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 1968 年前後，中法美日捷等多國年輕人都陷入了狂熱、造反、激進當中？
謝邀
我對其它國家都不熟，只能說美國，想來法國也有點類似，其它的就不清楚了。
說起 68 年席捲美國的學生運動，很多人自然會想到嬰兒潮，也會想到冷戰時期壓抑的環境，讓理想主義的學生突然爆發。
但是，也必須看到，在 60 年代，美國最大的學生團體，其實是「爭取自由青年美國人（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一個保守派的政治團體。也可想而之，大部分美國年輕人，對於政治其實沒那麼積極。就像民權運動中的南方白人，他們只是在搭一個順風車而已。
學生運動在 60 年代，乃至 70 年代初的強勢，並非在於他們的數量，而是因為他們的戰鬥方法。
一.
美國的學生運動，可以直追溯到 1960 年民權運動時發起的入座（sit-in）運動。到 1961 年夏天，學生髮起了「自由乘車運動（ Freedom Rides ）」，帶上了保釋金，留下了遺囑，坐著長途汽車前往南方挑戰種族隔離的候車室。最後，肯尼迪政府因為這活動讓美國在國際上顏面無存，迅速出手，讓聯邦執法官介入擺平了此事。因為這種事情讓政府很難堪，肯尼迪就向學生組織示意，希望他們換個形式，比如，可以走讓黑人選民註冊的路線，這樣如果黑人選民多了，投票有力量了，自然就好辦事了。肯尼迪還號召慈善機構為相關活動捐款。民權運動領袖一想，這種作法有益無害，也就開始支持。
於是，美國的學生就從自由騎士變成了選民註冊志願者。
選民註冊，最有意義的莫過於在大選年。61 年之後的第一個大選年，就是 1964 年。於是，幾個著名的民權運動組織發起了自由投票運動（Freedom Vote）。其中，最過積極的，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他們在年初定下了「自由夏天（Freedom Summer）」計劃，要在密西西比註冊大量的黑人選民，並由此選出黑人代表，最後在 8 月份民主黨總統提名的黨代會上，取代傳統的白人南方代表。學生組織認為，既然有了大量的黑人民主黨選民，他們理應在黨代會上有自己的聲音。
於是，大批北方學生在夏天南下，冒著生命危險，在密西西比各地，開設學校和診所，並藉機註冊黑人選民。他們把自己發動的選民稱為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MFDP）。到民主黨黨代會前，MFDP 一共註冊了 8 萬黑人，並組成了代表團，要求在黨代會上入座。
這事讓約翰遜總統大發雷霆，因為他需要南方的選票，自然不想惹了南方的白人代表，同時，他更不想這些 MFDP 代表在電視觀眾前大發議論，昭顯民主黨內部的不團結。於是，在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的斡旋下，通過了一個妥協方案，原本的白人代表可以落座，前提是要宣誓向黨效忠，同時，MFDP 也可以派兩人落座。萬沒想到的是，雙方代表都不接受妥協。結果白人代表離開黨代會回去了，留下的座位被收回，MFDP 的代表也沒坐成。
這是第一次，民權運動內部白人自由派和黑人發生巨大的公開分歧。黑人意識到，種族歧視不只是在南方，白人很多時候不過是在做樣子。於是，黑人民權運動組織開始收縮回自身的圈子，把白人從組織中擠了出去，轉而投向以黑人自己為中心的黑權運動。
從一定程度上，在 64 年以後，學生運動和黑權運動走上了兩條平行，卻又極其相似的道路。黑人不再要求白人的認同，開始強調自身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並大力推進黑人自己的文化。
這一邊，白人學生從民權運動中被推了出來，也就自然的開始尋找新的位置，政治依附點。因為在民主黨黨代會上的失利，學生運動也和自由派分手，對主流社會開始失望，堅決的和方興未艾的反文化運動合為一體，形成了新左派。反文化運動從 50 年代垮掉的一代脫胎而來，和學生運動中個人即政治的核心理念一脈相承，從而為學生運動提供了文化理論內核以支撐學生的外在訴求，把學生運動中的對道德和良心的追求具體化了，而民權運動則為學生組織提供了一整套的實戰經驗和方法，讓關注於自我表達的反文化開始尋找現實社會中的傾瀉口。對於以個人即政治為中心思想的學生運動，自然會選擇和自己的生活最密切相關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學校本身。
在冷戰時期，公立大學因為《退伍軍人權利法（G. I. Bill）》而迅速發展，學生人數也飛增。但是，大學的體系卻是僵化的。因為麥卡錫主義當道，大學裡的老師都被要求宣誓效忠。比如，在加州，就要求所有大學員工宣誓自己不是共產黨員，在伯克利分校，有上百名員工因為不願宣誓而被免職。案子打到州高院，效忠令被改成了宣誓效忠美國憲法，並把免職員工復職，才算了結，而這個效忠令也一直維持至今。
雖然一開始只是效忠令，到 1953 年，麥卡錫主義的高峰時期，大規模的聽證會開始了。學校因為害怕形像受影響，開始解聘各種有共產主義傾向，可能會出席聽證會的人。因為這種開除並非出於員工的職業操守，而是純粹的政治理念，這種政治行為自然嚴重傷害了大學裡的學術獨立氣氛。整個學術領域開始去政治化，氣氛一片和諧，和美國當時全國上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打成一氣，成為了為國家大批量高速度輸送模式化人才的教育流水線，學校的領導層，不再是開放的對待和引導各方意見，扶持新生思想的教育者，而成了這個工廠的老闆，機械的執行生產任務。
學校是學生自己的生活世界，對於學生，學校里的問題當然對他們最有直接影響。於是從「自由夏天」歸來的學生，在 1964 年秋天，在伯克利發動了「言論自由運動（Freedom Speech Movement）」，要讓學生，成為學校的主人，改變學校僵化的體系，創造學術自由的環境。學生們施起了他們在民權運動中演練出的戰術，在學校里開始了新一輪的「入座（sit-in）」運動，把抓人的警車變成了發表政治演講的地方。他們還把「入座」變成「入教（teach-in）」，在學生中進行自己的宣傳活動，設立「自由課堂（Freedom classes）」，自己開課。到第二年初，校方終於妥協，允許學生進行公開的政治討論。
二.
隨著第一戰取勝，學生運動開始把目光放遠，於是，戰鬥的焦點，就開始投向越戰。
像對學校體制開戰一樣，越戰是學生運動的自然選擇。因為畢竟，戰爭是年輕人來打，來當炮灰的。而且，因為美國當時的徵兵制度，中產階級是主要的徵兵對像。他們的家庭經濟穩定，所以成長環境好，身體素質也就好，不像窮人家的孩子，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怪問題。比如在一戰期間，美國徵兵處發現，有大量年輕人的視力和牙齒都驚人的差，淘汰率達到三成。到二戰期間，軍方特意放寬了標準，比如體重只要 105 磅，還有一半牙倖存就可以入伍，可是，部分地區的淘汰率，依然達到了驚人的 70%。這種現像促成了美國醫療醫療保險體系的成熟，在二戰期間，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因此不降反增：白人的平均壽命增加了 3 年，黑人 5 年。除了身體檢查，徵兵還要根據智力進行篩選。而在越戰徵兵時，拳王默罕默德·阿里第一次徵兵檢查就不合格，因為讀寫能力不過關。只讀過四年書的阿里坦然承認，自己只是最偉大的，不是最聰明的。
這樣的結果，就讓素質好，但家裡沒有路子的中產階級成為被徵兵的主力對像。因為大學生暫時不用服兵役，這也讓很多這樣的年輕人選擇了上大學來逃避越戰。但是，上學只是暫時的解決方案，因為只要在徵兵處掛上號了，一畢業，就要去服兵役。於是，兵役就像一柄利劍，懸在很多學生頭頂，讓他們像是被判了緩刑的犯人。
可這時候，民權運動遇到的巨大阻力，比如在黨代會上的失利，又讓學生對主流社會產生了深深的失望。因為學生所一力推進的社會改革，很顯然並沒有被黨派領袖當成一回事。這樣，學生和黑人一樣，都開始不由自主的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體系進行反思，革命浪漫主義開始興盛。事實上，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在歐洲初次登上歷史舞台時，就是對工業化社會的一種反思。浪漫主義認為啟蒙運動帶來的理性思維，把整個世界都給物化了，而工業化更是把人作為個體給物化成了職業和工種。浪漫主義不認為社會是一個機器，要機械精準的運作，他們認為社會應該像一個活生生的人一樣，有內在的有機關聯。因為這種不可分割性，他們也就不相信社會能像機器一樣，可以進行修補，拆卸，和組件更新，能夠逐步的改進。相比起來，民權運動在 1965 年以前，是相信社會是可以一步一步更新的，那就是撤銷惡法，另立新法。於是隨著這種浪漫思維的強勢，也就標誌著民權運動開始走入一個新的階段：
如果說，平等是民權運動在 1965 年以前的標誌性辭彙，解放，就成了 1965 年以後各種民權運動的口號。
浪漫派的人往往呈現出兩個極端，要麼是相當保守的，要麼是相當激進的。激進者認為一但社會已經無法維持舊的機制，就像一個重病不治的病人，必須來一場革命才能重生。比如馬克思，就是一個相當有浪漫情懷的人。於是，馬克思主義重新在校園裡走紅，也就不難理解。而第三世界殖民地國家裡正在進行的獨立運動，就印證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危機。在西歐，同樣的危機感也被明顯的感覺到。因為隨著北約的建立，西歐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美國的殖民地，由美國負責他們國家的防務政策。這樣，傳統的殖民國家開始感到的被殖民的些許味道。而對於美國學生來說，離他們最近的，無疑是越戰。反戰也成為黑權運動和學生運動之間最有共鳴的共同訴求。
1965 年 4 月，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在華盛頓組織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反戰示威。有一萬多人參加。當時的示威者和民權運動時的示威者相差無幾，還是身穿西服領帶，也沒發生什麼衝突。
5 月，作為一種入教運動，傑瑞·魯賓（Jerry Rubin）在伯克利組織了三萬人參加的越南日活動。5 月 2 日，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活動中發表演講。在演講中，梅勒提議為了表示對約翰遜政府的越南政策的篾視，大家把總統的頭像倒舉起來（組織者早就準備好了相關的總統頭像紐扣）。這一像征性的舉動發出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新一代的學生運動不需要追求政府的支持，不再尊重傳統的權力體系，而是要公然的嘲弄和挑戰整個冷戰機器，和它所代表的死板僵化的政治環境。
6 月 14 日，CBS 播放了專題記錄片《伯克利叛逆者（The Berkeley Rebels》。學生運動領袖邁克爾·羅斯曼（Michael Rossman）對著困惑不解的受訪者說，他們不是成年人，他們是 25 歲一代。有人注意到了紀錄片中一閃而過的標語：「要做愛，不做戰（MAKE LOVE, NOT WAR）」。而數天以前的 6 月 5 日，高院剛剛通過了歷史性的格里斯沃爾德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判決，認定服用避孕藥屬於個人隱私，受憲法保護。消除了這個重要的障礙後，個人即政治的概念，就在轉眼間，以一種意想不到方式，殺入到反戰運動中，讓性解放的大門轟然打開。不久，反戰運動又引入了新的策略，就是公然撕毀徵兵卡，以顯示自己不合作的態度。
對於約翰遜政府來說，他們則完全陷在了冷戰思維中不能自拔，無法區分民族獨立的去殖民化運動和共產主義的勢力發展之間的區別，用一種非黑即白的態度去認定所有的所謂共產國家是一個整體，沒有差異，也不肯在任何地方放鬆一步，生怕被國內的保守勢力抓住把柄。於是，不想成為第一個輸掉戰爭的美國總統的約翰遜，開始把越戰逐步升級。到 1965 年底，駐越南士兵是 20 萬，到 66 年翻倍到 39 萬，到 68 年，升至 53.5 萬人。面對國內年輕人中的反戰情緒，國會通過決議，認定任何撕毀徵兵卡的行為都是非法行為。
到 1967 年，徵兵條件被放寬，徵兵年齡被擴大到 18 歲至 35 歲，並且只要年滿 24 歲，不管是否是在校學生，都要立刻去服兵役。默罕默德·阿里就是在這時被重新要求去服兵役的。於是，主動逃兵役人數開始飆升，在 1967 年是 8%，到 1971 年升至 41%，撕毀徵兵卡，公然挑戰政府權威的行為更加嚴重。而反戰運動，也在 1968 年開始，進入了它的巔峰歲月。而 1968 年，因為是大選年，更是顯得份外引人注目。
1968 年 3 月 31 日，總統約翰遜因為越戰泥潭而主動退出了民主黨候選人提名，給了反戰運動一次推動自己政治訴求的機會，讓民主黨初選火藥味十足。火上澆油的是，僅 4 天后，馬丁·路德·金就被暗殺，動機至今不明。有很多人猜測，這是因為馬丁·路德·金的反戰立場，讓政府策划了這次謀殺。6 月，反戰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被不滿美國中東政策的阿拉伯份子暗殺。由於羅伯特·肯尼迪的突然去逝，反戰陣營沒能聯合起來，而是繼續分裂成兩個陣營，和未參加初選的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在芝加哥的民主黨黨代會上一爭高下。
另一邊，學生激進份子在 1964 年的黨代會失利後，選擇了在黨派政治體系之外，通過製造媒體事件來吸引國內國際的關注，來影響政治議程。1967 年底，以傑瑞·魯賓和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為首的反戰領袖成立了青年國際黨（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還推舉了一頭豬作自己的候選人。青年國際黨在 8 月的黨代會期間在芝加哥組織了「生命節日（Festival of Life）」反戰大狂歡，數萬抗議者從各地趕來，通過一次反文化的大展示來公然表達對執政黨的不滿。可想而知，這種不合作的態度必然會帶來巨大的衝突，將黨代會變成一次媒體直播下的大型騷亂。最後，反戰運動無功而反，休伯特·漢弗萊輕鬆拿下總統提名。
結果，在隨後的大選中，由於民主黨內部分裂，尼克松憑藉精心打造的法律和秩序的形像，堪堪險勝了漢弗萊不到一個百分點，民主黨失去白宮。
這時候，民主黨痛定思痛，決定改革。它終於接受了學生運動在 64 年時大力推進的政治構想，決定在總統候選人提名上全面採用初選制度，並且，在黨代會的代表構成上，減少黨內大佬的權力，採用更民主的方式，給予各種社會群體，比如黑人，年輕人，婦女等等相應的代表數，向民權運動者的理念靠攏。
1972 年，伴隨著反戰運動的逐步升級，國會決定在年底前撤出越南。
三.
從表面上看，學生引領的反戰運動終於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是，其實不然。
學生運動中的激進份子畢竟在社會中只是極少數。他們的構想是，通過示威活動引發媒體事件，來對政府施加壓力，最終完成改變。這看上去和民權運動前十年里，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手法極其相似，但卻少了重要的一點，就是非暴力。
示威的作用是為了把強勢的對手拉回到談判桌前，這就需要保持對對手的尊重，而不是侮辱和嘲弄。當激進學生不可避免的和警察發生暴力衝突後，就失去了道德制高點。這時候，雖然一樣會產生惡劣的負面消息，但是作為當權者卻不會妥協，因為一旦這樣做了，在大量的媒體報告下，反而會讓政府顯得，它是在極端份子的暴力脅迫下完成的這一改變。而任何一個政府如果這樣作了，就會失去主流社會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反戰份子在黨代會上鬧得越凶，代表傳統的漢弗萊越有優勢。而當民主黨在失利後改變自己，向左派的主張靠攏時，就不可避免的被貼上了所有反文化的負面標籤，成為混亂，低效，和軟弱的代名詞，並將讓民主黨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一直背上這個包袱，直到柯林頓時期，才開始解脫。另一方面，共和黨則利用這個機會，以一種不向公然挑戰現行制度的激進份子妥協的態度，一舉搶回了政治上的強勢地位，讓保守派在未來四十年里，成為美國政壇的主導力量。
同樣，在越戰上，反戰運動雖然製造了巨大的媒體效應，對美國的越戰政策卻沒有實質性影響。因為政府越無視這些過激的示威行動，就越能樹立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的形像，贏得普通人的支持。真正讓越戰政策開始改變的，還是幾次重要的醜聞。比如在 1969 年，美萊村屠殺在被政府刻意遮蓋了一年多後被媒體曝光，讓普通民眾意識到了越戰中美軍正在經歷的道德危機。在 1971 年，五角大樓文件被媒體發表，大眾才意識到，原來政府早在數年前就對越戰報以懷疑的態度。這些事件，讓普通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也就讓越戰的支持率急轉直下，最終讓尼克松政府決定，要讓美國快速體面的離開越南。
這麼看，學生運動其實沒有達到它的直接目的，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恰恰相反。而學生運動和同時期的黑權運動，它們真正的重要性不是在縱向深度上的政治衝擊，而是在橫向上的社會影響。
隨著民權運動分裂為黑權和學生運動這樣的分支運動，原本為了共同目標而形成的聯合陣線開始瓦解。在這個陣線中的各種弱勢社會群體，也像黑人和學生那樣，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群體的政治目標。女權，同性戀組織，其它少數民族，都相繼登場，而民權運動，以及黑權和學生運動，為這些尋求自己權益的弱勢群體，提供了一整套從理論到戰術的現成方法，讓他們可以快速的借鑒和發揮。
對同性戀群體來說，他們打出了「同性戀的自豪（gay pride）」這樣的口號，這無疑是從黑權運動中的「黑人的自毫（Black pride）」搬過來的概念。像反戰運動撕毀徵兵證一樣，因為軍隊不收同性戀士兵，同性戀者開始用公然出櫃的形式來反戰，讓同性戀群體的訴求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浮出水面。1969 年 6 月 28 日，當警察一如即往的對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酒巴進行檢查時，同性戀者第一次，像黑人一樣，選擇了公然對抗，這就是著名的「石牆暴亂（Stonewall riot）」。同性戀者，終於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力量，響應了艾倫·金斯堡的名句：「美國，讓我把自己酷兒的肩放到車輪之下（America I"m putting my queer shoulder to the wheel.）」。到 70 年代初，美國精神病醫學學會終於宣布，同性戀並非心理疾病，同性戀者也是正常人。
對於女權主義者來說，她們在 65 年從民權運動中分離出來，在 66 年成立了世界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女權運動者把個人即政治的戰術發揮到極致，通過反思女性的平日生活喚起婦女的自我肯定意識，讓女性為自己驕傲。通過個人經歷，比如招工和報酬上的不平等，來引發社會共鳴。她們把強姦和白人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私刑聯繫起來，首次讓社會意識到強姦對女性的重大傷害，法律對女性的不公正（比如紐約地方法律說，強姦指控只有第三方在場才成立）。她們像民權運動一樣，直接起訴這些惡法，為女性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利。
以塞薩·查維斯（Cesar Chavez）為首的墨西哥裔移民則接起了傳統工會的班，去把分散在各地的季節性農民工組織起來，成立聯合農業工人工會（United Farm Workers）。他們學習民權運動中公車抵制的手法，號召全國消費者以不買葡萄的方式支持工會的抗爭，提高農民工待遇。
美國印第安人則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歷史，效仿黑權運動，開始了自己的獨立運動。在 60 年代末，他們開始了一系列的佔領運動，要求獲得更多的土地權，保護印第安文化。從 1969 年到 1971 年，他們像征性的佔領了舊金山惡魔島（Alcatraz Island）長達 13 個月，1972 年佔領了聯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務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一周，1973 年佔領了曾經暴發過白人屠殺印第安人的傷膝（Wounded Knee）數月。因為這些活動，印第安人的貧困狀態受到社會注意，政府給保留地的補貼大漲，印第安人還在 1988 年獲得了在自己保留地上開設賭場的權利。
就連保守派也開始意識到這些政治鬥爭手法的有效性，開始利用草根運動來介入黨派政治體系，推進自己的政治訴求。1964 年，保守派和自由派站在一起，參加了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反對墮胎者，也開始像民權運動一樣，在墮胎診所前拉起抗議線，日以繼以的站崗抗議。最大的影響，莫過於佔美國三分之一選民的福音派教徒，開始走出教堂進入政治生活。他們仿效黑人民權運動中的南方黑人教會，利用自己教會現成的組織網路，迅速高效的組織選民，支持代表自己政治觀念的政治家，成為現在美國政治中的一支主導力量。
最終，那些激進的民權組織，也和學生運動，黑權運動一樣，在快速的推進中開始分裂，和主流社會脫節，碎成一個個分支，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亞文化群體，美國社會被割裂開來，形成了一條條巨大的文化鴻溝。相比之下，保守派雖然是少數，理念上卻均一的多，行動上也更統一。於是，當保守派完成了內部的結構調整後，一舉將這些狂飆突進的左翼組織斬成兩段。
但是，經過這一場纏鬥，美國主流社會不可避免的和民權運動的激流發生文化上的碰撞，傳統的文化等級架構被摧毀，美國也不可避免的走向多元的後現代文化。雖然說保守派搶回了政治優勢，但是，對於左派來說，鬥爭的焦點則已經轉向了文化戰場。
在 1969 年，舊金山誕生了一個專門迎合叛逆年青人的服裝商店，它的名字，就叫作「鴻溝（GAP）」。
是的，黑權和學生運動的最重要意義，其實是揭開了後現代時代文化戰爭的大幕，在這戰場上拼殺的，是一個個的亞文化群體，而它們在失去了聯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的同時，卻獲得了另一支或許更強大的同盟軍，自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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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答案提到了嬰兒潮和學生數量的激增，配合上 50 年代的保守，的確是主因。這一點上，可參考我最近的另一個回答：古代小孩有青春期叛逆期嗎? - talich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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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為什麼是既是共和黨人，又反對蓄奴並有實質作為？ - talich 的回答----以下為硬廣：本文已收入本人文集《天堂在上，美國在這兒》。斗膽補充一下，嬰兒潮除了出生人數多以外還趕上了二戰後資本主義全球貿易開始發展，西方各國中產階級數量劇增，高等教育開始普及。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數量巨大的青年（20歲左右，三觀基本成型）學生群體。他們脫離家庭，同時又沒有踏入社會，成為了一個獨立自由又「無根」的新階層。彼時消費主義尚未興起，學術界普遍左傾，存在過度理想化地憧憬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潮。同時戰後資本主義制度進一步「完善」，在推高經濟和生產力的同時無形地「強迫」人們成為制度的奴隸。「中學生霍爾頓想：好好學習是為什麼呢？為了變得聰明。變得聰明是為什麼呢？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為什麼呢？為了買卡迪拉克。買卡迪拉克又是為什麼呢？天知道。 」此種情況頗合於馬克思所言人的異化。冷戰背景下西方國家為圍堵共產陣營不擇手段也使自由民主的西方價值觀顯得像虛偽的高調。學生們理想主義的抗爭便演變成席捲西方世界的社會運動。
兩個點：
1.迅速擴大的知識階層對社會思潮的影響，他們力圖突破社會和歷史的慣性，憑頭腦與良心改造社會。這是一種美麗的理想主義激情。2.單純思想層面的抗爭無法撼動資本主義世界牢固的經濟和政治基礎，隨之而來的是無助與幻滅。大量參與者並無崇高精神追求，只是順勢放浪形骸，「愛與和平」蛻變為「性與毒品」。到70年代，先前的抗爭和理想主義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對制度、意識形態乃至意義的消解。朋克文化取代嬉皮士文化。另有一部分人在青春的瘋狂過後轉入社會內部，力圖以實際的事業延續昔日的夢想，這便構成了嬰兒潮一代中的精英群體。柯林頓、喬布斯等皆屬此類。給@yolfilm 的回答（三個字：嬰兒潮），添加一個旁證註腳——「2010，你知道阿拉伯世界發生了什麼……」
突尼西亞：
這個問題太複雜，各個國家的情況有相似之處，但恐怕又都不一樣，遠在我能力之外了。推薦兩本書自己看過的關於美國這方面的書：《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程巍，三聯書店，2006
本書是一部有關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比較深入的研究專著。不僅涉及大量的歷史資料和理淪文獻，而且提出了十分獨到的觀點，認為這是「以反叛資產階級的名義來完成資產階級本身的一場革命」，「是資產階級奪回旁落於貴族和左派之手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文化領導權」。這一結論打開了我們理解60年代革命之性質的全新視野，並且對理解當今的理淪流派和學術研究的意義均有不小的啟示。
《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托德·吉特林，華夏出版社，2007
《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學生運動的報道如何抑揚褒貶；運動中公眾人物的聲譽如何與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斷升級；媒體的選擇如何影響60年代這場學生運動和社會政治變遷。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歐美世界是一個讓人嚮往的年代。
第一：1945年二戰結束，戰後，資本主義陣營出現了強烈的反戰思潮。在這股思潮的帶領下，「人」的意識逐漸覺醒，又加之如@ yolfilm 所言「嬰兒潮」的原因，到了六十年代，第一代戰後青年走向社會，讓這一串的社會運動呈現出「非理性」的特點，這是一群人的狂歡；
第二：社會主義陣營在二戰中取得了成功，尤其是中國，擺脫了百年來的奴役命運，中國社會空前團結。在一個幾千年來一直推崇個人崇拜的社會，老毛子登高一呼，全民失去理智，這是一個人的「陰謀」；
第三：上世紀60年代對如今的社會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搖滾音樂、新浪潮電影、存在主義哲學.....這些閃耀二十世紀的東東都在那時達到了巔峰。中國人直到20多年後，才逐漸地跟上了這樣的步伐。這個問題牽扯的國家實在太多，建議題主把中法美日改成捷法美日，68年初的布拉格之春明顯比整個六七十年代一直在高潮的中國更具世界意義的代表性。具體參見這本書，已經寫的很概括了（其中無論是布拉格之春還是五月風暴或者馬丁路德金被刺等單個歷史事件都足夠寫幾本大書了。）
有四種歷史因素共同促成了1968：在當時方興未艾的民權運動起了典範作用；這一代人自視與上一代人截然不同並有著強烈的疏離感，因而拒斥一切權威；一場受全世界共同憎惡的戰爭為所有叛逆者提供了一個叛逆的理由；還有當這所有一切發生時，電視正方興未艾，但尚不成熟，對電視的控制、精選和包裝還沒到今天這樣的程度。1968年，當天能收看到來自世界另一地的電視本身就是一個扣人心弦，嶄新的技術奇蹟。
其實都是毛澤東和格瓦拉的影響，這些國家的學生人受到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和游擊戰爭的浪漫主義傾向，再加上國內問題總需要一個導火索才能爆發。可以查詢「五月風暴」，可以知道一些情況。
二戰結束後
生活條件越來越好國家上升期嬰兒潮成長起來的一群人理想主義嚴重某國也有一次也是生活條件好了 停止洗腦了年輕人又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世界了人 就是吃飽了 撐的為什麼2009年前後，中日美韓各家等多國手機廠商都陷入了大屏、觸屏、智能中？
因為對當時的民眾來說，他們真正認識到了一個新的可能性，認識到了它能帶來種種的好處，覺得它可以帶來更好的未來。所以引來了新事物的爆發性發展。
革命這個詞不是靠毛澤東馬克思嘴巴說出來的，而是它確實比當時的社會環境優秀，現在的美帝也是在對抗和學習中慢慢演變出來的。PS：回到手機廠商這一邊，會不會未來有一年，突然發現智能機帶來了多少多少壞處，然後回頭大家開始批判這一波熱潮呢……還好喬布斯走的早，留下了完美的背影，要罵也罵不到他身上從歷史動力學的角度看，左派運動是對之前右派法西斯影響的反作用，二者對立統一於後現代思潮的興起，後現代又是現代主義的嬗變，來源於中世紀文明對自身的反思。
因為二戰打完後第一波孩子長成人了。
各國為自身利益都存在妖魔化他國的問題""各國在輿論宣傳上都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國際間的文化博弈""最終體現在了教育之中""
查了下68年是太陽黑子運動高峰期。不知道和此有關么？ps:又查了下，89年也是黑子爆發期。
馬爾薩斯
百度「嬰兒潮」
60年代氣溫貌似偏低，糧食收成低，經濟狀況不是太好，容易出亂子。隨便扯幾句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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