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什麼重農輕商？

01-12

一直想問這個問題，要是有人能對比西方文明來分析一下就好了。

個人認為「重農輕商」不過是一個政治口號而已。。宋神宗的時候，朝廷的稅收中工商稅的比例就已經超過了農業稅，商業這麼一個大財源朝廷怎麼會放過。。主要還是商人階層（商業資本）會對統治者的統治地位產生威脅。。

如果商人以其財力掌握了國家的大量社會資源（土地、礦產、金融乃至人力等），就不利於統治者對國家資源和國民的支配，在內外政策（尤其是財政）上也會受制於人而不能做到「家天下」，同時商人階層也會尋求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從而對皇權產生威脅——英國查理一世被砍頭、法國大GM就是典例。。

另外，農業是國家的基礎行業，而農民又佔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其經濟實力、生活文化水平等等在各階層中是最低的——對農民的控制成本和動員成本較商人低（比商人容易使喚），又是最大的兵源，哪個統治者不喜歡？不然「耕戰」一詞從何而來。。但農民自身的抗風險能力極差，基本上是「靠天吃飯」，遇上些天災人禍什麼的，農民從來都是最慘最無助的，不穩定住這麼大一個群體，皇帝的屁股也是坐不穩的。。

在社會變革中，政府把其中的成本分攤到廣大農民身上（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以推動國家發展，比如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拆啥啥之類的，想到了這幾十年來天朝對農民的欠債問題（注意和諧）。。

口號的字面意義和現實完全是兩碼事。看看周圍就明白了，都說工農聯盟領導人民專政，結果以許家印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其地位是比你低了，還是比我低了？現實中抑制房地產行業的結果，是你我買房便宜了，還是房地產商揭不開鍋了？

限制行業的結果，就是提高行業的准入，自然讓現有領域的人更掙錢。你們縣城當年的網吧老闆，因為抑制網吧業發展是賺錢更多，還是更少？有錢自然不會害怕沒全權、沒地位。先不說從漢代開始，制度上允許花錢捐官，以後歷代如此，也不說呂不韋因為金錢的關係，在重農抑商的老祖宗秦國當了宰相。就說商人因為金錢，自然和官員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完全可以狐假虎威嘛。

管制可以給商人帶來更多的好處，自然間接的提高了官員收益，皇帝、官員肯定支持抑商嘛。如果從商真要抑制，皇帝犯不著要親自任命十三行，官員犯不著搶著去江南織造幹嘛。這和現在石油行業國有化，銀監會審批嚴格是一個道理。石油國有化說是為了國計民生，結果國內的汽油比國外便宜了？

你說古代重農抑商，老百姓買鹽便宜，還是買絲綢便宜？都和現在加油一樣好么。所以沒事讀點經濟學，就知道重農抑商就是苦了農民，多簡單的道理，哎。

自秦以後，重農輕商和人民當家做主一樣，說說而已，哪朝哪代富可敵國的商人不是勾連權貴，呼風喚雨的，哪裡輕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有了經濟基礎的商人，必然要在上層建築尋找代理人和保護傘。

此問題實際變為，為何上層建築要在宣傳層面強調「重農輕商」。

在群雄逐鹿的亂世，是商人，知識分子，豪俠這些人的天堂，用現在的話說，他們相當於是各個割據政權的共享服務中心（shared services center)和卓越能力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可以在各個割據政權中待價而沽。

而在穩定的大一統王朝中，這些人都是社會不安定因素了，需要在社會生活中跟他們找到新的定位。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給了文武之徒一條路走，特別是對知識分子採取了懷柔收編政策，對於抗拒的，則是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殺殺殺殺！而商業中的支柱產業被國家壟斷經營，開放給民營資本的是國有經濟的有益補充，或者洗錢白手套。這樣的人從禮制上給予一些歧視性待遇，讓他們得實利而背污名。商業積累的財富出口也又流回土地，反哺了農業。

結論：重農輕商只是基於統治需要的宣傳，不是事實

收稅成本：稅收是統治的基礎，因此容易收稅的產業會得到政府的重視。商業產出不具有可視性，農業產品具有可視性；因此對農業收稅很容易。這一點可參考趙岡的論述。值得一說的是，農業的利潤率遠低於商業，所以無論哪個政府都覬覦商業，比較典型的是鹽、鐵專賣制度；這一點可參考吳曉波的論述：《中國人真的「輕商」嗎？》中國人真的「輕商」嗎？
統治成本：從事農業的是農民，從事商業的是商人；農民的流動性遠低於商人。較低的流動性不僅使得統治者容易控制農民，而且更容易從農民那裡取得稅收之外的各種資源：隨時從農村低價抽取勞動力、統治集團對農民維持較強的威懾性。連坐制度就是典型的一例。
信息成本：從事農業，不需要太多知識，不需要與外界太多聯繫，所謂的「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對農業和農民低信息成本特性的一個生動描述。因此，農民的可組織性遠低於工人、商人。從這個角度觀察，可以知道，為什麼1800的時候中國GDP佔全世界1/3，但1840年英國可以發動並贏得鴉片戰爭：雖然當時中國有很多資源，然而資源的可組織性遠低於英國。
綜合上面3條，可以發現，不獨中國古代，天下每一個統治集團，在每個時代，都熱愛農民，厭惡商人。但商人最終還是會統治世界，原因在於：商業的利潤率遠高於農業。有人說「商人是世間的巨擘」，其實商人不是，商業才是。
下面是打臉時間，打 @負二的臉。
「你去看看《清明上河圖》，就可以知道宋代的商業有多發達。」……《清明上河圖》畫的是宋朝繁華城市內的繁華街道，用這個來代表宋朝的商業水平，合適嗎？好似你往上海的中央商務區一站，看到人流如織、商鋪琳琅，一派發達國家景象，所以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了，這樣思考問題，合適嗎？
「甚至當時江南的糧食畝產量都已經達到了解放後1955-1975年的水平」……在沒有化肥、化學農藥、農業機械的宋朝當農民，怎樣才能實現糧食單產「1955-1975年的水平」呢？拿人拼唄：1975年10個人可以實現單產1000斤，宋朝就要拿100個人實現單產1000斤。（數據瞎寫的， @chenqin 能找到靠譜的數據么？）所以，拿單產對比，合適嗎？
「明清兩代朝廷收農業稅已經不再收糧」……朱元璋定下的實物稅收方式（正式名字叫啥來著，誰記得？貌似黃仁宇的哪本書裡面論述過。）等很多違反商業邏輯的做法，不僅明朝執行，甚至一直延續到清朝。也許後期有所變通，但是前期仍然是收糧。「不再收糧」的說法，是哪本書上寫的？
「基本稅賦制度由按人頭收稅改革到按土地收稅，造成人口飛速增長」……這句話倒因為果，實際情況是人口飛速增長，導致土地不夠，因此土地變得相對珍貴，很多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淪為佃農。試問，一個佃農耕作的不是自己的土地，一年的收成，部分歸自己，部分歸地主；有些土地佃農分得多，有些土地地主分得多。政府還按照人頭收稅，怎麼收？反而按照土地收稅方便，一塊地上的收成，政府收10%，剩下90%，地主、佃農再去分，多省事。（以上只是大概的模型）以及，人口飛速增長，是因為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各種新的勞動方法、勞動工具、開荒方法等經過不斷積累，得以應用，每個人能生產的糧食增加了，然後養得起更多木匠、醫生、教師、接生婆……等細分職業工作者，大家交換各自的技能，這才有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飛速增長。想靠改變稅製造成人口飛速增長，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有時間再來打，今天就到這裡。

中國古代的封建帝王其實抓住了維護住封建王權的秘訣——重農抑商。儘管他們可能沒想那麼深。

你看看西方的歷史。商業的繁榮中誕生了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又鬧起了革命，葬送了封建皇權。

所以這件事其實就很簡單了，站在封建帝王的立場上，重農抑商無疑是最理智的選擇。

誰能想到，後來國門被外國人的蒸汽輪船敲開了呢。

這是制度決定的。

因為中國古代是等級帝制，強調的是人治，是秩序和等級觀念。而商業行為必不可少的是契約精神，法治必不可少，而且商業行為必須有一個平等自由的環境，這些都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與制度所不能容忍的。

古代糧食產量低，平時沒有太多餘量，也就不可能有多少人脫離農業從事商業。

如果經商的人多了，糧食不夠吃的話，國家就亂了。

所以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朝後期，生產力水平提高了，同時從美洲傳入的玉米啊，紅薯啊等高產作物傳入中國，才讓更多人的脫離了農業，從事手工業，從而也就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

排名靠前的普遍認為重農抑商是口號，這是不對的，提出的論據大致看是兩條：大商人地位高、宋朝工商業的財政收入超過農業。

首先，大商人地位高與抑商不衝突，一是因為地主的影響力更大，二是因為國家在商業上看的是宏觀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商人整體力量大不大、大商人是否會形成某種領域的壟斷，若是有壟斷是否可以輕易根除。有人說歷朝大商人都是勾結權貴呼風喚雨，這句話本身是錯的，可能只適用於明清，而另外，既然是勾結權貴那就說明自己不是權貴，各地的權貴都是地主，正是重農的體現。

其次，宋朝工商稅超過農業稅是錯的，因為工商稅里包含了鹽鐵茶酒這樣官辦企業的收入，還包括了均輸的收入。真正的商業稅相當於關稅，這是低于田賦的，況且北宋中期以後，大量土地被隱藏或者地主勾結寺院官員（寺院官員土地免稅）合法避稅，因此神宗時期的田賦不高也有很大的因素是收稅不利。其實，舉出宋朝的例子是很扯淡的，宋朝什麼時候要求抑制工商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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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農抑商也要分朝代

秦朝是重農抑商，從戰國到秦朝滅亡，出了幾個大商人？

文景之治一度零關稅，這是典型的要重振工商業，口號上也沒有提出抑商。

漢武帝時期，說要打擊商人，那就是真的打擊商人，收高額的財產稅，鼓勵百姓舉報漏稅，一經舉報，十有八九就是抄家，這還是口號？

隋唐不了解。

宋朝是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根本沒有這樣的口號，反而強調不與民爭利，這是保護私有財產的中國式說法。

明清的確是重農抑商的，要從宏觀看，第一關稅收入不高，第二是城鎮化低得只有幾個點，而漢唐宋在10%～20%之間。很明顯這是工商業的倒退，還不夠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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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麼，發展工商業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多修路其他都不要管。但是這麼大的帝國，有很強的離心力，如果都不管，很容易分裂。像中國歷史上不太管的典型，周、漢文景、唐，三個朝代均出現了分裂勢頭，其中文景之後的八王之亂是被成功鎮壓了，但是春秋與唐中期後的fanz蕃鎮割據則是不可逆。

很巧的是，這三個中央政府不太管的時期均出現了工商業的盛世。只是唐朝有它的特殊情況。

因此，寧願政府管得緊一點，你就不要發展工商業了，於是形成了漢朝後期的大莊園經濟，大家圈地修堡壘，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還有明清時期的小農經濟。他們要把帝國的命脈抓在自己手上。

商人對實質沒啥幫助

而農民卻真的提供了統治者需要的物質保障了

這個問題很火，還有一個類似的問題
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為什麼不高？這個問題的答案更加全，大家應該結合起來看。這裡先不分析原因，其實大家把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大概看下，基本上心裡就會有一個底。我這裡和大家分享下思考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想法或者疑惑，歡迎大家解答和討論，其實我自己也沒搞清楚。（ @繆瑩@冷哲@圖靈Don 大神們覺得這些個問題有意義么，我是不是要去提個問？？？）

Q1、【重農輕商】和【重農抑商】存在一定區別，需要界定。【重農輕商】的態度一定程度源於客觀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和生產力水平。而【重農抑商】帶有嚴重的人為政策壓制和宣傳導向嫌疑。（個人感覺，以下可能還是會互用，但是盡量按照這裡的定義）是否可以認為早期的【重農輕商】是農業文明的必然選擇和態勢，而【重農抑商】則是【重農輕商】的某種極端演變？

Q2、【重農輕商】並非古中國文明獨有，甚至是某種世界歷史中的常態。這是什麼原因，是否源於相同原因？覺得 @潘大頭的答案其實部分解釋了該問題。

Q3、清朝覆滅之前的世界，有著兩條文明道路。一條是東方文明，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建立了燦爛的文化，並似乎一直停留在農業文明的發展層面上；還有一條是西方文明，它也曾長期依賴於農業文明，但是在十四、十五世紀後卻跳出了農業文明，轉而尋求和建立了強大的商業文明。那麼都曾長期是農業文明，但為什麼中世紀晚期西歐從依賴農業轉變為依賴商業並發展出強大的商業文明？而古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或者沒有成功轉變？是古中國不需要商業文明，還是農業文明仍然處於上升期而沒有達到轉變的條件？或者其他原因？如果推後西方商業文明入侵的時間，再給中國兩三百年的發展時間，古中國是否能夠完成文明轉型？或者如果東西方文明是隔絕的，古老的中國文明是否會一直停留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陷入某種高水平的穩定陷阱？

Q4、中世紀晚期以後，西歐的君主選擇了商業作為戰爭支撐，而後商業貿易和商人變得重要，並最終導致現代競爭性貿易產生；但是長久以來，古代中國也一直面臨國內農民起義和國外少數民族的騷擾，但是古代中國選擇了農業作為一種統治和戰爭機器的支撐，從而使得農業成為立國之本。為什麼會這樣呢？可以說相互戰爭和爭霸競爭部分造就了西歐的現代化，而中國因為總能產生大一統而遺憾錯失更多轉型機會嗎？（可參見朱天飈《比較政治經濟學》第一章關於現代經濟和現代國家在西歐崛起的微觀因素）

Q5、很多人提到財政作家吳曉波的觀點，所謂的「重農抑商」政策及「士農工商」思想是否如吳曉波所言是某種誤區？或者只是初期為誤區，後來在統治需要、歷史遷移和宣傳加強下成為某種「社會共識」？古中國政府重官商而輕民商是否能夠反駁「重農抑商」政策的普遍存在？官商作為一種扭曲市場的壟斷剝削手段，嚴格區別於民商，是否還能夠成為是正常的商業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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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一些混亂看法，親拍。

1、

【重農輕商】VS【重農抑商】，雖然二者經常互用，但是個人覺得放到歷史發展背景中還是有些區別的。（後面我主要用【重農抑商】這個辭彙）

某種程度上，【重農輕商】必然屬於東西方文明的共同特點。因為，東西方文明長期主要都是農業文明（少數例外：地中海王國或者城市國家很早便發展出海商貿易，但那是少數，環境所決定），即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發展和變化主要依賴於農業和農民的發展變化。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商業並沒有發展成規模，或者那時農業生產力還處於上升期，還沒有支撐起商業大量發展的物資基礎，出現的所謂商業貿易也只是【互補性貿易】，而不是市場經濟中那種專業化的【競爭性貿易】。總之，生產力（農業生產力）水平決定了人類歷史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時間【重農輕商】是一種常態和必然（商業文明也就區區幾百年的歷史）。我也一直在懷疑，中國古代農業生產力是否真正達到了能夠產生【競爭性貿易】的地步或者萌芽，如商業巔峰時期的宋朝。如果說沒有，那麼【重農輕商】無可厚非，無商可重視，或者說【互補性貿易】一直都只是個配角，那麼如何去重視之，老百姓和統治者只能去依靠已經相對發達的農業。（期待知友提供相關數據）

【重農抑商】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有意或者無意忽視商業和商人價值，為達到某種目的（統治需要、社會穩定、思想文化等）而人為地對於商業的壓制。 我國古代從常態和必然的【重農輕商】最終走向了【重農抑商】的歧路，並最終（元朝和清朝對於中國歷史的某種截斷部分導致向商業文明轉型中斷，繼而西方商業文明入侵）失去了良性轉變的機會和動力，而西方國家則從【重農輕商】走向【重農抑商】的過程中發現並堅持了商業和商人的價值，並最終在十四、十五世紀轉向為【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過程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也正因為古中國錯失文明轉型的機遇或者說被西方商業文明所超越並欺辱，部分國人對於【重農抑商】或者【重農輕商】有一種天然的疑惑感、悔恨感甚至仇恨感。但是我隱約覺得，兩種道路的選擇問題，並沒有什麼惡意、善意之分（古代中國的統治者重農抑商的傾向，並不能構成其危害中國長遠發展的罪證，而西方文明成功轉型，也並不能證明他們更加明智和善意），都是兩種文明歷史發展的某種偶然和必然的結果。我一直認為如果西方侵略再往後推一兩百年，古中國很有可能會出現自動的文明轉型，即從農業文明走向商業文明。

2、

吳曉波在其書中反覆提到了歷史上的「重農抑商」政策和「士農工商」思想都是誤區。他理解為，中國古代不是重農抑商，而只是重農且重官商，但是不重民商；由齊國管仲提出來的士農工商概念里，士農和工商並無優劣等級之分，只是四業分工的說法，是中國較早支持專業化生產的思想。

但是秦國商鞅變法之後，特別是漢武帝一朝之後，正統的商業（民商）受到極大的打擊，官商則代替民商成為國家控制人口和積累財政的重要手段。我認為這其實就是典型的「抑商政策」的證據。壟斷剝削形式的官商在古代不應該歸為商業，更多是一種收稅渠道和政治手段。沒了議價和自自由交換的貿易，只能是強取豪奪，是一種政治剝削，只不過披著商業的羊皮罷了。借用某知友的一句話「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其實有一顆壟斷的心」。真正的發展或者至少不抑制商業應該是將交易和貿易的商業權利交還於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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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回答過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為什麼不高？

樂意做一個知識的搬運工，把各位知友的主要答案粘過來：

1、文明成長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所致，中國作為大陸國家，水陸交通為東西走向，而經濟發展軸心是南北走向。貿易成本高，形成農業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區別於地中海國家貿易立國，國土面積小，可耕地不足，航海條件便利，貿易成本較低。

2、生產力水平較低，農業生產力低下，無法滿足基本溫飽的情況下無法形成交換和商業需求，也無法產生商業，更無法產生競爭性貿易。

3、思想觀念和文化作祟，商業表面上就是商品的跨區跨時交易，只有價格高低，產生觀念上的貴賤之分，並無實際物品產生。而農業是有實物長出的，這其實也是歐洲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產生的一種原因。產生價值之說聽起來很空虛，就像目前很多人無法認同和理解金融這種搬運虛擬貨幣的行業。那時的人更加註重生產力，而還沒有配置效率的概念。在後期的歷史反覆宣傳下，這就變成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的固定觀念，就像現在父母還老說公務員好一樣。奸商、拜金等固有觀念的影響。

4、國家統治需要：國家的軍事和財政職能建立之後，農業和農民的特點更加適合統治者治國的需要。稅收收取便利性。在信息不發達，偷漏稅可行的前提下，農業稅更加可行。對外戰爭資源和士兵集合、對內鎮壓所需，農民對土地的依賴必然使其保衛家園，而又不敢造反。權衡集權和分權的需要，商人要求政治權利與官商勾結，威脅中央政權。

5、當權者幾千年政治宣傳污化商人和商業的結果。

6、商業和商人本身的一些特點。在市場並不健全，政府干預不夠的時期，的確有囤積操縱物價、擾亂正常市場的行為，對穩定為主的小農經濟產生一定破壞，造成農民和統治者對於這種行為的恐懼和不安。

7、社會穩定需要，科舉制和軍事戰功提拔作為古代社會上下流動、人員地位變化的兩項最基本渠道，牢牢掌握在當權者和正統文化的掌控之內。商人通過商業致富，繼而大富大貴，這種社會想像儼然是脫離了當權者的控制範圍。當權者必然會遏制其規模，甚至以國有化禁錮和扼殺其成長。

就醬！

商業越抑制，就越供不應求，利潤率越高，對農業的傷害越大。抑制商不是單純為了保護什麼「農本」。

中央擔心的是富商與之爭奪官僚的忠誠。農業大國的財政基礎薄弱，而官僚們公權私用的成本又很低，一旦富商使錢買走他們的忠誠，統治不穩。重農抑制商才能維持統治秩序。

最終我們只能相信一畝三分地生產的東西，其他什麼都不必相信，就是一切知識

重農抑商主要發生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戰國末—1840年）。這裡說的封建社會是馬克思主義里講得人類社會五階段里的封建社會。

在封建社會，經濟活動圍繞著地租剝削展開。地主需要佃戶供養；皇帝需要自耕農供養。土地的兼并、出租，維繫了絕大部分的經濟活動，是實打實的經濟基礎。

由於沒有工業化，在當時的技術手段下，只有把人限定在土地上才可以維持系統運轉。

打個比方，古代沒有網路、監控攝像頭、高速公路，一旦自耕農跑了，朝廷找誰收稅？總不能天天派人盯著吧？怎麼辦呢？那就是把人和土地捆綁。

封建社會就開發出了半自治的鄉村，村民聯保互相監視，鼓勵告密，嚴禁聚眾。出門要路引，農民祖祖輩輩種地，無法輕易改變行業。這才能最高效地管理。

而商業天生需要自由，只有在全國資源能夠自由流動的時候才能建立起發達的商業。但商業與封建統治者對維穩的需求相抵觸。特別是對於人口眾多、面積廣大的中國，不存在中世紀歐洲各國不那麼打壓商業的可能性。

龐大的體量不得不讓統治者把國家變成一個「大兵營」，犧牲掉個體自由。當然，只有生產力的進步可以改變這些。

隨著科技進步，統治手段多了，統治者就會開始放送對民眾的控制。直至明中後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若不是滿清入關，明朝會不會進入資本主義都不好說呢。

晁錯在《論貴粟疏》中講到：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漢文帝時期，農業和商業有較大的發展，但是農業的發展使得糧食的價格降低，商人們都囤積糧食。與此同時，賤五穀而貴金石成為了時尚，出現穀賤傷農和本末倒置的新問題。晁錯就寫了《論貴粟疏》上奏漢文帝。提出貴粟，實際上就是重農抑商。

他說「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重農抑商是統治者喊出的口號。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老老實實種地，經商這麼辛苦的工作，由他們做就行了。你懂了吧

其實很簡單，就是統治者不想讓你流動來流動去，否則的話他怎麼管你？就像中國的統治者一直實行海禁一樣，你都跑到海上去了，他更管不著你了這樣的話，他的心裡就不安全同樣大家都從事農業的話，規規矩矩的在地里幹活，他就放心多了。就像朱元璋，本來元朝的時候，貿易已經放開了，航海也已經放開了，可是朱元璋一執政，他就覺得這樣的話不安全，所以他重農輕商，片板不許下海，又重新把中國變成一個大農村

穩定壓倒一切，這是中國統治者歷來的立場，不僅僅是重農輕商，其他方面也有很多變態的做法。比如說長途貿易，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才合法化，比如說城市管理，一直以來奉行里坊制，就是把城市劃分成一個一個的方塊，每個方塊裡面住什麼人都有嚴格的規定，任何人不得隨意逾越。秩序是一切，其他都要靠後站，所以魯迅說，中國只有兩個朝代，一個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個是連奴隸都做不穩時代

當然這樣做也是有好處的，除了有利於統治者的統治之外，也由於統治成本較低，有利於維護大一統的局面，但代價就是，人民長期缺少自由，社會停滯不前

重農輕商的政策是有複雜的政治考量的。

一、糧食生產的落後性。眾所周知，人類糧食畝產的大躍進是在普及農藥和化肥後。事實上，在農業社會中，糧食畝產一直處於一個較低的狀態。而由於生產工具的落後性，不僅導致糧食畝產低，也導致農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所以戶籍人口在古代長期受到重視。在這種情況下，農為國本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糧稅的重要性。糧稅一直以來都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稅種，也是有及其現實的原因的。一方面，古代交通運輸業不夠發達，如果以錢或其他物品代稅，不僅會給經手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間，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足以維持包括官僚、軍隊和首都人口在內的糧食供需的。另一方面，糧稅本身不僅負擔了上述人口的糧食供需，還擔負了儲倉以備賑災的任務。以古代低下的抗災水平，一旦地方出現大規模災荒，饑荒幾乎是必然發生的。這時候就要動用儲量進行賑濟。所以糧稅對封建王朝來說是統治之基。

考慮到糧食生產的落後性以及糧稅的重要性，古代政府重視農業幾乎是必然而然的選擇。而輕商甚至抑商的選擇，一方面是由於商業活動吸收了農業人口，另一方面還有其他的考量。

一、商稅的稅收成本奇高。

我國古代政府的動員效率和治理效率事實上是十分低下，所以一直以來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以古代的稅務水平和緝私水平，商稅的收取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在權力與資本結合時，商稅的收取更是難如登天。事實上，即便是商業最為繁榮的宋朝，商稅所佔稅收的比例也是寥寥。商業如果不能為政府提供足夠的稅收，又吸收了穩定稅收來源的農業的人口，受到抑制是自然而然的。

二、政府對大商人的恐懼與政府官員對商人的垂涎。

感覺這兩點沒什麼需要解釋的。一個階層在擁有了經濟地位時必然謀求政治地位，這對政府來言就是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政府官員對商人財富的垂涎，也導致了商人的處境一直風雨飄搖。

總體而言，重農輕商的政策是基於現實和歷史經驗出發的，農業社會治理的有效政策，因此才被諸多王朝效仿使用。類似於中國的農業社會，對內的商品交流水平不高，對外=商業需求不大，商業自然就作為棄子了。

歡迎補充。

三國志多玩就懂了。打仗帶糧和黃金的區別

我的支付寶上寫著，限額二十萬。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要消滅的小農經濟在中國得到的幾乎完美的保護。

農耕文明

前面講過海洋文明，這裡講農耕文明。

講農耕文明，第一個要講的就是耕戰。中國歷屆政府上台，第一件事情就是磁性能分配土地，土地在中國不僅僅是資源，更多的是政府調控手段。控制了耕地，你就控制了人口，控制人口，就意味著你可以無限制全面動員戰爭。從西周的封建制，到曹操的屯田制，再到49年的分田地，土地就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因為這裡是中國。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朝代他沒有採取耕戰制度，那就是宋朝，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一方面宋朝經濟、文化、政治高度繁榮，另外一方面宋朝的戰爭動員能力就要比其他朝代差很多。

第二個講的是長子繼承製。在中國原始版本的封建制度，土地是長子繼承製，故土地一直集中到一家一戶手中，伴隨著長子繼承製的破壞，每家每戶分到的土地越來越少，人均的自然資源僅能勉強維持生存。而長子繼承製對封建制度的破壞，直接導致了耕戰的能力被破壞。我們以甲午戰爭為例，日本由於延續和繼承了中國的長子繼承製，所以農民人均土地較多，可以承擔很高的賦稅，一度達到農業產出的22.25%。與之對應的是中國清朝，建國時期到康乾盛世，賦稅還能達到農業產出的4.3%，到了清朝晚期，農業稅只能達到1.6%。

第三個是賦稅。甲午戰爭對於中日之間，比的其實是戰場之外的農業稅徵集效率。當年中國農業產值的規模為日本的9.4倍，但清政府的土地稅收入僅僅只有日本的77%，即使如此中國增加戰爭稅的後果就是全國烽煙四起，因為中國過於龐大的人口負擔根本承擔不起一場戰爭。這個時候海戰還沒有開打，勝負早就已經註定。雖然都是小農經濟，但日本的小農經濟明顯更有效率，日本還沒有中國這樣的龐大政府需要養活，因此我認為日本奉行的是原教旨主義的農耕文明，而我們刪改程序，導致了系統的不穩定。

第四個公有制。中國的公有制不是西方嚴格意義上的公有制，而是自西周以來的公有制。為此這片土地上的職業玩家都非常清楚土地、財產、女人的重要性，李自成有劫掠一律歸老營的政策，洪秀全有繳獲全部歸聖庫的明詔，某朝也有繳獲歸公的上口歌，其實道理是一樣的道理，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個脫離群體個體就不能生存的制度設計，而這個制度設計就是中國農耕文明統治的核心思想。以此為基礎的父系社會倫理道德設計，就比較有中國特色。

第五個是鹽鐵論。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論斷，那就是鹽鐵應不應該專營！最後中國的市場經濟學派原教旨主義儒家勝出，中國放棄了法家的鹽鐵專營，但鹽鐵論所包含的思想至今仍然震撼著中國人的心靈。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放棄鹽鐵論，中國的經濟就會有長足的進步，但政府的統治力就會嚴重下降。維持鹽鐵論，社會大量資源就在政府手裡，而官僚主義在全世界都是沒有效率的，這樣政府的控制力就會加強，而經濟發展就會失去活力。

第六個是中國人口理論。國家與道德毫不相關，政治與倫理應當分離，而政治沒有對錯。從清朝的經驗來看，清政府對外戰爭的時候，最危險的敵人始終在身邊，新疆、廣西、廣東、福建、陝西、甘肅都發生過動亂。所以說中國不是一個可以對外擴張的國家。由於中國的中央集權統治，導致地方權力被嚴重削弱，只要央府出現弱主，各個地方就會分而治之。再講抗日戰爭時期河南人民解除國軍的武裝，只要彈壓的力量一減弱，就會烽煙遍地。不是CCAV有個節目叫這裡是中國，意思同曲名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日本的偽滿洲國記錄，當地各種抗日武裝力量（主要是土匪）有800萬之眾。日本佔領東北以後發現中國的社會特色，至始至終關東軍不敢調離東北。道理很簡單，日本一撤離，東北就是座山雕的天下了，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中國。中國不是一個樣板模型，而是一個超現實主義非常複雜的雙螺旋結構模型。歷史上中國不是不想對外擴張，而是不能對外擴張，這就是行政管理或者說國家暴力的邊際效應。

第七農耕文明的邊際效應。我們經常會發現這樣的情況，農耕文明把自己成熟的經驗不切實際的向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灌輸，而這是極不正確地。中國應該劃分出農耕文明的勢力範圍，保護自己的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國西部應該建設成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的經濟帶，中國沿海應該是一二三線城市梯度配置的自由市，而在廣大的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中國可以劃定和保有自己的農耕文明區，並大力推進水利設施建設，進行土地改良。

沒有那個文明是對的，也沒有那個文明是錯的，本沒有對與錯，只不過是人們把主觀的偏見當真理而已。

在現代農業興起前，農業是極度依賴勞動力的。一旦有限的勞動力流向工商業，那麼很容易導致糧食減產，甚至大饑荒，進而導致改朝換代和連綿的戰爭屠殺！

最適合發展工商業的時候反而是大規模人口互相殘殺後的新王朝建立初期，典型的例子就是明王朝。然而，最終還是進入了王朝循環中！可悲可嘆……

在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進入中國以前，哪怕精耕細作，中國能維持的人家上限也在一億上下。一旦突破這個極限，碰到幾次饑荒天災消耗了朝廷的糧食儲備，那麼改朝換代也就成了必然結果。

故為了維持統治，必然只有高度重視發展農業，一切政策目標都是保持甚至提高糧食產量和總量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要，畢竟民億食為天，吃飯是最重要的問題！

但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增長是不會停止的，遲早還是要面對糧食不足的問題。

我們的祖先秦皇漢武窮兵黷武，開疆擴土，就是血的經驗告訴帝王土地對於人民的重要性。為了讓子孫後代盡情繁衍，不至於陷入自相殘殺之中，只有把利劍砍向其他異域他族，為未來的子孫尋找新的家園！

在科學革命幫助提高生產力之前，不想自相殘殺，只有開疆拓土才是唯一的辦法。然而對中國而言，北方是草原，西北是沙漠，東方是大海，南方是燥熱生存艱難的雨林，我們的祖先還能怎麼辦呢？

只有重農抑商，盡量讓下一次王朝混戰來得更晚一些罷了……

PS,人類不儘快考慮走出地球，在科學革命遲遲不來的前提下，而某和平教和非洲南部某些愛好人類繁衍的種族不斷的人口擴張的背景下，曾經古中國的悲劇也將在地球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