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春秋決獄」？

01-11

張乖崖做崇陽縣令，看見有小吏從庫房出來，看到他的頭髮鬢角的頭巾上有一枚錢幣，張乖崖就盤問他，小吏回答說：「這是庫房裡面的錢。」於是張乖崖命令下屬打了他,小吏很惱火地說：「拿一枚錢有什麼大不了的，就杖責我？你能夠用杖打我，但是你不能夠斬我。」張乖崖拿過筆來，上面判他說：「一天偷一錢，一千天就是一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走下台，然後自己拿劍斬了他，然後到申台府揭發罪狀去了。在崇陽至今還流傳這個故事。
這件事後來和別人討論時知道這叫「春秋決獄」，但是什麼是春秋決獄？古代還有哪些案件是以春秋決獄為主旨判決的？求各位大神指教。

這個題我要強答，因為我是題主薛直老的粉絲，哈哈！

這個問題要理清楚，估計能出本書了，我簡單講下我所了解的東西，主要來源於熊逸《春秋大義》，謝 @羅文益提醒。

所謂春秋決獄，從字面來看，很簡單，就是按照《春秋》來決斷刑獄，或者擴展下，就是按照儒家經義來決斷刑獄，這沒什麼可過多解釋的。我們的問題在於：為何要按照《春秋》來決斷？按照《春秋》能否決斷？還有如何按照《春秋》決斷？

討論之前，我們先要搞清楚《春秋》是什麼書。

首先，《春秋》是魯國的史書，起於魯隱公元年，訖於魯哀公十四年，記載了這段時間魯國的歷史。但是，《春秋》卻不僅僅是史書，他還有「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一字褒貶」，「懼亂臣賊子」這些性質和功能。簡單說就是除了記事之外，還有其作者孔夫子對當時事情的評價，所以他還承擔著思想方面的任務——因此，《春秋》向來是列在《經》，而非《史》中。

這本書，記載了孔子對歷史事件的評價，或者說判定。那麼，當孔子成為「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後，他的判例自然而然就成為了後世類似事情的評價、判定依據。要知道孔夫子可是當過大法官（大司寇）的，即便單從法律角度講，後世援引孔夫子的判例也是追法前賢，明代黃正憲的《春秋翼附》在序言中就明確說《春秋》是「吾夫子之刑書」。

歷朝歷代，都有成文律令，從秦律、漢律《九章律》、《越宮律》，以至《大明律》、《大清律》。但這些律令都不可能完備，制定律例的人再怎麼想，也不會想到世上所有的事，特別是那些奇奇怪掛，模稜兩可的事情。判案人無法可依的時候，總得有個基本原則，不然沒辦法判；還有些時候，雖然有法典可依，但是法典與人倫、人情相悖時，該如何判決？我記得我在上初中時，初二的政治課學的是法律常識，老師問過我們合情、合理、合法之間的關係。當合情、合理、合法出現抵牾時，法官該如何判決？

——Duang！Duang！Duang！這時便該聖人判例《春秋經》出場了！

不嚴謹的說，作為聖人著述，作為意識形態的代表，《春秋》（或可擴大的其他儒家經典）在某些特定時候，便是承擔了基本法的作用。

斷案時按照基本法，吼不吼啊！

漢朝初定天下的時候，法令制度都不完善，這點想想沛公入咸陽時只有簡單粗糙的「立法三章」就知道。所以大臣們遇到棘手的問題，就要援引經義來解決，即便武帝之前並未獨尊儒術，但儒家也是當時的顯學之一。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講到「漢時以經義斷事」時提到：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

舉個具體例子，《漢書·蕭望之傳》中記了一個故事：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勛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漢宣帝）五鳳年間，匈奴內亂，漢朝有人認為可以趁火打劫，滅了匈奴，但大儒蕭望之引了《春秋》中士匄（晉國范宣子）的例子，說不應該打，不僅不打，還應該遣使弔問。

這裡蕭望之援引的就是《春秋》，具體位置是在襄公十九年：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谷，聞齊侯卒，乃還。

這一句似乎就是記載了事實，並無褒貶，也就沒辦法做判例。其實不然，關鍵在這個「還」字上，這就是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我們看《公羊傳》解經說：

晉士丐帥師侵齊，至谷，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還」字怎麼講？

——是個好詞啊。

——怎麼就是個好詞了。

——這是表揚士匄不攻打正在辦喪事的國家啊。

——這是受命討伐齊國啊，怎麼還表揚呢？

——受命在外，就可以自主進退了啊。

蕭望之舉了春秋的例子，朝廷也採納了他的建議，最終實現了外交上的勝利——他建議遣使弔問的正是拱了王昭君的那個呼韓邪。

看，我在呼韓邪和王昭君之間用了一個「拱」字，大家就明白我對兩人的評價了，這也算是春秋筆法，一字褒貶吧 O(∩_∩)O

題目是說「決獄」嘛，就再舉個刑獄方面的例子，這個例子是記載在《通典》中的：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

漢景帝時候，有個叫防年的人，他的後媽叫陳論，殺了他的父親，然後他就殺了後媽。怎麼判罪呢？是否該以殺母罪而判大逆呢？時年十二歲的太子小劉徹說，不應該以大逆論處。因為繼母之所以被稱為「母」，僅僅是因為她是父親的老婆，和真正的母不一樣（沒有血緣的關係和生育之恩）。現在繼母把父親殺了，也就是她自己把這層關係斬斷了，已經可以不認她是「母」了，殺了她跟殺個普通路人一樣。這樣的話，這就是個普通的殺人案，而不是弒母的大逆案。

漢武帝的這番議論，其理論依據便是「繼母如母」這句話，其關鍵在於「如」這個字。「如」便是相當於，等同於，但終究還不是（(￣▽￣///）——這和後世的「如夫人」、「同進士」差不多的內涵吧。而「繼母如母」這句話，正是來源於儒家經義——《儀禮》。而從一個「如」字引申出這麼多，這也是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

等十二歲的小太子長大後，即天子位，廣開言路，集天下賢才，治春秋的公羊家董仲舒脫穎而出，獻《天人三策》，輔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後，經義在決獄時的地位就更高了，而作為聖人判例的《春秋經》則更加突出了。等董仲舒老了之後，朝廷遇到困難時，總是派人去找董仲舒求教，後來董仲舒在刑律方面給的建議兩百多條，被整理成一本書，便是《春秋決獄》。

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舉個《春秋決獄》裡面的例子：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已養之以為子，及已長，有罪殺人，以扶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雲，螟嶺有子，螺贏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坐。"

案子很清晰，甲乙是養父子的關係，乙殺了人，甲窩藏人犯，現在問甲要怎麼判？

這本來是個簡單的問題，案子都已經判清了，一個殺人，一個窩藏，該槍斃的槍斃，該坐牢的坐牢。但問題出在甲乙的關係上，這不是小尼姑包庇令狐大哥，而是父親藏匿兒子。父子關係乃是五倫之首，儒家最是看重，《春秋》中也說了父親應該窩藏兒子，那該不該特殊對待呢？不過這裡還有個反轉——甲乙是養父子，而非親父子。養父子算不算父子呢？董仲舒給出的方案是，援《詩經》說明養父子算父子，援《春秋》說明父親應該窩藏兒子，最終得出結論甲無罪釋放！

這時候，董仲舒還是直接在《春秋》中找經文，也就是說漢律中是沒講這個的，但後來唐朝就明確規定了父子隱匿不算犯罪（唐朝這個，百度百科看到的，沒看到原文）。

《春秋決獄》雖然列了兩百多個案件，《春秋》也有諸多實例可以參考，但畢竟還是太具體，每個案件、事例都有其背景環境。而針對不同的背景，相同的處置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褒貶，甚至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褒貶。還是舉上面范宣子伐齊的例子，我們已經看了《公羊傳》，知道《春秋》是褒揚此事的。但我們也知道《春秋》有三傳，重於記事的《左傳》不說，長於闡發微言大義的除了《公羊傳》外，還有《穀梁傳》。對此事，《穀梁》是如何評價的呢？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谷，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知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屍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可以看到，這裡也是針對「還」字做了闡發，與《公羊》不同的是，他說「還」字是表示任務沒有完成：范宣子是受命討伐齊侯的，現在齊侯死了，那還打什麼？到這為止還是褒揚此事的，但後面筆鋒一轉，開始聲討范宣子了：作為臣子應該「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功勞是老闆的，錯誤要自己擔。你范宣子義不伐喪，這事沒做錯，但這示好齊國的功勞，應該給老闆，你擅自做主，這就該批評了。

⊙﹏⊙《公羊》認為大夫在外有權利做主，《穀梁》卻認為不能攬功。如果要對范宣子士匄做評價的話，該怎麼評？

鑒於此，簡單依據經文還是不靠譜，我們還得從中總結出法理原理來，才好方便以後的靈活運用。這個工作董仲舒已經做了，《春秋繁露》里講：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

《春秋》斷案的原則從其事實還原其作案動機，壞人作案未遂要罰，好人無心做了錯事可以從輕。這就是所謂的「《春秋》原心定罪」。題主提到的張詠殺小吏，之所以被認為是「春秋決獄」，也是因為「原心定罪」這四個字，張詠從他貪一文錢（本其事）而推斷出此人貪婪（原其志）。否則的話，貪一文錢而殞命，《春秋》中未必能找到相關例子。

比如，《新唐書》里有個案子：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蒞，蒞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蒞?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蒞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十四歲的康買得因為父親危險，就殺了人，最終結果是「減死」，原因呢？不是形勢緊急，不是正當防衛，而是因為「《春秋》原心定罪」，「買得孝性天至」——如果當時康買得旁邊的不是他父親，而是一個路人，恐怕結果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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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第一次回答此問題時，還準備回答陳子昂、柳宗元的「關公秦瓊之戰」，講一下禮、法之辯。但今天準備回答這部分時，發現這個問題已超出單純的春秋決獄範圍，而且柳宗元的文章，我在柳河東集中找到了原文，陳子昂的原文我卻找不到了。。。。再說吧。

只針對題主的問題，講清楚原心定罪應該也就夠了罷。

題中例子不是春秋決獄，事件的後續是張乖崖因此自劾，這是屬於「任情以破成法」。

「申台府」不是機構名或某人尊稱，「申」是「申報」之義，《宋史·刑法志》屢見，這裡是向台府（御史台）申報自劾。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法學專業路過，表示要怒答。以下內容法學專業表示會眼熟，因為多為課本內容。

漢代的《春秋》決獄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領域的反映，其特點是依據

儒家經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則審判案件，而不僅僅依據漢律審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對春秋訣獄做了解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特論輕。」可見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這裡強調審斷時應重視行為人在案情中的主觀動機；在著重考察動機的同時，還要依據事實，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鹽鐵論·刑德》中認為:「春秋之決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更是指出其以犯罪者的主觀動機「心」和「志」定罪。《春秋》決獄實行論心定罪原則，如果犯人主觀動機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為構成社會危害，也可以減免刑事處罰。相反，犯罪人主觀動機嚴重違背儒家倡導的精神，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危害後果，也要認定犯罪給予嚴懲。以《春秋》經義決獄為司法原則，對傳統司法和審判是一種積極的補充。但是，如果專以主觀動機「心」「志」的善惡，判斷有罪無罪和罪輕罪重，也往往會成為司法官吏主觀臆斷和陷害無罪的口實，在某種程度上為司法擅斷提供了依據。

不說了，出警去，另，現代司法要求主客觀相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