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平民階級家常小炒能吃到什麼?

所指平民階級包括滿足溫飽條件的農民和一般小商販,他們的日常餐桌上可能會出現哪些食材?比如雞蛋豬肉,算不算平民食品?宋代老百姓一般吃什麼蔬菜呢?


既然問的是小炒,那就不包括主食以及飲料了。

羊肉在宋代被視為貴重品,是皇宮主用的肉類,這個想必一般百姓是無法經常食用的。神宗時代御廚帳本上「嚇煞人」般記錄一年中「羊肉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兩,常支羊羔兒一十九口,豬肉四千一百三十一」。豬肉與羊肉消耗量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更多的是作為配菜一般的存在。

豬肉才是宋代平民百姓的桌上常客。在宋代烹飪方法就已經非常多樣了,東坡肉的做法就不在此贅述,已經成為杭州的名菜。

還有一個豬頭肉的記載,如果有廚藝愛好者可以按照書中試試。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余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為有他技也?」

僧自言能為詩,公令賦食蒸豚,操筆立成,曰:「嘴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葯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吃藤條。」

---惠洪《冷齋夜話》

王全斌碰到一個酒肉和尚,逼迫僧人交出了蒸豬頭肉的秘方。具體方法是蒸煮的時候用蕉葉裹上,熟了之後用杏漿澆透,味道遠勝羊肉。

雞肉在宋代也是非常重要的肉類來源,據《夢梁錄》《西湖老人繁盛錄》等文獻,雞肉得做飯有麻飲小雞頭,汁小雞,焙雞,煎小雞,豆豉雞,炒雞,白炸雞等等。不過不應該高估雞肉在宋代老百姓飯桌上的分量,因為就幾十年前,雞存在的價值大部分是獲取雞蛋的,而不是直接作為肉食的,何況接近一千年前的宋代。

鴨肉,鵝肉為主料的菜肴也比較多,見於記載的有熬鴨,八糙鵝鴨,白炸春鵝,炙鵝,槽鵝事件(這個名字也是醉醉的),煎鴨子,炙鴨,熬鵝,鹽鴨子,五味杏酪鵝,間筍蒸鵝,鵝排,小雞假炙鴨等。

牛肉見與記載的有牛脯,煮牛肉等。但是如果考慮到牛在古代因為耕田的原因受到政府法令的保護。牛肉在宋代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廣大農村中,佔據飲食結構的比例應該是比較低的。

鹿肉在宋代被視為絕佳補品,除了鹿茸,也會食用鹿茸和鹿血。很多士大夫為了大補(補什麼相信你應該懂的),將鹿血與酒混飲,甚至有些食用過剩而死亡,在平民百姓的菜譜中應該不多見。

其他飛禽走獸

常見的飛禽,如黃雀,鵪鶉,獐子,野雞應該較多的出現在尋常人家中。除此之外,浙人尤其愛食田雞,食田雞的嗜好在南方比較普遍,而北方人不能理解。

廣南地區食蛇風氣也比較濃厚,據朱彧《萍洲可談》載:「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東坡妾朝雲隨謫惠州,嘗遣老兵買食之,意謂海鮮,問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數月,竟死。」可憐的王朝雲!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南宋時期,宋人創造了「涮」的烹飪方法。

向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遇雪天,得一兔,無庖人可制。師云:「山間只有薄批,酒、醬、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座上,用水少半銚,候湯響,一杯後各分以箸,令自夾入湯,擺熟啖之,乃隨宜各以斗供。」因用其法,不獨易行,且有團圞熱暖之樂。楊,勛家,嗜古學而清苦者,宜此山林之趣。因作詩云:「浪涌晴江雪,風翻晚照霞。」末云:「醉憶山中味,渾忘是貴家。」豬羊皆可作。

---林洪《山家清供》

當我們現在吃火鍋的時候,真的應該好好謝謝這位山中的大師。

參考《中國風俗通使.宋代卷》

實在太長,還有水產類與蔬菜素食類都沒寫,改日有空再填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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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羊肉,評論知友@知熬說,在清明上河圖上有羊肉肉鋪(孫羊店), 所以是平民能夠消費的。

我覺得有待商榷,宋高宗紹興末年,「羊肉一斤,為錢九百。」(洪邁《夷堅丁志》)而當時的中級縣縣尉的合法收入不過7千文左右。試想普通百姓如何能承受這種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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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風華——宋朝飲食文化

宋代是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有人甚至認為宋代經濟已超過了明清。經濟的發展,使宋代食品業有了很大的進步。宋代飲食頗具特色,與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飲食結構有了較大的變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藝術成分更加明顯,式樣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業的競爭已經很激烈,市民食譜日益多樣化。漢人的飲食文明經歷千百年的發展,飲食的水平不斷提高,飲食的品種也愈益豐富。但是,限於古代的生產水平,飲食文明的成果往往被社會上層享用,而社會上層和下層之間的差距卻不斷地擴大。

一、飲食品種

(一)五穀:

漢人作為農業民族,五穀一直在飲食中佔有主要地位。宋代尚無玉米、白薯之類作物,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糧食以粟麥為主,南方人的糧食以稻米為主。

在宋代,餅作為一種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餅並不像現在僅指經過燒烤加工而成的一種圓形食品。凡是用麵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餅。烤制而成的叫燒餅,與我們今天的無二。水瀹而成的稱為湯餅,在籠中蒸成的饅頭叫蒸餅。《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在街頭叫賣時所喊的「炊餅」,指的就是饅頭。

宋仁宗名趙禎,為了避皇帝名諱,人們又將蒸餅讀成炊餅,亦名籠餅,類似於今天的饅頭。湯餅就是面片湯,並處在向索麵,即麵條的演變過程中,又名。

開封食店出售的軟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膾面等,臨安麵食店出售的豬羊庵生面、絲雞面、三鮮面、筍潑肉面等,都屬湯餅。南宋晚期,出現了「葯棋面」的挂面,「細僅一分,其薄如紙」。

燒餅又稱胡餅,開封的胡餅店出售的燒餅有門油、菊花、寬焦、側厚、髓餅、滿麻等品種,有的燒餅無疑沾帶芝麻,油餅店則出售蒸餅、糖餅、裝合、引盤等品種,食店和夜市還出售白肉胡餅、豬胰胡餅、和菜餅之類。

饊子又名環餅,蘇軾詩稱「碧油煎出嫩黃深」,無疑是油炸麵食。臨安市內出售各種面點,統稱「蒸作從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無比,入口便化」,估計也應用米粉或麵粉製成。

饊子

宋人麵食中還有帶餡的包子、餛飩之類,如有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筍蕨餛飩、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蝦肉包子、肉油餅、糖肉饅頭、太學饅頭等名目。岳珂《饅頭》詩說:「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就是指那種帶餡的包子。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這是以「包子」一詞寓吉祥之意。

蔡京「集僚屬會議」,「命作蟹黃饅頭」,竟「為錢一千三百餘緡」,其府第專設「包子廚」,其中「縷蔥絲者」竟不能「作包子」。這是統治者窮奢極侈的一個側面。一作畢羅,外包麵皮,內裝水果或肉類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約類似鍋貼和餃子。宋代餅業興盛,競爭自然也激烈。為了在競爭中取勝,賣餅者想出了各種方法。東京的賣餅者,就在街頭使用五花八門的叫賣聲,以招徠顧客。一位賣環餅的小販,為別出心裁,在街頭兜售時竟喊出「吃虧的便是我呀」。後來這位小販在皇后居住的瑤華宮前這樣叫賣,引起開封府衙役的懷疑,將其抓捕審訊。審後才得知他只是為了推銷自己的環餅,便將他打了100棍放了出來。此後,這位小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為當時東京的一樁笑料,但生意反而較以前好了。宋代麵食興旺。北宋的鄭文寶,書法與詩文皆在當時頗負盛名,他創製的雲英面,極受時人歡迎。

製作方法是將藕、蓮、菱、芋、雞頭、荸薺、慈菇與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爛蒸,然後用風吹涼,在石臼中搗細,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後再入臼中搗,使糖、蜜和各種原料拌均勻,隨後取出作一團,等冷了變硬,再用刀切著吃。雲英面頗受士人青睞,後被收入宋代食譜。稻和粟主要用於煮飯和熬粥。臨安一帶的粥品有七寶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宋時南北方都有喝臘八粥的習俗。開封稱七寶五味粥,臨安稱五味粥。臘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范成大詩敘述蘇州一帶的風俗,「家家臘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澆蔗糖,滑甘無比勝黃粱」。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麥粥、豌豆大棗粥之類,後者應是小米粥。

糯米食品還有栗粽、糍糕、豆團、麻團、湯糰、水團、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細搗,和米粉,加以白糖(飴),蒸熟」而成。水團是「秫粉包糖,香湯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飴」。

(二)蔬菜:

蔬菜在宋人飲食中佔有重要地位,人稱「蔬亞於谷」。宋時的蔬菜品種已十分豐富。

在兩浙路的臨安府,蔬菜品種有苔心、矮黃、大白頭、小白頭、黃芽、芥、生菜、波棱(菠菜)、萵苣、苦、姜、蔥、薤、韭、大蒜、小蒜、茄、梢瓜、黃瓜、冬瓜、葫蘆、瓠、芋、山藥、牛蒡、蘿蔔、甘露子、茭白、蕨、芹、菌等。

在江南東路的徽州,蔬菜品種有芥、芹(包括竹芹、水芹)、蒜、蔥、姜、韭、胡荽、芸台、苜蓿、頗棱(菠菜)、蘆菔、百合、芋、牛蒡、茭首(茭白)、菌、筍、蘇、枸杞、蒿、苦、苦薏、馬蘭、薺、莧、藜、蕨、瓠等。

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種有菘、芥、萊菔、烏葵、白豆、萵苣、芸台、雍菜、水靳、菠、苦、、東風菜、茄、莧、胡荽、同蒿、蕨、姜、蔥、韭、薤、葫、冬瓜、瓠、白菱荷、紫蘇、香芹子、茵、陳紫菜、鹿角菜、芋、枸杞等。

很多蔬菜也有不同品種,按《菌譜》記載,菌類就有合蕈、稠膏蕈、栗殼蕈、松蕈、竹蕈、麥蕈、玉蕈、黃蕈、紫蕈、四季蕈、鵝膏蕈等名品。看來各地的蔬菜品種也有差別,而南方和北方的差別尤其突出。

蘇軾是四川人,曾寫詩讚美故鄉的元修菜,「點酒下鹽豉,縷橙姜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自稱「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

他的另一首《春菜》詩說,「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丞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拋菘葛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說」。

南方因氣候關係,冬菜比北方豐富。宋時葷素調配的菜肴也相當普遍。宋人沿用和發展了前代的腌漬等加工技術。如開封夜市中出售者有辣腳子姜,辣蘿蔔,鹹菜,梅子姜、萵苣、筍、辣瓜兒等。

臨安市中出售者有姜油多、薤花茄兒、辣瓜兒、倭菜、藕、冬瓜、筍、茭白、糟瓊枝、蒓菜筍、糟黃芽、糟瓜齏、淡鹽齏、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諸般糟淹、鹽芥等。素食的發達當然與佛教有關,不少「士人多就禪剎素食」。有一仲殊長老,「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唯有蘇軾「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宋時已出現了素菜用葷腥命名的情況。如素蒸鴨是「蒸葫蘆一枚」。玉灌肺是用「真粉、油餅、芝麻、松子、核桃、蒔蘿」六種作料,加「白糖(飴)、紅曲少許為末,拌和蒸熟,切作肺樣」。假煎肉是用「瓠與麩薄切,各和以料煎,麩以油浸煎,瓠以肉脂煎,加蔥、椒、油、酒共炒」。

(三)肉類和水產:

宋人的肉食中,北方比較突出的是羊。北宋時,皇宮「御廚止用羊肉」,原則上「不登彘肉」。陝西馮翊縣出產的羊肉,時稱「膏嫩第一」。宋真宗時,「御廚歲費羊數萬口」,即「市於陝西」。大致在宋仁宗、宋英宗時,宋朝又從「河北榷場買契丹羊數萬」。宋神宗時,一年御廚支出為「羊肉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兩,常支羊羔兒一十九口,豬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可見豬肉的比例很小。宋哲宗時,高太后聽政,「御廚進羊乳房及羔兒肉,下旨不得以羊羔為膳」。看來羊羔肉尤為珍貴。即使到南宋孝宗時,皇后「中宮內膳,日供一羊」。南宋時,產羊顯然不多,「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有人寫打油詩說:「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隨著南北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京都開封的肉食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歐陽修詩說,在宋統一中原以前,「於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天下為一家」後,「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軸,陸輸動盈車。溪潛細毛,海怪雄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蝦魚」。儘管如此,蘇軾詩中仍有「十年京國厭肥」之句,說明在社會上層中,肉食仍以羊肉為主。

僅次於羊肉者,當然是豬肉。開封城外「民間所宰豬」,往往從南薰門入城,「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止數十人驅逐」。當地「殺豬羊作坊,每人擔豬羊及車子上市,動即百數」。臨安「城內外,肉鋪不知其幾」,「懸掛成邊豬」,「各鋪日賣數十邊」。另有「修義坊,名曰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以供應飲食店和攤販。可見這兩大城市的豬肉消費量之大。

在宋代農業社會中,牛是重要的生產力。官府屢次下令,禁止宰殺耕牛。宋真宗時,西北「渭州、鎮戎軍向來收穫蕃牛,以備犒設」,皇帝特詔「自今並轉送內地,以給農耕,宴犒則用羊豕」。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為肉中之珍。如「浙民以牛肉為上味,不逞之輩競於屠殺」。「秀州青龍鎮盛肇,凡百筵會,必殺牛取肉,巧為庖饌,恣啖為樂」。

雞、鴨、鵝等家禽,還有兔肉、野味之類,也在宋代的肉食中佔有一定比例。在當時的經濟技術條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產品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開封市場中出售盤免、野鴨肉、鶉、鳩、鴿、螃蟹、蛤蜊之類。

飲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鵪子羹、蝦蕈羹、鵝鴨簽、雞簽、炒兔、蔥潑兔、煎鵪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蝦、酒蟹等。開封的新鄭門、西水門和萬勝門,每天「生魚有數千擔入門。冬月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據說,淮南「蝦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蘇軾描寫海南島的飲食詩說,「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薦以熏鼠燒蝙蝠」。鼠和蝙蝠肉也成為當地的重要肉食。其詩又稱「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魚蝦」。南方的水產無疑比北方更加豐富和便宜。《寶慶四明志》卷4《魚類》和《淳熙三山志》卷42《水族》分別記錄了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和福州的好幾十種魚類和水產。

地區性的肉食,如「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廣東人吃蛇肉的習俗是古已有之。宋代對肉類和水產的各種腌、臘、糟等加工也有相當發展。

梅堯臣的《糟淮》詩說:「空潭多魚,網登肥且美,糟漬奉庖廚。」臨安有不少「下飯魚肉鯗臘等鋪」,如石榴園倪家鋪。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豬頭、臘肉、鵝、玉板、黃雀、銀魚、鯗魚等。

大將張俊賦閑後,宋高宗親至張府,張俊進奉的御筵中專有「脯臘一行」,包括蝦臘、肉臘、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

在廣南一帶,「以魚為,有十年不壞者。其法以及鹽、面雜漬,盛之以瓮。瓮口周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則續,如是故不透風」。這確是一種科學的腌漬方法。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為一種時尚。名士梅聖俞,喜歡邀朋呼友來家裡吃河豚。他的《河豚魚》雲,「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揚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河豚有劇毒,需要祛毒後才能烹調,亦有人因食河豚而喪命。

(四)果品:

宋時果品的數量、質量和品種都相當豐富。北宋西京洛陽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三十種,杏有金杏、銀杏、水杏等十六種,梨有水梨、紅梨、雨梨等二十七種,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二十七種,櫻桃有紫櫻桃、臘櫻桃等十一種,石榴有千葉石榴、粉紅石榴等九種,林檎有蜜林檎、花紅林檎等六種。在南方沿海的台州,其水果品種包括梅、李、杏、梨、蓮、安石榴、枇杷、桔、金柑、橙、朱欒、柚、楊梅、櫻桃、林檎、葡萄、栗、榛、椎、銀杏、棗、柿、楊桃、瓜、木瓜、榧、菱、芡、荸薺、藕、甘蔗、葛、茨菰等。福州出產的果品有荔枝、龍眼、橄欖、柑桔、橙子、香櫞子、楊梅、枇杷、甘蔗、蕉、棗、栗、葡萄、蓮、雞頭、芰、櫻、木瓜、瓜、柿、杏、石榴、梨、桃、李、林檎、胡桃、柰、楊桃、王罈子、茨菰、菩提果、新羅葛等。宋人的果品概念與今人略有不同,如藕、菱、蓮之類,今人已不作為水果。此外,宋時稱為「果子」者,是指桔紅膏、荔枝膏、二色灌香藕、糖豌豆、蜜兒、烏梅糖、薄荷蜜一類食品。

宋代果品的地區差別比蔬菜更為顯著。梨以北方為上,名品有語兒梨、鳳棲梨、金鳳梨等,「最佳者鵝梨,江南所產大不及」。葡萄傳入中原後,為宋代珍果,以太原所產「名重天下」。荔枝是宋代最負盛名的水果,宋人認為,唐朝楊貴妃所嗜的四川荔枝,實際上是荔枝中的次品。荔枝中的極品是福建興化軍的陳紫。蔡襄的《荔枝譜》例舉了陳紫、紅綠、方家紅、游家紫等三十二個著名品種,都是福建沿海四郡所產。福州一地就有江家綠、綠核、圓丁香、虎皮、牛心等二十八個品種。荔枝「佳者莫如興化,海南荔枝可比閩中,不及興化矣」。「然廣西諸郡富產圓眼」,圓眼即是龍眼,「大且多肉,遠勝閩中」。在四川,「綠荔枝為戎州第一」,而王公權家的「綠荔枝酒亦為戎州第一」。一般說來,南方的果品自然比北方豐富。據宋人介紹,在廣南出產的水果,尚有石栗、龍荔、木竹子、冬桃、羅望子、人面子、烏欖、方欖、椰子、蕉子、芽蕉子、紅鹽草果、波蘿蜜等。

宋時的果品也有各種加工技術。如有荔枝、圓眼、香蓮、梨肉、棗圈、林檎旋之類乾果,蜜冬瓜魚兒、雕花金桔、雕花棖子之類「雕花蜜煎」,香葯木瓜、砌香櫻桃、砌香葡萄之類「砌香咸酸」,荔枝甘露餅、瓏纏桃條、酥胡桃、纏梨肉之類「瓏纏果子」。《荔枝譜》介紹荔枝的三種加工技術。一是紅鹽,「以鹽梅鹵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三四年不蟲」,「然絕無正味」。二是白曬,用「烈日乾之,以核堅為止,畜之瓮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三是蜜煎,「剝生荔枝,榨出其漿,然後蜜煮之」。

(五)飲料:

茶和酒是宋時最重要的飲料。由於贏利豐厚,一直歸官府專賣。宋人的制茶和飲茶方式與今人不同。制茶分散茶和片茶兩種。按宋人的說法:「唐造茶與今不同。今採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焙乾後,即成散茶。片茶又稱餅茶或團茶。其方法是將蒸熟的茶葉榨去茶汁,然後將茶碾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內,壓製成形。

後一種方法不免破壞茶的真味,降低茶的養分,逐漸被後世所淘汰。然而在宋時,片茶卻是茶之上品。有的片茶「以珍膏油其面」,又稱臘茶或臘麵茶。還須指出,「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宋時方大量推廣碾磨製茶的技術。片茶中品位最高是福建路的建州和南劍州所產,「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

在江南西路和荊湖南、北路的一些府、州、軍,出產的片茶「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路和宣州、江州、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

散茶出產於淮南、江南、荊湖等路,有龍溪、雨前、雨後等名品。四川茶的產量高於東南,但「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蔡襄《茶錄》說:「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

這反映北宋時已出現花茶。南宋趙希鵠說:「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桔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估計南宋時的花茶更加普遍。宋人飲茶,仍沿用唐人煎煮的方式,北宋劉摯詩說,「雙龍碾圓餅,一槍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甌浮乳花」。「歡然展北焙,小鼎親煎烹」。描寫了煎煮御茶的情景。陸遊詩稱「汲水自煎茗」,「雪液清甘漲井泉,自攜茶灶就烹煎」。也是用水煎茶。或說「南人未知煮茶」,但陸遊就是南方人。

但後來的飲茶「鮮以鼎鑊」,多為「用瓶煮水」,以沸水沖泡,沖泡前用少許水調成茶膏,稱為點茶。南宋羅大經認為,「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外,據蘇軾說:「唐人煎茶用姜」,「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看來,唐人在茶中加姜和鹽的習慣逐漸被宋人拋棄。宋代飲茶多用盞,盞是一種小型的碗,敞口小足。盞有黑釉、醬釉、青釉、青白釉及白釉五種,而以黑釉為主。宋代飲茶流行使用黑釉盞,這與當時的鬥茶風尚有關。從出土的茶具看,宋代飲茶風尚是帶有全國性的。在飲茶方法上,宋代飲的是碾茶,把一種半發酵的膏餅茶碾成細末,然後用沸水點注。這以黑色茶盞最為適宜。唐宋烹點茶技藝的一些主要形式:煎茶、烹茶、煮茶、瀹茶、潑茶、試茶、均茶、點茶、鬥茶、分茶等。

自唐迄宋,飲茶的習俗愈益普遍,「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即使在社會底層,茶也成為重要的交際手段。如「東村定昏來送茶」,而田舍女的「翁媼」卻「吃茶不肯嫁」。「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吃茶」。農民為了春耕,「裹茶買餅去租牛」。

但是,由於官府實行榷茶,即專賣,平民的食茶有相當大的比例不免質量低劣。自社會上層至下層,酒也是宋時消費量很大的飲料。按今人的研究,當時的酒可分黃酒、果酒、配製酒和白酒四大類。

黃酒以穀類為原料,「凡醞用粳、糯、粟、黍、麥等及曲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由於宋代南方經濟的發展,糯米取代黍秫等,成為主要的造酒原料。

宋代果酒包括葡萄酒、蜜酒、黃柑酒、椰子酒、梨酒、荔枝酒、棗酒等,其中以葡萄酒的產量較多,《五總志》說:「葡萄酒自古稱奇,本朝平河東,其釀法始入中都。」河東盛產葡萄,也是葡萄酒的主要產區。但宋代的果酒製作技術還比較原始,在酒類消費中的比例不大。

宋時的配製酒多屬品味的滋補性藥酒,如有酴酒、菊花酒、海桐皮酒、蝮蛇酒、地黃酒、枸杞酒、麝香酒等,今人統計約近百種。

白酒是中國獨有的一種蒸餾酒。關於白酒的起源,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說法認為,白酒起源於唐宋時期,是中國人獨立完成,而非外域傳入。但宋人所謂的「白酒」,並不具有蒸餾酒的性質,當時的稱呼是蒸酒、燒酒、酒露等。宋酒的一大特點,是相當普遍地使用瓶裝。直到唐代,估酒往往行用升斗之類,宋時則大量使用酒瓶。瓶裝酒大致自一升至三升不等。

宋太宗時,因酒質低劣,皇帝下詔將兩浙「湖州萬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萬七千二百八十三瓶」,「並許棄之」。宋真宗末,「杭州酒務每歲賣酒一百萬瓶,每瓶官價六十八文」。宋神宗時,「每年宮觀道場設醮」,使用大量皇室「法酒」,要「勾收空瓶」。

南宋時,「臨安歲供祠祭酒一千六百餘瓶、壇,又供天章閣、景靈宮及取賜酒一萬四千二百餘瓶、壇」。宋時出現了一批名酒。《曲洧舊聞》卷7和《說郛》 94《酒名記》所記錄的,是北宋晚年的名酒。如有宋英宗高後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後家的天醇、宋徽宗鄭後家的坤儀、宋徽宗鍾愛的兒子鄆王趙楷府的瓊腴、寵臣蔡京家的慶會、宦官童貫家的褒功、梁師成和楊戩家的美誠之類,都是達官貴人家釀造的。

另有如開封豐樂樓的眉壽、白礬樓的和旨、忻樂樓的仙醪等,都是大酒樓之類釀造的。

還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桂和法酒,南京應天府的桂香和北庫,西京河南府的玉液和酴香,相州的銀光和碎玉,定州的中山堂和九醞等。宋孝宗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

到南宋晚期,名酒還有如軍隊殿前司的鳳泉、浙東提舉常平司的爰咨堂、浙西提舉常平司的皇華堂、江東轉運司的籌思堂、蘇州的雙瑞、越州的蓬萊春等,都由官府生產。

又如秀王府的慶遠堂、宋高宗吳後家的藍橋風(蟹)月、宋寧宗楊後家的清白堂等,屬達官貴人家釀造。臨安「人物浩繁,飲之者眾」,而「諸司、邸第及諸州供送之酒」,尚不在名酒之列。①上述名酒僅有一部分是商品,但無疑是宋時酒文化發達的標誌。宋時另有其他飲料,如在臨安的「諸般水名」,有漉梨漿、椰子酒、木瓜汁、皂兒水、綠豆水、鹵梅水、富家散暑葯冰水等。

在宋代的食品市場上,清涼飲料也很受市民的歡迎,主要有甘豆湯、豆兒水、鹿梨漿、鹵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團、雪泡縮皮飲、梅花酒、五苓大順散、紫蘇飲、椰子酒等等。

五更的早市上,煎點湯茶葯的叫賣聲此起彼伏,蔚為壯觀。元代畫家趙孟的《斗漿圖》,畫的就是市井販賣煎點湯茶葯的情形。

宋人認為,茶即葯也,煎服則可去滯而代食;煎茶時間越長,味道就越好。宋代流行點茶,就是在炭火將茶葉水燒得快沸騰時,加些許冷水,待茶葉水再次沸騰時再用冷水點住。如此點三次,方可收到色味俱佳的效果。宋代時,茶坊在市鎮開始普及,點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來。湯藥在宋代很普及。湯藥種類很多,見於史籍的主要有二陳湯、棗湯、生薑湯、荔枝圓眼湯、薄荷湯、木星湯、無塵湯、木香湯、香蘇湯、鹽豉湯、干木瓜湯、縮砂湯、濕木瓜湯、白梅湯、烏梅湯、桂花湯、豆蔻湯、破氣湯、玉真湯、益智湯、檀湯、杏霜湯、胡椒湯、紫蘇湯、洞庭湯等等。

其中二陳湯是流行於當時大街小巷的最常見的一種。二陳湯主治頭眩心悸、寒熱、嘔吐噁心,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癥狀。每日早上起來喝上一盞二陳湯,會產生提神養身的效果,歐陽修的「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胡麻」,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宋代,皇帝常常將湯藥與茶作為一種禮物,賜給功臣將士。宋真宗召見大臣晏殊,賜座後便喝茶。末了,起身便點湯。

由於皇帝的示範,貴族權臣們紛紛碾制湯沫、丸藥、茶餅,隨身攜帶。王安石罷相後返鄉,途中痰火病發,他便吩咐隨從取來沸湯,將丸藥茶餅調配倒沸湯中服了才痊癒。

就連一般的市民,也受到影響。有的市民家裡來了客人,主人便將湯端出,招待客人。先茶後湯,還是先湯後茶,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習慣。

(六)調味品:

宋人說:「蓋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醬、醋、茶。」另一說作「早辰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姜、椒、茶」。此處大部分涉及了食物的調味品。

鹽在調味品中居於首位,宋代的鹽由官府專賣,是重要的財政收入。「醬,八珍主人也,醋,食總管也」。方回說,「單稻醬則麥、豆和面蒸煮,和成醬黃,調水下鹽,曝以赫日,凡羹味煎熬,無不用之」。當時的詞義與古時不同,「醬自是醬,醯自是醋」。

除鹽之外,油、醬和醋無疑是宋時最重要的調味品。北宋沈括說:「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 今人普遍使用的醬油,起源於何時,尚無定論。《山家清供》卷下介紹「忘憂齏」的製作,「以醬油滴醋,作為齏」,但《說郛》卷22的同段文字作「以醯醬作為齏」。「醬油」也可理解為「醬、油」,未必就是現代的醬油。《山家清供》卷下的《豆黃簽》,《說郛》卷22作「豆黃羹」,其中提及使用「醬汁」,可能就是醬油。但從宋代的記載看,當時使用醬無疑比醬汁普遍。宋代的甜味有白糖、沙糖和蜂蜜。程大昌說:「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通語也,今人名為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櫱為之也。飴即餳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沙糖「以甘蔗汁煎」成。

宋代甘蔗種植面積有所擴大,但限於產量,其普及的程度尚不能與油鹽醬醋相比。

專就甘蔗種植和砂糖製造而論,宋代較唐代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首先應歸功於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宋代的文化環境在其中也起了作用。截止到宋代,甘蔗在中國的種植地區包括江蘇、浙江、江西、四川、湖南、湖北、雲南、廣東、福建等省,都在南方,後來逐漸向北擴展。宋代同唐代比起來,甘蔗品種增多了。在製造工藝方面,除了曝和熬外,宋代增添了一種新方法,即窨製法。至於製造普通砂糖的工藝,宋代應比唐代有進步。宋代遂寧糖霜的製造在中國製糖史上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宋代製糖地區有四川一帶,出產糖霜、石蜜、蔗糖、乳糖獅子等;江浙一帶。出產石密、乳糖、沙糖、糖霜;福建一帶,產沙糖;江西一帶,產沙糖;雲南一帶。產糖霜(白糖)、合子糖(紅糖);湖南湖北一帶,產沙糖;廣東一帶,產糖霜;西蓉(主要是波斯)產糖霜、石蜜。

宋代甘蔗和糖類的應用主要是食用和藥用。宋代製糖影響了大食和南海諸國,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甘蔗種植和製糖業得到了發展。

陳學文在論述我國古代蔗糖工業的發展時講到了宋代的製糖,指出宋供採取軋蔗取汁的方法,用巨石碾或舂蔗取汁。然後有濃縮、煎熬過程,把蔗汁直接放進鍋內煎熬,再去蜜凝結,把煎熬的糖水讓其自行凝結,凝結後加以過濾。曝之烈日才能完全凝結。

日本學者加藤繁在《中國甘蔗和砂糖的起源》一文中指出,甘蔗在唐宋之際除江西、湖廣、江蘇、安徽外,四川、福建也有栽培。宋代福建開始製造砂糖,而四川、福建、兩浙、廣東生產糖霜,四川開始製造石蜜。宋代砂糖的製造已廣為推行,其製造技術也已有進步。糖霜在四川、福建、廣東、浙江等地製造,其中以四川遂寧所產最為精美。

宋代白糖已在各地廣為製造,進而在四川和其他地方也有糖霜的製造。各個地方的砂糖產量雖然不知其詳,但大體而言,出產精美的砂糖的地方產量最多,因而可以把四川、福建、廣東等地視為砂糖出產最多的地方,以栽培甘蔗、製造砂糖作為農家副業的地方也不在少數。在盛產砂糖的地方,它已經成為專門的職業,在遂寧等地,以製造糖霜為業的糖霜戶已多達幾百戶。宋時已出現所謂「戲劇糖果」,有行嬌惜、糖宜娘、打鞦韆等名目。在臨安「沿街叫賣小兒諸般食件」有麻糖、鎚子糖、鼓兒餳等名目。宋代的調味品品類繁多,甚至包括一些藥物。除醬油和味精外,已與今人差別不大。如江南、福建一帶,「食紅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與今福建菜的風味相同。對窮鄉僻壤的農民而言,調味品也是十分難得的。有的「荷薪芻入城市」,換得幾十文錢,「買蔥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有的甚至「經年不食鹽者」。


古:《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

今:《中國民俗史·宋遼金元卷》,《中國風俗通史·宋代卷》 《中華文化通志》之宗教與民俗典里的飲食志,文化典里的宋遼夏金元文化志~

翻一翻有驚喜,不看不知道哦~


絕大多數宋朝平民是吃不起炒菜的,鋼鐵技術不行,合適的鐵鍋很難造


補充一個《東京夢華錄》,這是一個生活在兩宋中間的人寫的,基本是還原了汴京的原貌,裡面有各種吃喝玩樂


起碼北宋時期,平民階級是吃不到炒菜的,只有在「大城市」,如汴梁等地,最頂級的酒樓里,才有少數大廚掌握著炒菜的方法。不光是平民階級吃不到,偏遠地區的有錢人當時也很難吃到。


宋朝人可以吃到:

(慶豐)包子。

註:包子這個名稱的使用則始於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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