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記》史料價值有多高?與三國志相比如何?


首先《英雄記》的具體名稱、作者都是歷史懸案。

以下摘錄自盧弼《三國志集解》。

《隋書·經籍志》:《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闕,梁有十卷。

《唐經籍志》:《漢書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書」字當為「末」字之誤。〗

姚振宗曰:《郡國志》「會稽郡」注引《英雄交爭記》言初平三年事,似即此書,本名《英雄交爭記》,後人省「交爭」字,加「漢末」字。又其中不盡王粲一人之作,故《舊唐志》題「王粲等撰」。

沈家本曰:裴注但稱《英雄記》,省文。

  1. 具體書名不定。
  2. 作者王粲,但可能還有其他人。
  3. 版本問題。裴松之手頭的《英雄記》都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版本。(見後文引文。陳志《董卓傳》引文)

  4. 內容的時間跨度問題。

《太平御覽·卷264·職官部六十二》引《英雄記》:尚栩【鹹魚:當為向栩】先人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食飲。

《太平御覽·卷372·人事部十三》引《英雄記》:向栩坐板床,有兩踝處入板中二寸許。

……向栩的記載還有多處。

向栩就是「孝經退敵」的楷模,卒於中平元年(184年),時間上算不上「漢末」、個人行為也算不上「英雄」,不知道為何會寫他。

假設,我們現在見到的《英雄記》輯文都是王粲所做,從這個角度看,王粲是著作的同時代人,經歷了部分歷史事件,這個可信度還是挺高的。

例如我們在《太平御覽》檢索《英雄記》輯文,會發現很多段子都被陳壽、范曄錄入《三國志》和《後漢書》之中。由此可見,後人著書,大都願意採信《英雄記》的內容。

我曾經在某個回答時說《英雄記》有八成可信度,當然這也是我的個人感覺,算不得數。

但是,不管史料價值有多高,都無法忽視一個規則:任何史書作者都有自己的感情因素、政治立場摻雜其中。

做歷史研究,都要學會分析、比較史料,而不是偏聽偏信。(正史也有錯誤的時候,野史也有正確的時候,只不過發生幾率偏低。)

分析史料的時候,還是要講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所謂「孤證不立」、「史料從眾」、「從本傳」、「從正史」的規矩,也只不過是在無法明辨是否時採取的權宜方法。

下面我來舉例。在描述政變後,盧植、閔貢救回皇帝劉辯,返回洛陽的記載。

張璠漢紀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谷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雲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記曰:一本雲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並馬而行也。

就是這個「一本雲」說明了裴松之手頭有兩個版本的《英雄記》。

我在我的文章中分析過這段記載,我認為張璠《漢紀》的記載有邏輯問題。

實際上,這個段子很容易看出錯誤來,因為盧植和閔貢竟然都消失了!

范書《何進傳》說盧植「夜馳河上」,《獻帝春秋》(范書《靈帝紀》李賢注引)說閔貢十餘人「率騎追之」,可見盧植等人都是騎馬去追趕皇帝。所以返程之時,盧植等人又怎麼可能讓皇帝步行呢?

王粲《英雄記》寫的返程經歷與張璠《漢紀》完全不一樣。兩相比較,因為《英雄記》提及了閔貢,所以更應該可信。同時,也足以證明:劉辨是有馬騎的,他也會騎馬的。

至於王粲在描寫從黃河邊到雒舍這段路程時,用了「扶」字,大概是想暗示劉辨這幾天來經歷生死變革,驚魂未定,加上饑渴,所以從黃河邊到雒舍時精疲力竭,閔貢「扶著」劉辨也是情理之中。

而張璠則編造了「劉辨兄弟二人獨走夜路,坐露車」的神奇經歷,范曄知道隨行的還有閔貢等人,於是錄其史料時僅刪掉「獨」字,卻依然於情於理不合,難以信服。

即便這樣,范曄在寫《何進傳》時,卻是採用張璠《漢紀》的記載,乃至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記載此段記載時,是將張璠《漢紀》和《英雄記》混合編排的。

就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簡單的以張璠《漢紀》錄入正史(范曄後漢書)就成了「史實」,也不能以其內容怪誕而全盤否定。

有人(王曉磊)提出,張璠《漢紀》所言「乃為突出天子之神聖,遭難而不覆。

我的意見相反,我以為這是「突出漢末天子之落魄,(暗示)塑造漢室將傾的景象。

不論張璠本意如何,我認為:這段記載能留存並傳承(范曄、司馬光)下來,自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以上的例子並不是證明《英雄記》比其他野史的真實性要高一些,也有例外。

例如:

《太平御覽·卷771·舟部四》引《英雄記》: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排,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燒排,操乃夜走。

我們都知道曹操得了荊州後,是獲得了大量水軍的,見孫權、周瑜、魯肅等人的傳記,都提到了曹操擁有大量的水軍。

結果到這裡,曹操軍抵達赤壁時「無船」!只有「竹排」!周瑜燒的是「竹排」!

曹操寫給孫權信中的「燒船自退」(陳志《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就莫名尷尬了。

也可能,正是這樣的不真實性,陳壽就沒有採用這段記載。

最後回到本題。

不管是正史還是野史,《三國志》還是《英雄記》,歷史事件記載的真實性與否,永遠都是需要用辯證的眼光是看待,而不是偏聽偏信。

就這樣。


英雄記的史料價值不完全是其真實性到底有多少,而在於英雄記的主題。這是一部以記載漢末群雄事迹為中心的著作。後漢書和三國志雖然亦有幾位諸侯列傳,但對其麾下群臣事迹不能盡詳。舉個例子,人們在根據史料判斷曹操和袁紹勢力時,因為袁紹方缺乏史料,很難真正全面衡量對方實力,我們對袁紹集團內部機構可謂知之甚少。

三國志的主題是三國人物,後漢書的主題是東漢人物,這些交雜在天下大亂里的許多人物就很難有擺放的位子,諸侯的官吏嚴格來講未必能算漢官,他們跟三國沒直接關係也不好載入,所以專著一部英雄記會更有針對性。結合創作年代的背景,此書都可謂實紀。

英雄記中記載了許多三國志不載的事情,單從現在可看到的記載,英雄記就含有袁紹重臣事迹,袁紹勢力作為短暫一統北方的勢力,根據目前史料很難解釋出他整個政權的機構,英雄記能稍微補上一筆已經價值甚大。

遺留最詳細的莫過於呂布的事迹,如果英雄記全本關於公孫瓚,劉璋,劉表,董卓等勢力的資料也如同呂布那樣多,足以讓人一覽漢末群雄逐鹿全貌。

至於說真實性,莫說孤證不立,在還沒有考古認證以前,僅用文獻辯證亦不過提供學術說法,按照咱們業餘者的能耐,亦無需在這真實性問題上故作偏執。英雄記性質與江表傳類同,針對一定範圍人物事迹,若說有傾向地美化或貶低何人均屬正常。史記在這方面尚且如此,有些人一旦發覺某部史書有傾向性,就會大肆批評記載不實。我見過罵司馬遷的兩種可笑觀點,一種是認為司馬遷是劉氏走狗,故意詆毀項羽。一種認為司馬遷討厭劉氏而同情項羽,所以故意美化項羽。請問這些人看的是同一部史記嗎?

恐怕問題並不出在史書是否都是事實,這些人只是根據自己的常識和思維相信或否定某些史料,為了立意標新更提出許多不倫不類的觀點,這種學派被稱之為疑古派,原本已經勢危,卻在現今陰謀論大行其道的網路時代再度興起。


@臭鹹魚的回答已能說明問題,晚輩補充一個例子

本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

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劉)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納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城門內布兵。佈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

《先主傳》注引《英雄記》

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

趙一清曰:【《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與此(《先主傳》注引《英雄記》)異。一書自相違伐,殆不可解。《通鑒》從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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