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組以外的三等字有沒有可能是從非三等字中隨機分化出來的？
關於三等字 j 介音的由來，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一老兩新」三種說法：1、j 介音自古就有；2、三等來自短母音，非三等來自長母音；3、三等原先無標記，非三等來自咽化音。
但這三種說法都有各自的缺陷：
1、中古三等字的比例約佔一半，這麼多細音字說起話來很拗口，這種拗口的音系不太可能從上古一直延續到中古；章組廣泛地與端、見組諧聲，大概是這兩組中上古帶 j 介音的到中古都歸了章組；章組以外的三等字也有A、B韻對立，例如見組的「歧」是支A韻，「奇」是支B韻，「A歸章，B不變」是講不通的……
2、大家知道日語有長短母音對立，短母音為一拍，長母音佔兩拍，然而《詩經》的格律並沒有相關的體現，以四字一句的詩為例，則不管是不是三等字，都總是四個字一句，應該從來沒出現過兩個三等字對應一個非三等字這種情況……
3、咽音是一種比較難發的音，漢語的親屬語言和鄰近語言中也罕見咽音音位，而前面說中古三等字約佔整體的一半，那麼非三等字就同樣也佔一半，一半字讀細音很拗口，那一半字都咽化就能順暢了？
後兩種說法也都沒能圓滿解釋後起 j 介音的形成機制，只能認為這個 j 是不明原因地就無中生有了，既然如此，那其實用不著什麼長母音、咽化音也一樣吧？
因為精組和章組很少諧聲，所以我認為上古精組細音很可能就是讀齶音聲母的，後來端、見組細音統統齶化成為章組，雙重壓力把精組細音擠出了齶音的位置。這樣一來端、見組就都沒有細音了，於是原先的洪音就開始陸陸續續地增生 j 介音來填補這個空位，至於誰增生 j 誰不動則基本是隨機地。另外幫組和精組雖然很少有字變到章組，根本沒幾個空位需要填補，但它們可能也跟著這波大潮流產生了一批新三等字。就像公務員一旦有一個崗位缺人，來報名的可能就有十個人，填補空位的新生細音字也同樣太多了，導致音系負擔過重，於是增生 j 的過程很快就被抑制住了，這樣中古三等字和非三等字的區分也就定型了~~
謝邀。
關於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不排除這個可能，但目前我暫時不採用這個構擬。
在講原因之前，我先簡單地說一下這幾個學說的發展過程（這將不可避免地花費大量篇幅討論學界對於中古三等的處理）。
〇、肇始
眾所周知，Karlgen（高本漢）、王力等人率先將現代語音學、音系學等技術與傳統音韻學相結合，明確提出了各自的上古音、中古音構擬方案。對於中古音，他們根據宋代等韻學家的描述將一至四等理解為從洪到細的漸變，為三等和四等構擬了類似於 /-i-/ 的介音——當然，三等和四等還要區分開。王力對此的態度為（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解近似地說）「三等是 /-?-/，四等是 /-i-/」。顯然，王力的這個構擬有其固有缺陷：三等與四等的區分度不夠。對於上古音，當時的學術積累還不多，Karlgren、王力等人大體來說將中古音里的「三等」的構擬照搬到了上古。
一、眾說紛紜的中古音
之後的幾十年里，學界開始注意到被王力等人忽視的三個問題：一個是三等重紐的存在；一個是清代就已總結好的反切「音類」表明三等為一類，非三等為另一類；最後一個則是切韻成書的時代比宋代要早大約500年，宋代漢語相比於切韻已經有了很大的演變，因此宋代等韻學家的說法不一定準確。
為了解釋重紐和反切音類，學界提出了多種方法，在此主要提及四種：
第一類處理方法由李榮、邵榮芬等人提倡。該方法去掉四等的 /-i-/ 介音，將其分配給非重紐三等和重紐B類，而重紐A類仍為 /-j-/ 或 /-?-/。這種方法對於音類的解釋是：三等有 /-i-/ 或 /-j-/ 介音，聽感比較接近，而非三等沒有，所以分為兩類。這種處理方法改動較小，比較方便照搬之前的研究成果。對於上古音，這一派觀點並不特別在意，大體來說還是沿用了「把中古音照搬到上古音即可」的態度。
第二類處理方法由Pulleyblank（蒲立本）等人提倡。該方法與第一類大致類似，最大不同之處是並未將非重紐三等等同於重紐B類，而是將其獨立出來，以 /-?-/ 為介音（合口時用 /-u-/）。此外Pulleyblank將重紐A類記為 /-?i-/。這種方法對於音類的解釋是：三等以高母音起始，而非三等以非高母音起始，所以分為兩類。這種處理方法最大的好處是大幅簡化了音位結構，對於日語「吳音」的解釋也很方便（日語「吳音」中大部分非重紐三等字沒有 /-?-/ 介音，根據日語的已知演化規律也沒有曾經存在 /-?-/ 介音的可能性）。
第三類處理方法由Baxter（白一平）等人提倡。該方法同樣與第一類大致類似，去掉了四等的 /-i-/ 介音，但並未將其分配給任何音節——相對地，他們從語音學出發，認為 /-i-/ 介音必然會伴隨著聲母的齶化，實際上就是 /-?i-/。為此，他們將非重紐三等和重紐B類處理為 /-?-/，而將重紐A類處理為 /-?i-/。這種方法對於音類的解釋是：三等有 /-?-/ 介音，而非三等沒有，所以分為兩類。對於上古音，Baxter同樣直接將中古音照搬了過去，認為上古三等由 /-?-/ 所標記。然而，這種方法在韻母主母音為 /i/ 時遇到了非常大的問題——無論三等A類還是B類都成了 /-?i-/，沒有任何區別。為此Baxter只好違反了自己所利用的語音學原則，取消了主母音為 /i/ 時三等B類的 /-?-/ 介音，使得這套構擬顯得很醜陋——不過鑒於Baxter是美國人，這套擬音還是流傳甚廣。
第四類處理方法由Яхонтов（雅洪托夫）、Старостин（斯塔羅斯京）等人提倡。該方法保留了四等的 /-i-/ 介音，基本去除了三等介音，轉而將三等的主母音改為「緊母音」，與非三等的「松母音」對立。不過，對於重紐A類，他們保留了 /-?-/ 介音。與第二種方法類似，這種方法也能很方便地解釋日語「吳音」，更重要的是這套構擬不依賴於任何形式的 /-i-/ /-j-/ 對立。他們對上古音也比較有興趣，認為上古音同樣不以 /-?-/ 標記三等與非三等——在這一方面，他們採用了長短音對立的解釋。然而，這種方法有一個不夠美觀的地方：為了解釋中古章組聲母的產生，他們不得不假設在從上古到中古的演化過程中三等要首先產生一次齶化介音，將一些塞音齶化為章組並同時失落（參照英語「actual」「picture」「individual」「procedure」「visual」「measure」「pressure」「sugar」中「t」「d」「s」與「u」的關係），然後將 /-i-/ 的位置讓與四等。
總結起來，這四種學說對於中古三等和四等的態度是這樣的（以元仙先開口韻為例）：
二、上古反哺中古
中古音系面貌如何，學術界陷入了爭議的僵局，一時間誰也說服不了誰。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將目光轉移到了上古——隨著文獻的逐步收集與整理，上古音的可資利用的素材多了起來。Яхонтов與Pulleyblank率先提出了以 /*l/（1970年左右聽從李方桂的意見改為 /*r/）統一標記上古二等、以長短音統一區分三等與非三等、以主母音的「前」與「非前」統一區分一四等這三個相當關鍵的觀點，為釐清「等」的來源問題指明了一個方向。
在此之後，鄭張尚芳、Baxter與Старостин在1980年代幾乎同時提出了系統的上古六母音學說，並且都認為 /*r/ 不僅可以標記二等，還可以標記一部分三等字（主要指重紐B類）。然而，他們在如何劃分三等與非三等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鄭張與Старостин認為應該用長短音劃分，長母音對應非三等，而短母音對應三等（與Яхонтов正相反）；而Baxter則堅持比較傳統的觀點，以 /*-?-/ 標記三等。
雙方的觀點各有利弊，也都缺乏決定性的證據。「/*-?-/ 說」的軟肋在於從漢藏同源語到兩漢譯音都基本看不到如此大規模的 /j/ 音色的痕迹（這簡直太致命了）；而長短音說的軟肋在於漢語存在大量雙母音，而雙母音與長短母音對立相糅合非常醜陋，例如在解釋 *iu/i?u 與 *u/u?、*?i/??i 與 *i/i? 的合流時顯得縛手縛腳，很難假設上述雙母音和單母音相互轉化時為何能保持長短音對立不變，以及這種對立能從韻腹轉移到曾經的韻尾上。（順便說一句，從東漢開始出現的梵漢對音也看不出有關長短音對立的任何痕迹。）
為了彌補上述缺陷，長短音說部分轉向了「鬆緊音說」——認為起初是母音長短對立，後來變成了母音鬆緊對立。Старостин明確地提出了這一點，而鄭張也表示部分認同。此外，鄭張還把 *i 韻尾改成了 *l 韻尾以進一步避開上述問題。然而，不管怎麼說，這些修補的副作用就是使這套學說看起來更複雜了，在1980年代中鄭張和Старостин終究沒能說服Baxter。（附帶一提，鄭張在其著作中洋洋洒洒寫了很多使用長短對立的理由，然而在如今看來其中大約有一半站不住腳。）
然而，他們的最大貢獻不在於此，而在於提出了一套相對可信的、從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化途徑：鄭張粗略地指出「三等增生了 /*?/ 介音，然後變成 /*?/ (可能還有/*?/) 再變成 /*i/」，但僅僅這粗略一指，就足以否定李榮、Pulleyblank和Baxter花式堆砌 /-i-/ 和 /-j-/ 的構擬：中古三等A類以 /-i-/ 標記，來源於上古不帶 /*-r-/ 介音的短前母音；非重紐三等與三等B類以 /-?-/ 標記，來源於上古其他短母音，中古晚期才與重紐A類合流。
而Старостин更進一步，提出了一套介音增生路線：
漢語長、短母音的對立消失的趨勢從東漢開始…
顯然，音節趨於均衡是這個趨勢的一種反應。如果可以認為帶長母音的韻母是由兩個短音組成（譬如，ān=/aan/），那末，帶短母音的韻母自然是一個短音。使音節短音數量上的對立消失可以有兩種方式：或者使長母音縮短，或者使短母音復化，因而變成兩個短音的組合，顯然，這二者在東漢時期都沒有發生。我們認為，為了使音節的短音數量大體均等，東漢時期，在韻母里可能發生了獨特的複製聲母音色特徵的過程。這涉及到所有帶央、後母音的音節；這時音色特徵Z（引用者註：「央」）被複製為 -??-（*k?n→*k???n、*k?n→*k???n），音色特徵Q（引用者註：「前」）被複製為 -i?-（*t?n→*ti??n、*tw?n→*ti?w?n、*t??→*ti???），音色特徵H（引用者註：「後」）被複製為 -u?-（*p?n→*pu??n、*p??→*pu???）。在帶前母音或介音j（引用者註：Старостин允許少量上古j介音，而且他對於四等字的處理相當奇葩，這裡就不展開講了）的韻母里則總是複製韻母固有的Q特徵：*k??→*ki???、*t??→*ti???、*p??→*pi???…
這套增生路線回答了鄭張未曾回答的一個問題：在重紐一直保持到切韻時期的情況下，章組是如何率先齶化的？（順便說一句，鄭張提到過輕唇音的產生過程，展開了寫就是 p?→p?→pf。）
三、中古分期與意外收穫
在上古音研究進展不斷的同時，中古音的研究也在逐步細化，雖然混亂的擬音使得很多事情只能在音位層面上達成一致意見。其中最大的共識就是：中古音應該分期，南北朝甚至兩晉為早期，以當時的梵漢對音和零散的反切為進一步研究的素材；而中唐以後為晚期，以韻圖為代表。早期與晚期的音系有著一定程度的差異。
這裡首先要提到的是韻圖。韻圖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以《韻鏡》為代表，可能產生於晚唐，特點是每個「格子」對應著切韻音系的一個音節。另一類以《四聲等子》為代表，可能產生於宋金時期，特點是使用了「攝」的格局，其中的一個格子可能對應著多個《韻鏡》的格子——然而這些格子必定位於不同頁中的同一個位置，絕無可能位於同一頁中的不同位置（「去聲寄此」是除外，那純粹是為了節省紙張，不想為了區區幾個音節浪費兩頁紙）。
曾經有一種看法，認為《四聲等子》的這種合併反映了切韻音系中的對立直到宋金時期才開始變化，也就是所謂「中古音向近代音轉變的開始」。然而後來發現的各種證據都表明這種看法站不住腳，切韻音系不可能維持到那個時候。最奇怪的一點在於，從切韻韻部的角度來看，《韻鏡》到《四聲等子》的合併錯綜複雜，如果上面那種說法成立，那麼《韻鏡》的作者要有怎樣的先見之明，敢於將隸屬於《切韻》同一個韻部的音節打散到《韻鏡》中不同「等」甚至不同頁上，只為了把之後的幾百年里將會合流為某個音節的所有的切韻音節恰到好處地排布在《韻鏡》中不同頁上的同一個位置呢？
顯然，更合理的解釋是：《四聲等子》所顯示的音節合流早在《韻鏡》產生前就已走完（其實有一些例外，在此姑且不談），後者只不過是不敢跳出《切韻》的框架，即使它們確實已經合流，也還是人為地將他們排布到另一頁中的相同位置罷了。直接證明這一點的則是以中唐慧琳反切為代表的「時音」資料——它們直接指出中晚唐的音系幾乎就如《四聲等子》所示，至少就介音這一方面來說確實如此：重紐B類與非重紐三等韻合流，在韻圖中置於三等；而重紐A類與四等韻合流，在韻圖中置於四等。韻圖中的其他排布也都出於類似的原因，並非純粹像教科書中那樣「為了填滿空格」。這樣一來，一度流行的李榮、Baxter式中古介音處理方式幾乎不攻自破（請忽略那個用同一個符號表示自己都覺得聽感差距巨大的兩個音的腦筋打結的潘悟雲）。或許是出於這個原因，又或許是因為上古音同樣很不支持 /*-j-/ 介音，Baxter於1995年放棄了他先前的說法，認為上古音中沒有 /*-j-/ 介音，而對於中古音面貌如何不作討論。
接下來要提到的就是早期中古音了。首先獲得關注的是一個多年來的懸疑：梵漢對音中 ?? /k-/、?? /k?-/、?? /ɡ-/ 與 ?? /ɡ?-/ 絕少以見組非三等字對譯，而同樣四等均備的幫組卻沒有這個現象。
這對於諸如 ?? /ki/、?? /ki?/的音節來說還算比較好理解，然而 ? /k?/、?? /kɑ?/、?? /ku/、?? /ku?/ 只用三等字對譯的現象就很費解了——就算採用了Pulleyblank的說法，以高母音標記三等字，但 ? /k?/、?? /kɑ?/ 還是得不到解釋：似乎它們理應由一等的「歌」字對譯，然而譯者卻寧可生造、然後再花上一個世紀去推廣一個三等的「迦」字。有人曾經提出當時的梵語里?與??發生了齶化，然而這個說法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找不到任何佐證，從語音學角度來看當 ? /t??/ 或 /c??/ 大量存在於近旁的情況下 ? /k?/ 一度齶化然後又恢復原狀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在這種局面下（還有另外一些譯音的佐證），一部分學者提出了一種可能性：早期中古音系中，見母三等是 /k/，而非三等是 /q/，其他見組聲母以此類推。這樣一來「歌」字就成了 /qɑ/，與 ? /k?/、?? /kɑ?/ 拉開了距離，反而不如帶有一個模糊的 /-?-/ 介音的「迦」/k?ɑ/（介音換成 /-?-/ 也一樣）。
然而這還不算完。清代學者研究反切時總結出了大約51個「音類」，以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發現三等字一般由三等上字來切，非三等字一般由非三等上字來切（下字也一樣，不過下字的等本來就由韻部限制住了）。比如，《廣韻》有：
將：…即良切…
臧：…則郎切…
「將」與「即」都是三等字，而「臧」與「則」都是一等字。對於這個現象，老派學說的理解為（以1957年王力擬音為例）：「ts??k?」+「l?a?」→「ts?a?」，「ts?k?」+「lɑ?」→「tsɑ?」，三等介音處於音韻分界線上，所以反切上下字要盡量同時帶有介音或者同時不帶介音，達成一種「介音和諧」，以免讓讀者產生困惑，不知道切出來的字該不該帶介音。
那麼，如果採用Pulleyblank或者鄭張尚芳的中古擬音方案，三等分得更細一些，是不是能夠看到更加細緻的「介音和諧」現象呢（開合口和諧與本文無關，暫請忽略——其實這個現象也很弱）？事實並非如此。僅考察見組、幫組、知組等兼具三等與非三等的聲母：對於非三等字，無論其自身是一等二等還是四等，其反切上字通常為一等字，例外佔比很小；而三等字，無論以 /-?-/ /-u-/（鄭張方案是 /-?-/，後同）還是 /-?i-/（鄭張方案是 /-i-/）起始，其反切上字通常以 /-?-/ /-u-/ 起始，例外佔比很小。對於反切來說，沒有比「三等-非三等」分立更加細緻的「介音和諧」現象。
這樣一來就麻煩了。為什麼 /-?-/ 能與 /-?i-/ 和諧，而 /-?-/ 卻不能與 /-?-/ 和諧，/-?i-/ 也不能與 /-e-/ 和諧呢？Pulleyblank和鄭張都解釋不了。我們似乎不得不轉向Baxter業已扔掉的「/-?-/ 介音一統三等說」。
然而更大的問題則是例外——並不是所有三等字都以三等上字來切，並不是所有非三等字都以非三等上字來切。經過統計，無論是《廣韻》反切，還是《切韻》反切，甚至包括《玉篇》《經典釋文》的反切，都存在著一個現象：以三等上字切非三等字的情況要顯著多於以非三等上字切三等字的情況，甚至越早期的資料這個現象越明顯。就以時代較晚的《廣韻》而論，我們有：
襄：…息良切…
桑：…息郎切…
「襄」與「息」都是三等字，只有「桑」是一等字。如果仍用1957年的王力擬音，就變成了這個樣子：「s??k?」+「l?a?」→「s?a?」，「s??k?」+「lɑ?」→「sɑ?」。前者很正常，後者怎麼看怎麼奇怪。
於是老派學者們說，好吧，反切也不是那麼精確的…然而上面說了，問題在於：以三等上字切非三等字的情況要顯著多於以非三等上字切三等字的情況。如果只是因為不精確的話，我們似乎應該更多地看到諸如「s?k?」+「l?a?」→「s?a?」，而非「s??k?」+「lɑ?」→「sɑ?」的情況，畢竟我們學漢語拼音或者注音符號的時候所習慣的是「bo」+「ian」→「bian」/「ㄅㄛ」+「ㄧㄢ」→「ㄅㄧㄢ」，而非「bie」+「an」→「ban」/ 「ㄅㄧㄝ」+「ㄢ」→「ㄅㄢ」。可惜我們從反切中看到的恰恰是後者。
於是焉，老派解釋不了切語統計，Pulleyblank、鄭張等新派也解釋不了。
這個時候（其實是早在1994年），一個不怎麼懂音韻學的奇葩學者出現了，他叫Norman（羅傑瑞）。他完全沒有理會Pulleyblank、鄭張等新派擬音，把上古音和中古音混作一團，然後扔出一個觀點：早於《切韻》的某個時代里三等沒有標記，而一等和四等以聲母的咽音化為標記。至於理由——沒什麼理由，就是覺得這個方法看起來有點俄語，好像也能解釋一些現象罷了，雖然這些現象早就被Яхонтов等人用其他方法解釋過了。（至於二等…Norman覺得二等加r就可以搞定，三等重紐也要加r什麼的簡直沒聽說過，連知組的二三等對立都被他當作不存在了。）
然而，咽音化方案所能解釋的東西遠不止那些——只要我們為二等字也構擬咽音化聲母。
首先，它能解釋切語統計：介音和諧方面，非三等有個 /?/，三等沒有，所以有「介音和諧」現象，只不過介音換成了 /?/。「例外反切上字」方面，「桑：…息郎切…」可以解釋為「s?k?」+「l?ɑ?」→「s?ɑ?」（我隨便編了一個可能的擬音，並非認真的「私貨擬音」），可以類比於「bo」+「ian」→「bian」/「ㄅㄛ」+「ㄧㄢ」→「ㄅㄧㄢ」，相對自然一些。
其次，它能解釋梵漢對音：語音學中，/*k?/ 可以很自然地變成 /*q/。這既保證了上古時期一等可以和三等諧聲，也保證了早期梵漢對音中一等字不適合對譯 ?? /k-/、?? /k?-/、?? /ɡ-/ 與 ?? /ɡ?-/，因而只能用三等字去對譯這些梵語音節。（順便一提，在切語統計中，見組的「例外反切上字」是最少的，這也可以解釋為見組非三等變成了小舌音，與見組三等的軟齶音有一定距離。）
最後，它也能解釋從上古到中古的韻部變化：語音學上咽音或小舌音很容易影響母音音值，而事實上在上古到中古的演化中，非三等字要麼發生了低化，要麼發生了後高化，都與語音學規律大體吻合。
至於如何讓三等字把聲母齶化？那也很簡單。三等字按照Старостин所給出的「介音增生路線」增生高母音介音，然後高母音介音把聲母齶化——而對於非三等字，聲母的咽音化/小舌化特徵阻止了其中的某一步。
甚至我們還可以給出咽音化符號的消失時期：它大概在南北朝中前期，略早於「切韻音系」。在那之前，它將見組聲母小舌化；在它消失的時候，由於捲舌聲母（即莊組）天生排斥高母音（這一點有語音學解釋），莊組出現了二等與三等合流的現象，恰好影響到了切韻音系，讓切韻音系中幾乎不存在莊組二三等對立。
看起來很美。
四、有限的隨機性、有限的可知性
然而寫到這裡，「咽音說」的問題也就很明顯了。
首先，即便是在上古，非三等字的出現頻率也在40%左右。如果統一採用咽音說，那麼咽音的出現頻率未免太高了。
其次，先秦至南北朝的用韻統計很清楚的揭示出主母音高中低三分格局的建立——上古韻部到中古韻部的最明顯變化——發生於東漢至兩晉。在「咽音說」里，這個變化被理解為咽音可以拉低主母音，以及作為補償，不帶咽音的音節里主母音會有所升高，使得上古高低二分的母音格局分裂為四層，然後中間兩層再合併為中古的「中母音」。與此類似，部分韻部的母音後高化——另一個可以用「咽音說」解釋的現象——也同樣發生在這個時期。
然而與此相反，東漢以前的母音演變——雖然數量不算很大（資料不足，不好考證）——卻幾乎與三等還是非三等沒什麼關係。於是這樣一來就有了個問題：假如「咽音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同樣成立，那麼為何在從春秋戰國時期直到東漢初年的至少500年里咽音對母音幾乎毫無影響（押韻時三等與非三等一直沒有分用的痕迹），卻在東漢至兩晉的區區300年里呼風喚雨，直接把韻部整個重組了一番？
考慮到上文給出的「切語統計」和「見組可能的小舌音」也同樣是上古晚期到中古早期轉變過程中的現象，我們有理由懷疑，「咽音說」主要適用於上古晚期，可能並不適用於春秋戰國（古典時期），更不用說晚商和西周（諧聲時期）。
那麼，更早期區分「三等」與「非三等」的特徵是什麼？
鄭張與Старостин根據親屬語言提出，上古區分三等與非三等的特徵是母音的長短對立。前文曾經提到過，梵漢對音中沒有長短對立的體現，也就是說「長短音說」並不適用於上古晚期到中古早期的轉變過程——事實上他們也不得不改用「母音鬆緊對立」來替代。現在我們發現，「咽音說」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的說服力似乎要比「鬆緊說」略勝一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對鄭張、Старостин的觀點稍作修改，認為諧聲時期三等和非三等以母音長短標記，兩漢時期則以咽音與否標記。向前能與親屬語言的長短對立銜接，而向後則能解釋演變過程（附帶一提，純「長短音說」在解釋上古到中古語音演變方面很吃力），兩全其美。
可惜該有的問題仍舊存在：首先，母音長短也好，母音鬆緊也罷，都是附著於母音上的特徵。連聲母的咽音化都能顯著影響母音音值，誘發韻部分合，我們怎麼可能指望母音長短或者鬆緊對立能在那麼漫長的時間裡與母音音值相敬如賓？其次，鄭張、Старостин最開始的構擬體系中雙母音與長短音疊床架屋的毛病依舊存在。最後，我們實在找不出一個足夠合理的說法，能讓母音長短對立以某種途徑轉化為咽音有無的對立。
於是，學者們開始思考其他可能的途徑——或許不是出於上面那些原因，只是出於長短音說最開始就有的一個小問題：普通的情況是漢語非三等對應於親屬語言的長母音，而三等對應於短母音，但親屬語言里的長母音並沒有那麼多，也有很多漢語非三等對應於親屬語言短母音的例子。這或許意味著漢語的「非三等標記」不止一種來源。前面曾經提到過，先秦文獻里非三等字大約佔比40%。假如在那個時代非三等字要再分成兩種，各20%，那麼與無標記的一等字相比，這每一種有標記的子類都顯著較少，顯得自然多了。
另一種方案則是認為（至少一部分）三等字來源於失落的前綴（前綴總不會影響主母音音值吧），主要推崇者為金理新，據說Baxter現在也有這個意向（ @神晶 ）。這個方案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能解釋「車」「川」「順」「神」等差不多100個比較例外的字（研究諧聲系的應該能明白這些字有多麼麻煩），比如「車」可能就是 /*k?.la/→/*k.l?a/→/*k.t?a/。然而同時也引入了一個小問題：從《詩經》時期開始理應輕讀虛詞越來越多，然而這些虛詞同樣要佔用詩歌中的一拍，因而似乎每個漢字要嚴格對應於一個音節，即使有前綴，也不能帶有主母音——這個前綴又不能失落否則就無法解釋「車」等100個例外字了。（/*l?a/ 按正常演化會擦化為中古心母字，最後變成普通話 xū 或 xiē，/*la/ 就更不對了。）
或許最釜底抽薪的觀點是直接將其推給某種「隨機性」——比如，認為上古漢語來源於各部族原始漢語的混合，以其中某個部族的方言為主體，同時引入了其他部族的辭彙，導致了大量表觀「隨機性」的產生（請自行類比英語中日耳曼來源辭彙與拉丁來源辭彙），擾亂了漢語與其親屬語言的整齊對應。不過，這種情況顯然不能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以後——當時的「雅言」顯然已經很強勢了，不可能以那樣大的比例引入方言辭彙——或者說，從那時開始，漢語中就已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隨機演變。因此，這個觀點或許只能輔助解釋為何漢語中三等字或者非三等字的數量如此之多，但解釋不了為何三等標記或者非三等標記為何在東漢以前基本沒能影響主母音音值。
當然，小規模的隨機演變總是可能的。上古音系建構中曾經有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特定聲母條件下的魚部、鐸部三等字一部分進入了中古魚韻、藥韻，另一部分進入了麻韻、昔韻，這個分化是整個音系中僅有的一處無法使用Яхонтов所提出的三條構擬所解釋的現象。鄭張與Старостин曾經試圖用 /*-j-/ 介音來解釋——確切地說，鄭張以此為理由保留了一大批 /*-j-/ 介音（比如他認為章組都是在 /*-j-/ 介音影響下所產生的，這使音繫結構變得很醜陋而且也與大量譯音資料不合），而Старостин則小心翼翼地說「看來不得不保留一點 /*-i-/ 介音」。不過同源詞比較卻表明這些 /*-j-/ 介音幾乎完全沒有同源對應，這使得這個額外的 /*-j-/ 構擬只能用來解釋大約100個「特別」的麻韻與昔韻字，沒有任何其他用處。
而金理新等人的發現讓這個問題顯得更加嚴重：來源於上古鐸部的藥韻與昔韻字幾乎呈完全互補分布，這也就意味著實際上根本不需要為上古鐸部構擬 /*-j-/ 介音，Яхонтов所提出的三條構擬就已完全夠用。這樣一來，/*-j-/ 介音所能解釋的現象就又少了一半。
事已至此，似乎已經完全沒有必要保留這個 /*-j-/ 介音了——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魚部、鐸部字的上述分化現象由（半）隨機性所引發，類似於切韻音繫到中唐音系演變過程中「佳」韻的分化，或者金元時期部分三等字失去介音與一等字合流那樣，大體上有一些規律，但具體細節則是隨機的。只要涉及面不大，方言混合所導致的「隨機性」還是能夠分到一席之地的。
回到上古音。似乎我們也可以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漢語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隨機性因素，能夠讓三等字與非三等字相互轉化。但是，我們必須清楚，這種隨機性不可能波及得太廣，指望用隨機性因素解釋大量的三等-非三等分立是不可能的：古今中外任何一種進入文明狀態的語言都沒有如此大規模隨機演化的例子。
那麼，春秋戰國時期的漢語中，三等-非三等對立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呢？
我們不知道，或許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我們大概永遠也找不到足以重現古典漢語音系的素材。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只有儘可能充分利用現有的材料，構擬出儘可能簡單而合理、同時又能解釋儘可能多的現象的音繫結構與演變規律；而如此主觀的評判標準，大概也會使學派之間的爭論永遠地持續下去吧。
回答問題
0. 首先，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誰告訴你三等字一定有 j 介音了？
1. N種方案各自的毛病不止題主列出的這點，當然能夠解釋的現象也不止一三等分立。
2. 上古見組聲母條件下的支部不帶r三等字有的將聲母齶化，有的沒有，這其實不算什麼事，Baxter說了，可以甩鍋給隨機性，反正一共沒影響幾個字。認真你就輸了。
3. 40%咽化當然不順暢，短期存在或許有可能，長期保持不現實——不過呢，其實給「咽化說」只要能夠保持100年就足夠解釋很多現象了。
4. 在1000年的時間裡「後起」出 j 介音根本就不算事，簡直太容易了。高母音介音產生起來可能略微費點勁，不過Старостин指出了途徑，現實中北京等處方言的「鵝」之類的詞也都類似地產生了高母音介音。至於高母音介音進一步演變為 j 介音，或者把聲母齶化…古今中外多少例子，高母音特別喜歡往「前」跑這可是常識啊。
5. 隨機性搞這麼大（為了解釋三等與非三等的分流怎麼也要影響至少20%的字吧）顯然不靠譜…
6. Старостин指出了，上古精組有一部分來源於齦齶音（你可以理解為「hushing組」吧），但很快就與「hissing組」合流了。（順便提一句，兩套邊音也是這個原理，只是合流沒這麼徹底罷了。）這個合流確實在客觀上為塞音的齶化製造了空位。
7. 如果單憑「細音」就能把上古 /*t-/ /*k-/ 齶化為中古章組的話，我就問一下中古見組、端組四等是怎麼來的？另外，題主你怎麼解釋上古六母音里無論哪一個都能使 /*t-/ 齶化為章組，而只有前母音能使 /*k-/ 齶化為章組呢？如果你覺得這是 /*-j-/ 介音的原因，那麼你怎麼解釋為何 /*t-/ 後面能掛著一堆 /*-j-/ 介音，而 /*k-/ 後面不能？如果你覺得 /*k-/ 後面沒有掛著乃是因為掛著的老早就被齶化了…對不起漢藏同源比較不支持你這個說法。
結論：不排除隨機分化，但所涉及的字不可能這麼多。目前我仍傾向於咽音說，因為它的毛病不比其他方案多，而能解釋的現象也不必其他方案少，僅此而已。說白了，咽音說好用。
只是路過一下，因為看到了一篇相當帶勁的文：
沙加爾 白一平 (2016), 「A Hypothesis on the Origin of Old Chinese Pharyngealization（上古漢語咽化聲母來源的一個假設）」,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2):179-189
簡單來說就是原始漢藏語的祖語，「前原始漢藏語」（Pre-PST）曾經（至少）是雙音節的，而且會在語流中規避單音拍的存在（類似現象也出現在南島語系和南亞語系中）；結果遇到 「原本就是單音節」 的，或者說形如 *CVC 的詞時會在中間插入 /?/ 以令其變為 *CV?VC 。然後前原始漢藏語經過浩浩蕩蕩的單音節化進程誕生了原始漢藏語（PST），此時的 *CVC-CVC 已經丟掉了更多的音節變成單純的 *CVC ，而沒有音節可丟的 *CV?VC 則弱化成了 *CV?VC 。然後接下來的故事就簡單了，像Kuki-Chin那樣的語族丟掉了 /?/，結果 *CVC 一般變為短母音而 *CV?VC 一般變為長母音；至於漢語族——我們就有了神奇的 *CVC 與 *C?VC 對立。
大概就像這樣：
[Pre-PST] *C.nu?up &> [PST] *C.nu?up &> [Pre-OC] *n?up &> [OC] 內 /*n?up/ &> [MC] 內 /n?p?/
[Pre-PST] *CVC-nup &> [PST] *C.nup &> [Pre-OC] *nup &> [OC] 入 /*nup/ &> [MC] 入 /??i?p?/或者，咽音也有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作為一個介音獨立存在的：
[Pre-PST] *C.nu?up &> [PST] *C.nu?up &> [OC] 內 /*n?up/ &> [MC] 內 /n?p?/
[Pre-PST] *CVC-nup &> [PST] *C.nup &> [OC] 入 /*nup/ &> [MC] 入 /??i?p?/註：
[Pre-PST] = 前原始漢藏語（Pre-Proto-Sino-Tibetan）[PST] = 原始漢藏語（Proto-Sino-Tibetan）[Pre-OC] = 前上古漢語（Pre-Old Chinese）[OC] = 上古漢語（Old Chinese）[MC] = 中古漢語（Middle Chinese）附個支持咽音理論的證據。
[戰國] 公羊高《公羊傳》：
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東漢]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內而深」 「外而淺」 看起來很像是對發音狀態的描述。
註：
[OC] 乃 /*n???/ &> [MC] 乃 /n?i上/[OC] 而 /*n?/ &> [MC] 而 /???平/上古到中古的介音增生，沒有任何有說服力的可以證明的條件。。
目前只能認定是隨機的。。
現代方言的大量不規則讀音，也可以證明，可能視圖尋找的「音變規則」並不存在。。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