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曾瑞龍《經略幽燕》《拓邊西北》兩書？

01-12

如題

瀉藥。這兩本書很屌。

為何屌呢？

9點開始舉鐵，這半個小時短暫更一點，明天起來以後仔細寫。

先談經略幽燕這本書，這本書的全名是《經略幽燕：宋遼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

從名字就能大概看出來，是一本講北宋初期宋遼軍事鬥爭的書。

這本書與其他的類似的研究古典軍事的書相比，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咱家也算看了這麼多年的軍事史方面的東西了（中國史）。

論文也好，專著也好，在總量上已不算少。

深深的感到，我國在古典軍事史研究上確實處於一個需要突破的境地。

軍事史本身在斷代歷史研究中屬於小眾、冷門的領域，很大程度上附屬於政治史經濟史，或作為政治史研究和經濟史研究的背景。

但這不應該成為限制軍事史研究的桎梏，相反應該是使軍事史研究專業化的一個契機。

可現在的問題是，很明顯的，在曾瑞龍先生之前，軍事史的研究其實幾乎已經完全停滯。

這種幾乎是完全死水一灘的情況，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

有些話咱家不好說，說出來頗有點大不敬。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很多所謂的傳統觀點，傳統理論，對軍事史的研究和開拓，已經造成了極度負面的影響，甚至是直接的阻礙。

有很多是明顯錯誤的東西在指導軍事史的發展，使得軍事史的研究本身脫離了軍事活動的基本客觀規律在發展，是以意識形態來代替客觀規律的指導。

在這個情況下，不成為死水一潭反倒是奇哉怪也的結果了。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整天炒冷飯的幾句話翻來覆去的講之外，給真正的歷史研究本身所能提供的營養是很少的。

最終，歷史學不再是歷史學，而成為神學，或者說得客氣一點，經院哲學。

最典型的，一談到宋代的軍事問題，往往炒剩飯的話題，來來去去就是歸結到兵將不知、重文輕武、積貧積弱、杯酒釋兵權這幾個條目上去，真可謂是萬用萬靈的靈藥，什麼問題就可以歸結到這幾個上面去。看多了，真不由得感慨，這碗飯，未免也太好混了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其實有幾個原因：

1、在我國的學科分類上，軍事史隸屬於軍事學，而不是歷史學。因此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學者，大多不涉及軍事史這個領域，或者在從事自己熟悉的歷史領域的工作的同時，偶爾涉及一些軍事史領域的問題，但主業並不是軍事史這個領域。

專門從事軍事史研究的工作者，大多分布在有軍事學專業的學校里，這些工作者往往都是職業軍人。軍人從事軍事史的研究，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例如，德國的總參謀部自從建立以來，就非常重視軍事歷史的研究和編纂工作，軍事史的教育，也屬於總參謀部軍官的培訓內容，即使是總參謀部名義上被取消，總參謀部軍官培訓改名成為「長官助手培訓」的時候，也是如此。

自老毛奇開始，總參謀部對軍事歷史的研究就抓得非常緊，歷任總參謀長也大多要抓軍事歷史的研究和編纂工作。例如，著名的「施里芬計劃」的策劃者，總參謀長施里芬就對古羅馬的軍事歷史非常有研究，並出版過一本名為《坎尼戰》的軍事歷史著作。一直到今天，聯邦德國還依然有一個軍事歷史研究局，專門從事歷代軍事歷史的研究工作。所以，從軍人來研究軍事歷史這個舉措而言，本身並不意味著錯誤。

關於德國的軍事歷史研究局，這裡有一篇訪紀：

波茨坦郊外訪兵家――德國軍事歷史研究局印象

（軍事歷史研究局裡從局長到研究員，均是現役的職業軍人，所以說這是一個研究軍事歷史的軍隊學術機構。）

但是，軍事歷史有特殊的地方，軍事史既包括軍事領域，又包括歷史領域，是對歷史中的軍事活動進行分析和研究的一個歷史領域。要在這個領域取得進步，獲得真知，僅僅在有豐富的專業軍事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在史料和歷史分析上下功夫才行。因此研究軍事史，不僅僅需要對史料本身的熟悉，對分析工具的熟練掌握，還需要有一定的軍事理論基礎和軍事常識。同時，還要求研究者既能在歷史的背景中來研究軍事史，又能跳出歷史的背景從軍事理論的角度來進行分析歸納，總結其勝負的因素。

但是，從目前的我國的古典軍事史研究的成果看，軍事和歷史兩方面的結合，是做得很不好的。搞歷史研究的學者，在史料掌握和分析上有非常嫻熟的技能，有專業的技術水平，但往往缺乏軍事常識。搞軍事歷史研究的軍人，有專業的軍事知識，但在史料的掌握和分析上，有很大的欠缺。曾有一位搞軍事史研究的軍校人士在北朝論壇（那時候這個緩則成堆的論壇還沒搬家，還掛著CCTV的牌子試圖偽裝成一個動漫論壇來躲避稽查，那幾年真TM是日了狗了）說過，古代軍史研究的重點是為了作為教材解釋軍事理論或者作為作戰指導的案例，其言下之意其實是說，軍史本身是否符合歷史本身，似乎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2、受限與我國本身的歷史研究水平，軍事問題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解釋最為方便。「沉默的表示」同志在北朝古代歷史版里曾描述過這個觀點，出現這種現象，並不只因為意識形態，也不只因為學科體制，更是因為這樣的解釋通常比較「優美」，至少是「醒目」和「易於理解」，傳統的以文抑武之說在解釋宋代軍事問題上，比其他的具體分析在形式上卻簡單的多，儘管這種解釋是有很大問題和缺陷的。

3、社會科學領域中，歷史學本來就是個冷門學科，軍事歷史更是冷門中的冷門了，一個如此荒僻的領域，要想推動整個領域的發展，是非常難的。可問題是我國的歷史學界，在史學理論方面本身就不是前列，優秀的人才，搞什麼領域不好，主流領域那麼多，那裡混不到經費，為什麼非要搞這個冷門又冷門的領域呢？

綜合這幾個主要因素，目前我國古典軍事史的發展情況，基本就是這個情況。對於愛好古典軍事歷史的人而言，看過了歐美的古典軍事歷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後，回頭來看我們自己國家的研究成果，簡直是橫生一股濁氣，不知該如何是好。（MLGB，這都是些什麼JB玩意！）

同志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啊！出現這種情況，難道是因為我們的祖先在軍事上如此羸弱，以至於根本沒有配得上我們漫長歷史的軍事成果嗎？難道是因為我國自古以來軍事理論、軍事實踐、軍事組織建設方面都處於世界落後水平嗎？顯然都不是，而是因為今天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展現出來的水平不夠，配不上我們的歷史。

要推動整個領域的發展，必須要有能學貫中西，同時又有國際性的理論視野，有一定軍事知識儲備的歷史學者做出突破來，才有可能。

而曾瑞龍先生恰逢其會，正是這麼一個合適的人選。

曾瑞龍先生是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後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是著名宋史學者羅球慶先生（羅球慶先生在宋代軍事制度領域是素有名望的前輩學者，在這個領域做了很多很大的開拓性的貢獻，他曾在哈佛大學交流，是美籍漢學家楊聯陞先生的學生）、陶晉生先生（陶希聖先生之子，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的學生。他生平最喜歡一切有鬥爭性的歷史。據其自述，除宋代軍事問題外，他對宋代鄉村鬥毆、明清土客相爭等領域的歷史問題，也有頗大的興趣。在打鬥這個領域的愛好，真可謂是生冷不忌。

關於曾先生本人的學術歷程，咱家在這裡就不贅述了，有興趣的同志們可以去看作為他的遺稿而出版的碩士論文《北宋種氏將門之形成》，在書的前沿部分，由他的學長何冠環先生做得序言中已有詳細介紹。

那麼今天先到這裡，明天來做具體的介紹，這兩本書為什麼屌~

20160325二更，現在先開始介紹第一本，也就是咱家的ID的來源的那本《經略幽燕：宋遼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

先說一點閑話，這本書現在是有電子版的，連接在這裡：

新浪微盤 | 免費網盤

可是，在當年這本書出來的時候，大家恐怕不知道這本書有多難搞。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的，雖然也是中國的領土，但管理上屬於境外出版物的性質，是不能輕易搞到的。很多宋代領域的專業研究者聽說了有這本書之後，都是通過各種關係到香港、深圳去搞，或借用到香港開會交流的機會搞一本。有些人缺乏渠道，又急切想看，就去花高價買二手轉來的影印列印版！大家不要笑，十年以前這書很難搞到的，咱家也是在網上託了關係，從香港代購回來的。這書在海關還關了小半年，才送到咱家的手上。黨人碑同志更可憐，他當時沒搞到書，於是和其他人一樣，是花錢去買的列印版。這書被引進大陸地區，那是2013年的事情了。

咱家當時手裡拿著的，就是這個版本：

下面咱家就不手打了，直接把此書的目錄摘取出來。

如果不看此書內容，只看此書的目錄，不難看出，此書的核心並不是描述具體會戰和具體戰鬥。雖然在書中，列舉了數次重要的會戰，如高粱河（第一次北伐的決定性會戰）、滿城（第一次北伐的餘波）、陳家谷（第二次北伐西路軍的會戰）、君子館（遼軍南下的重要會戰）等，並對這些會戰做了一些具體的分析（指揮體系，參戰兵力的管理系統、兵力配置、陣型推測），但其核心並不是會戰本身，而是要通過對這些會戰的分析，來建設一個宋代戰略分析的架構，來探討宋代戰略文化的組成，這才是這本書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者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使用了哈佛的江佑恩先生（可能名字記錯了，懶得翻書了，請大家指正）的觀點，把宋代的戰略形式放在中華帝國的戰略擴展模式這個背景之下來看。如果說漢唐是戰略擴張期的話，那麼五代到宋就是戰略收縮期，這就形成了中華帝國的戰略擴張模式的一個循環。把宋代的戰略分析和戰略文化放在整個背景下來看，就能找出必然性和偶然性來。

戰略分析在曾瑞龍先生出這本書之前的古典軍事史研究的領域裡，是極少見到的存在，至少咱家看過的文獻里是很少見的。事實上說句不客氣的話，可以說絕大部分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人在他們的文章和書里，都很少涉及到「戰略」這個概念，更談不上對總體的戰略局勢進行分析了。那時候在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或是以研究單方或者多方的關係史為重點，或者以研究軍政體製為重點。如有「軍事史」，則大多只是概述性質，列舉不同階段的軍事活動，供讀者學習研究。

深入在軍事這個領域進行研究的，我國的歷史學界成果寥寥，倒是我國的軍事工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例如，我國台灣地區的KMT政權編纂的《中國歷代戰爭史》系列書籍，以及大陸的《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歷代軍事戰略》系列書籍（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都在軍事這個領域對軍事史做了很大的推動和發展，是從戰爭這個角度對軍事史的研究。

《中國歷代戰爭史》、《中國歷代軍事戰略》雖然是專業的軍事史，但各自有各自的缺點。《中國歷代戰爭史》出書時間太早（名義編纂者是常凱申大元帥。。。。。。），現在來看，很多觀點和分析都已經落後於政治史、經濟史、軍政制度史等領域研究的深度了，很多細節對結論造成了很重要的影響，是不利於深入學習的。《中國歷代軍事戰略》的水平相對《中國歷代戰爭史》而言要明顯高一些。一方面是因為其出書更晚一些（2006年出版），能汲取《中國歷代戰爭史》的經驗和教訓；另一方面編纂《中國歷代軍事戰略》的本來就是《中國軍事史》的編寫組，有更豐富的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有這麼一個套書，叫「戰術基礎理論」系列，分別是：《戰術史綱要》、《戰術的哲學基礎》、《合同戰鬥發展史》、《中國戰術史》。有一說一，咱家另外三本沒看過，只看過最後一本《中國戰術史》。這書爛到什麼程度呢？作者聽說還是歷史學博士，咱家只能說這個博士好像不是很值錢，不知道導師是誰。有興趣的同志，可以找來看看，咱家個人覺得比史料都沒摸過的小白水平還是勉強高一些的，至少能列一點參考資料出來。

（當然要說更爛的也不是沒有拉，還有一本奇葩一樣的《宋代官吏制度》，簡直就是奇葩中的奇葩！有興趣看奇葩的，可以找來看看啦~）

曾瑞龍先生出這本書，是把戰略分析和戰略文化放到了宋代軍事歷史研究的檯面上來。何謂戰略文化？本問答中下面有個人轉帖了冷吧的一個不知名ID的文章，裡面批駁曾瑞龍先生的一個觀點就是說他把很多具體問題歸納到「虛無縹緲的戰略文化」上去了，那人認為這是錯誤的。

不，這只是他個人的淺薄而已！

戰略文化是古典軍事史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它體現了軍事活動的複雜程度和組織方式。對我國而言，體現出來的就是對我國古代的戰略文化的認識。

恩格斯說過：

「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

「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中的生產和再生產。」

文化，是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集中體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抽象表達。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總是無法超越當時的生產力基礎和生產關係的約束的。因為人不可能獨立生活，而終究是社會化的動物，是動物性和社會性的綜合體。

同樣的道理，戰略文化，是軍事活動的組織、實施方式的集中體現，而這種體現最終還是要落到一定社會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基礎上的。由生產關係所形成的社會層面的組織、由社會層面的組織形成的政治制度、由政治制度形成的軍隊體制（動員、補充、訓練、武器製造、軍官培養與升遷、後勤供應），這些不同層面的體制和結構，最終匯合在一起形成整個軍事活動的形態的基礎，也是歷史上進行軍事決策的基礎。

以咱家個人感興趣的領域而言，中國的上古到中古時期，從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兩宋時期，則是中國的戰略文化第二個飛速發展而且是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時期。下一個發展時期，就要到明清時期去了。同時期的歐洲的戰略文化，到中古則斷了將近幾百年的檔，到文藝復興之後才有所恢複發展。

如果進行這個領域的對比研究，可以清晰的看到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調整，在社會進步與發展中起到了多麼重要的作用。

而這就是為什麼要把宋代的軍事歷史，放到中華帝國的擴張周期內去分析的根源所在。因為只有如此做，才能看出其中的規律所在。這才是掌握真知的正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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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並卵，其實大部分人還是比較喜歡或者強或者弱的唯心主義二元法解釋啦~！

日-）

如果想再深入的話，咱家推薦可以去讀安東尼?吉登斯的《民族-國家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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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轉回來談，曾瑞龍先生的這本書里，有沒有錯誤？答案自然是有的。

書中具體的史料分析，並不是完美無缺的，現在來看，其實有瑕疵存在。就是在書中對會戰的分析上，也並不是白璧無瑕的。

咱家只舉一個例子，看咱家這個回答：

如果太宗沒有讓曹翰的預備隊加入攻城，能否避免高粱河之敗？ - 經略幽燕我童貫的回答

問這個問題的人，定然是看過曾先生的這本書的，否則問不出這個問題來！曾瑞龍先生在&<&<宋遼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這本書中認為「曹翰的預備隊(可能）進入攻城序列"是一個導致高粱河戰役失敗的核心的問題，這個觀點有其道理。因為在這次戰役中，曹翰部是戰役預備隊的角色，是在戰役走向發生明顯變化的時候，指揮官用來扭轉局勢的預備力量。但宋太宗很有可能把他的部隊投入到攻城作戰的序列中，使得整個戰役沒有最後的預備力量。

但這個觀點也有不完備之處。高粱河之戰的失敗，根本原因是在外圍阻擊遼軍入援軍團的作戰失敗。如曹翰部作為預備隊投入戰場，是否能一定扭轉敗局，還是一個未知數。當然，如果有這麼一隻兵力一兩萬人的預備隊投入作戰，整個戰場的形勢可能會扭轉，也可能不會扭轉，也可能會變得好一些但不能根本扭轉，這三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曹翰的預備隊角色放到整個戰役中來看，其實是個次要問題，這次戰役中的主要問題是戰役組織沒有保證重點。

高粱河之戰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此：

到底是要奪取幽州，還是要打擊敵人的機動力量？所謂的曹翰部的問題就是這個根本問題的表象。

這兩個問題互相聯繫，彼此交纏，需要將哪一個識別為重點，就決定手中有多少資源能剩下給另外一個。

如果將攻城識別為重點，那麼就應該抓緊時間，不惜代價的日夜連續進攻，爭取在敵人的援助抵達之前把幽州攻陷，然後集中力量與敵人的援軍作戰。

如果把阻止敵人入援識別為重點，那麼就應該以部分兵力監視幽州守軍，以工事截斷他們的道路，集中兵力去打擊敵人的援軍，等擊潰援軍殲敵一部之後，再來圍攻幽州。

而在歷史上，宋太宗則是意圖兩個都識別為重點，既要拿下幽州，又要想辦法阻止敵人入援，結果就是城市沒攻下來，援軍也沒攔住。

所以，搞清楚了宋太宗的戰役組織的根本問題在哪裡了，就不難理解，曹翰部的問題真的只是個次要問題而已。曾先生對這個部分的推測，咱家認為是不太妥當的，值得商榷。

但是，是不是因為曾先生的這本書里，也有各種史料細節的、戰場分析的細小瑕疵存在，這本書的存在意義就像冷吧的某人所說的一樣，「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了呢？

不，絕不會。在歷史上，由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和劉子健先生提出的「包容政治論」，也是有很多的瑕疵存在的，細節問題不是不能討論。但是，這兩個理論的提出對宋代史研究做出了多大的推動？建立了一個怎樣的理論體系？這些貢獻是可以一句話就全部抹殺的么？

同樣的，把成熟的軍事理論和成熟的軍事框架代入到中國的古典軍事歷史研究中來，並試圖建立一個立足自己國家的戰略文化架構，這完全是打開了一扇軍事歷史研究的大門，真可謂是開山祖師。

假以時日，在這個框架內能做出什麼成果？能延伸出多少觸點，多少課題，和政治史、經濟史、制度史能有多少對接，稍微想一想，就覺得可怕。可惜的是曾瑞龍先生英年早故，只留下一個骨架子，等著後來者往裡面填肉。

所以說，下面那篇所謂的「駁經略幽燕」的文章是多麼粗陋的一個東西，可想而知。咱家不否認，這篇文章在具體的戰術領域，是有點想法的。作者本人的視野如此狹小，把他僅有的那一點思想的火花給禁錮住了，真可謂是無知者無畏。

曾瑞龍先生雖然已經去世了11年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就要停留在他及其艱難地開闢出來的那一點灘頭陣地上，不思進取，不去深入的進行鑽研了。不，不是這樣的。

相反，我們還要以他開闢出來的這一小塊地方作為橋頭堡，向軍事歷史的更深處衝擊，把我們

對軍事歷史的了解最大限度的與其他歷史領域的知識逐步的結合起來，把這個架構逐步的完善，最終能實現中國史研究的現代化。

這是所有對歷史有著嚴肅愛好的人們共同的心愿。

那麼，第一本就介紹到這裡了。

17.7.6修改：

昨天看到一段話，出自多米尼克·利芬《鏖戰歐羅巴·俄國與拿破崙的戰爭·1807-1814》：

「如果想讓一所英國大學把你拒之門外（美國那邊就更不必提了），最保險的辦法就是，說你希望研究的是戰爭、外交和君王們的歷史。

在很多軍事史領域，高校留下的缺口被軍隊參謀學院彌補了。」

在宋代軍事方面，宋史研究是薄弱的，但以軍方的歷史能力，也未能填補上這一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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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段陶晉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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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略幽燕我是來回讀了好幾遍的，注釋也認真地看過；拓邊西北粗略看了一遍，說實在對宋夏戰爭沒興趣所以沒怎麼看，所以大概說說經略幽燕。

如果讓我說除了經略幽燕以外，宋遼戰爭有什麼好書，我想說程光裕的《宋太宗對遼戰爭考》。這本書主要是羅列各種史料進行總結，結論不一定對（比如君子館誤以為滿城擊退的宋先鋒是賀令圖），但是提供的史料非常多，有些在別的地方我壓根就沒見過……

經略幽燕的觀點也不一定就全對，但比起以前老文老論不知道高哪裡去了。其中關於先南後北和崇文抑武的問題，實在太精彩，完全是秒殺。

舉些例子看看宋遼戰爭的研究水平吧……

顧宏義的那本似乎近年火？我沒怎麼看，大概感覺是不值一提。錯誤看到一堆，問題是還不寫史料和出處。

王小波的宋真宗對遼戰爭考，據說不錯，我存著準備看但電腦壞了後來沒找到資源，遺憾。

漆俠的，可能當時流行一些觀點，漆俠也未免俗，比如行文對太宗惡意滿滿，有偏見自然啥也不好了，篡權啦亂指揮啦。
他認為耶律沙白馬嶺戰敗後去了幽州外圍守衛，所以幽州守軍有五六萬。但根據景宗本紀，讓他找耶律奚底、蕭討古商討軍情，時間遠在宋軍擊退耶律奚底（北院大王）、蕭討古之後，顯然是作為援軍，到來時和之前兩將開會。

他的學生陳峰真是逗比，某論文竟然稱根據自己老師的文章，高梁河之戰遼軍五六萬人。可漆俠說的也是休哥等援軍未至的時候啊！！！
何況耶律沙斷沒有讓北院大王一萬人被十萬宋軍吊打而不出手的道理，除了耶律奚底和蕭討古外，倒是有記載耶律撒合參戰了。

說到耶律沙，我想插個嘴，開寶二年石嶺關之戰，經略幽燕認為南院大王或北院大王參戰了，因為根據記載南院大王到了太原，而耶律撻烈傳里不載此事，可能是宋人看到了北院耶律屋質誤作了南院。
我是不認同他觀點的。實際上同年耶律撻烈致仕，很可能在戰事之前，而真正有可能的搞混正是耶律沙。按長編記載何繼筠擊敗的是「南院大王沙相公」，即把當時總領南面邊事的耶律沙當成了南院大王。

常征那本楊家將史事考，可以說很糟糕了。。。經略幽燕對其還有個吐槽，笑死我了，就是常征把宋軍挖地道攻幽州給理解成耶律學古挖地道溜進城。這水準貼吧不如。全書腦補之處頗多，立場上過於維護楊家將，比如認為荊嗣傳里搶了楊業戰功等等。此書我也丟了找不到資源了，不作多的吐槽。
不行，剛想起來還有個笑話，就是說雍熙北伐有五路兵馬，甚至高瓊跨海登陸了！
「曾率水軍浮海北攻平州,並佔領今灤河下游及秦皇島地區,為北伐中宋軍重要的一路.史傳疏漏其事,而觀於《遼史》,其軍事行動曾嚴重危脅契丹,故肖太后曾派重兵御之也」
遼史無非是化哥去平州駐防，並沒說交戰了。

這說法我看到過幾次了，不止常征這麼寫。依據大約是高瓊「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步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州。」這句。這個是某論文里的，不是常征的，常征依據我記不清了。
甚至有人論文反駁，說雍熙是四路，因為曹彬的東路兼管水路，依據是「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
……
能不能看仔細高瓊是幹嘛的，人家是水路去的雄州，然後西北方向轉去的易州，人就一內陸河流進軍，怎麼變成跨海登陸了？！
ps：至於多出的另一路，我忘了他說的是甚麼了，誰有原文的歡迎發一下。

我還看到過有論文分析，就一個萬能「依據」，宋太宗陰險好權，所以必然不是曹彬敢冒進而是太宗讓他前進的，事後甩鍋balabala……

君子館么基本都推罪給同級別有決策權的李繼隆，而說桑贊戰場逃跑是無罪的云云，玩過lol的也能能懂「你被逮了，我趕緊跑，不陪你死」啊……
還見過說桑贊是猛將的（是之前沒吐槽的顧宏義），可惜關於他的記載到處是黑材料啊~

說到這裡，我很想發一個滑稽的表情。各種扯淡是真的層出不窮。

真宗對遼戰爭，之前說王小波那個沒看，沒有類似於曾瑞龍和程光裕的書的幫助，讓我自己看，缺乏能力。試著總結幾場戰役，史料羅列不是很難，但要弄懂，要分析得可靠，自己一試才知道多麼無力，更知曾瑞龍的偉大。

關於澶淵之盟，稍微看過《澶淵之盟新論》，是許多論文的綜合，現在基本都不是負面（記得裡面也有認為澶淵喪權辱國的，可能記錯了），但其中軍事分析仍不靠譜，乃至有認為遼軍死攻瀛州是因為瀛州曾屬於遼，所以與對別處感情不同，硬要啃……（汪聖鐸）

曾瑞龍英年早逝，沒有留下許多著作，未能看到他對宋真宗對遼戰爭的分析，很是遺憾。曾瑞龍打開了一扇大門，希望能看到後繼者吧。

轉載作者非本人

駁曾瑞龍的《經略幽燕》

前言：二月，我為了安撫網友，就把還在秘密寫作的《兵家論史之宋之衰亡》發了幾章，並同發「上班族」等論壇。新科動漫的「經略幽燕我童貫」說我發的是水貼，要移到灌水區。後來，我又看到在另一個帖子里，他笑一網友智商、看不懂曾瑞龍的《經略幽燕》。我想，那是個什麼玩意？於是找來一看，不禁笑掉大牙：這種說書先生的口水，也能叫研究？於是，寫下此文，並為本兵家劍客的《古代中國步騎對抗模型》系列做一個總結。

　　你要殲滅戰，我就給你殲滅戰。

　　一、研究事物，特別是對龐大的、多要素系統的研究，必須從基礎開始，由微觀到宏觀，掌握清晰的資料，然後才能從宏觀到微觀。不能從一開始就從宏觀入手，甚至搬一些自己都不懂的名詞概念來裝點門面。

　　對軍事技戰術乃至軍事系統科學掌握的粗疏，必然導致對軍事鬥爭的客觀規律茫然無知，直接導致了曾瑞龍對軍國大事（以軍事鬥爭為基礎之一）理解的輕浮。也就是說，他的理論是空中樓閣，沒有專業基礎，只是扯淡。

　　比如，他在一個論點「崇尚野戰取向反映在在兵器的選擇上」時，就概略介紹戰例，然後總結說：一、宋人的強弩似乎是對付遼軍騎兵的有效武器。二、另外一些情況下，也可以看出五代和宋初的軍隊對近身肉搏的戰技也是非常重視的。

　　表面上看，這種總結無大錯誤，但是，它非常粗疏，是破碎的、非系統的、沒有深入研究軍事鬥爭核心規律的看法，沒有實用價值，一堆廢話而已。本兵家劍客早已在「古代中國步騎對抗模型一、二、三、四（上）」中系統總結過，這就是古代兵家和知兵者在進行敵我基本軍備特點比較後，發展出來的「火力齊射」和「短促反衝鋒」戰術，其中涉及戰場空間、距離、時間、有效射程、殺傷力、對戰機的把握、戰術配合、衝鋒的有效性、對敵戰鬥組織系統的著重打擊、合適的追擊距離諸要素。對以上戰術配合使用得精妙的情況，用現代軍事術語來說就是「有效射程內、火力齊射飽和攻擊、繼而迅猛反衝鋒」。

　　正因為曾瑞龍根本就是軍事外行，他才反覆說「五代和宋初軍隊有崇尚野戰的取向」。其實，歸根究底，不是那個時代的軍隊崇尚什麼的問題，而是軍事鬥爭的客觀要求決定了五代和宋初良將們的選擇（後來大名鼎鼎的岳飛也是如此）——這是從幾十年實戰的血的教訓中得出的經驗，也與自古兵家的理論和實踐相契合，不是曾瑞龍這種「說書先生」式的二道販子可比。

　　更可笑的是，曾瑞龍硬生生編出了「內政導向和野戰取向的戰略文化的關係」這一命題，把立足於客觀實際的軍事科學、軍國大事，說成了「戰略文化」這種包裝著文藝范的屁話。

　　二、以「火力齊射」和「短促反衝鋒」戰術為核心的防守反擊，是中原軍隊擺脫單純守城、打擊北亞騎兵有生力量的正確方法，是在遵循軍事客觀規律下積極主動的戰術組合，可以將北亞騎兵對中原地區的破壞降低（相對單純守城而言），避免落入越戰越貧困的境地。這種戰法，屬於有限使用武力的軍事策略，即《孫子兵法》所謂「勢險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常人只注意到「節短」和「兵貴神速」，以為是單純的速戰法，沒注意到《孫子兵法》是推崇「全勝」的，「節短」之前還有「擴弩」這個長期蓄力的過程。

　　（一）、對中原軍隊與北亞騎兵的長短比較。（之所以用北亞而不用草原這個詞，因為北方不止草原，故而北方騎兵集團的來源有游牧和漁獵兩大類）

　　1、北亞騎兵的基本長處：（古代資料參見註解1）

　　（1）北亞集團的馬匹在自然條件的錘鍊中長大，其體格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強。

　　（2）北亞騎兵騎射功夫強，且適應複雜地形。

　　（3）北亞騎兵常年經歷風餐露宿，比中原人忍飢耐渴。

　　2、中原軍隊的基本長處：（古代資料參見註解1）

　　（1）在平原上，中原的輕車兵和突騎兵，對騎射騎兵進行果斷的衝鋒，則可以沖亂其組織。（即反衝鋒戰術）

　　（2）在長戟兵保護下的強弩兵，無論射擊的命中率和射程，都超過北亞騎兵的弓射。（火力齊射）

　　（3）堅固的盔甲、犀利的兵器、兵種的配合、機動弩兵的威力、戰鬥團隊的組織，都不是北亞騎兵能比的。（提到弩）

　　（4）精銳強力步兵的弩射，既准又狠，北亞騎兵的皮甲木盾不能抵擋。（提到強弩）

　　（5）如果北亞騎兵下馬進行步戰，則短兵相接、近身肉搏，都不是中原軍隊的對手。（步戰武技）

　　3、北宋初幽州人宋琪也上書分析過，說明當時契丹（遼）軍仍是游牧游擊習氣嚴重。（詳情參見註解1）

　　4、即使宋粉強調重騎兵，但甲騎具裝的重騎兵南北朝時就興盛過，劉裕等人的北伐就不止一次擊敗過。而且從軍事資源的角度講，游牧民族加強重騎兵，是把戰爭資源的比拼，從馬匹向金屬冶煉能力、肉搏能力、傷亡承受力傾斜，這是在向中原民族的優勢比拼。所以南宋吳玠、吳璘兄弟就討論說，其實在重甲、弓矢方面，我們比金軍強。

　　（二）中原軍隊應以有利地形為依託，以城池為基地，採取防守反擊來打擊北亞騎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戰爭損失降低。

　　1、為什麼要依託有利地形？

　　軍事鬥爭是在客觀世界裡進行的，諸兵種、諸戰爭要素也受客觀世界限制，在立體作戰不發達的古代，尤其依賴有利地形。不僅如此，為軍事鬥爭提供戰爭資源的各種活動，也是依靠地利完成的，無良田則糧食恐不足，道路崎嶇則後勤運輸困難，等等。（古代資料參見註解2）

　　2、依山傍水是對中原軍隊有利的地形。

　　前面（一）裡面已經提到，中原軍隊有五個基本長處，其中，步兵的遠程火力打擊、近戰集團有組織肉搏，都是長處。從兵源上說，中原步兵資源最豐富，車騎居次，所以對步兵有利的地形是首要考慮。而步兵利於山地、丘陵、水網地帶，即地形不利於騎兵、車兵活動的地區。（古代資料參見註解3）

　　所以，先秦兵書《六韜·犬韜》說：「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強火力輪射，堅固步兵陣迅猛肉搏）

　　依山傍水地形的另一個有利之處是，它限制了騎兵集團的機動，可以保護以步兵為主的中原軍隊的側翼和後方（背靠城牆也能保護後方），使中原軍隊能集中力量應對敵人騎兵。《孫子兵法·虛實篇》說：「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我專而敵分」，正是這個意思。

　　（1）因此，就中國燕山以南、黃河以北的地形來說，以西面太行山脈為依託、以發源於高原的諸多水係為畔的北京、保定、望都、定州、新樂、石家莊、邢台、邯鄲、安陽、鶴壁一線，是防守反擊條件最優的地區。（有軍事地圖的用，沒有的，用google地圖查看）

　　在失去幽州（以北京為核心）的情況下，易州、保定——石家莊一線，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一、這是從北京小平原進入河北大平原的口子，寬度最小；二、保定正東面盡頭就是天津東面的渤海灣，其南面就是黃河入海口（北宋時北流口），入海口南面就是滄州，屬於不利騎兵的海邊鹽鹼澤區；三、保定——石家莊一線西面的太行山脈向西內縮，有曲陽、行唐、靈壽等縣可以聚兵、練兵、屯糧；四、太行山西面的山西太原等地，可以給該地提供後方支援。

　　保定——石家莊一線，在唐、五代和北宋被稱為「鎮、定」，「定」就是定州為核心，「鎮」是以石家莊北的正定為核心。所以，當時這兩個軍鎮是抗擊北亞騎兵集團的重中之重，能力強的王朝，在此解決問題；能力不強的，要在黃河邊重兵堵擊北亞騎兵集團；能力最差的，就會被敵方打過黃河、入侵到河南。

　　這種軍事戰略的表現，就是中原軍隊以有利地形為依託，以城池為基地，採取防守反擊來打擊北亞騎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戰爭損失降低。而由於河北平原中部一線地勢平坦、很利於騎兵，所以黃河北岸的澶州一線，是中原軍隊防禦北亞騎兵集團從中路侵入河南的最後防線。這也是後晉出帝石重貴到宋真宗時期一貫的軍事戰略部署。這種部署，在東漢對烏桓鮮卑時和南北朝時期就出現過雛形。

　　故而，五代到北宋時，這一線是一些著名戰役發生的地方，這是由軍事戰略地理和中原軍隊能採取的正確戰術所決定的，是客觀的，其它的，都不是重點。曾瑞龍在「前沿防禦」、「彈性防禦」、「縱深防禦」上扯了半天，都是廢話。其「五代末至宋初，防禦形式改變」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中原軍隊的核心戰法一直都沒變。也許，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借用的這三個名詞——來源於美國人愛德華·勒特韋克寫的《羅馬帝國的大戰略》一書。

　　3、在有利地形上進行的防守反擊，是打擊北亞騎兵集團的有效手段

　　（1）為什麼要防守反擊？為什麼不完全死守城池和堡壘？

　　利用步兵在堅固的城池和堡壘中進行防守，用強弩等武器打擊不能衝上城牆的騎兵，固然是自保的手段。但是，這等於是把戰場、乃至整個地區的控制權交給了敵方。

　　這樣一來，北亞騎兵集團可以肆意蹂躪城池周圍的鄉村，掠奪物資和人口、破壞生產，掏空防守方的戰爭資源。這與「農村包圍城市」異曲同工。

　　所以，如果中原軍隊不進行有力的防守反擊，會落入坐以待斃的境地。

　　（2）火力齊射和短促反衝鋒，是防守反擊的核心戰術。

　　前面提到過，中原軍隊的步兵集團有遠射優勢、近戰肉搏優勢，中原輕車、突騎兵在平原上對游擊騎兵有衝鋒肉搏優勢。那麼，一個自然的想法產生了：能不能把以上兩種優勢綜合起來？

　　答案是肯定的。本劍客早在《古代中國步騎對抗模型》系列中系統闡述了這種戰術組合，並在《古代中國步騎對抗模型之四（上）》里列舉了歷史戰例和古代兵家理論。（詳情參見註解4.）

　　這種戰術組合，做得好的情況就是「有效射程內、火力齊射飽和攻擊、繼而迅猛反衝鋒」。《孫子兵法》說：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有人懷疑步兵短促反衝鋒是否能捕捉到敵方騎兵，其實從戰場動態發展就可以看到：首先，敵方騎兵朝向我方步兵衝鋒；二、我方弓弩兵利用射程優勢打擊敵方騎兵，如果敵騎就此敗退，自然用不著反衝鋒了；三，敵騎不退，繼續朝我方推進，開始騎射，我方繼續用弓弩猛烈還擊，如果這時敵騎敗退，也用不著反衝鋒；四、敵騎繼續朝我方運動，距離拉近到50米甚至30米內時，我方步兵迅速發動反衝鋒，長矛大戟如牆而進，這是一個「相向運動」，雙方運動速度疊加，只需5秒甚至更短時間就會相遇；五、敵騎停馬並想回跑，想要脫離接觸，但馬也需要時間停速轉向，這個過程不是1、2秒就可以完成的；六、敵騎在先前遭受我方弓弩殺傷，隊型會被破壞、戰鬥組織有損傷、人馬有傷亡，這都是制約其下一步動作的因素；七、所以只要步兵在充分準備下，勇敢地在近距離發動猛烈反衝鋒，就可以打垮敵方騎兵的攻勢，並咬住敵騎。

　　至於騎兵反衝鋒，就更容易。

　　（3）中原軍隊也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利用己方熟知地形、擁有民心的優勢，通過設伏、截擊等手段打擊北亞騎兵集團。使用的兵種，既可以是騎兵，也可以步兵，也可以步騎結合。總之，要以具體情況而定，選擇良將精兵，並給予良將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權力。

　　《孫子兵法·始計篇》說：「兵者，詭道也。」

　　4、防守反擊的出擊距離，下限是有利的後方屏蔽（比如城牆）外五十米，上限是騎兵一次突擊能達到的極限。這是短促反衝鋒，是一種有限使用武力的戰術。

　　防守反擊既然要做到「勢險節短」，出擊距離一定要控制，以避免己方的攻勢變成「強弩之末」。

　　另一方面，從敵方來分析，北亞騎兵有機動優勢，在地利和戰場情況允許的情況下，可以繞行到中原軍隊突出部的側翼和背後進行打擊。

　　所以，中原軍隊的反擊，必須時刻考慮背後和側翼的安全。在戰鬥的開始，由於背靠城牆或大山等屏障，背後無憂；側翼有山有水，也安全；當反擊開始以後，突出部的側翼和後方逐漸暴露，且越來越大，有被敵方利用的可能。所以，出擊距離必然有客觀限制。

　　（1）一般情況下，步兵反衝鋒距離的限制是五十米。

　　五十米這個距離，是歷代兵家總結的經驗，對這個數字的論證，涉及到步兵的速度、陣法的排布和應變手段、後方弓弩兵的火力支援諸要素。本劍客在《古代中國步騎對抗模型之三》里，從對二線部隊和預備隊布置的分析入手，在陣法排布和應變上，論證了這個數字的有效性，參考的軍隊和陣法來自於明朝戚繼光的《練兵實紀》，使用兵力為三千人，數據為「三十步」。

　　實際上，早在唐朝的李靖也提出了這個數字「三十步」（詳情參見註解5）。中國古代度量衡，單跨為跬，雙跨為步；唐朝一步相當於今天的1.5米略少，明朝一步相當於1.6米略強；所以，兩朝的「三十步」都在五十米左右。

　　（2）防守反擊的最大出擊距離，由騎兵的突擊能力決定。

　　中原軍隊雖然常常騎兵比例小，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騎兵，而騎兵的戰場速度通常超過步兵。所以，在適當的戰場、適當的時機，發動騎兵突擊，是比步兵反衝鋒更為有力的反擊手段。

　　中原騎兵的突襲能力，漢唐大規模遠征，數千里的不少見，但這屬於長時間進攻，不適用防守反擊這種短時間出擊的情況。考慮到馬匹的耐力和恢復的需要，短促突擊的時間通常應以一晝夜為上限。東漢末年，曹操追擊劉備，一晝夜奔襲三百里（漢朝一里為415.8米）；唐初柏壁之戰，李世民追擊宋金剛，一晝夜兩百餘里（唐朝一里540米略少）；明朝將領出塞「搗巢」，多是兩三百里；明朝戚繼光在《練兵實紀·車、步、騎營陣解》里說，蒙古騎兵騎肥壯馬，一天一百五十餘里。所以考慮回來的路程，對半分，防守反擊中騎兵的突擊距離以30公里為一般值，60公里接近極限。大於這個數字，屬於特例，需要將領認真考慮，如果敵軍組織、指揮系統被徹底打垮，就可以繼續追擊。

　　5、由以上數據綜合推導，中原軍隊建立有利城池的位置，應在離山區水畔30公里上下，具體數值要根據具體地形和後勤供應狀況來確定。如按正方形計算，其有效控制範圍為（X+Δx）^2；X為正方形城池邊長；Δx為出擊距離，是根據實際情況變化的變數。如果按圓形等圖形算，根據幾何學類推。

　　三、中原軍隊在西靠太行山脈、東向華北平原的北京——鶴壁一線的城池上進行防守反擊，是穩定華北地區的必然選擇。這是由軍事戰略地理、中原軍隊的優勢、中原軍隊所能採取的正確的戰術所決定的。它是一種立足於依託山水地理、城池和有效控制領土的積極防禦戰，是服從於客觀條件下的主觀積極的選擇。它的特點，軍事客觀規律是第一位的，人的主觀意識是第二位的，首要目標是保護以城池為中心的人口和資源，策略是有限使用武力的短促出擊，不能歸於平原野戰，更談不上崇尚野戰取向。

　　關於以上一點，本劍客已經在「依山傍水是對中原軍隊有利的地形」一節中做了詳細說明。曾瑞龍在《經略幽燕·緒論》中開口就亂說，在說宋軍的野戰取向、力爭平原時，竟然緊接著舉了「滿城之戰」的例子。

　　打開地圖就可以看到，滿城位於今保定市西北，其西邊緊鄰太行山脈，最近的山丘離滿城不到2公里。在這種地方打仗，也能叫「力爭平原」？在保定——石家莊一線進行傳統的、符合軍事客觀規律的依託城池和有利地形的防守反擊，並非野外隨意機動，也能延伸出「野戰取向」問題？曾瑞龍只有一點說對了，是宋軍「積極」。但這種積極，是立足於軍事客觀規律的。

　　（一）、由於是防守反擊，中原軍隊的戰役組織其實有很大的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這是也是由軍事客觀要求決定的。這種戰役的組織，本身不存在所謂的「高組織風險」，更不能以此為宋朝猜疑壓制武將的政策做辯護。

　　在前面，本劍客已經就防守反擊的空間和時間的數值進行了論述。出擊的距離為Δx，通常情況下，50米&<Δx&<60公里。騎兵突擊的時間以一晝夜內為通常值，大於此數，則將領要謹慎認真考慮。

　　曾瑞龍對這種防守反擊原則，將它和其他軍事突襲行動一概歸為「急促的戰役法」，根本就是不懂裝懂。曾瑞龍還將此作為五代至北宋軍隊的經驗習慣來理解，曲解到「文化」概念，使人不禁大笑。中國兵家思想、理論、實踐，都是立足於客觀世界、服從軍事鬥爭客觀規律的，以軍政合力為最高原則，統攝軍事、政治、經濟諸要素，是嚴格遵守物質第一、意識第二的學科，不是一枕黃粱的文人文化。

　　（二）、曾瑞龍在論述宋軍的「高組織風險」上，舉例就很多錯誤。比如：

　　1、君子館中李繼隆的脫逃，從部隊分派上來說，劉廷讓只是把李繼隆定為後軍（即預備隊）、沒有讓他亂動，如果這種安排在客觀上也能有「高組織風險」的話，那有哪種軍事部署沒有「高組織風險」？其實問題的核心就是宋太宗在軍權問題上的猜忌，導致前線宋軍指揮權的難於統一，從而違反軍事鬥爭「斗眾如斗寡，我專敵分」的客觀要求。而李繼隆又是皇親國戚身份，自恃有點軍事韜略，才會戰前不和劉廷讓認真討論，戰時一見不妙拔腿就溜。

　　其實，李繼隆在軍事素養上，是一個中規中距的將領，對中原軍隊的防守反擊原則掌握得很好，這從他前後的戰史可以看出（如滿城、唐河等典型的依託有利地形的防守反擊）。但是，這不能掩蓋他自恃皇親、獨斷專行、「死道友不死貧道」的作風。

　　2、陳家谷口之戰，王侁、潘美等人不按照與楊業的約定，致使楊業回撤時孤立無援，是典型將領間不和猜忌造成的失敗。這種戰鬥組織，根本就談不上複雜，甚至談不上戰役，兵力分為兩部分，楊業率領一部分兵力與敵周旋，潘美、王侁設伏等候；時間跨度也僅是從一個白晝；這種戰鬥都組織不好的話，宋軍根本就不用戰鬥了，直接等遼軍把城池周圍搶光了事，然後舉國投降。

　　3、曾瑞龍還舉了曹彬的例子，這就更反映出他無具體分析、為觀點找論據的毛病。同樣是曹彬這個人，同樣是十萬大軍，在趙匡胤賜劍給予專殺軍權的保證下，曹彬順利平滅南唐；到了趙光義命將北伐時，曹彬就壓不住諸將的議論，進退失據，最後在岐溝關大敗。要麼，兩個戰例都有「高組織風險」，征南唐只是僥倖勝利。要麼，問題核心根本就不是什麼戰役組織的高風險。

　　其實，曹彬此人，軍事素養不高於郭進、王全斌、潘美、田重進等人。宋太祖趙匡胤用他，是看他行事謹小慎微、不犯上的特性，符合自己防範大將兵變的需要。宋太祖平南唐，計劃完備、軍事準備充足，只要曹彬能率領諸將按計划行事，就能征服虛弱的南唐。所以，宋太祖賜劍給曹彬，給他專殺的權力，建立軍事威信。

　　宋太宗就不然，他本身也是不明不白上位，猜忌更重，在設置監軍上就可以看出：名將郭進死得蹊蹺，監軍田欽祚敢於欺凌他就是一件怪事。陳家谷口之戰，監軍王侁起的破壞作用也很明顯。曹彬北伐，其本人才略並不出眾，宋太宗也沒有給他統馭十萬大軍的專斷之權，更在後方千里之外不斷發命令指揮前方軍隊，造成曹彬的軍事決策受到多方干擾，陷入混亂。而這，不是戰役組織風險問題，是選將和軍事指揮系統的問題。

　　《孫子兵法》說：「斗眾如斗寡」。

　　《通典·李靖兵法》說：「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眾，如領一人。」

　　宋太宗在選將、軍事指揮體系和戰略決策上的責任，是脫不掉的。

　　（三）、後周至宋，爭取奪回幽雲十六州的行為，是遵從中原軍隊防守反擊原則（既是戰術、也是戰略）下的理性選擇。不如此，中原王朝就無法和北亞集團保持軍事均衡，就始終處於不利的軍事戰略地理狀況。這是由軍事鬥爭的客觀規律決定的。空談什麼戰略文化、外交、強權政治思維等等，都是離題萬里。

　　前文已經論述過，中原軍隊在西靠太行山脈、東向俯瞰華北平原的北京——鶴壁一線城池上進行防守反擊，是穩定華北地區的必然選擇。這是由軍事戰略地理、中原軍隊的優勢、中原軍隊所能採取的正確的戰術所決定的。

　　所以，立足於客觀實際，後周和北宋就必須收復幽州在內的以燕山、太行山為依託的眾多戰略要點，以此首先在軍事鬥爭的基礎上，立於不敗之地。

　　《孫子兵法》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孫子兵法》高度提煉的這些原則，小到戰技、戰術，大到戰略、國策，都是適用的。脫離這種立足客觀實際的思考，妄想和遼之類的北方集團保持長期和平，不是變成幻想狂，就是精神病。

　　難道要把中原幾千萬甚至上億的人民的生命、財產、尊嚴、幸福，寄托在毫無軍事基礎的和議上？寄託於北亞集團的人性？那女真從受遼壓迫、到反抗遼、再到侵略宋的過程中，遼的人性、女真的人性，又是什麼樣？

　　四、曾瑞龍的「戰略文化」提法錯誤百出。

　　（一）從個人戰鬥到軍隊組織，再到戰役組織，最後到國家戰略，是立足於各自客觀層面的行為，受到不同的客觀要求。個人要勇敢善斗，是戰場鬥爭第一線的要求；組織要紀律嚴明，指揮要如臂使指、兵貴神速，是軍事組織和指揮的要求；國家戰略要慎重選擇，是力求國家長盛不衰的要求。

　　曾瑞龍在《內政導向與野戰取向·結論》中列了一個表，按戰役層次和武力強度為兩個坐標軸，從大戰略說到個人戰鬥，提出層次越低、武力強度越高（好勇鬥狠），是一種「戰略文化落差」，懷疑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其實，這都是軍事鬥爭乃至國家間競爭的客觀需要。明朝名將戚繼光是一位從團級軍官成長為十幾萬大軍主帥的將領，他的履歷完整，其兵書著述豐富，可以為世人提供軍事鬥爭從小到大的客觀規律。

　　戚繼光在最早的《紀效新書·十八卷本》里說過：「按照我這個職位，本是一參將等級，所以我所思考的，不超出訓練指揮三千兵馬的兵法範圍；寧肯言語粗鄙不完美，也要求得實在的效果；不敢粉飾語言寫繁瑣的文章，做些表面的虛文。」

　　1、戚繼光在首先選兵時，就提到：「義烏人的本性介於機詐和勇銳之間，尤其有血氣之勇。雖然衝鋒時比處州人膽小一些，但能夠連續作戰，同一場戰鬥中還能奮勇反撲。（故而戚繼光選擇了招募義務人練兵）紹興人就難訓練，心思伶俐，見敵就走，敵人撤退就追，敵人返回又退，反正就是不短兵肉搏，只願意干守城、紮營的勞動活。俗話說，藝高人膽大。但是，武藝高只能給本身就有膽氣的人增加膽量，不是說懦弱膽小的人只要練好一種武藝就能立刻膽大起來。只有平素就有膽氣的人，加上力氣大、高大壯、伶俐，再加以練習武藝，這是錦上添花，不可多得的人才。」

　　（1）所以，基層兵將的首要特性，就是要勇敢，有膽氣。

　　（2）其次，要練習武藝。戚繼光說：「你們既無躲身的法子，又不想學習武藝，不是與性命有仇的人、不是獃子，又是什麼？」

　　先秦《孫子兵法》說：「兵無選鋒，曰北。」

　　2、戚繼光後來到北方統領十幾萬（約十六萬）大軍時，寫下了《練兵實紀》，《練兵實紀·嚴節制》里說：「兵法的節制有二種情況。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勢如風雨般快速，來不及由主將賞罰管理，只能由領頭的人一語傳呼命令，這種情況，沒有通常的節制是可以的。但實際上，這就是臨陣將領的節制。如果用數萬之眾，在堂堂原野之間，就要求法明令審，行動和停止都有規則，使得強者不能獨自進擊，弱者不能獨自後退，整個大軍靜時如山嶽般穩固、不可動搖，動時如江河般洶湧、不可阻遏，即使亂了還能回復完整，百戰不殆，握定勝算，以組織完整、打不爛的軍隊擊敗敵人。所以，離開了節制必不能成強軍。」

　　3、戚繼光在《練兵實紀·儲練通論》里說：「哨官以上，弓馬技藝，都是次要的，不能放在首要位置，但也必須有一項武藝，然後以此為保障，可以臨陣當先。而且在平時教練時，必須知道一項武藝的長短處，才可以教人。能夠遵從主將的命令，能忍受下面軍士的抱怨，不貪圖士卒的錢財，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又略識文字，有上進心的，就大致可以擔任千人之將了。」

　　4、由以上三點可知，基層的軍事要求，就是勇敢武藝高，而遵守紀律是基本的軍規，都是軍事鬥爭的客觀要求，是統一的，兩者之間不是矛盾。曾瑞龍在「個人戰鬥」中說五代到宋的「好勇鬥狠」，是與更上層次的矛盾，是一種「戰略文化落差」，根本就是軍事外行的話。而且他還舉些騎兵將領的例子來佐證自己的觀點，更是將騎兵指揮要求飄忽機動、果斷觸突、靈活進退的客觀規律置之腦後。

　　（二）、在戰術和戰役組織上，前文已經大篇幅論述過，防守反擊的原則是中國軍隊的客觀理性選擇，客觀基礎是地利、城池、軍事優勢、正確的戰術選擇，軍事理論的核心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在此基礎上，做到「勢險節短」、「兵貴神速」。

　　曾瑞龍在「戰略文化」概念中說五代到北宋的戰術是「崇尚野戰」、戰役法是「先發制人、縱深突破」、崇尚「急促戰役法」。本人已前文已經證明過，這是對古中國軍事思想的曲解，歷史事實也不支持他的觀點。曾瑞龍根本就沒弄懂軍事史，舉的例子更是自相矛盾，比如：

　　1、五代時王晏球的定州之戰，並非曾瑞龍以為的「野戰取向」（崇尚野戰取向反映在近身肉搏）。

　　本劍客在《兵家論史之宋之衰亡》里一開始就介紹過王晏球這一戰，綜合《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晏球的原部署是以城池為基地建立防禦，曲陽之戰是被逼迫的遭遇戰。過程如下：

　　戰役第一階段：天成二年，王晏球被封「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帶兵戍守滿城（今保定西北），在定州東北面。定州王都遣人招誘北方的契丹，契丹主遣禿餒帶萬騎救援王都。晏球升任「北面行營招討使」，他得報禿餒兵將要襲來，就留「宣徽南院使」張延朗屯守新樂城（定州西南），自率兵在望都城阻擊契丹兵馬，防止契丹軍與王都軍會合。（望都在滿城西南，定州東北）

　　戰役第二階段：而契丹軍從其它道路進入定州，與王都軍合流，出其不意地擊敗南邊新樂的張延朗軍。張延朗大敗，收攏剩下的部隊，向新樂西北面的曲陽城進發，以求和王晏球軍會合。王都率軍乘勝追擊。

　　戰役第三階段：王晏球率軍從望都向西南方的曲陽撤退，行進到曲陽城東北的河邊時（長星川），剛剛坐在馬紮上，準備指麾軍隊渡河進入曲陽，而這時，王都和契丹聯軍就追殺（張延朗）到了。王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發箭射擊，才將王都軍的前鋒擊退。這時，雙方的後軍都到了。王晏球戰在高岡上（嘉山），命令諸將都收起弓矢、用格鬥兵器，敢於回頭看的人，斬。於是，符彥卿以左軍從左攻，高行珪以右軍從右攻，中軍騎士抱著馬項持劍沖入敵軍。王都和契丹聯軍於是大敗，從曲陽至定州，橫屍棄甲達六十餘里（定州在曲陽東南）。王都與禿餒逃入定州城，不敢再出來。

　　戰役第四階段：契丹主又派遣「惕隱」特哩袞以七千騎增援王都。這時，天下大雨（地形、路況更不利騎兵），於是王晏球出軍在唐河擊敗特哩袞軍，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

　　戰役第五階段：隨後，王晏球進攻定州，長時間都不強攻。後唐明宗幾次派人催促他快點破賊。王晏球認為不可急於攻擊。他手下的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人宣佈道：「晏球害怕了！我們要執行皇帝的命令，攻城。」於是，他們驅兵進攻，結果，果然戰敗，死傷三千餘人。於是，諸將不敢再說進攻。王晏球於是就讓士卒休養恢復，用周圍三州的賦稅做糧餉，並把自己的俸祿私財都用來買牛肉酒菜，犒勞將士。圍城日久，城中的王都軍糧盡，於是先放出居民萬餘人，幾次和契丹將禿餒商量突圍逃走，但是沒能成功。最後，王都的手下馬讓能獻城投降，王都**而死。

　　（1）從以上記述可以看出，王晏球無論從軍事素養到臨戰指揮，都是持重的將領，並不崇尚「速決戰」。曾瑞龍不詳查整個戰役的經過，輕浮武斷地理解其戰術戰略，是一種「說書先生」的行為。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說得清楚：「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

　　《舊五代史》也說：「晏珠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略，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

　　以上都說明，中國古代兵法，以及舉朝君王文臣最終認可佩服的兵家理念，都不是速決，也不好殺，更不是野戰，而是「全勝」。

　　2、曾瑞龍舉的陽城之戰的例子，也是錯誤的。《資治通鑒》記載：

　　當時後晉軍會集於定州，然後沿石家莊——保定一線向北收復滿城、遂城，撤退到虎北口的耶律德光聞訊，率軍八萬騎反撲。

　　後晉軍退守泰州。後晉軍到泰州（保定市東北馬庄）的第三天，契丹軍前鋒趕到。

　　契丹軍前鋒到的第二天，後晉軍退守陽城（今保定市南的清苑縣東壁陽城村）。契丹軍前鋒跟隨。

　　第二天，契丹大軍到達陽城。後晉軍與之交戰，擊敗契丹軍，追擊十餘里，契丹逃過白溝而去。

　　前次契丹大軍到陽城的第三天（即兩天後），後晉軍結陳向南撤退。契丹軍又返回包圍後晉軍。後晉軍諸部合力戰鬥，邊打邊走，當天，才走十餘里，人馬飢乏。

　　離開陽城的第二天，後晉軍走到白團衛村，埋鹿角建營寨。契丹軍布置幾重包圍圈，又派奇兵繞到寨後斷糧道。這天晚上，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挖井，才挖到水，旁邊的土就崩了，士卒取泥水，用布帛包起來絞出水，然後飲用；因為取水慢，人馬都比較渴。

　　到了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時候，風更大了。契丹主耶律德光坐在奚車中，命令手下道：「晉軍都在這裡了，應當全部殲滅他們，然後南取大梁！」於是他命令重甲騎兵下馬，從營寨的四面拔鹿角進攻，準備步戰肉搏進攻晉軍，並且順風縱火揚塵以助漲其聲勢。

　　後晉軍軍士都憤怒了，大呼道：「都招討使為什麼不用兵，難道要士卒們等死嗎！」諸將也都請出戰，杜重威說：「等風小一點，再看可不可以。」

　　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一旦打起來，雙方都看不清對面有多少人、主力在哪裡，所以用不了計謀，只有力斗者勝，這大風是天助我也。要是等風停了，敵人看清了，我們恐怕就被殺光了。」於是馬上叫道：「諸軍一起出擊殺敵！」又對杜重威說道：「您善於防守，我就用中軍決死衝鋒罷！」

　　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集諸將問計，都說：「北虜得風勢，等風向變了再交戰比較穩妥。」張彥澤也這麼認為。

　　諸將退下，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人葯元福獨自留下，對張彥澤說：「現在軍中已經很饑渴，如果等風向變了，我們就都被俘虜了。敵人以為我們不能逆風作戰，那我們就應該出其不意突然襲擊，這就是兵家詭道。」

　　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說：「與其束手就擒，還不如以身殉國！」於是和張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率領精騎兵出營寨西門反擊契丹軍，其他諸將跟隨出擊。（注意：東北風下，向西進攻是順風！）

　　契丹軍退卻數百步。符彥卿等人對李守貞說：「接下來，是帶隊在營寨邊來回掃蕩防守？還是一直向前衝鋒，以最終獲勝為準？」

　　李守貞說：「戰事進行到這裡，怎麼可以回馬！正應該趁敵人敗退，長驅取勝，不給敵人喘息的時間！」

　　於是符彥卿等人繼續躍馬衝鋒追擊。風更大了，吹起的沙塵，讓天地如夜一般。符彥卿等人率領萬餘騎橫衝直撞，殺入契丹軍中，殺聲震天。契丹軍大敗而走，如同山崩一樣潰敗，不復組織。

　　這時，李守貞也下令步兵拔出營寨邊的鹿角，出去戰鬥。於是步騎聯合衝鋒，追擊契丹敗軍二十餘里。

　　契丹的重甲騎兵由於已經下馬，倉皇之中不能重新上馬，只有丟棄馬匹和盔甲兵器。契丹散卒到了陽城東南的河邊，才稍微恢復陣列。

　　這時，杜重威說：「賊已破膽，不能讓他們重新集結列陣！」於是派精騎衝鋒，把契丹軍徹底打敗。契丹敗軍都渡河而逃。

　　契丹主耶律德光乘坐奚車走十餘里，見追兵快追上了，馬上搶一頭駱駝，騎著逃走。

　　諸將請求加急追擊。杜重威說道曰：「和敵人打仗僥倖不死，還貪圖那點敵人財物嗎？」

　　李守貞說：「這兩天人馬都渴壞了，今天喝了個飽，腳都重，難以繼續追擊，不如全軍而還。」於是後晉軍撤退到定州。契丹主到了幽州，敗兵才稍稍集中；以戰敗之罪，杖責酋長各數百人，只有趙延壽被免處罰。

　　（1）由《資治通鑒》的詳細記載可以知道，自始至終，後晉軍都是嚴格遵循保定——石家莊一線的以城池為基地、以西面太行山脈為依託、以發源於高山的諸水係為畔（保障飲水充足），進行防守反擊的。作戰方式主要是防守，加以短促反衝鋒。可以看到，其反衝鋒的距離，一個是十餘里，一個是二十餘里，正於本劍客在前面論述的數據相符！最長戰鬥時間控制在了一天內！

　　五、總結。

　　曾瑞龍既不虛心學習軍事技戰術和軍事科學，又不認真分析古代戰史，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輕浮放蕩，借用外國人發明的一點辭彙，不懂裝懂，先立觀點，亂套戰例，胡說八道，其《經略幽燕》一書，根本就是浪費紙張，一文不值！

　　本劍客早在《兵家論史之宋之衰亡》里就說過，宋朝以來的無行文人，因為貪圖宋朝籠絡他們的高官厚祿，昧著良心，拚命給宋朝文過飾非、吹捧拔高，其行為臭不可聞！

　　其實，明朝名將俞大猷的兵法師傅趙本學就評過：「宋朝皇帝和文人編的軍陣，有正無奇，指揮系統混亂，只知被動防守，哪能不弱！」

　　趙本學是趙宋宗室後裔，即南宋初南下泉州的南外宗太祖趙匡胤系趙子先的直系子孫。他都能秉筆直書，笑死現在這群還給宋朝塗脂抹粉的無恥文人。

　　他們吹捧宋朝富裕，其實是苛捐雜稅達到高峰。認真研究經濟財稅史的人都知道，要是明朝有宋朝搜刮百姓的本事、官商壟斷，怎麼會沒錢滅後金？宋朝虛假的幾個繁榮都市背後，是像現在環京津貧困帶一樣的慘狀。

　　他們說宋朝缺馬。可前面我舉的戰例中寫明了，後晉軍對八萬契丹騎兵（還包括鐵鷂子重甲騎兵），也就用萬餘騎兵衝鋒決鬥。歷史上，北魏爾朱榮七千雙馬騎兵；唐太宗打天下，親領也就一千玄甲精騎；後唐起家，七千騎兵，爭河洛，不過萬餘，盛時三萬五；後周到趙匡胤時，騎兵使用都少見幾萬。

　　《通典》唐朝李靖兵法，二萬大軍，馬軍四千，比例才五分之一，其數理即中央機動兵團。由此，十萬步騎，騎兵才需要二萬。即使高配，馬三步七，足以保家衛國。宋朝湊不出嗎？糊弄鬼呢！

　　文人喊著漢唐馬多，可人家是遠征漠北、中亞，你一個宋朝，防守反擊、保衛中原的疆土，還喊馬匹不足？

　　無能就是無能。從宋朝到今天，他們只會找借口！

註解1：

　　《漢書》記載西漢法家晁錯《言兵事書》：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北宋初刑部尚書、幽州人宋琪在宋太宗雍熙三年第二次北伐時上書說：

　　「每契丹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眾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也。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眾，力強也。」——《續資治通鑒長編》

　　兵器及兵種配合，先秦《司馬法》：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註解2：

　　《孫子兵法·地形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註解3：

　　西漢晁錯《言兵事書》：「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穀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厄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註解4：

　　《通典·兵典·李靖兵法》：「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拏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蕩、奇兵亦不得

　　輒動。若步兵被賊蹙回，其跳蕩、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卻回，整頓援前。若跳蕩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卻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可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其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發用。」

　　《古代中國步騎對抗模型之四（上）》節選：

　　1、《漢書》載李陵陣：

　　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2、東漢段熲陣

　　《後漢書·皇甫張段》：「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觽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淚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觽皆應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觽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

　　3、《三國志》載鞠義陣：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麹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斗，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陳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

　　以上三陣都有一個戰法特點：

　　火力齊射打擊，緊接著「主動」近戰衝擊。齊射的距離往往拖到很近，即「數十步」，要求的效果是挫傷敵人銳氣、打亂敵方前鋒陣型。近戰的發起要緊接齊射的結束，要求要猛，能充分利用齊射的效果。

　　從以上三陣時間上說，一個是西漢武帝時，兩個是東漢末年，且鞠義很可能曾是段熲等平羌將領的手下（前後相差三十餘年），所以，軍事上的傳承性顯而易見。

　　從三陣的兵種搭配說，李陵陣是純步兵，有車營；段熲陣有輕騎兵（中國意義的輕騎兵僅指重量，仍可突擊）；鞠義陣是純步兵的「先登」部隊，後面還有步兵主力，但騎兵遠不如公孫瓚多是肯定的。

　　從地形上看：李陵陣是在山谷中；段熲陣在寧夏固原，是丘陵河谷地帶，但當時可能平坦一些（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問題）；鞠義陣就是在河北平原了，即使界橋南二十里有丘陵，但看公孫瓚與袁紹兩方布置的兵力都有幾萬人，公孫瓚還有上萬騎兵，戰場容量不會小。

　　到了唐朝，杜佑《通典》里保存的李靖兵法仍有這一戰術的表現，最顯眼的，就是弩手在二十（弓）步（約30米）棄弩，用陌刀棒與戰鋒隊向前奮擊。

　　並且，李靖還強調弩手棄下的弩由後面的「駐隊」人收。通過以上的總結，很容易得出原因：抓緊時間反衝鋒。

　　戰場上的戰機是稍縱即逝的，尤其是在古代遠程兵器有效射程近的情況下，火力齊射打擊造成敵人集團進攻隊形的混亂時間，往往也就是幾秒鐘而已。所以一旦創造了機會，還要抓緊機會。

　　如戚繼光所說：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實戰篇》「申戰彀。凡列陣，須一息而定，列時勿使敵見為妙。敵不知，則用暗令列陣；敵知，則用明令列陣。列畢，火器在先，抬陣而前。或寇來沖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令齊發，只有一次。次看起火，各射火箭、弓箭，且行且射。兵士乘火煙如雲，一齊擁進，須是飛走，勿亂隊伍，蜂叢蟻附，如山崩，如牆堵，不可毫髮遲疑，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煙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免，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註解5：

　　唐朝杜佑《通典·李靖兵法》：若其賊退，步趁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趁。審知賊退，撩亂驚怖，然可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斗之時，雖蹔下馬，賊徒敗退以後，即任騎馬檢校騰逐。

　　明朝戚繼光《練兵實紀?操車騎》：「任是如何廝殺，步兵不可去車三十步之外。車內噴筒火箭，此時俱出車，驚燒其馬。俟賊敗退，舉變令炮一聲，馬陣高招急點，即點鼓，馬兵由步兵隊空內出前追賊。如操馬兵戰法，收回同。其車、馬、步下殺手，照單操號令收回。」

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了@經略幽燕我童貫

英年早逝，死於S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