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為什麼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
謝邀。
中國武俠小說繼承著明清俠義小說，最初的俠客以忠義為主旋律，大多是反貪官反惡霸，但不反皇權，所以展昭和黃天霸在我們這一代人看來總有一種朝廷鷹爪的感覺（焦恩俊都演過），陷空島五鼠也先後接受招安，即便是孫悟空也走向招安的道路。相對而言北俠歐陽春、武松、二郎神（聽調不聽宣）之輩更具有後現代俠義精神。
真正意義上的武俠時代是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趙煥亭那時，這時的清朝不僅腐敗嚴重，並且有一系列喪國辱節的事件發生，階層矛盾和民族矛盾摺疊爆發。特別是太平天國這樣的事情距離他們這代人也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後人將造反與俠客聯繫起來似乎很理所當然，同時造反的口中包含民族矛盾也理所當然。
從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俠義英雄傳》和趙煥亭《奇俠精忠全傳》看來，他們對宗教起義持著否定的態度，但對朝廷的腐敗也有所憎恨。平江不肖生是倒袁運動的參與者，當時為了把清朝徹底推翻，民族主義的情緒之高可想而看。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俠傳》里寫的崑崙派不僅是一個名門正派，還堅決不收非漢家弟子，崆峒派卻是一個收異族弟子的邪派。趙煥亭還寫過《明末痛史》，書我沒看過，光看名字也知道這人的思想。
還珠樓主、王度廬、宮白羽、鄭證因、朱貞木到不太以民族情緒為主題，但我還是想吐槽《卧虎藏龍2》強行加了反清復明的設定，你說：「我老王一個旗人，怎麼就寫過反清復明的故事了？」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國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因戰爭而死的人數超過三千萬以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文人如果不謹守著最後的民族情緒，這個國家可就名存實亡了。後來大陸因為某化大某命，武俠小說嚴重犯禁，還珠樓主、王度廬在那樣的氛圍下，甚至不敢向別人提自己寫過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的血脈在香港和台灣延續，而當時香港的文人受著英國殖民，有一種壓抑的心情在裡頭，再加上二戰才過去不久，無論是活在戰爭中還是戰後出生的人，都難以揮去那慘痛的創傷，將武俠小說中的正義與驅逐異族掛鉤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其實新派武俠小說中的民族矛盾有一種洋人欺壓中國人的情緒在裡頭，這種現象從晚晴開始就有，平江不肖生總在小說中痛斥國民崇洋媚外，國人自卑軟弱無能。金庸在《射鵰英雄傳》寫了一段宋人用金人狼牙棒開玩笑的故事，楊康聽過以後痛斥這些懦弱意淫的人。梁羽生更是革命者，無論對清朝還是明朝，他書中的角色永遠反抗著權威。倪匡寫了一劇本叫《精武門》，實則又是跟著平江不肖生的路子走。黃霑寫有一首名歌叫《我的中國心》。後來有一曲《鐵血丹心》更讓無數人激蕩難耐。
不說別的，香港的黃飛鴻拍了這麼多系列，還有反清的少林五祖系列等等，TVB的清朝劇幾乎都有一個反清復明的組織，這都夾帶了香港人對外族排斥情緒。台灣同樣有被殖民的陰影，當時隨著蔣政府逃亡台灣的人又不在少數，無論如何他們對日本留下的傷痛也是痛恨的。擁有民族主義的武俠小說在很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圖強振興的心理。
只不過現在隨著民族和諧和大眾審美疲勞，反清復明的題材已不是主流，近年有些大陸劇甚至把反清復明的組織寫成流寇反派。改編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和金庸的《書劍恩仇錄》，都把反清主題給和諧了，喬振宇版《書劍恩仇錄》硬生生把紅花會創始人改成失蹤的胤禟。鄭少秋以前唱的主題曲歌詞是「 紅花會豪傑,碧血染蠻夷. 還我漢河山,誓將滿奴滅. 為漢邦願將書劍定江山. 」
現在唱這首歌要改歌詞，滿奴要改成胡虜。有趣的是皇阿瑪，額，我是說張鐵林，額，我是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的事情現在也「和諧」了，如此交錯下來，咱現在的民族觀還挺難理清楚，到底是給皇阿瑪歌功頌德好，還是黑他是韃子皇帝好？個人看法，民族主義也不是絕對一成不變，隨著為時代的變化，應該根據國家的整體利益而進化，團結共進的民族主義是可取的，破壞國家穩定的民族主義是錯誤的。---------------------------------------------------------------------------------------------下面提古龍的回答，我全部點了反對。古龍的新派武俠確實淡化了歷史和民族，將主題引向江湖，那是因為當時香港接觸國際文化，古龍具有較為開闊的思維。不過古龍早期的小說還是受老派武俠小說影響力了，比如《浣花洗劍錄》這種中原武林被日本劍客挑戰，中原高手為了對方白衣人搞了比武大會選拔，最後由救世主主角出場對付東洋人，這個故事套路其實是跟《精武門》一樣。一方面探討武道精神，另一方面捍衛中原民族自信。在往後的影視劇中動不動就有東瀛高手向中原挑戰，但都會被中華高手所擊敗，這大概是從霍元甲的故事中形成了套路，最具代表性角色應該是徐少強主《劍嘯江湖》的柳生一劍，幾乎打便中原無敵手，然後被主角擊敗。還有《中華英雄》里的無敵，在自由女神像上跟華英雄單挑，最終被我們中華傲氣所敗。謝邀。武俠小說的基因里，自帶民族主義。武俠小說上承的，是評書，是元明清小說。想想評書：隋唐、三國、《楊家將》、《呼家將》、《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征西》、《明英烈》。無一不是改朝換代、華夏抗敵的故事。所以無論袍帶還是短打，能對抗蠻夷，都是好的。金庸在《鹿鼎記》里有段，歸納這種心態很好：
其時明亡未久，人心思舊，卻又不敢公然談論反清復明之事，茶坊中說書先生講述各朝故事，聽客最愛聽的便是這部敷演明朝開國、驅逐韃子的《英烈傳》。
明太祖開國，最艱巨之役是和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但聽客聽來興緻最高的，卻是如何將蒙古韃子趕出塞外，如何打得眾韃子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聽，是明太祖打蒙古韃子，心中所想，打的卻變成了滿洲韃子。漢人大勝而韃子大敗，自然志得意滿。是以明朝開國諸功臣中，尤以徐達、常遇春、沐英三人最為聽眾所崇拜。
君不見，連個單口相聲《鬥法》里，孫德龍都以搞定番邦國師為榮呢。凡帶有中國民間色彩的作品，無不以搞定外夷為大成就。
武俠小說題材，又自帶民族主義特徵。
金庸和古龍都提到過，最古的武俠，大概是司馬遷《遊俠列傳》和《刺客列傳》。刺客列傳里那老幾位，都是捨身成仁殺身取義的。荊軻刺秦，尤其帶了民族主義色彩。俠以武犯禁，而多以仁義獲得稱許；中國自南北朝以後，漢人與異族對決不斷，大英雄大多是民族利益至上。因為中國自宋以後民族矛盾極大，而武俠小說又多描寫古代，故此，武俠小說要塑造英雄，自然也自帶民族主義了——逃不過去嘛。大概只有《笑傲江湖》和古龍那些無確切歷史背景小說，可以逃脫。又中國幫會，如三合會等，都自帶反清屬性。民國初反滿之風，不下明末清初。流風所及，也是正常的。以及，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以前的小說，放到今日的標準來評斷的話，很容易別挑出各色問題，民族主義傾向還算是好的。《三國演義》里對異族描寫頗有歪曲；《水滸傳》對女性和遼國的描寫都挺那啥；《東周列國志》涉及一切犬戎之類異族描寫都是瞎編；《金瓶梅》和《海上花列傳》擱現在出版，大概會被女權主義者反對。以前說過，若干古代才子，擱現代標準，都有直男癌傾向。因為古代在個人權益、民族平等這些問題上，沒有今日的政治正確，寫作者沒那麼多自我約束，所以寫起來，等級制、歧視婦女、仇視外族，很常見。最後一件事。梁羽生與金庸先生初寫武俠小說時，人在香港，又大陸這邊局勢方定，他們是有些刻意描寫民族矛盾和政治問題的。我之前說過這點：
金庸再《袁崇煥評傳》里有句話。
《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個平凡人物。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這一句話見得出金庸早期的觀點。他是不介意寫小說以抒意氣的。
這很正常：在審查制度不那麼嚴的地區，寫小說者大多托物言志，是種習慣傾向。只是金庸小說越到後期，寫政治越多，而對民族矛盾的看法越改變。從《書劍恩仇錄》堅決的反清復明，到《鹿鼎記》里韋小寶的搖擺，也是其政治觀念轉變之徵。至於古龍先生自己說過，他愛寫的人是人性，況且他比金梁小了半輩，沒那麼尖銳了——金庸自己可是時評家出身，在這方面，敏感得很。讀者有這個需求。難道讀者喜歡看外國騎士拳打中國大俠，東洋武士腳踢中國高手？
瞎說幾句，不一定對。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武俠小說通常發生的時代背景是農耕為主的封建社會，這個經濟基礎決定了人們的集體認同感最高也就到民族主義的程度。尤其是不同民族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周期性差別導致的衝突，經常成為武俠小說的時代背景。同時書中人物也主要受到儒家道家佛家等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依然是其局限性所在。這是武俠小說題材本身決定的。雖然不是無法做出創新，但大體上有這麼一個制約。
武俠小說現在逐漸式微也與此有關。這個文化的整體背景逐漸落伍。實際上現在網路小說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武俠小說，但是背景不再局限於過去的時代，而是更加多樣，如果作者有能力，自然能寫出更多樣的意識形態而不顯得突兀，這在武俠小說的原有框架里不太容易做到。俠義小說傳承千年，說明它內在的核是基於最基本的人性的，無論世事變化或是又發現什麼什麼新世界了，都無法改變人民大眾對它的喜愛。而民族主義呢，總會隨著民族之間的融合而越變越少（我指的是數量），也是一種無法消除的東西，所以……呃，我這麼吹一段牛逼你們未必不會煩嗎？
――――――千軍萬馬來相見――――――――
不是武俠小說帶有民族主義的傾向，是武俠小說的作者當時帶著民族主義傾向的觀念來寫的武俠小說。
金庸自己就說過他早期漢人正統的歷史觀念重，所以早期小說中胡夷之分很明顯，到後來的韋小寶，父親可能是滿漢蒙藏任何一族的人，是歷史觀進步了的原因。大概是這麼一個意思，感興趣的可以去查查金先生原話。也就是說，單從金庸來說，在寫這十五部武俠的過程中，他個人是在不斷進步的，以至於《鹿鼎記》完成後，很多人不認可《鹿鼎記》是武俠小說。因為在這些讀者的眼裡，武俠小說要不就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要不就是兒女情仇恩怨分明，快意舒暢江湖隨行的任我俠氣。在這樣的想法中，很多武俠小說開始成型，許許多多優秀的俠客被塑造出來，他們或是身負國破家仇如陳家洛，或是身背父母血仇如蕭峰，也有林平之這種活在仇恨里可愛可恨的人物，更不用說慕容復之流了。在這些人物身上，仇恨是構成矛盾的主要因素。
您或許已經看出來我想說的了，民族主義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大範圍的仇恨，先別急著噴，這沒有什麼不好的，民族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融合和理解，本來就是要經歷血的考驗，在真正相處好之前，全都是刻骨銘心的仇恨，朋友們，可不是張無忌泡妞說的那句刻骨銘心的愛！
而武俠小說這個類型，最適合承載民族主義的快意恩仇，沒錯，就是快意恩仇，是非黑白，清清楚楚，魔教和正派就是勢不兩立：
「江西於老拳師一家二十三口遭魔教擒住了，活活地釘在大樹之上，連三歲孩兒也是不免，於老拳師的兩個兒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濟南府龍鳳刀掌門人趙登魁娶兒媳婦，賓客滿堂之際，魔教中人闖將進來，將新婚夫婦的首級雙雙割下，放在筵前，說是賀禮」等等，魔教的人簡直不是人是畜牲，邊遠地區的人不是人，是戎，是夷，是狄，是一切啥啥啥，是negro。凡事都是相對立的，就跟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一樣，但凡肯定自己就一定會有貶低別人的因素在裡面。放在武俠小說中，就是門派與門派，大師兄和二師兄（我說的是慕容景岳和姜鐵山），家族與國家（就是慕容家了）等等，無時無刻都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優秀的武俠小說通過這些矛盾把一個個人物刻畫得活靈活現的，加之武俠小說的背景又總是放在古代，就加深了這一印象，作者寫著寫著便會愈加往民族主義的方面靠了，不為別的，這樣寫，很爽，非黑即白，即便是可憐可恨又可悲可嘆的複雜反派人物慕容復，也終究沒有一個正臉。
在這裡多說兩句，各位別煩，蕭大王我們知道他從小被喬三槐抱養，七歲玄苦教武藝，天資聰穎，舉一反三，關鍵球投得最棒；那麼北慕容呢，金先生先是寫各種外表和家境的突出，然後一步步把他拉下水，最後一舉讓段譽秒殺他，活生生的塑造出了一個「紅漆馬桶外面亮」的例子，「草包，你也配姓慕容！！」，跟著劇情走的時候，大家都是這麼罵的。
其實這只是手法而已，欲抑先揚，不過金先生做的太出色了，書中也有提到過慕容復的努力和天資一般，不過肯定會在最不顯眼的地方故意讓大家忽略罷了。你狄夷就是狄夷羅，還想翻身不成。但我前面說了，後來，金庸的歷史觀進步了。
所以他的《笑傲江湖》裡面，雖仍然的正邪對立，但各色人物的姦猾嘴臉已經深入人心了，要承認大家都是人，都是同一個物種，首先得從人性最卑劣的那一塊做起，左冷禪和任我行有什麼區別呢，岳不群和余滄海又有什麼不同呢，甚至莫大和黃鐘公，那也是差不多的罷。這裡，僅金庸來說，已經開始模糊正邪的差別，開始承認大家都是人了，直到《鹿鼎記》，除了陳近南，最有傳統俠客精神的也就剩下康熙了，他殺鰲拜、報父仇、誅三藩、四海昇平、豪氣干雲天，其餘人呢，個個只想著爭名分、保名聲等，就像我們自己一樣。然後大家說，這已經不是武俠小說了！
其實啊，什麼武俠呀、仙俠呀、玄幻呀等等，只是一種為了能把帙卷浩繁的小說看得更清晰的手段而已，說白了，一種技術、技巧罷了。結果卻導致大家相爭多年，你不讓我我不讓你，就跟武俠小說中的門派一樣！
最後再提一點，更確切一點來說，武俠小說應該叫俠義小說才對，喜歡考據的朋友可以去查一查「武俠小說」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是在什麼時候，估摸著也就一百年上下。怎麼樣區分俠義小說呢，首先是俠，就是內在的氣質，豪氣干雲、黑白分明；然後是義，就是做人吶，關鍵時刻決不含糊，決不僅僅只考慮個人進步。為什麼不提「武」，因為這實在是一個次要又次要的因素。這麼說吧，郭靖沒有武功，憑人品也能穩坐金刀駙馬，他是俠義精神的一個大極端，一般人有一兩分郭靖就已經很俠義了。
不過話說回來，郭靖這樣的人品，碰到誰，誰不願意教他一點東西呢，這麼實在的人，你一個傻逼騙他有意思嗎！何況這傢伙大智若愚，你能兩個月學會十五掌降龍掌嗎！巴結來不及，居然還敢打壓和嘲諷！！現在看叫民族主義。武俠背景下那叫驅除韃虜。
至少在金庸的小說里，民族主義是逐漸淡化的。
金庸的第一本小說《書劍恩仇錄》中，「反清復明」是主角陳家洛和紅花會群雄畢生的事業，而清廷的乾隆皇帝剛愎自用，好大喜功，貪戀女色，不恤下臣，是個不折不扣的反派形象。書中的第一反派張召重常常被漢族群雄們斥罵為「甘做異族爪牙」。這本小說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很重，以民族划出界限，敵我之間涇渭分明。
但到了最後一部小說中，清朝皇帝康熙卻是正面的形象。書中甚至直截明白地借角色之口講過:只要是好皇帝，能保社稷太平，教百姓安居樂業，滿族漢族又有什麼關係！
金庸的十幾部小說，從前到後，不僅在追求筆法和架構的圓熟，小說中蘊藏的武學思想和社會哲學思想也在不斷進步。而民族主義的思想的轉折點，在射鵰三部曲和天龍八部中。
射鵰第一部的男主角郭靖，由北部荒蠻之地進入煙柳繁華的南宋，類似於胡漢混血的李唐入主中原。他從北部帶去的堅毅，果敢，憨厚的品格，很好的彌補了南人的機辯輕浮。郭靖的結局也不錯，至少夫妻同心，求仁得仁，不枉北俠之名。
但是蕭峰卻被南人由南（文明地帶）向北（蠻夷之地）放逐，類似於晚唐邊境被逐漸胡化的漢人。這個身份是很尷尬的。也註定了蕭峰悲劇性的結局。在這兩部中，金庸開始討論到民族融合，戰爭帶來的慘禍等一系列問題。這種深度，是《書劍恩仇錄》未能達到的。類比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國內的抗日劇（沒有貶義的意思）和國外的二戰電影。前者講的是一個族群在生死攸關時的抱團作戰，是一場場群戲，這種敘事是宏觀的，觀眾只有代入進那個年代, 體會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機感，才能更好揣摩人物角色的動機和抉擇。後者更習慣從個人的視角去描繪戰爭的殘酷，不再單純地討論戰爭的正義與否。《書劍恩仇錄》可以說是武俠版的抗日劇，《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則是武俠版的二戰劇。
在這個前提下，民族主義發揮的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正面作用。在作者筆下，民族主義對於個人的意義有了更加立體的探討。
《天龍八部》中有一場聚賢庄大戰，喬峰用趙匡胤的「太祖長拳」與少林派玄寂的「天竺佛指」放對: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係。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眾家英雄之中，原有不少大有見識的人物，不由得心想：「咱們對達摩老祖敬若神明，何以對契丹人卻是恨之入骨，大家都是非我族類的胡人啊？嗯這兩種人當然大不相同。天竺人從不殘殺我中華同胞，契丹人卻是暴虐狠毒。如此說來，也並非只要是胡人，就須一概該殺，其中也有善惡之別。那麼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其時大廳上激斗正酣，許多粗魯盲從之輩，自不會想到這中間的道理，而一般有識之士，雖轉到了這些念頭，卻也無暇細想，只是心中隱隱感到：「喬峰未必是非殺不可，咱們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氣壯。」
這段話是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最好反思了。《天龍八部》喬峰這一支線的故事，起於慕容博的挑撥和攛掇，但本質上還是夷夏之防，胡漢之異。喬峰的結局，卻是以身殉道，用自己的鮮血鑄成宋遼之間幾十年的和平。
蕭峰死後，
「
丐幫中群丐一齊擁上來，團團拜伏。吳長風捶胸叫道：「喬幫主，你雖是契丹人，卻比我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萬倍！」中原群豪一個個圍攏，許多人低聲議論：「喬幫主果真是契丹人嗎？那麼他為什麼反而來幫助大宋？看來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傑。」 「他自幼在咱們漢人中間長大，學到了漢人大仁大義。」 「兩國罷兵，他成了排解難紛的大功臣，卻用不著自尋短見啊。」「他雖於大宋有功，在遼國卻成了叛國助敵的賣國賊。他這是畏罪自殺。」
」什麼畏不畏的？喬幫主這樣的大英雄，天下還有什麼事要畏懼？」 耶律洪基見蕭峰自盡，心下一片茫然，尋思：「他到底於我大遼是有功還是有過？他苦苦勸我不可伐宋，到底是為了宋人還是為了契丹？他和我結義為兄弟，始終對我忠心耿耿，今日自盡於雁門關前，自然決不是貪圖南朝的功名富貴，那……那卻又為了什麼？」他搖了搖頭，微微苦笑，拉轉馬頭，從遼軍陣中穿了過去。」蕭峰的悲劇，應當是金庸小說中大漢族主義向 「中華民族」主義的轉變的最佳註腳。因為武俠小說的背景都是古代啊古代本來就是民族主義背景啊總不能古代去講民族大團結吧
金庸《鹿鼎記》，簡直民族團結大典範
謝邀。
武俠小說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其誕生的時代緊密相關，具體而言則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盛極一時的武化運動緊密相關。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中國知識階層的面貌為之一新，但大家發現這並沒有什麼卵用；中國的統治者依然是割據在各地的軍閥，他們依然野蠻不堪。於是知識界出現了這樣一種論調：新文化運動已經革新了人們的精神，現在必須發起一場新的、針對軍人階層的運動，以革新中國的武裝力量，革新人們的身體。
而在客觀情況來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當時已經有了相當的接觸，中國人的一個普遍感受是：對比中國文明，起源於古希臘文明的西方文明，非常重視體育運動鍛煉，強調身體強壯的重要性，並且非常有尚武精神。而東亞諸國中，日本作為一個武士民族，在這方面學習西方學的最好。這也被認為是它能夠後來者居上的一個重要原因。譚嗣同即基於這種思想而向武師大刀王五學習武術。
以上構成了武化運動的文化基礎。
1925年5月，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6月30日，北京《晨報副刊》專欄《藝林旬刊》刊載了李璜的《軍事教育的精神——學生日常生活與軍國民精神》和《我們怎樣預備作戰？》兩篇文章。在這兩篇文章中，李璜認為，中國要抵禦列強，就必須要加強軍事力量；而教育系統則要加入軍事訓練部分，鍛煉學生的身體同時也灌輸「軍國民」思想。這篇文章被視作武化運動的開端。
此後，丘漢興又發布了《新武化運動發端》一文，詳細闡述了武化運動意義。在他看來，東洋文明是文化的文明，西方的文明是武化的文明；武化的文明是朝氣蓬勃而向上的，文化的文明則是死氣沉沉而退化的；為了救亡圖存，中國必須要武化。
丘漢興不僅把武化運動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論高度，而且提出了具體的七項措施：發展軍事教育，注重各種運動，復興中國武術，改革中國服飾，實行國民武裝，獎勵武俠精壯之士，提倡壯烈文學。他的文章在社會上引發了不小的反響，由於文中有復興中國武術的倡議，更是引起了關於中國武術問題的熱烈討論。
武化運動不太為人所知，可能是因為它主要是知識界的一場宣傳運動。當時的中國是軍閥的天下，武化運動不僅提出了軍事化的具體主張，還為軍閥實施這些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合法性口號，他們再歡迎不過。於是，為了「救國存亡」，1932年，南京政府國民政府通過了《國民體育實施方案》，交教育部通令實施。可以說，武化運動是成功的，而它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到現在也依稀可見。
武化運動本質上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救亡圖存的運動，然而它為什麼卻導致了中國武術的復興呢？我的同學趙小政的畢業論文即是研究的武化運動，我也曾經和他探討過這一問題。
其實，同樣的情形曾經在日本發生過一次：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僅沒有導致他們傳統武術的衰落，反而使得其傳統武術快速成熟、廣泛傳播，反向向世界輸出了「柔道」、「劍道」等文化。而我的看法是，這可能是因為，體育（武術）文化相比於精神文化，和民族，人種，文化乃至地理條件等要素高度相關，有著更高的文化慣性還真不是外來文化簡簡單單就能替代的。甚至，在中國人當時喪權辱國、處處皆輸的狀態下，體育（武術）成了唯一一個我們可以公正公開地戰勝對手的領域；它只要取得一點成績，就能給自己帶來極大的合法性。因此，武化運動也把促進中國武術發展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武化運動為中國武術在輿論上掃出一片天地之後，中國武術迎來了自己的黃金年代。此後20年，中國武術各流派在各大城市中開設了大量武館，學武拜師蔚然成風，而且武術還逐漸上升到了國術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以往被視作「市井小民」的武術家，現在不僅可以通過擔任教員和軍事指導員獲得極高的社會地位，而且還能得到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的由衷敬重，與他們平等交往。甚至，許多官員和文人以能和知名武術家交往為榮。
武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副產品就是武俠小說。由於新文化運動即是從文學革命開始的，丘漢興也提倡文人寫作「壯烈文學」。而且，武化運動核心之一是提倡人們的尚武精神，這也確實只能通過文學藝術作品來達到。
在武化運動之前，武俠小說（其實我更習慣於說俠義小說）主要是市井說書人的集體創作，最多再經知識分子總結潤筆。故事固然精彩，但是格調難以把控。武化運動之後，文人也開始主動參與到武俠文學創作中。而這給武俠小說帶來了兩個重要影響：
1、武俠小說的文學性越來越強，格調越來越高，主人公開始理想主義化和英雄化；
2、由於時代的影響（特別是武化運動的影響），現代的武俠小說始終有著極強的民族主義傾向，或者說，那些選擇進入武俠小說創作領域的作者通常都有比較強的民族主義情節。實際上，武化運動只是開啟了武俠小說的創作熱潮。不久之後，蓬勃發展的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獨立的文學類型，湧現出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乃至今天的金庸、古龍。從武俠小說和中國武術發展而來的武俠小說也已經是中國現在的主流文化之一。武俠小說的民族主義傾向，在民族危機已經解決的今天，其實已經很小了。
不過，當年武化運動的先賢們提倡武俠小說，其目的是在於促進中國人的尚武精神和俠義精神。現在我們的尚武精神和俠義精神提升得怎麼樣呢？要我說，不怎麼樣。從這個角度來說，武化運動在當代還有再開展一次的必要。
主要參考：
【1】謝從高：《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武化運動初論》，《史學月刊》2010 年第 5 期謝邀。但坦白說對這主題不熟。
某種意義上個人更篇好古龍，也許也在於古龍迴避掉某些太極端的問題。不是說這些東西不好，身為管仲，要佐齊侯以抗荊蠻那是天經地義，但這不是說今天山東人理所當然得討厭湖北人。對楚的態度就連孔夫子都已軟化了！
（倒是孫盛以《小雅》嘲習鑿齒「蠢爾荊蠻，敢與大邦為仇」，習鑿齒反用《小雅》譏之以「薄伐獫狁，至於大原」，這倒也和二人各自背景有關。孫資劉放亂魏政以授司馬氏，在這個立場上孫盛真的沒什麼資格與習鑿齒對話。）前面幾位大神講到近世俠義小說的脈絡已經說得不錯了。當中確實也不乏借古諷今的元素，這在文學創作上也是無可厚非。我個人另外推崇文康的《兒女英雄傳》，旗下姑娘的風格畢竟還是有特色。當然這樣的特色在後來的小說中也有青出於藍的了，不過開其端者還是可以讚揚的。有兩點可以提提：1.過去如此不必然表示未來必定得如此。太史公的「俠」、唐傳奇的「俠」、《水滸》的好漢們，都各有其特色，有繼承但也有變革。某些元素當然有其時代背景，日後的創作者當然可以自由選擇其繼承的元素而不必被綁死。像是《尋秦記》其整體價值如何先不評價，但結合玄幻科幻與武俠要素確實是有趣的，也不必太多意識形態的內容。
2.對創作內容還是得考究。過去某些作家，文筆佳，構思佳，可惜壞就壞在作家擅長漢語卻對其他民族的史地風俗等等不熟。創作時寫的非漢民族往往只出自作家自己的想像而失實。這在《水滸》的征遼已經有點這情況，另一個更顯然的例子是陳忱的《水滸後傳》。
《水滸後傳》假借李俊等梁山好漢對宋朝失望而另建海外夫餘，隱隱道出陳忱既嘆息痛恨於南明政局，又絕不接受「夷虜」統治的心情，他筆下李俊應該是暗暗指著鄭氏政權。陳忱《水滸後傳》這本書在情節設計等方面都可以說是不錯了，但某些地方卻有著非常可笑之處。在他筆下，李俊等英雄在暹羅國（書中虛構，但指「海外夫餘」，非真指泰國）抗倭，方法居然是讓公孫勝祭來一場雪！「那倭丁只怕冷，不怕熱，從來沒有寒衣」，如此這般騎著大象手拿鋒利倭刀（日本刀在中國有名已久，宋朝歐陽修就寫過《日本刀歌》）的一堆南蠻「倭丁」，就這麼著都給凍死了。熟讀漢籍而筆鋒流利的陳忱，大概不知道日本下起雪來是有多冷吧。也許他的知識主要就是「南倭北虜」這種書齋中的二分法而已。但扣掉這個知識上的疏忽，純就小說而論，他這本書真的算是不錯的。也許有人會覺得，現代作家能獲得的知識資源多，不會再犯這種毛病了吧？其實不然。以金庸先生的創作來說，運用漢文古典相當熟練順暢，但虛構人物如「鳩摩智」這樣的名字，就顯得稍有缺失。此名顯然靈感得自我國翻譯大師「鳩摩羅什」。然而什公之名，其切割單位應為「鳩摩羅?什」=「Kumāra - jīv」華言「童壽」也。「鳩摩」在此並不構成一單位。而且宋時吐蕃人名或梵語人名亦另有其譯例，玄奘早已用唐時正音批評過前代大德許多未規範化的例子了。當然，名字只是小事，不影響《天龍八部》之精彩，不過之後的創作者在這方面若稍加留意，或許還是好些的。另外像是上官鼎的某些作品，寫起西域諸國則真的純屬向壁虛構了。有個文化背景得提一提：自從成吉思汗立國以來，北亞至中亞對「正統性」的重視不下甚至勝過漢人王朝（事實上我覺得這恐怕早在匈奴時期已經是如此）。中亞霸主帖木兒異密終身不敢居可汗之號，僅以駙馬kürgen（古列堅，??????）自稱（帖木兒與脫脫迷失之關係稍似曹丞相與劉玄德之關係），乃至其後嗣巴布爾在印度立國，國號仍作gūrkānī ！創作者完全認定只有明朝才是正統且才重視正統恐怕有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真要這麼講究，那古代女俠滿街亂跑等等不也是一堆毛病？但我的意思是，這些不是說只是學究喜歡雞蛋裡挑骨頭。細節乃至為了創作需求，某些筆法確實無所謂。但一些粗的方向還是該掌握掌握就是。
這當然不是說創作者的想像力得受到學究限制。但，更積極謹慎地查資料，甚至向人請教，或許會讓好的作品更為增色。
民族主義是當代國際社會的基石。
當代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是民族國家。
不注重民族主義的國家，只有三種：
一種是共產主義國家：
以解放全世界，實現世界大同為目標，代表全人類最高的理想。
這種國家，最後都撲街的撲街，改革的改革，回歸了民族主義。
第二種是美帝國主義這種單極世界模式：
全世界你們自家管好自家，但是我是老大，我是警察，我的利益為最高，不聽話的就打到你聽話。同時美利堅要代表世界上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如果說共產主義是拋棄民族主義的極端，美帝國單極世界模式就是民族主義的最高峰。
第三種，是夾縫中的小國家：
反正誰都打不過，秦來降秦，楚來附楚。索性宣揚非暴力和平主義，倡導全人類和平共處，唱唱高調，大意就是我都這樣了你們好意思來欺負我嗎？
中國號稱要走第四條路，和平崛起，結果如何，拭目以待。
武俠文學誕生在20世紀後半葉，正是民族主義覺醒，各個殖民地打著民族主義旗幟紛紛自立的時候。 恰逢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候。 自然少不了民族主義。咦，奇怪，金庸不是被皇漢黨扣死了「滿遺」，「漢奸」，「包衣」的么？什麼時候又自行變異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了？
好好，不冷嘲熱諷了，說一下結論吧.
金庸本人沒有民族主義傾向，但他的前期作品有，原因大抵是這個時期的金庸試圖迎合相當一部分讀者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而故意刻印在作品中的，到了倚天（後金庸時期的開山之作），金庸無與倫比的地位讓他懶於迎合這部分讀者，從此回歸了他的本來面目.
金庸是民族主義者么？ - 亦知墨的回答 - 知乎從創作順序上看，有民族分歧的作品：
書劍時期乾隆被醜化，但最傑出的人物霍青桐來自苗疆.
碧血劍時期金庸明確的將皇太極的氣度和才具凌駕於李自成之上，只不過主角與滿人有先天的對立.
雙鵰時期成吉思汗和完顏洪烈都是雄才大略的人設，而呂文德被黑.隱藏人物獨孤求敗不是漢人.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鮮卑人。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母親是鮮卑人，就姓獨孤。
倚天中最出彩的趙敏是蒙古人，正如魔教未必是壞人，名門正派也不缺人渣，蒙古郡主擁有高潔的品質，最終黑化的卻是漢水的絕色青梅.整本書的基調都是在抗元，然而漢人造的孽也不少，吃人啊，恩將仇報啊.
《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為什麼選擇了趙敏？ - 亦知墨的回答 - 知乎天龍中不必說了，金庸筆下最璀璨奪目的絕代英雄蕭峰是契丹人，風采全面碾壓所有漢人.與之抗衡的反派慕容復是鮮卑貴族，男主之一和女主之二都是大理人，天龍四絕沒有一個漢人.更重要的是，天龍中宋朝並不是先天的處於正義，兩國打草谷時候雙方都殘忍嗜血，沒什麼區別.相反的漢人醜化異族，黨同伐異的德行更顯醜陋，像雁門關伏擊，以多欺少圍攻婦孺不說，單說智商也是讓人酩酊大醉.此外讓人啼笑皆非的聚賢庄之戰，漢人的嘴臉被金庸撕去了最後一層畫皮，任何皇漢的解釋都是徒勞.
為什麼要在聚賢庄召開英雄大會對付喬峰? - 亦知墨的回答 - 知乎金庸筆下的大反派，哪個寫得最好，為什麼？ - 亦知墨的回答 - 知乎最終的鹿鼎記，趨於中立，滿人有雄才大略足智多謀的少年康熙，漢人有赤膽忠心義薄雲天的陳近南.韋小寶可能是漢滿蒙回中的任何一族，也算是金庸給民族問題留的彩蛋吧.
金庸是否真的在《鹿鼎記》中為自己的先人查繼佐洗白？ - 亦知墨的回答 - 知乎從這個順序看，金庸是並沒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在我看了他非常中立，然而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很多皇漢就此開始了對他的審判——你是漢人，居然沒有民族主義傾向？漢奸！包衣！
呵呵呵謝邀.
我覺得吧..所有的文學作品.就算是反烏托邦的作品.都會給主角灌輸一個"正確"的立場.並且只要是小說就需要給主角去做事情來體現劇情.而武俠小說需要鬥爭.不管是民與官高手與高手陣營對陣營.都是需要打了才知道你武功是否高強..而不是比廣播體操而民族主義容易彰顯正義.不管是正派還是反派都很容易樹立一個對立的立場.而且雙方往往難分對錯對於塑造角色也更為容易先問是不是。其實並沒有。金古梁黃，古龍的武俠都是架空，不談。黃易的簡直是逆向民族主義，這一點在他的代表作《大唐雙龍傳》中表現的昭然若揭。梁羽生的小說好多是反清復明的，但他的小說不好看，影響力不足。至於金庸，只有射鵰三部曲給人以民族主義，或者說漢民族主義的強烈印象。然而金庸15部小說，以創作時間順序來說，《書劍恩仇錄》反官府不反皇帝，把反清的希望寄托在乾隆造自己的反的上面，真是即天真又可笑。《碧血劍》直接洗白美化皇太極為代表的旗人，無恥之尤。《射鵰》、《神鵰》、《倚天》這三部是強烈的民族主義的作品。但是照樣黑了朱元璋一把。《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江湖已經淪為朝廷鷹犬。《鴛鴦刀》是諷刺小說，諷刺的就是反清復明。《白馬嘯西風》里直接捏造事實，把高昌古國捏造為綠教國家。反漢族主義，逆向民族主義。《連城訣》是架空。《天龍八部》里主角都不是漢人了，而且是被漢人仇視殘害。《俠客行》是架空。《越女劍》的吳越之仇算民族主義嗎？《笑傲江湖》是政治諷刺小說，架空。《鹿鼎記》直接無恥的吹捧康麻子「鳥生魚湯」。金庸的小說，在不牽扯滿清的情況下，還可以算是漢民族主義。但一旦和滿清相關，立刻變為對滿清酋長的鼓吹洗白，妥妥的逆向民族主義。
這應該是樓主武俠小說看得還不夠多，並非所有的武俠小說都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只能說一部分武俠小說具備這個特點，尤以金庸的為主（金庸的《笑傲江湖》《俠客行》也沒有民族主義傾向）。另外，像古龍、溫瑞安、黃易等，他們的武俠小說也不怎麼提及民族鬥爭。而像大陸新武俠，總體而言，涉及民族主義的就更少了。只能說，民族鬥爭可以作為武俠小說的一個題材，這裡沒有什麼「為什麼」可言，很多類型的小說都可以用上這個題材。如果真要問這個問題，也只能問「某某的武俠小說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這就要根據那個作者本身的經歷、思想來分析了。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不同民族價值觀念的糾葛、民族命運和個人命運之間的關係、不同民族為利益的紛爭是武俠小說中極為重要的矛盾衝突
我……謝題主邀……
但是，首先我要對題主的問題表示反對。
以及我要指出，包括高票回答在內的很多知友的回答，都是在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解釋古代的夷夏之辨。先聲明，我看過的武俠小說其實不多，除了金庸的以外，梁古卧各不超過五部。
所以我這個回答，只能基於我看過的著作來分析。以我看到內容的來說，要說現代民族主義傾向明確的，當然是書劍+飛狐三部，射鵰三部曲，滿滿的國讎家恨，夷夏大防。民族主義衝突作為主旋律貫穿始終，牽扯著所有人物的命運。
然而我們需要注意，金庸先生曾經特彆強調過，這些是他早期的作品，當時他也有滿腔的民族主義情懷。後來隨著寫作技巧的提高，知識修養的積累，在這方面反而看得淡了。
於是就有了淡化民族差異的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沒有民族差異的俠客行笑傲江湖（其實後者有一點點），逆向民族主義的碧血劍鹿鼎記。筆下人物快意江湖，縱情聲色，民族主義情緒反而成了負累。甚至到了最後一部長篇作品，其真正的主角是一位來自異族的皇帝。
這說明什麼？
這至少說明，現代語境下的民族主義，並不是武俠小說的充要條件。是否和武俠屬性捆綁，完全視作者的目的傾向認知而定。那麼，為什麼題主會得出這種結論呢？
是因為「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調子至少從《史記》就確定了下來。而傳統文化通常與現代民族主義又是密不可分的。這就直接導致武俠類作品，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就算沒有直接描寫民族主義的內容，感覺上也有強化民族主義的效果。然而，這和我前面對金庸作品的描述及引申的結論絲毫不矛盾。武俠作品既可以為民族主義搖旗吶喊，也可以對民族主義無情嘲笑，這都是客觀事實。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因為這是由作者對「民族主義」的認知決定的。如果套用現代流行病一樣的民族主義語境，那麼，「夷夏不兩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怎麼說都是對的，抵禦外寇屠滅夷狄具有天然的正義性。「俠之大者」們主要工作或者人生巔峰就是在做這個，主體民族的壞人總是少的，就好像異族裡的好人一樣少。
但是我們畢竟是中國，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強調有教無類王者無外和而不同的。我們與西方文明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我們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在傳統文化里，我們強調的並不是現代語境下的民族，而是禮儀天下。基於這種認識，你就會著重蕭峰和韋小寶的糾結反覆，著重袁承志的疑惑和失落，筆下也盡可對主體民族的醜惡大加鞭撻，對異族的出色人物肯定和讚賞，種族不再是區分善惡的的標誌性符號。所謂「運用之秒存乎一心」，就是這個意思了。
我不想否定基於當前流行的民族主義認知創作的武俠作品。畢竟金庸先生珠玉在前，我沒有資格批評這個級別的強者。
我也不建議任何武俠小說作者奉行更高的文化民族標準，以《春秋》層次的出發點去描寫夷夏身份的對立變換。畢竟我自己也用了很長時間才接受這個認識，我不認為非出自內心的認同能操作好這個主體。更何況，中國文明是強調和而不同的，借筆墨各抒己見，快意紙上人生，這何嘗不是「俠」，不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寶貴特點？
所以，我雖然反對題主對武俠小說籠統的定義，並且認為民族主義傾向明顯的武俠小說並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不反對這樣的作品。
我只希望看到我答案的知友，不要忽視武俠小說作為傳統文化載體之一的身份。其所能承載的內容，我認為是不下於任何嚴肅文學作品的。金庸好幾本涉及民族矛盾，因為小說故事發生的時代正是民族矛盾突出的時代，互相都在打仗的時候雙方民族主義就會爆發。不打仗的時候比如去年大閱兵今年薩德限韓令的時候，國人都是民族主義大爆發
謝邀因為裡面有「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貴中華 賤夷狄」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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