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宋朝?
宋據說是經濟最繁榮的一個朝代，卻重文輕武，北宋被金滅國，還承受了那靖康恥，，他到底為一個何之國家？
呵呵，這個題目有點大， 我喜歡收藏古錢幣，談點從銅"錢眼"里的看法。宋朝已經達到中國文化的頂峰，宋徽宗獨創的瘦金體字的鐵劃銀鉤的特點在他親手所書的大觀通寶年號錢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說句老實話，感覺老外比較喜歡宋朝，因為宋朝比較接西方講的近代的民族國家。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說道:「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陳寅格、錢穆也都認為，宋朝是中國文化的巔峰時期。但在毛澤東眼中的"宋祖"趙匡胤"稍遜風騷"，因為他是武將出身。在漢唐時期中原王朝不斷通過武力與和議維持著與周邊少數民族國家對峙局面，趙匡胤建立了一套不同於漢唐的體制，改變了開拓向外、宣武播文的方針。代之為強內虛外、沉潛向內為特點的重文輕武的文治靖國策略。在"文治靖國"的方針支配下，專制政權的獨裁和殘忍有所消解，士人大談建國治國方略，產生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具有偉大思想和理想的改革家。當時各種思想得以兼容並蓄，並形成了多種學說。
中國四大發明有三大發明就是在宋朝這裡產生的，就是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這三個發明對世界影響巨大。1620年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在《新工具論》中指出：「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狀態都改變了。」宋朝的文化和科學技術都是世界尖端。
古代商人的地位處於"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和奴婢、囚徒差不多。《漢書·食貨志》說封建王朝奉行 "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的政策。古代經濟發展一方面受儒家的這種貴義賤利的義利價值觀的制約，另一方面每年的賦稅、徭役又使農村沒有太多的剩餘產品進行商品交換，形成了落後的小農意識的自然經濟。城市也只不過是為皇家、官員、地主服務的封建城鎮，不象歐洲中世紀那種工商業者的自治城市。
中國人直到唐代還崇尚門第，九品士庶待遇各不相同，有功者有封邑之租蔭及子孫，可以不和小民爭利。商人和一般的土財主一樣，在人們的日常評價體系中，比農工和工匠都不如，這也是中國 "仇富" 的傳統。
宋太宗把經濟權力盡收於官府，士大夫須兼營農桑之業方能養家，所以中國古代的農業在宋朝達到了頂峰，為大力發展商業提供了基礎，商人資本迅速膨脹。宋代人注重水利發展，改善耕種工具，改善糧食品種，《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也就是有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了牛耕鞅馬，梯田耕作，糧食一年幾熟，還不斷開荒，加大了耕種的面積，據記載，到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達到耕地面積頂點七億畝，農民糧食多了，自然會拿去賣。農業走向了專業化和商業化，通商賺錢和享受生活了，因為當時朝廷的政策對經濟干預不大，所以商人自由度提高了，城門關得晚，又開得早，而且宋朝的交通非常好，廣布橋樑，海上的通商航道也非常多，所以通商的人源源不斷。許多絲織品，茶葉，瓷器輸向日本，東南亞。而阿拉伯商人與宋朝商人是交易得最多的。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載:開封城內 "資產百萬者至多， 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唐代李華在杭州剌史廳壁記里描述的杭州 "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家"的情景在宋代才真正形成。宋朝人民生活極大提高，市中心空前繁華，各類酒坊、食肆、妓院、賭場等。據說那時候的人重女輕男，因為娛樂業如此發達，老婆，小妾，歌姬和舞姬需要的女人數量何其壯觀，老百姓生了個女兒就不愁沒有工作做了。而朝中有這麼多有錢人，著名的辛棄疾家裡就有三十多個舞姬和歌姬了，那時候的男人還當真是十妻九妾呀。每個人都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好不痛快！
《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分別演出雜劇、雜技、相撲、傀儡戲、說書、講史等，晝夜不輟。」娛樂項目繁多。宋朝的人還很注重房子就裝修與裝飾，稍微有錢點的人家小院里就會有小橋流水，假山亭子等賞心悅目的景色。據昊自牧夢梁錄載:臨安 "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
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月，高宗皇帝趙構臨幸清河郡王張俊府第，張俊大擺筵席，侍奉高宗，成為中國歷史上有菜單可查的最豐盛的一桌筵席。這個飯局，跟著宋高宗一起來的有一批大小官員，其中著名的有秦檜，陪同的還有6名南宋高級官員，其他中下級的官員101名。其他跟班、儀仗、警衛都還沒算。
南宋人周密在《武林舊事》中不僅列舉了席間的200多道菜，連上菜的順序也記錄了下來，其中41道菜使用魚、蝦、蝸牛、鵝、豬肉、羊肉、鴿肉做成，使用煎、烤、炸、煮等方法；另有42道菜為水果和蜜餞，9道菜為各種材料熬成的粥品，29道菜為乾魚，還有15種飲料、19種糕餅、59種點心。
從周密的食單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正式吃飯前先上瓜果、蜜餞招待。這份吃喝單子，在「再坐」前，不是正式吃大菜，是開胃的預吃，那個排場，有7道，每道有8到12個品種加「再坐」後的3道，總計有10道這樣的在前面鋪排，上百個品種。除了應時瓜果、乾果，也有葷的開胃小吃。乾果，除了一種「林檎旋」不知何物，其他當今市場上都還有。水果中荔枝、金橘、綠橘，有的是時令新果，有的不是，要儲藏起來的，如藕片等。
下酒的15盞是正式大菜。這裡共30個菜，都是葷的。這些菜肴，高宗每樣嘗一筷，不都撐著他了？這部分菜，約有三分之一強是河鮮。宋高宗趙構在文化品位上還是高出常人一籌的。他吃什麼，不吃什麼，主家肯定事先打聽得一清二楚。這頓飯以河鮮、清淡為主，品鮮為上。
鮮魚也就是鯽魚，蛤蜊、水母都可以上桌宴請皇上。15盞最後一道菜是血粉羹，應該是一道湯，中國人看來在宋朝開始就是後喝湯的。這份菜單充分證明了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所說的，13世紀的杭州菜的做法與今天區別不大，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當時的菜肴似乎比現在更加豐富多彩。
主菜中安排插食，就像現在上飯店點菜要安排幾道點心一樣，如炙炊餅、炙炊餅臠骨。不過奇怪的是這份食單中沒有提到茶。
一日三餐在宋代才普遍起來(但也有部分人家只吃二餐)，這隻有在農業產量大為提高、食物變得豐富並且有了夜生活之後，才可以實現的。宋人對於飲食是非常講究的。富貴人家，「凡飲食珍味，時新下飯，奇細蔬菜，品件不缺」，甚至「不較其值，惟得享時新耳」。為了嘗到新鮮，不惜金錢。
城市下層人也能從飲食店找到物美價廉的食品，據《夢粱錄》記載，「更有專賣血臟面、齋肉菜面、筍淘面、素骨頭、麩筍素羹飯，又有賣菜羹，飯店兼賣煎豆腐，煎魚、煎鯗、燒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之粗飽，往而市之矣」。
《東京夢華錄》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鋪，其中酒樓和各種飲食店佔了半數以上。《清明上河圖》描繪了一百餘棟樓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確認出是經營餐飲業的店鋪有四五十棟，也差不多接近半數。南宋筆記《武林舊事》、《都城紀勝》、《夢粱錄》也收錄了一大堆臨安的飲食店與美食名單。臨安的每天早晨，「買賣細色異品菜蔬」的小商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氣象，殊可人意」(《夢粱錄》)。蔬菜是宋人餐桌上的常見食材，學者的考證指出，宋代栽培的蔬菜品種非常豐富，約有四五十種，與今日市場上的蔬菜種類大體差不多。
如果是隆冬時節，天寒地凍，似乎北方居民只能靠窖藏蔬菜過冬。但是詩人梅堯臣就寫了一首《聞賣韭黃蓼甲》，說，「百物凍未活，初逢賣菜人。」原來，這位賣菜人利用糞土熱力與保暖作用，培育出鮮嫩的韭黃、蓼甲：「乃知糞土暖，能發萌芽春。」技術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讓宋朝人在餐桌上的選擇機會比之前任何時代都要豐富。
對美食的講究，促使宋代誕生了花樣繁多的美食，《東京夢華錄》「飲食果子」條，《夢粱錄》「分茶酒店」條、「麵食店」條、「葷素從食店」條，《武林舊事》「市食」條，都羅列有一個長長的美食、小吃、點心名單，抄也抄不過來。火腿、東坡肉、涮火鍋、油條、刺身等，都發明或流行於宋代。烹、燒、烤、炒、爆、溜、煮、燉、鹵、蒸、臘、蜜、蔥拔等複雜的烹飪技術，也是在宋朝成熟起來的。
其實在南宋末年，吳自牧創造了一句後來著名的格言——「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米在當時才剛剛取得這樣突出的地位（而且這個米字確實是在說稻而非統稱糧食）。只有在宋朝，醬才最終明確地指謂醬油；而遲至唐朝，它還很可能至少是在文學作品中被理解為各種酶酵素。在較早的朝代，人們尤其未把醋列為必需品。茶在唐朝是稀罕的奢侈品，甚至在北宋也不常見。以芝麻、紫蘇屬和大麻榨成的油，在南宋時期普遍多了。
茶在宋初仍是奇特的奢侈品，不過到了宋末，即使在窮人家也成了必需品。然而，尚茶之風與其他優雅的生活藝術一起，得到了極大發展。歐陽修、陸遊和蘇東坡這類詩人對泡茶用的水表現出極大的關心；陸遊在旅行期間為此而努力尋找名泉。茶葉生產高度商業化，這種經營性農業迥異於農民的自耕自給。
然而，夏竦還不是京城最大的業主，比起「店宅務」還差得遠。店宅務原名「樓店務」，是經營各地公有宅地的「房管局」，負責房屋的租賃、修繕、管理諸務。公用宅地的出租房即為我們現在的「公租房」。宋代公租房以其較低廉的租費，吸引了大批量平民入住。據官方統計，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開封府共徵收134629貫的年租，開封樓店務所管的房屋計有26000餘間，依此可算出，開封府官舍的月租約在450文上下。
據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價研究》記載，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約是100文，上焉者或達300文，而北宋的單日最低生活費約為20文，算下來，一個5口之家只要有2個有收入之勞力，刨除必要的開支，每月還能節餘3貫即3000錢，支付京城400到500文的公家租金當是綽綽有餘的。看來，在非科考黃金時段，宋房租並未成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痛。
除此之外，宋朝君主屢降德音，降詔減免公房租金，其事屢見於史：北宋嘉祐年間，京師大疫，宋仁宗詔免樓店務租金；北宋治平年間，宋英宗降諭：「以後每逢災年，除開倉放糧外，公房房租一併減免」；南宋紹興九年（1139年），宋高宗下諭：「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舍錢三日」……宋廷適時推出的房租減免政策是切實有效的，它使得貧無恆產的小民不至於在凄風冷雨、洪水暴雪中流離失所。
對於宋代房租尚未貴得離譜的觀點，我們亦可征之於元末明初成書、以北宋末年為時代背景的《水滸傳》。古典小說雖不可當真史看，卻能反映古代社會的一些側影。《水滸傳》人物武大郎，別看他矮小懦弱，卻能光靠賣幾籠蒸餅，而在山東清河縣租上一棟獨門獨戶的兩層小樓，還能將潘金蓮養在家中，供得起她的脂粉錢。除《水滸傳》外，歐陽修筆下也記載了一戶賣餅人家的房租，他們每月只需交180文的房錢，「第四等一戶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
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商人和官吏的聯繫日益增多，交往日趨頻繁。關係也從之前的對立慢慢的和平演變成相互依賴、利用的關係，開始官商勾結。在朝廷 "通商惠工" 政策下，社會等級逐漸淡化，商人變成了 "同是一等齊民"，商人子弟中的"奇才異行者"也可參加科考。
但由於宋朝實行 "不抑兼并" 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政策，世風日下，坑蒙拐騙增多，市場交易缺乏誠信。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帶來思想意識的突變，迅速衝擊了封建尊卑等級制度，社會風氣的劇變使追財言利不再被人所恥笑。
魏晉時僧人主要從事翻譯經典、解釋教理，成立各種宗派。到了唐五代，那些佛教經典翻譯解釋得差不多了。唐入宋，整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佛教身處其中也不能免，逐漸世俗化、庶民化，這是宋代佛教之特色。
宋人庄綽《雞肋編》記載，「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意思是說，嶺南地區，僧人靠聰明才智，多經商致富，以至於非常受當地婦女歡迎。
而南宋周密的《癸辛雜識》里有一則《尼站》，說當時杭州附近有一座名叫「明因寺」的大尼姑庵，凡是有權勢的大和尚來庵里了，晚上必會叫年輕的尼姑提供服務。庵里尼眾非常煩惱，為了應付越來越多的和尚，越來越頻繁的「來訪」，庵里想出了一個法子，專門弄了一間「貴賓房」，名曰「尼站」，安排那些曾經有過行為不潔的尼姑住進去，以備不時之需。
在商業經營上，宋代寺院和僧人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行業涉及冶礦、制墨、紡織、造船，甚至開旅店、賣豬肉、開妓院，還開創了中國最早的彩票行業。所以當時的高僧居簡不得不慨嘆和尚們都競相逐利:「僧者，佛祖所自出。今也貨殖，賢、不肖無禁。」
不過宋代的寺院、僧人的社會活動，絕不只是經商逐利，或談談情愛，它們的另外一大部分是進行社會福利、社會救濟，比如災荒之年放粥賑災，提供寺院為避難所，平時也參與到濟貧、慈幼、醫病、助葬，以及修路、造橋、建浴室等各種各樣的公共工程。可以說，在宋代所有形式的社會救濟形式中，都能看到僧人的身影。
北宋初年按官品頒發俸祿,而臨時差遣以"使"名義執行另外任務並不改變俸祿標準，干多干少一個鳥樣。宋嘉祜年開始實行俸祿以官品為主，差遣職務為輔的給祿制，以便發揮"使職差遣"官員"治內外之事"的積極性，多勞多得，解決了官員"名與實殊"的矛盾。
據史書記錄，宋朝官俸發放、有錢、有綾絹、有祿粟、隨員用人也有衣糧、還有職田、還有各種包括賜宅第在內的賞賜。官署有公使錢，類似今天的小金庫，專門用官員的福利，如楊州官署的官員們每月集體宴飲有五次之多。
據《萍州可談》記載：杭州城極為繁華，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該路的監司，大多在城內設立辦事處，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以至杭州政府得專門安排一員副職陪他們吃喝玩樂。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就扮演過這個角色，因為不勝酒力，疲於應付，發牢騷說杭州通判這個差事是「酒食地獄」。由此可見，基層官員應付公務接待、疲於奔命時是非常痛苦的。為了減輕這種痛苦，官員們各出奇招。還是這個蘇軾，據說在他任地方官時，一旦遇到公務接待的宴飲，都要召「小姐」來，讓赴宴的領導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女伎絲竹之聲終日不輟」上，自己趁機休養精神。
另據記載:"荊湖、嶺南民輸稅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卻，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說明北宋官吏的俸錢屬於專門鑄造，形制較大，質量也優，用現在話說:含金量高!
縱觀中國古代歷朝官員的俸祿，以宋朝最為優厚，明代俸祿最薄，官員待遇最差，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官吏貪污六十兩銀子即剝皮充草，並設皮場廟，以震攝現任官員，其手段之殘酷為歷朝所罕見，但根本無法遏制貪官，真是想貪污地獄都鎮不住。反觀宋朝沒有採取任何殘忍的手段，貪污案例卻比明朝少。
宋朝為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許多條件，平民有更多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許多入不了朝堂的文人，便去做行吟詩人，寫詩超過萬首的文人不在少數，宋代人將儒、釋、道融為一體，把中國傳統文化推向成熟的頂峰和極限。宋太祖立不殺文臣的規矩，從政為官的環境也比較寬鬆，所以官員們在朝堂上說話辦事都比較意氣用事，敢於大膽向皇帝進諫並據理力爭，許多人因此一生仕宦浮沉，幾起幾落，如同家常便飯。王安石改革時，將個人安危和利益置之度外。蘇軾一生都在患難中度過，但他從來不接受教訓，照樣敢說敢幹。
蘇軾因烏台詩案入獄，辦案的一幫官吏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殺還是不殺，神宗一時舉棋不定。關鍵時刻，資深元老王安石上書說：「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據說，蘇軾最後能保住腦袋就取決於王安石這一句話。須知，他們二人是政敵。
宋朝的科舉使官吏的隊伍急劇膨脹，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如此，未減者可知也，"趙翼"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官太多國庫收入就不夠發吏祿之費，自仁宗時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後，每個皇帝都在裁減冗員上花過力氣，但大都無功而返。
范仲淹搞慶曆變法，重要內容之一是反腐敗，挖出不少貪官，抄家查辦時家屬子女哭哭啼啼的，有些辦案的官員就手軟了，皇帝也猶豫了。到底還搞不搞了？范仲淹力排眾議，一句話擲地有聲：「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堅定了動搖者的決心，鐵腕反貪，真抓了不少蛀蟲，吏治官風大為好轉，人心亦為之一振。
宋朝皇帝對於其他國家持以委曲求全的態度，每年交一大堆歲幣還有朝貢的物品給其他國家。重文抑武是宋朝基本國策，即所謂：「重文教，輕武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而且不因言獲禍，招文官的數量比武官要多得多，都去競選文官，有素質的軍隊少如何平天下。皇帝就只是單純地害怕陳橋兵變再次發生，就下遺囑說不要再動用武力，防止有人再次擁兵自立。所以皇帝就認為貪官也不夠一個武將的危害大，不讓武官獲權，完全沒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甚至還派不懂兵法的文官和太監做監軍。
軍隊的素質得不到提高，而朝廷也不注重，腐敗現象日益嚴峻，有識人士王安石意識到宋朝的狀況，意識到宋朝軍隊只是浪費錢財，更大呼「倘不能理兵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也。」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產生，簡單地說就是從裡到外的大改革，按照他的改革的確是有望改善宋朝的狀況，改革抵觸了許多大財主的利益，而變法里存在的弊端使貪官更加猖狂，害民擾民，最終改革失敗。
宋朝的文人官太多原因在於，籠絡天下人歸於一官道是宋朝的治國"主體思想"。皇帝把官位引作釣鉤，使"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覬覦一官.老死不止"，"使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姦宄"，把天下人捆在官階上，使他們少起異心，然後再將他們鎖在一張牽制的網上，這才是宋朝官制的一大特點，它和宋朝的科舉制度一樣，都是皇帝的"御天下之妙術"而已。
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說過，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是說當代人都會自覺不自覺的以今天的眼光，都會自覺不自覺的站在今天的現實去考慮歷史的事件，以選擇對今天有用的東西。研究宋史的張邦煒教授曾經感慨說：「從前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其實何止是「從前」，直至今日，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當成是一個窩囊的王朝。
宋朝明明是文化大國，不過他們卻搞錯了次序先後，單純地害怕武官的造反，而忽略了當時最重要的軍事建設。最後的靖康之恥也背負罵名，使人痛惜。試想一下，如果當時的宋朝軍事水平也十分發達，那麼對於歷史的進展，對於後世的我們會造成什麼影響，這真是不得而知了。
本人一開始接觸宋朝歷史時也同樣有著類似博主的問題，為什麼一個當時能夠位居世界經濟第一的大國，在中華泱泱五千多年歷史中並沒有得到十分重視。但是在經過深入的了解後，才知道雖然當時宋朝的經濟總量確實很大，但卻是很大部分集中在當時的首都地區，而周邊都並沒有從中得到很大的惠及，日後的方臘起義等農民運動也間接證明這點；
另外，終宋一朝，朝野黨爭一直沒有結束，官員的政治鬥爭甚至延續到在對外的戰爭中，導致北宋時期的神宗、哲宗都錯過時機，最終沒能消滅掉西夏等周邊勢力，當然這裡面還有神宗本人不夠堅定、哲宗短壽的原因，但這並不是最主要的。熙寧變法時期，經過王安石的努力後，國庫充足、兵力強盛，神宗毅然發兵，五路伐西夏，北宋當時完全有機會可以一舉剷除掉整個西夏國，可惜就因為前線指揮官心中的一絲小算盤，最後導致錯失了攻陷敵方首都的機會，再加上後來一連串官員為了急功近利、剷除政敵勢力的舉措（尤其是司馬光），結果導致了神宗一朝所有的努力幾乎完全白費了，將當年以舉國之力打下來的國土拱手相讓給西夏（真夠奇葩），就算後來的哲宗多少挽回了些損失，可是已經沒辦法再重回到其父神宗當年的成績。可以說，黨爭幾乎成為了宋朝歷代君主當時的惡夢。
對內
經濟：相對開放自由，受國家提倡和保護。
對內
文化：整個中國史的一大巔峰。
教育：大興科舉制，重視儒學教育。
民生：平民的選擇性變多；罪犯相對較少；風調雨順，沒有太多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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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
外交：崇尚妥協政策，以和為貴。
軍事：職業軍人不足；將領都是文官；軍事理論性太強，缺乏實戰性。
士兵素質：極差。很大一部分士兵都是臨時操練、臨時招募。士兵存在第二職業。
各種歷史記載總結出來，宋朝大概就是這樣一個重文輕武的社會體制。朝廷文臣內鬥爭風，甚至帶兵打仗的將領也時常因為「出力不均」的問題勾心鬥角，出其不意的插你兩刀。
整個朝廷乃至整個國家的氣氛都帶有很濃的鬥爭和理論學術的氣氛。
「實踐是硬道理」。這句話對應宋朝的話，就相當於一塊磨盤扔在他身上。宋朝不是沒有帶兵打仗的良駒，而是沒有像樣的伯樂。憑靠宋朝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製造技術，對付野蠻人綽綽有餘。可是為什麼會敗的這麼慘？
蠻夷騎兵固然厲害，可是也不至於以一敵百。可宋朝打仗就是被打的這麼慘。伐幽州戰役，名將慘死；伐西夏，三十萬大軍全軍覆沒；和金國打仗，基本上是全線崩潰，首都和皇帝也被擄走了。
是步兵打不過騎兵嗎？宋朝不善騎兵是不是真的？這兩個都是扯淡的問題，宋朝不是打不過，是被嚇破了膽。這就像是明代倭寇侵華一樣，整支軍隊三萬人，前面一排是倭寇，長得凶神惡煞穿著打扮奇形怪狀，後面跟著的幾百多排都是中國的山野農夫，前面那排是借名嚇唬人的，後面才是打仗來的。
金國也是這樣，不少軍隊都是漢人組成的，將領也是漢人，他們都被賜了夷名。這些漢人滿腔抱負卻不被重視，便投奔了蠻夷。宋朝在用人方面竟然都不如一群野蠻魯夫做得好，你說是悲是喜。漢人自己打自己、謠言輿論滿天飛、軍隊紀律差距、再加上跨國賄賂。清末和宋朝唯一的區別就是，前者敵人太強大自己太落後，後者敵人是自己養大的。
試想一下，兩軍陣前，金軍一衝，打頭陣的宋兵因為害怕和沒有紀律性的緣故掉頭就跑，前面亂後面跟著亂，將領一看情勢不對立馬收兵回朝磕頭請罪，然後為了遮掩自己的過失，就把責任推給了蠻夷，又加了一堆誇大辭彙，皇帝、大臣聽得聞風喪膽。都知道打架有個道理，就是只要一個人幾次被你打的很慘，這個人就會記打記一輩子，見到你就害怕、拘謹，即使他以後長得又高又壯也由心裡懼你。打仗的道理也一樣，幾次被打的很慘，記打記一代，再加上輿論滿天飛，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害怕、士兵害怕、皇帝也害怕，即使宋朝是個又高又大的胖子，也心甘情願的讓一個又瘦又黑的不良少年吸他的血。反正我還有很多，不妨先給你一些，反正掏錢的是老百姓，何必惹事生非。
如果朝廷用人有方，賞罰分明，就不至於落的這種地步。秦檜不是惡人，他只是時代的產物，如果皇帝一心向國，就算秦檜拿刀相逼無濟於事。
宋朝不是輸在國力上，是輸在了官僚體制上和心理上，仗可以打輸，如果你自己都覺得自己沒救了，甘願做人家奴才，那你死了也沒人憐惜。有些東西絕非一支猛葯能夠救得了的，因為他從內到外的潰爛，岳飛有感慨，孫傳庭也有感慨，曾國藩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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