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出「大師作品」而之前幾乎沒有？

01-11

之前很少大師級的個人作品。
為什麼那時候一下子爆發？
而且接下來也平淡了很多，好像中華五千年的精華都集中在那幾百年。

謝 @葉諸梁之邀請，對於這個問題，最近恰好看了相關的材料（尤其是羅根澤先生《戰國前無私家著述說》一文），不敢言知，只代為總結髮揮一下前人的看法罷。

諸子百家最古老者，要數老子、孔子，然而，《道德經》更可能是寫定於戰國時代，孔子名下之《春秋》，是魯國早已有之的史書，孔子有刪改之功，無撰寫之可能。至於《論語》，則純乎是一些孔門弟子、再傳弟子直到戰國時代才編成的一部書。其他如列禦寇的《列子》，管仲的《管子》，標名更早的黃帝、伊尹、力牧等書，實則都是戰國或秦漢間人的偽托而已。

所以，要說個人作品，私家著述，不宜言『春秋戰國』，至多說到春秋戰國之交，或者戰國後，在此以前的私家書籍我們現在看不到，有可能是隨歷史湮滅掉了，但更大的可能是那時很少、或沒有私家著述，無書才所以不傳。

戰國之後才出現大家，出現大師作品，其原因大概如下：

孔子創辦私學，廣收弟子以前，中國乃是『學在官府』。各國皆有史官，一面掌握知識，一面壟斷典籍。非但平民百姓不能接受教育，獲得必備的學術能力，就連卿士貴族所學所見也很有限，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不具備作書的能力。（貴族也難以見到典籍的例子有：韓宣子是晉國世卿，即使是他，也要到訪問魯國時才能從太史氏那裡看到《魯春秋》和《易象》。同樣，吳公子季札，到魯國才能聽到詩和樂。）

戰國前的學問是國家化的、政治化的，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層階級的視線都集中在祭祀、治國和戰爭上，他們即使擁有知識，做出來的也不外乎《尚書》那樣的政治典章，《詩經》式的交際用辭（春秋時人們把詩經當作外交辭令），要不就如子產鑄刑書——總之並不為個人而寫書，也不為寫書而寫書、治學而治學。

之所以戰國後學問由政治化和國家化下行為平民化、學術化，關鍵在於所謂的『禮崩樂壞』，換言之，是春秋時代戰爭愈來愈猛烈，分封制、井田制的國家體系消滅殆盡，田地私有，大量農奴變成了小地產者、自耕農，所以社會上自由民的數量大大增加了，『士』作為一個階層也在孔子之後誕生出來，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靠學問謀食的游士。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士增加的同時，學問便也在民間積累、傳播，最後便產生了大家和大家著述。

學問擴展在可能性以外，還有一個急切的必要性——即，戰國時代舊的制度已經破滅，新的制度還未確立，在新舊交替之間，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社會和君王都需要有人來想出解決之道——所以，看諸子百家的書籍，實際上除了少數派（名家和研究科學問題的別墨）以外，他們都是極其現實性的，立足於現實的動蕩各抒己見，以求被世人接受，最終建立起新的制度。儒家、墨家不必說，就是道家，實際上也是意在解決問題。他們說無為，是想要減少國家干預，減輕賦稅；說為己，是要個人主義，要迎合新興地產主的利益；在無為和為己都絕望的時候，他們說隱逸，是乾脆放棄社會組織，回到類似無政府、無文明的狀態。

所以，西漢後學術思想為什麼由爆發轉為平淡了？同理：新的制度業已確立（君主集權的農業地主制），統治學說已被選擇（董仲舒改制的儒家）。學問發展的可能性還有，但急切的必要性和現實性已經消亡了。加之大帝國的大一統，多元文化被迫轉向單一文化，政治壓力增強。故而漢後的百家爭鳴局面才難以重現。（但在國家力量衰落或是大一統國家分裂的間隙中還有出現，比如十六國南北朝時代，比如明中晚期，都有過思想文化的繁榮。又，與異族的融合、對外的溝通也能帶來這種繁榮，比如唐代早中期，比如元代和明清之際。）

以上。

市場有需求啊

有關於漢字文化圈的推廣。在三代漢字是一種祭祀用的通鬼神的神器，只有在王室很少人會使用。從西周時期開始從王室推廣到了諸侯國和蠻夷國家（楚，秦，齊，）。經歷了春秋時期禮崩樂亂，士人亡流，私學流行的過程更重要是文書行政系統的建立過程，漢字開始世俗化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並逐漸被更多的人掌握和豐富，這樣的情況下大師作品出現的基礎有了。然後憋了很久的大師就開始井噴了

1、春秋戰國時期發明了筆，書寫變得方便而快捷，便於大篇幅地記錄思想，所以思想家就多。

2、春秋戰國時期國家分為很多小的單位（諸侯國），在思想鉗制的前提下，鉗制範圍程度和方向產生了差異，客觀上促進了多種思想的產生和碰撞；

3、分封建制的生產關係，相對穩定，各諸侯國之間的競爭促進了生產發展，相對富足的生活條件為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4、各諸侯國單獨發展，對周朝的統一管理是一種分解，一元文化於是向多遠文化轉變，為思想的產生和進步提供了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