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後當潛伏在大陸的國民黨特務，是種怎樣的體驗？
1949年後潛伏大陸的台灣特工的體驗，離不開一個慘字。
他們的人生之路也都較為類似，他們往往：
接受洗腦滿懷信心的被派往大陸---&>抵達之後立即被捕---&>被捕之後長期服刑---&>服刑期間台灣方面宣布死亡入忠烈祠---&>刑滿釋放釋放之後台灣方面不予承認---&>晚景凄涼四處討薪之前寫過一個60年被空投到青海的岳正武先生的故事便是如此，雖說經過離奇荒誕不經，但對他本人而言，無疑是一出悲劇。到現在為止台灣軍情局還沒有給岳先生任何像樣的補償。
而這些國民黨特務裡面，最慘的莫過於兩個人，第一個是岳先生的『難友』周國騤。
1957年12月，上峰給周國騤發了八百元港幣，讓他去上海搜集情報，發展組織，架設電台。
12月26日，周回到上海，住進姐姐家中，甫一進門就知道身份已經暴露了。
上海中院以反革命罪判了周十五年徒刑。
入獄後周對國民黨還是『忠心耿耿』，1966年在監獄裡秘密發展『中華復興社』，企圖越獄，上山打游擊。
周物色了幾個同夥，日夜密謀。三個月後事情敗露，被服刑地西寧中院以反革命罪又加刑十年。
1983年12月周刑滿釋放，經香港回台以後降級除役。
但是周先生的悲慘人生才剛剛開始，回台灣前周有個獄友聯絡他，說要為『黨國』效力。周之後回大陸安葬母親時再次碰到了這個獄友，他和另外一個獄友堅決要求由周介紹加入軍情局。
周國騤老老實實的向軍情局做了彙報，接待他的軍官如是說：『我們在上海的同志，暫時派不出合適人選與其聯絡，還是勞煩您回香港後，通知這二人各寫一份申請書，附上近照與履歷。』
周先生回到香港和兩名獄友聯絡，卻如石沉大海，沒有迴音。只好親自前往廣州聯絡，找到其中一個獄友見面之後，當晚被捕。後來才知道獄友已經被公安機關掌握，只待他自投羅網。
1987年周國騤再次以特務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2001年周刑滿釋放，台灣軍情局只肯補償他前25年坐牢的工資三百多萬新台幣。
之後的歲月周先生再無參與情報工作，與其他台灣獲釋間諜難友一起致力於向台灣軍情局討要更多補償的工作。
這裡替說台當局句公道話，以周先生的工作成績，給他三百萬新台幣已經夠意思了。兩次任務時間加起來不到48小時便宣告失敗，軍情局也不是冤大頭，若情報人員都是如此，共軍動向還怎麼盡在掌握？
比周國騤更可憐的是韓蔚天先生。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與周先生二進宮的悲劇不同，韓先生的不幸源於在於回台太早，趕上了白色恐怖的尾聲。
韓蔚天是1951年在上海被捕的，前後在大陸關了二十七年。1975年，中共開始釋放國、軍、特等特殊分子回台、去港，或到國外。
1978年，包括韓蔚天在內的第四批「特赦和寬大釋放人員」共十八人，被中共送到廈門，給了條破船讓他們自行駛往金門大膽島。但韓蔚天的噩夢並未因此結束，回台後因在北京曾有「要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做出貢獻」等言論，被依叛亂罪判刑五年，服刑後又送往榮民之家「監視」了一段期間才獲釋。
後來韓先生還因為補償的問題在台灣提起過行政訴訟，請求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補發他被俘大陸期間的薪資三千多萬元。
台灣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法無規定，判決韓敗訴。
類似境遇的台灣間諜還有很多，作為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炮灰，他們的遭遇還是很值得同情的。
上海紀實頻道做過一個四集的紀錄片《特務》，講的就是這老幾位的故事。
眼界 - 高清在線觀看參考：中國共產黨的敵後戰場真的如此重要嗎？ - 胡舌的回答中國歷史上有哪些精彩的間諜故事？ - 馬前卒的回答我們以後準備挖掘中長篇真實故事了，今天先給大家講一個波瀾壯闊的故事，預熱一下。
建國初，機緣巧合之下，14歲的鈕益惠成為了台灣特務，後來電台被破獲，重要成員全部殺頭。鈕益惠因未成年，被判10年。這就是當時引起轟動的"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案。
事實上，由於經歷各種運動和文革，鈕益惠一直坐了33年牢獄，從少年到中年。出獄後風流瀟洒不說，他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尋找當年電台被破獲的真相，揭露叛徒。他連續多次偷渡台灣找到保密局，然而時過境遷，他不被歡迎，最終被台灣當局列入黑名單。功臣還是烈士？在歷史面前不值一提。
這個故事原題《小九》，發表在讀庫，現經作者@大力老師授權轉發。整個故事逾10萬字，大家感興趣的可以慢慢看。
一、我們家
我這個人，從小用我們村兒那些人的話說：聰明透頂，壞事兒一學就會，就是不學好。我是1935年陰曆正月二十二生人，上面四個姐、一個哥。按鈕家同輩兒排行，我數老九，都叫我"小九"。再到許多年以後，就成了九爺。
因為我是老小，吃奶吃到四歲多，我都記事兒了。後來我媽還喂我，我往我媽奶頭上抹紅辣椒，這一下兒自己斷了奶。我媽疼我，最聽我話，除了我爸別人誰也不敢管我。要叫我說，母愛是天底下最糊塗的愛，不管怎麼樣都疼你。我母親鈕張氏，傳統的家庭婦女，得我的時候她四十歲了，那時候得子是寶貝。但是我媽為我受了一輩子的罪。
我們老家在通縣南邊張家灣兒的垛子村。我家祖傳中醫，我爺爺是遠近有名的中醫，我父親這輩兒應該學醫，可他沒學成。趕上亂世，孫中山鬧革命那會兒，我父親到廣東參加過國民革命軍，具體幹什麼咱不知道，那時候還沒我呢。再往後他回來了。到日本人來的時候，我們家就甭說了，麻煩大啦。
姓鈕的在當地是大戶，但不算地主，我父親弟兄七個，應該說是殷實人家，周圍的人都知道。我父親鈕永緒，話不多，在外面沒有不說他好的，但在家我特怕他。在家他絕對是說了算，說一不二，大事兒他全拿主意。他也勤勤著哪，家裡什麼農活都做。我們都到城裡住的時候，他一個人還留在垛子農村，忙家裡地里的活。那時候我父親給我和我哥一人蓋了一個院子，每個院子十八間房。我們有房子住，家裡挺好的。
我爺爺作為一個有威信的中醫大夫，治好過鄰村兒一個地主的絕症，那人要送我們家一所房子，我爺爺沒要，說我們有房住。後來那人就在我們村兒建了座廟，裡面的器物上都刻了我爺的名字：鈕建昆。我爺在那一帶確實威信特高，有一年做壽，我六叔鈕六給辦的，流水席少說也吃了幾百桌，你算算來了多少人。說明這事兒就辦大了去了。
我們這鈕姓，你也知道，本來是滿族的。但從我爺開始就不認自己是滿族，因為太沒出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那些人從一生下來就有口糧，成天就是進茶館，玩兒鳥，玩兒鸚鵡，我爺看不上。
我六叔，人稱"垛子鈕六"，在通縣稱得上一霸，而且還霸得厲害。他不是去搶，而主要是保著最大的地主張八爺。鈕六最狂的時候，手下兩千多條槍，連機關槍都有，鬼子來了都沒輕易碰他。
說起我們垛子村兒的那個大地主，他排行老八，我就知道人家都叫他"張八爺"。他家有六座大院兒，村兒中心兩座，東南西北各一座，雇了七十來個長工。到收糧的季節，他家收糧的"天囤"搭得比大樹還高，能有現在的高壓線塔那麼高，出了通縣縣城還離二十多里地就能瞧見。光打這天囤，工程就大了，那時候沒有卷揚機，一百六十斤一麻袋糧食全靠扛上去。日本人為什麼都沒從他這兒拿走糧食，我六叔鈕六帶人給保著哪。
但是這個地主有一樣，他做得特善良，村兒里沒有一個說他壞的。本村兒誰家要是死了人，只要到他那兒磕個頭，就給一口棺材、二斗小米。一到冬季，他就在村兒里發一百套棉衣；還開粥場，叫夥計們架起大鍋施粥，附近各村兒的窮人都能來喝一冬的粥。
我們村兒，還有附近村兒的人都說這個地主好。他騎毛驢兒出來的時候，見著誰都下來，見著窮鬼也不例外。張八爺這個人很有腦子，頭土改前的三年，他就開始賣地，派出去好幾個賬房先生，把地都賣了，把東西都派發了。然後他拍屁股走人，進城去了，再沒露面。據說到共產党進來的時候，他家把這些財富都交公了。所以土改呀，鬥地主、鎮反，都沒挨著事兒。但是後來，直到"文革"那陣兒，才有人又想起來，揭發張八家可是個大地主。八爺早死了，把他孫子由城裡揪回來，拉回垛子村批鬥，也沒少折騰。
我這一輩兒的大哥鈕益山、二哥鈕益林，都跟著六叔鈕六干。有一回他們經過北平哈德門外的火神廟，就是現在的崇文門外幸福大街，看見警察樓子里打人，打得很慘，他們看不過去，進去把偽警察收拾一頓，下手重，出人命了。正鬧著呢，日本憲兵趕來，鈕益山、鈕益林都被日本人抓走，斃了。
日本人最想抓我六叔，鈕六這麼厲害，日本人能不辦他嗎？憲兵隊請我爺爺去，我爺去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沒什麼事兒回來了，想讓他勸降鈕六。過倆月，又通知叫我爺去憲兵隊，大伙兒都勸他別去了。結果他說是禍躲不過，不去不行，去了沒準兒還有個迴旋餘地，又去了，就再沒回來，連屍首也沒見著。
我們鈕家跟日本人結了仇，鈕六還能被勸降嗎？絕沒可能了。本來我家祖傳中醫的，到這會兒早已經玩兒槍杆子了。後來日本人動了心眼兒，從關外東北把收服的一個團的土匪拉過來，鈕六不服軟，一直打，給圍在了蔣辛庄。如果他往東南跑多半就跑了，結果他往垛子這邊跑，也就是往西北方向跑，趕上刮大風，頂風，跑不了多遠。人都跑散了，最後退到垛子村北邊的沙土崗子上。知道鈕六在上面哪，日本人傳出命令非要逮活的。鈕六的兩把盒子槍剩下最後的子彈，給自己了。日本人叫人把他抬到村子裡，照了張相，好好埋了。
想當初，抗日的隊伍要是收編了鈕六這夥人，那我六叔不也是個老革命了，至少也和《獨立大隊》演的差不多吧，怎麼著也應該是另一種命運了。日本人曾經在當地收編了一個治安團，團長叫王孟海，開始是派他來打我六叔，叫我六叔的人給打跑了。後來他帶隊伍去投了八路。到1949年，這王孟海騎著高頭大馬帶著警衛員來垛子村了，專門來家看我父親，還挺念舊的。人家這時候已經當上了解放軍的團政委，也是來給咱們看看吧。我六叔當初要是也投了共產黨，那就不止是個團政委的事兒了。
再說我親哥，鈕益培，鈕家同輩兒排行老三，叫他三哥。他有文化，上的育英中學，好像是在保定上的陸軍學校，長得挺帥。聽說他參加過抗日的徐州會戰，也叫台兒庄戰役吧。後來他到了重慶，日本人一投降，他由重慶飛回北平，屬於接收的，做了第五補給區的副官。華北好些部隊的後勤物資都在他們那兒領，他要是上哪個軍需庫房去走走，馬上就給他送東西，你想想哪個倉庫能沒有搞鬼的？再後來，他還做了參謀總長陳誠北平公館的副官。那公館就在王府大街東廠衚衕裡面的太平衚衕，我哥帶我進去過。他經常能開車回家，所以那會兒我就坐過小卧車，我知道汽車有"道奇"、"雪佛蘭"。那陣兒滿北平也見不著幾輛小卧車。
這時候我們家早搬到哈德門內，東單牌樓北的新開路衚衕戊字四十一號了。我們那座大院兒聽說以前是日本人住的，裡面停三輛大馬車沒問題，大門一開就能進去汽車。一排五間大北房，屋有多大？每間屋裡能擺四張麻將桌。我記得冬天大洋鐵爐子就有三個，多大？有半人多高，反正添一次煤就是二百斤。我們家裡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缺，生活夠闊。跟我們南邊隔一條道的那座大院，圍牆又高又結實，就是警備副司令家的宅子。
垛子村和大羊坊都有鈕家的人，我們城裡的家就等於是這倆村兒親戚的公館，他們從鄉下進城，都來我們家，管吃管住。他們趕著鐵軲轆的大馬車來，按規定不讓進哈德門，就是現在的崇文門，因為哈德門外都是土路，哈德門內才是柏油路。我哥叫倆當兵的去接，當兵的一坐在車上，沒有不讓進的。
在我們垛子，都說我哥好。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總抓壯丁當兵，誰家攤上派兵了，拿出十五石玉米才能免。村兒里人到家來找，求我哥，只要沾上點兒親的，我哥就說："得了，給領身兒軍裝去吧。"他們那兒有個汽車隊，隊長跟我哥好，他一百二十號人有幾十號是吃空餉的，平時不用來，上面長官大點名查名額的時候你得來一下，到時候轉一圈兒就不用當兵了。有的在自家地里幹活都穿一身軍裝，穿軍裝誰還抓你壯丁啊。——要這麼說，國民黨軍隊根本就沒有八百萬。
二、我
你要說我，那就別提了。從小不學好，好事兒甭讓我學，壞事兒一瞧準會，一瞧就上癮。那時候我們家已經在北平城裡住了，我幹什麼都行，就是不愛上學，凈逃學，早上背書包出去，根本就沒去學校，跑街上去了。
東單牌樓的西南角，現在的體育場那邊，過去是一大片空地，叫東大地。美軍的兵營在東交民巷，他們就到這片空地操練，我也跑那兒看，因為他們練得特別整齊，所以好多人都喜歡跑去看。後來"沈崇事件"就發生在那兒。到共產黨圍困北平城的時候，外面的機場失守不能用了，東單這片空地就當成臨時機場。飛機在這兒起飛肯定夠危險的，那也沒辦法，城裡再找不出這麼大的空地了。最後國民黨的不少高官和將領就是從這兒跑的。
太廟和中山公園前面各有很大的三座門，路上通有軌電車。那時候天安門城樓上什麼也沒有，誰的像也沒掛，大門都不關，城樓隨便上，我還跑到天安門城樓上掏過麻雀哪。日本人佔領的時候，中南海是開放的，可以在裡面的湖上租船划船玩兒，我常去，用不著大人帶。後來跟租船的混熟了，我划船都能不花錢。有時候我也跑到離家不遠的南崗子天主教堂裡面，找洋姑奶奶（外國修女）玩兒去，那些洋姑奶奶對我們小孩兒可好了。
那會兒我看的電影特多，我特迷電影。我們家不是挨著大華電影院嘛，當時大華、大觀樓、新新，這些電影院在北平算最高級的，我就相當於是在大華電影院長大的。北平警備司令部在外交部街，離我們很近，我哥有個朋友是裡邊的，所以我家也總有送來的"慰勞票"。電影院、戲院不是都得有當兵的把守嘛，給電影院派幾個憲兵去坐著，到時候就上趕著送票來。他們別人沒工夫看，都是我拿了去看。就算沒票我也能進去，挨著電影院有牆有大樹，我爬樹從二樓的窗戶就鑽進去了，都坐滿了我就坐過道的地上，什麼好電影也不耽誤看。
演一部電影我進去就不出來，一場放完我還在裡面藏著，下場接著看，多的時候，一部電影連看四場，就是看不煩看不膩。凈看外國片兒了，像《一千零一夜》，我記得特別清楚，是美國的第一部七彩片兒。裡邊有水晶樓梯，從底下都能看到人的腳，女主人公每次出現都會換一身兒漂亮衣裳。
放這部片子的時候，頭一天夜裡那些人就排長隊等著買票。就是城外面仗打得凶，也沒怎麼影響北平城裡這些人搶著看電影。還有《阿里巴巴四十大盜》、《月宮寶盒》、《龍宮寶盒》、《蝙蝠怪人》，多啦。現在你別看電影這麼變著花兒地拍，也拍不出人家那個水平來。我看外國片都不用翻譯，一部電影看好幾遍，看得多了，就知道他們大概說什麼。
外國電影看了不少，中國電影我也差不多沒漏，《十三號凶宅》、《青青河邊草》、《一江春水向東流》、《松花江畔》……。還有《天字第一號》，是抗日間諜片兒，女明星歐陽莎菲演的軍統女特務，在電影裡邊她去給日本司令官當太太，日軍司令部一開會，就通過傭人借端茶倒水的機會把內容全竊聽出去。最後勝利了，都歡呼慶祝，蔣委員長還嘉獎這個打入敵人內部，不但獻出了自己，最後還獻出了生命的女英雄。這片子我看了好幾遍，從小就佩服做地下工作的特務。
有一回我看電影過半夜十二點才回來，不敢叫門進屋，怕我父親知道，就跳院牆，鑽狗窩睡了一宿。清早四五點鐘我媽起來了，問旁邊屋裡我嫂子："小九回來了嗎？"嫂子說："我也不知道啊。"我在狗窩裡都聽見了，也不出聲。
不怕你笑話，你信嗎？我九歲就逛窯子，十一歲就"打炮"。你說九歲懂什麼，十一歲懂什麼？嘿，我說的都是真的。九歲那年我逃學，逛到了瓷器口九道彎兒的妓院那條街，覺著怪新鮮的，就跑進去了。我四姐跟我一學校，她知道我逃學，回家告我媽了。那時候我們家是住在哈德門外，等我天黑回到家，一家人都在屋呢，我媽拿根棍兒站在門口台階上說："你給我跪下！"我跪在院里。
我媽問我："說吧，你今兒又跑哪兒去了？"
我說："逛窯子去啦！"大伙兒一聽都樂了。我確實是"逛"了一回窯子，在裡面東逛西看，也沒人管我。
我媽氣得瞪眼問我："你上哪兒逛窯子去了？"
我說："上九道彎兒。"
大人在旁邊故意逗我："那你說說，你都瞧見什麼了？"
我說："凈瞧見大姑娘脫光屁股躺床上啦!"一院子人哄堂大笑，我爬起來就跑了。
我說的這還是在日本佔領的時候，北平的人都沒有掙錢的路啊，一睜眼就想著這一天怎麼填飽肚子。《駱駝祥子》里說拉洋車，人拉著跑的兩輪兒車，可就是這拉洋車的能有多少呀？坐得起洋車的又能有多少人呢？那時候北平這南城的馬路邊經常有"倒卧"，就是凍餓死的人，俗稱"倒卧"，一倒下就卧在那兒不起來了。大人一說，可別往那邊兒去啊，地上又一"倒卧"。
所以那些年在北平一條主要掙錢的活路，你想想是什麼？沒別的，就是女人賣娼。在南城，從天橋到前門，你由南向北走，全是一間一間的小屋，掛一門帘兒，晚上亮盞小紅燈，這種的叫"明門子"。"暗門子"就更多了。由東到西呢，從哈德門外到宣武門外都有。站路邊見到男人經過就往屋裡拽，說身上就帶五毛，五毛就五毛吧。全北平挨餓，百業都不行，好像主要就剩下"窯子"這一種買賣了。
再說我十一歲"打炮"，那是怎麼回事？我們衚衕有個人家，房東在家開賭場的，他設套，來賭的人凈輸，就他贏錢，都恨他。那時候來賭錢的都什麼人，小偷、強盜、無業游民。賭棍輸得生氣了，結果把他那閨女給辦了。我叫她姐，比我大兩歲，十三歲。有一回她跟我說："昨兒晚上那人把我拽過去，把那大傢伙塞里了。"後來誰都玩兒她，家裡人凈忙著設套，顧不上管她，就算知道了可能也睜隻眼閉隻眼。
那天，她招手叫我到屋裡去，我說幹嘛呀？她說："唉，小九，你來！"我過去問："什麼事啊？"她悄悄說："咱倆也玩兒那個。"我能聽懂點兒，就說："那有什麼好玩兒的？"她說："好玩兒著呢！"這麼著，就在她屋裡，我把我那小東西往裡一擱，挺難受，怪疼的，不玩兒了。我還跟她說："這有啥意思。"
日本投降後，我們家來的那些當兵的去八大胡同逛妓院，我也跟著去看熱鬧。當兵的逛窯子不花錢，幹什麼都不花錢。一進門兒，老闆娘就問："來了您哪，您是找熟人兒啊，還是現挑呢？"說現選吧。老闆娘就叫："小翠兒，出來！"出來了，給倒杯茶，走一圈兒。當兵的沒說話。又叫："小紅，出來！"也是添點兒茶，走一圈兒。當兵的說："行，就小翠兒吧。"老闆娘再叫："小翠兒，接客！"領著到屋裡去。
辦完了事兒，當兵的說扣子掉了，也不知道是真掉還是假掉了，小姐趕緊趴床上幫著找扣子。你知道我幹什麼呢？我就拿根棍兒在後面捅屁股，捅得小姐亂叫。我都壞透了。
我不到八歲上學，到十三歲六年只混了個初小畢業證。就這麼個證書也是用我的聰明得來的，考試全是抄別人的。到初小考高小的時候，換個學校，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就找了個六年級的女同學去替我考，當然我給她點兒好處。我平時給他們吃的，讓他們上我們家來玩兒，他們都高興著哪，所以幫我代考也沒什麼，再說也不用照片。結果你猜怎麼著，二百來號人我考個第一，我根本就不想考這麼好。
上五年級我就成笑話了。高小第一天開學，我挺輕鬆地去上學。老師肯定發現了我考卷有毛病，第一個就問我："你叫鈕益惠嗎？"我說："我叫鈕益惠啊。"他又問我："你考個第一？"我說："啊，是啊。"老師把我請到前面去了，我以為他要讓同學都看看考第一的長什麼模樣，結果他翻開書拿給我說："你把這個念一遍吧。"我說："不念。"因為我肯定不會。老師生氣了，他絕沒想到我回答得這麼乾脆，他也乾脆說："滾蛋！"我回到座位上，估計他就不愛再理我了。沒想到過一會兒他又指著我說："來吧，我給你出一道算術題吧。"我看看確實是指著我，只好又到前面去。他在黑板上給我出了一道算術題：3斤6兩減1斤8兩，等於多少？
底下的人都伸直脖子看著我在黑板上算哪，誰不想瞧笑話？我看這題好像不難，數都不大，算就算吧。3斤6兩減1斤8兩，6減8肯定不夠了，對不對啊。我從前面借1位，16減8還剩8。這3斤借走1斤，還有2斤。減1斤，最後我得了個1斤8兩。覺得沒問題，幸虧這題還容易，撐死也就小學二年級的程度吧，答完了我挺高興地站那兒。底下的人仍然伸直脖子看著我和老師，都挺安靜，結果聽見老師說："得，你背書包家走吧，你永遠也別來了。"底下的人轟的笑成一團。我挺犯懵，不知道怎麼回事，但心裡覺得家走再不用來了也不賴。
你知道這道算術題答得錯在哪兒嗎？我也是後來才想明白的。我們小時候就沒有10兩秤，都是16兩，借1斤等於借過1斤6兩。你說當時誰腦子能想到那兒去？我還在那兒犯愣呢，老師又說一遍："你背書包家走吧，永遠也別來了。"那時候師道尊嚴挺厲害，加上我被識破找人代考，不家走你說還能怎麼辦？就這麼著，我五年級沒上成。
雖然我沒好好上學，但從小上的是國民小學，唱的是三民主義國歌，背誦的是國父遺囑，我還是個童子軍隊員。你聽聽，到現在我都能唱出《中國童子軍之歌》——"中國童子軍童子軍，我們我們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年紀雖小志氣真，獻此身獻此心為人民……"
你問了，上不成學回家不挨打挨罵呀？嘿，我媽最疼我，還覺得我受了委屈，對我說："念不成就回家吧，趕明兒讀私塾去吧。"哪個當媽的不覺得兒子好？我媽對我也抱著很大希望呢。花錢給我送補習班學英文，在那時候送小孩子學英文也夠可以了，到現在我還能背出二十六個字母，不信我給你背背：A、B、C、D……。（二十六個字母不但一口氣背出，而且感覺發音純正。）
我家離東安市場近，那兒有個很出名的"小蘑菇劇團"，小蘑菇跟趙佩茹那比侯寶林厲害。後來為了積極表現，去慰問志願軍，小蘑菇死在朝鮮前線了。我媽當時就領我去看他們說相聲，我挺喜歡，在旁邊直樂，跟著模仿。人家就說，嘿，這孩子行，讓師傅給這孩子收了學相聲吧。我媽捨不得，要不然我沒準兒早學出來了。可話說回來，那時候說相聲的都是下九流。其實我上小學坐那兒，倆人就能來一段兒，能編能說，不怵場。我從小就愛說，耍貧嘴，但我媽不同意讓我學相聲，你聽我媽怎麼說，她一到家就說："這麼好的孩子怎麼能讓他說相聲呢！"
三、電台
我哥鈕益培在南京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叫劉景惠，老家是黑龍江的，跑出來參加抗日。後來在上海當匪警，相當於現在的刑警、特警吧，實際上他也是"軍統"的特務。我哥把他介紹給我三姐，所以我三姐夫是我哥給介紹的。我三姐誰見了都說是個美人，她去了趟上海，見了上海警察局"空中堡壘"的隊長劉景惠，他就成了我三姐夫。上海被攻破前，他要跟著往台灣退。三姐夫去台灣的時候，我三姐正好帶孩子回北京娘家，沒跟過去。
看著國民黨不行了，我哥也把我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自己說先去南京瞧瞧，後來情況變化太快，他又跑到上海，打算和我三姐夫一道走。好像還是先到香港，又去了台灣。根本沒來得及再回家說一聲。
1949年的時候，這一說就過去六十來年啦，當時我們家還住東單哪。10月1號新政權成立的時候，我們家裡感覺氣氛就不對了，反正都心裡不痛快。都知道那個情況，這麼些年打打打，共產黨終於打下天下了，再怎麼著，我們心裡也不痛快。我們就覺著他們打天下蒙點子窮人行，管理國家那差遠了，肯定長不了。就是北平叫他們佔了也長不了，國民黨早晚還得回來。
我們全家從城裡的大院子回到了老家通縣張家灣垛子村。到1950年，我家在東單牌樓附近新開路衚衕的房子因為算國民政府的財產，都沒收了。
還好，村兒里土改那陣子，雖然我父親沒在家，但他人緣兒不錯，成分是按這時候家裡有多少地定的，定了個貧農。村兒里定成分就按地說話，鄉下最看重的就是地。因為我們家確實早搬城裡了，在村兒里根本沒留多少地。這麼著，一給定貧農，我父親就沒遭遇什麼事兒。至於兒子女婿在城裡的情況，那時候與農村就像無關似的。不過在我們村兒你就是地主也不臭，我們村兒不許說地主不好，誰說地主不好在我們村兒通不過，沒有一家沒沾過地主家的福，所以要說地主不好在情理上站不住。包括對我們家，也都說是"鈕善人"。
這年三月，我哥鈕益培跟我姐夫劉景惠忽然從外面回來了。
我一看，他們都是做買賣的打扮。實際上我父親知道，他們是從台灣派回來的。大人囑咐我到外面不許說他們從哪兒回來了。我聽他們在屋裡悄悄跟我父親說的時候帶來了不少消息，聽那意思好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國軍就要反攻大陸什麼的。反正這時候我們凈想好事了，把壞事就忘在腦後，起碼是相信國民黨得有回來的可能。要說我們還是太沒政治頭腦，我們的眼光差得太遠了，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兒。你說是不是？
後來我聽說，他們出發前，"軍統"的毛人鳳局長親自在台北為他們擺了酒席。其中的一個組四個人，老牌兒特務秦應麟被任命為中校組長，蔣中正簽發的委任書，這組裡面就有我哥鈕益培和我姐夫劉景惠。他們是從定海出發，在江蘇的江陰偷偷登陸。（當時舟山群島還在國民黨軍隊手裡。）
這當中據說還有個故事。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手下有個親信秘書，也是辦公室主任，叫潘其武，毛人鳳死後就是他接的局長寶座。當時潘其武為了能接毛人鳳的班，建議毛局長把秦應麟派回大陸。如果秦應麟這樣經驗豐富的骨幹特工留在局裡，有朝一日很可能與他潘其武一爭高低。毛人鳳也覺得這次任務事關保密局在大陸的成敗，非秦應麟這樣能幹的人出馬不行，而且按他以往的履歷，對平津一帶很熟悉，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也在北京。
那天毛人鳳找秦應麟布置任務，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更是特務的天職啊，秦應麟雖然有顧慮也只能服從，當然另一方面他也想回去看看太太。考慮到我哥鈕益培和我姐夫劉景惠的家人也都在北京，就選派他倆還有保密局精通電台的孫毓清，四個人組成潛回大陸的行動組。同時局裡指派潘其武在台北遙控這個組。
據說出發前的小型酒席上，毛人鳳指示，潛入大陸以後不要輕易行動，甚至可以視情況幾年以後再啟用電台，在這幾年中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身份偽裝好，備足經費，打好基礎，做長期潛伏的打算。但實際上問題就出在這兒了。潘其武告訴秦應麟："你們到北平後，由某某人從海南往北平運兩車皮橡膠，你們接到之後以橡膠商的身份出現，這兩車皮橡膠就作為解決你們的活動經費之用。"
秦應麟化名胡振遠。我哥化名齊北光，有齊心合力叫北平光復的意思吧。我姐夫化名叫彭振北，意思也差不多。畢竟他們都是在冊的國民黨軍警特，不化名也不成。我哥和我三姐夫本來可能用不著非得冒這個險，我哥又曾經是在陳誠公館做事的人，他更用不著冒這個險。他們要是不回大陸，後來什麼事兒也沒有。但是惦記家呀，父親、母親都在家，我哥絕對是個孝子。再說要不是我嫂子、我三姐都沒跟著去台灣，我哥和我姐夫也不會這麼積極潛回大陸，畢竟他們也想家來看看，也想媳婦想孩子。
咱們說回來，偏偏不走運的是，本來安排好在岸上拿錢接應的人感覺大事不妙，卷著錢跑了。這個組的人一時抓瞎，為了方便行動，幾個人分開走，大方向都是往北來，好不容易到了天津，之後又轉到北京。根本就沒有人按約定往北京發橡膠的貨，他們沒錢哪，寸步難行。
權衡之下，主要也是從安全考慮，決定把電台安在我父親在通縣垛子村的家裡，我哥一表示有這個意思，我父親二話沒說就為他們做準備。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後來急於架起電台往台灣發報，向局裡報告實情。但是這個組的台灣聯絡人又是潘其武，他回電說："我們儘快再派人把活動經費給你們送去。"
嘿，就是這麼一派人，招來了後面的大禍。
我哥他們到了不久，外面又來人了，大人不能去接，我哥告訴我："小九，明兒上午十點你去雙橋火車站接個人。給你請的家庭老師，姓孫。"就這麼一句，很簡單。
我特高興，我就喜歡往外跑。第二天一清早，我趕了輛毛驢車奔北京東郊的雙橋火車站。我興奮，毛驢兒也跑得歡，沒覺得多遠就到了。車站很小，沒什麼人，一天也沒幾趟車。來車停站了，下來的人中間有一個，我一看準是他：二十來歲，穿灰長袍，戴黑禮帽，挺精神挺文氣的，確實像個年輕的教書先生。我過去叫："孫老師！"他很和藹地說："你是小九啊。"幫他把大行李抱到毛驢車上。正好是春天，小風吹著，沿著鄉村大道，一路挺開心地說著話就回去了。家裡已經把院子最裡面西北角的一間房給他騰好了。
我多機靈啊，大人不跟我多說，我也很快就能知道，孫先生名義上是我的家庭老師，實際上是派來的孫台長。他原來的本名叫孫玉文，做特務以後改名叫孫毓清。他在屋裡架起了一套美製軍用收發報電台，專門和台灣聯繫。我整天特願意跟著他轉，覺得可有事兒幹了，而且肯定是大事兒。
我們先得解決電的問題，鄉下沒電，怕引起注意，又不敢出去買電瓶和大電池，他就打算用手電筒的電池給電台供電。到處找能連接電池的東西，發現我們家有個紅銅的大臉盆，孫台長覺得那個行，我就馬上把它抱來。別說是家裡人都在用的銅臉盆，只要孫台長覺得有用，再好的東西我也會馬上抱來，誰也不會攔我。
我和他把紅銅臉盆剪成一片一片的，剪成的銅片長六公分、寬兩公分，這麼著把一箱子電池串聯起來。天線也扯得老高，我登高爬低地幫著從房上架過去。村兒里人就是看見了也都不懂，頂多就知道那是礦石收音機的天線。發報的"滴滴答答"聲音挺大，但是那陣兒到處都比較亂，加上把它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裡，所以也沒人注意到我們家的情況。
這部電台很笨重，每天孫台長都躲在屋裡收發電報，很費電，我們進了好多手電筒的一號電池。聯絡的距離遠，電池用一半兒就得換下來，要不然功率不夠。為了作掩護，我們家在東單的市場擺了個攤兒，這樣進貨就不叫人懷疑了。還可以把那麼老些用過一半兒的電池，當舊貨給賣掉。
因為孫台長是以家庭教師的身份住在我們鈕家，所以他的安全就由我鈕益惠負責。像你們聽說的許多"紅小鬼"一樣，我這個"黑小鬼"就利用年紀小作掩護，開展"敵後鬥爭"。我是心甘情願為他這個特務傳遞消息，整天忙前忙後，好多事也非得我辦不可，我小孩子跑來跑去的沒人注意。我心裡想著，我們家這就是在"為國盡忠"的最前線哪。
孫台長是挺精神挺聰明的一小夥子，還沒結婚。反正他不是笨蛋。而且他這小夥子也挺能耐，在我們家什麼都幫著干，我父母挺喜歡他，要再有個閨女就能許給他，那會兒我四個姐姐都出嫁了。我的任務就是一直保護他，幫他看風聲聽動靜。我完全把他當大哥了，絕對的，我死都不能叫他死，就是這種精神。我聽見我父兄他們好幾次說起："咱家的電台只要叫共產黨一發現，咱們這些人就誰也別指望活。"
我跟孫台長玩兒得特好。他英文好，會兩手寫字，游泳特棒。那會兒我們垛子村水坑多，有東坑、西坑、南坑、北坑，其中東坑水最深，淺的地方也有一米八，誰都不敢去東坑玩兒，他就專門在那兒游泳，教我游泳。那幾個月我們倆每天除了弄電台，就是游泳去，玩兒去，他特高興。雖然一看他就是從外面來的，但村兒里人沒有一點懷疑，因為我們家條件挺好，給我請個家庭教師很正常。記得孫台長也跟我聊起過潘其武這個人，他說："秦應麟可能是礙他的事，所以這次這麼危險被派回來了。"
孫台長的代號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幫著他譯電，收發都有報文，我和他整天在家忙電報的事。但是我們譯出來的也都是數字，別說我，連孫毓清恐怕也不知道具體內容是什麼，是給誰收的報文就交給誰。我哥和我姐夫常住在北京城裡，他們往返接送電文。三個月的時間，一共向台灣發報六十次，接收台灣來電一百次。這也是後來公審時宣布的罪狀。
我哥他們幾個一人一本密碼，給誰來的電文前面有個電頭，一看就知道該給誰。據說發往台灣的電報台頭都是"毛經理"，要直接給毛人鳳看。那邊問什麼情況，這邊就想辦法調查打探，然後答覆過去。比如部隊調動的消息，有什麼攻打台灣或者抗美援朝的動向；黨政軍高幹的情況，像他們的車牌、住處等等。
做這種特別危險的事，我們家的人都盡量少跟親戚朋友接觸。我姨的孩子在前門東河沿兒開個貨棧，我有時候進城上他那兒去，但是我們的這種事也不跟他講，就是不想叫他們沾上。要是將來能成事，好了那都好說，危險的情況下儘可能少叫人知道，少一個知道，就少給一個人惹麻煩是不是。
他們這個特派的情報組由台灣潛入進來的時候，不是拿錢的人跑了嗎，說要給弄的經費也沒帶過來，吃住和其它費用全是我們家管著，家裡還有點家底兒和存糧，我父親特有心，都能給安排好。當時組長秦應麟一感動，還打了張"欠條"，對我父親說："到時候一旦咱們成事了，讓上面給您家送十兩黃金來。"我父親在乎黃金嗎，這可是掉腦袋的事。
四、案發
三個月後，有一天，我在院子外面望風，就見有四個幹部模樣的人打我家門前經過，其中一個還停下來，一邊往院兒里看，一邊笑著問我："小鬼，村公所在哪兒？"村公所就在明面兒上，誰能不知道啊。他們一走過去，我趕緊跑回家，告訴孫台長快躲躲，我叫他先到村南頭路那邊的莊稼地里等我消息。跟他說："趕緊出村兒！我不叫，你就在別出來！"
在這之前，我們剛收到過組長秦應麟的信，上面就一句話："生意沒法做了，趕緊收攤吧。"我父親一看，臉上就嚴肅了，知道要有麻煩，已經讓我們有所準備，把天線什麼的全收了，還在灶房燒了不少材料。
那天沒過多大工夫，我在大門外看見又來了一些人，到我家門口問問話，我還用好奇的樣子問他們幹什麼，他們態度挺和氣，說是來調查受災情況的。
天黑以後，嘩嘩地全來的，都是帶長槍短槍的。這回一點兒不含糊，到門口也沒問話就進來了，馬上進各屋搜，見人就看起來。我在院兒里，有個幹部模樣的專門盯著我，我就往後面走，回頭看他也跟著，手握著腰上的槍。最裡面是我二奶奶住的屋，我叫了聲"二奶奶"，撩簾兒進去了。這個人沒跟進來，就站在門外。我二奶奶在屋裡還沒明白怎麼回事，我已經上炕，從後窗戶跳出去，翻後牆跑了。
一出村又發現了幹部，還聽見槍響。我馬上鑽進玉米地，孫台長正蹲在裡面觀察呢，我叫上他接著跑。他身上還帶著證件和英文的密碼本，我們趕緊找地方埋起來。
在門口跟我的那個幹部肯定發現不對了，他們都往地里追，但那時候地里的玉米長得老高了，鑽進去誰也找不到。聽見他們又打槍又喊話，我道兒熟，我們貓著腰早跑了。
嘿，這晚上這一走，我就是整整三十三年再沒回成家啊。
其實這個時候，我哥我姐夫和組長秦應麟他們全都已經在天津和北京落網了，只是我們還不知道。把我們家的房子都扒了也沒找到電台，可以說來了那麼些人撲了個空。不是說嗎，我父親最有心了，他就防著有這一天，早就想好了怎麼藏電台。一見苗頭不對，他把電台轉移走了，藏到離我們幾百米我叔家一間破屋的草垛里。我父親沒在家，我也帶著孫台長跑了，那些人很生氣，連我嫂子、我姐，這些家裡的女眷全都沒放過，先抓走再說，就剩下我媽老太太和兩個幼兒沒給帶走。眼瞅著要家破人亡，我媽服毒了，但睜眼一看那倆小的怎麼辦哪，鈕家不是絕戶了嗎？她又趕緊把毒給吐出來了。
本來，我帶孫台長逃出垛子村到了北京城就算完成任務，我父親事先也跟我交代過："小九兒，如果有事，你把他由垛子帶到北京就行了。自己過一陣子看看再回來。"那個晚上我帶著孫台長往東南跑下去，可是北京在我們村兒的西北，我要給他們造成假象，以為我們沒上北京，往天津方向跑了。那一夜我倆兜了一大圈兒，順著莊稼地先往垛子東南跑，再繞到垛子北面，經過大地村、蔣辛庄、雙橋、三間房，跑了有四十里路，最後到朝陽門外。
我們倆這一跑，整個就布下天羅地網了。由公安部坐鎮，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緊急通緝，說跑了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兒，帶著特務電台台長跑了。
孫台長老家是山東煙台的，他在青島上的高中，畢業後被選派去美國專門受情報訓練二年，回到台灣。路上他對我說："小九，咱們會成功脫險的，我帶你回台灣。到時候我還回局裡上班，你呢就上學去。咱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也是擔心我害怕，想安慰我。
我問他："咱們怎麼能回台灣呢？"他說："我是山東人，現在連大別山裡都有我們的游擊隊，在海上經常有台灣來的軍艦和大船，咱們只要到了山東，一到海邊就能有辦法了。然後我帶你回台灣。"
我們雖然沒吃沒喝，但信心還挺足，他們那麼些人來抓，不是也沒抓住我們。我擔心我哥我姐夫他們不能及時脫險，可是我們也不能給他們送信兒去了。我還想著那些人不能把我父母親他們怎麼樣，畢竟他們都不是特務。
我們明白火車站不能去，公安肯定設卡盤查，所以經過雙橋火車站都沒停。我們就往朝陽門外的長途汽車站去，應該就在現在的東大橋，那裡有去濟南的班車。我看過好些電影里的情節，我比他這個特務還鬼，這時候我出主意說："咱倆要分開二十幾步走，你能看見我就行。"因為一小孩兒帶著一大人，讓人一眼就能認出。到了車站，每天有一趟往濟南的，我們一想也不能坐同一班車，就決定第一天我先走，試試風頭，他再坐下一班。
那你問了，我為什麼非要一直跟著他，帶著他？讓他自己走不就完了嗎？因為在北京這邊是我負責的，我地面兒熟。我就覺著要能帶他跑出去，太光榮了。我十五歲就這麼能幹，感到特驕傲，一點兒都沒想到怕死。我死心塌地，我想著要"為國盡忠"，反正從小在家庭就受的這種影響。你又問了，假如那天晚上我要是自己跑，結果會怎麼樣？假如那樣，公安就不見得非抓我這麼個孩子了，你說是不是。當然我連想都不會那麼想。
這麼著，我先上了長途班車。到車開的時候，我往裡面走，身後有人叫："小九兒！"我一回頭，幹了！那你有什麼辦法，這是本能。再加上我已經跑了一整夜，很掛相啦。
那人說："你就是垛子鈕小九吧？"是個便衣，模樣挺隨和。
這會兒我倒橫起來："是又怎麼樣？！"
他說："我們就找你哪！"
我說："找怎麼了？"我知道抓到就是個死。
他抓住我肩膀問："你說說，你把那個孫毓清弄哪兒去了？"
我說："誰叫孫毓清啊？"
他笑了："嘿呦，你連孫毓清都不知道？"我一擰脖子不回答。
又上來幾個便衣，跟司機說一聲，讓調轉方向，一車的人都給拉到公安局去了。那時候經常抓壞人，車上的群眾對於抓壞人也沒怨言。這趟車別去濟南了，往城裡開，都回公安局，公安局是在前門東。一車的人跟著我倒霉，全得拉過去。挨個查，但是查不到啊，絕對沒有他。就我一人兒心裡明白，做夢也別想在這車上找到他，因為他根本就沒上車。
把這車上的人查了好幾遍，車裡的上上下下也搜遍了，沒找到孫毓清，只能找我要孫毓清了。就回過頭來專門關一屋裡審我，對我說："小九啊，你還小不懂事，只要交待孫毓清去哪兒了，我們保證你沒事，你們家人也都沒事。你父親、你哥、你姐姐、姐夫，我們都可以考慮寬大處理……"
我一聽，就明白我們家人全都被抓了。但是你知道我當時說什麼？我說："你們小看我了。我從干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只要叫你們發現，我們誰也活不了。叫我出賣孫大哥，你們那叫瞎想。我說出了他在哪兒，你們就放我父親、哥哥、姐姐、姐夫，那全是騙人的話。我還等著他有一天替我們全家報仇哪！"
他們聽了很不高興，但還得接著審。審我比審誰都重要呀，肯定我知道他孫毓清在哪兒呢。可是死活我都不說，我就認定我十五歲能"為國盡忠"是最大的光榮。我說："你們甭給我說這麼些了，你們肯定要殺我。你們再說什麼，我都知道犯了死罪。你們甭打算從我嘴裡知道什麼。"
他們又勸了我半天，我還是說："我才不信呢！我就是告訴你們了，也非死不可，我們家人也非死不可。"最後公安人員說："這個小傢伙比誰都反動！"這也是我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後來被判重刑的原因，用他們共產黨幹部的話說："放誰也不能放這個鈕益惠！"
我知道，那陣兒鎮反，凡是有點事兒的就斃了。天天斃人，北京、天津的報上天天登好多槍斃的公告。不信你去找出當年的《天津日報》、《北京日報》看看，甭算全中國別處的，就這倆地方每天斃多少人？真了不得。確實，國共雙方互相都是紅了眼地殺啊。
我們正是犯在了"鎮反"的風口浪尖兒上。而且像劉胡蘭、趙一曼什麼的，我都聽說過，我心想我比這些共產黨的人還堅強。他們連著審了我好幾天，我就這態度："甭問了。指著從我嘴裡找出什麼，不可能。"因為我相信說不說都一樣，說也得死，不說也是死，甭糊弄我。那時候共產黨剛得天下，很注意形象，公安還不興打人，不興上刑逼供，他們好幾個人在那兒轉磨、尥蹦兒，拿我沒辦法，干著急。
審我的時候，是公安二處在東城沙灘北邊的一座大宅子，可能也是沒收國民黨大官兒的。他們沒別的好辦法了，還把我弄到衛生間里，那時候大概這種高級的衛生間特別少，押我到抽水馬桶跟前，指著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裝不知道。他就說："告訴你，這是絞人的機器！不信你聽著啊——"嘩一開水箱，"你聽見沒有？"我顯得挺害怕。他說："你坐上去！"我說不敢，他說："叫你坐這兒你就坐！不老實馬上給你開機子！"我坐上去。我心說了，我還不知道這是拉大便的呀。
又押我到大澡盆旁邊，對我說："你好好看看這是什麼？"我還搖頭。又說："這是給你灌水的！你看看——"一開水龍頭，嗬，水還真挺沖。把冷熱水全打開，冒著水汽兒。指指那玻璃牆說："告訴你，這裡邊哪兒都有電！"他們還以為我是一農村孩子，拿我當垛子鄉下抓來的傻小子了，哪知道我什麼沒見過啊！
我家住東單，我從小就往公館跑，裡面什麼沒有啊，就這抽水馬桶、大澡盆什麼的早見過了。所以他們這麼嚇唬我，我全明白，我也不言聲兒。
打小我跟警備司令部耿副司令的小兒子一起玩兒，這孩子身邊總跟著一個勤務兵。我萬沒想到，在公安二處這兒碰上這個勤務兵了！呦，我一看，這不是他嘛？他穿上了一身兒共產黨公安的服裝在裡邊呢。正好打一照面，他也沒法不認出我來。預審我們那地方的人應該都是很可靠的，我也不知道他這算怎麼回事。如果警備副司令的勤務兵都是共產黨的卧底，你想想當時國民黨的北平城還怎麼守？
趁沒人或者送飯的時候他還問過我："你怎麼了？"我說："特務電台在我們家給抓住了。"他說："那倒大霉了，這事兒可輕不了。"別人不知道他認識我。給我送的飯都是由外面買回來的燒餅、包子什麼的，吃得不錯。後來只要一押解我出去提審，我就以為這是要槍斃，要活埋了。我想我十幾歲就"為國盡忠"了，感到挺英雄。
說起來我跟耿副司令的孩子玩兒的時候，還鬧過一出笑話。當時北平街上有出殯的，要找小男孩兒背鼓，唉，就把我們倆給拉去了。我們倆穿上那白衣服背了鼓，挺賣勁兒地敲著走在出殯的隊伍里。結果那孩子他媽，也就是那個副司令的太太回來一聽說，趕緊叫人找去，派勤務兵馬上找過來，一眼瞧見我們在那兒起勁兒地敲鼓哪，進隊伍里就把我們倆給拽出來了。
那出殯隊伍管事的還不識趣兒，跑過來一連聲地問："哎，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當兵的說："什麼怎麼回事！你他媽長眼沒有！"啪就給那管事的一嘴巴，"他媽的，這就算沒找你的事，還敢叫這孩子背鼓了！"管事的捂著臉，他就知道這小孩兒在路邊一叫就來，哪兒想到這臭孩子是警備副司令家的公子呀。
扯遠了，咱們回過頭來再說說抓孫毓清的事。朝陽門外東大橋的那個長途汽車站，每天發往濟南的班車不是就一趟嘛，結果還是在車上把孫台長抓到了。要叫我說，那時候的特務和公安都夠笨的，簡直笨死了，哪像現在電視里演的那樣。
到後來我才知道，我們電台怎麼暴露的，是台灣派人來送錢，一個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帶著匯票到天津鍋店街的老太和藥鋪交接。我們的人去領錢的時候就被盯上了，也等你把錢領走，然後再跟蹤抓捕，一網打盡。這個王永祥，我想也有可能是共產黨打入國民黨的情報員，因為他一到天津，我們全組就都完了。要真是這樣的話，潘其武可真是達到了借刀殺人的目的。
我跟你講，我們家成這個樣，最主要的是我父兄都抱著一個觀點："忠臣不保二主"。我們家倒霉就倒霉在這六個字上了，到死都抱著這個觀點。我父親雖然不怎麼說話，但認準的事絕對誰也改變不了。所以抓到我父親以後，說他最頑固，審都沒審，就地正法。
我父親和我哥最瞧不起"牆頭草"。我們鈕家有這樣的，我六叔，鈕六，一條好漢，可他兒子，我叫五哥，就是這樣的。他當過日本人的差，投過八路，吃不了苦，又找到我哥當國軍；眼看國軍不行了，再投奔解放軍，後來被派去當了志願軍。結果在朝鮮戰場被俘，又自願去了台灣。
他本來在北京有個媳婦，志願軍部隊以為他犧牲了，他媳婦還一直享受了幾十年的烈屬待遇，挺光榮的，但是也沒辦法再嫁。結果，那年開通回鄉探親，五哥突然又從台灣回大陸來了，要說最難受的是他在北京的媳婦了。他留在大陸的女兒也是一直沒嫁。我發現這位五哥還是那麼膽小，什麼話都不敢跟我們多說。
五、執行
其實我們早晚是跑不了。共產黨的天下，你弄個電台在那兒整天嘀嘀嗒嗒發報收報的，早晚得出事。沒判的時候，對這一案的人分別預審了幾個月，我先是關在天津公安局二處的看守所，後來在天津的瀋陽道，又關在新華北路五十二號，這些地方在國民黨時期就是關人的。到我們去的時候，裡面關的全是效忠國民黨的政治犯。
最早抓到的犯人先送到天津的茶淀勞改農場去，這地方以前是日本人關中國人的。有個"新生人員"大隊，結了案的人暫時擱在"新生"大隊，說讓他們"新生"去，意思是有希望重新做人。在裡邊讓學習材料，那上面說的都是國民黨"軍統"怎麼殺共產黨的。我記得說山西應縣圍城的時候，裡面關著四十一個共產黨的地下黨，城破之前，把這四十一個都殺了。材料上說全國好多這樣的地方，一圍城，裡面關的就全殺了。
這時候，我們一起關的都是國民黨的人，政治犯。1950年國慶節我記得清楚，因為給吃了魚、月餅、梨。在裡面每過一個階段結一批案，挨個叫出去說："你現在結案了。"你得說："感謝新政府！"然後問你："你對自己所乾的那些壞事還有什麼認識嗎？新政府已經給你重生的機會了，你對今後有什麼想法？現在還有什麼要求嗎？"
有的人回答："得了，我前半輩子扔了，我危害人民，只要共產黨給我一個做人的機會，我一定將功贖罪，好好地爭取重新做人。"是不是，一般的都這麼說，在裡面關這些天也都是這麼教育的。
可是也有人呢，心裡明白你再怎麼要求，頂個屁用。就這麼回答："我這一生也就結了，我別的要求沒有了，就是我死後，請在我的墳上插個牌子：忠實的國民黨的兒子。"回去以後同監的問："都問什麼了，你怎麼說的？"這人就回答："別的都沒說，就是我死後給我墳上插個牌子就得了。"
後來其他人也跟著學，這麼回答的人就多了，預審員就在大會上拍著桌子訓話："你看看你們，啊，就問問你們有什麼要求嗎，不老實說，還什麼"墳前立個牌子"。還想立碑嗎？我告訴你們，死了這條心吧！今天，我在這裡宣布：在中國的土地上，永遠也不會再給你們國民黨的樹碑立傳了！"
到"鎮反"開始的時候，那個"新生人員"大隊里國民黨的人，都由茶淀拉出去了，拉一撥斃一撥，差不多全給斃了。就知道那些日子，天天從"新生"大隊往外拉人，頭天拉過來，第二天斃。你知道怎麼槍斃嗎？頭天晚上過來了，問一聲："你叫什麼名字？"回答叫什麼。說："行了，回去吧。"第二天，人就拉出去斃了。哪用得著什麼審判過程啊。
我們全組預審完了以後，送到軍管會的軍法處臨判的時候，把我們同案的這幾個人帶到這邊的看守所，臨時放到一個屋裡，自抓到以後就這麼一次。這是什麼意思已經很清楚了，不怕你們串供，因為不會留著你們了。預審的時間很長，幾個月，是要從這些人嘴裡掏出更多的東西；到送去判的時候，該斃就斃了。
那天是1951年1月11號，很冷。我們都沒睡覺，一整夜我們說了很多事情。尤其是他們情報組的幾個成員，自抓到以後頭一次見面，而且關在一起，都在抓緊說他們的事，對情況。實話說，雖然心裡很難受，但從態度上還都想做個有骨氣的人。因為我才十五歲，他們估計不殺的可能只有我，組長秦應麟眼睛紅紅的，走到跟前緊抓住我的手說："小九，你最小，將來就你可能回到台灣。萬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裡把我所說的這一切都跟他們說清。你一定要替我們問一問：這個王永祥到底是誰給咱們派來送錢的？這不是要咱們的命嗎？！"到死他們也鬧不清，這個王永祥到底是被共產黨給策反了呢，還是他本身就是個共產黨的情報員？所以不甘心哪。
我哥鈕益培知道要到絕地了，他說："到時候都多喝點兒水啊，痛痛快快的！"意思是痛痛快快地多喊幾聲口號。但實際上，槍斃的時候就不叫你喊口號，都拿鐵絲把嘴給勒上了。我哥至死也不悲觀，給我的感覺是，他認為這麼死光榮，死得值。
斃我哥他們那天，1951年1月26號，一清早起來就不開門、不放茅、不倒尿了。完啦，就知道今天要拉出去人了，裡頭特緊張，不知道叫到誰。這時候我哥和我隔一個牢房，兩個屋中間用一盞燈，上面挖個洞。每個牢房十幾個人，我聽見我哥在那邊沖我說："九兒益惠啊，我今兒個就走了。"他這句話里有很多的意思，起碼包括"家裡的一切就託付給你了"。我答應了一聲："唉。"再說不出別的。我雖然小，也全明白國共之間是怎麼回事，知道這個誰也擋不住。就聽見嘩啦嘩啦地開門往外帶人。誰都不言聲了。
我們這屋裡，有一個犯的是造謠罪，具體造的什麼謠咱們不知道，反正是反共的謠吧。外頭一喊人出去，他當時就尿了褲子。這都是不由自主的。後來還是把他拉出去了，造謠也是死罪。
在最裡面那個鋪上的，是個國防部二廳的上校專員，叫關健平，三十多歲。預審那會兒我們就關在一起，我叫他大哥，他叫我小弟，我們倆關係挺好。他躺在鋪上，已經病幾個月了，骨瘦如柴呀，整天就喝點兒稀粥，一直半死不活地躺在角落裡。
往外拉人的時候，有個反革命集團案，已經叫出去仨人，還有一個同案的在我們這屋，就聽見過來要開我們這門了，那人"蹦蹬"跳下地，抱拳屈膝對我們說："哥兒們弟兄，我再有十八年又成一好漢了！今兒個我這就先走一步啦！"結果你猜這麼著，外面進來提人的根本就沒正眼看他，把他推一邊，大聲叫的是："關健平！"嘿，關健平騰地就坐起來，躺好幾個月沒起炕，就這一聲叫，他騰地就起來了，那股勁兒嘿，都不知道他哪兒來那麼大勁兒。
看守要提他出去，他說："請等一下，我穿上衣服行嗎？"看守說："行，你快穿！"關健平拿出個包，全是高級服裝，有中山裝，有西服，穿了這件穿那件，一件一件都套上。
這邊叫了人拉不出去，能行嗎？外面堆了好些人，大概過來一個幹部喊："別讓他穿啦！拉出去！"看守上去一拉，這關健平突然大叫："我操你媽的——"接著就喊口號："國民政府萬歲！打倒……"幹部喊："快把嘴給堵上！"看守趕緊掏出塊手絹上去一邊拽他，一邊往嘴裡塞。關健平吭哧一口就把他手給咬住了，這回喊的就是看守了，疼得哎呦哎呦大叫。我們通鋪旁邊的過道只有一人寬，別人想進去進不去，要幫忙幫不上，這被咬的還叫哪："哎呦，咬住啦！咬住啦！"。
這時候，我就看見從外面衝進來一個大塊兒頭，穿黃軍裝，大皮鞋，抬腿跳上鋪，咚咚咚從我們眼前這一排鋪上踏過去，跑到最裡邊，關健平還趴在鋪下咬著看守的手哪，這大漢抬起大皮鞋，咔嚓一腳朝背上跺下去，關健平當時就不出聲兒了。
你想一個骨瘦如柴，一個足有二百來斤，這一大皮鞋下去，都用不著槍斃了，但還得拖出去執行。我們都在鋪上坐著，都在瞪眼瞧著，我就挨著關健平的鋪，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跟你說，我沒受多大刺激，別看我不過十五歲，我當時覺得這就是英雄。
1951年1月26號這天，我們那裡一共拉出去了三十八個人，其中就有上校關健平。開上萬人的公審大會，包括我們鈕家親屬在內的情報組人員，在天津小王莊被軍管會立即執行。第二天，這個消息在《天津日報》頭版刊登。報上登的處決人名中沒有上校關健平，他肯定是在沒拉到刑場前就完全斷氣了。
六、我們組
甭管你信不信，我雖然小，但看了這些事情並不是受多大刺激，而是感覺他們這就叫英雄。我那時候就想過，要是有朝一日，我得到台灣去把這些事情告訴他們。
那天把這些人拉走槍斃了以後，又來宣布我們都判了多少年刑。我們那一案，叫"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案，我們組也是在天津交接時破的案。組長秦應麟，三十六歲，判死刑，立即執行；他妻子卞書蘭，幫助掩護，算同謀，判十五年；他內弟卞樹堂，參與活動，無期徒刑；還有個叫李光琴的，屬於有牽連，判十五年；電台台長孫毓清，二十四歲，判無期；我哥鈕益培，二十七歲，骨幹分子，死刑，立即執行；我三姐夫劉景惠，二十七歲，也是重要成員，死刑，立即執行。
說起來，三哥跟三姐夫都曾經是抗日的中國軍人，可是到這時候，抗日沒過去幾年，都得死在中國人的手底下了。
我大姐夫梁錫增，是在東安市場吉祥戲院旁邊的玉器行當副經理，生意人，我們這個組的人進城都到他那兒，他也沒想著當特務，只不過叫他趕上了，把他牽連進去，給他定性是"聯絡站站長"，判十五年；還有我堂兄鈕益海，二十歲出頭，他在大柵欄的三慶戲院小賣部當經理，實際上啥也不清楚，就因為跟我哥都走得近，判十五年；我，鈕益惠，十五歲，倒是特別賣勁兒，本當死罪，念我未成年，判十年。從一抓到我那天起，我就認為是一個死字，我是一心準備當烈士的。
孫毓清按說是要犯，沒被判死刑，估計是有立功表現。可能是他精通電台和密碼，留著有用。聽說抓到他以後讓他給台灣發電報了，就像之前"保密局北平特別行動組"破案以後，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叫被捕的組長計兆祥往台灣發電報一樣，讓毛人鳳的軍情局特別沒面子。不知道孫毓清發的電報都說了什麼，這年鎮壓反革命，什麼事沒有的都槍斃了，不清楚他為什麼給留下來。他絕對是個謎。
1951年1月27號的《天津日報》還對我們組的下場作了報道，大意是一舉破獲台灣派遣的"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捕獲主從犯十一人。我鈕益惠的名字列在倒數第二。在這張報紙上還登出了其中五名要犯的照片，那就是秦應麟、孫毓清、劉景惠、鈕益培、李慕仁。
這篇報道上沒有提我父親的名字，為什麼？我父親是全家之主，他老人家特別精明能幹。自從我哥和我姐夫把電台弄到家裡，一切的事情都由我父親安排。他為了兒子為了女婿，為了這個電台用盡心思。得知走漏風聲後，他在家把所有的東西都處理掉，把收報機和發報機拆開裝到缸里，運到離我家幾百米的一個本家叔叔的破草棚里。
破案後把我們所有的人都抓齊了，就是找不到電台，辦案人員氣壞了。我父親在外面躲了一個多月，到處都風聲緊，後來落腳到西直河的我五叔家，最後是五叔害怕早晚全家要受牽連，告發了我父親。公安押著我父親去起獲電台以後，可以說沒經過審訊，也沒有什麼結案，軍管會立即就地執行死刑。所以《天津日報》在報道時根本沒我父親這個人。後來是我堂兄鈕益芳趕了大車，把我父親的屍體拉去埋了。這些都是在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的。
整個案子從審到判，直到執行和登報，就再沒聽說那個王永祥的情況。如果他確實是台灣那邊派來送錢的，肯定就會作為同案犯被重判，但是我們誰也不知道他後來的下落。這事就更奇怪了。
孫毓清台長的父親在青島，是工程師。他被捕判刑的消息一登報，當地公安也上家去調查了，第二天他父親就上吊自盡。在監獄裡，孫毓清大概也是有立功表現，要不就是他有什麼特殊用處，後來他提前出監。許多年後聽他妹妹的一個親戚說，有人看見他出來以後在張家口還要過飯呢，我也不知道這算怎麼回事。到底是在美國受過專門訓練的，有他求生的本事。而且最奇的是，他竟然又回到了台灣，我就納悶兒他是什麼時候回去的？怎麼回去的？反正不可能像他當時在逃跑路上跟我說的，能跟台灣聯繫上，來船接他，到後來那些年門兒都沒有啊。
孫台長的親妹妹在山西太原，北京這個姓王的先生跟她是親戚，聽她講孫毓清回到台灣以後，局裡給他軍銜連升三級，由上尉升為上校，發給他幾十萬補助金。九死一生跑回去了，還能不獎勵？聽說到80年代末，他也回大陸探親來了，到山東青島給他父親重修了墳，掃了墓。共產黨政府還接待了他。只要活著，就是跟死了的不一樣。他到了大陸應該會經過北京，應該會想著我們家呢。他沒來找我們，那就是有沒來找的原因，你說是不是？他應該什麼都知道。是不是他有什麼不方便？那就不知道。這就不必要追究了。
我們那個組最後回到局裡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一個就是我。我們兩個一點兒聯繫也沒有，他絕對想不到我會回到局裡，而我也萬萬不會想到他還活著，萬萬不會想到他早已經回到局裡。就像他那時候跟我說的，他還真的回到台灣，重新回到局裡上班了，而我是不可能到台灣上學的。
我是在1999年年底，用偷渡的辦法到了台灣，12月31號我終於到了軍情局。孫毓清是2000年去世的，嘿，你說這事兒寸不寸？也就是說，我到了軍情局的時候他人還在，但是我們錯過了這次最寶貴的見面機會。他要知道我能去，你說他能不接待我嗎？我要知道他在台灣，一進門兒就直接讓他們請孫毓清來說說，說清楚我是怎麼回事，我們家是怎麼回事，那不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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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上半部分有近四萬字，我這貼了大概一兩萬？本來想在公眾號首發，做連載更新，但後半部分內容更加敏感，怕被和諧，感興趣的可以到微信公號後台回復關鍵詞【 小九 】自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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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劇《潛伏》結束時，我心裡就開始默哀：余則
成有七成以上的可能性成為了烈士。說句大實話：潛伏的間諜真TMD不是正常人乾的。
可能KMT派遣在大陸的潛伏特務被抓獲後，只要不是罪大惡極或者身負血債者，基本上坐個牢，還保得住性命。畢竟TG是勝利者，不需要殺人來泄恨。但在台灣的TG地下工作者就慘了，最高負責人之一的蔡孝乾（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被抓而且馬上叛變，整個地下組織被摧毀，大部分人都成了烈士。
北京西山有個無名英雄紀念廣場，佔地3000平方米，為紀念1950年代犧牲於台灣的隱蔽戰線無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後，按照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台，之後其中1100餘人身份暴露後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
TG方面為了保密或其他的原因，對很多人的身份又不能公開承認（或者是單線聯繫無法確認），就成了無名英雄。
看過一篇文章，說的是某位潛伏在台灣的軍人，其家屬留在大陸，後來政治運動時，家屬受衝擊，被打成反革命，斗得死去活來。其妻子大約知道點什麼，就來找他的上級，請他出面證明身份或暗中保護。為了保住潛伏者的身份，上級不肯，潛伏者的妻子實在受不了折磨，帶著小孩一起自盡了。潛伏者身份沒有暴露，也為統戰做了很多工作。再後來，退休後和上級見了面，狠狠地揍了他一頓。但也僅此而已……。
說起大道理來雙方都沒錯，因為入黨時就宣誓「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那可憐的女人只怪自己命苦，嫁給了一個特務。
向以吳石、朱諶之同志為代表的特殊戰線的烈士們默哀致敬，願來世平平安安，長命百歲，壽終正寢，無疾而終。我想代我的太外公（外婆的父親）來答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他並不是國民黨特務。
但他曾經被當作高級國民黨特務，並且因此在監獄裡待了十幾年。
太外公出生在安徽，抗戰期間全家逃難到了重慶。
正趕上國民青年軍成立，當時蔣經國親自負責徵兵，鼓勵知識青年入伍。上過高中的太外公就應徵加入了青年軍，並且，由於一系列機緣巧合，竟然受到了蔣經國的賞識。後來蔣經國擔任青年節的政治部主任，太外公跟著調了過去。
抗戰結束後，蔣經國給了他兩個選擇，一是留在軍隊里繼續發展，二是複員免試送他去上大學。他選擇了後者，於是被保送到上海交大。那之後，他就和國民黨高層沒有了聯繫，正常地讀書，正常地結婚生子。
新中國成立後，他也過了幾年安穩日子。
直到有一天，在整理蔣經國留在重慶的檔案時，發現了一張蔣經國和太外公的合影。
曾經參加過國軍的年輕人很多，但曾經和蔣經國合過影的可就不多了。
再加上他有一個親人在台灣——當年他的弟弟隨國軍撤退到了台灣，就更坐實了他的國民黨背景。
因此，他就理所當然地被認定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特務。
如果是低級別的特務基本就直接槍斃了，太外公由於那一張與蔣經國的合影，被認為是較高級別的特務，審了很久。幸虧當時他在交大和單位的幾個領導都幫他說好話，在審訊中並沒有吃太多苦頭。
他本來就什麼都不知道，從他身上當然審不出什麼東西。但我猜測他肯定也招供了一些或真實或不實的信息。
總之，他就作為國民黨特務進了監獄，一關就是十多年。
因為他在進監獄時還被認為是「高級特務」，所以上面肯定是特別交代了這個人不能死的。因此，他在監獄裡反倒沒有受太多苦。
這十幾年，外面可是天翻地覆了。
他在75年被特赦出獄。因此，他作為一個「國民黨特務」，還沒來得及接受人民群眾的批鬥，文革就結束了。
事後回想起來，他說：「幸虧那時候在監獄裡。」
在監獄裡，雖然也接受思想教育，但「總體還是講道理的」。倘若當時不在監獄裡，他的好幾個同是青年軍出身的大學同學——作為參考——下場都很不好，何況他這個「國民黨特務」呢？
得到平反之後，他跟大女兒（也就是我的外婆）一起生活了幾年，後來回到了安徽老家，2006年的時候在老家善終。
在外婆家我和他相處過一段日子。不過那時我還小，不懂那麼多。上面的故事，大多是我後來通過外婆之口和翻看他的日記知道的。我也是長大之後才知道，原來那個喜歡帶著我曬太陽讀報紙的老頭，年輕時有那麼多故事。
關於和太外公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我還清晰地記得一件事：
那個年紀的小男孩嘛，都喜歡玩打仗的遊戲。太外公每次看見，都會說這樣一句話：「玩點什麼不好，為什麼非要打仗呢？」
作為「國民黨特務」是怎樣一種體驗？
以太外公的經歷而言，就是在自己的人生剛剛走上正軌，有了事業有了家庭之時，被莫名其妙地冤枉為特務，失去了一切。但也正因為被當成了高級特務，才在監獄裡躲過了更悲慘的下場，也算因禍得福。
但這樣的幸運顯然並沒有落到他家人的頭上。
他的妹妹，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了東北，文革期間死在了那裡，至今連屍骨都不知何在。
他的母親，晚年孤苦地生活在老家，在得知女兒的死訊後精神失常了，後來沒多久也去世了。
他的女兒，也就是我外婆，戴了那麼多年「特務的女兒」的帽子，不知道她當年寫保證書「和反動派父親劃清界限」的時候是什麼心情。而且，仔細想想，當年我的外公是頂著什麼樣的壓力娶了反動派的女兒，我真的挺佩服我外公的勇氣。當然，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台灣「特務」林坤榮
◎林坤榮故意將手提包放在賓館，三次換車趕往廣州火車站。但在附近一個小吃店裡，三男一女圍住了他。很客氣的一句「請你到我們那裡談談」，接著他被架上一輛黑色汽車。
◎林坤榮在廣州受審之時，他在台灣的妻子接到了丈夫的死訊:「茲有陸軍中尉台長林坤榮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四月九日在廣州市陣亡，忠貞為國，殊堪旌揚，特發此狀，永垂示範。」
◎林坤榮在《歸鴻》里記述在香港機場與妻子見面的剎那:「我妻一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衝過來，我把手上的手提包往地下一甩，四隻手緊緊拉在一起。廿八年，廿八年沒有見過面，沒有握過手了。兩個人激動得說不出話，也不知該從何談起。」
林坤榮去大陸「卧底」的時候，他的兒子林正傑剛剛3歲半。那是1956年4月，身為台灣「國防部特情室」中尉軍官的他，因受過「甲級萬能特工」訓練，被組織派遣偷偷到大陸江西山區架設電台，從事特務活動。這一去就是27年，其中有24年他是在牢中度過的。
「我太小，對父親一點印象都沒有。」林正傑對南都記者說，父親去大陸「潛伏」前留下的東西不多，有日記，一套西服，還有很漂亮的安徽黃山明信片。「小時候我們就翻他的日記，或者穿著衣服揣摩他的身材。我們知道他去大陸了，但具體情形不清楚，國民黨說他陣亡了，我們看到了公文。」
林正傑家彼時住在台北板橋，那裡有很多陸軍眷村(為安排遷徙至台灣的國民黨軍及其眷屬所興建的村落)，每家房屋只有三四十平米。「我所在的眷村，都是情報局的人，很多人家沒有爸爸，派往大陸沒回來的很多，或者是派往海外當武官，長期不在家。」
要等林正傑長大，他才知道自己的父親沒有「陣亡」，而是在剛剛潛伏到大陸時就被抓捕，並因此在獄中度過24個春秋。1983年4月，出獄後的林坤榮回到了台灣，那一段不成功的特務生涯和由此而來的長期牢獄之災，成為他晚年沉思的重點。這是一個關乎時代的故事，在兩岸敵對的大背景下，上層對情報戰有著自己的戰略考量，但對那些捲入其中的當事人及其家庭而言，傷痛一生也難消磨。
潛伏目標，江西天氣很差，陰，有小雨，但林坤榮還是在兩個小時之內，和兩位潛伏大陸的同事對通了電台。這是1956年3月的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想想自己安安穩穩地坐在工作崗位上同敵後的工作同志們對通，尚且經常都會碰上干擾、困難，而潛伏在敵後的工作同志……他們的堅強意志……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被派往大陸潛伏的間諜很多都是林坤榮「國防部特情室」的同事。臨下班前，林坤榮接到S參謀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周日) 上午9時，前往「總統府」樓下會客廳，頂頭上司C先生要與他談話。約在周日談話，林坤榮內心隱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新的緊急任務將落到自己頭上。
當C先生遞過一根煙，說出「組織決定，要派你到江西去架設電台」這句話，林坤榮心中一凜，但還是趕忙回答說:「服從命令。」
C先生說，等電台架設成功後，要和台灣的總台直接對通，林坤榮作為「情報獨立台台長」，需要在江西待上兩年，然後組織會派人替換他回來。
雖然有「保證完成任務」的承諾，但林坤榮內心其實也很惶恐，他有三個年幼的孩子，愛人張月鳳最近又要分娩，而C先生要求他後天就立即動身。
臨走的前一天晚上，C和幾位台灣「國防部」官員設宴為他餞行。林坤榮再次提到，希望今後對其眷屬多加關懷和照顧。回到家中，他對妻子說，自己明晚要去日本、韓國和香港出差。三個年幼的孩子像小貓一樣擠著睡在一起，大腹便便的妻子賭氣和他吵了一架:「你對我們母子太忍心，太狠心了!」
到香港之後，林坤榮給妻子寫了一封長長的家書，將臨別前不便說的話做了隱晦的說明。「實際上有很多的話，我的確是不方便，也不應該當面對你說的。一者擔心影響你走前的情緒，這是很重要的;同時也免於你心生疑竇，鬧著不讓我走。那就不好了。」他在信中說，「唯一需要在這裡向你解釋和說明的就是，『保密』是我們組織所嚴格要求的。過去正是這方面的關係，造成你我之間發生過好幾次非常不愉快的矛盾。」
信中更多表達的是對妻子的愛和牽掛。
香港彼時正在英治之下，商業繁榮，情報戰也如火如荼。「那裡有很多雙面間諜。」很多年以後，林坤榮的兒子林正傑這樣對南都記者說。
擁有香港居民證的林坤榮選擇從這裡進入大陸。他在熟悉的香港西環華美酒店開了房間。在香港潛伏的台灣特務施先生很快派人來這裡找他，施先生是這次行動的直接指揮者。林坤榮隨後又換了一家半山酒店，與施先生見了面。
施先生對他說，電台選擇架在江西與湖南交界的地方，一旦架設成功，重要情報可直接傳遞給台灣統帥部的總台，一般情報可用密函傳到香港。將有專人負責林坤榮與香港的聯繫。
而林坤榮與大陸內部相關人員的聯繫，將由一位林先生負責。也是這位林先生，將一路負責護送林坤榮安全抵達江西。按照他們的術語，林先生的角色是「交通」——台灣情報機關設在香港的外圍工作人員。
林坤榮關心自己通過什麼渠道攜電台打入江西。施先生的回答是，以回祖國探親的名義從香港進入廣州，林先生會設法把電台運到江西。
在與「交通」林先生商談之前，林坤榮先利用自己的渠道，跑到九龍紅磡的一家咖啡館內，與熟悉的消息靈通人士了解情況。這家咖啡館過去曾是台灣情報人員與潛伏大陸同事通訊的地址。
林坤榮的妻子張月鳳與孩子們。前排中為妻子張月鳳，後排左一為林正傑。前排左一為林麗霞，林坤榮去大陸「潛伏」時，她尚在胎中。
諜影重重，香港化名余維斌的林坤榮剛一進咖啡廳，熟識的老闆娘就熱情地前來打招呼。林坤榮說，自己剛從日本到香港，忘記常一起在這裡喝咖啡的張先生電話，請她代勞，打電話約他過來。張先生亦是台灣情報部門在香港的一位「交通」。除了張先生，林坤榮此前到香港常常聯絡的，還有另一位「交通」，名叫孫利林。解放前孫利林曾在福建擔任過國民黨保安團的少校，到香港後還曾參加「自由工會」和「救國同盟會」等組織，林坤榮此次手中所持的香港假身份證「余維斌」即是孫利林幫忙代辦。但張先生的一席話卻讓他吃了一驚:「孫利林回大陸去了，你不知道嗎?」台灣情報機關在香港的「老闆」已經換人，新的「老闆」棄用了很多原來的「交通」，包括張先生，也包括孫利林。張先生雖被棄用，但從大陸寄來的相關信件，卻仍然依循舊地址，由他代轉。張先生在香港有生意做，但對自己被棄用仍有意見。失業的孫利林則回了大陸。
因為孫利林等人常吸收和介紹人去大陸潛伏，也知道包括林坤榮在內很多的人事秘密。他們的失業，以及失業後的牢騷，讓林坤榮感到問題嚴重:如果孫利林回大陸被抓住，或者投靠了大陸，後果不堪設想。內心漸有不祥之感的林坤榮，又趕往尖沙咀廣東道，去找一位福建老鄉，想了解更多關於孫利林的消息。據這位同鄉講，孫利林當初接到在福州的弟弟來信，說母親病逝，讓其回大陸奔喪。但他回大陸後再無消息，甚至孫利林的弟弟還從福州寫信問其下落。
此次負責林坤榮去大陸潛伏的帶路人林先生，就住在半山酒店林坤榮的隔壁。當晚，回到酒店的林坤榮，與他開始進一步接觸。老家福建廈門的林坤榮聽出他的口音是福建詔安或廣東饒平一帶人。但林先生卻自稱是廣東潮陽人。
林坤榮開始試圖了解林先生——已改以大陸稱呼人的口吻稱其「老林」——的個人信息。據老林說，他是不久前和同村幾個兄弟乘小船偷渡來香港，在來香港之前，曾在江西當工人。老林說，他將帶著「余維斌」以回國探親名義回大陸。至於電台，將裝在帆布袋裡，藏於行李間，用火車託運到江西。到了江西後怎麼辦?林坤榮又以什麼身份做掩護?對這些問題，老林的回答是，會有辦法的，江西的自己同志會掩護他。但當林坤榮進一步追問時，老林居然一時語塞。
從談話中，林坤榮知悉自己去江西面對一系列問題時，該如何應對，尚無基本的沙盤推演。而種種跡象，讓林坤榮對老林的真實身份產生了懷疑。
一切仍按既定議程發展，施先生和Y參謀為林坤榮和老林準備了簡單的餞別餐宴。餐後，施先生到酒店給了林坤榮2000元港幣。台灣電台尚未運來，而江西已有來信催促，施先生決定讓林坤榮先動身，電台再想其他辦法送進廣州，不得已時也可先取用台灣情報部門此前已運到汕頭和廣州某地的兩部電台。
當林坤榮說出自己心中對老林的懷疑時，施先生並不認同。施先生相信老林在江西內部有人，「裡面也經常有信給我們，裡面那班人，確實有的在共產黨內部還是有一定的地位……他們已經向我們提出保證過，不要顧慮那麼多了。」
林坤榮堅持，在大陸進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時候進入江西，必須提前有應對的預案。施先生答應再做研究，但很快答覆說，已進一步了解，並反覆研究江西寄出的信件和物品，覺得可以放心。他再次發給林坤榮數千港幣，作為三個月的生活和工作費。
自稱沒去過澳門的老林，堅持不從深圳而從澳門經拱北海關進入大陸，雖然這樣需要拖延兩三天——這和之前江西內部人催促很緊構成矛盾。
在國民黨混亂的情報體系中，滿心疑竇而別無選擇的林坤榮，踏上了潛伏之旅。
廣州火車站，落網
他們先在澳門住了三天，「沒去過澳門」的老林居然知道這裡有個「五洲酒店」，他們就下榻在這裡。老林每天都很忙，買了滿滿幾包東西，胳膊上就戴了四塊手錶，似乎對拱北海關的嚴格檢查毫不在乎。林坤榮的疑慮更深了。
很多年以後，林坤榮在回憶錄中說:「這時我非常的矛盾，真想借故不跟他進去，準備再將情況直接向上級彙報請示再說。後來經過認真考慮，認為自己擅自這樣做不妥當，會使組織領導以為自己真的害怕心寒，沒有勇氣跨過拱北橋，甚至還有可能認為自己臨陣脫逃，企圖當逃兵，那不是更糟了么?」
沒有退路的林坤榮，開始和老林闖關。
帶了那麼多物品的老林，居然輕鬆過關，沒有一件東西被登記保管。自感像一個過河卒子的林坤榮，與他一同到了廣州。
這是1956年4月底的中國大陸。20多萬人3個月前剛剛在天安門前參加了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全國大城市和50多個中等城市的公私合營已經全部完成。在農村，合作化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一年前已經開始全國城鄉的戶口登記工作，控制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在1956年也已出台。政治運動此起彼伏。
各自搭著三輪車一前一後到了廣州的旅社門口，老林改變原定各自辦理登記住宿的原則，幫林坤榮辦理了手續。林坤榮住在三樓，而老林則在樓下的一個獨立房間。
林坤榮開始懷疑，老林可能是共產黨預先安排打進台灣在香港情報組織搞滲透反間的人。這個想法越來越堅定，他清楚自己的一舉一動已經處於被監控狀態，他試圖擺脫監控，並將自身處於危險中的信號傳遞出去，同時向組織告白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
深思熟慮之後，他萌生了三個擺脫監控的具體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偷偷溜出廣州郊區，找個地方晝伏夜行，逃回福建老家，先在親朋處躲藏，將情報通過海外關係傳送到台灣或香港，再伺機逃回台灣;或者，選擇第二個方案，設法逃到港澳邊界線，偷渡過去;最後一個方案是，設法擺脫老林，暗中購買火車票，公開搭車到上海，再設法回到福建老家，按第一方案運行。
回大陸探親的假期是兩個月，其中九天耗在了廣州。林坤榮察覺到逛街時有人跟蹤，他先後用鮮血做密寫劑寫了五封密信和密函，用毛筆和鋼筆寫不同的字體，寄給香港不同的地址。由於擔心信件全部被截獲，他在一塊白手帕上也塗寫了相同的密寫字跡:林O是匪諜，我們已上當，電台勿運入，我被困羊城，誓為黨國成仁。切切切。BG×××寫。這個手帕準備送給香港一個朋友在廣州的姨媽，但終究不敢貿然去她家，手帕後來丟到了廁所里。
此時，林坤榮內心也已確信，這場情報戰的主戰場，必是廣州無疑。老林說去江西架電台，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旅行社的女工開始和他搭訕，問他回哪裡探親，還要在廣州住幾天。對他的監控也越來越嚴密。有一天，一個男服務員還與兩個在其門口縫棉被的女服務員說，兩個企圖爆炸公園的美蔣特務分子，今天被逮住槍斃了。在對特務進行了輪番痛罵之後，一個女服務員又指著《南方日報》的報道說，另一個來到大陸後投案自首的特務很聰明，得到了共產黨的寬大處理。
在準備逃跑前，林坤榮準備了一包烈性毒藥，準備在情況危急時吞掉。在一次早餐過後，他搭了一輛三輪車，又中途下車，接連竄了幾個巷口，把第五封密信投寄到街邊的郵箱，然後繼續上車下車，到火車站買了一張第二天開往上海的車票，又以同樣的手法，趕回旅社。此時他的方案是，在去上海的沿途小站下車，晝伏夜行，趕往福建老家。
第二天中午，林坤榮故意將手提包放在賓館，三次換車趕往火車站。但在附近一個小吃店裡，三男一女圍住了他。很客氣的一句「請你到我們那裡談談」過後，他被架上一輛黑色汽車。
令人難忘的政治課
對林坤榮的審訊呈現出明顯的策略性。他被關在一個陌生的豪華套房內，飯菜也頗為豐盛，有水果，還有「大中華」香煙。他被進行了非常認真的人身檢查。 「首長」當晚在這裡「會見」了他。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林坤榮仍然按事先設定的假身份應對，並不斷被「首長」揭穿。他兩封投遞的密信也被拿了出來，筆跡在密顯劑的作用下暴露無遺。受到款待的林坤榮被告知，之所以沒被投入監獄，是因為共產黨準備給他一個機會。
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孰優孰劣問題上，林坤榮與訊問者發生了激烈的爭辯。「首長」確認他中反動派毒素太深，在四天後的第二次審訊中，給他上了三四個小時的政治課。政治課上得不錯，以至於林坤榮都暗暗稱讚他們的口才與學識。臨走時，他們丟下三本揭發「人民公敵」蔣介石的著作。
曾在旅社門口縫棉被的女服務員，此時恢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公安幹部。與林坤榮的說理鬥爭，仍在溫和地進行著。林坤榮並沒有被說服，若干天后的一個晚上，他在逮捕證上籤了「余維斌」三個字。手銬第一次戴到了他的手上。
接下來，是連續十幾天的疲勞偵訊。「我幾乎無法撐下去了。」林坤榮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有一天輪到我端尿罐，走在監倉的巷道上，我把尿罐一甩，順勢跌在地上，滿身是尿。一個難友驚叫起來:『報告管理員，犯人暈倒了!犯人暈倒了!』」
這之後，林坤榮開始第一次將「政府」稱謂加諸大陸，他做了妥協，而回答諸問題和書寫交待材料時，仍處處尋機說謊。審訊他的幹部也看出了他的這一傾向:「觸及到關鍵和實質問題，一筆帶過，認為我們可能已經掌握到的，你就比較詳細具體地寫，認為我們還沒有或不可能掌握的，你就含含糊糊，掩掩蓋蓋，不肯做如實的具體交代。」
後來，林坤榮進一步寫了四份交代材料。先交代自己是「受過甲級萬能特工訓練過的美蔣特務骨幹分子，是台灣『國防部』直接派遣的獨立電台台長，抱有強烈反共意識潛入到大陸進行破壞活動的。」再交代自己「曾經負責審訊過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龔某某等人的書記工作，在歷史上已犯有了共產黨的血債。」然後檢討自己犯罪的思想動機和企圖目的，最後，坦白自己的真實姓名和籍貫。
在看守所里，林坤榮見到了孫利林——那個在香港為他代辦假身份證的「交通」。孫利林果然在回大陸奔喪時被逮捕了，所以林坤榮更早些時候在香港的林林種種早已被大陸有關方面知曉。
家屬收到通知，「陣亡」
林坤榮在廣州受訊之時，他在台灣的妻子張月鳳接到了丈夫的死訊。1960年9月13日，蔣介石和陳誠簽發了1265號旌忠狀，上面寫道:「茲有陸軍中尉台長林坤榮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四月九日在廣州市陣亡，忠貞為國，殊堪旌揚，特發此狀，永垂示範。」他的名字，進了忠烈祠。
林正傑當時已讀小學，他記得自己傍晚放學回家，與母親一起聽聞這個噩耗:「國民黨非常不人道體貼，總要來個軍官通知吧，結果來個鄉公所的小職員，也不說自己單位，只對我母親說:你先生死了。就一句話，一點莊嚴慎重的氣氛都沒有。母親昏了過去，全家人哭成一團。」
林正傑說，母親並不相信父親已陣亡，因為沒有證據，吃飯時仍堅持在桌上多擺一副碗筷。信佛教的張月鳳，也常去廟裡拜拜，為丈夫祈佑。但林正傑從此已是「遺眷子弟」，讀書時免掉了學雜費。
林坤榮臨去香港前，台「國防部」給予4000元台幣安家費及津貼，因行程過緊，他交待S參謀代領。但這筆款居然被S參謀挪用。母親還曾領著林正傑一同去台灣「國防部」會客廳「上訪」過一兩次，「後來好像也沒處分那個參謀，讓他每月還100元台幣，分很多年慢慢還清。你可以想見政府處理這事有多可惡，同志出去賣命，安家錢卻被貪污了，這就是我受到的活生生的政治教育。本來軍眷子弟都是」深藍「(政治立場上高度親國民黨)，但我不愚忠。」林正傑對南都記者說。
也許正是童年的家庭遭遇，很大程度上孕育了林正傑青年時代的反抗精神，在台灣黨外運動時期曾以「黨外長子」的姿態衝撞威權體制。
林正傑說，林坤榮「陣亡」後，一些同事開始勸張月鳳改嫁，把孩子送到育幼院。張月鳳不同意，堅持以手工縫紉養家。「母親奮鬥，讓我們活下去。」在林正傑讀高中的時候，張月鳳已經開了一個毛衣工廠，有十幾台機器，十多個工人。這個工廠開了四五年後，倒閉。
一直未改嫁的張月鳳，帶著四個孩子在台灣苦苦謀生計。林坤榮則在大陸監獄裡輾轉受訊。1965年，林坤榮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卡戰備監獄勞改，1972 年轉到甘都監獄，慢慢獲准與福建老家等親屬通信。
「父親寫親筆信告訴新加坡的親戚他還活著，這封信後來轉給了我媽媽。這對我們家是個爆炸性的消息。」林正傑說。
這是1980年前後，大陸已經開始改革開放。在林坤榮去大陸潛伏後不久出生的小女兒林麗霞，為他寫了一封長信，內附全家照及她本人戴著學士帽的畢業相片，經新加坡轉寄福建老家。林坤榮的妹妹再將該信郵到青海監獄。
此時，距林坤榮潛伏大陸，已經整整24年。他的牢獄之災行將結束。次年，林坤榮的命運發生轉折，他被特赦，回到了福建東山縣老家。林正傑說:「父親剛回去時，村裡也有廣播說:國民黨特務特赦回來了。但當時形勢已經不像『文革』那麼緊張。」
林坤榮成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員，分了七分耕地。他思念台灣的親人，常常到海邊枯坐遠望對岸。住處大門的匾額上，也書寫了「望碧歸鴻」四個大字。
「潛伏的故事不浪漫」
回台灣仍是一個遙遠的夢。早在1975年，大陸釋放的國民黨戰俘中，即發生因赴台遭拒在香港自殺的張鐵石事件。林坤榮同樣面臨國民黨不肯接收的問題。「很多像父親這樣的獲釋國民黨情報人員，台灣都不允許回來。我父親是第一個回來的。在他之後，回台的才漸漸多了。」林正傑說。
在得悉父親獲釋的消息後，林正傑即和愛人想盡辦法將他接回台北。林正傑此時是台北市「議員」，與陳水扁、謝長廷並稱「黨外三劍客」，他的愛人是台灣著名民歌手楊祖珺，同樣熱衷民主運動。兩人都曾為林坤榮回台事宜多次向台灣「國防部」陳情，並以示威相要挾。「當時台灣『國防部』判斷，滯留在大陸的情報人員，可能已經叛變，所以國民黨的立場是不接收。等到父親回台後，『情報局』還調查他是否泄密。」
回台灣的過程一波三折，「大陸方面的手續很繁瑣，國民黨方面更繁瑣。」直到1983年4月2日，林坤榮才轉機香港，踏上回家的路。
林坤榮後來在《歸鴻》里記述在香港機場與妻子見面的剎那:「我妻一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衝過來，我把手上的手提包往地下一甩，四隻手緊緊拉在一起。廿八年，廿八年沒有見過面，沒有握過手了。兩個人激動得說不出話，也不知該從何談起。過了一會兒，聽到站在旁邊的一個警察用廣東話問:你們夫妻離開好久了?……」
到香港的第二天，林坤榮見到台灣「國防部」來接他的同志。4月4日，林正傑與台灣「國防部」派去的長官一起在台北中正機場，迎回離台27載的林坤榮。與穿著藍色中山裝的父親擁抱，他叫了一聲「爸爸」，父子都忍住沒有流淚。
林坤榮沒有立即回家，而是被帶到「國防部」進行兩個星期的述職彙報。回台後，他的軍銜由中尉晉陞為上尉，沒有立即退伍，但並未再去上班。代號「國軍 2688」的林坤榮，在「陣亡」23後的1983年，獲得「莒光楷模」當選證書。台「國防部」頒給他100萬台幣，不過，他在大陸勞改期間因是「替共產黨從事生產」，而未獲補發薪資。
1983年4月18日，林坤榮回家之後，開始有平面媒體前來進行了報道。此時國民黨尚在戒嚴期間，因為國民黨服務而坐共產黨牢的林坤榮，看到熱衷反威權的林正傑每天都在對抗國民黨，他並不主動對此發表觀點。但當林正傑在民進黨成立前夕被判坐牢，而發起一次街頭狂飆運動時，林坤榮引用一句共產黨常說的話「有理有利有節」來引導他。
林正傑回憶，父親回台半年左右，就開始構思寫回憶錄。等到1985年書成，林正傑還幫忙找地方打字、印刷。「沒有想到，這本書在印刷廠印出幾千本，全部被『警備總部』抄光了。」當時查扣的理由是「不得泄露『國防』機密及『對外』政策的規定」。待到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回憶錄》才得以在1989年7月二版，成功面世。
與林坤榮一道在青海勞改的其他台灣情報人員，也陸續歸來，一二十人常常到他家裡來聚餐、打麻將，稱呼性格開朗的林坤榮「大哥」。林正傑有時會問父親，在那昏天暗地的長期審訊中，你怎麼辦?林坤榮回答說:打坐，念阿彌陀佛。林正傑也慢慢知道，受過特訓的父親，在青海監獄並不難過，因為能幹且有行政能力，成為獄中負責物資和計劃的「大統計」。
「父親喜怒不形於色，在同僚中，他是話不多但思考很深的人。」林正傑說，林坤榮母親是新加坡華僑，他高中畢業後，1948年與妻子、弟弟等人從福建來台討生活，最初在農村私塾教漢文，後來報考台「國防部」特勤室，成為一名情報人員，沒想到因此坐了20餘年的牢獄。
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林坤榮每一兩年就要回大陸一次。他感恩自己獲釋後在福建東山縣受到親友的照顧，用退休金幫妹妹蓋了房子，還給村裡修了路。2000年，林坤榮在福建漳州病逝。病危前，林正傑去漳州醫院照顧他一周，「他已經不能講話，就只是拍拍我。」
林正傑說，父親臨死前仍是一個正統的國民黨員，也是一個「當然的統派」。在《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回憶錄》這本書寫完之後，林坤榮以「不堪掀開的隱痛」作為後記，結束了對情報生涯的回憶。
從小生活在台灣「情報局」眷村的林正傑，見多了這樣的悲情人生。「潛伏的故事一點都不浪漫，每一家都很苦。」他說。
潛伏
2011年，羅列成在家中接受記者採訪
1943年，羅列成在青年軍中，為一等炮手
他，又被派遣潛回大陸……
口述 羅列成 整理 周華誠1996年羅列成在《上海灘》雜誌寫過相關的回憶文章我今年85啦！民國十六年生的。
到了台灣，我就是過河卒子，再沒有回頭路可走那年頭兵荒馬亂。
1949年，我在上海念書，大三，還有一年就畢業了。形勢突然緊張起來。遼瀋戰役以後，大量逃難的人往南方港口聚集，有錢有門路的人，都紛紛逃往台灣。我們這些窮學生，前途未卜，每個人心裡都焦慮極了。我大概算是當時最正統、最聽話的學生了。抗戰爆發，我從上海租界，輾轉江蘇宜興、江西興國，好不容易把中學念完。之後，響應號召，加入青年軍。結果鬼子沒打上，抗戰勝利了。
蔣經國下令，高中畢業的青年軍全部複員讀大學。當時上海有四所國立大學，暨大、交大、復旦、同濟。我上了暨南大學新聞系，就想好好念點書，所以暨大的地下黨鼓動進步學生鬧學潮，我不樂意：學潮一鬧，全部罷課，還怎麼念書啊？現在回頭看，我是覺悟不夠高。
上海快解放了，時局越來越亂。1949年4月15日，我收到一封油印的恐嚇信，大意是說：羅列成，你在歷次學生運動中，所乾的一切勾當，我們都知道。現在上海即將解放，你等待人民的公審吧。
落款「上海學聯」，還有公章。
後來了解到，4所國立大學有30多人收到了信。大家驚惶萬分，手足無措，集中到複員青年軍聯誼會，共商逃命之事。
有人主張去廣州，有人主張到浙東打游擊……可是能逃到哪裡去？逃得了今天，又怎麼逃過明天？
正走投無路時，有人提議見方治。方治是誰？當時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書記，老謀深算的黨棍。我是暨大的青年軍聯誼會負責人，他對我也有印象。大家就推舉我帶頭，一起去找他。到方治辦公室，他的私人秘書、中統特務鄒道樹過來了：「同學們，你們以前不太懂事，還抱著與共產黨和平共處的僥倖心理，如今怎麼樣？上了學聯的黑名單……」方治抽著煙，打著官腔說：「我們研究一下，明天上午8點，再來聽消息。」第二天，我們沒有見到方治，只從鄒道樹手裡拿到一份由方治寫的親筆信，介紹我們30個人到原上海武進路空軍俱樂部，見新軍徵集辦公室的王主任。
王主任安排我們4月19日晚到十六鋪碼頭，上了一艘「沿平輪」，那是裝新兵的船。船開了兩天一夜，到了台灣基隆碼頭。鄒道樹早在碼頭等候了。一見到我們，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終於把你們請來了！」我們連想都沒想到要去台灣！上船的時候，我只帶了一件行李，連上海的哥哥都來不及告訴。我這才回過神來：所謂的「恐嚇信」，都是鄒道樹一手炮製的！他說：「我要是不寫那封信，你們能來台灣嗎？！」原來，是方治想把我們帶去台灣。他是搞政治的，難道讓他一個光桿司令去見他的主子嗎？
到了台灣，我就是過河卒子。在人生這個棋盤上，我再也沒有回頭路可以走。「石牌訓練班」 要把我們訓練成無血無肉的「玩命之徒」，潛回大陸憑著「大學生」這塊牌子，我很快找到工作———到位於台中的裝甲兵子弟中學當教師，是由原暨大校長李壽雍介紹的。1950年元旦，學校放假3天，我去台北觀望一下政治氣候，不料碰上了上海光華大學48屆歷史系畢業生張丹秋。他是中統分子，以前在上海相見，我們之間涇渭分明，各自相輕。而今在台北邂逅，卻分外親切。
得知我當教師，張丹秋直呼「沒出息」，他說：「男兒志在四方，何必龜縮在這彈丸之地，寄人籬下……祖國如此之大，難道容不下你我一席之地？」聽了他一番鼓動的話，我全身熱血都倒流了。大概見時機成熟，張丹秋壓低了聲音，湊到我耳邊，如此這般地講了蔣經國會同太子系的成員，成立了「革命行動委員會」，專門培養派遣大陸的特務……我想了想，也覺得只有這樣才可能回大陸，離家大半年，與家裡失去聯繫，我想家呀。就這樣，我在張丹秋介紹下，於1950年1月3日，在台北廣州路警察總局口試。
10天之後，我接到「錄取通知」。頭腦清醒了一些，我前思後想，不知是福是禍。是禍躲不過，我索性豁出一條命，鑽進了台北「石牌訓練班」。這是個訓練特務的地方，是蔣經國的「試驗田」，受「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直接領導，蔣經國是主任。訓練班的地址就在台北石牌。有人帶著我，從唭哩岸小學的一個小邊門秘密進去。進了班，學員之間互不知曉真實姓名，只有一個編號。訓練班有三期學員，第一期是培訓幹部，我們的隊長、副隊長、教務組長、訓導組長，全是第一期學員。第二期是文化宣傳班，張丹秋就是二期學員。第三期，是游擊隊幹部訓練班，我就是這個「游干班」學員。這期「游干班」30人，加上爆破班15人，共45人。學習內容以理論為主，擒拿、爆破、戰略戰術，都學了點皮毛。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輸」，要把我們這些人訓練成無血無肉的「玩命之徒」，到時潛入大陸，為他們竊取情報，以便「反攻」。離台前我留了個心眼，沒想到救了我的小命3個月的訓練結束了。爆破班的15名加上「游干班」的10名，集體派遣，從當時未解放的浙東沿海地區舟山群島和一江山島強行登陸。剩下的單獨派遣，或小組派遣。我屬於小組派遣。我在上海交通大學有位好友，叫蔣君毅，他的名字也上了「學聯的黑名單」。只因出發那天匆匆忙忙，他沒有趕上輪船，後來留在交大，倒也相安無事。他通過香港同學，給我轉來幾封信，勸我回大陸工作。訓練班潘組長一直訓導我們，要創造條件，主動回去，站穩腳跟。徵得「組織」同意，我經香港轉給蔣君毅一封信，他熱情洋溢，歡迎我返滬。在返回大陸之前，我也留了個心眼，就是想找找張丹秋的蛛絲馬跡。這樣到了大陸，彼此也有個照應，否則你是什麼人，身份怎樣，誰能證明呢？從同學處查到，張丹秋曾說過，「回大陸後，到天津找未婚妻」———他未婚妻是女子中學教師，未來岳父是天津麵粉廠的私方經理。誰知道幾年以後，離台前留心的這樣一條線索，真的救了我的小命。1950年4月底，我和同期學員朱懋德、蔣偉然，編成一個小組，朱是組長，我是副組長，蔣是書記，我們由台灣到澳門，再從香港中轉。雖然是同一小組，但我們3個人不橫向聯繫，都是單線向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廠街的李忠興聯繫。這是紀律。5月，我踏上了「玩命」征途，從台灣向澳門進發。我知道這一去，凶多吉少。在二萬噸級英皇號油輪上，我不敢正眼瞧別人，甚至連甲板都不敢上，只能躲在陰暗角落裡。打開隨身的皮箱，看到裡面有配發的A、B、C三種寫密信的藥水，我拿出來，全丟進了大海。我自欺欺人地自語：「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我真是太天真了。我們一見鍾情，但決定坦白交待後，就斷了跟她的聯繫5月17日，我抵達上海。蔣君毅是惟一知道我從台灣回來的，但他什麼都不問，只介紹我參加了徐匯區「海光業餘學習班」。我在這個班上，喜歡上了一個姑娘。她叫何明璣，22歲，是湖南軍閥何鍵三姨太的女兒，家住在上海愚園路。她外語好得不得了，我們經常在一起，用英語交談。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一見鍾情了。那時，上海的蘭心大劇院經常演話劇，我請她去看。看完演出，我送她回家。叫來一輛黃包車，6月，天已經熱了，她穿著短旗袍，手臂大腿都露在外，若擠在一輛黃包車上，必然要親密接觸。何明璣把自己往一邊移，「來來來，坐一起嘛！」我還是又叫了一輛，兩個車，一前一後地回去了。真的很純潔。何明璣是教會學校高中畢業，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學。這年6月中旬，西北軍區64軍速成中學到上海來招收教師。幾乎同時，東北銀行專科學校也來上海招收學生。我兩處都報了名，經過考試，兩處都錄取了。何明璣也兩處都錄取了。何去何從？何明璣讓我選擇，「你去哪，我就去哪。」我當然是希望兩個人能在一起。可是，不行啊！我是大學生，不可能再去讀書了，可對何明璣來說，去銀專是最好的選擇。我勸她，她不聽，死活要和我在一起。我怎麼能說我是特務呢？是台灣潛入的敵人呢？我這個戴著面具的人，怎麼配擁有這樣美好的愛情！我更不忍心讓一個善良的少女，卷到可怕的政治鬥爭中。我去了愚園路何明璣家，跟她姆媽說：「伯母，我來跟你商量個事……女孩子，上銀行學校，以後到銀行工作，很好的……」何明璣哭得稀里嘩啦。後來我就走了。跟何明璣一個當面的告別都沒有。我去了西北，起先我們還經常寫信。後來當我決定要坦白交待後，就堅決斷了跟她的聯繫。她有沒有恨過我，我不知道。40多年後見面時，何明璣沒有提起，我也沒有再問。上海堂兄轉來一封信，「舅舅」大力稱讚我這個「外甥」64軍速成中學在離寶雞15華里的陳家村。學員都是20來歲的排連幹部。到部隊第一件事，我就用糖水密寫了一封信，報告香港聯絡點，說明我已到達速成中學。藥水早被我扔到海里了。糖水、牛奶都可以寫密信，幹了以後字跡消失，上頭再寫平常的家信：「舅舅你好……」收到信放在火上一烤，隱掉的字跡又會冒出來。當時雙方的諜報工作非常複雜嚴密，我至少要讓「組織」信任我啊。為了表明自己的忠誠，我在天上看到燕子式飛機，也憑主觀推斷，說是東北製造的，作為情報彙報過去。這樣做，還有個原因是想要些錢。一個月300萬人民幣，相當於現在的300塊，寄到上海堂兄那裡。兩個月後，上海堂兄轉來一封信，是香港站的，「舅舅」大力稱讚和鼓勵我這個「外甥」。我接信後，天天晚上做噩夢。那時階級鬥爭非常嚴酷，我開始還夢想著，對台灣藕斷絲連，在大陸長期隱伏，可1950年底，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了。國民黨敗逃台灣後，留下來的特務、土匪、惡霸、反動分子，通通被消滅。我命大啊！如果不是我坦白交待得早，再給我10條命，都早沒了！我慶幸自己早交待了一步，否則，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來勢很猛。我被吸收為打虎隊成員，任務是每天早晨向貪污分子攻心喊話。有個生動的事例：我們64軍軍長在全國解放以後，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就因為來回坐了飛機，現在要算他的浪費賬。軍長這時還在朝鮮戰場上呢，也被扣上帽子，白天指揮打仗，晚上接受批鬥，跟了他十多年的貼身警衛員也被勒令離開，軍長連打水、掃地都要自己動手。我聯想到自己，還能苟活多久呢？總有一天會被揪出來，下場只有死！不行，我不能去死。經過深思熟慮，我向同房間的鄒指導員說：「指導員，有空嗎？我想談個問題。」「是不是團里的事？暫擱一擱。」搞運動，指導員忙得連吃飯都顧不上。我一夜沒睡著，第二天精神恍惚，熬到晚上又找指導員：「我有問題要交待。」「怪了，剛參軍不久，難道就貪污不成？」「不，我是派遣特務！」指導員嚇了一大跳。不過他到底是指導員，拉了一張椅子，強作鎮定地說：「坐下，慢慢說，不要激動。」我是坦白交待了，可「石牌訓練」的事誰來證實呢？張丹秋，這時就成了我的競爭對手，這是在生與死之間的賽跑。我對指導員表示，我已暴露，當務之急是抓人。憑著離台前獲知的張丹秋那一點點線索，能抓到他嗎？那麼大的天津，無詳細地址，怎麼找？我也很擔心。萬一抓不到張丹秋，我就死無對證，下場如何也就難說了。但我堅信，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這根「針」是可以撈到的。果然，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人民日報》第三版上，有一個醒目的直標題。正題是「張海棠就地正法」，副題是「披著人民教師外衣的特務分子」！我的眼珠一下子盯在上面，「本報天津訊，張海棠又名張丹秋……」當年，就是張丹秋把我拉進了特務訓練班，現在，我慶幸自己早跑了一步。如果張丹秋比我早交待，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有我的大名幾十年中，大陸的同學知道我去了台灣，台灣的同學又沒有我的下落，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暨大同學沒去台灣的，有的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當過領導，有的是大學教授、專家學者，他們都不知道我到哪裡去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雜誌上寫了一篇回憶文章，這才有同學找到我，說原來你沒死啊！我有個最要好的同學，叫周才坤，我倆一塊兒讀中學，一塊兒進暨大，搭同一班船去的台灣。1950年我收到訓練班錄取通知後，還去找過周才坤，問他怎麼辦。他說：「不去的話，蔣經國要殺掉你的。」1989年8月，周才坤隨台灣旅遊團回到大陸，住在杭州黃龍飯店，我從同學處得知消息，連夜趕去看他。周才坤這時已是台北縣稅務局局長。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你沒死啊！你可把我害苦了！」原來這是台灣當局的「滅口之計」。1950年我潛回大陸，聽說我已落穩腳根，那邊就要把我從所有知情者的記憶里「清除」。他們找到我的同學周才坤，稱：「羅列成是共產黨的特務，他根本不叫羅列成……」周才坤不信，「鬼扯蛋，我跟羅列成從小到大在一起，他就叫羅列成……」他們把周才坤關起來，直到他答應按照他們的口徑說話。過了不久，周才坤又被他們叫去了。「我們調查過了，你說得對，羅列成確實是羅列成，他也不是共產黨的特務。但是他去大陸以後，已經以身殉職了。我們作為烈士處理。」就這樣，我當了幾十年的台灣「烈士」。現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還有我的大名呢！我家人常跟我開玩笑：「你可以到台灣要錢去了！」跟我同組潛回大陸的朱懋德、蔣偉然，在「鎮反」之前聽到風聲，就跑到了香港，台灣不敢回，大陸也不敢回。我坦白交待以後，他們冒死回到台灣，一回去，就被蔣經國關了起來。槍指著我腦袋，子彈飛出來———原來是個夢！我徹底交待了問題，想著要重新做人，將功補過，於是拚命工作。學員們對我的態度毫無異樣，課堂紀律也非常好，不過，學員越是諒解我，我精神壓力反而越大。1952年底，西北軍區保衛部逮捕科的金科長來到學校，找我談話，穩定我的情緒，要我好好工作。1953年4月，我被人帶到了西北軍區軍法處，接受漫長的隔離審查。1953年11月，我被逮捕，1958年被判刑12年，1961年送新疆勞改，1965年11月獲得新生。1971年調到阿克蘇磷礦挖礦，1979年12月落實政策，1980年調到浙江衢州巨化中學，當語文老師。1987年退休。我這個「現行反革命」，好好地活到了現在，我知足了。早些年我經常做噩夢，坦白慢了一步，槍斃。槍指著我腦袋，子彈飛出來。我嚇得醒過來，原來是夢，怎麼不高興呢！我不僅沒死，還堂堂正正有工作，有了家，怎麼不高興呢！這個老伴，是我52歲那年結的婚，好得很。兒子女兒雖然不是我親生的，但比親生的還要親。我退休後閑不住，又當了10年語文老師，教出的學生，個個非常優秀。人生就是這樣，不能假設的。年輕時我還後悔，哎呀要是不去台灣就好了；哎呀去了台灣不進訓練班就好了；哎呀就算進了班，賴著不潛回大陸就好了……你都不能假設。走到今天這一步，我也自得其樂。你說不回大陸就好嗎？那些華僑回來，臨走時抓一把土放在懷裡帶走。他們心裡的苦，你不曉得哇。40年後再見面，有沒有恨過，她沒提起，我也沒問1991年，我的同學相繼都找到了，恢復了聯繫，何明璣還沒有找到。我心裡始終放不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給東北銀專寫了封信，「長春市斯大林大街，何明璣收」。其實斯大林大街也沒有了。我就是瞎打瞎碰。結果，不到一個月，來了一封信。銀專的一個老師寫來的，他跟何明璣一塊考上銀專的。何明璣當年是上海學生，很有名氣。她畢業留校，當了英語老師，跟同校的政治老師結婚了。她丈夫戴了「帽」以後，生活也挺坎坷，後來，兩人在江蘇大學任教，直到退休……好，信息了解到了，我一封信寫去，不久收到了回信。信上有電話號碼，我一個電話打去，接的就是何明璣！還是脆生生的上海口音：「儂啥寧，哦，儂羅列成啊……」我眼淚當時就下來了。我要去看她的。一把年紀了都還活著，不容易，不見一面不死心。1992年，我讓一個交大同學先去探路，看何明璣是什麼反應。結果同學去了，他跟我說，何明璣非常熱情，她很想念你。1993年，我坐著火車，去看何明璣。何明璣把被子也曬過了，床單也換新的。我知道她要留我在家住。吃過晚飯，我們聊到11點，我把預先準備好的火車票拿出來，看，我要坐1點的火車回去……40多年了，我們都成了古稀老人。她還是那麼漂亮，我也是西裝筆挺啊。這輩子，我知足了。羅列成、周華誠有個紀錄片叫，迷徒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3317245
印象比較深的是，他落網是因為作為大隊會計文化太高，說出了「不翼而飛」成語而被懷疑。
此人上過黃埔，考了上海法學院，想當法官懲治軍閥，最終被陳立夫拉進了中統，參與刺殺過周恩來。
重慶解放在即，他前往成都搭好不容易拋妻棄子的飛機，結果半路上發現跟了自己多年的司機是共黨。跑到成都時趕上早就進城的解放軍抓特務，為了據點投靠遠房親戚的將軍，到了家發現將軍起義參加學習了。台灣去不了，因為去抗戰到過滇緬，所以決定投靠李彌。結果到黑市拿金條兌換袁大頭，正好趕上中共整治金融秩序，被抓了。還好，化名鄭復初，扮成木材商人，趕在公安拿照片認人前被放了。然後差點被國民黨散兵游勇殺了，最後關頭一句袍哥黑話救了自己。想到這幫土匪成不了事，他扮成小販挑著小擔去赤水河，到了河邊見有崗哨，把擔子丟路上，藏在路邊，看到後面有人偷了擔子過崗哨被查，趕緊跑路。滇緬太遠，貴州人地兩生，他來個回馬槍，來到有根基的重慶，接上袍哥頭，住進了所屬旅館。半夜醒來，發現室友在做假證，一番試探是自己人，拿了化名「何心平」假證:人可以心平。燈下黑，中共以為他躲伐木場、礦窯，他偏去了重慶下屬的涪陵，做了榨菜廠小工。為了出身好，假託自己是地主長工，苦大仇深，幹活積極，結果反釀禍患。廠里開訴苦大會，人一點名，他下意識喊到！暴露自己軍人色彩，又跑路了。跑到一半，又累又餓，倒在河邊，被從抗戰逃難到小鎮正好回鄉的夫妻救了。順著這對夫妻關係，他以該妻子表弟身份，扮成小買賣人去了小鎮。身無分文投靠表姐，結果表姐走了，無依無靠，所以土改順利被評為貧農，分了地，還娶了寡婦，當了鎮上供銷社會計。一年多後，因為假裝半文盲，可字寫得好，一次丟了鋼筆帽，又能說出「不翼而飛」這樣的成語，暴露了。鄭蘊俠，江西省臨川人，1907年生，2009年離世，享年102歲；原國民黨中統特務，畢業於黃埔軍校四期，1933年後先後曾任國民政府中央司法院法制專員、軍法執行總監部司法長、少將專員等職務；參加過抗日戰爭，親身經歷「台兒庄會戰」和中國遠征軍遠征緬甸；震驚中外的重慶「較場口血案」和「滄白堂事件」他則是現場的指揮者之一和參與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倉皇逃竄，在四川 涪陵（今屬重慶）和貴州務川一帶「潛伏」長達8年之久，周恩來總理對此人曾指示：「生要見人，死要見屍」；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終於1958年落網，成為中國內地最後一個被捕歸案的國民黨將軍。
鄭蘊俠被判15年有期徒刑，出獄後洗心革面，擔任中學教師，晚年以政協委員及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的昔日下屬的特殊身份促進兩岸和平統一；2005年，中共貴州省務川縣委統戰部隆重舉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茶話會，時年98歲高齡的鄭蘊俠作為曾參加台兒庄會戰和遠赴中國駐印緬遠征軍主持戰地通訊的抗日老兵應邀出席。
2009年7月10日，102歲的鄭蘊俠走完了他傳奇一生；他的親屬曾言：「他（鄭蘊俠）還有最後一個心愿沒有實現，就是回重慶校場口看看，他想站在歷史面前懺悔。感謝評論區有高人，指出該特工為四川省達州市開江縣CTX。請繼續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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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一下，評論區有人認為這個人物為虛構，答主此前專門詢問過原書的作者龍天霸。作者明確表示確有此人，是他居住在鐵二局時親身經歷的轟動性事件，但不方便告訴特工的姓名。因為據說該特工現在已轉為TG效力，故龍天霸在寫入小說時取名「蜀山一號」。至於還有人認為「蜀山一號」危害不大云云，答主以為你們太低估特工潛伏下來的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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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答案：《芙蓉城記》提到過一個特工「蜀山一號」，一直潛伏到80年代才被抓獲。此人為達州人，上過黃埔軍校（分校），加入保密局，後來混入了劉文輝的部隊，深得毛人鳳的賞識，一直當作王牌在用。老蔣兵敗西南，他又自告奮勇地加入了潛伏特務名單。最為搞笑的是，他竟然還參加了抗美援朝，打過老美，還立過功。問其原因，他說他只忠於國民黨和老蔣，打老美是為了保家衛國。後來他和一個南下的女幹部結婚，在土木工程上很有一套，是西南地區權威的土方爆破專家。他老婆還曾經做到廳級幹部，兒子女兒都是共產黨員和國家幹部；一直到他被捕，他家裡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親人竟然是潛伏下來的大特務。
特工！特工？特工！_國際觀察_天涯論壇
長輩有一位女戰友，來自一位「將軍大使」的家庭，「將軍大使」是長征之前起義過來的。她的丈夫，從小跟我黨革命烈士的遺孤在西山成長，據說自幼生活條件優越，完全參照高級幹部家庭，還有公家派的保姆；到了年齡被送到部隊，後來組織上給介紹了家境顯赫的妻子。但是，儘管是文革時期，戰友們都知道，這位丈夫的父母在台灣，也是很有地位的人。在文革期間服役時，他曾經跟部隊請過假，帶著妻子去香港跟父母會面。當時我聽到這個段子，心想這位乘龍快婿的父母可能是「余則成」的原型，當時已經成為國共雙方的管道。不然就憑蔣公搞這麼多年白色恐怖，能容得下一個家眷在大陸、偶爾還去香港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的高官？於是照此推論，這樣的管道可能不止一條，在對面也應該算是潛伏人員吧。
昨天中午CCTV13講了一個大陸潛伏在台灣的特務，KMT到台灣之前就已經潛伏在KMT裡面了，後來跟著KMT到了台灣，被組織認定為叛變。家裡還有3個孩子和妻子，妻子聽到他叛變的消息之後沒多久就去世了。三個孩子的父親從此也杳無音信。後來那3個孩子自己查資料尋找線索最終把被組織認為是叛徒的父親找到了。父親沒有叛變，不過最後還是被抓，執行了死刑，被埋在了台灣。3個孩子去了台灣，把他們父親的骨灰分成兩份，一份葬在了台灣一份帶回了大陸，最後他們父親被組織追授為烈士。別逗了，國黨特務要有這本事早就把延安潛伏透了，還用等到建國後。
計劃經濟，戶籍很嚴的
城裡啥都靠戶籍憑票供應，鄉下以生產隊為單位，出門要路引，被當成盲流就收容。
空降下來一個人，你除了當野人，還能幹啥？其實國民黨跑的時候留下很多特務，任命了很多土匪的，這幫人也沒老實，比方說在南方瘋狂暗殺地方幹部，這些都有記錄。
最後那個鏡頭真是經典
現在歷史書都不大提這些了，所以大家都覺得鎮壓反革命沒道理。 實際上鎮反真是大快人心。
不過即使這些人運氣好沒被摳出來，見識過抗美援朝也就死心了，一路夾著尾巴做人。 這就叫震懾宵小。
你別看什麼傷痕文學之類的哭慘，那時候的特務也是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也知道解放前是個什麼鬼樣子，人心在哪邊。
美帝仁川登陸，特務們聞風就鬧騰，盼三戰國民黨反攻大陸。志願軍對外敢和美帝剛正面，哪怕就像某些人說的慘勝，打平，小敗，一樣鎮的特務屁都不敢放一個。 和美國爸爸都打打有來有往，特務不老老實實做人難道有翻天的可能么？看著中國蒸蒸日上幾十年，早心如止水了。結果80年代跳出來要求歸隊。。。。
超大上當時貼了很多例子，想不起來了。
搜了一下找到個李家琪案，我就不貼了自己看吧。
轉自北朝論壇。 http://bbs.northern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98extra=page%3D1mobile=2 此前，我因採訪「民間保釣與兩岸和平」的帆船活動，被意外扣在位於台灣宜蘭的大陸地區人民處理中心，或稱「靖廬」，在那裡結識了不少大陸私渡客，其中一位就是「九爺」。 難以想見，眼前這位六十八歲的北京大爺，究竟跟海峽對面有著什麼難解之緣。直到我們對坐在落地窗前，聊到天黑得都看不清對方的臉，只剩下故事徐徐清晰起來——它關於一部電台、一名少年「特務」和他的三十三年牢獄之災。 此篇為《少年「特務」》的上篇。
1951年，一個寒冷的冬夜，囚於天津軍管會看守所的最後時刻。
「軍統」情報組長秦應麟眼睛紅紅的，走到一個十五歲的孩子跟前，緊抓住他的手，聲音嘶啞地說：「小九，你最小，將來就你可能回到台灣。萬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替我們問一問：這個王永祥到底是誰給咱們派來送錢的？這不是要咱們的命嗎！」那一夜同囚一室的十幾個人里，只有「小九」僥倖活到了這麼一天。整整半個世紀後，暮年的九爺執意要到達海峽對岸，把那半個世紀前的口信帶到。也為七個親人的死，為自己的三十三年的刑牢討一個說法。1六七十年前，通縣張家灣垛子村，姓鈕是大戶。這家的小兒子，大名鈕益惠，按鈕家同輩兒排行，他數老九，從小都叫他「小九」。小九的父親話不多，在家大事兒他全拿主意。小九的親哥鈕益培，同輩兒排老三，叫他三哥。他上的育英中學，進了保定陸軍學校，參加過抗日的台兒庄戰役。日本投降，他由重慶飛回北平，做了第五補給區副官。這時候鈕家搬到北平哈德門內，東單牌樓北的新開路衚衕戊字四十一號。那座大院兒聽說以前是日本人住的，裡面停三輛大馬車沒問題，大門一開就能進汽車。一排五間大北房，每間屋裡能擺四張麻將桌。冬天大洋鐵爐子就有三個，半人多高，添一次煤得二百斤。三哥鈕益培認識個朋友，叫劉景惠，老家是黑龍江的，東北淪陷後跑出來參加抗日。後來在上海當匪警，實際上也是「軍統」特務。三哥把他介紹給小九的三姐——那時候，誰見了三姐都說她是個美人。三姐去了上海，見到警察隊長劉景惠，沒多久他就成了三姐夫。上海被攻破前，三姐夫跟著往台灣退。三姐當時帶孩子在北平娘家，沒跟過去。三哥鈕益培也把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自己說先去南京瞧瞧。後來，局勢變化太快，他跑到香港，去了台灣，沒來得及回家說一聲。1949年新政權成立，鈕家感覺氣氛不對，全家從城裡的大院子回到老家通縣垛子村。不久，他家在東單牌樓附近的大房子都沒收了。2
這年四月，三哥鈕益培跟三姐夫劉景惠忽然從外面回來了。小九一看，他們都做買賣打扮。聽他們在屋裡悄悄跟父親說的消息，意思好像是由於朝鮮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國軍」就要反攻大陸什麼的。他們出發前，「軍統」的毛人鳳局長親自在台北擺了酒席。其中的一個組四個人，任命老牌兒特務秦應麟為中校組長，組裡有小九的三哥鈕益培和三姐夫劉景惠，他們計劃從江陰偷偷登陸。可不走運的是，安排好在大陸岸上拿錢接應的人卷著錢跑了，一組人剛登陸就抓瞎，只能幾個人分開走，好不容易到了天津，再轉道北京。口袋沒錢，一組人寸步難行，決定把電台就安在鈕益培父親在通縣垛子村的家。三哥鈕益培一表達這個意思，他父親當下就為他們做了準備。不久，外面又來人了，大人不能去接，三哥鈕益培告訴十五歲的小九：「明兒上午十點你去雙橋火車站接個人。給你請的家庭老師，姓孫。」 大人不跟小九多說，他也很快就知道，孫先生名義上是他的家庭老師，實際上是派來的「孫台長」。他在屋裡架起一套美製軍用收發報電台，專門和台灣聯繫。小九整天跟著他轉，覺得可有事兒幹了，而且肯定是大事兒。先得解決電的問題——鄉下沒電，怕引起注意，不敢出去買電瓶和大電池，孫台長打算用手電筒的電池供電。到處找能連接電池的東西，發現鈕家有個紅銅的大臉盆，孫台長覺得那個行，小九馬上把它抱來。別說是家裡人都在用的銅臉盆，只要孫台長覺得有用，再好的東西都不會有人攔。他倆把紅銅臉盆剪成一片一片的，把一箱子電池聯起來。天線扯得老高，小九登高爬低幫著從房上架過去。村兒里人就是看見了也不懂，頂多以為是礦石收音機的天線。發報的「滴滴答答」聲還挺大，但是那陣兒到處都亂，加上把電台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裡，所以沒人注意到鈕家的情況。每天，孫台長都躲在屋裡收發電報，鈕家買了好多手電筒的電池。聯絡距離遠，電池用一半兒就得換，特別費電。怕進貨被人懷疑，鈕家在東安市場還擺個攤兒。小九心甘情願，整天忙前忙後，小孩子跑來跑去也沒人注意。他心裡還想，我們鈕家這是在「為國盡忠」的最前線哪！小九的任務是幫著看風聲聽動靜，他想：「完全把孫台長當大哥，自己死都不能叫孫台長有危險。」小九也多次聽見父兄們說起：「咱家的電台只要被人發現，咱們這些人就誰也別指望活。」他倆整天在家忙電報的事。譯出來的都是數字，三個月，向台灣發報六十多次，收報一百多次。那邊問什麼情況，這邊就想辦法打探，答覆過去。比如部隊的調動，有什麼攻打台灣或者抗美援朝的動向，他們報告過志願軍宋時輪兵團將要開赴朝鮮前線。還有黨政軍高幹的情況，像車牌、住處等等。電報抬頭是「毛經理」，據說是直接給毛人鳳看的。我姥爺，特務嫌疑，簡稱特嫌。是這樣，我姥爺家境小資，他爹和我姥姥的爹都在那時候英國人開設的企業做中層。他跟我姥姥是自由戀愛，反對家庭包辦婚姻，私奔，（很潮吧？）家裡跟他斷絕了關係。生活無著，我姥爺的媽不忍心，偷著時不常接濟兒子。他對付著大學畢業，在北京，那時候大學生沒路子也一樣不好找工作。同學幫忙，說自己姐夫在一個工廠做主管，缺職員。我姥爺就去了。
去了仨月，人家過來找他，說我們這廠子要想轉正式工，得入黨。國民黨。我姥爺一輩子聽媳婦兒的，回來跟我姥姥商量。我姥姥是特別較真特別要強講理的女青年。就說，國民黨幹什麼好事了？咱不入！我姥爺乖乖回去跟人領導回話：不入。不入就得辭職。那就辭職吧。反正還有我太姥姥給的一個金鐲子，噹噹還能過些日子。
他們這麼胡混了幾個月，北平解放了～！
當時北平剛解放，眼瞅著要解放全國，tg特別缺人。好歹他們算大學生，屬於爭取對象，就加入了tg組織的培訓班，服從分配，參加了工作。
好了揭開謎底吧。同學姐夫那工廠是軍統的外圍。同學姐夫就是軍統，快解放時一家子都去了台灣。
解放後寫履歷，我姥爺傻啊，（話說回來，他也不知道那廠子是軍統開的。）就把這段寫進去了。那你琢磨琢磨，那一外調發現這種情況，人家能不懷疑？？你說你沒加入國民黨，誰知道你入沒入。問題又沒有確鑿證據，就把這條寫檔案裡邊了。
控制使用唄，也許還有人監控？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姥爺那心粗的，他無知無覺過到了文革。文革全亂套了，檔案也不保密了，一開批鬥大會宣布罪名，公布檔案，他才明白，感情自己是隱藏的大特務！我姥爺倒是沒啥，一輩子大而化之，隨遇而安，否則當年也不可能聽媳婦兒的，為了個入黨就辭職。我姥姥受不了啦。就恨這種不講理。文革一挨斗，她就覺得冤，幾乎自殺。其實文革誰不挨斗啊，就沖這二位這家庭出身，洗清了特嫌也洗不清別的。不過倆人鶼鰈情深，倒是一直沒劃清界限。我媽他們當然也跟著受委屈。。
後來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啦。又一翻檔案，這人沒有證據證明是特務啊。平反。再一看，吔，北平解放參加培訓班，然後參加工作。那時候還沒建國呢。這是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工作啊。算離休。
我姥爺後來很得意：還說我是隱藏的特務呢，其實我是隱藏的老幹部。
我姥姥仍然不忿，說現在跟台灣也通信了，咱想法子找找當年那同學姐夫，倒是讓他說一句，咱們當年到底入了國民黨當了特務沒有！我姥爺一輩子什麼黨也沒入，哪怕後來平反，民主黨派又來拉他。他說，我跟我孫子一個黨。
他孫子我表弟說：就您這樣的，還特務。您再把接頭密碼忘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嗝～～～
姥姥姥爺去世多年了，我很想念他們。
。。。。這是馬虎的分割線。。。。。
沒想到隔了一年答題，還有人喜歡看。補充一點吧。
為啥我表弟說我姥爺會把接頭密碼忘了呢，老爺子這一輩子，除了工作，萬事不走心。
過節聚餐，大家輪流管錢和糧票。趕上我姥姥管，一分不差，錢，糧票，歸得整整齊齊，管的一清二楚。
到我姥爺這兒，你就看吧，我媽說他那個熱鬧。坐炕上數錢，數著數著不對了：少兩塊。還不敢跟我姥姥說，再數數，還少。沒轍了，跟我姥姥說吧，補上兩塊錢。補上了嗎這不是。過一會兒該交錢去了，他又數一遍：這回多了兩塊。老爺子高興壞了，跟我姥姥說，這兩塊錢我可不能還給你了。你想我都打算自己掏錢補上的，這回不用補了。這兩塊錢就好比白來的。叫上我媽跟我舅舅，走！咱買好吃的去！！爺仨高高興興出去買了一堆好吃的。回來了。我姥爺又數了一遍錢。。。。。
沒錯兒你猜對了。還是少兩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安全局的各位要自己解決問題，不要依靠在知乎釣魚！
按十歲入行，如果現在還健在的話，2017-1939=78現在也78了，各位尊尊老吧。
這是第67個年頭了……從18歲的少年到今已是將死之人，不過黨國還是不會忘了我的……你說什麼？台灣，沒了？！？！
現在應該問，台灣大選後，作為一個kmt特務潛伏在台灣，是一種什麼體驗了。
可以去看看好多年前王志文，劉佩琦主演的《無悔追蹤》。裡面王志文就演一個潛伏下來的特務，直到最後一集老的走不動才自首了。呵呵，裡面還有年輕時候的李冰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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