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實質上是一種西方化的過程，這句話有道理嗎？從這個角度說，西方中心論是不是正確的？

01-12

沒時間詳細說，簡單扯兩句。如果把現代化視為一種西方化的過程，那麼西方國家自身的現代化進程應該如何描述呢？德國的現代化經歷了德國統一，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國、魏瑪共和國和德意志第三帝國三種截然不同的政體。俄國的現代化經歷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建設。義大利、西班牙的現代化進程又各不相同。

很多人心目中的「西方化」其實是「英美化」。符合英美髮展歷程的，就算是現代化的道路；不符合英美髮展歷程的，就算是走了彎路、岔路。在這種敘事中，最終目標是確定的，路徑是唯一的，英美走得最遠，其他國家的差異無非是在同一條道路上走得快一點還是慢一點。這當然是描述近現代歷史的一種敘事方法，而且這種敘事徹底是以英美為中心的。

如果我們不認為現代化存在唯一的道路，相反存在許多不同的可能性。比如在某一個位面的德意志第三帝國解決法國之後，沒有入侵蘇聯，而是和英國實現停戰，並且維持了政體；比如在另一個位面，蘇聯大體維持了蘇維埃政體，並沒有垮台；比如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政體；又比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那糾纏於「西方化」或者「西方中心論」這種詞語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本來看黑色光碟機的回答想來水個答案出來的，結果下面兩個老面孔噁心到我了……

各位還是看書吧，看看吉登斯、德里達什麼的……

寫給下面強答的人，我稍稍給你們理其中一條線索：

①首先你要搞清楚現代性的特徵。

②要清楚從康德♂哈曼開始的批判現代性的學理。

③對於文化意義上東西方的界定要從權力關係入手。

④把native和the other的關係搞清楚，自我是通過他者來建立的。

⑤注意自我東方化的趨向。

註定會看到知乎1000K的leader one民族主義者。嗯，這是彷彿是漫無止境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824996/answer/257491425?utm_source=qqutm_medium=social

這能算最想要回答的十個問題之一，其餘九個是要被秒刪的。

這個問題如此之大，以至於許多民族和國家花費了幾代人去探尋這個問題，卻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答案。

現代化到底是不是意味著西方化，或者說現代化到底意味著多大程度上的西方化？

假想在一個平行世界中，在這個世界裡大清延續了五百年，領先世界開啟了工業革命和近現代化進程。

會發生什麼？

有些是很容易想見的，比如中文肯定不會受到如此大的衝擊，我們如今耳熟能詳的很多辭彙，比如共和，警察，社會，經濟都不會存在或者不會是現在的含義。相反，我們可能向全世界輸出了我們自己的辭彙，西方國家反而可能一本正經的使用大家在明清小說和古裝劇中常見的衙役，捕快，巡撫和六部之類的辭彙的音譯。

醫學，我們肯定不需要那些源自拉丁語又轉至英語最終被日本人翻譯成漢字的各種辭彙了。中醫粉們，您們喜歡的黃帝內經里用的詞將會成為全世界醫學生的標準用語。不不不，是詞源，高大上的詞源。

還有官制，美國可能沒有總統了，英國說不定也沒有議會了。甚至我們所有現代國家都不會以三權分立作為設計理念。

除掉這些比較容易想到的對於西方化的否定，剩下的就是現代化的核心了。

中文可以作為國際語言自然不錯，但即使沒有外來衝擊，白話文運動也要以某種形式發生吧? 我們實在難以想像書面文字和口語要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表述

漢服不用復興了，全世界都像現在穿西服一樣把漢服當正裝。可是漢服肯定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衣袂飄飄, 現代流水線的工人是一定需要一個整潔利落的服裝的。我們實在難以想像穿著三尺長的袖子可以製造飛機或者火箭。

中醫發揚光大了，可包在這個新中醫本質上的還得是現代醫學。畢竟人是一樣的，我們最終總要發展出現代醫學的理念和手段。我們實在難以想像經絡和五行可以真的治病救人。

沒有三權分立了，可能也沒有司法獨立這樣的說法了。但現代社會總要有一個明晰的產權制度和可預期的法制環境和穩定的政治制度，才能使工商業得以健康穩定的發展。

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在一個不可預期的社會中人們會進行長遠和複雜的商業規劃。

所以某種意義上，現代化代表一種必然的趨勢，只不過這種趨勢偶然的被命名成了西方化。比如快餐，這個最西方化的符號，很可能在高速流動的資金和高速運轉的機器下，是一種必然的發明。快的是漢堡還是米飯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快。甚至我們可以推斷，在假想中完成了工業革命的大清國，也一定存在幾家連鎖快餐巨頭，採用統一的原材料，統一風格的裝修裝飾和統一的菜單。

然而在現實中，對於現代性的反思，或者對於西方化的反動，是廣泛地存在於所有後現代化國家最普遍的議題。

比如幾乎所有國家都在炫耀自己的民族服飾，穿什麼衣服和現代化沒有關係，只要簡單方便即可，如果不小心搭上了時尚的班車還可以大賺一筆。只有那些腦子最不清楚的傢伙才妄想復興古代墓葬出土的樣式。但無論如何，這是個無傷大雅的議題。

但有些議題就要嚴肅的多。比如是否市場化是一個必要的因素？有時候似乎可以藉助恰當的國際形勢，以國家的力量迅速建立工業基礎，這樣在一些指標上看似乎整個國家都現代化了。

法治呢？是否有可能在施行某種幾百年歷史的律法的同時，憑藉獨特的自然資源實現現代化？

亦或者通過抑制需求，提高生產和積累，通過在國際市場上的特殊地位實現現代化？

甚至通過戰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民族國家建立，興衰，他們最核心的議題就是如何現代化，現代化是否意味著放棄本民族的一切，是否意味著全盤西方化。

我們沒有看到多少成功的案例，所有成功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也幾乎全部放棄了固有的政治和文化特性，他們用不同的語言敘說著相同的觀念，只滿足於商品社會給他們製造的貌似與眾不同的飲食和衣著作為特色。而他們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則成為他們失敗的原因。

我們是最新的一個民族，試圖在保有自己某種特色的情況下進行現代化。我們這一代人很快就能看到結果，

到底這些被認為是現代化基礎的，我沒辦法講出來的因素，是否是現代化的必要前提。

何謂現代化、現代性、現代？這個問題很大，大到全球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此只能勾勒一下。

只看內容，科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看不出這些「現代」為何源於西方，是西方的話語。從時間觀看，就很明顯：不僅是變，而且是前進。古希臘，新的神可以取代舊的神，因為其更強大；現實的政治，不論專制還是民主，統治者的正當性都不是永恆的，都可以換，可以換更好的。基督教，上帝雖然永恆，但塵世會終結，末日的審判會到來，而人並未終結，不能一死了之，死後或得救，或被懲罰。笛卡爾的數學、牛頓的力學，黑格爾、馬克思、尼采、達爾文對自然和歷史的看法，表明二戰前的哲學、自然和社會科學的主流，也都是這樣的時間觀。

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卻不同。雖不像古印度那種輪迴的毀滅，卻也是輪迴。在這輪迴中，所謂一治一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儒家講三代，講新民，不是在現實中使整個世界超越現實，而是在某些方面，甚至只是在個人精神上，復歸理想中的過去，道家更是如此。法家分三世，所謂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這只是手段的區別，根本上仍是道家永恆輪迴的道。佛教雖分過去、現在和未來，卻說這是意識的虛妄，皆不可得。直到新中國建立，采公元紀年法，時間觀才在形式上與西方一致。然而，時間並不是客觀的計量，歷史不是各種統一、準確的鐘錶。對中國和西方而言，1840—1949是截然不同的歷史。西方這樣的時間觀，復歸了東方，現代走向了後現代。

但不論中國向西方，還是西方向中國，都不可能完全變為對方。脫亞入歐最徹底的日本都沒有成為西方，何況中國？西方看中國，與中國看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鏡像。近代西方接觸中國，並不把自己作為西方一個整體，而是從不同的國家、階級以及個人的角度、目的出發；而中國接觸西方，卻把西方作為一個整體，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卻為了共同的目的，救亡圖存。結果，當時乃至現在，中國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實踐，不是全面認識西方的歷史、社會，更不是全面西方化；而是截取西方近代的一些表現，認為是西方近代能打贏中國的原因，通過彌補、學習，也能打贏西方。

因此，不論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接受的都不是西方的本意。西方的啟蒙、覺醒，是從普遍的個體內在自覺產生；中國的啟蒙，卻是由特殊的群體，教育、發動、領導多數後知後覺，甚至不知不覺、麻木不仁的人——群眾。同樣，中國接受了西方現代的時間觀，卻和日本一樣，將自己那段不堪的歷史，與現代相區別，稱為近代，甚至還要給西方也分出近代。

總之，在這樣的現代進程中，中國不再是過去的中國，從文化共同體，也變成了民族國家，參見千手關叔：為什麼我沒有漢民族認同感？中國成了相對於西方的主體，更無法成為西方，因為不可能重複西方的歷史，可見所謂的「中世紀愚昧黑暗」是不是為了黑而黑的宣傳？不論亨廷頓，還是哈佛學派，或日本的中國學，都是將中國作為這樣的主體，研究其與西方的關係。這仍是從西方的視角出發，仍不平等，仍難以理解中國。另一方面，不論是中體西用，還是1個中心2個基本點，中國也不可能只在科技、經濟方面與西方一致，制度、思想不可能只是中國特色。只不過，這些方面與西方更一致的不是現代，而是後現代：不是主體，而是肉體；不是理性，而是感性；不是革命，而是玩命。

相關文章，可見「現代」概念的含義與中國現代化歷程分析中國如何構建現代國家？

好久不在知乎上答題，但這個題目是我本科四年一直在思考的，所以沒邀也要答一下。

首先，把簡單的問題解決，西方中心論這個觀點雖然不自覺地支配著很多人的潛意識，但是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的學術界，這早就是一個被批判和盡量避免的思維模式。所以，我可以說，西方中心論肯定在道理上是不對的。當然，事實上目前的西方仍然是各種中心。

其次，談一下關於西化和現代化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複雜得多。我個人認為，在中國近代早期，現代化在事實上就是西化。其實西方史學界在很早就開始承認世界各國近代歷史發展有其內在邏輯，並非完全受制於西方。具體到中國近代史來說，衝擊反應理論已經逐漸勢微，而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這樣的觀點成為主流。但是，看這個問題不可矯枉過正。西方的影響，不可逆地徹底改變了中國。是的，中國本身特有的社會特點在近代仍然產生了影響，所以在世界其他很多後發現代化國家當中，中國有自己的特點，然而，這又如何？每個國家文化底色不同，受到西方的衝擊影響也不同，最後發現出不同的形態，再正常不過。畢竟西方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如果由中華文明單獨發展，我們無論如何，絕不可能發展成這樣。畢竟瑪雅文明幾千年都沒發明輪子，所以世界上並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點出科技樹，開發出高效的社會合作制度的。黃宗智的內卷化十分有名，我也部分同意。如果中國自己發展，可能就是這麼一個漩渦，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如何找，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個不可想像的未知數。可以說，近代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演進，都是對西方衝擊的反應以及對西方的模仿。所以我說，在近代前期，現代化就可以被認為在事實上是西化。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文化，我指的是廣義的文化，的種子逐漸深入到中國每個階層和角落，並且成為百姓日用而不察的存在的時候，新一輪的現代化，並不能認為是西化。除非你認為全世界都是西，那也就沒有東西之分了么。也就是說，現代化的確是西方發起的，很多核心概念和價值也是從西方傳入的，但是，其原動力不可能一直在地理意義上的西方。而一旦脫離地理意義上的西方，那麼其本文化的內在屬性必然會對其現代化模式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對整個現代化體系發生影響。這個時候，我們很難把這種發展稱之為西化。

最後，什麼叫做現代性，其實這是個有趣的概念，不是所有現代存在的東西都有現代性，甚至不是所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顯的社會特徵都叫現代性。現代性的這個定義，最初提出來的時候，它就是西方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文明特性，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現代化當然是西化，因為不符合西方的現代，不是所謂的現代啊。不過，這個概念已經在不斷過時中了，連西方主流學術界自己都不予以承認了。而既然所謂的現代性是一個概念，而非一個事實，那麼自然是可以不斷被修改定義的。所以現代化和西化的剝離是可以想見的。

現代化怎麼成西方化了？

歐美國家確實是更早進入現代社會，但是他們不是照樣放棄了傳統中的很多東西嗎？比如說放血療法

那麼西方國家如果引入二維碼行動支付，算不算是中國化?

再來，西方這個概念本身也是一個變遷中而且始終在變遷的概念，西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本身也壓抑甚至是去除了西方很多的傳統特色

換而言之，因為西方並不是一個在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後才出現的東西

所以西方和現代並不是同一個概念，只是西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替現代性注入一定的西方式概念(同理，東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也一定程度的為現代化的概念注入了一定的東方式概念)，但那不可能是現代化的全部，因為現代本身是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概念

也就是說，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一個走向現代的過程，西方和東方都在由他們的傳統走向現代，只是西方走得比較快罷了

有什麼好擔心的，如果這就叫西方化，那麼從1919到現在早就已經西方化得差不多了。其實西方有些國家文化傳統丟失得也不比我們少。

那又如何呢？

一、找一個懂經濟史的人，問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源、成熟於哪裡。

二、找一個懂科學史的人，問他現代科學的理念起源、成熟於哪裡。

三、找一個懂技術史的人，問他各個現代工科專業起源、成熟於哪裡。

四、找一個懂醫學史的問，問他人類現代醫學起源、成熟於哪裡。

五、找一個懂法理學與法制史的人，問他現代法律以及「法治」起源、成熟於哪裡。

六、找一個懂得人權史的人，問他最先提出男女平權、父母要充分尊重孩子的現代理念起源、成熟於哪裡。

問完了，你也許就有答案了。還有，我直接說過的話，大家可以駁斥。不要想像出我的言外之意，然後對著自己想像的靶子來駁斥，這類評論直接刪除。

總有一天你在各方面把西方全超越了然後驚奇的發現自己還是沒有完成現代化

有兩問。

第一，現代化實質上是不是一種西方化，容易陷入名詞之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數理化——是西方獨有的嗎？不是。科學，雖源自西方，但卻是全人類的財富，非西方國家完全可以共學、共有、共享、共創的。又如鋼筋水泥，可以自己生產——方法來自於西方，卻不是西方獨霸的。走西方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學習、借鑒西方先享受過的生活方式，非說這就是「西方化」，容易引起很大和不必要的歧義。

第二，假定現代化統稱為西方化，西方中心論是不是正確，也不那麼重要了。

歷史上，所有國家和民族都曾把自己作為中心。古代中國也曾相當強盛，文化輻射東亞，社會財富、繁榮程度和發明創造稱雄世界，「中國」，「中國」，被趕超之後照樣無可奈何。同樣的，近幾百年來，西方人當然喜歡「西方中心論」了，更喜歡外國人跟著他們鼓吹西方化、西方中心論，但遲早被後來者趕超，自己再怎麼鼓吹自己中心，還有那麼重要嗎？

20171114原題

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五四時期，主張廢除漢字的用西方羅馬字代替的聲音不絕於耳，而且還是一些學術界、思想界大牛（錢玄同、趙元任、瞿秋白、陳獨秀等等）

今天漢字廢除了嗎？固然，今天漢語受到了歐化句式影響，但是，漢字依然有很強的生命力。

中國古代世俗化的社會和近現代社會模式比較接近，反觀西方的宗教（基督教）影響下的社會，宗教壓迫，宗教戰爭及其殘酷。

哪怕是現代西方社會，也是充滿了荒謬，今天中國至少很多公知就是拿著西方人的雞毛當令箭，打著自由旗號反自由實質。我覺得我們有固守祖宗之法的觀念值得批判，那麼，美國的「天賦槍權」（憲法第二修正案）不也是一種變相的「祖宗之法」呢？（當然美國槍支問題也有現實原因，不完全是思想觀念的問題。）我感覺中國右派和左派沒有區別，都是黨同伐異，都是喜歡站隊，右派不應該是自由派嗎？自由難道不是求同存異、兼容並包、和而不同嗎？怎麼右派和左派一個德行？只不過，右派打壓別人時候，打著的旗號是「自由」，左派旗號是「愛國」。「人權」與「平等」上升到政治正確，那麼情況也是類似的。西方這方面也好不到哪去。

從目前來看，近現代文明基本上是西方構建的，但是，僅僅因為如此，覺得詮釋現代性就是西方人的權力，這就是大錯特錯了。現代不是一個完成時，而是一個進行時，我們可以追逐，而不能得到，固守以前的成就，只會讓自己死於傲慢與偏見。

西方文明的現代化，其實弊病太多了，都懶得說，簡單說一個吧！思想上是自由化，個性化。但是經濟上的壟斷，讓商品失去了個性化色彩，所謂的自由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實現。打一個比方，西方更多的做的事，是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打擊了所有其他飲料公司，然後只剩這兩家，結果，全地球你只能喝到可樂了。這就是現代化？這就好比，我出一道題：1.你是喜歡我呢？2.你還是非常喜歡我呢？

這道題選項很少，而且等於沒有選擇。這不是荒謬嗎？你去看看全世界，一些單價最貴的東西，不都是精益求精，而不是依靠商業運作，全世界都買的了，而是少部分人享用得起。這方面，日本踐行的很好，很多匠人，實際上植入現代文明生存的關鍵。為少部分人服務，提供一定的個性化高品質服務。小眾和大眾看樣子會長期並存，歐美的壟斷的生產、銷售的商業模式，不只是現代文明一種嗎？

也許有些人會用西方某些教授理論把我批判一通，我覺得西方肯定有聰明人，但是，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的主體（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年鑒學派這一點有點像），個別西方學者的話也許準確，但是影響力未必能夠滲透到西方整個社會。

以後，再補充……未完待續……

亨廷頓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幾個穆斯林小夥子，學了西方的現代化學和機電技術，穿著牛仔褲，聽著重金屬，然後高喊某些至大的詞，炸了歐洲/美國某個樓/飛機。。。這是現代化么？嗯，西方化么？呵呵。。。

現代化的門檻是按西方世界的標準定義的，但邁過了這個門檻之後往哪走，西方說了不算。

按照某種理論社會主義是社會的終極形態，那隻怕是幾百年後全世界要東方化咯。

西方中心論在我印象中大多數時候是在討論歷史的場景中出現，而不是討論現實/未來。

因為，自地理大發現後西方人明顯走上了一條與其他文明迥異、且完全壓倒其他文明的高速發展路線，創造出了無論是精神還是物質上都前無古人的巨大成就，帶動整個世界進入了近代和現代，毫無疑問地是世界發展的中心，其他文明區在這一階段實際上都是在因應、學習和追趕歐美的過程中，時至今日可以說都仍然是如此，所以如果討論的是現實和可預見的未來，西方中心就是事實，不需要『中心論』

真正有爭議的是，西方人非常自然地將他們在近代獲得的壓倒性優勢回溯到古代，試圖證明現在西方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植根於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歐洲文明，近代的歐美連接上之前的羅馬和希臘，一直是人類歷史的中心，在科技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執全球之牛耳。這一點上不管你的感覺是『確實是這樣呀』還是『胡扯，純的』，至少有一點大家應該不會有爭議，就是：這是有爭議的。

20多年前，亨廷頓先生曾經回答過這個問題。

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麼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偉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原文如下：

西方與現代化
　　為普世文明正在出現作辯護的第三個，也是最常用的論據，是把它看作自18世紀以來持續進行的廣泛的現代化進程的結果。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複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它是始於18世紀的科學知識和工程知識驚人擴張的產物，這一擴張使得人類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控制和營造他們的環境。現代化是一個革命進程，唯一能與之相比的是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即文明本身的出現，它發端於大約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態度、價值、知識和文化極大地不同於傳統社會。作為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獲得了具有現代性的文化。上述論證提出，當其他社會獲得類似的教育、工作、財富和階級結構的模式時，這一現代西方文化將成為世界的普遍文化。
　　勿庸置疑，現代文明和傳統文明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然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具有現代文化的各社會比具有傳統文化的各社會彼此更加相似。顯然，一個在其中一些社會非常現代，而另一些則仍然很傳統的世界，與另一個在其中所有社會都具有彼此相差無幾的高水平的現代性的世界相比，較少同質性。那麼一個在其中所有的社會都是傳統社會的世界又是如何呢？這樣的世界存在於幾百年以前。它的同質性會少於一個具有普遍現代性的未來世界嗎？或許不會。布羅代爾認為，「明朝時期……的中國同瓦魯瓦王朝時期的法國的相似程度肯定超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相似程度。」
　　然而，現代社會可能由於兩個原因比傳統社會彼此更加相似。現代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雖然可能不會產生一個共同文化，但它確實促進了技術、發明和實踐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的轉移，其速度和程度在傳統世界中是不可沒想的。第二，傳統社會以農業為基礎；現代社會以工業為基礎，其工業可能從手工業演變為傳統重工業再到以知識為基礎的工業。農業模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比工業模式更加依賴於自然環境。它們因土壤和氣候的差異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會結構和政府。無論威特福格爾的水利文明的論點具有什麼樣的全面優點，依賴於大規模灌溉系統的建造和操作的農業，確實促進了中央集權的和官僚的政治權威的產生。很難作其他的解釋。富饒的土壤和適宜的氣候可能促進大規模的種植業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發展，這個社會結構包括人數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階級和從事種植勞動的廣大的農民、奴隸或農奴階級。不利於大規模農業的條件可能鼓勵獨立的農場主社會的出現。簡而言之，在農業社會中，地理塑造了社會結構。相反，工業社會較少依賴於地方的自然環境。工業組織的差別可能產生於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差別，而不是地理差別。可以設想，前者能夠趨同，後者則不能。
　　現代社會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們必然融為同質性的嗎？那種認為它們必然如此的論點建立在下述假設之上：現代社會一定接近於某種單一的類型，即西方類型，現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然而，這是完全虛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其獨特的特徵在以後的世紀中得到了發展，它直到17和18世紀才開始現代化。西方遠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徵產生於西方現代化之前。
　　在現代化之前的幾百年間西方社會的這些獨特特徵是什麼？各類學者已對此作出了回答，這些答案在一些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體制、實踐和信念方面卻意見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遺產。作為第三代文明，西方從以前的文明中繼承了許多東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從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遺產，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伊斯蘭文明和東正教文明也對古典文明有所繼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遠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爾後是天主教和新教，從歷史上說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徵。確實，在它誕生後的第一個一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把現在認作西方文明的東西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著成熟的社會群體感，這使它們區別於土耳其人、摩爾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為了上帝和黃金，西方人在16世紀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與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歷史的獨特特徵，而這在東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與拉丁美洲的經歷相距甚遠。
　　歐洲語言。語言是僅次於宗教的、使一種文化的人民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語言的多樣性方面不同於大多數其他文明。日語、印地語、漢語普通話、俄語，甚至阿拉伯語都被認為是它們文明的核心語言。西方繼承了拉丁語，但是出現了各種民族和與之相伴隨的民族語言，這些語言被寬泛地劃分為範圍廣泛的羅曼語系和日耳曼語系。到16世紀，這些語言一般已呈現出它們的當代形式。
　　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在整個西方的歷史上，先是唯一的教會然後是許多教會與國家並存。上帝與皇帝，教會與國家，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與政治如此明顯的分離。在伊斯蘭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國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東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夥伴。作為西方文明象徵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和一再出現的衝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存在。這種權威的分裂極大地有利於西方自由的發展。
　　法治。法治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觀念，是從羅馬繼承來的。中世紀的思想家曾詳細闡述過自然法的思想，君主應當根據自然法來行使他們的權利，而普通法的傳統則在英國得到了發展。在16和17世紀的絕對君主制階段，法制在現實中遭到的破壞多於被遵守，但是人類的權力應受某種外部力量制約的思想仍然延續了下來，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包括保護財產權不受專制權力的侵犯。在大多數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響思想和行為方面是一個較不重要的因素。
　　社會多元主義。歷史上，西方社會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獨特性是「多樣化的自主集團的興起和延續，它們並非建立在血緣關係或婚姻基礎之上」。從6世紀和7世紀開始，這些集團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會、行會，但以後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擴大到包括各種其他協會和社團。協會的多元性又得到階級多元性的補充。大多數西歐社會包括相對強大和自主的貴族、大量農民和雖然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賈階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封建貴族的力量在限制絕對君主制穩固紮根的能力方面特別重要。歐洲的多元性與同時存在於俄國、中國、奧斯曼帝國和其他非西方社會中的市民社會的貧困、貴族的虛弱和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代議機構。社會的多元性最初導致了等級、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團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演變為現代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這些機構在絕對君主制期間被廢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當這種情況發生之後，如在法國，它們仍然得以復活，並成為擴大政治參與的工具。沒有任何其他的當代文明具有可與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議機構的傳統。在地方層面上，也發生了大約始於19世紀的自治運動，它們先是在義大利的各城市中發展，然後向北蔓延。這些運動「迫使主教、地方貴族和其他顯貴與市民分享權力，而且最終常常完全屈從於他們」。這樣，全國層次上的代議制就得到了地方層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補充，後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不存在的。
　　個人主義。上述許多西方文明的特徵促進了文明社會中所獨有的個人主義意識及個人權利傳統和自由傳統的出現。自由主義產生於14和15世紀，被多伊奇稱為「羅密歐與朱麗葉革命」的個人選擇權利到17世紀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對所有個人平等權利的要——「英格蘭最貧窮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樣」——即使沒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達。在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志。在一位學者對
包括50個國家的類似例子的分析中，在個人主義指標方面得分最高的20個國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國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個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樣強調，與其他集體主義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個人主義佔統治地位，該作者得出如下結論：「在西方被視為最重要的價值，在世界範圍內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義認作西方主要的區分標誌
　　上述條目並不意味著窮盡了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徵，也不意味著那些特徵總是普遍地存在於西方社會中。顯然它們不總是普遍存在，因為在西方歷史上經常有許多暴君忽視法制和中止代議機構。它也不意味著所有這些特徵都沒有出現在其他文明中，顯然其他社會也有這些特徵，例如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構成了伊斯蘭社會的基本法律舊本和印度曾有過在西方流行的階級制度（也許由於此，它們是僅有的兩個維持了一定時間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會）。這些因素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這些概念、實踐和體制在西方不過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們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續不變的核心的一部分。它們是西方之為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它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夠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起帶頭作用的因素。
對西方和現代化的回應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
　　拒絕主義。日本從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紀中時，實質上遵循了拒絕主義的路線。它只允許有限的現代化形式，如獲得火器，但嚴格禁止引進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紀中葉全部被驅逐。這一拒絕主義立場由於日本1854年在美國海軍准將柏利的壓力下被迫開放門戶和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全力學習西方而告終。幾個世紀中，中國也試圖阻止任何重要的現代化或西方化。雖然中國於1602年允許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中國，但以後又在1722年把他們驅逐出境。與日本不同，中國的拒絕主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於中國作為中央帝國的自我形象和堅信中國的文化優越於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像日本的閉關自守一樣，中國的閉關自守也是被西方的武力打破的，那是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國之所為。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19世紀期間，西方的權力使得非西方社會越來越難以堅持，而且最終不可能堅持純粹的排斥主義戰略。
　　20世紀交通和通訊的改善以及全球範圍的相互依賴，極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價。除了一些想要維持基本生計的小而孤立的農村社區外，在一個現代性開始佔壓倒優勢和高度相互依賴的世界裡，完全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丹尼爾·派普斯寫道：「只有最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他們把電視機扔到河裡，禁止帶手錶，拒絕使用內燃機。然而，他們的綱領的不可實踐性嚴重地限制了這些集團的吸引力；在一些情況下，例如奈及利亞卡諾城的延·依扎拉（Yen Izala）集團、暗殺埃及總統薩達特的陰謀集團、襲擊麥加清真寺的集團以及馬來西亞的一些達克瓦（Dakwah）集團，在他們與當局的武力遭遇中失敗後便也銷聲匿跡了。」銷聲匿跡總結了到20世紀末純粹的拒絕主義政策的命運。用場因比的話來說，狂熱不是一個可靠的選擇。
　　基馬爾主義（凱末爾主義）。對西方的第二個可能的回應是湯因比所說的希律黨人的主張（Herodianism），即擁護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一回應建立在下述假設的基礎上：現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與現代化不相容，必須拋棄或廢除；為了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社會必須完全西方化。現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強，而且必須相輔相成。這一方法以19世紀末一些日本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論點為典型，他們認為，為了實現現代化，他們的社會必須放棄其傳統語言，而採用英語作為國語。毫不令人驚異的是，這一觀點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須像我們一樣。我們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論據是，「這些（非西方）社會的宗教價值、道德設想和社會結構至少同工業主義的價值和實踐相異化，有時還相敵對。」因此，經濟發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設性地重建生活和社會，而且，正如生活在這些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的那樣，常常要求重新解釋生存本身的含義」。派普斯在明確提到伊斯蘭教時提出了同樣的觀點：
　　為了逃避社會的反常狀態，穆斯林只有一個選擇，因為現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蘭教沒有提供可供選擇的實現現代化的方法……世俗主義不可避免。現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隨著它們的思想進程；政治體制也要求如此。由於對內容的模仿必須不亞於形式，所以必須承認西方文明的主導地位以便能夠學習它。歐洲語言和西方教育體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後者鼓勵自由地思考和隨意地生活。只有當穆斯林明確接受西方模式時，他們才可能實現技術化，爾後才可能發展。
　　在派普斯寫這些話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馬爾（凱末爾卜阿塔蒂爾克已經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並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創建了一個新土耳其，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現代化。在從事這項事業和拋棄伊斯蘭的歷史時，基馬爾使土耳其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一個在其宗教、遺產、習俗和體制方面是伊斯蘭的社會，但是其統治精英卻決心使它成為現代的、西方的和與西方一致的。20世紀末，一些國家正在追求基馬爾主義的選擇，並試圖用西方的認同來代替非西方的認同。它們的努力將在第六章中進行分析。
　　改良主義。拒絕意昧著把一個社會孤立於一個正在縮小的現代世界之外的一種無望做法。基馬爾主義意味著一個困難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毀已經存在了許多世紀之久的文化，用從另一個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第三種選擇是試圖把現代化同社會本土文化的主要價值、實踐和體制結合起來。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這種選擇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國的晚清時期，人們提出了一個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日本，口號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術」。在19世紀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嘗試過不使文化過分西方化的技術現代化」。然而，這一努力失敗了。結果，阿里注意到，「埃及的命運不是日本的沒有文化西方化的技術現代化的命運，也不是通過文化西方化來實現技術現代化的基馬爾的命運。」然而，19世紀後半葉，賈邁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進行了新的嘗試來協調伊斯蘭教和現代性，論證了「伊斯蘭與現代科學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並為接受現代思想和體制，無論是科學、技術體制，還是政治體制（憲政和代議制政府）」，提供了一個「伊斯蘭教的理論基礎」。這是一個範圍廣泛的改良主義，傾向於基馬爾主義，它不僅接受現代性，而且接受西方的體制。這種類型的改良主義是自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的50年中穆斯林精英對西方的佔優勢的回應，其時它先是受到基馬爾主義興起的挑戰，然後又受到以原教旨主義為形式的更純粹的改良主義興起的挑戰。
　　拒絕主義、基馬爾主義和改良主義對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可取的問題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設基礎之上。對於拒絕主義來說，現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時拒絕兩者。對於基馬爾主義來說，現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於後者對於獲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兩者都是可能的。對於改良主義來說，現代化在沒有實質上的西
方化的情況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則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絕主義和基馬爾主義在現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面存在著衝突，基馬爾主義和改良主義在是否可以在沒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存在著衝突。
　　
　　原先，西方化和現代化密切相聯，非西方社會吸收了西方文化相當多的因素，並在走向現代化中取得了緩慢的進展。然而，當現代化進度加快時，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獲得了復興。於是進一步的現代化改變了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之間的文化均勢，加強了對本土文化的信奉。
　　因此，在變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在後期階段，現代化以兩種方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復興。在社會層面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的總體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鼓勵這個社會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倩心，從而成為文化的伸張者。在個人層面上，當傳統紐帶和社會關係斷裂時，現代化便造成了異化感和反常感，並導致了需要從宗教中尋求答案的認同危機。
　　這一假設的一般模式與社會科學理論和歷史經驗都是一致的。雷納·鮑姆檢驗了一系列可以得到的關於「不變性的假設」的證據後，得出如下結論：「人們不斷地尋求有意義的權威和有意義的個人自主的情況，發生在各種獨特的文化模式中。在這些方面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質化世界的趨同。相反，在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早期現代階段以獨特形式發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著不變性。」正如弗羅本紐斯、斯賓格勒和博茲曼和其他人所詳細闡述的，借鑒理論強調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選擇地借鑒其他文明的內容，接受、改變和吸收它們，以便加強和確保自身文化的核心價值的延續。幾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幾千年。有記錄證明，它們都借鑒過其他文明來增強自己的延續。學者們認為，中國從印度吸收的佛教並沒有導致中國的「印度化」，中國吸收佛教是為了中國的目的和需要，中國的文化仍然是中國的。中國人至今仍在不斷挫敗西方使他們基督教化的強大努力。假如在未來某一天，中國確實引入了基督教，那麼也只能期望它在與中國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實質上為了功利主義的目的」，而接受、估價和利用他們的「希臘遺產」。由於對借鑒某些外部形式或技術非常感興趣，他們知道如何忽略希臘思想體系中可能同『真理』相衝突的所有要素，這些真理已被確立在他們奉若神明的古蘭經的規範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樣的模式。公元7世紀，日本引入了中國文化，「在沒有經濟和軍事壓力的情況下，主動轉變為」高級的文明。「在其後的幾個世紀里，相對孤立於大陸影響的時期（在此期間，他們對以前的借鑒作了挑選，吸收了有用的東西）和重新開始交往和文化借鑒的時期交替出現。」在所有這些階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獨特性。
　　
　　基爾馬主義論點的溫和形式——非西方社會可以通過西方化而現代化，仍然沒有得到證實。基馬爾主義論點的極端形式斗西方社會為了現代化必須西方化，並沒有作為一個普遍的命題而成在。然而它確實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會．其中本土文化為現代化所造成的障礙如此之大．以致於如果要客現規代化，該文化必須實質上為西方文化所取代。從理論上講，就終極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點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間目標，它們分離於並獨立於最終目標」。這些系統「可以輕易地通過用！日瓶裝新酒的方式來革新自身……這樣一些系統的革新可以顯得沒有根本改變它們的社會體制。確切地說，革新為恆久性服務」。相反，終極系統的「特點是中間目標和最終目標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社會、國家、權威和諸如此類的事物都是一個煞費苦心支撐的、高度統一的系統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為認識的指導無所不在。這樣一些系統一直敵視革新」。阿普特爾使用這些範疇來分析非洲部落的變化，艾森施塔特把類似的分析運用於一些偉大的亞洲文明，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社會、文化和政治體制的自主極大地促進了」內部變化。由於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會和印度社會比儒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更早也更容易地進入了現代化。它們更有能力引進西方技術和運用它來支持自己的現存文化。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社會和伊斯蘭社會必須同時放棄現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時接受兩者？選擇似乎並非僅限於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台灣、沙烏地阿拉伯，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伊朗，已成為現代社會而沒有變為西方化。伊朗國王確實曾試圖遵循基馬爾主義路線，實行現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強烈的反西方反應，而不是反現代的反應。中國顯然開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伊斯蘭社會在實現現代化方面一直存在著困難，派普斯用下述論據來支持其西方化是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的觀點：伊斯蘭教與經濟事務方面的現代性在諸如利潤、禁食、遺產法和婦女參加工作等方面相衝突。然而甚至他也贊同地引用了馬克辛·羅丁森的話：「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礙穆斯林社會沿著通向現代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他還認為，在除經濟以外的其他大多數方面：
　　伊斯蘭教與現代化並不衝突。虔誠的穆斯林能夠研習科學，在工廠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進武器。現代化並不要求有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或一套體制，因為選舉、國家邊界、市民聯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標誌，對於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必需的。伊斯蘭教作為一個信條可以滿足管理顧問和農民的需要。伊斯蘭教法沒有就伴隨著　現代化的轉變說任何話，諸如從農業向工業的轉變，從鄉村向城市的轉變，或從社會靜止向社會流動的轉變；也沒有衝擊諸如大眾教育、高速通訊、新形式的運輸工具或醫療照顧這樣一些事物。
　　同樣，甚至反西方主義和復興本土文化的極端支持者，也並不拒絕使用電子函件、錄音錄像磁帶和電視等現代技術來促進他們的事業。
　　簡言之，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 全盤採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 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麼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造成 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 「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偉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 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 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現代化是商業化的過程，怎麼能膚淺到只看西方化的這一層呢？

只能說現代化確實是由西方開始的，但不能據此說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在未來的若干年裡，西方在現代化方面被落在後面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將現代化與西方化相聯繫，將傳統與本土化相聯繫，這是一種自取滅亡之道。

這取決於你對西方化的定義。

維基百科定義如下：
西方化，又稱西化、西洋化、歐美化，是指社會在產業、技術、藝術、法律、政治、經濟、生活方式、飲食、語言、字母、宗教、哲學及價值方面採納西方文化的歷史進程。

按照這樣的定義，現代化的國家都不可避免的至少要在產業、技術、法律、政治、經濟、生活方式、飲食、語言、哲學及價值觀採納西方文化，其能例外的也就是藝術、語言、宗教這些不直接參与生產消費環節的方面。而且藝術與語言或多或少會引入西方的元素與學說。

綜上所述，結論是按照維基的定義，現代化≈西化，因為引入西方的東西如此之多，說現代化是西化也就有了一定道理。

當然，如果你認為引入不帶有文化屬性的西方元素不算西化的話，那麼現代化≠西化。可是，你如何定義文化呢？工業化是否也是一種文化？三權分立呢？

一、生產率與社會結構

在一國最高生產率地區的生產率沒有太大變化的時間內，或生產率增長的速率沒有太大變化的短期內，整個社會的結構與運作方式是保持相對穩定的。

簡單地說，就是一國的社會結構與運作方式相對穩定時，其對應的生產率也是相對穩定的。

同理，還能反過來說一國的生產率相對穩定時，一國的社會結構與運作方式也相對穩定。

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封建社會維持的時間都很長，每一個朝代之初與覆滅生產率都沒有太大的太大的變化，其社會結構自然也沒有太大變化了。這種情況適用於大部分時間，除了時代發生變化的時刻附近。

二、生產率與蒸汽機

在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以前，全世界各地和平年間的生產率增長速率都差不太多，也就是偶爾有先進的發明推廣時，會有一個突變。但是在沒有高功率可移動動力源情況下，註定了這些發明無法適用於全部地區，大部分地區廣泛通用的最高功率的動力源還只是牲畜。

蒸汽機與之前的動力源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機器的可移動性與產生動力所需原料的普遍性與可移動性。

這兩個可移動性奠定了蒸汽火車、蒸汽汽車、蒸汽輪船的產生，徹底的讓大功率移動了起來，能根據生產所需移動。

原料的普遍性決定了蒸汽機能在大部分地區推廣，大部分曾經耗費大量人力、畜力的高度重複性生產環節都逐漸換上了蒸汽機為動力源的機器，大幅提高了整體的生產率。

三、工業化

狹義工業化定義：

狹義的工業化有代表性的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定義，製造業和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及其就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

廣義工業化定義：

工業化，是人類社會由前工業（累積資本速度緩慢的農業畜牧業經濟）到工業狀態的社會及經濟改變過程。

工業化帶來的是產品的標準化生產與更高的生產率。

成本-需求正反饋：商品成本降低→商品擴大市場、需求增加→增產→商品成本繼續降低→······

成本-需求正反饋保證了企業主動機械化，產品價格降低與需求擴大，間接導致利潤率與利潤增加。

市場競爭：為保證自己的企業利潤持續增長，不斷的改進技術降低成本，降價以擴大市場。

市場競爭保證了技術持續進步、產品價格降低與需求擴大。

當整個社會都在進行生產的機械化，各種產品價格都在降低，原本用不起的人也能用上了，市場不斷擴大。當社會每個人都開始圍繞機器工作時，每個人的實際產出都比原來大幅增加，產出價值增加，報酬增加，進一步促進原本大多數人用不起的產品市場擴大，工廠增產，又招來更多的工人，更多的人報酬增加······

這就是西方建立福利制度後反而變得更加富裕的其中一個根本原理。所有企業一起壓榨工人短期可以提高利潤與利潤率，長期上卻大大縮小了產品市場；當所有企業一起給工人加工資可以有效的提升全行業的市場，反而大大增加了利潤，還能創造更多的崗位。

生產環節機械化的潮流反應到大部分行業，宏觀上就稱作工業化。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