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新教會從天主教中分裂出來？

01-13

眾所周知，天主教是中世紀歐洲文明圈的意識形態主宰。除了東歐由東正教把持外，南歐、中歐、西歐、北歐四大板塊，皆是羅馬教皇的勢力範圍。在當時，教廷不僅把持了意識形態，對世俗領域也高度介入，人們從出生到死亡，所有生活和行為規範，都必須遵守天主教教義，甚至連世俗權力的代表——歐洲各國國王，也必須接受羅馬教皇冊封，否則便被視為非法。作為一個宗教體系，天主教對世人的控制到這個份上，哪怕就是以農耕時代的標準看，恐怕也是絕無僅有了。

關於天主教為什麼會有這種超強控制力，雲石君在之前的《地緣政治：基督教系列》中已有分析。簡單的說：歐洲地緣結構四分五裂，缺乏強大核心板塊，所以政治上不具備大一統的條件。但是，對外，由於面臨東羅馬、伊斯蘭以及匈人、蒙古人等游牧武裝的強大威脅，需要歐洲合力應對；內部，各國之間的頻繁紛爭，也需要一個有力的調解者；歐洲各國面積普遍太小，不足以形成經濟內循環，國與國之間經濟交流需求較大，需要在文化層面形成同一性，以便經濟交流。在這種種原因促使下，天主教成為歐洲的普世宗教，羅馬教廷也由此取得了凌駕於各國之上的至尊地位。

不過到了中世紀後期，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天主教世界內部，出現了一股脫離天主教的風潮。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加爾文創立新教會等等，經過一系列的鬥爭，西歐、北歐等大片地區擺脫了羅馬教廷的控制，成為新教勢力範圍。

當然，新教依然囊括於廣義基督教體系之內的。不過與天主教不同的是，新教不僅在宗教儀式和規範上大大簡化，而且也沒有教皇這個現實層面的強權宗教領袖。甚至新教連統一的宗教組織機構都沒有，各派系、各地區根據自己需要，自行組建相關教會組織。

而最為關鍵的是，新教不像當年天主教那樣，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並對世俗深度介入。在新教地區，教權普遍與治權實現了剝離，甚至從實際效果看，教權還在一定程度上，反受治權約束——這與東方的華夏文明倒有一點相似之處。

為什麼鐵板一塊的天主教，會被新教挖了牆角？在雲石君看來，與時代的變化密不可分：

之前已經說過，天主教存在的一大意義，就是增加歐洲各國的凝聚力，共抗東方外敵。這個擱在中世紀中前期，那確實是很有必要的。畢竟歐洲各國都太小，當時文明程度也普遍不高，像阿拉伯、蒙古這樣的強大游牧勢力，光憑一兩個國家去擋，那肯定是擋不住的，必須各國協同作戰，才能增加獲勝可能。

不過當時間推移到中世紀後期，情況就不同了：一方面，隨著人口增長和生產力水平提高，歐洲的整體開發水平已經大大提升，各國國力普遍增強；另一方面，隨著火器的出現和進步，熱兵器時代到來，游牧軍事力量的威懾力已經大不如前。這種情況下，天主教整合歐洲以應外侮的作用就大不如前。

而調和內部矛盾的功能也同步削弱。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的生存空間驟然拓寬，新大陸、亞洲、非洲，那裡有著有廣闊的陸地，等待著歐洲人去佔領開發，大家與其在歐洲為那麼點芝麻小利爭個你死我活，還不如把目光投向海外——那裡的收益，可比歐洲內部互撕要強的多！在海外殖民的巨大誘惑下，歐洲內部爭鬥、甚至歐洲內部經濟交流的需求，都被相對弱化。天主教彌合紛爭、推動各國經濟交流的功能自然也就相應下降。

而邊緣國家的實力增強，則在地緣格局上，撼動了天主教世界的權力秩序。天主教的中樞——羅馬教廷，以其所在的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南歐地中海沿岸板塊為核心。至於英國、北歐等位於北方邊緣地帶的島嶼、半島，則是其邊緣板塊。

由於南歐氣候更溫和，且有地中海貿易圈依託，所以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這裡都是歐洲文明的核心本部。而英國、北歐由於氣候嚴寒、地處偏遠，基本上都可比被劃入老少邊窮之列。

但是中世紀末期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西北歐的開發程度逐漸提高；更重要的是，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打破了南歐在貿易上的優勢，西北歐由於直面大西洋，成為新航線的最大受益者。而且這種收益，還隨著殖民地開發程度的提高，以及貿易量的增大而不斷增強。

本來西北歐之於羅馬教廷，就屬於邊緣板塊，地緣上相對疏離——這決定了天主教會對當地的控制力，天然不如南歐本部。只不過由於以前南歐文明發達，西北歐則更加荒蠻，所以教會不僅可以利用文明優勢，對西北歐加以籠絡；而且在硬實力方面，也足以對他們予以壓制。

可是現在，藉助海外殖民和貿易的收益，英國、荷蘭、甚至法國不僅在國力力壓亞平寧半島，連文明程度也實現了反超，這種情況下，他們理所當然不願再受羅馬教廷的高度管制。

總而言之，隨著文明生產力的進步以及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天主教一統天下的實力、必要性和地緣基礎都大不如前。

相反，天主教的弊端，卻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越來越明顯：

天主教和其他主要宗教一樣，都帶有明顯的禁慾色彩——它講究清心寡欲，克己奉公，追求道德，推崇奉獻。

這在中世紀時，是符合歐洲需要的。因為當時的歐洲窮得叮噹響，所以必須克制個人慾望，這樣才能多攢些家底，對內以應對突如其來的疾病、乾旱、洪澇，讓人類生活的延續得到更多保障；對外，則通過這種方式，積蓄更多的資源，用於抵禦伊斯蘭、東歐遊牧勢力的打劫。

但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這種禁慾，反倒成為一種阻礙。大航海時代，歐洲財富的主要來源，變成了海外的開拓。而在開拓過程中，不管是征服野蠻人、殖民開發還是海洋貿易，這都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直白點說，干這買賣的，都是拿命賺錢。賺的雖然爽，但說不定哪天，就把自己的命搞沒了！

既然海外風險如此之高，那自然大家都害怕。那麼，如何破除人們的恐懼，讓他們願意前往？從物質層面來說，是足夠多的錢；而從精神層面來說，就是要激發他們的貪慾！只有讓他們燃起足夠的貪慾，才能克服對命喪黃泉的恐懼，前往海外淘金。

既然要激發貪慾，那麼清心寡欲、克己奉公這一套自然就要不得了！把腦袋別褲腰帶上，千辛萬苦賺回來的錢，你讓他奉獻給上帝，或者捐給國家——你當人家腦子進水了么？

而且，天主教本質上是一種道德秩序的形象化。而道德秩序，是需要有相應的社會資源做支撐的。打個比方，當人處在一個物質足夠的社會時，大家會提倡友愛互助；可當遇見重大饑荒，那時候的規則就成了恃強凌弱，易子而食！

而對歐洲人來說，不管是殖民地、還是海上，由於物質條件的極端惡劣，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維持歐洲本土的那種文明秩序。在這些鬼地方，叢林法則大行其道，誰要是講道德，守秩序，那麼輕則一無所獲、重則命喪黃泉。所以，天主教這種需要所有人克己復禮，方能產生效益的道德秩序，本身也很難推廣開來。

說白了，擱在以前，蛋糕只有歐洲這麼大一塊，而覬覦者卻有一大堆。這種存量市場上，必須要大家克己復禮，以維持秩序正常運轉——否則天下大亂，誰都沒好日子過。可大航海時代來臨後，歐洲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增量市場，這種環境的典型要義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而這種市場，又伴隨著極高的風險，所以，必須用拜金主義，激發人的貪慾，甚至泯滅一些常規的社會道義，才能將這個不斷市場開拓壯大。

同時，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人類物質財富進入急劇增長期，傳統的人文時代結束，科技時代來臨。

科技時代的人類探索，除了橫向的開拓新大陸，拓展生存空間，還有縱向的發展科技，提高人類文明發展水平。而科技的發展，高度依賴於人的想像力，要求人類具有足夠的質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而這些精神的開發，需要充分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

當時的天主教，為了增強歐洲文明圈的凝聚力，而極端追求意識形態乃至行為規範上的同一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禁錮了人的思想，限制了他們開拓創新的空間。這無疑是跟當時歐洲的物質需要，以及人類發展整體趨勢背道而馳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會遭到越來越多人的反對。

總而言之，天主教最主要的世俗價值，是在於其建立了一套遍及歐洲文明圈的同一性規範。這套規範對內可以彌合各國分歧，對外則可集中力量以應外侮，除此之外，還能夠讓並不富裕的中世紀歐洲人安貧樂道，以維持弱勢歐洲文明的延續和生存。但現在，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歐洲文明範圍的拓展和質量的提升，這種同一性的好處逐漸不再，弊端卻越來越明顯，這種情況下，歐洲有必要再一定程度上，打破舊有框架束縛，給人和世俗國家更多的自主權。而新教，便在這種時代需求的推動下應運而生。而西北歐那些本就與羅馬教廷地緣關係疏離，又在海外殖民和貿易中受益更大的國家，則成為新教的堅實堡壘。

隨著新教的崛起，歐洲文明進入了加速、質變期。按說，既然天主教如此落後，那麼隨著歐洲文明的整體加速，它應該逐漸消亡才對。

但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在英國、荷蘭、斯堪的納維亞等邊緣板塊，新教確實取代了天主教的位置，但是在歐洲大陸，天主教依然堅守住了巨大部分地盤。尤其是德國和法國，這裡是馬丁路德、加爾文這兩個標誌性宗教改革領袖的大本營，可在這裡，天主教勢力雖然有所退縮，但依然保持了強大的存在。時至今日，法國依然在整體上被視為天主教國家；至於德國，雖然北部已大體轉投新教，但南德依然是天主教的勢力範圍。而放眼世界，天主教也依然在基督教三大派系中排名第一，信徒規模在新教和東正教之上。

為什麼天主教沒有消亡，羅馬教廷靠什麼在時代變革中守住根基？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下一節中，雲石君繼續為您解讀。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107章。喜歡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朋友，可關注微信公眾號：yunshi911（長按可複製），收看全部雲石地緣政治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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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詞：那是一個錯誤的教導統治教會的時代，那是一個魔鬼借著行為不斷控訴聖徒的時代，那是一個義人在律法面前戰戰兢兢卻得不到安慰的時代，那是一個和過去、和現在、和未來一模一樣的時代；而上帝，在那個黑暗掌權的時代，通過他的話語，借著他僕人的口，將真理和恩典重新顯明。時代謝幕，時代升起，今天，魔鬼依然遍地遊行，今天，上帝的話語依然保守他的子民。8月13日1:30，北京信義會海淀堂，我們一起來學習：宗教改革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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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好問題，我想從歷史角度說這件事。（沒查資料，非原文引用）

當年馬丁路德寫《九十五條論綱》時，是用拉丁文寫的，而不是用受眾更廣傳播起來更方便的德文。當時拉丁文是一個上層語言。而且，維滕堡的大學教堂大門，當時就是一個公告欄，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觀點都可以在上面發表，路德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號召大家來反抗贖罪券，更不是反抗羅馬天主教，路德寫這篇文章，完全是希望和當時的學者進行基於聖經的討論。

結果，時機成熟了，路德的文章被置頂，路德本人被迫的成了反抗羅馬的代言人，各種各樣的觀點借著這個導火線噴涌而出。

而路德，至少在開始時，並沒有想過要離開天主教，當教會將他逐出教會時，他說：我就像一個小孩離開自己的父親。所以對路德宗而言，其實並不是自己主動的從天主教中分裂出來，而是被天主教趕了出來。

而被趕出來的原因很簡單，我們認為天主教的一些做法與聖經不符。其實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是，當新教運動發展到後來，論戰兩邊都有魔鬼的影子，馬丁路德去和茨溫利討論新教各教派的和解，茨溫利堅持認為聖餐中只是象徵這耶穌的身體和耶穌的血。茨溫利認為，他的理智讓他不能同意耶穌即在天上又在聖餐中，馬丁路德堅持：聖經說，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從此，對於長老會來說，理性開始代替傳統成了解釋聖經的鑰匙。

在那個動蕩的時代，其實不僅包含新教和天主教的分裂，還包含新教各教派間的分離，馬丁路德晚年感慨說，我與他們（伊拉斯謨和茨溫利）的距離，甚至比和天主教的距離還要遠。

因為天主教的金融政策出問題了

發贖罪券，約炮2毛五，偷漢子5毛，真有信仰的人就不幹了，這不帶頭擾亂市場嘛。

什一稅，哪兒有這麼抽的，你們蓋那麼多Cathedrol，我們還搞不搞建設了？消費改投資，Cathedrol改church，抽稅改捐款。

所以啊，什麼都是金融問題

　1526年，斐迪南一世的大舅哥、匈牙利國王兼波希米亞國王拉約什二世在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陣亡，斐迪南繼位為這兩國的國王，此後，他長期與土耳其人支持的特蘭西瓦尼亞督軍、匈牙利東部國王佐波堯·亞諾什進行鬥爭。

　　查理五世一直忙於在義大利與法軍作戰，處理德意志事務的重擔實際上完全落到了斐迪南一世的肩上，1529年3月15日，斐迪南一世主持召開了斯拜耶爾帝國會議。此時的斐迪南一世，初掌大權，經驗不足，作為天主教忠實信徒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員，他的虔誠的天主教信仰並不次於其兄查理五世，在斐迪南一世的支持下，天主教諸侯在會議上佔據明顯優勢，會議重申反對異端的命令，決議禁止奪取天主教會財產並恢復天主教的特權，要求停止一切變革，並否認茨溫利教派的正當性。新教代表處於劣勢，無法阻止決議的通過，因此在4月19日提出書面抗議，薩克森、勃蘭登堡、黑森等邦諸侯和不少城市的代表在抗議書上簽字，從此他們就被稱為抗議派，後來發展為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