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究竟是指什麼?

不要那些虛的、請教下「茶文化」如何成其「文化」?


清庫存發現草稿存了都快一年,反正空虛寂寞,今天把它先幹掉吧。

雖然我這麼懶的人不玩茶藝,但以前看過一些茶文化的書,可以簡單梳理一下源流。

不同年代,茶的功能也不相同,唐人飲茶談藝術,宋人飲茶重意境,元代飲茶粗獷豪邁,明清講求修身養性。自古「琴、棋、書、畫、詩、酒、茶」則是文人雅士的七件雅事,俗事文化和雅事文化都包含「茶」,由此可見在這雅、俗兩個文化層面,茶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茶文化」泛指與茶相關的文化,包括茶產業、飲茶、品茗、器用、茶事等,其層面除了人文歷史哲學,甚至涵蓋政治、經濟等。以茶文化和政治的關係來說,自中唐以來,歷代茶政與飲茶方式都有相關記載與論述。就經濟的層面來說,唐代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發達,因茶風鼎盛,茶的大量生產、促使貿易消費發展迅速。就文學而言,歷代文人對茶推崇備至,以茶做為題材,留給後世人許多有關詩、詞、書、畫、歌、賦、曲等佳作。從自然現象來看,歷代茶文化隨著制茶工藝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如茶樹品種、栽培、製作、加工等。從歷史層面而言,自茶的源起,不論茶葉加工、飲茶方式,以及歷代茶事記載,均有長足演變。就茶文化與宗教思想層面來說,儒家的追求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反璞歸真、清靜無為,主張茶禪一味的佛家,都能與茶文化思想產生共鳴。文化乃人文化成之意,「茶文化」廣義的說法:也即是通過茶事而與人類生活經驗相關並化成的人文歷史累積。狹義的解釋則專指與品茗相關的文人生活體驗、儀禮及其審美情趣。如茶藝、茶道、茶禮等。

中國傳統文化對茶飲的滲透,涉及茶文化的各個領域,加上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融會,讓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家,百家爭鳴,釋道儒三家並存,深刻地牽動中國歷史進程,也影響茶文化的發展。

從歷史的演變,可看出各年代有著不同的飲茶文化與審美追求,唐代受陸羽《茶經》影響,品茶談的是精行儉德,追求的是崇高與樸拙的美學,茶事嶄現超然脫俗。宋代鬥茶風氣盛行,鬥茶、行茶令、茶百戲方式多元,千姿百態,有著名目繁多不同特色的茶風,品茶講究技藝。明代散茶的飲用,茶器多元,文人多追求意趣,超然物外。清代茶館風氣大盛,以市民為主的消費形態逐漸成為風氣,茶藝發展更加多元也更崇實。

從茶葉史料來看,三國西晉和南北朝可說是中國茶業文化的發跡。此時除了北方主要是上層社會帶動飲茶風氣之外,南方茶葉生產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由史籍上關於茶的記載,更可清楚地窺其當時茶葉文化和茶業的樣貌,如東晉裴淵《廣州記》載:酉平(今廣東惠陽縣西)縣出皐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為飲。」由此可見兩廣一帶已知飲茶,而且也最先利用皐盧來做茶或伴茶飲用。三國時魏張揖的《廣雅》中說:「荊、巴蜀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至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這種喝法叫做芼茶,就是所謂的茶粥,源自於荊、巴之間,製作方法是將茶末置於容器之間,以熟湯澆覆,再用蔥、姜、橘子雜和為芼羹。

由此可見,最早人們煮茶與煮菜湯無異,飲茶以藥用和品茗兼具,先烤再搗,茶末加上蔥、姜、橘子作調味煮了喝,因此除了煮、飲茶具之外,又增加了炙、搗和澆湯的工具。可見直到唐代以前飲茶器具與食器是相互混用的。所謂「茶食不分,茶酒不分」,茶具與酒器亦通用,飲茶也可以用酒杯或土碗等飲水具這裡的制茶和飲茶,稱「荊巴」不用巴蜀,表明此時期荊州一代的茶葉生產和技術,已發展到和巴蜀的水平了。西晉以前,國人還是將「茶」視為一種珍貴的飲料,兩晉、南北朝年間,隨著茶葉的發展,已逐漸成為意味「儉樸」生活的普通飲品了。《晉書》中記載:吾人採茶煮之,曰茗粥。《廣陵耆老傳》中提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每旦至夕,其器不減。這說明晉代街頭已出現賣茶水、茶粥等事,這與現今的茶攤相似,南北朝還有提供喝茶住宿的茶寮,可說是現今茶館的雛形。

南北朝時期,一開始只有南朝人喝茶,北魏楊衒所撰的《洛陽伽藍記》中就寫了一段南朝人到北魏首都洛陽住,不吃羊肉不喝羊奶,天天吃燉鯽魚、喝清茶粥茶的記載。當時在南朝一些逃避現實,崇尚清談的士大夫,習以「品茶賦詩」 ,做為平日生活的消遣,茶在南方已是比屋皆飲的飲品了,此時北方還不重視飲茶,朝中出身游牧部落的王公貴族,仍習以乳酪為漿,不屑飲茶,更將茶視為酪奴。有關北方飲茶可靠的史料記載,見於《秦子》和佐思的《嬌女詩》,全詩五十六句,其中幾句:吳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有姐字惠芳,眉目粲如畫。馳鶩翔園林,果下接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事。止為荼菽據,吹噓對鼎?。佐思在詩中描寫的「止為荼菽據,吹噓對鼎?」一句,細訴兩個嬌女,對著茶爐炊火急著喝茶的情態,描述得活靈活現。由佐思家中日常的飲茶習慣,可窺見南北朝時期北方已有飲茶習慣。

從文獻史料來看中華茶文化的流變,大致可劃分為南北朝以前、唐宋時期以及明清以後三大階段。茶文化興起於巴蜀,而後漸東移,往長江下游發展,據《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枝,蔓有心蒟,園有芳蒻香茗。上貢的茶不是深山野嶺的野茶,而是專門有人培植在茶園裡的香茗。由此文獻可見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時,即有相當的地位。這與《茶經》中說茶之為飲,發乎於神農有出入,《神農食時經》為何人所作、何人所寫,無從查考,相對之下《華陽國志?巴志》則較具信服力。

古代神農氏茶為藥用,西漢以茶為飲,三國以茶為禮,以茶為媒做為情感交流。唐、宋時期上至高官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僧人或常民,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自唐代以來,就逐漸發展出「以茶迎來,以湯送往」的待客習俗,這種習俗在朝廷、官府和民間各階層普遍流行。在佛教寺院中,也有僧人發展推廣的獨特飲茶啜湯禮節,且列入清規中加以規範,不僅有「茶禮」同時也有「湯禮」。

唐朝時,茶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到了宋代,茶、葯已成為人們日用之物。北宋劉摯就說:「大率師的弟子贄見之禮,茶、葯、紙、筆日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宋代以茶和湯招待客人已經是很普遍,從宋代佚名者所撰《南窗紀談》一書中,提到「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風俗上至官府,下至里旅,流行整個社會層面。宋代朱彧《萍洲可談》說:

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宴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以進。

說的是客人來時,以茶示禮,迎接客人,客人坐久了可能會疲累傷元氣,所以客人慾離去時奉上湯品待客,體貼客人,以示敬意。「點湯」的另一義則是逐客的意思。點湯原為「客辭敬湯」之禮俗,後來被人引用做為文明逐客的手段。

究竟茶葉這種物品是什麼時候開始興盛的呢?《華陽國志》中記載:周武王伐紂以後,巴蜀等西南小國,曾經將它所生產的茶葉,當作「貢品」送給周武王。這是將茶做為飲料最早的記載,依上述推斷距今二千多年,應屬西漢時代 。茶為貢品、為祭祀,已知在周武王伐紂時、或者在先秦時就已出現。而茶做為商品,則是在西漢時才出現。西漢辭賦家王褒,在公元前 59 年寫《僮約》一文中有兩處提到茶,即「膾魚炰鰲,烹荼盡具」和「武陽買茶,楊氏擔荷」。烹茶盡具」意思是煎好茶且要備好潔凈的茶具,「武揚買荼」就是說要趕到鄰縣的武陽去買茶葉。提到家僮須在家中煮茶,還須至武陽買茶,這是最早有關茶葉的記載,從茶史研究觀點來看,茶葉能夠成為商品在市場買賣,說明當時飲茶風俗至少已開始在文人階層流行,可見西漢時飲茶已相當流行。但《僮約》中前後二處提到茶事:即「烹荼」「買荼」古今有不同的看法,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指出「炰鰲烹荼」中的烹荼是指苦菜,「武陽買荼」指的才是茶。

隋唐時期,飲茶風氣已遍及全國。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的游牧民族,因喜食肉類和乳製品,茶葉的特性有助奶、肉消化作用,茶葉自然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料。據史籍記載,隋文帝勤於政務,且自奉甚儉,有飲茶習慣,《隋書》中曾記載一怪誕事,一夜隋文帝作噩夢,夢見有一神人將他頭骨換了,夢醒後頭痛不止,後遇一僧人告知:「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隋文帝服之果然見效。上行下效飲風跟進,繼而有力的推動了國飲,茶便成為當時人們競相采啜的對象。當時還流傳茶讚詞:「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說的是辛苦鑽研孔子的《春秋》竭盡心力去演繹讖書《河圖》,冀出人頭地,倒不如有許多好茶喝快活。隋文帝無意間帶動了全民的飲茶風氣,以帝王之尊而嗜茶,普天之下茶不再被視為「酪奴」,隋文帝可說是為茶文化立下大功。

9 世紀上半葉,茶已經是人們生活中和米、鹽一樣的必需品了,穆宗長慶元年(821 年)鹽鐵使王播奏請增加百分之五十茶稅時,遭到左拾遺李某上疏反對,理由是:茶為食物,無異鹽米,人之所資,遠近同俗。可見柴、米、油、鹽、醬、醋、茶早已是人類必需品。陸羽《茶經》六之飲中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聞於魯周公 52 。從文獻來看,茶文化乃興於唐朝,盛於宋代,融合了中國儒、釋,道諸家思想。其形成與唐代的禪學、經濟、詩人和貢茶休戚相關。中唐之後,大江南北茶風鼎盛,民間有一說法,不可一日無茶,一日無茶則病,由此可見茶風之盛。

唐代時期,飲茶步驟相當嚴謹,這些通過陸羽《茶經》豐富的內容便可看出端倪,隨著法門寺等處,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存在,唐代的飲茶方式,便可彷彿歷歷在目了。由於陸羽《茶經》的奠定,遠近傾慕,喜好茶的人越來越多,於是有了「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之說,書中總結了古人飲茶的經驗,羅列茶的栽種、製作、烹茶、等相關物理性的知識,讓茶飲內容更加豐富,因而出現了飲茶知「道」,開拓了飲茶生活的精神領域,加上禪教大興提倡飲茶,認為飲茶有助提神不寐有助修行,飲茶成了寺廟生活習慣,更加影響到民間,促使唐代飲茶風氣大盛,茶文化發展受到肯定。

經過隋唐五代的普及洗禮下,加上禪宗的輝煌推動,宋代形成中國式精湛的品茗藝術,有別於煮、煎茶的飲茶方式。宋代宮廷與上層社會的飲茶習慣,基本上沿襲自唐代。隨著文風盛行,加上《茶經》的推廣使得人們對茶知識益加深入廣泛,品茶的藝術,經蔡襄的《茶錄》到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問世,飲茶藝術已臻登峰造極之境。器用製作更細緻講究,植茶技術更是精進,文人將茶元素融入書畫詩文的創作,飲茶講究茶品和飲效,沏茶講求火候和茶具。此時宋代的飲茶文化可說已經進入了發展的年代。

元代飲茶文化由於蒙古人入主中原,游牧民族豪邁性格飲茶方式,去除繁瑣反璞歸真,民間流行飲加料散茶,在茶中加入胡桃、松子、芝麻等物飲用,文人墨客則喜清飲。也因民族粗曠豪邁性格,不喜精緻儒雅的茶道,故當時無專精茶書論述。 飲茶文化到了明代的著述論作已相當豐富,對於飲茶有了明確的規範和模式,加上明太祖朱元璋下詔「罷造團茶,芽葉進貢」,茶制的改變加上茶器的改良,飲用方式隨著散茶流行進入新時代,制茶工序更加簡易不再繁雜,飲茶方式也有了不同的訴求和講究,由於盛行炒青制茶,茶葉由緊壓茶改為條形散茶,不再磨成粉末,烹沏煮茶的方式轉變成「沸湯點之」,直接將炒青後的散茶加入壺或盞中沏泡飲用。這種品飲方式不僅簡便,而且保留了茶葉的清香味及完整性,更有助於人們對喝茶時直接觀茶色、茶形、聞香和嘗味。可說是飲茶史的一大創舉,也為明代飲茶講究情趣創造了條件。

明代張岱的《陶庵夢憶》中記載: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雪蘭,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實滌,無穢氣。其火候,湯厚實有天合之作。文中可見明人對於茶品、水質、器具、沏泡、火候等相當的講究。明人常飲茶卻不多飲,對飲茶用壺,講究藝術,常品茶玩壺。喝茶時不喜歡人多,重視情境,推崇小壺飲啜,延續至今,這種泡法今日仍為國人所時尚。以文人為主的階層創造紫砂壺為主的飲茶器具,改變了茶碗的大小,提倡以小杯小壺品飲還有茶盅的使用,文人重雅趣,建構的飲茶空間講究雅緻,花草、盆景、雅石、茶果等更加豐富了茶事,茶道的文藝復興更加迅速。因此江南文人、隱士爭相追逐,茶風益加鼎盛,茶器具有了開創性的發展,在茶文化、茶器史上居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此時期茶領域更加多采多姿,茶藝文化有了嶄新的局面。明代文人講求趣味人生,追求高雅講求閑適,可說是茶文化的輝煌年代。

下面按照朝代來分述各朝代的茶文化特點。

1、唐代

唐代是分水嶺,皇帝經常賜茶或茶葯給大臣,特別是對於請假入覲的官員,以及返鄉省親的大臣,賜給茶葯更成形制。有時候也以茶犒賞勞軍隊,將茶分給將士,以是體恤慰勞之意,為的是茶可以消去戎甲的濕暑之氣。唐人也常借著致贈茶、葯表示獎勵、感謝、慰問、虔敬的心意。

唐代煮茶與煎茶,是其主要品飲方式。使用茶器多以瓷器為主,有所謂南青北白瓷,「青則茶色綠,白則茶色丹」。 唐代飲茶講究色彩調和,其審美要求,對後來茶道文化具有一定的影響。

1987 年在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批供奉唐僖宗的金銀茶器,對唐代飲茶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印證。也呼應陸羽《茶經—四之器》中的二十四種茶具,連晚唐宮廷的飲茶器具幾乎都遵照《茶經》的形制和要求。當時出土的唐代皇室文物茶具完備,大多是鑲嵌珍貴的銀器,據聞是西安銀匠的作品,還有青瓷器具和越州窯特有的秘色瓷,其中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色澤沉穩、質樸大方,是陸羽視為上品的青瓷茶碗。也證實了陸羽《茶經》中「類玉」、「類銀」的比擬,這可能是唐代茶器常見的質材。秘色瓷的「千峰翠色」屬青瓷體系。法門寺茶器系屬唐僖宗所供納,彩金銀色搭配吉祥圖案,製作用料與器型設計,最能反映唐代晚期工藝水平,唐代的餅茶有方形和圓形,煮飲時,先將餅茶炙烤,待其晾涼後,以茶盞研碾成末,因此茶碾也成為茶器中不可或缺的器用。唐代皇室多嶄現貴氣的鎏金茶器,廖寶秀在故宮茶話一書提到:「法門寺出土地茶碾及其他鎏金茶具,均為皇室進奉之物,製作精巧,紋飾線條流暢,反映了唐代工中金銀器作坊『文思院』高超的工藝技巧,儘管陸羽在《茶經》中主張茶碾以橘木製作者為佳,其次是用梨、桑、桐、柘木為之,然而唐代皇室、貴族、文人卻喜愛用金銀或玉等製品。」可見當時唐代皇室飲茶多用金屬器及稀少的秘色瓷、琉璃茶具,一般常民百姓則使用陶瓷茶碗居多。

唐代承襲漢代以降東進南北朝的飲茶文化,陸羽《茶經》的揭櫫了唐代飲茶方式,也對茶學、茶事各方面深入探索與宣導,自此,為茶藝類茶道及風雅類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加上在中國儒釋道思想的文化影響下,中國茶道文化在唐代形成,唐代時期飲茶行為,顯然已從物質需求提升到藝術文化領域。

2、宋代的茶文化

宋代,茶葉在社會生活和經濟、文化中日趨重要,茶葉產地逐漸擴大,由於宋遼互市,以茶換取糧貨,也使宋代茶葉貿易有了發展。飲茶風尚更是盛行,茶葉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宋代經濟繁榮,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說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有「客至則啜茶,客去則啜湯」的習俗,客人上門時奉上一碗茶,離去時要送上一盞湯,所以如要遣走客人,便可送上湯明示,客人想離去時亦可索湯暗示。

宋代飲茶以團茶、片茶(末茶)為主,《宋史?食貨志》記載:片茶蒸造,實卷,模中串之,惟建茶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茶主要產地多以以東南、四川為主。御用茶、龍鳳團茶以福建建安所產的最佳。此時期飲茶風氣盛行於宮廷中,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皆是喜愛飲茶。宋徽宗先將茶蒸焙再研磨,將碾成粉狀的茶末與沸水混和,再用竹帚迴環攪拌成,調成沫餑豐富的茶湯,以提升茶的風味。日本人將此作法融入茶道,這個使用的竹帚稱為茶筅,也即現今抹茶道使用的工具。所謂上有所好,下有所從,宋代飲茶時尚一時蔚然成風,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間,皇帝曾經下詔北苑官焙,製造精品貢茶。宋徽宗對飲茶藝術有其獨到見解,著有生產、制茶的《大觀茶論》、對於烹制和品質各方面都有較詳盡的論述,從而推動了茶宴之風行,使飲茶風俗更加迅速普及於常民。

宋代文人雅士流行「分茶」遊戲,詩人李清照便是箇中高手,所謂「分茶」又稱「茶百戲」、「水丹青」或「戲湯」,具體操作的方式是;煮茶時,待茶湯上浮細末如乳,就用箸或匙攪動,使茶湯波紋變幻出各種各樣的形狀。宋代茶文化的發展延續了唐代美學,並付諸實踐。

宋代文人對茶的自然屬性即有深入的體認,北宋文學家吳淑在《茶賦》中便提到:「夫其滌煩療渴,換骨輕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足見宋人對飲茶的環境很講究, 要求有樓台、謐室、明窗、曲江、松風竹月等。飲茶人也各有追求,清談把卷之時,品茗賞飲,與茶品相融相得。飲酒要有酒伴, 品茗亦須茶伴, 酒逢知已,茶遇同趣,若有佳茗而共飲非其人,若是其人而未識真趣,也是掃興。可見宋人強調品茗不僅注重環境,而且也慎選茶客。歐陽修在《嘗新茶呈聖俞》中,也對品茶做了審美描述,他說:「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是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品茶須要「茶新」、「水甘」、「器潔」、「天朗」、「客嘉」五美,這是講究品茗意境的最佳組合。

宋代品茶還有「三不點」法則,對品茶環境有更具體的要求,也就是「泉水不甘不點茶」,「茶具不潔不點茶」,「客人不雅不點茶」。顯然宋人點茶已相當講究。宋代茶飲是以餅茶為主,「末茶點沖法」為飲用方式,需先將餅茶碾磨成末,再用「羅」篩過,呈細茶粉,茶粉放入茶盞中,以湯瓶點注沸水,並用茶筅(帚)將茶粉與沸水快速攪勻,湯成而後啜飲。

三、元代

元代可說是宋到明的過渡時期,因開放西北方茶市,飲茶風氣逐漸遍及邊疆少數民族,對茶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將「茶」推廣到四大汗國領域,北達俄國,西抵波斯帝國及地中海以東的國家。新疆、西藏、蒙古等游牧民族,對茶也有相當的喜好程度,因飲食習慣喜食肉類,而「茶」有助消食,故將茶視為不可或缺的飲料。元代散曲中的茶禮、茶俗描寫,多是沿襲唐宋茶文化而來,元代王禎《農書》云:「夫茶,靈草也。種之則利博,飲之則神清,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闕。誠生民日用之所資,國家課利之一助也。」

元代茶的生產基本上是沿襲宋制,茶葉加工方法有所改革,茶葉由緊壓團茶改為條形散茶。散茶的製作方法有蒸青、炒青方式,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藝,大多是民間日常飲用。這應與元代統治者階級的粗獷豪邁性格,使茶從唐宋時期講究華麗雅緻中,回歸自然簡樸原始,對中國飲茶風俗與習慣有了不同的思維,在茶文化的發展上可說是一個轉折的階段,一種通俗飲茶方式的發展。飲茶方式和文化也隨之出現新氣象,直接將散茶投入盞中沖泡飲用,這種沖泡方式不但製作工序簡易,更能保留茶葉本質不被破壞,保留其清香味,這是中國飲茶史上的一大創舉,但此時尚未普及。

元代外族統治中國不足百年,此時期飲茶,主要是因飲食習慣喜食肉、奶製品茶用來調節生理需求,文化精神層面較少,游牧民族粗曠豪放性格,對於繁瑣的茶道不感興趣,故無產生茶學專書,雖無茶事專書,但在散曲里常提到茶具,皆表現出與元代茶文化相結合的氣息,從許多元曲中可看到有關茶文化十分豐富的內容,主要多是體現游牧民族奔放自由的文化氣息。對於不熱衷仕途或無緣為官宦的文人雅士來說,茶不僅帶給人們生理上的享受,更是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元代可說是中國飲茶風俗發展的重要時期,不僅改變國人的飲食結構,讓蒙古統治者的物質生活更加豐富,對社會經濟來說,有了新產業,對漢人的精神生活來說,文學、藝術、宗教、禮俗,也都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四、明清代

明代歷經唐、宋、元的孕育,在藝術與形式已到達高水平。明清文人注重怡情養性,以閑賞安樂為主,悅心養性、好古敏求、茶人對品茗意境審美涵養,較之唐宋更為講究,有所謂「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意思是說獨自品茶可以體會茶的神韻,二人對飲可進入茶的優美情境,三四人品茶可領會

飲茶的樂趣,五六人飲茶,情趣便大打折扣,泛泛而罷了,七八個人只能算是一起喝茶,算是施捨茶水罷了,對講求情趣的明代人而言,品茶是不宜多人的,人多必然喧鬧,品茶的雅趣也會消失殆盡。唐代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云:「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文中刻畫出文人的「獨品得神」高遠境界。在狹小的破柴屋中,儘管貧苦仍能保有高尚情懷。人們喜歡喝茶,重視的是追求精神感官的享受,藉以陶冶性情,這種文化的傳承,至今更多人把飲茶當作一種修養生息的生活方式。

明、清時期的茶文化,因受到制茶方式的改變,品茗的儀式及茶器具形制需求相對有所變動,除了延續唐宋點茶、鬥茶的趣味性之外,更強調茶葉的本質、茶的原始香氣,追求的是茶飲的清明之氣,相對於茶道精神,在品茗樂趣中,更為提升人格涵養。明代紫砂茶具因飲茶方式采瀹泡法後,更加受到嗜茶者喜愛,帶動茶具的推陳出

新,其形制和素材,為迎合當時社會所追求的色澤淡雅、樸拙、自然、溫潤、雅緻的優美小品之需要,紫砂壺藝術成為時代的產物。時代的審美情趣影響其造型及紋飾,紫砂壺的發展和演變,由粗趨簡、由簡趨繁,進而追求反璞歸真,可見明代茶飲豐碩的文化寫照。因小壺漸呈瀹泡方式,有別於唐宋的盞碗,因而發展出更多不同風潮的茶飲形式、美學。明陳洪綬《隱居十六觀之十二譜泉》圖中隱士手執白瓷高足杯品茗,旁備煮水單柄壺及三足茶爐,以大型宜興茶壺沖泡品茗,正印證明代人所謂一人品茶得神的意境,茶人、茶事、茶客形成茶道關係,自酌品茗時,主人自己也是茶客,語默動靜之際,與自己內心對話,進行人與茶的清明開展。莊子曾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一個人孤獨的與天地精神對話,李白在《月下獨白》也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由此可見明人是懂得獨酌品茗情趣的。

以茶入畫是明代文人在茶文化藝術中的一大特色,尤其以吳門四家是明代茶畫中最具代表性,畫作多以茶事活動為題材,追求品茗意境,文人雅士在茶畫中留下了珍貴的茶事活動。明代羅凜在《茶解?煮茶》中如此寫道:「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戰,聽松濤傾瀉入杯,雲光灩瀲,此時幽趣,未易與俗人言。」夜坐、煮茗、聽濤、雲光瀲灧,更道出了明代文人清新脫俗,閑來一杯茶的悠然雅趣。

明代的禮俗文化中,「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茶性不可移和種茶必下籽引出了「茶禮」,許多少數民族或漢族,有「以茶為聘」的禮俗,婚喪喜慶都也都少不了茶,古人認為茶樹不可移植,所以結婚以茶為禮,寓意堅貞,稱之「下茶」。明許次紓《茶疏》曰: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結婚,必以茶為禮,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今人猶其名禮曰下茶。南中夷人訂親,必不可無,但有多寡,禮失而求諸野,今求之夷矣。茶樹只能以種子栽種,無法嫁接移栽,一旦移植就會枯死,婚姻是要求忠貞不渝以及婚後多子多孫,符合中國傳統道德思想,取其不移置子之意,明代郎英在《七修類稿》中寫道: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吃茶。又聘以茶為禮者,見其「從一」之義。

明代皇室更以焚茶來祭祀祖先,民間香案上,也有供俸茶壺的習俗。明代朱元璋時期便有茶專門祭祀的記載,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中記載:我朝太祖皇帝喜顧渚茶,今訂製,歲貢止三十二斤,清明年(前)二日,縣官親詣采造,進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明代遷都北京後,宜興和長興每年都要向北京進貢茶葉,於清明前兩天,需進貢二、三十斤茶葉至南京,在清明節當天供奉先殿祭祀時焚化。

明代中期,瓷茶壺與紫砂壺崛起,茶杯的色澤不再是茶人唯一取向,更轉向茶壺的追求。入清以後,陶瓷茶具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備受愛好,而有了輝煌的發展年代,所謂「景瓷宜陶」,就是說當時景德鎮的瓷器與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器為最佳茶器具,完全改變過去以金銀茶具為貴的觀點。江蘇宜興一代用五色陶土燒制紫砂茶具,更創新加入鬥彩、印花、雕花等元素融入茶器中。清人鄭燮親自在一把紫砂提梁壺上題道: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饑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兩三吋水起波濤。 73 當時許多文人雅士莫不以詩句來詠茶器。清代,飲茶風氣盛況空前,送禮、交際、慶典、養生都離不開茶,茶在人們生活早已佔有重要地位。晚清時期,茶葉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行走世界的通行證,更是全球化貿易最貫徹的物質。茶運與國運更有著相當密切的關連性,當時中國可說是藉由茶葉貿易興盛而起的。此時中國茶飲不但遍及歐洲,更傳到美洲新大陸。清代政治因處於封建末期,茶飲習俗具有傳承文化發揚歷史的特質,更兼具時代性。清代茶文化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其茶葉沖泡方式的藝術性和茶具的獨特性,由於品飲方式不斷創新,新穎的茶具也陸續湧現,加上茶館林立作為平民活動的場所,飲茶風氣也從貴族和文人普及到常民,品茶擺脫了貴族氣息與書卷氣,真正踏入常民文化之中。

前面稍微提到品茶方式的不同,下面具體來展開介紹。《茶解?品》中說「茶須徐啜,若一吸而盡,連進數杯,全不辨味,何異佣作。」要辨別茶滋味須慢慢品啜,而不是一飲而盡,那便失去品茶的意義。明人陸樹聲在《茶寮記》中煎茶七類提到: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塊胸次者。品茶本是一種意境,只有茶品、人品相得益彰,才能達到茶人合一的境界。品茶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節奏步調放慢,體現出優雅閑適的生活,品的是心靜、是人生,由一杯茶湯中觀察葉的沉浮,沉時坦然、浮時淡然,淺酌慢品,喝茶的人內心是內斂低調的,越喝越清明,水是沸的心卻是靜的。蘇軾《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中用「佳人」喻「佳茗」,茶性與人品相互呼應、互相彰顯,茶人所追求的,與陸羽所強調的精行儉德風範不言而喻。當茶的元素融入了文化、藝術,表達了情感、精神,進入更深的境界,品茶就成了一種生活藝術,我們還是依次來看各個朝代的情況:

一、 唐人烹茶與煎茶

煮茶法歷史源遠流長,源自於茶的食用與藥用,古代茶的食用以鮮葉或干葉煮成羹湯而飲,通常加鹽調味,或是藥用以鮮葉或干葉,加入姜、桂枝、橘皮等熬煮,漢代王褒《僮約》中的《烹荼盡具》、《武陽買茶》的記載,可說明當時是以煮茶法飲用。唐代茶葉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四種。陸羽稱沒有經過精細加工的茶葉飲法是為「淹茶」。而他所提倡的「煎茶」用的是餅茶,餅茶須經炙、碾、羅三道工序,將茶餅加工成細末狀的顆粒茶末,再進行煎茶,加工精細,飲法考究,其中提到必渾而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意指這種宛若喝葯湯的煮茶方式已遭偋棄,改成「細煎慢飲」的方式,目的是使品茗者能從煎到飲的過程中,達到澄心靜慮暢心怡情的境界。

西晉代杜育《荈賦》中有段寫道:「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岷江位於中國四川中部是長江水量最大的支流,故推測煮茶法應屬巴蜀之人,時間應於西漢末年以後。陸羽「茶經」中引用 《荈賦》中「煥如積雪,曄若春敷」描述茶煎成時的狀態,可見陸羽式煎茶是萌芽於西晉。唐代以前無煮茶專用器具,茶器與食器往往混用,煮茶器具主要有鍋、釜、鼎之類。直到唐代以後才有了釜、鍑、鐺、銚、風爐、壺、罐、盞、瓢、杓等煮茶專用器具,茶器以青瓷為上。

二、宋人點茶與鬥茶

宋人飲茶可說是「飲不厭精,器不厭細」。宋代的點茶流程比唐代煎茶方式更加複雜,包括:炙茶、碾羅、候湯、熁盞、點茶、擊拂等有一套程序,飲茶習慣由烹煮改為點注,改用敞口小足、胎壁厚實的茶盞飲用,茶湯色澤為白色。宋代有鬥茶,那是具備藝術性、競技性、娛樂性的評茶活動,它講究茶質要佳、茶色貴白,茶香貴真、茶味貴甘、茶盞宜黑、泉水宜凈宜潔,每道技藝工序都富有藝術的韻味。

蔡襄對於「點茶」之法明確地表示: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鈔茶一錢七,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說的是茶葉與茶湯要適宜,點泡出來的茶湯沫餑才會均勻。點泡時茶末要調勻,添加沸水,環回擊拂,沫餑才會出現鮮白色,浮出的泡沫,貼近茶盞時,要沒有水痕才是出色的點泡。而鬥茶就是點泡比賽,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因崇尚這種擊浮起末的飲茶方式,選用的茶盌也就與唐代青瓷不同,而是以建安的黑瓷為上品。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也推崇建州窯的兔毫盞,其中便明確指出: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

點茶法可說是古代茶藝的代表,是兩宋飲茶的主流形式,曾傳播到日本、韓國,日本的抹茶道是宋代煎茶道演進而來,也影響著韓國的茶禮。點茶法源於煎茶法,可說是煎茶法的改革,當代老茶人周渝認為北宋末茶,和日本抹茶道是兩個概念,北宋喝法喝的是精華,不要渣滓,日本卻要喝渣滓,陸羽講沫餑是好東西,茶末磨得越細,沫越多,茶越優。周渝在《聽周渝說老茶》文中解釋並示範點茶說:茶瓶入水要寬,出水嘴要窄,衝力才強勁。點茶過程中手輕筅重,像彈鋼琴,指繞腕旋,上下透徹是說打茶湯,疏星皎月,燦然而生,常注常止表裡動徹。煎茶法是以鍑、或鐺、或銚,待水二沸時下茶末,三沸時煎茶便完成,然後以瓢舀至碗中品茗,是以沸水入茶,點茶法是以沸水點茶,由於水溫較低,茶末需較細,中國飲茶向來注重品茶技藝,但最講究於品茶的則非宋代莫屬了,宋代品茶之風大盛,將晚唐的鬥茶之風推到極致,因此鬥茶也稱茗戰。

宋蘇軾在《試院煎茶》歌中寫到,蟹眼過後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道出茶飲與瀟洒、閑適的生活態度。宋《延福宮曲宴記》詳細紀錄一場君臣茶事,癸巳日宋徽宗宴請親王進臣,在延福宮以建安的北院團茶,親自表演注湯、分茶的技巧。所謂分茶是在點茶過程中,運用注水、茶筅及擊拂的技巧,使茶湯表面呈現似文字、似星月、似雲朵、似花卉、似飛鳥的圖像。宋代點茶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據說宋徽宗是點茶高手,根據目前史料考證,唯有分茶能夠用茶和水做為原料,在茶中形成文字與圖像,給人賞心悅目的感受,極具欣賞和表現張力,有別於一般茶藝表演,分茶可說是當代獨樹一格的文化遺產。分茶是一種技藝,用沸水沖茶乳幻化成圖形或文字,即是分茶。宋代陸樹聲《茶寮記》中《茶百戲》: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七,別施妙絕,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茶百戲。

宋代品茗以點茶方式行之,是一種精緻的品茗方式,傳世的詩詞字畫,留下供今人品味玩賞的宋代吃茶法極具玩味想像。以茶會友的禮俗,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使賓主之間的交流更加融洽和樂。

三、 元人葉茶瀹泡——折衷過度的飲茶方式

元人飲茶,歷經唐、宋兩代高峰,鬥茶之風至元代式微,當時興起葉茶瀹泡的飲茶方式,這種飲茶方式更快速、簡潔,因此瓷壺在元代大量出現,盞托、蓋碗、茶葉罐、小瓷杯等茶器具的形制逐漸完備。元代可說是飲茶文化的過渡折衷期,雖然歷時短暫,但在飲茶史上,也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元代制茶逐漸發展為散茶、末茶為主。元代王楨在《農書?卷十?百穀譜》中,具體記載了元代蒸青散茶的製作工序,書中寫道:采訖,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用筐箔薄攤,乘濕揉之,入焙,勻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編竹為焙,裹蒻覆之,以收火氣。這種蒸青散葉的製造工藝,和現代的蒸青綠茶工藝相似。唐、宋時期人們飲茶時加入蔥、姜、鹽等混煮的習慣,在元代逐漸被人們捨棄,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簡單的清飲方式。

元代忽思慧(生卒年不詳)編撰一部宮廷飲食專書《飲膳正要》,書中可見各種花樣的加味茶,如枸杞茶,是以茶末加入枸杞入酥油攪拌調勻;玉磨茶,則以上等紫筍茶五十斤篩筒洗凈,蘇門炒米五十斤篩筒洗凈,入玉磨內一同攪拌和勻,磨之成茶,這是元代宮廷的一種高級酥油茶;另有一種將茶末加入酥油攪拌,以沸水沖泡,稱酥簽茶。這類飲茶方式,在契丹、女真、蒙古統治過的北方地區流傳至今。元代宮廷中盛行奶茶,《飲膳正要》中記載:以牛奶和武夷御茶或湖州貢茶一 同炒成的佐料茶,類似今日的奶茶。蒙古草原人的奶茶以磚茶(團茶)做原料,先將團茶用刀解塊,放入石臼中搗碎,以文火在鍋中熬煮,到一定程度再放入鮮奶和少量的鹽調味,便可舀至碗中飲用。

由宋入元,因團餅茶的製作工序成本太高,其加工過程中違背了自然屬性,破壞茶質本身的營養價值,因此團餅茶開始式微。宋代北苑團茶是送皇室的貢茶,製作工藝較唐代更加精細得多,從採摘、蒸茶、榨茶、研茶、到制茶、烘焙、工序繁複,加工過程中使用的大榨小榨將茶汁榨乾,實違背了茶葉的自然屬性。

另一種通俗飲茶方式,是以散茶沖泡。散茶的製作有蒸青、炒青的工序,是唐代就有的工藝,做為民間日常飲用。元代茶具總體來說並無新的發展,可說是茶器文化發展史的停滯期。當時也有採用點茶法飲用的,更多的是使用沸水直接沖泡。這種直接將散茶以沸水沖泡的方法,漸漸地取代了以餅茶研磨飲用的點茶法和煎茶法。也因此唐宋流行的茶具不再盛行,新的茶具青花瓷跟著出現。

元代在游牧征戰的世代中,品茗折衷前人經驗,兼容並蓄。由於蒙古人的征服統治,元代飲茶文化較無具體出色的形式,史上稱為過渡時期,可說是末茶、葉茶兼而有之的年代。元代末茶的茶器大多沿襲宋代,因文獻、實物資料均不足以論證飲茶方式,故一般鮮少論及。然元代歷史雖短,有關茶的文獻亦不足,做為宋代到明代的過渡期,卻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由於蒙古人統治中國 , 當時北方人飲茶多出於地理環境和生理需求,文化上對於品茶煮茗之事興緻不大,加上漢人面對家國破碎、異族入侵,亦無心風雅茶事,僅只是通過飲茶表現自己高風亮節的情懷,然而這兩股迥異的思維相互碰撞,卻促使了飲茶風尚走向簡約、日常、反璞歸真的方向。原本對茶只是生理物質需求的蒙古人,入主中原後逐漸接受茶文化的薰陶,蒙古貴族開始崇尚飲茶,也促進了茶業的生產。元代開始出現散茶,其中餅茶主要為皇室宮廷所用,民間多以散茶為主,就此元人的飲茶方式改變了,鬥茶之風式微。跟著另一種新的飲茶方式—葉茶瀹泡法出現,由於這種飲茶方式更為簡潔便利,易於接受,對於明、清兩代飲茶文化有著深大的影響。

四、明代瀹泡散茶——撮泡與壺泡

元代散茶興起之後,其瀹泡葉茶的簡潔便利方法,直接影響了明、清兩代,明代飲茶方式。明代宮廷甚至罷黜龍團改喝散茶。明太祖朱元璋下詔改革,「罷造龍團」,改以芽茶入貢,民間從此便以製造散茶為主,這對芽茶製作工藝的精進,產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此時明代的飲茶風尚有了劃時代的變革。明代許次紓在《茶疏》中詳細記載了明代散茶的製造過程,其炒青方法,不僅使茶色如翡翠般氣味清新宜人,更保留了茶葉的自然特性,也省略的唐宋以來製作餅茶的繁瑣工序。明代人嘗到了如此天然純粹的茶香,對餅茶飲法頗不以為然,散茶自然而然地取而代之,自此茶葉的加工方法益加簡化,品飲的方式也逐漸精簡。現今受大家所喜愛的鐵觀音、龍井、岩茶等,就是這個時期開始發展起來的。此時宋、元的鬥茶之風也逐漸衰退,製作工序繁瑣的團茶被散茶所取代。飲茶方式從唐的煮茶宋的點茶一路發展下來,至此已改為沸水瀹泡的簡易沖泡方式。

明代因罷廢團茶改變了人們的飲用方式,如今葉茶瀹泡已成為人們飲茶的主流,明人田藝蘅在《煮泉小品》中即談到:「芽茶以火作者為次,生曬者為上,亦更近自然。且斷煙火氣耳。況作人手器不潔,火侯失宜,皆能損其香也。生曬茶瀹之甌中,則槍旗舒暢,青翠鮮明,方為可愛」說明生曬芽茶在茶甌中沖泡,可使芽葉舒展、青翠鮮明。這種以茶葉置入茶甌、以沸水沖泡的方式,稱為「撮泡法」,另一種將茶葉放入茶壺內以沸水沖泡稱為「壺泡法」,二者皆以沸水瀹泡。壺泡應始於明代萬曆年間宜興紫砂壺的興起,紫砂壺的形制、砂質特性帶動了明代的壺泡茶飲方式。這是明清以來主導性的飲茶方法,延續至今蓬勃依然不減當年。

五、清代——功夫茶飲

明末清初中國潮、汕一帶,掀起了另一不同品飲方式「功夫茶」,品飲多為瀹泡方式、使用器皿十分講究,潮汕爐(燒水炭爐)、玉書煨(燒水壺)、孟臣壺(泡茶壺)、若琛杯(品飲杯)號稱茶室四寶。吳騫在《桃溪客話》中寫道:「陽羨名壺,自明季始盛,上者與金玉同價。」功夫茶講求茶具器皿的精緻、以及沖泡流程的儀軌,加上閑適雅緻的泡茶態度。有清一代隨著福建茶業的移植,福建、潮州的移民,連帶地將當地流行的「功夫茶」及「功夫四寶」引入台灣及其他東南亞華人地區,從此功夫茶飲離開原鄉,在各地開枝散葉。

清代品茗風俗基本上與明代相似,茶器如「功夫茶飲」的紫砂壺、若琛杯等,基本上是明代的延續發展,茶葉主要來自於沿海的福州、漳州、泉州一帶。品茗講究茶葉及杯、壺等茶器,承襲了閩南地區的傳統風俗。

清代文人雅士品茶玩壺,講究泡茶技巧,追求品茗意境和情趣,《潮嘉風月記》中說道:功夫茶需用細炭,初沸時,連壺帶碗潑澆,斟而細呷之,其茶湯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同時也提到:壺小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潑茶需用小壺為宜。因為小壺密合度高,茶香聚全,壺小搭配的甌也不宜過大,避免香味渙散。對應傳統功夫茶小壺,功夫茶也講究薄瓷小杯,翁輝東在《潮州茶經?功夫茶》中說:「精美小杯,徑不及寸,建窯白瓷製者,質薄如紙,色潔如玉,蓋不薄則不能起香,不潔則不能襯色。」內壁素凈如牙白色的小瓷杯,可將茶湯色澤襯托的更清亮,薄瓷能益使茶的香氣更加清揚。清代文人如此愛壺,追逐功夫茶飲,倒也造成「景瓷宜陶」大風潮,景瓷宜陶分別來自江蘇省的宜興紫砂壺,以及江西省景德鎮的瓷器,蔚為當時品茗必備用器。清時紫砂茶壺為何風靡品茗愛好者,在《陽羨砂壺圖考》序言中如此寫到:

茗壺為日常必須之品 ,陽羨砂制,端宜瀹茗,無銅錫之敗味,無金銀之奢靡,而善蘊茗香,適於實用,一也。名工代出,探古所奇…匠心獨運,韻致怡人,几案陳之,令人意遠,二也。歷代文人或撰壺銘,或書款識…,每出匠工之手,向鮮文翰可觀,乏斯雅趣,三也。

陽羨紫砂壺實用而不敗味、且韻致怡人、又富雅趣,有此三大特性,可見紫砂壺何以從明至今始終持盛不衰。紫砂壺受到人們的珍視喜愛,就在於它具有與散茶相融的物理特性,不但實用且富於文人喜愛的韻致和雅趣。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到飲茶方式的演變也同樣帶來了茶具的變遷。唐代茶湯以色綠為佳,故推崇越州窯的青色茶器,茶碗與茶湯彼此襯托,相得益彰,越州青瓷碗有侈口、斜壁、淺底等形制,實用重於奢華,乃品賞茶飲之上品。陸羽對茶器的品鑒,主在於是否適宜品茗,映照茶湯的色澤美感是否應襯,著眼的是飲茶的整體美感,包括茶湯的口感與茶具的色調,味覺與視覺的審美統一。

文獻上對於越窯的記載是:像玉器般瓷色溫潤類冰,且釉色青綠,能襯出碧綠的茶湯,像大自然般,有如「千峰翠色」。陸羽《茶經》云:碗,越州上,鼎洲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次,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碧,邢不如越三也。陸羽對茶具的審美要求在唐代受到肯定與推崇,陸龜蒙在《秘色越器》一詩就說:「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陸羽認為茶器以青瓷為最,青瓷多為青綠色系,天青為上,是為茶色之美而設,越瓷類冰、類玉,在古代溫玉冰清象徵君子的操守,「越瓷青而茶色碧」強調越瓷對茶色的益襯效果。日本「茶湯之祖」村田珠光也特別喜愛這種青瓷茶具,逕稱之為「珠光青瓷」。

唐代所尚的烹茶方式是碾末烹煮,茶具主要是瓷壺和瓷碗,茶湯呈淡紅色,盛於青瓷茶盌中,相映反襯而成高雅之趣。相對於今日用於品評茶葉優劣的茶碗都采純白,或許是品鑒的需求,畢竟白瓷是最能呈現茶湯本色的,也或許是因制茶工序的不同,所以呈現不同色澤的茶湯。從《茶經》中得知,唐代製作茶餅技術、存放條件、研磨過程,烹煮茶末的方式,茶湯顏色不可能像今日我們所看到保持青綠的茶湯顏色,而是呈現淡紅色,從陸羽說的「邢瓷白而茶色丹」,可見唐代的茶烹煮出來的茶湯顏色是丹紅色的。陸羽還說:「越州瓷,越瓷皆青,青則益茶」瓷碗只要是青色的,對於茶湯的顏色都是加分的,這就合乎視覺美感與味覺的統一。陸龜蒙在《茶甌》詩中也說道:「豈如圭璧姿,又有煙嵐色,光參筠席上,韻雅金罍側」,圭璧姿說的是圓形越窯碗;煙嵐色說的是碗上的青色釉,有如煙嵐一般的朦朧美,光參是說碗壁很薄,可透光,碗壁彈之鏘鏘有清脆聲。表現出唐代對色澤如玉的青色十分喜好。

唐代詩人陸龜蒙在《甫里先生傳》的自傳中述及家藏數萬卷,官不就任,有田百畝,以堯舜為聖人,勉己勤,更有茶書。因此,他被這般形容,曰:此人,視茶荈,置小園魚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以為圍甌犧之費。因為喜愛喝茶,以茶租折抵茶水費。蔡襄《茶錄》論「茶盞」也談到: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 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說的是白色的茶湯沫餑,宜用黑盞來相映為佳。建安地區黑盞能襯出茶色白之美,其坯體厚實,熁之,久熱難冷,對茶有保溫作用。在形制上,建安茶盞多是弇(歛)口式,底小腹身微寬,鬥茶時易攪拌,兼具實用與器用的美感。

宋人識茶且善煮茗,提出「瀹茗之樂」,當茶擊拂時所生白色湯花,碗面呈現乳花泡沫,以黑盞形成白黑兩色對比的襯色。此時青白盞雖不為鬥茶行家所用,卻是普遍生產,是當時品茗流行用器,宋代景德鎮青白瓷的盞托,是典型的茶器。點茶耗費時間較久,所以需要厚實的茶盌,方有保溫的效果。唐代視為上品的青瓷、白瓷,於此便不合時宜了。宋代多要求單純之美,用墨作畫,瓷器造形簡潔、流暢,瓷器一般多采單色釉,器皿淡雅、內斂,宋代瓷器—「汝」、「鈞」「官」、「哥」、「定」窯,其溫潤色澤,可說是將極簡美學發揮到極致。

元代的茶具和宋代基本差異不大,茶壺製作有些微變化,宋代茶壺的壺嘴多在肩部,元朝時大都在腹部,這是元代茶壺與歷代茶壺最大的區別。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倒有明顯的發展,可說是異峯突起。景德鎮瓷器宋代時已展露頭角,自元代青花瓷器出現之後,因其青花淡雅滋潤,不僅受到國人珍愛,還外銷海外,盛名於世。元代青花瓷開始加入了鈷料燒制,青花茶具就此從元代末年發展開來,茶具中盞托、蓋碗、杯具、茶葉罐的形制,也逐漸完備。

唐代煮茶重視「茶碗」,以青瓷茶碗為上品;宋代「點茶、鬥茶」風氣盛行,講究的是茶碗顏色與茶湯顏色的對比,重視茶盞。明清以後因朱元璋罷廢團茶,改變了飲茶方式,自此民間流行以直接沖泡「散茶」的方式品飲茶湯,各類茶器如紫砂壺與瓷壺的發展逐漸蓬勃。

自從以壺泡茶的瀹泡方式興於明代中晚期之後,由於瀹泡散茶既簡易且能得茶之真味,茶器主要來自紫砂壺、瓷壺、與茶盞,從此茶壺製作逐漸興盛,宜興紫砂壺也跟著發展開來。明代中晚期後,紫砂因其「宜茶性」受到文人墨客及士大夫一致的肯定與推崇,終於超越瓷壺成為茶事要角。明人對紫砂壺的崇尚,幾乎到了狂熱的地步,視紫砂名壺為至寶,往往貴逾金玉。明人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中提到:

茶至明代,不復碾屑和香葯、制團餅,已遠過古人。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此又遠過前人處也。陶曷取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兩,價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感矣。

晚明文震亨《長物志》里提到:茶壺以砂為上,蓋既無土氣,又無熟湯氣。錫壺有趙良壁者亦佳。嘉禾黃錫,價皆最高。紫砂壺泡茶之佳,在於能盡得茶之色香味,因此紫砂壺在明清時期受到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一致推崇,一方面是由於紫砂壺造形美觀,風格多樣,獨樹一幟,另一方面是實用性強,紫砂陶燒成後具有雙重氣孔結構,有極佳的氣孔透氣性及吸水性高,茶葉在紫砂壺中泡上數日,亦無餿腐之慮,煮茶、泡茶、飲茶,要求器皿急冷急熱的性能要好,紫砂壺具備了這些要件。李漁《閑情偶記》也說:茗注莫妙於砂,壺之精者,又莫過於陽羨。

明代萬曆年間,宜興紫砂壺的興起,帶動了明代的壺泡法。壺泡法是明清以來主導性的飲茶方法,因葉茶以瀹泡方式飲用,不須研磨擊碎,末茶器物自然淘汰,明代宜興紫砂、朱泥茶壺成為茶器新貴,品茗者更加講究器物與茶品的關係,認為茶壺大小、好壞,明顯影響茶湯之優劣。文震亨在《長物志》中提及「壺以砂者為上」,日後被明人視為茶器文化圭臬,同時也更加定型瀹飲方式的風潮。紺黑建盞黜退,以當時瓷盞取而代之,且尚小貴白,與宜樣砂器一道進入嗜茶人士的書齋,成為清供之雅品。

《紅樓夢》四十一回「賈寶玉品茶攏翠庵」,敘述了寶玉、黛玉到攏翠庵品茶情節,妙玉親手泡茶待客。泡的是老君眉,煮的是陳年梅花雪水,盛器是古代珍玩,如此沖泡出的茶湯自然是醇厚可口,賞心悅目,妙玉在飲茶過程中說;「喝茶,一杯是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驢飲了。」意思是說喝茶時要在「品」字下功夫,要細細品啜,徐徐體察。通過觀形、察色、聞香、嘗滋味,使飲者在色、香、味、形的情境氛圍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與陶冶。品茶可說是人們運用審美的概念,對茶葉進行鑒評與欣賞,是一種高潔清雅風尚的體現,也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一種追求。「水為茶之母,器為茶之父」,一杯上好的香茗,需要做到茶、水、火、器四者相配,缺一不可。

《楞嚴經》中有段對「水大」的描寫,曰:水性不定,流息無恆,如執珠盤,對月出水。其性融通,遍周法界,故名為大。 124 水能將茶的最大價值展現出來,好的水與茶在恰當的狀態下融合,釋放茶的最佳狀態,使品飲著感到六根滿足、身心愉悅,即所謂水清則茶靈。

蘇軾對烹茶亦十分精到,他認為好茶必須配一好水,所謂「精品厭凡泉」,詩《汲江煎茶》中有一佳句:活水還需活水烹,自臨釣石取深情,大瓢貯月歸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為易禁三碗,坐聽山城長短更。由詩中的內容及所用器物,應是點茶,而非題目所寫的煎茶,這首詩是蘇軾謫居海

南儋州時所作,詩人烹茶的水,是汲取江中深又清的活水,古人烹茶極為講究,詩中水須是有源頭、流動的活水,如此才能誘發茶的香氣;有火焰的炭火即活火煮水,才不會有煙熏味;要很清、很深的釣石旁;還必須親自去汲取的水,蘇軾深諳煎茶飲茶之道,善感體悟的人格特質,繪影繪聲將汲水與分江水情景寫的細膩生動,通過細節的描寫,實寫茶事,虛寫心境,將被貶後謫居異鄉的心境,表露無遺。

清代張大復在《梅花草堂筆談》中也提到:茶性必發於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也。水是茶的色、香、味的載體,茶中的物質表現必須是通過水來實現,可見水直接影響茶湯的品質。明代許次紓在《茶疏》中也提及:精茗蘊香,借水而發,無水不可與論茶也,古人品水,以金山中泠為第一泉,第二或曰廬山康王谷。古今茗家對於泡茶之水都相當重視,如水源、存水、水清等諸多考慮。

據說宋人王安石一生愛茶,精於驗水、品水,晚年患了「痰火之症」,大夫告訴他必得陽羨茶來治癒,並須以以長江三峽中的瞿塘中峽之水烹煮,如此陽羨茶才有效益,於是請託了蘇東坡,囑其途經瞿塘峽之時,代為汲水一瓮,不料蘇軾竟忘了此事,下山之後方才想起,便於下峽處汲水取代,王安石飲過茶湯,立即指出湯水來源並非瞿塘中峽之水,因上峽水急,味過濃,下峽水緩,味過淡,唯有中峽水流緩急相間,濃淡得宜,烹煮陽羨茶方顯茶性,蘇東坡聽後不禁大驚失色,既感到慚愧,也更加佩服王安石的品水功力。

茶的療效可以上溯到神農氏嘗百草,遇毒而解之。之後有達摩面壁修行的故事,達摩採摘茶樹的葉子煎飲,以維持腦清目明,助其完成九年禪定。《隋史》雜誌記載:

茗飲愈腦疾,隋文帝微時,夢神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曰,山中有茗,煮而飲之當愈,帝服之有效,由是天下競采而飲之。《夢余錄》中有一段敘述:

唐大中年間,三都進一僧,年一百三十歲。唐宣宗召見,問僧人是服用了什麼仙丹妙藥,僧人回答:「我只是喜愛喝茶,每飲用至少百碗,少猶四五十碗。宣宗聽後大驚,便賜僧人蜀茶百斤。」

清朝歷代帝王喜愛飲茶,因此對貢茶相當重視,在「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不可一日無茶」的概念下,清代宮廷茶飲對中國茶文化有深遠的影響。歷來地方官員每每竭力栽植培育新品種,精進位茶工藝,迎合宮廷需求,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貢茶體系,推動中國茶葉的進步,也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形成今日的大產茶區。如洞庭碧

螺春茶,西湖龍井茶,君山毛尖等。其中碧螺春更傳為康熙御賜茶名的貢茶。因此清代宮廷茶飲,也是中國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環。清人多飲散茶,清代飲茶與明代大多相似,雖然江南一代品質較高的茶品,絕大部分需進貢朝廷,但民間飲茶和宮廷茶飲差異不大。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由於國勢強盛、國庫充盈,促使了景德鎮官窯的繁榮發展,許多精緻茶器應運而生,盛世三代茶具的造形、色釉、胎釉,其精緻度可謂歷史新高,造就清三代茶風之盛,實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喜歡品茗有著絕對的影響。

受到清皇室愛茶的激勵,御制茶器乍現光華,皇帝御用的茶器至今留存。由於天子愛茶,留下歌詠品茶的詩句,與民間文人雅士品茶情境各富趣味,也開展了日後的功夫茶席。清代宮廷有不少宜興紫砂胎琺瑯彩茶壺、茶鍾、蓋碗,等御用茶器。康熙皇帝使用的茶壺、茶碗幾乎皆施以琺瑯彩,主要採用景德鎮燒制的素白瓷為胎,為達銅胎畫琺瑯的施彩效果,以里壁施釉,外壁無釉的反瓷為胎,在胎的外壁施琺瑯彩料,之後入窯烘燒成反瓷,再送至宮廷畫師處加上琺瑯彩繪,二次低溫烘燒而成。宜興茶壺及茶葉罐的形制,也對清代宮廷使用的茶器影響極大。

唐宋時期的茶盞,延續創製出清代品茗用器新寵「蓋碗」又名「蓋盅」,今稱「蓋杯」。當時頗受宮廷、皇室所鍾愛。此茶碗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蓋,有三才碗之稱,有天蓋之、地載之、人育之意涵。道家茶人品茶食,將有托盤的茶杯稱「三才杯」,托盤謂地,杯蓋謂天,杯子謂人。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更大。以杯子、杯蓋、托盤一起端起來品茗,稱為「三才合一」。台灣早期製造的蓋碗,多半是印有「萬壽無疆」的樣式,瓷胎略厚,與日本制的蓋碗樣式微有不同。

茶的奧妙是它融合了古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茶—是茶樹的嫩芽製作而成,生長於土木之中,沉寂於金火,終而復活於水中。明代許次紓《茶疏》中說;茶滋於水,水籍乎器,謁成於火,四者相須,缺一則廢。這段論述充分闡明了茶、水、器、火四個要素的辨証關係,水讓茶有了溫度,茶讓器皿有了生命。茶藉水而發,無水不足以論茶事。資深茶人沈武銘以心法傳遞茶道,認為泡茶時心如果能像水一樣柔軟,心的柔軟可影響沸水的銳利,將沸水釋放茶質的優點留下,而緩和了高溫對稚嫩茶葉的傷害,這是茶人修為的力量通過心的作用,達到了完美的結果,也造就了文人的品茶審美情味。

中國人飲茶,有喝茶和品茶之分,將飲茶視為一種物質享受與精神陶冶,宋代詩人陸遊在詩中寫道:細啜襟靈爽,微吟齒舌香,歸時更清絕,竹影踏斜陽。對著手中香茗,細細觀賞杯中茶湯顏色,輕聞茶的香氣,品嘗茶中滋味,陶醉享受茶的曼妙意趣,這是古人的品茗意境。明代田藝蘅在《煮泉小品》中也說道:煮茶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蕕。飲者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乳泉,乃鐘乳石上的滴水,甘美而清洌,飲茶若只是一吸而盡,不辨茶味,在田藝蘅看來,就如同以乳泉灌篙蕕,那真是罪過。

唐代書法家顏真卿和茶友皎然、張騫、陸上修等,在一次品茶行令中組成一首膾炙人口的《五言月夜啜茶聯句》。一開始陸上修說了一句:「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張騫答曰: 「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李萼接著對曰:「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之後皎然說道:「不似春療醉,何辭綠菽繁。」陸上修馬上接著說:「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直到有人對不出,方告一段落。這首聯句中,「泛花」、「庭萱」、「素瓷」、「芳氣」可以看出這群品茶活動,正在進行欣賞沫花、講究器具、感受茶香等茶藝活動;六人各自別吟出別出心裁的詩句,以不同的角度描寫了月夜飲茶的心境與意境,杯麵泛起的白色茶花、聚首的茶席、月光下的茶會、茶的芬芳氣味、茶色迷人的碧綠、飲茶的氛圍感受,彷彿詩中都飄逸著茶的芬芳,令人有身深入其境的感覺。詩中可見唐代文人在茶會中,賓主相敬、和諧、氣氛清閑雅緻。看來不論行茶令、鬥茶雖在求勝,仍見文人的沉潛細緻。陸士修的啜茶聯句中的「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也表達了茶在鍑內翻滾沸騰時、泛起白色水花,正是邀請好友共飲時,花香茶飲,更能引入詩境,增添茶趣。

宋代杜耒:「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詩中以竹爐的火紅映襯寒夜,以客來訪呼應竹爐的湯沸,將「以茶代酒」的雅趣,「以茶代客」的真性情,描寫得淋漓盡致。好友寒夜來訪,點起火爐圍坐一起,雖沒有美酒佳肴,寒夜中啜飲醇香的熱茶,一杯香茗在手,不乏是文人雅士聚會時的趣味享受,這種「以茶代酒」的儒雅風習,至今仍令人們神往。道盡中國文化的深刻底蘊,以茶待客,顯示了主客之間的親切溫馨,表示了主客對品茗的喜愛,不論梅花不論窗前月,盡在一杯茶飲中。將茶提升到一種含蓄又深情的境界。清代鄭清之的詩句中也有「一杯春露暫留客,兩腋清風幾欲仙」,詩中表達以茶留客的情意,更道出飲茶後飄飄欲仙的感受,中國人自古好茶,不僅客來敬茶,還以茶留客。

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提到:天下之士,勵志清白,競為閑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篋之精,爭鑒裁之別。據宋、明人的文獻紀載,鬥茶概括有:(一)鬥茶品—斗湯色、水要活、茶要新、湯色要鮮紅。(二)斗水痕—水痕出現早晚、湯花咬盞時間久者得勝。(三)行茶令—席間吟詩作對較勁。茶令最早出現在唐宋時代,如唐代顏真卿等人的接龍、宋代李清照著名的一問一答,「接龍」可以視為茶令的一種形式,就是以聯句續詩的形式,一人一句接下去。

明代《吳門四才子佳話》中有一段四位友人一日結伴同遊,酒足飯飽後,至一茶莊飲茶,以品茗為題,各吟一句連成一絕。聯句如下:

午後昏然人慾眠(唐伯虎),清茶一口正香甜(祝枝山),茶餘或可添詩興(文徵明),好向君前唱一篇(周文賓)。

茶莊老闆對此四連聯句讚賞有加,祝枝山建議將詩誦於老闆,以換取四包好茶,主人欣然允諾,取來四種茶葉,謂之「四賢茶」,從此泰順茶莊聲名遠播,成一佳話。伴隨著散茶的發展,明初飲茶方式各家分呈,承襲傳統也有創新。

明代茶人或有隱逸遁世者,常以山水自娛,追求忘卻塵世煩惱,淡雅高潔的品茶意境,飲茶講求趣味,對茶具茶湯亦皆有所要求,可說是浪漫蘇醒的年代,明許次紓

《茶疏》寫道:

未曾汲水先備具。必潔必燥,開口以待。蓋或仰放,或置瓷盂,勿竟覆之案上,漆器食器,皆能敗茶。先握茶手中,俟湯既入壺,隨手投茶湯,以蓋覆之。三呼吸時,次滿傾盂內。重投壺內,用以動蕩,香韻兼色不沉滯。更三呼吸頃,以定其浮薄,然後瀉以供客。則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壇發其逸思,談席滌其玄衿。

文中所說的是茶具的擺放及品茗過程,通過飲茶打開五感,明心見性,修養身心,提升審美意趣,通過五官的舒適感覺,吟詩玄談抒發靈感。

明屠隆《考槃餘事》中提及,明代茶人一向主張:

茶之為飲,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時費而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賞鑒者矣! 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

灌嵩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由此可見明人飲茶時不論對象、烹煮、品味、相當的講究,講求閑適、真趣、清賞超越性靈的生活態度。

清代中葉的詩人袁枚是一美食家,他的著作《隨緣食單》上有一段他在武夷山與寺僧品飲的記載,寺僧以當地名茶武夷岩茶款待他。食單上寫道:

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聞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貼之,果然清香撲鼻,舌有餘甘,一杯之後,在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矜,怡情悅性,盡得個中三味。

這段話同時也凸顯了岩茶的茶性,因其茶氣強,滋味醇厚,故而品飲時不宜大口,宜濃不宜淡,所以袁枚詩中說杯要小、壺要小、須慢慢品飲方能釋躁平矜。功夫茶俗不但要聞香試味,也要能平矜悅性,連帶地也講究茶具,所謂「功夫茶四寶」,要求的就是茶湯濃郁、飲茶先嗅其味,再品其韻,杯以「若琛」最佳,約在 10 至 20 毫升。根據清代袁枚所言:「余嘗盡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頂所生,沖開白色者為第一。」烹茶需要用到的器物很多,每一器皿都很講究,但以茶杯最為重要,這也是品茶人最在乎的,是品飲者直接接觸的器物。清冒襄在《岕茶匯鈔》中提到: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一壺任獨飲,方得茶趣,何也?壺小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後,洽有一時,太早未足,稍遲已過,個中之妙,清心自飲,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所以袁枚說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可見袁枚品茶已達至高之境,能夠清新自飲,體會杯中茶趣。

品茶文化在明清以後,出現了反璞歸真的現象,茶人藉由品茶過程,實現精神上的企求,讓心靈得以撫慰,像朱權作為明太祖朱元璋十六子,為了「破孤悶」而專註研究茶,避世寫了《茶譜》潛心茶道,提出了以茶悟道的觀點,認為探究造化,是要從燒水煮茶開始。文徵明嗜茶,為人正直,不事權貴,淡泊仕途以茶示決心,賦詩作畫,有詩吟:門前塵土三千丈,不到薰爐茗碗旁。可見他以避世為樂,以飲茶為歡的高尚境界,任憑門前車馬喧鬧,依然淡定的在茶爐邊烹茶,品茗自樂。還有張岱的以茶會友,他說:非大風雨至,非至不得已事,必至其家,啜茗焚香,戲談謔笑,十三年於此。除非刮大風下大雨,十三年來每天造訪雲谷,顯示兩人的茶誼根深蒂固。

接下來我們重點來看,所謂禪茶又是怎麼產生的呢?

陸羽在《茶經》提出的「精行儉德」,茶性蘊含著茶德。品茶如同品人,品茗過程除了感官上對色、相、為味的要求,還要提升到心靈的體會和感受,追求一種平靜、

恬淡的精神境界,如老子「致虛守靜」的養生概念,茶葉自身的藥理功效外,以茶養性,求清氣長存、延年益壽,所謂,「靜以修身,儉以養德」,藉由品茗過程反觀自我,體悟到道德,完成自我的超越與堅持。

茶被稱為嘉木,是因為茶具有剛強、質樸、清純和幽靜的本性。茶其性潔不可污,茶湯晶瑩清澈,清香怡人,給人幽雅的韻致。茶性與茶品,無喧囂之形,茶性與茶品自然的元素滲透到人們生活領域,延伸到人們的感官精神中,形成一種品格。因此,重德觀念的形成,源於茶的自然本性。唐代劉貞亮對茶德有更具體的闡述:以茶散悶氣,以茶驅睡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

中國禪宗形成後,僧人因禪修而飲茶,沿襲至今,潛移默化,飲茶成為佛教叢林的佛門規式。中國茶道可說是由禪而興起,因禪學而成熟,也因禪學而造就出特有文化。唐代懷海禪師制定了《百丈清規》,將坐禪、飲茶列為規式,飲茶開始被納入佛門清規,之後寺院茶禮逐漸成形,飯後三碗茶就是當時吉州禪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風,當時茶與禪的關係已到了《茶禪一味》的境界,茶器美學的概念也漸成氣候。直到南宋時期,禪學在整個社會普及流行,也助長了茶禪文化的發展。

《百丈清規》里提到叢林禪茶,由於坐禪易昏沉,所以「皆許其飲茶」。禪教是佛教的一宗,也稱禪宗,所謂「禪」也就是「止觀」的意思;即通過坐禪入定,求得心

靜為「止」,觀即是觀視內心,對心進行反省觀察,進行宗教修養。這種止觀禪法,是隨著佛教經籍於漢代時傳入中國。禪宗初祖菩提達摩,真正成為佛教一宗併流傳,是在南北朝時期,盛行於中唐及至五代時期。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日趨腐敗,戰火連連兵災不斷,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此時禪宗宣揚「頓悟成佛」,這對遭受安史之亂禍害的人們而言,無非是是最大的精神支柱。

中國最早記載「坐禪用茶」的文獻,乃見於《晉書藝術傳》,傳曰:東晉僧人單道開坐禪、晝夜不卧,日福鎮首葯數丸,大如梧子,葯有松蜜薑桂夕時,僧人禪修靜坐時間長易感疲憊昏沉,飲茶可提神助修。僧人單道開在後趙都城鄴城的昭德寺修行時,誦經四十餘萬言,經常飲茶以提神防睡。陸羽《茶經》《六之飲》:

翼而飛,毛而走,呿而言。此三者俱生於天地間。飲啄以活,飲之時義遠矣哉。至若救渴,飲之以漿;蠲憂忿,飲之以酒;盪昏寐,飲之以茶。茯苓之氣,時飲茶酥一二升而已。

古代僧人須持過午不食的齋戒,因不作;為了解渴,就要喝水;消愁解悶,就要喝酒;要提神醒腦去睡意,就喝茶。所以說茶不但有止渴作用、也能提神消除睡意、解煩悶,有助於修身養性,對禪修、打坐有很大的助益。

唐代僧人參禪之風盛行,禪宗重視「坐禪修行」,坐禪需摒除雜念,專註於前,所以要求僧人「跏趺而坐」,「過午不食」,而茶可養心提神,促進思考,於是寺院飲茶之風鼎盛,也因此促成了茶禪融合的契機。《百丈清規》中多處述及的「禮茶之法」如:

大眾就坐,侍者歸中問訊揖坐,進中鑪上下監至外堂燒香,香合安元處,退身當下問訊。上下間外堂問訊了,歸中立,鳴鐘二下,行茶遍瓶出。復如前問訊中立,鳴鐘一下,收盞。

文中所述不僅是象徵寺院的儀規,也是內心的修行,百丈禪師懷海制定這些茶禮,將整個僧堂內的茶禮程序,鉅細靡遺地描寫,從入堂的規矩,燒香禮拜巡堂請眾,鳴鐘就座,行法事人向聖僧的問訊禮儀等,讓僧人遵循禮法。同時,自然而然行道,讓禪法落實在如禮的生活中。清規中記載著許多茶在寺院中的使用方式、功能作用和意義,寺院法堂設有兩面鼓,東北角設法鼓,西北角設茶鼓,講座說法擂法鼓,集眾飲茶擂茶鼓。禪寺中有設有茶堂,有「茶頭」執事一職,專門負責在佛前供茶,供祖師的奠茶儀式,為僧眾、信眾奉茶等。在叢林禪寺住持上任要舉行茶禮,和尚遷掛遺像也有獻茶儀式,寺院中有種植茶樹,耕種、採制茶葉,都視為佛事。百丈禪師曾開示大眾:吃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所謂禪門三訣,以茶悟道是也。由此可見茶和禪林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筆者認為這是僧人們結合飲茶、茶儀,內修定慧。在品茶過程中同時實踐境修止觀,開啟五感,眼觀察色、耳聽水沸、鼻聞茶香、舌品茶味、手觸茶感,攝心專註於茶事,調身、調息、調心,進入身心合一的茶禪境界。

茶聖陸羽是佛門弟子,後成為茶聖,也是受了佛門影響。古代僧人悟道、參禪、弘法等,用茶來清新提神,寺院中大都珍藏著許多茶品,其一用來招待施主和賓客,二來供寺僧們念經時飲用。儒家主張以德治天下,道家主張清靜無為,這都是養生的關鍵,在自然恬淡中延續並超越生命,品茶若能達到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便是最佳的養生之道。茶是苦味之上首,苦味則是諸味之上首,而心臟愛此味,心臟興則安諸臟。

唐代茶人斐汶在《茶疏》中提及茶的四個特點:性精清、味淡潔、用凡滌、功緻和,得之則安,不得則病,飲茶使人的心情平和,消除煩惱。早期達摩的「如是安心」、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融的「心為本」、禪宗如神秀的「極力攝心」馬祖道一的「只未了之心是(佛)」、南泉普願的「平常心是道」,說的都是內在心靈的體悟,並非對外在環境的適應,不為滿足物質需求。追求德是精神內在的平衡狀態,所提的安心,是指撫慰內心焦慮、緊張、恐懼、困惑的心靈。而茶性精清、味淡潔、用煩滌、功緻和,可帶領人們提升到空靈美妙的高度,甚至成為安身立命的終極信仰。

明代文人徐柳在《天心禪茶疏》中描繪天心永樂禪寺的茶禪盛事,其中茶膀的蘊意深遠,文中書寫:借水澄心,疾即茶演法,滌睡眠於九結,破昏致於滯於十纏。……

非關陸羽之家風,壓倒趙洲之手段。以致三朝共啜,百辟爭嘗。使業障惑障煩惱障,即日消除;資戒心定心智慧心。…法是茶,茶是法,盡十方世界是個真心;醒即夢,夢即醒,轉八識眾生即成正覺。

文人以浪漫手法描述永樂禪寺茶禪交融的動人畫面,不露禪字,卻將茶禪一味的意境演繹得淋漓盡致。禪宗思想浸染中國思想文化最深,他吸收儒家學說和道家思想,使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得以融通,從而對中國茶道核心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禪宗將茶的特質運用於身心養生與心靈的提升,從日常飲茶養生、提神,做為精進坐禪的良方,最終將茶與心相互交融,將茶融入禪的修證中,以茶嶄現圓滿生命,讓茶超越物性的原始意涵,既幫助修行人進入證悟之道,也讓人們藉由茶開展自身的心靈世界。通過茶進入禪境。禪的精神是悟,茶的靈魂是品,禪是悟,茶是心,如此的養生乃是進入中國茶道的途徑,進而能體會茶禪一味的意境。

趙州禪師「平常心是道」的禪法中,被認為最高深的禪道是吃粥、洗缽,以平常心做平常事,是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以平常心行事對待,而不刻意修行禪法,便是「道」。喝茶也是如此,茶聖千利休在《南方錄》中提到:「茶道無非是燒水點茶。」這與趙州禪師「平常心是道」境界是一樣的。宋代無門禪師詩偈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傳達的也是平常心的觀自在。

陸羽的忘年之交皎然,是一位詩僧,他在《飲茶歌誚催石史君》一詩中,首先提到了飲茶三個層次境界: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二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皎然的三個境界,「滌昏」是茶的化學物質具有中樞神經精神興奮作用,讓人神清氣爽,精神集中之後,思慮益加清明,感受內心與外在環境融合。「清神」是飲茶之後使人神清氣爽,思緒更加清醒,內心與外在統一到無限覺受,感受到如飛雨灑輕塵般的清涼境界。三飲便得道,到了這個境界,所有的憂愁煩惱都煙消雲散了,這是飲茶的最高境界,「品茶悟道」了。茶之於僧人,可滌寐、清神,更可得道,這種悠然神往近乎禪境,不僅僧人,文人亦嚮往之。飲茶講究心靈的平靜和環境的清優,參禪品茶,品茶參禪,茶禪一味都是追求境界的提升,僧人們種茶、飲茶,在孤寂的佛家生活中,體悟佛的本性領悟「菩提真諦」,僧人在品茶過程中,體會茶性平和,使人清心寡欲,不生妄念,這與禪宗的哲學思想有相同理念,對於僧人悟道有極大助益。茶與禪宗早已密不可分。 茶禪可說是茶文化的核心根源,道家追求清靜無為、修身養性,儒家以茶規範禮儀,佛家用茶思維悟道;文學家以茶書作詩文,藝術家以茶審美鑒賞茶藝、禪宗更是通過茶平和靜慮的方式追求頓悟,領悟佛法的真諦。

一個好的茶師,可以是一個禪者,好的禪師,也可以泡出一壺好茶,或是感受一杯好茶的樂趣。由此可見,茶對禪宗而言,是養生用具,亦是得悟途徑,更是體道法門,這兩種境界同時達成,將兩個不同屬性合一,衍生出茶禪一味,從而讓中華文化傳統有了更豐富的底蘊。

宋代臨濟宗禪師圓悟克勤是最早明確提出「茶禪一味」思想的人,他潛心鑽研禪與茶的關係,以禪學思辯品味茶的境界,終有領悟,揮毫寫下了「茶禪一味」四字,顯現出茶與禪的不可分離與相互映照,並從理念上發揚光大,其著作《碧岩集》在禪門影響頗大,被譽為禪門第一書。圓悟克勤禪師亦曾手書「茶禪一味」,贈予參學的日本弟子榮西,至今禪寺的手書原跡仍被收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日本茶道因此也有了「茶禪一味」的說法,是宋代禪宗發展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茶道的開始是十五世紀茶道之祖村田珠光的時代,其弟子武野紹鷗宣揚的村田珠光的茶湯,將其心法傳承給弟子千利休,此後日本茶道樹立。岡倉天心在茶之書中說:茶之始為藥用,慢慢卻成了飲品,在八世紀的中國,茶,更以上流社會的風情雅緻,步入了詩句的殿堂。十五世紀時,日本則將其晉陞到一種唯美的信仰——茶道唐?玄覺《永嘉正證道歌》曾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刃常坦坦,假饒毒藥也聞聞。」只要用心感受,不論行住坐卧、語默動靜,只要體會安定自然,萬事萬物都是禪機,「茶」只是禪修中眾多「借假修真」的媒介,無疑的這是禪門茶道的特色。

佛教重視坐禪修行,靜心禪坐,聚思悟道,坐禪長達數日,久坐難免睏乏,清心提神的茶便應運而生,佛門淡泊人生態度,而茶性凈潔,無疑成為最佳飲品,更與僧人結下不可分割的關係。唐代中葉飲茶風俗大興,據唐封演的《封式聞見記》中紀錄了北宗禪習茶的情景:

南方人好飲之,北方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禪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傚,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間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

由此可見禪寺與僧人將茶視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也說明了尋常百姓茶坊飲茶的盛況,推廣了的飲茶風尚。由於唐代盛行的禪宗寺院生活,提倡飲茶,將飲茶習慣儀式化,也因此讓飲茶與精神提升的過程有了關聯。茶之於僧人,可洗去昏寐,可清神,有如得道般的境界,這是僧人與文人嚮往的禪境。

茶禪一味的思想,在中國發端,滲透到生活各層面後,進而有許多相關茶禮儀的規範,禪宗對茶禮的規矩要求更是嚴謹,可說是僧門的禮儀訓練,許多禪師以茶提示禪機,闡述茶與禪的關係。但將茶禪一味思想貫徹入微的應算是日本人了,從村田珠光創設「四疊半」的茶席開始,珠光認為學習茶道最忌諱的是,存在內心的我執我慢,因此創設小茶席,與飲茶方式結合,注入禪的精神,以便自悟本性。

集日本茶道大成的千利休,在其傳書《南方錄》開宗明義指出:宗易雲,茶事之茶湯以佛法為第一,修行得道事也。以家居結構、飲食珍味為樂乃俗事之樂也。如若無家,飲食飢餓之事也。此佛之教,茶湯之本意也。小茶席的茶道首先須秉持佛法,進德修業以求悟道,住在豪宅吃山珍海味美食的種種享受,獲得的愉悅是世俗的、官能的享受。住屋只要能遮風擋雨,吃飯只求不飢餓的程度,便是佛陀的教義,更是茶道的本意。認為茶道的本質是佛法之現象表現,修行茶道便能得到,亦能獲得解脫之道。千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在《山上宗二記》中記載著:茶湯出於禪宗,因此全然是僧侶之行也,珠光、紹鷗皆禪宗。茶道是從禪宗而來,回歸以心為根源的茶道,以禪宗為依歸,做為禪宗的行為準則。珠光、紹鷗都是禪宗的門徒。寂庵宗澤《禪茶錄》也明確以茶與禪之間的關係為課題,《茶事以禪道為宗》,以體用賦予茶與禪的意味,以一心不亂的空寂為主體,肢體舉止為用,茶事之行為皆顯佛心之教誨。然而貫徹茶禪一味最徹底的應屬千利休孫子千宗旦。他在《茶禪同一味》的著述中提到,如何藉由茶道修行以達心悟自省,文中說道:

藉由茶事求得自性功夫,別無他法,只要靜心專註集中意志力,一心使用茶器而進入三昧的境界。如使用茶杓時,全神貫注於茶杓,無其他念頭,放下茶杓時,以敬物的態度將之安放原處,其他器具之使用也一樣。再者,使用的器具放妥後,縮手之際,不可鬆懈,應以相同心情移到下一個使用的器具。點茶如能隨著器物的變化,精神維持不變,連貫一氣,就是深得點茶三昧了。

「三昧」是禪定功夫的一種,如操作茶勺時,全然專註其心於茶杓,將自身與茶勺融為一體,要做到毫無自體的主體性,便是進入三昧境了。有人認為日本茶道過於重視儀式,過於講究操作的過程,雖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卻偋棄了味覺品嘗的愉悅,筆者認為雖然喝茶飲的是茶湯本質,但通過嚴謹的態度,敬器、敬人的精神,可讓人靜心品茗,進而敬天、敬地以感恩惜福的心境對待人事物,這就是茶道的基本精神與核心價值。

日本的「茶道」一詞在千利休所著《南方錄》「覺書」中開始普遍化使用,然而一般而言依然沿襲自中國,稱之為「茶湯」。茶道是一種茶敘的儀式,自古以來日本稱之為茶湯,而喝茶的敘會則稱為茶會。岡倉天心在《茶之書》中說:日本的武士道是「死的藝術」,而茶道則是日本孜孜以求的「生的藝術。」日本茶道將茶事與茶人的生命相關連,在茶道中展現藝術、完善生命,將世俗飲饌之事提升至一種純粹而唯美的信仰。

729年,日本聖武天皇曾召百僧,講經賜茶,並派高僧到中國學習佛經,805 年最澄禪師赴中國天台山國清寺留學,回國時攜回天台宗經論疏記及佛教經典,同時也將茶種帶回台麓山種植,後來空海和尚也到中國取經帶回茶籽,所以最澄禪師與空海禪師可說是日本栽茶的始祖。日本飲茶,是於奈良時代通過遣唐使與僧侶將中國飲茶習慣正式傳入,後因遣唐使廢止而一度中斷,直到謙倉時期日本禪師榮西渡宋歸國再次帶回茶種與茶具,加上《吃茶養生記》的付梓,根據中國寺院的飲茶方法,制定飲茶儀式,大力闡揚飲茶的好處,興起新的農業形態,開始擴充茶園、著名產地競相栽種茶樹,書中提到:貴哉茶乎,上通諸天境界,下資人倫矣。諸葯各為一病之葯、茶為萬病之葯而已。稱「茶」是上天的恩物,聖葯的本源,使茶迅速在國內流行開來。當時更興起了仿宋的「鬥茶」,後來演變成賭博性質,從榮西禪師提倡飲茶養生,到鬥茶歪風興起,曾一度引發知識分子的擔憂。

其後村田珠光簡化了當時的茶室,捨去華麗與雕飾,還原到一種質樸的感受,改在四個半榻榻米大的小房間舉行茶會,依禪宗質樸沉穩寂靜的飲茶方式,制定「茶法」,這就是「草庵茶法」,珠光也因此被尊稱為日本茶道祖師。完成珠光理想的「草庵茶道」是武野紹鷗。紹鷗採用田舍風「地爐」的設計,建築「草庵式」茶室,使用日本在地茶具,在質樸中滿足於不足,培養真誠的待客之道,紹鷗認為「正直」、「謹慎」、「不驕慢」就是「空寂」。接著千利休更進一步創立「草庵式小茶席」,將這份質樸的感受更完整化的體現在的意境與事物上,完成了「侘茶」以貫徹紹鷗的茶道思想,自此日本飲茶習慣再度盛行。

而日本飲茶習慣正式確立形式制度,建立「茶道」精神,是在安土桃山時代的千利休出現之後。利休時代是日本茶道風氣鼎盛的時代,上至公卿貴族武士,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喜愛茶。日本茶道建築分為室內和室外兩個空間茶庭。茶室,其用意是讓客人先行至茶庭放鬆心情,再進入茶室享用茶湯。茶庭又稱「露地」,這稱呼是由千利休創立,用意是讓客人在茶庭靜心滌盪世俗慾念,啟發清凈自性以培養進入茶道世界的情緒。千利休訂定「和」、「敬」、「清」、「寂」四規,此乃茶道之精髓,「和」、「敬」指的是主人與客人之間應具備的精神。《茶經—六之飲》云:夫珍鮮馥烈者,其碗數三,次之者,碗數五。若坐客數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 說的是茶湯如做得好,品飲起來珍鮮馥烈,芳香無比,一「則」茶末只煮三碗,茶湯才能鮮爽濃烈,較次的是煮五碗,如果五位客人便煮三碗分飲,七位客人便煮五碗均分。品飲時互相謙讓,「和」、「敬」精神很自然貫穿整個品飲過程。「清」、「寂」也寫作「靜」、「寂」,是一種審美觀,這種美體現在「侘」字上,有寂寞、孤獨、鬱悶的意思。

九松真一是真正落實日本茶道理念的實踐者,他將茶道特有的「閑寂精神」與禪結合,呈現了七種美學屬性。此即為「不均齊」、「簡素」、「枯槁」、「自然」、「幽玄」、「脫俗」與「靜寂」。 197 意味面對現實的不完美,能夠欣賞缺陷。「清」、「寂」是要求茶室及茶庭應保持清靜的環境和氛圍,沉穩、安靜、平和、內性自悟,是日本茶道文化的元素,從茶道儀式的開始到結束,以靜為旨,在無言的靜寂中展露,以求得悟,感知唯美,從靜中品味動美。茶會以一期一會的心境呈現,實質上就是佛教所說無常的概念,將茶會視為一世一度,用心對待,主客之間心心相映,以禮對待。因為一生只有一次一起喝茶的機會,所以喝的每一口茶都抱著感激的心,格外珍惜,這就是一期一會的概念。

宋代的點茶法帶入日本後,演化成今日的抹茶文化,但宋代「末茶」工藝早已失傳,現今所見「抹茶」是按日本抹茶標準和工藝生產的現代抹茶,日本茶業中央會對抹茶的定義是由覆蓋栽培的茶葉鮮葉,未經揉捻直接乾燥製成茶葉,經石磨碾磨後製成的極細粉才可被冠上「抹茶」的名字,其他所有粉末狀的茶葉,都只能叫做「粉末條」。唐宋時期的喝茶方式,是用一隻茶碗,將茶葉放入碗中,用類似竹刷子的茶筅,再將茶末置入碗里打出泡沫飲用,即是今日抹茶道的濫觴。而日本禪師傳習了這種茶道,也從中國帶回一些茶碗回日本,當時這些茶碗並不稱「天目茶碗」一般通稱為黑釉、建盞、或星盞。但因日本禪師是從中國浙江、安徽邊界天目山附近的禪寺將茶碗代帶回日本,所以就稱為這些茶碗為「天目茶碗」。榮西禪師從中國天目山帶回的建盞,現今日本稱為「天目碗」,日本抹茶道在千利休推動「清」、「敬」、「和」 、「寂」的茶道精神下,逐漸捨棄追逐推崇唐代茶器的局面,發展了屬於的日式風格的茶器,自此日本的在地作家開始受到矚目,日式風格茶器也開始發展出簡約質樸富於精神層次的茶器,與中國茶器的釉藥色澤和造形有著明顯不同的辨識度。

日本茶道受禪宗影響很大,村田珠光在 15 世紀後期提出「侘茶」的觀點,創造了草庵堂,為茶道訂下形式和內涵的概念,稱為日本茶道始祖。自此茶、禪合一的茶道才真正出現。建立「侘數寄」茶道,是熱愛不完整,殘缺不全平凡的茶具的意思。主張通過修行領悟茶道的內在精神,是日本最早的茶道思維概念,即崇尚幽靜簡寂的喝茶風氣。茶聖千利休指導樂長次郎燒制「樂燒茶碗」時,結合禪宗思想將茶碗提升至「侘寂」的精神層次,樂燒茶碗歷經了近百年的歷史,至今仍影響著近代許多燒制茶碗的陶藝家。茶具延續唐代器物作風,有了備前燒及信樂燒等和物,欣賞角度亦由崇尚華麗,轉為幽靜寂簡的殘缺美學概念,珠光之前人們以唐物為貴,茶具上講究華美精緻,追求奢侈華麗,而珠光提倡清貧簡樸,認為黑色陶器色彩幽暗,具有樸素、清寂之美,以此質樸茶具真心誠意待客既有審美涵養,也具道德情操,這種觀念思想來自於禪宗。

室町時代形式極為奢華的「茶書院」為炫耀並展示中國製造茶具,興建銀閣寺,之後千利休革命奢華茶文化與推行美學新思維概念,倡導簡樸虛懷、崇尚自然,將四張榻榻米的標準茶室,縮為三張或兩張半,將茶室裝飾極簡化,深化草庵茶的茶禪精神,提倡「侘寂」美學新思維,將「侘茶」的境界推向頂峰,更確立了統一日本茶道精神理念。

日本著名國寶「待庵」,是茶聖千利休創立的茶室,空間僅兩個半塌塌米,「待庵」因空間有限,主客需坦誠相見,主客之間任一微小動作都無法閃躲,無法掩飾,彼此相互觀照而無所遁形。因此主客之間的舉止都需完美得宜,專註於前不得輕鬆,喝茶可說是一種修行。「待庵」座席前面,位於躪口處上方置有木架,名為「刀掛」,顧名思義是請茶客入屋前將刀具掛上,即要客人一但進入茶室要放下一切,專註於前享受當下。進入茶室,上至皇家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皆須屈躬卑膝,低頭進入茶室,意謂眾生平等,無形中透露出利休所期待的理想世界。茶室的簡樸素凈,超脫塵俗,因此被世人認為是真正的隔絕紅塵喧囂的神聖殿堂。

日本的禪藝術畢竟深具日本的民族性格,多數時候有著「以形式完成內在」的特質,因此常以極簡風格規範,來達成當下本自具足的生命關照。其中花道、茶道都有這種特性。日本茶道著重思想,很多儀軌操作和器物的完成,並非只是注重外在形式,而是希望藉由外在形式去完成內在,在實踐過程中,由形入心。即所謂轉心成象,轉象成心。外在形式的熟練影響事茶者的自信心,茶人熟練掌握茶事儀軌,使茶人操作過程融入茶席中,通過虛實相映,結合「有形」的事實和「無形」的概念,創造茶席意境。所謂「器」,形於手而發於心。武田老師說:「茶道最講究的是形,先做出形之後,再在其中放入心。」先將外在形式完成後再放入心,融入其中,先行後心的目的在於培養集中精神的習慣與能力,進而以「形心合一」為理想目標,通過茶道精神儀式達到平靜沉澱心靈的目的。對繁忙焦慮的現代人來說,飲茶可以不只是單純品茗,以固定的形式演練操作事茶儀軌,因日本茶道事茶儀軌過於複雜,容易出錯,避免出錯只有專註於前,心無雜念,抽離現狀,處於當下,即便身處鬧事,仍然可以讓自身處於安定自在的情境。日本茶道的每個事茶細節都是要求高度集中精神,以及活在當下的狀態下進行,茶會前的事前準備,也有一定的禮節,個人曾經歷這段學習,頗為不解,慢慢從中體會,發覺茶道不能執著於茶的滋味,應是沒有刻意的追求,只是通過茶湯的體驗沉澱身心靈,甚至是安身立命於此終極信仰。

日本哲學家久松真一《茶道的哲學》寫到:

吾等今幸入露地草庵,得參茶道之玄旨,修和敬清寂之法,願攀前賢古聖芳躅,苟且物流遊戲逸樂、趨好事驕奢,偏固流儀技藝墮邪路,堅把持住「侘數奇」締,專旨心語,觀一期一會,道業無倦,事理變修…以茶十德饒益世間。」

最後,簡要介紹下當代茶藝。

當代茶席文化主要是在台灣形成氣候,或許源於台灣特殊的文化背景。兩岸開放,茶人交流,紫砂壺和茶業在台蓬勃發展,加上曾經是日本殖民的身分,文化的交互碰撞,促成這段歷史。追溯本源,台灣的茶席文化源自於福建小壺泡法的功夫茶,功夫茶也稱老人茶,泡茶用具及程序極其講究,流行於潮汕地區,潮汕人將茶葉稱「茶米」,所謂「可一日無米,不可一日無茶。」喝茶已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習慣,亦稱為潮汕泡。功夫茶融入江南文人的雅緻茶藝,加上受到日本茶道美學的影響,形成獨特的台灣茶藝活動。

受到明代品茗很深的影響。明代許次紓《茶疏》《烹點》中記載:

先握茶手中,俟湯既入壺,隨手投茶湯,叢蓋覆定。三呼吸時,次滿傾盂內,重投壺內,用以動蕩香韻,兼色不沉滯。更三呼吸頃,以定其浮薄。然後瀉以供客,則乳嫩清滑,馥郁鼻端。

茶道呈現的境界乃是簡樸、儉約的,它涵概了精神和藝術的層面。茶席如同行動繪畫,更是一首無言的詩歌。追尋生命的底蘊,藝術是作為敲門磚而存在的。「茶席」則是茶道的具體呈現,方式包括整個茶席空間和演繹過程的設計,如茶器具的配置、演繹步驟、沖泡技巧等多元具足。通過看不見的精神美,看得見的器物配置美感、事茶者的語言、儀軌操作的肢體形式,呈現出茶道之美,在泡茶過程中證悟茶道精神。

陝西作家丁文認為;「茶藝是茶道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茶藝指的是制茶、烹茶、飲茶的技術,技術達到爐火純青變成一門藝術。」 因此所謂的茶席展演不只是科學的將茶湯完美表現,更要以藝術的方式泡一壺好茶,不但要掌握茶葉鑒別、水溫、沖泡時間、動作儀軌等技術,在沖泡操作過程中以藝術美感方式呈現。茶席展演過程呈現的沖泡技藝,讓人有安定專註於前的美好享受,不但茶器擺置具有美感、茶湯呈現美味,也蘊涵意境的美感。

古籍上並未見「茶席」一詞,明代茶藝行家馮可濱的《岕茶箋》中羅列了「飲茶食十三宜」。曰:品茶也,無事。佳客。幽坐。吟詠。揮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會心。賞鑒。文僮。其中所說的「清供」、「精舍」,指的就是茶席的擺置。

茶席,是以「茶事」為基調,以茶為核心,茶器具為載體,通過事茶人以事茶禮儀,在特定空間結合花藝、畫軸或雅樂等藝術,建構特殊氛圍的品茶空間,既蘊含茶道的抽象哲思,也呈現具體的儀式美學,既是事茶者的一方天地,也是品飲者身心的釋放,這空間的內涵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卻都是以豐富人們精神生活的追求為訴求。

寫作《茶席》一書的池宗憲說:「將茶席看成是一種裝置,是想傳達擺設茶席茶人的一種想法,一種漫遊於自我思緒中,曾經思索想表達的語彙,將茶席成為一種自我詢問與對話的作業模式。」

茶為客觀事物,「茶藝」則是人所創造出來的美好事物。茶可以只是生理上解渴的需求,亦可將之提升至精神層次的享受,進入藝術境界的美學領域,通過審美的美感營造空間情境,融入茶文化意涵的品茗體驗,在日常生活中付諸實踐,增進生活逸趣。

關於茶文化,我能想到的差不多就是這些了。

最後,寫作過程中記憶不清的部分參閱了如下書籍,供參考:

丁文,《中國茶道》

吳覺農,《茶經論述》

洪啟嵩,《問茶解禪》

章柏年書,《唐陸羽茶經》

陳香白,《中國茶文化》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從 6 世紀到 9 世紀》

鄭培凱、朱自振,《中國歷代茶書彙編》


茶文化有兩個方式解釋。

一是廣義方式。二是狹義方式。

我們先來說狹義方式的。

這是百度百科的解釋。雖然我不是很喜歡百度搜索,但是百度百科關於這些東西的論述還是有一定參考性,畢竟都是抄來的。

我們重點說的是廣義上的茶文化。

中國的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茶相遇,經過時間的醞釀和發展,逐漸形成的一種文化總和。

中國的茶文化,嚴格來說,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茶相關的部分。而且隨著時間的發展,將會有更多的文化類型和文化現象逐漸與茶相關,成為茶文化的組成部分。

其實簡單來說,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公式。

(茶+文化)X各種類型=茶文化

比如,茶文化的組成部分包括:

茶禮:在茶事之中的中國禮儀,如敬茶禮、謝茶禮、請茶禮。

茶詩:寫種植、製作、品飲茶的詩詞。如盧仝的《七碗茶歌》,蘇軾的《送南屏謙師》。

茶藝:沖泡的技藝,製作的技藝等等。這個詞是台灣來的。

茶樂:配合各種品飲場景等,專門所做的樂曲。

中國只有茶文化,而不敢稱道。

日本講究的是道,有茶道、書道、花道、武道、劍道等。他們的技藝都會上升到道的層面,而這種道的層面其實在中國來看,並不是道。

《易傳》中對這個事情有一個很準確的解釋。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

道在中國是要上升到更高的層面上的。

所以包括我的老師馬曉丹老師在內,很多專業研究茶文化的老師都只稱自己研究的是茶文化,而非茶道。這也是對自己所研究的茶文化的一種敬畏。

老師總是講:越學得多,越不敢談茶,因為學的越多,越知道博大精深,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中國的茶文化,這個話題非常大。大到可以養活很多很多人,出很多很多本書。

但是抓住一個精髓就夠了。

這個精髓,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部中國茶文化史,是可以貫穿中國文化史的,它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

跟著道家文化,就有了道茶。

跟著禪宗文化,就有了禪茶。

跟著文人,就有了文人茶。

而最大的一部分則是深入民間,是百姓的生活茶。

馬曉丹老師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有兩杯茶。一杯是琴棋書畫詩酒花茶,另一杯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兩杯都要端好,對於我們這些做茶的人,都要做好。

這也是我們所堅持和倡導的。

茶是一種飲料,孫中山先生在自己的《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中提出:

「茶為文明古國所即知已用之一種飲料…就茶言之,是為最合衛生、最優美之人類飲料!」

這也是第一次說出茶為國飲的說法。

武漢著名作家,同樣也是一位資深茶人的陳伯安先生所做茶賦中有這樣一句。說的有點意思。

茶者,國飲也。得山水之精氣以成嘉木,承天地之清露而生靈芽。色如秀玉,香如幽蘭,味如仙泉,美如佳人。品之詠之,詩文雅士情趣;啜之飲之,尋常百姓人家。

如果一味把茶放到太高的地方,失去了民眾這個土壤,會生長很有問題,最終會成為空中樓閣。

只有接著地氣,以茶文化裡面的這些美、這些真的東西來感染人,影響人,這樣才會生長出更好的文化。而且,還會產生更多更好玩的東西。

茶文化,好玩的東西太多。

馬曉丹老師對自己茶藝師學生的要求我放在這裡,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遇茶能泡,提筆能寫,開口能言。


茶葉在我國西周時期是被作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時代茶鮮葉被人們作為菜食,而戰國時期茶葉作為治病藥品,西漢時期茶葉已成為主要商品之一了。從三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時間內,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於是在寺院廟旁的山谷間普遍種茶。佛教又促進了茶灶的發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茶禪一味"的來源。到了唐代,茶葉才正式作為普及民間的大眾飲料。

  「茶」字的起源,最早見於我國的《神農本草》一書,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藥物書。據有關專家考證,該書為戰國時代(公元前5年--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804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我國茶聖--陸羽,字鴻漸。相傳他是一個棄嬰,被和尚撿回在寺廟中長大,他聰穎好學,惟不願學佛。他寫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葉專著《茶經》,系統而全面地論述茶的起源、採制熟飲、茶具和茶史,極大地推動了我國茶業和茶文化的發展。根據陸羽《茶經》推論,我國發現茶樹和利用茶葉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歷史。

  863年(唐懿宗咸通四年)樊綽《蠻書》記載:「茶生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銀生是其時南詔國的一節度府名,治所在今雲南景東縣,轄今思茅地區、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以及臨滄地區的南部,是有關我國雲南少數民族飲茶、業茶的最早記載。

傳說遠古濮人的後裔叭岩冷率領部落族人行游至瀾滄江雲霧繚繞、古木參天的芒景山,在浩瀚的森林裡發現了野生大茶樹,並將大茶樹上的茶果和枝葉紮成一個結,作為標記,而後在做了記號的野茶樹四周刨鬆土,灑上火灰,讓茶仔落地後自然生長,再把長成的茶苗移植到部落居住地的四周,並擴散到整個傣王統治區域內,為雲南萬畝古茶林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1440年(明英宗正統五年)朱權撰的《茶譜》,全書約二千字,序之後列品茶、收茶、點茶、熏香茶法、茶爐、茶灶、茶磨、茶碾、茶羅、茶架、茶匙、茶筅、茶甌、茶瓶、煎湯法、品水等十六則。該書為明代第一本茶書,社會上其時雖普遍飲用芽茶和葉茶,但其茶具等還多半襲用唐宋時代烹點末茶的茶具內容,不過書中也有不少是朱權獨到的創見,尤其是其序中提出的飲茶宜清、雅、寂、敬的見解,對我國後來品茶乃至日本茶道的發展,都有顯著的影響。

1455年(明代宗景泰六年)《雲南圖經志書·土產》載,大理府感通茶,「產於感通寺,其味勝於他處所產者」。灣甸州「其孟通山所產細茶,名灣甸茶,穀雨前采者為佳」。此為景泰時雲南土產中有名的兩種茶葉。

  1559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義大利威尼斯著名作家賴麥錫(Giambatlista Ramusio,1485~1557年)編著《中國茶》和《航海與旅行記》二書,內有介紹中國茶的內容,這是歐洲文獻上最早記述中國茶葉的見聞。在《航海與旅行記》第二卷序文中稱,據波斯人哈奇·馬波麥得(Hajji Mabommed)述告:「大秦國(指中國)有一種植物,其葉片供飲,眾人稱之曰中國茶,視為珍貴食品。此茶生長於中國四川嘉州府(今樂山地區),其鮮葉或干葉,用水煮沸,煎汁一二杯,空腹飲服,可以去身熱、頭痛、胃痛、腰痛或關節痛,此外,尚有種種疾病,以茶治療亦很有效。如飲食過度,胃中感受不快,飲此汁少許,不久即可消化。故茶為一般人所珍視,為旅行家所必備之物品。」

  1614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謝肇制《滇略》卷三載:「士庶所用,皆普(洱)茶也。蒸而成團。」是為普洱茶名的最早見之於文獻。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稱「西番(即康藏地區少數民族)之用普茶,已自唐時」。歷史上以普洱府(今普洱縣)為集散地,因而得名。在清代,曾由馱馬商隊運銷印度、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暹羅(今泰國)、柬埔寨、安南(今越南)等國。

  1573~1620年(明神宗萬曆年間)雲南始生產沱茶,原產於雲南景谷,所以一名「谷茶」。後來下關(今大理市)茂恆、永昌祥等茶號相繼也生產沱茶後,雲南沱茶,便又有「谷庄」與「關庄」之分。

  1637年(明思宗崇禎十年)英國商人駕帆船四艘,首次抵達廣州珠江口。英東印度公司第一次運載華茶112磅回國。此為英商直接從我國廣州採購、販運茶葉之始。

  1663年(清聖祖康熙二年)葡萄牙凱瑟琳公主,酷愛飲用中國茶,1662年嫁於英王查理二世,被喻為「飲茶王后」。英國詩人沃勒為慶賀她生日,特作飲茶王后詩(按《茶葉全書》譯文):「茶神寵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與秋色,美難與茶比。一為後中英,一為群芳最;物阜稱東土,攜來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祛煩累。欣逢後誕辰,祝壽介以此。」這也是英國第一首英文茶詩。

  茶葉自古以來就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唐朝時,日本僧人最澄來我國浙江天台山國清寺研究佛學,回國時帶回茶籽種植於日本賀滋縣(即現在的池上茶園),並由此傳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時,日本榮西禪師兩次來到中國,到過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贈他"千光法師"稱號。榮西撣師不僅對佛學造詣頗深,對中國茶葉也很有研究,並寫有《吃茶養生記》一書,被日本人民尊為茶祖。南宋開慶年問,日本佛教高僧禪師來到浙江徑山寺攻研佛學,回國時帶去了徑山寺的「茶道具」、「茶檯子」,井將徑山寺的「茶宴」和「抹茶」製法傳播到日本,啟發和促進了日本茶道的興起。

  我國宋代時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運銷茶葉;明代鄭和下西洋,茶葉也隨著銷售到東南亞和南部非洲各國。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蘭商船首先從澳門運茶到歐洲,打開了中國茶葉銷往兩方的大門。

  我國關於茶館的最早記載,要算唐代開元年間封演的《封氏聞見記》了,其中有「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唐宋以後,不少地方都開設了以賣茶水為業的茶館。到了清朝,民間曲藝進入茶館,使茶館成為文化娛樂和休息的場所。

  相傳我國最大的茶館是四川當年的「華華茶廳」,內有三廳四院。成都茶館設有大靠背椅,飲茶聊天或打盹都極為舒適。

  我國人民歷來就有「客來敬茶」的習慣,這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文明和禮貌。古代的齊世祖、陸納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劉貞亮讚美"茶"有十德,認為飲茶除了可健身外,還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時期,眾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劉禹錫、皮日休、韋應物、溫庭筠、陸遊、歐陽修、蘇東坡等,他們不僅酷愛飲茶,而且還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頌和描寫過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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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主要不完全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 與茶有關的歷史、典故;
  2. 如今各地的飲茶習俗、文化;
  3. 茶葉的沖泡技巧與表演藝術。


茶文化和刻印章有些類似,原本沒什麼茶文化,神農嘗百草,茶可解毒,再到後來的邊境少數民族生活離不開茶,茶作為一種物資而存在。

印章,本來也只是一種信用,官方衙門,調兵遣將,都要印信,刻印者多是工匠。

然而,這一切發生了改變,因為有了一群吃飽飯沒事做的文人參與進來了,一開始和尚吃茶,是打坐易困,為了提神,隨著禪宗的流行,文人士大夫也跟風起來,喝茶被文人美化成一件有格調,有靈性的雅事;

本來文人寫書畫畫,找個工匠刻章,蓋印在作品上,標屬所有權,後來有些文人手癢,非要自己來刻章,然後居然流行了起來,刻章也成了門士大夫的文化活。

還好紫砂壺沒有文人喜歡親自上陣,不然做個文人除了琴棋書畫詩酒花茶刻章,還要會做壺,好難。

所以,茶文化和茶無關,茶只是個載體,茶文化就是士大夫文化,吃飽了飯的人用來打發時間,區分階層的一個載體而已。


將禪茶文化的功能定位在「感恩、包容、分享、結緣」這八個字上,最為恰當;既理事圓融,又雅俗同歸,具有在人生日用事中普遍落實和操作的現實意義。

摘自 禪茶品牌文化

禪茶文化之精神


引用龍某的話「就是研究茶本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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