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顧前新作《嗨，好久不見》和《去別處》？

01-11

閑逛看到這個問題，忍不住專門註冊來回復一個！正好這兩天看完書到處看書評，發現作家曹寇這篇很有見地，值得分享一下！

是時候破除一些小說迷信了

——顧前小說讀後

曹寇

顧前的小說，基本可以作以下概括：一個老男人，四十歲左右，婚姻失敗，沒有工作，喝酒，晃蕩，打牌，之餘寫點小說換點稿費，勉強度日。生活規模窄小，但世俗慾望卻並不比別人少。他也想過揚名立萬，但這個想法本身就挺累的，為之奮鬥更累，所以漸漸地也懶得去想。就這樣，他「虛度」了光陰，這些年世界發生了一些變化，朋友們也有了各種變化。唯一不變的就是「我」，尤其是「我」在男女關係上的孜孜不倦，始終處於求歡和求偶狀態之中。有如宿命一般，「我」總是和一些女人發生曖昧、誤解、單相思、不歡而散等等「關係」，結局大多是「未遂」。最終「我」必然孤身一人回到家裡，躺在床上一邊喝酒一邊看電視，既沒有什麼難過的，也沒有什麼高興的，然後決絕地睡去。至於次日又是什麼光景，那只有天知道了。

這個人物形象既是小說中恆定的主要人物（「我」或許亮或其他），也因為描述過於逼真容易讓讀者自作主張地認為即作者顧前本人。事實上，所有值得信任的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稱為自傳，人生經驗（肉的層面），包括所處的時代經驗，以及個體或群體的精神鏡像。脫離個人經驗的寫作，若非依託大量的文獻研究，基本都是胡編亂造欺騙群眾的惡舉。至於中國讀者長期以來習慣於胡編亂造習慣於欺騙，從而對胡編亂造和欺騙產生了依賴性，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正如我反覆強調的那樣，如果人民的胃口是垃圾箱，當然需要有人製造垃圾來填滿他們的胃，這基本是我們的閱讀市場的真相，在此不贅。

顧前小說當然不是胡編亂造，更無欺騙性。其誠實性在這個國家的小說寫作中，無出其右。圈裡有一種說法：「南顧北狗」，這是說顧前和狗子是一種呼應存在。狗子的小說也高度誠實，幾乎完全依賴個人經驗，但相比之下，我認為狗子的小說情緒較多，也就是對讀者來說更有感染力，顧前則沒有。顧前很淡，清朗，清新，幾乎沒有氣味，好比啤酒桌上不斷如廁的尿液。這個比喻的前提是很多人確實更熱愛作家們早上起床那一泡氣味濃烈的尿。顧前也像一個自我閹割進宮幫太后梳頭的太監那樣，過早地抑制了一個人應有的抒情慾望。當然，這不是說顧前的小說喪失了抒情性。恰恰相反，顧前小說全部在抒情。難過、哀傷、傷感、嘆息，這基本是我們掩卷後的集體感受，他很輕易地就能讓我們捫心自問：人生在世到底所為何來？但這些不在字裡行間，也不在語言所指之上，一定要說，只能是能指。

誠實性還在於對表演慾望的屏蔽。堆砌、炫技此類的低劣表演就不說了，表演是花樣的，是無處不在的。當然了，一個寫作者，終究免不了顧影自憐的表演慾望，他們總是想把自己供出來，包括所謂的掏心挖肺，讓讀者感受到他那顆強勁或微弱憐的心臟。這當然沒有問題，一定程度地表演，幾乎是寫作的原始價值所在。顧前連這一點也盡量壓縮，有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顧前是怎麼想的，他慣常使用一些市井「歪理」（韓東語）來完全模糊人物和作者的倫理界限。如《三兩水餃》中，他如此寫道：

一個人過其實也不錯，不必為了滿足女人的虛榮心和物質欲而去作所謂的奮鬥，不必在故作嬌柔的女人面前扮演錚錚鐵漢，不必時刻擔心被冷不防地戴上一頂綠帽子，不必為了雞毛蒜皮的瑣事而無休無止地爭吵，不必陪女人去看肉麻兮兮的電影，不必為了能讓她買一雙貴的毫無道理的皮鞋而花去自己大半個月的工資，不必為了顯得深刻而有思想（以便長久地吸引和駕馭她）而經常高談闊論自吹自擂……

事實上此類「歪理」完全經受不了任何拷問和辯論。就算讀者當真，顧前也未必當真。如果說顧前有表演性的話，在我看來就是如上述引文所透露出來的有趣、好玩乃至蠻不講理。顧前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是這樣，用最普通平實的漢語，老老實實講一個小故事，在講述中，他慷慨陳述了諸多「歪理」，提供了大量習以為常而又荒誕無比的細節。讓人覺得人活在這個世上，唯一值得稱道的就是你那堆肉，而其值得稱道的原因，就是你那堆肉是多麼醜陋。幽默感自此而生。也可以說，閱讀顧前的小說堪稱無障礙（只要你認識三四千個簡化漢字），同時也好看極了。這種好看並不依託懸念，完全是遍布小說各個角落裡那些「段子」式的細節。比如在《打牌》中，「我」打牌結束路遇一個十三歲的小男孩，這個小男孩白天在飯館打工，沒地方住，只能半夜在銀行門口鋪一張席子睡覺。

我問他覺不覺得生活很苦，他說生活苦不苦不重要，我問他什麼才重要呢。這個虎頭虎腦的小男孩回答了我一句很好玩的話，他一臉嚴肅地說：「愛情才是最重要的。」

這段對話當然有其邏輯性，但因為其邏輯的詭異和跳躍，以及小男孩的年齡和處境，使小說閃現了一抹極其荒誕、憂傷，同時又極其溫暖、有力的光輝。

在我看來，中國小說的高妙之處倒並非講故事，而就是雞零狗碎的細節或所謂閑筆。《水滸傳》的故事情節毫無懸念可言，其神奇之處只能是武松蘸著血在牆上寫下「殺人者，武松也」這樣的東西。《紅樓夢》亦然，這是一本沒有故事的書，卻寫滿了「事兒」，包括賈府里那株反季節盛開的海棠。神秘、無解，而又理所應當。並非攀附名著，顧前小說在我看來亦如此，沒什麼事，卻寫滿了「事兒」，生動逼真，杜絕抒情，卻用整個篇幅來抒情。曹雪芹用一百萬字幾百號人物無數瑣事只抒了一句情：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我並非要說顧前是在接續中國小說的傳統。事實上，顧前的小說方式更多的還是基於他所處時代對西方作品的閱讀。比如契訶夫、海明威、辛格、雅哈謝克等等。接續傳統從來不是「師古」行為，古已縹緲，無可師從，如果傳統在什麼地方顯現，那是傳統的力量，而非我們的努力所致。無論是題材選擇還是寫作方式，顧前更接近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性」，亦儒家所謂「反求諸己」。以己為師，何止是智慧，也是道。奉道，而不是奉文學。我不止一次聽過一些作家朋友說過「文學是我的宗教」這種話了，真讓我對他們失望。這也包括對西方作家的態度，生吞活剝、模仿致敬遍布幾十年來的寫作實踐之中，除了倒人胃口，別無效用。對經典或權勢的頂禮膜拜和不懈複製，居然成了文學的「正途」，這恐怕也是當代文學的最大「特色」了。

難道不是？一些長期高高在上的文學或小說迷信早就該徹底破除了。這正是我讀顧前小說所體會到的。什麼「小我」「大我」，什麼「文學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什麼「出精品」「寫力作」。更可怕的是文學評論家和所謂的知識分子們在所謂的轉型年代居然要求作家對社會發言對國家負責。顧前顯然是概不負責，與我無關。看上去他也對上述辭彙一無所知。他只能寫他願意寫的那點東西，盡一個人的本分，而非妄念。包括所謂的「文學野心」，我也沒在顧前的小說中看到絲毫。太明顯不過了，「野心」存在於鬥爭，隸屬於勢利。但凡我們還殘存著一點對文學的愛情，「野心」不僅無益於我們的寫作，反而是障礙。顧前也不「高深」，或者也不「先鋒」、「實驗」，多少人慣用此類不忍卒讀的文本充作其平庸無能的遮羞布，不提也罷。

此外，如果你也讀過顧前第一本小說集《萎靡不振》（1999年，海天出版社）的話，你也許會遺憾地發現，顧前並無「長進」。依舊是一個光棍漢一個閑人一個酒徒的生活瑣屑，依舊是「一成不變」的小說水準。問題是，到底誰在教導我們寫小說要「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到底要幹什麼？卡夫卡的寫作實踐起碼說明一點，人的局限性可能才是更大的無限。魯迅從來沒有「風格大變」，卡佛也沒有。我不知道誰有，但肯定有，幸好我沒看過他們的東西，也不認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