，而王權同樣制衡著教會。認為中世紀的歐洲遠遠不如中國，其實只是中國人的歷史想像而已。

華中吃飯大學 陳毓秀

如何評論《我的名字叫紅》這本書？我今天寫的這篇文章可以作為本文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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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最近就這樣一個問題做了一些相應的調研，讀了一些西方歷史和中國歷史方面的東西，特別是科學技術以及思想方面的內容，加上以前的點點積累，我來試著回答一下。

（一） 在文藝復興之前，西方的科學技術包括社會組織方式並不落後於中國，甚至可以說是領先 於中國。舉兩個科技方面的例子和社會形態上的例子：

1 小麥是兩河流域的先民最早開始種植的（儘管是否應該把兩河流域歷史歸為西方歷史， 至少從我了解的層面看，之間的影響非常大，甚至可以說是傳承），後傳入中國西部北 方等地；

2 犁這種工具最早出現在兩河，後傳入中國。冶鐵也是外來的技術；

3 法律的最早形態，在西方歷史上出現很早，與現代法律有銜接；

4 早期分權也是西方出現，即使在羅馬帝國，也明顯地保留；

也就是說，西方和東方兩種文明本來就是按照自己的節奏發展起來，具有各自的特色，並且 沒有優劣之分的文化。

（二） 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衰落是隨著集權制度地完善而逐漸衰落的：

首先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集權制度阻礙科技進步，其次我再解釋為什麼在中國集權制度建 立起來很久之後，為什麼科學技術依然得到長足的發展。

關於集權體制的弊端，詳細地了解可以去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我在這裡簡單總 結一下如下：

1 集權制度要求財力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那麼必然會抑制地方財富的增加和個人的 富裕，結果就是無法出現自由創作和協作的條件，無法產生科技的現實條件；

2 集權抑制了思想的多樣性，這也反過來影響創新的發展；

3 因為政治原因的統一和因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統一有著不同的意義。由於政治原因 的統一，會人為壓制商業和市場的發展，因為這是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而由於市 場交易便捷的統一，則更有利市場經濟發展。而歷史上，我們選擇了前者，市場經 濟受到抑制，使得社會形態過於單一，因此也不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

4 從現代的觀點看，社會應該和自然的其他組織方式一樣，應該是網狀的自組織形 式。可是大統一採取的是樹狀的組織形式，這種形式必然非常不穩定。這也是我 們看到西方，中央政府倒閉了，社會還可以正常運轉，而我們就會出現問題。

總之，種種原因，使得我們在制度上落後與西方。然而在集權制出現的初期，由於統治者 缺乏經驗，所以整個社會基本上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按照網狀自發組織。思想控制不強，地 方力量很大，基本上，集權只具有皇權的形式，實際控制力不強。因此科學技術還是有足 夠的發展空間。隋唐之後，由於制度的完善，社會基本定型，不確定的因素減少，進步逐步 被制度遏制，因此自發組織的社會形態在唐代達到頂峰，之後一路下坡，從此整個社會開始 衰落。只是在這個時候，西方也不是很好，所以咱們看起來還是很發達。我們說中國封建 社會的高峰在唐朝，恰恰是社會自組織發展到頂峰的時候。而集權制發展到最頂峰的時候，是 清朝，也是中國社會最落後的時候。當然論證上述結論，需要引用一些史料背景，實在不想寫 那麼多。你就想想唐朝當時的政治有多混亂吧，篡權奪位，地方藩王，但是為啥盛世一個接著 一個？

（三） 由於集權的特徵，壓制了創新的，自然會壓制科學的出現。中 國今天仍然有這樣的問題。我們看到國家在科技投入上越來越多，儘管取得了不少進 步，但是原創性創新依然很少，原因就在於，越是缺乏靈活性的制度，缺乏包容的精 神，就不可能出現多樣性，就降低了創新的幾率。順便吐個槽，你晚兩年結婚，周圍人 看你都跟看到外星人一樣。連做出這樣一種選擇，都很困難，你能指望科學的奇幻想法能被 別人接受，或者只是包容么？我們在這樣的集權下活得太久，都不知道如何跟別人不同了， 也已經不了解跟別人不同的巨大價值。值得樂觀地是，互聯網的出現，讓更多的人看到了更 多的不同，遇見了更多地不確定性，開始逐漸地理性，包容，現代。再過幾十年，中國的技術進步 應該可以達到目前西方社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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