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研究敦煌學的權威是在中國嗎？

01-12

最近又溫故了一邊央視記錄片《敦煌》，對其中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和專家比較感興趣。現在的敦煌學研究人數最多的是中國，是否就代表中國現在敦煌學的科研成果是世界領先的？

謝邀~

日本法國的強大已經是過去式了。

由於掌握了新的出土文獻，所以結果必然是：

是的

我們有更新更多的文獻！

伯希和是中國通，在莫高窟裡面呆了一段時間，把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全部挑選走了。

答案：是的。簡單來說，日本和法國學者利用敦煌文獻進行研究較早取得成果，但1983年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成立，我國的敦煌學研究就步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期，三十餘年過去，無論是學者數量，研究深度，還是領域寬度，我國學者領跑全世界無疑。

最大的原因就是49年之前文獻散失各國，交通不便戰亂頻頻，我國學者心有餘力不足，如王重民先生只能遠赴重洋觀摩抄寫，而建國之後國內生態環境學術進展緩慢。改革開放之後之後，科技日新月異，對外交流增多，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後，英法俄中四大藏家的圖錄印刷本陸續出版，這給國內學者利用文獻進行研究帶來巨大便利，時至今日，一些散藏的文獻也陸續出齊，可以說資料共享上已基本不具備問題。2009年在南師大召開的敦煌學轉型會議，標誌著敦煌學由文獻材料公布進入整理釋錄階段，下一階段的工作便在於把敦煌文獻整理成類二十四史點校本的通用本。

季老所說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全世界""是當時對敦煌學歷史性的總結，謬傳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樣在當時激起民族主義情緒的言論早已不符實下，成為歷史雲煙。

第一的那個回答說掌握了更多文獻大體上對的，但出土了更多文獻就不正確了，敦煌文獻嚴格意義上只是莫高窟藏經洞在上世紀初王道士發現後來散落全世界的卷子，其發現是一次性的，而公布則是漸次的。

很久以前在某同學家（敦煌研究院子弟）看到了一篇資料，說是很長一段時間敦煌學的處境是「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因為作為最重要的研究資料，藏經洞的經卷基本上都在海外，我們的學者想看往往還看不到，要高價買人家的微縮膠片，還不一定賣給你。

後來研究院的學者也是下了幾十年的苦工夫，再加上母語文化，其他輔助資料等的幫助，終於在90年代中後期後來居上成為敦煌學研究的真正主流。

挺不容易的！

是的，無論是敦煌學學者的數量還是學術論著的質量都完勝日本

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不過簡單地回答說就是：「是的。」

總之，用了一百年的時間完成了當年的欠著的債。流失的文物如若留在中國，後果如何？不得而知。成為該學說的權威，理所應當，不然我國的學者真是羞愧難當啊。努力沒有白費。

蘭州大學，好像還有敦煌研究院，或之類的研究專業

都是強答。

早期中國學者大都無緣親見敦煌遺書（近年來叫「寫本」的更多了），因此多不能窺其全貌。所以至少八十年代以前，國內敦煌學研究要比國際上要慢很多拍，更重要的是缺乏交流，缺乏新材料的獲取。另外，算上饒宗頤、陳祚龍、蘇瑩輝、黃永武等一批港台、海外華人巨擘的話，華人學者一開始其實就在敦煌學研究中處於主導地位。七八十年代日本陸續出版講座敦煌系列，所以也有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平心而論該系列道夫先路，是企圖在敦煌研究史上列一個標杆的研究叢書，但其模式局限在——我個人舉一個形象的說法——「1+1=2」的維度上，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局限很明顯，雖然這批日本學者也都是響噹噹的巨擘、大牛。但自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新的圖版源陸續出版，大陸學者接觸敦煌材料更便捷之後，這種情況也慢慢改變了。這一代大陸、港台學者在認識上都要高出之前研究整整一個維度：不僅注重敦煌殘卷，更注重把它們納入整個中國歷史和文化；不僅單獨觀察每一份殘卷，更重視拼接工作——以我的觀察來看，敦煌殘卷的拼接工作基本上是八九十年代以後，大陸學者陸陸續續提出來的（在此之前也有日本學者注意到這方面深入研究）。要知道早期敦煌殘卷在流出時必然受到巨大破壞，拼接工作是很艱苦的，而且很重要的是這和母語文化至關重要。——等各個方面；更有野心做留名學術史的著作，比如任半塘、項楚、張錫厚、榮新江、徐俊（現在的中華總經理）等學者與其著作。

至於你們說的這種偏見，也不能說沒有。我認為早期的國外學者確實有，包括部分華人學者。一個案例就是證實敦煌寫本中的曹仁貴就是曹議金，賀世哲先生當時的文章出來之後——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就受到了陳祚龍先生的冷嘲熱諷，但如今曹議金（仁貴）已經是鐵證如山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