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是什麼?
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是什麼?究竟死了多少人?
根據林江邁之女林明珠的回憶說,緝私隊員是來買煙的,但因言語不通(緝私隊員說的是國語,林明珠只會說日語和閩南語),「林明珠一時反應不過來,圍在一旁的地痞混混見狀鼓噪:『有人抽免錢的煙!』並且大聲呼喚林江邁,『阿桑,有人欺負你女兒喔!』他們一哄而起攻擊這個士兵,拉扯中,明珠的煙散落一地.在起鬨下衝突愈演愈烈。士兵掏槍想要嚇退圍堵他的人,舉起槍,尖銳的槍管剛好頂到了急著衝上前找女兒的林江邁頭頂.撞出血來,圍觀者更加沸騰。被大人拉到一旁的明珠聽到有人呼喊:『阿桑,你流血啦,還不快倒下!』『
但很有意思的是,在2010年2月17日,突尼西亞一名26歲年輕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經濟不景氣而無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經濟負擔的重壓下,無奈做起小販,期間遭受當地警察的粗暴對待,抗議自焚,不治身亡,而後引發了一連串的大變革,蔓延數個國家,至今尚未平息,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這兩者的起因竟然如此雷同,都是基層警察和街頭攤販之間的衝突引起的,這是一個巧合嗎?
眾所周知,所謂阿拉伯之春後,埃及,利比亞等國家,並沒有像西方媒體預測的那樣,推翻了專制政權,實現了民主自由,反而陷入了無盡的宗教派系鬥爭中,穆兄會反成了受益者。
台灣呢,所謂正視二二八之後,也並沒有實現理想中的,正視史實,撫平傷口。反而成了所謂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一個難以癒合的隔閡。
馬克思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其實對於二二八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本質上是一樣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們因為各種各樣的歷史原因,宗教原因,階級原因,政治原因,認為他們的族群和自己的族群不一樣。
在台灣,就叫做本省人,外省人。在阿拉伯世界,就叫做什葉派,遜尼派。當這些族群背景聯繫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個標籤上時,族群矛盾加上階級矛盾,問題就爆發了。這才是真相,而非當時的一些細節。
所以,到底如何才能做到正視史實,撫平傷口?在階級上來說,現在確實還很難消除階級差別,但在族群上來講,堅決消除任何族群的差別意識是急迫而必須的。
比如說香港,香港和台灣的例子剛好相反,KMT是壓迫台灣當地人,TG是討好香港人,香港人有各種「特權」,比如想上清華北大,內地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香港人卻輕鬆無比。
可是香港人會感謝你嗎?不會的,人家只會認為自己跟你們內地人不一樣,我為什麼要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而犧牲了我自己的特權?我當然只想做一個「香港人」,你給我特權,我就認你一句,我是中國人。你舔的不夠好,老子就只是香港人,要是再加上階級矛盾,那問題就以指數級擴大。
二二八的啟示就在於此。
以下轉自蔡正元fb, 高曉松說死了兩萬,有綠委說死了50萬,但現在有二二八基金會條件寬鬆幾百萬的賠償金就八百多個人領。有一點我覺得蔡正元說得很對,日本人統治下台灣的戶籍制度是很完善的,這可不是南京那種天下大亂的情形。為何差距如此之大,為何高曉松的二萬人說如此言之鑿鑿,綠委不斷挑破這個傷口又為了什麼
二二八事件到底有多大?
由二二八家屬代表組成的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截至2005年底認定:死亡人數 681 人
失蹤人數 177 人羈押判刑人數 1395 人「受難」人數合計 2253 人
後來受理賠償時間
延長到明年5月23日截至今天止
受難人數增加至 2290 人比2005年十年間增加 37人所謂「受難人數」
大部分是所謂的「羈押」「判刑」次之「死亡」最近才增加ㄧ位日本人「失蹤」最少
柯文哲自稱其祖父
也被「羈押」過所以他也是「羈押受難家屬」他也要裝著大哭一場「受難家屬」只有少部分
是「死亡受難家屬」台灣的戶籍制度
從日本殖民時代以來就很健全要查死亡人數不難
有人用「推估」
有人用「報導」有人用「膨風」胡亂暴增死亡人數查查那ㄧ個月的死亡人數就GG了把「死亡」人數
從681人無限制膨脹說的天花亂墜那是別有企圖
戒嚴時代國民黨員
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去大陸收集黨政軍情報被殺人數就超過2000人倒是當時的外省人
遭本省人攻擊的「受難」人數因未在台灣省登記戶籍就完全無法得知也無法獲得補償其中ㄧ位就是「嚴家淦」
就已知2290人「受難」
包括「死亡」「失蹤」「判刑」「羈押」全部賠償金額72億0805萬元已具領71億8880萬元
但還有77個「受難者」的家屬聯絡不上無法領取補償金額1925萬元綠委陳其邁說
要立法處刑「貶抑」二二八事件的人但「膨脹」二二八事件的人陳其邁要不要立法處刑?補充李敖的前因後果描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tMXUfMLyo我還是根據我的個人經驗做理性分析的,單純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我認為都不能說明問題。
首先,你知道當時的台灣有多亂嗎?
刮民黨,台共,皇埔,日籍潰兵等等。當時的台灣內部問題絕對不比現在的敘利亞少。
刮民黨:當時駐台灣的還恰好是一個難得的有良心的清廉的陳儀。但是他有良心絕不代表他的部下都能如此,當時的刮民黨從醫療,善後救濟,社會經營等方面暴露出大量的腐敗現象另台灣人民深惡痛絕。比如,麻風病人在日佔時期已經集中隔離,結果1948年,居然以「經費不足」為由遣散回家。醫科執照更是公然拍賣,最低的時候20萬一本。
台共:無產階級革命的話就懶得說了,但是中共當時是希望開闢出第二戰場的。(而且台灣人民當時真的過的水生火熱,苦不堪言。加上地域歧視等原因,更是非常排在,結果成為很好的犧牲品。)
皇埔:這些皇民就是精日,以「鹿港辜家」為代表。事實上辜家就是以投靠日本「做大做強」的。甚至在1925年,評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媒體稱「島內唯一忠君愛國人士」。【這批人的小心思就是趁亂以「革命」之名獨立或者「自治」】。這幫人尤為反感刮民黨入台與他們「分蛋糕」,包括大量的日籍潰兵,就是依附於此的。大量的台灣低層人民就此成為犧牲品。
這次事件的起因是什麼呢?反對刮民黨的質低量少價高低下的煙草專賣制度。實際上是參雜了「地域歧視」的底層人民起義。但是這只是初期,底層「皇民」是沒有膽子攻擊軍火庫的,潰兵才敢,也才能【有組織】的進行攻擊。刮民黨再差,也不可能軍火庫隨便搶的。
由此不難看出,表面上國軍對付的是長期以來受壓迫的台灣底層人民的起義。但是實際上,特別是到了中後期,那些搶劫軍火,軍事暴動基本是台灣的【上層精日】在一手策劃操縱的。反對其他所有答案。
首先你們要明確一點,二二八正統在台盟,而台盟在景山東街20號,也就是說有關二二八的最終解釋權在大陸手裡。
而大陸早已對二二八的做出了如下總結:
「二·二八事件」又稱「二·二八起義」,發生於1947年2月28日,是台灣省人民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
以上就是真相,就這麼簡單。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不是死難人數,這隻體現了衝突的強度和國民政府的血債大小。
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是確定衝突各方的動因,最終供後人判斷各方的是非對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方有好幾個,分在對立的兩面:一面是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1945年後遷往台灣的外省人,另一面則包含:台共、台灣本省精英、認同日本人身份的台灣平民、其他台灣平民,還有我共。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基本沒有疑問:個體事件點燃台灣本省民眾的反抗情緒,本省民眾從圍攻行政機關演變到攻擊外省人,而後國民政府調大陸守軍前往鎮壓,參與反抗的本省人被殺、傷、捕、獄,未參與的部分本省人也受株連。但是關鍵問題是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如何,衝突升級是不斷的誤會導致,還是有人失誤或者故意行為導致?我採用反推法排除各種必然不合理的情況,再加上各方公認的一些情況,看看能不能還原大概的前因後果。從晚清的漢人忠於滿清,到抗日初期有的中國平民還以為日本侵略軍是一種軍閥,可證十九世紀的中國是民族主義尚未在普通人那裡興起的社會。而十九世紀的台灣更是海外孤島,漂泊到台灣的漢人尚在島的西岸開拓(消化平埔原住民),因此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時的普通台灣漢人(後來的本省人)的種族觀念不強。隨後經歷屠殺清洗和五十年(兩代半)的皇民教育,在1945年重新被中國接收主權時,台灣本省人普遍認同日本,對中國陌生而無感這點是很自然的。
【1945年的台灣本省人認同日本,對中國沒感情,這個特殊立場是整件事情關鍵一點。】
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在接收過程中就出現了立場分歧導致的矛盾:
在國民政府乃至當時大陸的中國人看來,日本總督府和已經遣返的駐台日本人的所有財產都理所當然是要充公的日寇產業,而被日本統治和教育了五十年的台灣人也的確是思想和認同有問題,需要教育和監視防範。而在台灣本省人看來,日本人在台所有產業雖為日本人所據有,但都是台灣人創造的,既然日本人走了,那就應該歸台灣人所有。至於台灣人的思想認識,第一,台灣被占和被教育成認同日本是我們的錯嗎?第二,既然說是同胞,怎麼可以歧視我們?因為立場對立,國民政府隨後自認為正確正當的行為在本省人那裡就變成無理的歧視和壓迫。矛盾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加深。【而台共和本省精英則是推動事變的兩大助燃劑。】
本省精英階層是深度皇民化的,否則也不可能在日本統治下維持精英身份。他們在思想上是認同日本並為"帝國"戰敗惋惜的,但這些日本忠實臣民中的大部分也是懂得變通,能夠委曲求全在國民政府領導下繼續做台灣的上層人的。但是黨國沒有給他們這個機會。這就導致台灣本省精英失去了配合黨國接收台灣的動力,他們不敢直接和國軍對著干,但他們樂意把台灣的水攪渾,讓中央知道治理台灣需要和他們合作。
台共初始是日共支部,和我共也有聯繫。日本戰敗後更是逐漸被我共吸收領導。台共的確是真心為了解救受苦受難的台灣人民的,台共不可能理會國民政府認為台灣產業要充公、台灣人民要歧視的那一套,台共的屁股必然是坐在平民一邊的。不過現在受關注的一點就是:二二八暴動的根源是反歧視,還是反政府,還是爭獨立?到這裡就跟我共有關係了。我共在建國方略方面的心路歷程其實和清末革命黨頗有點像。革命黨在辛亥革命前後經歷了從漢族十八省獨立到五族共和為一中華民國的目標轉變。我共同樣也經歷了從早期的贊成各地(包括當時日本控制下的台灣)反壓迫獨立自治到後來的合全版圖內所有人民共建一個國家的目標轉變。而台共在日本戰敗後由我共出面重建時已經變成接受我共領導,其中獨立派已經邊緣化甚至被開除黨籍。【感謝 @黑貓井長 指正】所以,然後,台共在我共的指示和支持下,積極準備著煽動起義;台灣本省精英勢力則時刻等待著社會動亂的發生;死忠日本的皇民化的台灣平民則時刻抱著被歧視壓迫和"祖國戰敗"的恥辱,反抗願望強烈;普通台灣平民(其實也是皇民思想)則是反感被歧視和壓迫,不反對甚至同情反抗行為。於是,一旦偶然衝突點燃導火索,起義就在幾乎所有台灣人的合力下發生了。而國民政府自然要派兵壓制,殺害、逮捕、審判隨之而來。從我共和台共的角度,這次起義是正義的而且的確也是他們組織、煽動和領導的。從國民政府的角度,這次起義的確是有組織的反政府暴亂。從台灣本省人的角度,這次起義的確是以本省人為力量,反對國民政府歧視和壓迫的。從台灣本省精英的角度,助推這次起義也許得不償失(他們也沒想到中央政府沒幾年就要跑來台灣),但這起義至少也是保衛本土(他們的地位)愛台灣的。所以講了半天,各方對歷史的解讀都是正確的(但都只講了一部分),各方當時的反應也都是合適的(或者不得不的)。台共不煽動也不能消除國民政府對台灣人的歧視,國民政府對個案處置恰當也不能消除台共的煽動計劃,本省精英不助推起義也不能得到中央的青睞,所以發生二二八事件不是哪一方行為失當造成的,而是歷史局勢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件事情,你深入研究以後就會發現,沒有真相。
今天是228事件70周年紀念。特此發此答案以紀念在228事件犧牲的無辜的外省籍民眾、中共黨員以及台灣籍左翼民主人士像這類事件必須像對待新疆三區革命一樣分開來看。其實現在中共對228的定性算是比較準確的――畢竟這也是中共在台灣的影響力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台政治運動(中共在台灣的影響力在後來不久以「吳石案」為代表的白色恐怖當中基本上都消退了),因此產生的「二三部隊」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共在東北組建的東北民主聯軍性質是一樣的。但是大陸忽視的一方面就是在228事件中的族群矛盾,當時一部分皇民派台灣本省籍人在事件中借族群矛盾之名大肆殺害無辜外省籍民眾。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來看二二八實際上已經是某些變質了。還有台灣在日據時期形成的追求地區自治的歷史傳統使得大陸在這個事件的定性實際上有些籠統。在本人觀點看來:這次政治運動是台灣民眾反獨裁求民主的運動。前期是台灣民眾自發形成聲勢,在後期中共台灣工委和某些台灣籍的左翼民主人士的領導。這是來自觀察者網的一篇與二二八事件參與者陳明忠老先生的訪談――――――――――――分割線――――――
作為「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之一,陳明忠同時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是台灣最後一位死刑犯。21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磨滅他對社會主義、祖國統一的嚮往,反而是在艱苦的鬥爭中,堅定了他的信仰和追求。正如陳明忠自己所言:「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路。」大概這也是他對自己一生堅持最好的註解。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七十年歷史巨變,「二二八事件」也被用作各種解釋,歷史沒有在爭辯中走向和解,反而愈發對立,也讓後來人無從判斷七十年前在台灣街頭到底發生了什麼。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日前夕,觀察者網特別委託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對話陳明忠先生,從省籍衝突、反國民黨統治、「台獨建國」、「皇民造反論」等各個角度,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本來面目,在理清歷史的同時,也幫助我們對台灣現狀有更深入的理解。
陳福裕:「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整整七十年,歷史的真相併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反倒因為藍綠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兩次政黨輪替而出現了各種版本的解讀,糾纏不休。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所有對事件的詮釋都免不了的要參揉著人的價值判斷,受到個人的視野、立場和黨派性的侷限。
解嚴30年來,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和討論雖然不再有禁忌,但卻存在著許多「政治誤區」,亟待澄清。一般來說,綠營的支持者都傾向認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官逼民反」,是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對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殺」,因此將「二二八」定性為「台獨建國運動」的開始;藍營的群眾卻擺向另一個極端,越來越多人主張「皇民造反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喪失祖國意識的皇民化階層和地痞流氓,勾結美日,藉由查緝私煙的偶發衝突趁機造反,想要達成「台灣獨立」或「託管」的目的。所以,他們認為二二八是「民逼官反」,而不是「官逼民反」。
您作為「二二八」人民起義的歷史見證者,特別是謝雪紅二七部隊武裝鬥爭少數目前還在世的親身參與者,我們想聽聽您對上述兩種說法的評價。
陳明忠:一般的說法,「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官逼民反」,我不太贊成這個說法。我們是因為不滿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貪污、無能和普遍存在的族群優越感,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台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但他並沒有逼你!主要是我們對腐敗和無能的不滿。我們是反對腐敗,反對貪污,反對專制政府,覺得那不是兵,是土匪,我們討厭的是國民黨竟然比日本還不如。
當時台灣人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對祖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不是很了解,由於期待過高,所以產生極大的落差。行政長官制度確實有很多疏失,加上接收官員腐敗,軍紀欠佳,對本省人的參政待遇也不公平,同時為了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的管制政策,造成百業蕭條、物價飛漲和失業嚴重的問題,導致台灣人對祖國的態度,從期待、失望到憤怒,認為祖國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
其實,當時台灣人的遭遇,跟抗戰後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的接管工作大同小異,只是台灣人受到異族統治50年,不了解當時的祖國是什麼一個樣子。更由於受到日本的壓迫,對祖國的期待就特別大,反差就越大。
當時,我們透過大陸來的雜誌如《觀察》等刊物知道︰國民黨的接收人員不僅對台灣如此,對其他包括東北在內的淪陷區的人民也都是如此的,他們把曾經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都當成漢奸,不分官方的或民方的財產,拚命接收,因此人民把這些貪婪、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的行為謔稱為「五子登科」。這不是台灣個別的現象,我們認為「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只不過因為當官的大多是外省人,所以才被扭曲為省籍矛盾。
我認為,「二二八」之所以發生,主要是與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存在著差距有關。當時台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有了初步的法制建設,相對而言,大陸還停留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衝突。我們想想,國民黨接收官員為什麼貪污?主要是中國太落後,太貧窮,見到什麼都想要。
但是中國為什麼會落後貧窮?是因為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外患使然,主要還是日本侵略。現在很多人在說要「轉型正義」,要鬥爭國民黨,應該要考慮當時的中國為什麼會那麼慘,那麼腐化?那些兵看起來像土匪,是因為太窮。為什麼會窮?就是因為內亂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賬,日本也有責任,他們不找日本,只會追究國民黨。
二戰後,因為戰敗而遭到接收的地區與國家不在少數,而在台灣或是大陸其他比較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類似國民黨這種「劫收大員」的行徑也絕非特例。像日本戰敗後,美軍派員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與國民黨軍隊同樣的行徑,甚至強姦婦女揚長而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什麼在日本不會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卻是一發不可收拾?主要是兩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樣:就台灣人而言,以為日本戰敗,就可以揚眉吐氣,不需再做異國奴;反之,日本人則早有做「亡國奴」的心理準備,只能逆來順受。
更重要的是,相較之下,大陸內地的社經、文化水平和台灣還有所差距,但美國則是遠遠高於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軍的裝備、武器和服裝等等都優於日本,自然對美軍產生好感,甚至進一步產生自卑感,開始崇拜美國文化。同時,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優於日本,美軍接收日本之後,也沒有什麼強取豪奪的事情發生。再加上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的東亞戰略轉移,不但強迫各國放棄對日本的實物補償,還大力援助日本振興計劃,日本人普遍對美國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會發生類似「二二八事件」。
反觀台灣人,由於對國民黨、國軍和外省人的惡劣印象,加上人為的政治打造,進而變成省籍對立的情緒,形成今日難解的仇視中國情結。所以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來自於台灣與內地接收官員、軍隊在文化和社經發展階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釋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始點,其實是經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單單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還爭論不休。根據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統計,「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不到一千人,而且當中還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另外,用最寬鬆的標準,出面領取補償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
然而在民間被打造出來的集體記憶里,「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高達數萬人,甚至是數十萬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醫之後,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國演講,報告了上述的數字,就被海外「台獨」人是罵我沒有良心,說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萬人。我就告訴他,光復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萬,難道是全殺光了,還到外縣市拉15萬人來殺?歷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見一斑。
陳福裕: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定性,還有另一個說法,主要是泛藍學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官逼民反」,其實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台灣人,因為不要大陸來統治,利用二二八來造反,殺外省人,最後才造成國民黨對他的鎮壓。這種「皇民造反論」,近年來隨著民進黨二度執政所產生的焦慮感,表現得非常高亢。
陳明忠:首先我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台灣人,並不是同「質」的。台灣人當中,有欺負人的,也有被欺負的人;有富人,也有窮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台灣人分為「有財有權」、「有財無權」和「無財無權」的三種。這三種人之間,由於利害關係不同,互相之間並不是和諧的,甚至有時候還是相當敵對的。也由於有這種利害關係的不同,同樣是台灣人,對光復的反應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據時代屬於「有財有權」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為貴族院「議員」的許丙、簡朗山等人自然反對光復,因此他們和日本軍官勾結,搞台灣「獨立」。
又如林獻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紳,本來是屬於「有財無權」的人。他們為了爭取分享政「權」而抗日,組織文化協會。但後來受到「無財無權」的中下層台灣人要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壓力之後,逐漸走向妥協之路,在「地方自治聯盟」時期已顯然變質,最後在日據時代後期則積极參与「皇民化運動」。所以這些人對光復是心存觀望的,看看是否能夠在光復後得到利益。
至於「無財無權」的大多數台灣人民,則因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壓,因此這些人是絕對歡迎光復的。所以,整體看來,台灣人民因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對光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
台灣光復初期,確實有一批「有財無權」的地主士紳對陳儀非常不滿,但是並沒有參加活動。日本宣布投降之後,陳炘與林獻堂、羅萬伡、林呈祿、蔡培火及蘇維梁赴南京參加受降典禮,在大陸地區見識到江浙財團及國民黨官僚對當地的橫徵暴斂,回台之後決定要接收日產(主要是糖業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紳募資5000萬元成立「大公企業公司」,規定1人10股。台糖是賺錢的公司,每個人都想投資,以我們岡山來說,很多人賣掉二層樓房參加集資。
問題是,陳儀怎麼會賣呢?陳儀的思想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他有點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一定要收歸國有。錢是收了,兩三年後錢也有還你,但還你多少?一棟樓房還你一條毛巾。「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炘雖曾短暫的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因為身患瘧疾而無法參加開會,但在3月11日晚上,陳儀以約見陳炘為由將他逮捕,從此以後便下落不明。
總的來說,「二二八事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悲情,而是台灣人民繼承日據時期「抗暴、回歸祖國」愛國主義傳統的表現,許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據時期參加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和30年代以後的赤色救援會的積極分子。皇民化分子基本上沒有參加,甚至還在旁邊看好戲,嘲笑統左派說「你看,這就是你們熱烈迎接的祖國!」
舉例來說,日本戰敗投降,我從高雄回到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讀書。當時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風琴在教民眾唱國歌(「中華民國」)、教國語。當時我很感動,覺得他們很進步。二二八的時候,我到埔里參加武裝起義,看到這些人竟然都圍在謝雪紅身邊,聽謝雪紅指揮。再經過兩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獄,在保安司令部軍事看守所我又見到他們,看到他們被槍決的最後一幕。
現在「台獨」勢力起來,和二二八沒有直接關係,參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時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時代反日的都對祖國嚮往的,看到這種腐敗轉成絕望,才會想要把這種腐敗的政府推翻,才會參加共產黨。後來這些人都死了,但日本時代的三腳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沒事,因為他們都沒參加。他們還冷笑著,覺得你們希望的祖國就是這樣。
另外,「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確實也有些地痞流氓和從南洋複員回來的高砂義勇隊日本軍夫藉機鬧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贏的時候就說有很多人,輸的時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會館的時候,據說有兩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烏牛欄橋戰役的時候,就剩下一兩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是什麼人?當時留在謝雪紅身邊的都是共產黨員,像後來跑到大陸去的、台中商業學校的何其懷,他是陳文茜的七舅公。還有武裝基地第三隊隊長,台中師範學校的呂煥章。還有就是嘉義自治聯軍的那些人,張志忠是省工委會武工部部長,簡吉是政委。
「二二八事件」後,很多共產黨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復前很多鄉長鎮長都是反日的,都是農民組合或是文化協會的成員,像率領民眾進攻埔心機場奪取槍械彈藥的蘆竹鄉(今路竹鄉)鄉長林元枝。還有後來和黃順興一起去大陸的陳逸松(當過第一屆台北市議員)和王世堅的外公,嘉義朴子的張榮宗等等,都是日據時代赤色救援會成員。
日據時期反日的人,因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復後很多都當鄉長。這些人在二二八的時候參加起義,二二八之後都變成共產黨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被消滅了。
所以,所謂的「皇民造反論」是毫無根據的。日本總督後藤新平說:「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也確實是這樣的。他們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過因為抗日的左派幾乎在白色恐怖時期都被肅清,現在就輪到他們發言。很多人在參加二二八之後變成共產黨,共產黨被消滅之後,換三腳仔起來,當日本的代理商,成為日後黨外民主運動的主流。所以整個歷史的解釋是錯的,因為參加的這些人都已經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所以他們會說日本有多好。
陳福裕:你的意思是說,「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後果是日據時代抗日、迎接祖國光復台灣的知識精英,在經過二二八對國民黨的失望後,轉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而參加地下黨,因此在五〇年代時被全面肅清。在台灣的愛國主義傳統遭受重大挫折的情況之下,皇民化階層通過與日本之間的經濟往來,做他們的代理商,日後成為佔台灣出口總額90%台灣的中小企業主。由於他們對國民黨的接收政策和土地改革不滿,變成七〇年代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主體,掌握了「二二八事件」的話語權,藉以打造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民進黨一直在強調二二八是「省籍衝突」,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省籍衝突,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當時貪污腐化的不滿。謝雪紅也是以打倒貪官污吏為口號,只不過因為當官的都是外省人,因此有一些誤會,連老師都被連累。當時透過台灣人的保護來保全外省人的也有很多,各地方都有,但是保護的都不是當官的,都是老師和其他的外省人。
近年來,台灣有皇民化思想復辟的現象,連國民黨都在紀念八田與一(日據時代台灣水利工程師——觀察者網注),說日本人有多好。最主要就是參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識分子,後來都加入地下黨,在五〇年代被肅清。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日據時期皇民化的地主階級,除了像上述所說的「大公企業公司」,因為跟江浙集團的利益衝突而心生不滿之外。土地改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光復初期,台灣擁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雖然只佔全省家庭戶數的2%,但卻佔有全省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了剷除共產黨在農村的支持基礎,五〇年代國民政府在美援機構「農復會」的指導下,推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的土改政策。對於被徵收的土地,是以七成的實物土地債卷和三成的四大公司股票(水泥、紙業、農林和工礦等公營事業股票)作為補償。四大公司的股票本來票麵價值是十元,實際上只值二元,這就已經被騙了。徵收的地價,還以戰爭時期的兩年半的收成來計價,還不算期間作物。可說是土地用很便宜的價錢跟你買,但四大公司的股票又以高高的價錢賣給你,引起地主階級很大的不滿。
再加上為了安置隨著國民黨撤退來台人員(估計有170萬人),公教人員的工作都被他們拿走,造成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找不到工作。那些地主階級的子弟,因為土地沒了、工作也沒了,後來就跑到日本和美國。所以日本的「台灣獨立青年會」是在1960年成立,美國的「台獨聯盟」隨後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台灣解嚴後才遷盟回台和民進黨合流。
留在台灣這邊的,一部分人用土地換了四大公司慢慢經營,經營時會不滿,就是因為國民黨帶了170萬人來台,要安插在公營公司里,但公司不需這麼多人,這樣公司就會賠錢。賠錢的話,銀行就借錢給他們。銀行的錢只借給公營,不借給私人,民間都借不到。
另外一大部分人,剛好趕上1960年代美國調整東亞分工,日本將淘汰的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台灣生產,創造了日後為數將近百萬,佔台灣出口產值90%以上的中小企業群體。他們都做外銷,有信用狀才可以借錢。技術和資金來自於日本,產品的銷路在美國,再加上土地改革的怨恨,自然形塑了「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意識形態主流,成為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
我們可以說,所謂「台獨」「二二八起源論」並沒有根據,「台獨」真正的起源是「土改」。一方面,日據時期抗日,希望中國走向統一的統左派大致上都被消滅了,沒有被槍斃的也都在坐牢。一方面,這些以皇民化地主階級為大宗的中小企業都起來了,在八〇年代與海外「台獨」匯合,成為今天民進黨的主要成分。所以,二二八的直接後果並不是台獨,台獨是因為國民黨肅清了統左派的力量,加上土改的因素才慢慢崛起。「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沒有聽到誰主張台獨,只有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葛超智)身邊糾集了一些人,像後來當到省民政廳長的蔣渭川,強力鼓催託管論,但是人數很少,影響也有限。
陳福裕:從您剛剛的談話,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幾個觀點:首先,造成二二八官民衝突的主要因素,既不是「省籍衝突」,也不是「皇民造反」,而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腐敗的鬥爭,但細究其根源,其實是跟光復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的落差有關。其次,「台獨」的起因,跟二二八沒有直接的關聯,主要是地主階級基於對土改政策的不滿,加上日後台灣中小企業在東亞分工中的位置和利益格局,才逐漸形成「台獨」勢力。最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被皇民化階層掌握了話語權,型塑台灣社會「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事實上是跟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對統左派愛國力量的全面肅清有關,才會出現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現象。
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卻可以透過歷史的解釋去形塑未來。因此,最後我想再請教您一個問題:面對當前民進黨全面執政,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原則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的正常交流和發展面臨了一個新的轉折期。再加上蔡英文當局為了承繼李登輝以來的「去中國化」政策,全面推行所謂的「本土化」,其實是台灣的「再殖民化」。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最為戰後台灣政治變遷的見證者,從一個一個堅定不移地「無悔」的統左派的立場,您對於今後如何化解兩岸當前的僵局?如何避免二二八歷史悲劇的重演,有什麼建言可以提供年青的一代做為參考。
陳明忠:我只能說,要了解大陸,沒有了解大陸就沒辦法。如何正確地了解大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非常重要。譬如說,改革開放以來,大家都說大陸會倒,很快地就會崩潰。實際上他不但是沒有倒,還一直在崛起。為什麼會出現「中國崩潰論」?民進黨是以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來看社會主義,拿西方的尺度來測量中國的體制,覺得沒有走西方的道路中國就會倒。他們不知道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是吃了多少的苦,付出了多少代價,才找到今天能夠與中國具體國情相適應的,能夠救亡圖存,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
還有,習總書記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現在,台灣有些人認為中國「走資」,背離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也是對中國社會性質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缺乏理解的緣故。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說清楚一點,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創造積極條件的「特殊過渡階段」。這一點,我認為和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之後,提出蘇聯要在一個很長的時期,為了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和文化基礎,要實行所謂的「作為特殊過渡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有互相輝映之處。把共產黨根據中國實際所走的特殊過渡階段,和西方金融寡頭的國家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就是對中國的不了解。
另外,還有像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權的問題,一定要有所理解和突破。資本主義時常說的是機會平等,真的能平等嗎?出發點都不平等,機會怎可能平等?出發點、立足點都要平等,不然都是騙人的,這只是資本主義的說法。我們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也要民主,社會也要民主。一定要了解這些東西,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才會有好的基礎。
――――――――――――――――――――所以說台灣的政治運動史啊,不只是台灣民眾的探索,還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百度百科、台盟官網、觀察者網二二八事件至今沒有一個定論,但是他的結果卻主導了台灣政局七十年,而且還在影響。
一般常見的說法,有種族衝突說(外省v.s.本省)、文化衝突說(日化的台灣 v.s 大陸漢文化)、官逼民反說、台獨煽動說、共黨顛覆說、甚至有美日陰謀論。總之,說法五花八門,有些值得研究,有些不值一曬。
但是我認為,這些說法,都忽視了主事者陳儀的個人理念。陳儀上將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菁英份子,他是日本陸士出身,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娶了日本妻子,日語程度極高,與台灣知識份子溝通沒有問題。
1935年,戰爭還沒開始,離盧溝橋事變還有兩年,日本在台灣舉辦博覽會,誇耀在台灣施政的功績。陳儀因出身日本陸士、陸大,蔣介石極為賞識,又任閩省軍政首長,便派他赴台考察。陳儀對於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殖產興業,以及對台灣的糖飴與鞭殖民政策,理解為統制經濟的成功。他在1937年出版了"台灣考察報告",認為原本為中國領土的台灣省,在日本統治之下,經濟突飛猛進,原因在於政府強力的統制了從工業、農業到民生需求的一切經濟活動。由於台灣人與中國同屬漢民族,中國應該效法日本在台灣的統制手法,發展中國經濟。
陳儀得到這結論後,由於軍政大權在握,便在福建施行統制經濟,手法強悍,造成物價騰貴,民生凋敝,閩省人士群情激憤。幸虧當時有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出面,陳儀遭到撤換,風波才沒有擴大。
陳儀迷信統制經濟,但是他沒有認識到,他沒有日本政府那樣有效率的行政機器做後盾。此外,他對日本統治台灣成功的原因,認識不夠全面。日本領台初期,強硬的推行日本的制度,造成民變四起,一直到後藤新平掌政,揭櫫他所謂"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尊重風俗習慣,延續清代以來台灣鄉自治的傳統,巧妙整合日本與台灣的制度,才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說,日本統治者並非死板的集中所有權力,而是採取靈活的手法,將部份權力與地方勢力分享,才收服了台灣。
然而,陳儀並沒有從他在閩省的失敗中得到任何教訓。他認為在閩省失敗的原因,是因為受到地方勢力的阻礙,使得他的統制經濟失敗。換言之,他認為他的施政失敗,不在於統制經濟的觀念錯誤,而是實施的不夠徹底。
1943年,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1944年,日本軍國主義敗局已定,國民政府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任陳儀為主任委員。陳儀作出了四十餘萬字的長篇報告,對台灣的政、經、軍、民各方面都有詳細的論述,其結論當然就是要實施他未竟的偉大理想--統制經濟。陳儀又進一步制訂了"台灣接管計劃綱要"。在計劃中,接收台灣的單位,稱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為最高領導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並有立法權與司法人事權。陳儀認為,高度集中的權力,是統制經濟成功的保證。此計劃一出,獲得蔣介石的讚許,於是在日本投降後,國府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由陳儀擔任長官,並兼台省警備總司令部長官,坐上美國軍機,接收台灣。
陳儀上任後,終於實現理想,但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遠比他想像中大。陳儀統制經濟的範圍,橫跨一切物資,於是市場機能完全崩壞,物價指數飛漲,黑市橫行。為了打擊黑市,陳儀加大了取締的力道,權力更加集中。這次和上次他在福建省最大的不同,是台灣人因為與大陸隔離五十年,在南京中央沒有人說話,所以不會有任何台籍人士能攆走他了。但是,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這是常識。民生物資嚴重的短缺,造成台灣社會壓力上升到臨界點,於是在台北車站前的緝煙行動成了導火線,一發不可收拾。
蔣介石敗逃來台後,採取的統治方式與陳儀不同。他一面以武力威迫,另一面卻開放地方自治,與台灣地方勢力結盟。蔣統治初期,實施所謂三民主義,將大企業收歸國有,效率低下,經濟慘澹,靠著美援過活。但是後來政府逐步退出事業經營,實施自由經濟,當時還引發了經濟學界的論戰,最後台灣終於轉向市場經濟。可以說,蔣的作法才是日本人真正的作法。因此,兩蔣統治,台灣經濟開始重上軌道。對照前蘇聯、中國改革開放前經濟的慘狀,可以說統制經濟是完全的失敗,只是陳儀不信邪,堅持一條路走到黑,終於造成不可彌補的災難。
如果要進一步了解二二八事件,就應該把陳儀這個人,他的理念與他的著作仔細研究,並且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他失敗的原因。否則,訴諸情緒的說法都沒有太大意義。從歷史上看,除了二十世紀的共產國家的經濟崩潰外,王莽的新政也是統制經濟失敗的例子。現在看來,中國史上所為休養生息,與民同樂的時代,就是實施自由經濟與地方分權的時代,結果通常是盛世。但是中國知識份子多半是控制狂,喜歡叫統治者全面管制一切,集中資源好辦事,結果就是由盛轉衰。陳儀是非常優秀的知識份子,但他不切實際的理想害人害己。蔣介石學問、學歷都不如他,但是施政比他靈活太多了。所以,千萬不能讓書獃子治國,那會造成災難的。
最近讀了幾篇關於228的文章,感覺觀網的這篇說的最透徹。轉給大家看看。原文鏈接:對話陳明忠: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也並非皇民造反
- 對話陳明忠: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也並非皇民造反
【採訪/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陳福裕,錄音整理/史學敏】作為「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之一,陳明忠同時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是台灣最後一位死刑犯。21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磨滅他對社會主義、祖國統一的嚮往,反而是在艱苦的鬥爭中,堅定了他的信仰和追求。正如陳明忠自己所言:「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路。」大概這也是他對自己一生堅持最好的註解。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七十年歷史巨變,「二二八事件」也被用作各種解釋,歷史沒有在爭辯中走向和解,反而愈發對立,也讓後來人無從判斷七十年前在台灣街頭到底發生了什麼。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日前夕,觀察者網特別委託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對話陳明忠先生,從省籍衝突、反國民黨統治、「台獨建國」、「皇民造反論」等各個角度,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本來面目,在理清歷史的同時,也幫助我們對台灣現狀有更深入的理解。
陳明忠先生
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受觀察者網委託,對話陳明忠先生
陳福裕:「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整整七十年,歷史的真相併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反倒因為藍綠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兩次政黨輪替而出現了各種版本的解讀,糾纏不休。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所有對事件的詮釋都免不了的要參揉著人的價值判斷,受到個人的視野、立場和黨派性的侷限。
解嚴30年來,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和討論雖然不再有禁忌,但卻存在著許多「政治誤區」,亟待澄清。一般來說,綠營的支持者都傾向認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官逼民反」,是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對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殺」,因此將「二二八」定性為「台獨建國運動」的開始;藍營的群眾卻擺向另一個極端,越來越多人主張「皇民造反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喪失祖國意識的皇民化階層和地痞流氓,勾結美日,藉由查緝私煙的偶發衝突趁機造反,想要達成「台灣獨立」或「託管」的目的。所以,他們認為二二八是「民逼官反」,而不是「官逼民反」。
您作為「二二八」人民起義的歷史見證者,特別是謝雪紅二七部隊武裝鬥爭少數目前還在世的親身參與者,我們想聽聽您對上述兩種說法的評價。
陳明忠:一般的說法,「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官逼民反」,我不太贊成這個說法。我們是因為不滿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貪污、無能和普遍存在的族群優越感,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台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但他並沒有逼你!主要是我們對腐敗和無能的不滿。我們是反對腐敗,反對貪污,反對專制政府,覺得那不是兵,是土匪,我們討厭的是國民黨竟然比日本還不如。
當時台灣人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對祖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不是很了解,由於期待過高,所以產生極大的落差。行政長官制度確實有很多疏失,加上接收官員腐敗,軍紀欠佳,對本省人的參政待遇也不公平,同時為了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的管制政策,造成百業蕭條、物價飛漲和失業嚴重的問題,導致台灣人對祖國的態度,從期待、失望到憤怒,認為祖國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
其實,當時台灣人的遭遇,跟抗戰後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的接管工作大同小異,只是台灣人受到異族統治50年,不了解當時的祖國是什麼一個樣子。更由於受到日本的壓迫,對祖國的期待就特別大,反差就越大。
當時,我們透過大陸來的雜誌如《觀察》等刊物知道︰國民黨的接收人員不僅對台灣如此,對其他包括東北在內的淪陷區的人民也都是如此的,他們把曾經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都當成漢奸,不分官方的或民方的財產,拚命接收,因此人民把這些貪婪、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的行為謔稱為「五子登科」。這不是台灣個別的現象,我們認為「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只不過因為當官的大多是外省人,所以才被扭曲為省籍矛盾。
我認為,「二二八」之所以發生,主要是與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存在著差距有關。當時台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有了初步的法制建設,相對而言,大陸還停留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衝突。我們想想,國民黨接收官員為什麼貪污?主要是中國太落後,太貧窮,見到什麼都想要。
但是中國為什麼會落後貧窮?是因為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外患使然,主要還是日本侵略。現在很多人在說要「轉型正義」,要鬥爭國民黨,應該要考慮當時的中國為什麼會那麼慘,那麼腐化?那些兵看起來像土匪,是因為太窮。為什麼會窮?就是因為內亂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賬,日本也有責任,他們不找日本,只會追究國民黨。
二戰後,因為戰敗而遭到接收的地區與國家不在少數,而在台灣或是大陸其他比較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類似國民黨這種「劫收大員」的行徑也絕非特例。像日本戰敗後,美軍派員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與國民黨軍隊同樣的行徑,甚至強姦婦女揚長而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什麼在日本不會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卻是一發不可收拾?主要是兩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樣:就台灣人而言,以為日本戰敗,就可以揚眉吐氣,不需再做異國奴;反之,日本人則早有做「亡國奴」的心理準備,只能逆來順受。
更重要的是,相較之下,大陸內地的社經、文化水平和台灣還有所差距,但美國則是遠遠高於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軍的裝備、武器和服裝等等都優於日本,自然對美軍產生好感,甚至進一步產生自卑感,開始崇拜美國文化。同時,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優於日本,美軍接收日本之後,也沒有什麼強取豪奪的事情發生。再加上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的東亞戰略轉移,不但強迫各國放棄對日本的實物補償,還大力援助日本振興計劃,日本人普遍對美國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會發生類似「二二八事件」。
反觀台灣人,由於對國民黨、國軍和外省人的惡劣印象,加上人為的政治打造,進而變成省籍對立的情緒,形成今日難解的仇視中國情結。所以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來自於台灣與內地接收官員、軍隊在文化和社經發展階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釋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始點,其實是經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單單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還爭論不休。根據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統計,「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不到一千人,而且當中還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另外,用最寬鬆的標準,出面領取補償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
然而在民間被打造出來的集體記憶里,「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高達數萬人,甚至是數十萬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醫之後,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國演講,報告了上述的數字,就被海外「台獨」人是罵我沒有良心,說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萬人。我就告訴他,光復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萬,難道是全殺光了,還到外縣市拉15萬人來殺?歷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見一斑。
陳福裕: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定性,還有另一個說法,主要是泛藍學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官逼民反」,其實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台灣人,因為不要大陸來統治,利用二二八來造反,殺外省人,最後才造成國民黨對他的鎮壓。這種「皇民造反論」,近年來隨著民進黨二度執政所產生的焦慮感,表現得非常高亢。
陳明忠:首先我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台灣人,並不是同「質」的。台灣人當中,有欺負人的,也有被欺負的人;有富人,也有窮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台灣人分為「有財有權」、「有財無權」和「無財無權」的三種。這三種人之間,由於利害關係不同,互相之間並不是和諧的,甚至有時候還是相當敵對的。也由於有這種利害關係的不同,同樣是台灣人,對光復的反應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據時代屬於「有財有權」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為貴族院「議員」的許丙、簡朗山等人自然反對光復,因此他們和日本軍官勾結,搞台灣「獨立」。
又如林獻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紳,本來是屬於「有財無權」的人。他們為了爭取分享政「權」而抗日,組織文化協會。但後來受到「無財無權」的中下層台灣人要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壓力之後,逐漸走向妥協之路,在「地方自治聯盟」時期已顯然變質,最後在日據時代後期則積极參与「皇民化運動」。所以這些人對光復是心存觀望的,看看是否能夠在光復後得到利益。
至於「無財無權」的大多數台灣人民,則因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壓,因此這些人是絕對歡迎光復的。所以,整體看來,台灣人民因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對光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
台灣光復初期,確實有一批「有財無權」的地主士紳對陳儀非常不滿,但是並沒有參加活動。日本宣布投降之後,陳炘與林獻堂、羅萬伡、林呈祿、蔡培火及蘇維梁赴南京參加受降典禮,在大陸地區見識到江浙財團及國民黨官僚對當地的橫徵暴斂,回台之後決定要接收日產(主要是糖業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紳募資5000萬元成立「大公企業公司」,規定1人10股。台糖是賺錢的公司,每個人都想投資,以我們岡山來說,很多人賣掉二層樓房參加集資。
問題是,陳儀怎麼會賣呢?陳儀的思想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他有點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一定要收歸國有。錢是收了,兩三年後錢也有還你,但還你多少?一棟樓房還你一條毛巾。「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炘雖曾短暫的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因為身患瘧疾而無法參加開會,但在3月11日晚上,陳儀以約見陳炘為由將他逮捕,從此以後便下落不明。
1960年7月,陳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獄後,攝於家中頂樓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陳明忠(中)參加五十年代政治案件殉難者春季追悼大會
總的來說,「二二八事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悲情,而是台灣人民繼承日據時期「抗暴、回歸祖國」愛國主義傳統的表現,許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據時期參加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和30年代以後的赤色救援會的積極分子。皇民化分子基本上沒有參加,甚至還在旁邊看好戲,嘲笑統左派說「你看,這就是你們熱烈迎接的祖國!」
舉例來說,日本戰敗投降,我從高雄回到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讀書。當時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風琴在教民眾唱國歌(「中華民國」)、教國語。當時我很感動,覺得他們很進步。二二八的時候,我到埔里參加武裝起義,看到這些人竟然都圍在謝雪紅身邊,聽謝雪紅指揮。再經過兩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獄,在保安司令部軍事看守所我又見到他們,看到他們被槍決的最後一幕。
現在「台獨」勢力起來,和二二八沒有直接關係,參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時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時代反日的都對祖國嚮往的,看到這種腐敗轉成絕望,才會想要把這種腐敗的政府推翻,才會參加共產黨。後來這些人都死了,但日本時代的三腳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沒事,因為他們都沒參加。他們還冷笑著,覺得你們希望的祖國就是這樣。
另外,「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確實也有些地痞流氓和從南洋複員回來的高砂義勇隊日本軍夫藉機鬧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贏的時候就說有很多人,輸的時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會館的時候,據說有兩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烏牛欄橋戰役的時候,就剩下一兩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是什麼人?當時留在謝雪紅身邊的都是共產黨員,像後來跑到大陸去的、台中商業學校的何其懷,他是陳文茜的七舅公。還有武裝基地第三隊隊長,台中師範學校的呂煥章。還有就是嘉義自治聯軍的那些人,張志忠是省工委會武工部部長,簡吉是政委。
「二二八事件」後,很多共產黨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復前很多鄉長鎮長都是反日的,都是農民組合或是文化協會的成員,像率領民眾進攻埔心機場奪取槍械彈藥的蘆竹鄉(今路竹鄉)鄉長林元枝。還有後來和黃順興一起去大陸的陳逸松(當過第一屆台北市議員)和王世堅的外公,嘉義朴子的張榮宗等等,都是日據時代赤色救援會成員。
日據時期反日的人,因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復後很多都當鄉長。這些人在二二八的時候參加起義,二二八之後都變成共產黨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被消滅了。
所以,所謂的「皇民造反論」是毫無根據的。日本總督後藤新平說:「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也確實是這樣的。他們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過因為抗日的左派幾乎在白色恐怖時期都被肅清,現在就輪到他們發言。很多人在參加二二八之後變成共產黨,共產黨被消滅之後,換三腳仔起來,當日本的代理商,成為日後黨外民主運動的主流。所以整個歷史的解釋是錯的,因為參加的這些人都已經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所以他們會說日本有多好。
陳福裕:你的意思是說,「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後果是日據時代抗日、迎接祖國光復台灣的知識精英,在經過二二八對國民黨的失望後,轉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而參加地下黨,因此在五〇年代時被全面肅清。在台灣的愛國主義傳統遭受重大挫折的情況之下,皇民化階層通過與日本之間的經濟往來,做他們的代理商,日後成為佔台灣出口總額90%台灣的中小企業主。由於他們對國民黨的接收政策和土地改革不滿,變成七〇年代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主體,掌握了「二二八事件」的話語權,藉以打造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民進黨一直在強調二二八是「省籍衝突」,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省籍衝突,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當時貪污腐化的不滿。謝雪紅也是以打倒貪官污吏為口號,只不過因為當官的都是外省人,因此有一些誤會,連老師都被連累。當時透過台灣人的保護來保全外省人的也有很多,各地方都有,但是保護的都不是當官的,都是老師和其他的外省人。
近年來,台灣有皇民化思想復辟的現象,連國民黨都在紀念八田與一(日據時代台灣水利工程師——觀察者網注),說日本人有多好。最主要就是參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識分子,後來都加入地下黨,在五〇年代被肅清。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日據時期皇民化的地主階級,除了像上述所說的「大公企業公司」,因為跟江浙集團的利益衝突而心生不滿之外。土地改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光復初期,台灣擁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雖然只佔全省家庭戶數的2%,但卻佔有全省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了剷除共產黨在農村的支持基礎,五〇年代國民政府在美援機構「農復會」的指導下,推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的土改政策。對於被徵收的土地,是以七成的實物土地債卷和三成的四大公司股票(水泥、紙業、農林和工礦等公營事業股票)作為補償。四大公司的股票本來票麵價值是十元,實際上只值二元,這就已經被騙了。徵收的地價,還以戰爭時期的兩年半的收成來計價,還不算期間作物。可說是土地用很便宜的價錢跟你買,但四大公司的股票又以高高的價錢賣給你,引起地主階級很大的不滿。
再加上為了安置隨著國民黨撤退來台人員(估計有170萬人),公教人員的工作都被他們拿走,造成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找不到工作。那些地主階級的子弟,因為土地沒了、工作也沒了,後來就跑到日本和美國。所以日本的「台灣獨立青年會」是在1960年成立,美國的「台獨聯盟」隨後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台灣解嚴後才遷盟回台和民進黨合流。
留在台灣這邊的,一部分人用土地換了四大公司慢慢經營,經營時會不滿,就是因為國民黨帶了170萬人來台,要安插在公營公司里,但公司不需這麼多人,這樣公司就會賠錢。賠錢的話,銀行就借錢給他們。銀行的錢只借給公營,不借給私人,民間都借不到。
另外一大部分人,剛好趕上1960年代美國調整東亞分工,日本將淘汰的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台灣生產,創造了日後為數將近百萬,佔台灣出口產值90%以上的中小企業群體。他們都做外銷,有信用狀才可以借錢。技術和資金來自於日本,產品的銷路在美國,再加上土地改革的怨恨,自然形塑了「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意識形態主流,成為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
我們可以說,所謂「台獨」「二二八起源論」並沒有根據,「台獨」真正的起源是「土改」。一方面,日據時期抗日,希望中國走向統一的統左派大致上都被消滅了,沒有被槍斃的也都在坐牢。一方面,這些以皇民化地主階級為大宗的中小企業都起來了,在八〇年代與海外「台獨」匯合,成為今天民進黨的主要成分。所以,二二八的直接後果並不是台獨,台獨是因為國民黨肅清了統左派的力量,加上土改的因素才慢慢崛起。「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沒有聽到誰主張台獨,只有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葛超智)身邊糾集了一些人,像後來當到省民政廳長的蔣渭川,強力鼓催託管論,但是人數很少,影響也有限。
陳明忠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陳福裕:從您剛剛的談話,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幾個觀點:首先,造成二二八官民衝突的主要因素,既不是「省籍衝突」,也不是「皇民造反」,而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腐敗的鬥爭,但細究其根源,其實是跟光復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的落差有關。其次,「台獨」的起因,跟二二八沒有直接的關聯,主要是地主階級基於對土改政策的不滿,加上日後台灣中小企業在東亞分工中的位置和利益格局,才逐漸形成「台獨」勢力。最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被皇民化階層掌握了話語權,型塑台灣社會「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事實上是跟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對統左派愛國力量的全面肅清有關,才會出現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現象。
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卻可以透過歷史的解釋去形塑未來。因此,最後我想再請教您一個問題:面對當前民進黨全面執政,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原則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的正常交流和發展面臨了一個新的轉折期。再加上蔡英文當局為了承繼李登輝以來的「去中國化」政策,全面推行所謂的「本土化」,其實是台灣的「再殖民化」。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最為戰後台灣政治變遷的見證者,從一個一個堅定不移地「無悔」的統左派的立場,您對於今後如何化解兩岸當前的僵局?如何避免二二八歷史悲劇的重演,有什麼建言可以提供年青的一代做為參考。
陳明忠:我只能說,要了解大陸,沒有了解大陸就沒辦法。如何正確地了解大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非常重要。譬如說,改革開放以來,大家都說大陸會倒,很快地就會崩潰。實際上他不但是沒有倒,還一直在崛起。為什麼會出現「中國崩潰論」?民進黨是以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來看社會主義,拿西方的尺度來測量中國的體制,覺得沒有走西方的道路中國就會倒。他們不知道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是吃了多少的苦,付出了多少代價,才找到今天能夠與中國具體國情相適應的,能夠救亡圖存,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
還有,習總書記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現在,台灣有些人認為中國「走資」,背離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也是對中國社會性質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缺乏理解的緣故。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說清楚一點,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創造積極條件的「特殊過渡階段」。這一點,我認為和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之後,提出蘇聯要在一個很長的時期,為了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和文化基礎,要實行所謂的「作為特殊過渡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有互相輝映之處。把共產黨根據中國實際所走的特殊過渡階段,和西方金融寡頭的國家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就是對中國的不了解。
另外,還有像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權的問題,一定要有所理解和突破。資本主義時常說的是機會平等,真的能平等嗎?出發點都不平等,機會怎可能平等?出發點、立足點都要平等,不然都是騙人的,這只是資本主義的說法。我們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也要民主,社會也要民主。一定要了解這些東西,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才會有好的基礎。
無責任無細節猜想,根據前面答案總結:1、先說背景,民不聊生、物價飛漲,這是肯定的,但是當時大陸的國統區也是一樣的情況,不是說kmt專門針對台灣,有意奴化台灣人民;2、皇民應該也是存在,日據時期可以參考朝鮮歷史,這些所謂的皇民自然就是日據時期的既得利益者,光復後特權不存在,受到清算,自然是心存不滿。3、買煙一事只是個日常小插曲,每天都會發生,小概率事件總有一起會引發群體性事件(參照國內城管打人),恰好這起事件被皇民利用起來,開始爆發全島性暴亂。4、CCP在事件中肯定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擾亂敵後方這是很好的戰略要求,當然最好的結果就是台灣也能赤化,按結果來看可以稱為赤化失敗的起義。5、對於kmt黨來講,發生暴亂以後,按老戰略「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出動軍隊鎮壓。鎮壓過程肯定就不僅僅是針對暴亂分子這麼簡單,為防止今後還有可能出現的其他隱患,對反意見人士、ccp人士等集中進行清算,以絕後患。6、利益情況,對ccp來講,暴亂成功擾亂敵後,打亂蔣介石內戰部署,雖然只是一根稻草;對kmt來講,雖然後院起火,但以此為契機,清除島內隱患勢力,加強對島內局勢控制;最終受損的還是無辜民眾。
就是台灣版的通化事件而已
228的爆發是具有深層次社會原因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府接收損害了台灣本土財閥的利益,而進一步的土改和禁煙激化了利益集團的省籍矛盾,在45年以前,台灣是東亞最大的鴉片來源地,為台灣和日本政府創下很多外匯,而陳誠的土改進一步要了台灣本土利益集團的命根,雖然分給了他們一些錢,可是46-48年國府的通脹那可是有目共睹的,到了48年,中原地區大局已定,逃難來的大陸地主階級不斷湧入台灣,來台要買房買地,台灣就只有這幾萬平方公里,突然大量人口湧入資源糧食就業等必然惡化,爆髮針對外省人的二二八就不奇怪,可是奇怪的是事件本身是本省人抗議外省人引來軍警鎮壓,事情處理得結果是外省人被軍警處理的不在少數,而本省人則基本不受影響,可見事件本身是被台當局利用進一步剿滅左翼思想的借口罷了!
我恨蔣校長,為什麼沒有把台灣的皇民全部殺絕,要不現在也沒有岩里政男和空心菜之流!!!
小時候恨蔣介石 長大了更恨蔣介石
刮民接收時在基隆是廣受歡迎的,到事件發生一開始是混子主體,後來是本精,本土原住民和混混已經知道情況不對,所以很快就平定了 ,傷亡並不大
《曉松奇談》有一集講過:曉松奇談 20141128 台灣歷史真相(三)二二八慘案
很多「真相」並不是真相,而是風向
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正面看,是她反面看,亦是她化了妝、卸了妝,還是她怎麼看都是她,怎麼看又都不是她其實她一直都在那裡「日本台灣總督時代留下的皇民餘孽」
說實話,真相貌似不那麼重要;當事人的心態也無從考證;最重要的當下,如何收復台灣
得了癌症的李大師曾經說過一期這事,比較有啟發。但這事我的理解是傾向于禁毒方向的,畢竟,轉型正義嘛,禁毒最正義。
我不太了解二二八慘案只記得以前我看過一個節目《曉松奇談》,高曉松的單人脫口秀,他是這樣說的,二二八慘案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尤其是陳儀對台灣土著殘暴的屠殺造成的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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