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近日一些媒體指責江歌劉鑫案咪蒙等自媒體在用輿論殺人？

今日一些媒體開始反轉，指責以咪蒙為首的自媒體以情緒化的文章，煽動讀者將輿論矛頭指向劉鑫。

一些媒體表示，法律不應因輿論所導向，自媒體不應煽動讀者情緒，應遵從法律判決。

關於這一些媒體的發聲，大家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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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江歌遇害案反思的第二篇。

在第一篇反思文《江歌案里，兇犯所代表的性別暴力文化才是首先該被譴責的》，我提到了輿論的失焦，網民攻擊的重點集中在了另一位案件受害者劉鑫身上，而不是兇犯陳世峰。很多讀者甚至認為，劉鑫不死，不足以平民憤。

輿論至此，是多重原因造成，但是，那些自媒體流量大V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很多讀者，不僅僅是對案件的觀點和立場來源於這些流量大V，他們對於案件的所謂「事實性」了解，也來自這些大V。

只是，如果這些大V，為了個體的流量私利，刻意裁剪、甚或篡改了事實呢？

而後，讀者們再被這些大V用歪曲的事實煽動起極端情緒，這，難道真的符合「正義與良知」嗎？

現在，江歌遇害案掀起了同類案件中前所未有的「民間道德審判」狂潮，對此，我想借用我老師杜駿飛的一句話說——

「 比發表意見更重要的是：還原事實。」

歪曲的事實不可能誕生真知灼見。

在江歌案於網上掀起輿論海嘯後，我看了不下幾十篇文章，然而，令我心驚的是，絕大部分自媒體的推送文所描述的案件始末，都存在重大事實性錯誤。他們或是有意或無意地篡改、裁剪了事實。

充滿爭議的咪蒙的那篇刷屏文如是，即便是口碑較好的連岳、拾遺、視覺志等流量自媒體，也都存在事實類描述上的失真與扭曲。

在流量大V的影響力幾乎已超過專業嚴肅媒體的今天，這其實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今天，我決定做一回惡人，就以他們為靶子，來說說自媒體的職業操守與新聞倫理底線的問題。

1

咪蒙編的故事離事實有多遠？

我一向對咪蒙及其所代表的自媒體倫理與價值觀很警惕。

所以，當我們的讀者群里有聲音說，「這回要挺咪蒙，覺得她這次至少挺正的」，我習慣性地警惕，也謹慎地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因為那時，我尚未看過兩位當事人的採訪實錄。

當我花了幾個小時把《局面》欄目的25段視頻全部看完之後，我不僅僅是慶幸自己的警惕與謹慎，更對咪蒙毫無底線的媒體倫理感到震驚，是的，震驚。

曾經是專業媒體人出身的咪蒙，在編寫她的故事時，有認真看完25段視頻嗎？哪怕是其中的大部分視頻。還是，她僅僅看了那個流量最高的「第一次見面視頻」？

她沒看，說明她缺乏一個媒體人最最起碼的嚴謹、理性、公允之操守。如果她看了，仍然選擇這樣的「編故事」手法，那更細思極恐。

先看看「咪蒙編著」的江歌案細節吧。

（一）

如果看過劉鑫接受採訪的視頻，我們會知道，至少根據劉鑫的口述，她與陳世峰分手後很長時間都沒有聯繫，僅有一次，在她過生日那天，陳世峰來找過她，送了禮物，並發了一個消息：生日快樂。

之後第二次聯繫就是案發當日，脅迫劉鑫複合。

所以，何來案發前的多次騷擾，並有明顯的暴力傾向？

至於說「江歌為了保護劉鑫，讓劉鑫先進門，自己在家門口，被劉鑫男友捅了十幾刀，活活被捅死，倒在血泊中……

這期間，江歌大聲呼救，連隔壁日本鄰居都聽到了……」

在《局面》關於兩位當事人的採訪中，不在案發現場的江歌媽媽從不曾有這樣的敘述，劉鑫更不曾有。

在劉鑫的口述中，她因為突然「身上來了」，所以提前上樓換褲子，先一步進門。後來聽到門外江歌的慘叫，才知道發生了事情。

不論劉鑫的口述是否屬實，但要想知道當時的案發情況，除了陳世峰的供詞，目前最重要的證人就是劉鑫。

咪蒙在這樣敘述案件時，是採訪了「隔壁日本鄰居」，還是身在北京的她曾直接去了日本的公訴機關，享受了特權、翻閱了案卷？

（二）

咪蒙寫：

事實上，劉鑫接受《局面》採訪時並沒有說過門被鎖，她想出來打不開門。這個說法，我也完全沒有在任何資料里見到——當然，也許咪蒙佔有了其它我不知道的資料。我只看到，劉鑫說，她推門但是門開了一小部分，就被彈了回來，然後她就打不開門了。

咪蒙還寫：

看了這樣的敘述，如果自己又沒有去看原始採訪材料，讀者們當然會高度認同咪蒙扣給劉鑫的帽子——「人渣」，而且忍無可忍。

可實際情況果真如咪蒙所述嗎？

根據劉鑫與江歌母親的敘述，時間軸是這樣的：

11月3日凌晨，發生兇案。

11月3日下午，被認為「失聯」的劉鑫和自己的母親視頻通話，在劉鑫母親一旁的江歌媽媽，一把拿過了手機，劉鑫對江歌媽媽說的第一句話是：「阿姨，對不起」。江歌媽媽得知江歌在醫院，此時，她終於確認中國駐日使館工作人員給她通報的江歌死訊為真。

11月4日，江母在出發去日本之前，先在自己個人微博上發出第一條微博求助信息，公布了自己的電話，公布了劉鑫姓名。同時，她大面積地@了很多大V，甚至包括很多娛樂媒體，呼籲幫助。

11月4日晚，江母到達日本，彼時劉鑫正在警方控制之下接受問詢，並且她稱自己被警方要求不見遇害者的母親，所以她也沒能如先前說的，去機場接江母。

11月5日，江母在微博上公開懷疑兇手是「劉鑫的前男友」。網路上出現大量對劉鑫的人身攻擊、謾罵，以及懷疑其是幫凶，並有人號召對劉鑫進行人肉。

11月6日，劉鑫發給江母微信，「事情解決了以後我也不會再見你了……」 「再出這種新聞，我就停止協助警察」。

11月7日，陳世峰因為「恐嚇劉鑫罪」被日本警方逮捕。

11月24日晚，已被拘捕的陳世峰被增列殺害江歌罪。

好，針對咪蒙的指控，「之後，新聞曝光，劉鑫也沒有站出來說，殺人犯是她的男朋友」，根據劉鑫的說法，陳世峰被抓，除了指紋信息不是她提供的，其餘所有重要信息都是她向警方提供——在這一點上，我合理分析，劉鑫說的是事實，警方抓捕陳世峰，總不可能是根據不在場的江歌媽媽的懷疑。

既然如此，何來劉鑫「沒有站出來說殺人犯是她的男朋友」？她協助警察破案，確認兇手，是不是一種重要的「站出來」？難道非得是在警方沒有完成審訊程序、還沒抓捕陳世峰之前，就和江歌媽媽透露重要案件信息，再由那些日子一直在微博上不斷發消息的江歌媽媽公布到微博上，這才算「站出來說」？那難道不會反而不利於破案嗎？何況，誰是殺人犯，這是需要法庭根據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包括兇器、證人證詞等）裁決的。

我十分同情並理解江歌媽媽在痛失愛女的巨創之下，在尚未見到日本警方之前，就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發布求助信息，並四處@大V，但是，客觀而言，這的確會給另一名案件受害者劉鑫（她是否對江歌的死負有責任，這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帶來巨大壓力。並不是誰都願意把自己的私事公布在網上，何況涉及的是一起兇殺案。

劉鑫在大批網友極端的人身攻擊與咒罵之下，的確發出了「停止協助警察的威脅」，但是，她並沒有如咪蒙所述，在這個節點上就「徹底消失」，後來，他們有交流過參加葬禮的問題，有應江母的再三要求，告訴她一些陳世峰的基本信息等等。劉鑫是在陳世峰被以殺人罪抓捕之後，斷了和江母的聯繫。

關於劉鑫「歡天喜地過大年」，這屬於作者「腦補型寫法」。在敘述一起新聞事件時，它是根本不該出現的語言。

咪蒙更刊登出一張當事人照片，作為劉鑫和同學聚會的「證據」，結果事後證明，那個照片是舊照，其中一位「同學」，正是江歌本人。

咪蒙的文章中所用的劉鑫和朋友去聚會吃飯的圖片

劉鑫在微博中澄清照片的來源，中間一位是江歌

（三）

除去事實性的描述有大量不實之處，咪蒙的很多寫法，都帶著「小說演繹」的色彩，充滿了主觀性描述。

「她摘了帽子，整理了自己的頭髮， 擔心自己在鏡頭前形象不好……」 劉鑫有告訴咪蒙，她「擔心自己在鏡頭前形象不好」，所以整理了自己的頭髮？

「江歌失去的，只是區區一條生命；而我失去的，是一份工作啊！！！」試問，劉鑫有說過這樣的話嗎？

在對人們做觀察性描述時，我們作為寫作者，都難免會帶有自己的主觀色彩，這可以理解，但我們應該尊重事實，做出更接近事實的描述。

比如咪蒙說，「江歌媽媽全程壓抑自己的悲憤，剋制地指出劉鑫此行的真實目的。」 類似這樣帶有主觀色彩的描述，不是不可以，但我也可以完全給出另一種觀感：恕我直言，在那個「第一次見面」的視頻里，我看到的是一個極為悲傷，也很憤怒、情緒多次失控的母親。她要求坐得比劉鑫高（物理位置上），她全程居高臨下地以審訊的口吻質問劉鑫。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和行為，但我不能得出「她壓抑自己的悲憤」、「克制」這樣的結論。

像「劉鑫繼續裝無辜」，「劉鑫把江歌媽媽往自己身上攬，想強行製造一個和解的畫面」，在一個非虛構性寫作里，這種寫法，主觀臆測太濃。

咪蒙說，「寫到粉絲千萬，就是為了支持應該支持的，反對應該反對的。我們總要為了捍衛心中的正義，做點什麼吧。」

這種心態是好的，但作為一個粉絲千萬級別的大V、自媒體人，第一條正義，首先應該是，尊重事實，用事實說話，將言論建立在靠譜的事實基礎上，並且，善用自己的影響力。

2

拾遺,是被民意綁架了?還是缺乏調查?

如果說行文慣於嘩眾取寵的咪蒙如此，並不超出我們的想像，一個在很多讀者心裡很有「調性」的自媒體《拾遺》，其相關言論的基礎也建立在歪曲的事實上，就很令人失望了。

《拾遺》的相關文章寫：

這個描述和咪蒙的描述如出一轍。此處不再具體批駁。

再和咪蒙的敘述重合。

劉鑫在視頻採訪中解釋了，她在警察的陪同下去了葬禮現場，但只能是遠遠地在外面看，是警察不讓她進去。

此處是故意被裁減、剪輯後的事實。劉鑫暴怒的原因是因為微博上出現了很多對她的咒罵與極端攻擊，老實講，看了那些極端的謾罵，我理解可能換誰也會受很大的刺激。此處，劉鑫所表現出來的人性弱點，說出一些很不恰當的氣話，並非完全不可理解。我們誰沒有在憤怒的時候說過不該說的話？而事實上，警察還是在劉鑫的配合下，抓捕了兇犯。

至於劉家父母的表現，他們的確寒涼、沒擔當，在事後的表現有很不近人情之處，這句「她命短」更是典型的推卸責任，而且十分自私涼薄，但這句話也的確是在江歌母親在網上公布劉鑫全家重要私人信息，並在劉鑫老家的街頭張貼了上千張「人肉信息」（含身份證信息等）之後發生。

一個媒體，如果呈現兩面的事實，讀者至少有空間去做自己的解讀、形成更公允的判斷和價值選擇；但一個媒體如果只呈現片面的事實，當然只會導向一種解讀、一種情緒、一種價值判斷。

我認為，這是嚴重踐踏了起碼的新聞倫理與職業操守的。

3

連岳，是真的敢於贊同大眾，

還是不敢反對大眾？

被不少讀者喜愛的「連叔」連岳，著文《再說江歌事件：捍衛人類尊嚴的底線》，稱：

「

同情江歌母親，唾棄劉鑫一家，並贊同處死兇手，這不是狂熱，不是侵害，這是同仇敵愾，這是為了人類的尊嚴而戰。

」

而這位有影響力的大V發出此言論所依據的事實——他口中「主幹清晰明確」的事實是：

「 這個江歌用命救下來的人，在294天里拒絕見江歌的母親，其父母甚至說出：「你女兒死與我們無關」、「你女兒命短」這樣的話。」

「 江歌事件，或有細節出入，但主幹清晰明確：江歌因好友劉鑫而死；劉鑫及其家人拒見並侮辱江歌母親；陳世峰是殺害江歌的兇手。」

再一次地，連岳寥寥幾句話，為一個複雜的兇殺案、為江劉兩家的糾結與矛盾，就這麼簡單輕率地定了調、定了性，且不說法官還沒裁定案情究竟如何，「江歌因好友劉鑫而死」，與劉鑫是「江歌用命救下來的人」，邏輯上，這顯然並非一回事。

職業媒體人出身的連岳，這麼著急地先於法官給案件定性、定調，合適嗎？我剛畢業時，做過深度調查記者，也跑過公安條線，在看守所和派出所里都採訪過犯罪嫌疑人。跑過公檢法線的記者，都會知道一條明確的新聞紀律，對案件的事實認定，應以法院裁決為準。原則上，在案件未經法院最終裁定之前，不得對案情本身做大肆渲染和報道。

現在，自媒體時代，要求每一家自媒體都按照專業媒體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確很難，但最起碼，作為一個專業媒體人出身的自媒體人，連岳應懂得尊重全面性的事實，而不是局部事實。

建立在局部事實的基礎上，得出「這次要勇於贊同大眾」的結論，是失準的。

連岳在文中旗幟鮮明地表示，為江母實施的兩個懲罰而感到高興。其一是「從洞里挖出劉鑫一家，把他們交給輿論」，其二是發起簽名，要求日本的法院判兇手死刑。

關於第一點，對不文明現象發起譴責，是對的，但前提是不觸犯法律的底線，不違法。這是現代社會的文明底線。其中，包括不侵犯隱私權，包括不用歪曲的事實侮辱、誹謗一個人——對於這一點，我們國家是有誹謗侮辱罪的。咪蒙類的敘述，一旦被法院裁定不實，她是涉嫌犯了誹謗侮辱罪的。如果劉鑫一家願意，完全可以起訴她。

我們應該維護文明，但不該以野蠻的方式。譴責劉鑫，與用帶有侮辱性的語言咒罵，並非一回事兒。連岳恐怕並沒有看到網上流傳的很多咒罵，有多野蠻。

關於第二點，這牽扯到一個已經爭議了多年的死刑廢止問題。以命償命的觀念，在中國的法律精神、法律框架，乃至整個社會文化里，都是正常的，是普遍被接受的。中國也是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里每年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以2014年的數據為例，中國判處死刑的案例數據是1000+，第二名是伊朗，289+，第三名是沙烏地阿拉伯，90+，美國排第五，35例。

聯合國會員國195個獨立國家當中：

• 103個國家（53％），在法律上廢除死刑；
• 6個國家（3％），法律上原則廢除死刑，但保留在特殊情況下可執行死刑（特殊時期包括戰時等）；
• 50個國家（26％），法律上維持死刑，但至少十年未執行死刑，或處於中止狀態；
• 36個國家（18％），維持死刑。

我們可以看到，維持死刑的國家，其實是少數。

且不說死刑是否合理，既然有那麼多國家選擇廢止、或者少採用死刑，必然有其理由和合理性。而連岳在文中僅僅以一個極端的個例，就輕率地論證了死刑是合理的，廢止死刑是白左病，是病毒，會造成整個人類的尊嚴都得不到保護，我以為，其方法論和論證邏輯，存在嚴重的漏洞。

即便是呼籲保留死刑，也應該用更科學與嚴謹的方式去論證，而不是用某一個極端的案例輕率地給出自己的結論。

自媒體時代，文字的生產變得越來越快餐化、速食化、碎片化。連岳的確是個勤奮的作者，堅持每日更新、推送，但我認為，任何快節奏的生產都不該以傷害質量為代價。我們日常消費的產品，有專門的機關按照專門的質檢標準，給予質量考核、把關，泥沙俱下的自媒體時代，文字生產者，應該對自己有起碼的要求，敬畏文字的生產也有標準，有其質量底線。一個新聞人，該有的最起碼的嚴謹。

討論江歌媽媽是否應該發起簽名要求判死，我的觀點是，既然日本還沒有完全廢止死刑，既然在它的法律框架里，允許民意作為法官判案的參照標準，她的簽名請願行為首先是合法、合理的。但是，江歌媽媽是否該帶著寬容或者不寬容的心理去看待兇犯，這是另一個關於人性問題的討論。

4

視覺志，煽情不是呼喚良知的手段，

事實才是。

在關於江歌案的很多文本里，煽情是另一種套路。當然，咪蒙式的煽情，也是煽情的一種。

流量媒體《視覺志》，曾經因為一篇暖情文章，獲得過幾千萬的流量。江歌案出後，他們出了一篇煽情文《看了江歌媽媽的前半生：一個女人究竟能有多強大》。

走煽情路線，不是不可以，但由於帶著鮮明的預設立場，在描述時過於主觀，就不合適；用未經證實的敘述，甚至錯誤的敘述，來「講故事」，就，至少是很不嚴謹。

比如這種：

看了的確覺得苦情，然而，事實是，那並不是江歌和母親的永別。江母甚至還去日本探望過女兒。不得不再說一次，作者撰文之前，有認真仔細地看那25段視頻嗎？

再比如，「但陳世峰多次以公布裸照為要挾，騷擾劉鑫。」這一段，前面已經解釋過，陳世峰在劉鑫正式提出分手後，兩人並無聯繫，直到案發當日。

關於「他試圖跟劉鑫談判，但劉鑫因為害怕，叫江歌來接她」，根據劉鑫的描述，她和江歌，事前並不知道陳世峰會在晚上再次來找他們。

視覺志的文中還寫，「不知經歷了幾天幾夜的聲嘶力竭，江媽媽安靜了下來，因為她還有很重要的事，她還要為女兒討回公道。她不在乎是不是要一遍又一遍揭自己的傷疤，她去接受媒體的採訪。」

這「幾天幾夜的聲嘶力竭」，出處在哪裡？事實是，江歌媽媽在知道女兒死訊後的第二天就在微博上發聲求助，並且主動@微博上的各種大V們。

再比如這句，「她為了官司，搜集證據。而本案最關鍵的證人——劉鑫，一直拒絕跟江媽媽見面。」 刑事案件，配合警察提供重要證據，才是第一要務，事實上，劉鑫一直在警署配合警察的詢問、取證工作。

在這樣的時刻，劉鑫不配合警察，去跟江歌母親提供證據，其法律效力在哪裡？作者在煽情之餘，是不是應該具備一點起碼的法律常識？至於「劉鑫，一直拒絕跟江媽媽見面」，兩人未能見面的曲折性，遠不是這一句話所能概括。

而「在江歌去世後，江媽媽收到的來自劉鑫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一句威脅。」這顯然再次不符合事實。此處已無需贅述。

煽情，是很多新聞媒體會採用的手法。但是，煽情也有一個基礎，那就是事實準確。煽情不是呼喚良知的手段，事實才是。

至於像「一年來，她不再哭哭啼啼，而是冷靜沉穩，沒有嘶吼怒罵」，為了渲染起母親的堅強和偉大，又做了不符合實情的描述。多位採訪過江歌媽媽的媒體都表示，江母的情緒失控，很多時候幾乎處於崩潰邊緣。僅就其在視頻採訪中看，她有多次痛哭失聲，並非那麼冷靜沉穩。

我做這樣的敘述，僅僅是在事實層面進行討論，並無意去judge江母的哭或者情緒穩定問題，我理解這樣一個悲劇給她帶來的巨大打擊，也理解她所有的憤慨與不原諒，沒有人可以要求她必須原諒。

我只是覺得，媒體不該出於流量導向的私利，強行將人物按照某種會吸引流量的方向去寫。

結 語

在上一篇文里，我曾指出，相比於個別視頻六七千萬的點擊，劉鑫接受採訪的視頻都只有一兩百萬的點擊。大部分受眾，對事件的認知，都是被流量爆款文所引導的——那些被篡改、被裁減、被有意無意遮蔽了部分事實的「敘述」，限定了人們對真相的接近。

大量讀者因為自媒體大V提供的片面信息，激發出看似充滿正義感的憤慨，並迅即在網上形成了狂烈的道德審判浪潮，而後，更多的自媒體被民意綁架，為了流量、為了迎合大眾的情緒，無意或者是有意地繼續沿用已經扭曲失真的敘事邏輯，並在此基礎上提出，「這次要敢於贊同大眾」的口號，將自己的迎合行為進行「正義化」、甚至「美化」。

但是，我想說，自媒體時代，自媒體人，尤其是影響力巨大的大V們，應有起碼的文字操守與倫理底線。

我無限贊成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的底線是，不違法。包括不誹謗侮辱，不煽動殺人，不侵犯他人的正當合法權益。

一個社會需要維護正義，維護文明，但應該用文明的方式，而非野蠻的方式。對惡舉的譴責，也有文明與不文明之分。

語言暴力，會帶來更多行為上的暴力，助長社會的戾氣。而這之間，又互為因果。

活在一個有戾氣的社會裡，我們自己也必然會被戾氣所傷。它就像是空氣，籠罩在一個社會的上空，你自覺不自覺地都會被影響。

戾氣熏染過的人，出門開車更容易有「路憤」，走進辦公室，更容易對下屬口出惡言——我曾聽過太多相似控訴，很多領導一個不高興就會對下屬來一句，「不干你就gun！」 順便還加上一句國罵。

別以為每一個「他人」的口出惡言，都完全和自己沒關係。

所以，任何一個媒體，都不該主動去煽動任何形式的暴力，不論是語言的還是行為的。任何一個媒體，不論是專業的，還是個人的，應該對自己有起碼的底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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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死者為大死者有限，死了管什麼道德底線，群眾哪來的腦子，沒有大V分析怎麼思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