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比法家思想更適合現今中國嗎？
如果我們要辯論這個題目 我應該用什麼觀點呢 可以詳細解答下我嗎？最好可以建議一下反問對方的問題，有攻擊性的
儒家的要義是捍衛人的絕對自由
一
在人類文明史中，曾經出現兩種獨立和自由，以及有關這些獨立和自由的觀念。一種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獨立和自由，一種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獨立和自由。相對的、有條件的自由是假自由，絕對的、無條件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進化論者會想當然地認為絕對的、無條件的自由觀一定出現在相對的、有條件的自由觀之後，因為前者比後者高級啊。事實恰恰相反，絕對的自由觀遠遠早於相對自由觀。
先進的絕對自由觀出現在哪裡？答案可能讓很多人措手不及，是中國。落後的相對自由觀出現在哪裡？答案同樣讓很多人措手不及，是西歐。
絕對自由觀出現在什麼時候？答案是和中國文明同時產生，中國文明一開始就是絕對自由的。中國文明產生在什麼時候？答案是《易經》產生的時候。《易經》產生在什麼時候？產生在伏羲時代。伏羲時代在什麼時候？伏羲時代在神農時代之前。神農時代是什麼時代？是一個農業產生的時代。農業產生在什麼時候？10000年之前。所以，絕對自由觀的出現時間至少在10000年之前。
相對自由觀出現在什麼時候？答案是歐洲近代化開始的時候。歐洲的近代在什麼時候開始？答案是歐洲近代哲學出現時開始，最遠不會超過文藝復興的出現。西歐現代哲學出現的時間是17世紀初，文藝復興的開始時間是13世紀。所以，相對自由觀的出現時間不會早於13世紀。
也就是說，絕對自由在中國出現至少8700年後，另外一種自由才在這個世界上出現，而且是一種相對的假自由。
為什麼說自《易經》以來中國的自由是絕對自由？因為這是心性的自由。何謂心性自由？就是人意識自己心性的獨立存在，認為自己是一個心性存在，自己只服從自己內心所發出的指令，只會按自己內心的喜好去生活，而不會去服從心性之外的任何東西。
為何說心性自由從《易經》始？因為《易經》認為外界環境的變化和干擾是不重要的、無所謂的，一個人堅持自己內心的「貞正」才是最重要的。決定一個前途最終吉凶的不是外在環境，而是一個人人心是否「貞正」。而「貞正」是每個人內心本有的東西，都能感覺體悟得到，人性本貞。
這就是《易經》卦辭中反覆出現的「貞凶」、「貞吉」。無論占筮的結果是凶是吉，當事人都應該努力做到內心的「貞正」，按照內心的「貞正」去做事。只要你「貞」了，如果是凶，就會逢凶化吉，如果是吉就能讓吉更長久。
這意味著在《易經》時代，中國人不僅已經意識到人的心性的獨立性，而且還認為，人應該順應和服從自己的心性、內心去生活，而且人唯一要服從的只是自己的內心。
然而，自公元前3500年以後，中國的《易經》時代結束了，心性自由的時代結束了，絕對自由的時代結束了。為什麼？因為從此以後，中國屢屢遭遇外來文化的侵擾，這些文化都否認心性的獨立性，否認心性自由，而倡導或強迫人去服從自己心性之外的某種東西。這些所要服從的心性之外的東西統稱「外物」、「物」，那些外來文化也可統稱外物文化。
這些外來文化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服從神和祭祀儀式的九黎文化；第二種是服從皇帝權威的法家文化；第三種是服從涅槃和修鍊的佛教文化；第四種是服從財產和科學真理的西方現代文化。
二
先說第一種，服從神和對神的祭祀儀式的九黎文化。這種文化傳入中國的時間最早，大約開始於公元前3500年。但真正傳入中國文化的核心區域，即以豫東和魯西為中心的黃淮平原，並與中國心性自由的文化發生嚴重衝突，則是1000年以後的事。
九黎文化的核心特徵是崇拜神、服從神，並要對神舉行繁雜的祭祀儀式。這與當時古兩河、古埃及的多神教文化高度相似，應該是多神教文化東傳的結果。蚩尤是九黎族的一個首領，黃帝-蚩尤大戰實質是兩種文化、文明的衝突。九黎文化破壞心性自由，要求人們服從神，服從祭祀。而中國所固有的《易經》文化、心性文化則堅決反擊。要捍衛心性自由，必須抗擊九黎文化，反對神，反對祭祀。
文獻記載中的「五帝時代」實質上就是一個抗擊、改造九黎文化的時代，與考古學中的龍山文化對應，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100年。
這種抗擊和改造，是在一武一文兩條戰線上展開。武的戰線就是戰爭驅逐，把九黎族趕出中國文化的核心區。這個過程開端就是「黃帝-蚩尤」大戰。事實上，對九黎族的武力驅逐，零零星星幾乎貫穿在整個五帝時代。直至舜時，還發生了「遷三苗於三危」的事。
一個流行很久的觀點，把黃帝看成中國文明的始祖，把黃帝時代當成中國歷史的起點，這是不正確的。黃帝不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而只是捍衛者。到黃帝時代，中國文明的歷史已經很古老了，但是卻遭遇外來文化的衝擊。
文的戰線就是對九黎族的多神教文化進行改造和排除。改造的工具和武器就是《易經》思想，心性自由的思想。所以，這種改造也就是把多神教《易經》化、心性化。這個過程中的突出事件就是發生在顓頊時代的「絕地天通」。
「絕地天通」實質上是「絕人神通」、對神「立憲」，把神趕到天上，「敬鬼神而遠之」。改造後的神就成了「天道」，或者叫「天帝」、「上帝」、「天」、「老天爺」。它不被允許在人間存在，不被允許有自己的神像和神廟，也不被允許干預人間的事情，而只能遠遠地躲在天上窺視人間。
更重要的是，它也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只能以老百姓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此即《春秋》中多次出現的「民者，神之主也」，以及尚書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樣以來，真正的權威依然是民自己，上帝、神反而成了民的服從者。
除了對神的改造，還有對祭祀儀式的改造，「禮」就是這種改造的產物。「禮」字的字形含「礻」，說明含有祭祀的元素。《說文解字》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而致福也」。
但「履」音同「律」。「律」的原意是「音律」，在《易經》時代是用「數」和「律」來表達「道」的，數、律就是道。用「道」字替代「數」、「律」來表達道的概念，是春秋以後的事。所以，「禮」字的另一個來源就是《易經》的道，而且這是禮的主要成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禮記》說，「禮者，理也」，禮就是道理。
經過「五帝時代」這兩條戰線上的抗擊和改造，中國基本上趕走和廢除了九黎文化，捍衛和維護了《易經》文化和心性自由。儘管神和祭祀的遺留還在，但是他們已經不是人們生活的主導和主宰，主導和主宰人們生活的，依然是人民自己，人民自己的心性、內心。
三
第二種破壞心性自由外物文化是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認為最高的權威就是法律，而這個法律似乎又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所謂的「道」，即司馬遷說的「法家本於黃老」。第二個來源是則是君王的意志。但是，在實際應用中，君王的權威又是凌駕在道之上的。君王的權威又來源於什麼？來源於武力。所以，法家的最終、最高權威不是別的，而是武力。
具體來說，法家文化有三個主要特徵。第一、君王是最高的權威，整個國家都是君王家的私產，君王對國家的管理是高度集權的，當然也是專制的；第二、君王有無限擴大地盤的衝動，所以富國強兵、侵土滅國是法家君王的基本國策；第三、老百姓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君王，服從君王的法律，心性自由被徹底否定。
在全球文明史中，法家文化最先在波斯帝國成熟，此前的亞述帝國則出現了雛形。而且，法家文化在波斯帝國出現後，迅速向其他地區傳播。希臘、印度都出現了法家文化。中國的法家文化應該也是來自波斯帝國。
法家文化在全球傳播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製造了世界範圍的「禮崩樂壞」。「禮崩樂壞」不僅在中國發生，而且也在古兩河、古埃及發生，在希臘發生，在印度發生。最慘的是古兩河和古埃及，此後這大文明徹底消失。二是，以波斯帝國為模板的集權專制的大帝國紛紛在各地出現：取波斯而代之的亞歷山大帝國（前330年）、印度的孔雀帝國（前324年）、中國的秦帝國（前221年）。
法家文化傳入中國後，為捍衛心性的獨立和自由，中國人也在一文一武兩條戰線上進行抗擊和改造。文的戰線就是儒家的崛起，武的戰線就是農民起義。
儒家之所以在春秋時期出現，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捍衛固有的心性自由傳統，抗擊法家。需要強調的是，法家文化在中國出現時，是一種政治形態，是實踐的，而非學術的、思想的。主要的法家人物不是別人，正是那些受法家文化吸引和影響的國君們。所以，儒家抗擊法家的主要鬥爭形式就是遊說君王，勸說他們放棄法家新思想，回歸固有的傳統。孔孟都是此方面的佼佼者，「明知不可而為之」。
孔孟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和捍衛心性的獨立和自由，捍衛人的絕對自由。
一般認為，「仁」和「禮」是孔子最重視的。「仁」不是別的？而是人的心性所固有的功能和特徵，很接近於《易經》中的「貞」，或者是用當時的語言去解讀「貞」。
禮是什麼？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禮不是外在的規定，而是本於心的，是源於內心的感受和判斷。服從禮不是服從任何的外在權威，而是服從自己的內心，讓自己做到「心安」。
孟子之所以堅定地說「性善」，也是意在捍衛心性的絕對獨立和絕對自由，捍衛人的絕對自由。
如果承認人性有絲毫的不善，那麼如果讓人只去服從自己的內心、心性，那麼就一定會出現惡的結果。這就給外在權威的存在提供理由，而允許任何心性之外的外在權威存在，心性自由必然會遭到破壞，迷信和暴政必然產生。
農民起義和儒家學說在秦以後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反法家專制。強大的秦國為何在同一中國後短短14年就崩潰了。原因很簡單，中國老百姓的固有傳統和習慣是心性自由、絕對自由，這和秦賴以強大的法家專制高度不相容。
說到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心性自由在10000年前的伏羲時代就已經在中國出現。即便是到了秦朝，也已經有8000年以上的歷史。心性自由早已滲透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里了，並且一代一代地傳承著。所以，儒家思想的精髓並不僅僅局限在那些號稱儒家的人身上，不僅僅局限在儒家的經典文獻中，而是堅實地存在於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心裡。每個傳統的中國人都是儒家。
所以，農民起義也是儒家們的反抗，反抗法家專制，捍衛心性自由。每一個起義者都是天然儒家，每一位農民領袖也都是天然大儒。從陳勝到毛澤東，概莫能外。不管他們意識沒意識到，承不承認。
秦以後，農民起義和「儒法之爭」也成了中國歷史的永恆主題。同時，在這兩者的夾擊下，中國的法家專制也被改造了，心性化了。儘管遭到某種程度的曲解和篡改，以孔孟為中心的儒家思想最終成為支撐君王和政府存在的理論基礎。最高權威依然是心性，而非心性之外的任何東西。心性自由基本得到維持和延續。
四
第三種破壞心性自由的外物文化是佛教。
佛教的問題是，設定一個心性所本無的涅槃的狀態，佛的狀態，然後又想像和虛構了很多修鍊的方法，說通過這種修鍊就可實現涅槃和成佛。
中國固有的心性自由傳統認為，心性的本善功能是天然就有，自然生長的，無需刻意的修鍊。孟子的「性善」論、「四端之心」說、「義內」說都是在表達這一主旨。性善論上面談到了，這裡對「四端之心」說、「義內」略作解釋。
「仁義禮智」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個人的，是一個人有道德的外在表現。另一層含義是宏觀的、社會的，是一個社會有和平有序的表現。一個人看起來「仁義禮智」，他就是一位有德的君子。一個社會看起來「仁義禮智」，就是一個太平盛世。
孟子認為，「仁義禮智」的根本在人心之中，是從人心中發端的。也就是說，「仁義禮智」都是人心所本有，人性所本有。所以，無論一個人想成為有德之君子，還是整個社會要成太平盛世，其要訣就是順應每個人本心、本性。這是「四端之心」說，要義還是維護心性自由。
「義內」說認為，一切知識、道理的來源不在人心之外，而在人心之內。不存在任何外在於人心的「真理」。「義內」說徹底否定了心性之外的任何知識權威，其核心依然是維護心性自由。
後來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有宗，也是大談心性、佛性，給人的感覺，宋明的心性學彷彿來自佛教。實則不然，佛教所談的心性、佛性都是心性所本無。它要把這些人心所無的東西強壓到心性之中。之所以如此，他們認為人的自然的心性是有缺陷的，不可信賴。
所以，佛教實際上和法家一樣，都是認為心性本來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惡的。不同的是，法家主張，糾正人性的惡，需要外在的專制強權。而佛教認為，糾正人性的惡，不能靠外在的強權，而只能靠每個人自己的修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佛教也是反法家的。
中國人之所以對佛教感興趣，也是看中它反法家的一面。漢武帝之後，儘管儒家成了官方理論，但是這時的儒家已經法家化了。所以，現在有人批評儒家是皇帝統治集團的幫凶。但是，一定要清楚，這時的儒家是法家化的儒家。
也就是說，儒家在與法家的對抗中，已經力不從心了。所以，就拉佛教做一個幫手，來共同抗擊法家。儒釋道的共同之處就是都反法家。佛教幫助中國人重新找回對心性獨立的認識和自信。
禪宗之所以在中國能夠成為佛家的主流，原因就在於，它把原來佛教認為心性所本無的東西看成是心性所本有。佛性是人生而有之，就看你悟不悟。悟了你就立馬是佛。所以，禪宗也徹底否定了修鍊。
事實上，禪宗是徹底反佛教的，信奉禪宗的和尚都是穿著僧袍的儒家，而且是孔孟派的原始儒家。佛為人心本有，事實上是孟子「性善」說、「四端之心」說、「義內」說的翻版。禪宗更多地是用佛教的語言表達出來的孟子學說。
然而，禪宗和孔孟儒學之間還是有一個本質差別。在孔孟眼裡，心性是自然的東西，每個人都可體悟到自己的心性，也可通過行為去觀察別人的心性，但是心性並非一個實體，而是無形的。孔子壓根就不怎麼專門談「心性」，孟子提出性善說，也是以真實經驗的角度出發，沒有任何的玄想和預設成分。
但禪宗卻為心性預設了一個狀態，就是佛性。佛性是一個先驗實體。儘管承認佛性是人心所本有，但是，佛性這個實體事實上並不存在。所以，禪宗對人的心性的認知就不是自然，是假的。把一個假的東西硬生生地安在人心上，當然會破壞心性自由。
所以，到了宋以後，宋明理學應運而生。宋朝儒學的主要目標就是打碎禪宗的「假心性」，回歸人的真心性，從而解除禪宗對心性自由的約束。
毫不奇怪的是，作為宋明理學的「創始人」，「北宋五子」都是易學家，他們反擊佛教的武器依然是《易經》。他們用源自《易經》的「義理」替代「佛性」，重新解讀和支撐心性。所以，宋明的學問叫「理」學，又叫「心性學」。「理」和「心性」是一體兩面：心性就是能夠產生「義理」的心性，「義理」就是來自心性的「義理」。
宋代理學可用三個字概括，「性即理」；明代理學也可能用三個字概括，「心即理」。宋明儒家之所以用「理」來詮釋心性，根本意圖依然在堅守中國《易經》以來的固有傳統，就是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既然人的心性是「理」，那麼人要過合理的生活，不是服從任何別的東西，只需服從自己的心性。
五
第四種破壞心性自由的文化是西方現代文化，自鴉片戰爭，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後傳入中國。
對現代文化，目前中國，當然也是世界，存在的最大誤解是，認為現代文化是自由的。甚至說，在人類文明中，只有現代文化才是自由的。然而，如果站在中國傳統的心性自由的角度看，現代文化講的自由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是假的。
現代文化講自由，不是針對人的心性，而是針對權利的。重要權利有兩個，一個是財產權，一個是政治參與權，主要是選舉權。參與政治主要還是確保自己財產，所以，最終最重要的權利只有一個，就是財產權。
他們認為，有了以財產權為主的各類權利，人就是自由的。人要自由，也就是爭取權利。總之，權利和自由是等價的。
在中國心性自由的傳統看來，西方現代文化犯了很幼稚的錯誤。因為只有心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將自由掛在任何外物之上，允許有凌駕在心性之上的任何權威，心性必然會遭到這個外物的奴役，而失去自由。
現代西方人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的認識水平尚未達到能夠認清心性的程度，沒有意識到人的心性的獨立性，沒有意識到人是一個心性存在，沒有體驗過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中國的心性傳統早就明白，如果你將自由託付給自己心性之外的任何外物，允許你自己的心性服從任何的外物，允許任何外物凌駕在心性之上，這些外物都一定會破壞心性的自由，奴役心性。
現代的中國跟隨西方，將自己的自由託付財產權，託付給財產，問題已經集聚的很嚴重了。每個人的財產權都大幅增加了，然而人們的總體自由感不僅沒有相應增加，反而下降了。人們變得越來越壓抑，越來越無奈，越來越盲從，越來越忙碌，越來越恐懼，越來越冷漠。我們經常聽到的抱怨是「人不如狗」，而現在的年輕人也的確喜歡用狗形容自己，譬如上班狗、留學狗、單身狗。
問題就在於，我們因西化、現代化而相信、迷信財產即自由，而偏離了傳統的心性即自由，這導致財產壓迫心性的局面的出現。
財產壓迫心性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我們追求某項財產，並非出於本有的心性需求，而是受到誘惑、誘導，出於攀比和炫耀的目的。這樣我們的忙碌實際上都是不是真正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做給人看。生活成了作秀和擺拍，人也成了財產的奴隸。
第二，當我們獲取某些財產權時，會犧牲掉另外一些財產權，而且犧牲掉的財產權可能更重要。最典型就是生態破壞，在消費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好時，我們的空氣和水卻越來越臟。
第三，獲取財產會犧牲掉我們的閑暇，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屬於我們自己了，而是被我們已經購買的和將要購買的財產綁定了、預定了。這和賣身為奴有何本質區別。
第四，人人都以財產為重，不把自己的心性當回事，也當然不會把別人的心性當回事。人人都財產化了，工具化了。冷漠是自然的，欺騙也是順理成章的。
除信奉權利外，西方現代文化的另一個信奉是科學真理。象佛教預設一個佛性存在一樣，現代科學也預設一個科學真理在。不同的是，佛性存在心性之內，而科學真理則存在於「客觀世界」。也象佛性一樣，科學真理並不存在。對科學真理的迷信，和對財產的信奉一起，也造成了對心性獨立性的否認，和對心性自由的極大破壞。
毫無疑問，中國必須象抗擊和改造信奉神和祭祀的九黎文化一樣，象抗擊和改造崇尚武力和君王的法家文化一樣，象抗擊和改造信奉佛性和修鍊的佛教一樣，來抗擊和改在當前的這種信奉權利和真理的西方現代文化。
這種抗擊和改造同樣也會在文武兩條戰線上展開。在武的戰線上，中國已經勝利了，這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新中國建立之後的一系列的反侵略戰爭。
然而文的戰線目前已經沒有正式啟動，相信很快就要啟動了。回歸傳統、回歸儒家的勢頭不是正在興起嗎？武器嘛，依然是以《易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當然，我們需要用現代的語言重新解讀一下。（微信：新心性主義）
見過一句話，是「內儒外法道潤滑」。
我想首先闡述一下自己對待一場辯論賽的基本態度。在此之前我想先迂迴到圍棋賽場，如不感興趣可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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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比賽看似節奏緩慢，對手雙方溫文爾雅不動聲色，但實際上其激烈程度一點兒不亞於辯論賽。一位好的選手首先要做到的是心平氣和，「每臨大事有靜氣」，以非常沉著的心態迎接對手的挑戰。每一步都盡量走正著，所謂堂堂正正，不耍小聰明，不存任何僥倖心理，完全以自己的實力去應戰。如果最後輸了，就輸了。回過頭來再看自己有哪些不足，對方有哪些長處，總結教訓，準備下一次戰鬥。沉著的同時當然也應該保持嗅覺的敏銳，一旦對方出現漏洞要抓住機會，讓他為自己的輕率付出代價。前不久的LG杯四分之一決賽中，中國棋手謝赫就是以異常冷靜的心態開局，中盤抓住韓國棋手許映皓的一手過分之著銳利進攻，一舉將其擊潰。但是接下來半決賽，韓國棋手李昌鎬表現得更為冷靜沉穩，抓住謝赫一個幾乎不易覺察的漏洞，最終將謝赫淘汰出局。接下來，我想再跳到乒乓賽場，如不感興趣請同樣跳過。乒乓球比賽的速度和力量比辯論賽要直觀的多，經常出現對攻對拉的火爆場面。但是優秀運動員同樣要有非常平穩的心態，堅持以我為主的打法，相信自己的實力，不急躁，不輕易採取一招制敵的賭博式戰術。不過乒乓球有其特殊性，在戰略上還應該區別對待。
一、碰到相同打法的對手（比如都是直拍正手正膠反手反膠）總的來說應該以防守為主。能守得住才可能有好的反攻機會，甚至好的防守可以直接得分。日本選手水谷隼在防守方面相對就很出色。這實際上就是比誰的失誤少。
二、碰到不同打法的對手（比如直拍對橫拍，反膠對長膠等）總得來說應該以變為主。從發球接發球開始到防守和進攻的各項技術戰術運用都要想到變。因為按常規打法進行對手往往很熟悉，他們有很多極具針對性的打法反而會使自己不適應。變就是讓對手也不適應，比賽就是看誰的實力更厚重，應變能力更強。
當然了，跟圍棋一樣，如果對方的水平比自己高不止一個檔次，除了自舔傷口也只有到相應的論壇去求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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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分割線內的想法，對於辯論賽我以為也應該首先安頓好心態：盡量發揮自己的實力，不偏激，不冒進，不在枝節問題上糾纏，穩守己方的陣地，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基礎上防守反擊。最後輸了就輸了，不找客觀原因，比如裁判不公啦，辯題不利啦，對方的專業知識佔便宜啦等等。參加辯論賽的過程首先是享受的過程，其次是增長才智鍛煉能力的過程，受益是肯定的。
對於題主給出的辯題，具體分析如下：
一、 定義
拿到辯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定義，也就是把辯題中的要點解釋一下。
1. 一個名詞或者說一個概念的外延與內涵往往範圍模糊，下定義就是明確辯論焦點，使得雙方能夠真正較上勁，避免出現類似雞同鴨講的尷尬局面。
2. 好的辯題應該地形開闊，給雙方構築陣地提供足夠的空間選擇。但是辯論時間有限，下定義就是確定戰場規模。3. 下定義的同時也是雙方搶佔有利地形的過程，或使自己居高臨下，或使自己有險可守，或使自己攻防皆備。因此，第一槍有可能就從這裡開始。但是備戰的順序卻不能線性進行。下定義之前需要大概考慮一下第二步的工作，即確定己方的論據，也就是想好自己所要辯論的幾個要點（arguments），再回過頭來根據auguments的需要考慮如何下對己方有利的定義。或者第一和第二步的工作要交叉進行。關於本辯題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三個概念；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現今中國。
兩個思想都有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內容也非常豐富。這裡正方就可以給對方設陷阱，即下定義的時候就對儒家思想完成保留精華去其糟粕的工作，使其內容可以很好地適合現今中國；而對法家思想故意將原生態和盤端出以凸顯其「不適合現今中國」的方面，看反方如何接招。
關於現今中國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定義：
1. 過渡時期，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更完善的社會主義體系過渡。
2. 轉型時期，a)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b) 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轉變；c)從非以人為本不夠和諧的社會向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和諧社會轉變。3.崛起時期，具體內容根據arguments確定。4.動蕩時期，由於西方文化滲透，全球化浪潮裹挾，信息爆炸影響，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的普遍規律……等因素，現今道德標準混亂，拜金主義橫行，貪污腐敗猖獗，分配製度不完善導致貧富差距加大，信任危機加重等。其中的一些細節及其表述需仔細研究，例如信息爆炸的正負作用，貪污腐敗的程度和趨勢等。5.其它簡單說給本辯題下定義就是回答三個問題：1.儒家思想是什麼？2.法家思想是什麼？3.現今中國是什麼性質？前兩個問題是定量，因為每一個展開都會廣闊的不著邊際，定義就是限制展開的程度。最後一個問題是定性，使辯論有針對性。以上都要根據arguments確定具體內容。
注重細節的人是可怕的。因此，還不能忽略給「適合」下定義。如果正方以為這沒什麼可多說的在下定義環節沒有提及，而反方卻給出了完全意料之外的定義，正方就此陣腳大亂也是很有可能的。比如，正方想的是「更適合」嘛就是「更有利於」，「更有效」，「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等等。但是反方卻從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作為攻擊點。他們也許會把法家思想定義為具體的法律法規內容而把儒家思想定義為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政治思想教育，然後問，「如果一個思想更有利更有效，為什麼社會表現出來的實際情況卻正好與這個思想相反？」或者「政府機關每周例行的政治思想學習到底有什麼實際效果？為什麼農民工不需要政治思想學習？您能否舉出每年感動中國的哪一位人物是受了思想教育的影響才做出感動大家的舉動？」接著他們會滔滔不絕地闡述只有制定完善的法律並鐵面無私的執行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才有可能產生實際效果。所以正方絕不可忽視對這一細節的研究，因為它的定義有可能改變整個辯論的性質。
如果再細究關於「更」的定義會不會讓人崩潰？但這卻是辯論中有可能用到的技巧之一。當一方感覺到辯題於己方不利時就不和對方硬抗，不強調我是對的你是錯的，而是退一步說您的觀點不錯但不會產生實際意義，我方的觀點相「比較」而言卻有可能產生實際效果。也就是把「更」暗含的的絕對性弱化為表面的相對性，但在評委和觀眾聽來還是「更」。
甚至，我不知道該不該用蛋疼這個詞來形容某些劍走偏鋒的招法。就本辯題而言，還有一種可能性存在，就是反方不把「現今中國」定義為「現今中國社會」，而是定義為「現今中國官場」，「 現今中國經濟」，「 現今中國法律實踐」，「現今中國農村」，乃至於「現今中國鐵路」，「 現今中國房地產」或「現今中國青少年」。類似的情景喜劇我在辯論賽中遇到過，這對雙方加上評委都是一場折磨。所以英語辯論賽規定，辯題的定義由正方確定，反方不同意的可以申述，反駁，或者抗議，但必須在正方確立的定義範圍內進行辯論。既然無論如何反方總得接受正方所下的定義，那麼反對還有什麼意義呢？有意義，那就是你得說清楚自己的「委屈」之處，讓評委們認識到由於按規則辦事你們確實已經處於某種程度的不利局面，這樣在最後的裁決中自然會考慮這個因素。中文辯論似乎沒有這樣的硬性規定，但是個人認為下定義這個環節一定要認真準備並下足功夫。我讚賞一方的高姿態，就是在相持不下的時候很大度地放棄己方的定義，以「在哪兒打都秒殺你」的心態迎接挑戰，使得辯論賽能夠正常進行。因此，請理解「下足功夫」的意義。
在賽場上下定義自然是一辯的活兒。
二、論據，即辯論要點
就是說考慮從哪幾個方面來證明「儒家思想更適合現今中國」，同時體現出「法家思想不適合現今中國」。如前所述，錯綜之處在於，做這一步的同時要兼顧上一步，也就是要結合辯題要點的定義來準備論據。
初步考慮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準備：
1.如果不是中文、歷史或哲學專業，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思想史了解不夠深入，同時時間也不容許詳盡準備，可從相對較抽象的層面展開。
a)儒家思想的出發點是「天下」，是為普天下所有的人考慮的。 針對：法家思想是從君主出發，只為當權者一人考慮。 b)儒家思想提倡「人治」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觀。 針對：法家思想強調「法治」，無視人的因素。 c)儒家思想的目標是治本。 針對：法家思想是治標。2.如果願意利用這個機會認真研究分析比較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思想文化遺產，而且時間也有保證，可從較為具體的層面展開。
a)儒家思想的「仁」到「仁政」是政通人和的基礎。 針對：法家思想的刑賞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人的思想觀念問題，即有可能一定時期內政通，但難以做到人和。 b)儒家思想的「禮」是社會和諧的基石。 針對：（按易中天老師的觀點）法家思想的要害就是一把刀，不是傷人就是傷己。 c)儒家思想的「中庸」是處理各類矛盾的客觀標準。 針對：法家思想「輕罪重罰」的不講理原則以及「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集權主義理念不適合多元化的現今中國（多元化要在給現今中國下定義時提及）。一般說來，越抽象可能涉及的話題越多範圍越廣因此不好把握，而越具體可能涉及的專業知識和精細概念越多也不好把握。所以各有利弊。
三、例證
就是給第二步所確定的每一個論據提供若干具有說服力的能夠支撐其成立的具體例子，最低要求是使自己的整個辯論體系可以自圓其說。較高要求是具有現場效果，就是讓你的論據聽起來血肉豐滿，邏輯順暢，能打動評委和觀眾。
做這一步特別需要小心的是每個例證都得確保盡量不給對方以可乘之機，不能同時也可以被對方用來證明他們的觀點成立。或者至少要做到能夠預料到到對方將如何反駁以及我方如何應對。
這裡也可以給對方挖坑。比如在「禮」的論據下舉「禮不下俗人」的例子，誘使對方以「刑不上大夫」反擊，考驗對方的準備工作是否充分。網上可以查到，對於「刑不上大夫」有多種解釋。按望文生義的理解「大夫犯罪可以免刑」，目前看來是低級錯誤。理解為「刑法不加重於大夫」，看來是可以廣泛接受的。不過也還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至少在必要的時候或抵擋，或反擊，或僅僅作為「有話可說」從而避免冷場的內容都會起作用。（這裡還有可能引起另一個話題，即儒家思想不是不要法治，而是將法律手段放在仁、義、禮、德等方針之後。）大禹的父親就是因為治水不力而被舜帝處死，這既說明自古以來包括儒家思想都重視法治而且也說明「刑」可以上大夫。有一種對「刑不上大夫」的「辯證性」解釋是：對政府官員而言，以「刑」的標準要求他們就太低了，要以「德」為標準。他們就應該是德才兼備的國家棟樑。如果不得不降低到和普通人一樣的「刑」的標準，這些官員和人渣有什麼區別？所以「刑」只是針對普通人的，不上升到官員這一級。當然，如果某大夫犯法，那他就成為犯罪分子，肯定是要懲罰，但是並不因其原先官員的身份並且知法犯法而加重處罰。這時候才適用「刑不上大夫」的本意。
具體例證。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幾個關鍵詞就是「仁」，「禮」和「中庸」，這些是談論儒家思想必然會提到的核心內容。無論最終確定的論據如何表述，也無論聯繫到哪個特定方面，這些重點總得準備。
1. 假定一個論據就是前面提到的「儒家思想的「中庸」是處理各類矛盾的客觀標準」，例證可考慮中國足球，因為這個話題內容多，有的辯。而且，謝亞龍、南勇等一干官員仍在獄中等待審判，反方非常有可能就此大做文章。預估到這一點，事先做好更充分的準備，應該也是很有意思的交鋒。當然這也算是塊兒硬骨頭，啃起來要費些力氣。
首先，如果說「仁」是價值觀，「禮」是行為規範，那麼「中庸」就是方法論，其要義就是把握好一個平衡的度，不過也無不及。
中國足球的現狀體現了多種不同類型的矛盾。比如，宏觀上全民健身和競技體育的矛盾，體制上管辦不分的矛盾，經濟上官方贏利俱樂部虧損的矛盾，戰略上基礎訓練與早出成績的矛盾，以及運營上國家隊集訓和聯賽衝突的矛盾，等等。正是由於諸多矛盾的交叉影響，目前中國足球的成績與一個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如果相關負責人能夠深刻領會「中庸」理論的精神實質並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各項矛盾都會得到較好的處理。
在這些矛盾中，全民健身運動與競技體育成績是根本性的問題所在。中庸理論中一個重要思想是「和」，就是說矛盾的雙方應該成為互補互助互相激勵相輔相成的關係。能夠平衡全民健身和競技體育的關係才能平衡足球運動中青少年培訓和尖子運動員培養的關係。顯然目前的問題在於有關方面過於重視眼前的戰績而忽視對於青少年長期的基礎性訓練。所以應該從國家層面的整個體育戰略著手，最後落實到加大對青少年基礎訓練所必須的場地、經費、教練、訓練時間，比賽機會等各方面的扶持和投入。若干年後，中國足球自然會取得好成績。
為什麼說中庸是處理各類矛盾的客觀標準呢？實踐出真知，實踐結果是最好的客觀證明。日本足協可能不知道中庸，但是他們的做法暗合了中庸的思想。不急於眼前出成績而是通過將足球引入小學體育課堂長期抓青少年足球基礎訓練以及完備的青少年訓練體系，使得二十年間日本足球比中國明顯高出一個檔次。這一點都不奇怪，今年7月5日，日本職業足球之父川淵三郎來到北京，在網易主辦的2011中國足球發展論壇上講述日本足球的振興之路。一個數字就能說明問題，目前中國的青少年足球人口不足十萬，而日本是六十萬。再考慮到兩國總人口的基數，其差別真是大的驚人。難怪前不久北京的地壇小學足球隊以0:11輸給俄羅斯的同齡球隊，而今年在墨西哥舉行的U17世界青年足球錦標賽上，日本隊在1/4決賽中卻能攻進奪冠大熱門巴西隊兩球。雖然最後以2:3失利，止步四強，但這支青年軍展現出的實力震驚了世界。
可以肯定，這麼說顯得很牽強。即使不懂中庸難道就看不出中國足球的弊端，難道就不會在平衡各種關係上努力嗎?是的，做出正確決策的人不必非得學習領會貫徹中庸不可。不過我們是在玩一個遊戲，這個遊戲的規則要求必須談論儒家思想並且不可與任何其他思想比，而只能跟法家思想比，看誰更適合現今中國國情。反過來看，「法家」如果接招願意就中國足球問題辯論，這對他們來說也絕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
2. 人情。這也是一個系統性的概念，內容之豐富甚至超過國足，但是感覺上，「中國特色」越多的問題儒家思想越能發揮作用。人情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之大不言而喻，許多方面都可以套用儒家思想加以闡述論證。至少在中庸論據下，可以從其矛盾角度出發論述掌握「度」的重要意義：人情處理得好對工作生活都有幫助，處理的不好反而會成為鄰里糾紛，朋友反目，違法亂紀，甚至貪污腐敗的重要原因。這方面的實例不難找。具體內容就不展開了，一點提示是本例證也可用在有關「禮」的論據下，就看從哪方面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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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以上等於是給出一個路線圖，就是大致的準備方法和要點，不過這是按照英語辯論賽的框架做的。中文辯論賽的賽制有所不同，辯手也多出一倍，可能需要做相應的調整。根據經驗，每場辯論都應該找到一個腰眼，就是能夠支撐自己不會倒下的那個支點。我認為，就本場辯論賽來說，正方的腰眼就是：儒家思想是可以治本的指導思想。人的思想是可以轉變的，只要人人都接受儒家思想，上下都充滿愛心，做事不走極端，交往都有禮有序，那一定是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繞出去：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寶庫，對現今中國社會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之所以沒有體現出其應有的價值，是由於拜金主義盛行，西方文化滲透，道德信仰缺失，經濟秩序混亂，精神文明建設不力，體制改革進展不平衡，國民整體素質有待提高……等等等等原因造成。繞回來：國家已經意識到「以人為本」的重要性，所有努力都在為這個大目標進行。從根本上來說，各就其位，各司其職，「仁」字當頭，一切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處處把握好「不過，也無不及」的度，才能做好中國的事情。國家才能夠昌盛，和平崛起，老百姓才能夠安居樂業，享受盛世太平。
附二：辯論過程中要把評委和觀眾「當傻瓜」，就是說每一段論述都要清楚邏輯鏈要完整，每一個要點都要明確強調，完全把他們當成「什麼都不懂的人」。這是有教訓的。有的辯手以為「這是眾所周知的，不說你也知道」，結果賽後評委的點評就提到「表述不清，邏輯不連貫」等問題。
附三：關於「反問對方的有攻擊性的問題」，現在真不好說，要等對方提出一個定義、觀點、論據或例證才好做針對性的反問。雖然如此，此類問題還是要在較為寬泛的程度上事先準備，實戰中很可能用得上，只是臨場表述根據具體情況加以調整即可。試擬三條如下：
1.針對法家否定民眾個性、創造力和自由思想的觀念（例如，《商君書》說：「民愚則易治也。」以及《韓非子》說:「民智之不可用也，猶嬰兒之心也。」），可提出法家的根本立場問題。要點：這種從源頭上就不重視人的因素，不以人為本的觀念何以適應「三個代表」的思想。如果反方在定義環節主動自清門戶，區分精華糟粕，就不宜再拋出。2.針對法家的「定分止爭」（必要時再展開「法而不議」的話題），可提出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暴力拆遷事件。要點：儘管有《物權法》定分但仍不能止爭，因為還有《城市拆遷管理條例》以及對《憲法》第十三條的不同解釋。可見法律到底為誰而定才是問題的實質，如果《憲法》第十三條明確提到公民的私有財產以及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程度，其他法律都不可與此相抵觸就不會屢屢發生強拆導致的命案。所以，儒家思想的「仁」和「以人為本」的觀念才是和諧社會的保證。3.針對法家只注重刑法，根本不考慮民法（乃至於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非訴訟程序法），甚至還要「輕罪重罰」（路上倒垃圾也犯法；商鞅一次處決700多人，連河水都染紅了）從而造成人只能像螞蟻或蜜蜂一樣機械性活動的局面，可提出這實質上難道不是現代意義的「人治」（注意與儒家思想的「人治」加以區分，必要時需強調）嗎？即，僅僅為了方便國家治理，人為隨意制定法律並處處以「以法為教」，那人類文明所衍生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念、思想文化、宗教哲學、風俗習慣等等空間何在？附四：隔行如隔山，僅僅用幾天時間惡補是遠遠不夠的。對我來說沒有幾個月的時間很難比較有把握地完成對這個辯題的準備。所以以上一定有不少謬誤之處，歡迎各位不吝賜教，批評指正。
如果自己盡了力，剩下就是運氣問題，祝提問者好運。這個問題沒什麼好說的，當今天朝玩的就是商鞅韓非的那一套「弱民」的理論。
所謂「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意思是說，國家要強大，首先要把自己的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統治者絕不能讓人民得益，要讓他們蠢的一塌糊塗，只會交糧納稅，別的一概不懂。按照法家的觀念，百姓們都是一些賤骨頭，千萬不能讓他們好過。如果滿足了百姓的願望，他們就會弄奸耍滑，如果讓他們富起來，他們就會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窮困潦倒他們才會賣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貧則力，民富則淫」。人民必須屈辱，才知道大人的尊貴；必須卑賤，才懂得當官的厲害；必須貧困，才會為賞賜而賣命。要「富國強兵」，就必須讓百姓沉淪在辱、弱、貧、愚之中。
你看，法家的東西就是這麼赤裸裸，但是好像中國的歷史從來就沒脫離過這一脈的思想，所謂」外儒內法「，太赤裸的東西說出來不好聽，所以用儒家來包裝一下。當然本朝你可以理解為是用另外一種東西來包裝的（比如三個代表之類的)，但小民還是小民，貧窮且愚昧，和以前沒有任何區別。
至於儒家，歷史上的儒家學派太多，壓根分不清哪個是哪個，孔子看到董仲舒那套「天人感應」絕對要罵他欺師滅祖。但是人家老董就被皇帝看中了，而孔老二呢，一生顛沛流離，惶惶如喪家之犬。為啥呀，因為從來就是權力選擇思想，而不是思想選擇權力。董仲舒的儒家為了獲得權力對它的支持，把自己原本的很多概念都曲解了，甚至把陰陽五行之類的東西也吸收了進來。不過這個怪不得董仲舒，因為孔子堅持的那一套」禮儀「制度脫胎於西周的」宗法社會「（很多人把禮看做是禮貌，這是不對的，實際上這是一種講究等級的政治制度），而到了漢代，早就沒有這種社會形式了，當初的理論自然需要修改。這樣出來的東西，其實就是拿現實主義往儒學這箇舊瓶子里套，你說它能有多少對現今有用的價值可言呢？
對當今中國來說，我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是可靠的，面對一張張選票，什麼儒家法家，都是扯淡。
PS ：忍不住要說，從政治上講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但從一個更大的角度上來說，可能民主制度不見得是什麼好東西，誰有興趣，我可以細說我想這對這個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先去找一些資料來了解儒家，儒家的思想不是那麼簡單的三個詞語就能概括的，法家也不是法治二詞所能包括完的。對於筆者來說，讀了三年的傳統文化，越來越發現，儒釋道三家對中國人傳統情結的影響，不是一家所能左右的，雖然暴秦之後再無法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但是漢武之後，外儒內法的政策持續將近兩千年。而現在，我們的中國是一個建立在現代法治理念基礎下的國家，而不是自然演變，一步一步發展而來的，加上對傳統的割裂，已經很難再回到哪一家上，我覺得作為一個現代性國家，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建立，因為現代國家的發展機理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傳統文化的任務就是在現代服務型國家建立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從這一點出發，儒家的孝與學以及為仁政的思想具備這樣的條件。從更大意義上講，一個國家可以滅亡而一個民族則不可以，現在我們的民族缺乏一個在多樣化條件下「同」的觀念，缺乏一個對自己傳統身份上的認知，這些靠官方的灌輸是達不到目的的，所以我們在儒家或者傳統文化典籍中找到那一份對自己傳統身份的認知是很有必要的。
僅僅談論儒家思想對科技方面的影響（轉載侵刪）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就是嚴格地規範人上下尊卑有序的等級地位，而且要求人的一切思想言行都要符合人的等級地位，而在儒家子弟眼中，每個人地位等級的尊卑貴賤往往主要是取決於人的出生以及君王上司的任命，講得直接具體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地位是卑賤貧民奴隸的人就要做貧民奴隸該做的卑賤事，說貧民奴隸該做的卑賤話，甚至也要穿貧民奴隸該穿的卑賤衣服，坐貧民奴隸該坐的卑賤位置，否則就是大逆不道而會受到道德的譴責與法律的懲罰，同樣，一個人如果出生於貴族尊貴地位等級的人就要做貴族該做的尊貴事，說貴族該做的尊貴話，也要穿貴族該穿的尊貴衣服，坐貴族該坐的尊貴位置，否則就是有違體統，不合禮儀。很顯然，歷代王朝統治者通過推行儒家思想文化，通過儒家思想文化對人思想言行的嚴格規範，自然有利於權貴統治者對貧民奴隸的統治，有利於社會既定的權貴統治者維護自身既定的權貴統治者地位，進而也有利於維持既定社會現實的穩定，當然，歷代王朝統治者之所以會推行儒家思想文化，根本的原因是推行儒家思想文化有利於王朝中的各級權貴統治者維護各自的權貴統治地位，這才是歷代王朝權貴統治者極力推行儒家思想文化的原始本能動力。其中最受益的人就是王朝權貴統治者中的平庸無能者以及愚昧迷信者。因為他們即使再怎麼平庸愚昧，但只要已經居於優越尊貴的社會地位，他們優越尊貴的社會地位往往就能穩定地保持下去，而且一代代地世襲傳遞下去，而且很可能比那些具有智慧高於自身的人更能穩固地保住自身的優越尊貴的社會地位。平庸愚昧的人居於優越尊貴的社會主導地位，大量能人智者必然就會受到普遍性的壓制埋沒，這是歷代王朝必然走向腐敗衰弱的主要根源。更是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學與科技基本上處於僵化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可見，中國歷代王朝依靠推行儒家思想文化與中央極權制而維持的穩定社會往往是僵化不發展的穩定社會，也是逐步走向腐敗衰弱的社會。一般歷代統治者在前朝自然滅亡而建立自身的王權後，往往都無一例外地又會逐步走向腐敗瘦弱的滅亡歷程。儒家思想實際上是一個因循守舊、原始迷信、壓制創新的僵化性思想文化，更是一個推崇平庸壓制能人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嚴格將人的思想言行限制在符合出生地位的規範範圍內，因而，只要出生於權貴統治地位，一個非常平庸愚昧的人往往仍然能理所當然地居於其穩定的權貴統治地位，相反，一個出生貧賤地位的人，即使能力非常傑出往往也只能安分守己地居於被統治的貧賤地位，因而，歷代王朝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文化，必然會壓制淹沒大量出生於貧賤地位的大量傑出人才，尤其會必然性地會壓制淹沒具有傑出創新性思維能力的傑出人才，歷代王朝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文化，就必然會出現大量平庸愚昧的人統治能人智者的社會怪現象。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儒家思想文化與中央極權製得到共同推行後，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建立後，王朝往往都無一例外地很快陷入平庸愚昧者普遍性佔據社會統治地位而壓制淹沒能人智者的社會腐敗境地。為什麼儒家思想文化在龐大的中國形成統一後會興旺發達，除了歷代王朝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極權專制統治這個主要原因外，還有一個主要的根本原因是在政權高度集中統一的中央集極權制度下，集極下的社會環境卻卻成為了最適宜於儒家子弟類平庸迷信者出人頭地、升官發財的天堂，因為儒家子弟往往都是思想膚淺、卑躬屈膝、見風使舵、惟命是從、能說會道、愚昧迷信的平庸勢利者，而平庸迷信、惟命是從的人往往最有可能成為中央集極制度下的王朝選拔、推薦、任用官吏的最佳人選。因為中央集權制的中國非常龐大，為皇帝行使政權的官吏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分布非常廣泛，因而，絕大多數王朝官吏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掌控，而是由皇帝任命的親信大臣所掌控，絕大多數王朝官吏實際上都是下面的親信大臣所選拔任命，王朝中的絕大多數官吏都是由級別比較高的上司官吏所直接選拔任命或者通過給朝廷推薦而得到選拔任命，由於一般官吏選拔仍用官吏不是幫自己服務，而是為朝廷皇帝服務，因而，一般官吏在選拔仍用下屬官吏時，他們往往自然不會主要考慮被選拔的人選有沒有能力管好它們的職權事務，而會主要考慮能不能給自己帶來利益與依靠，而且，一般官吏在選拔、推薦、任用下屬同僚時，往往還會有意地排除才能真正傑出的人選，因為，才能真正傑出的聰明人才會給自己帶來威脅，而且才能真正傑出的聰明人往往難以順從自己，聰明人容易看透自己的錯誤言行尤其是行賄受賄等見不得人的勾當，因而，一般官吏在選拔、推薦、任用下屬同僚時，他們最有可能選拔、推薦、任用的官吏人選，往往主要是那些惟命是從、平庸無能、愚昧迷信的人，主要是自己的親朋好友以及那些能直接給自己帶來利益的行賄者、能給自己帶來幫助依靠的人，這些人往往就成為了中央集權制下官僚體系的主體。一般平庸無能的人尤其是那些愚昧迷信的人，往往善於順從別人尤其善於盲目地聽從能給其帶來利益的人，由於平庸無能的人尤其是愚昧迷信的人往往難以分清真假是非，也難以清愚蠢與明智。因而，即使自己的思想言行非常愚蠢、錯誤，只要能給其帶來恩惠，一般愚昧迷信的人都會加以順從。
可見，儒家思想文化與中央集權制的共同推行是中國思想文化尤其是科技方面長久地處於僵化停滯狀態的主要根源。
由於儒家思想文化與中央集權製得到歷代王朝的共同推行，致使龐大的中國形成統一後的兩千多年王朝統治歷史中並沒有再產生過商鞅一樣的傑出思想家，如果儒家思想在龐大的中國形成統一後並沒有泛濫成災，如果龐大的中國形成統一後能產生商鞅一樣的傑出思想家，那麼，肯定有後人會創建出能抑制消除中央集權制弊病的先進思想體系，進而，商鞅所創立中央集權制思想就會得到發展，中央集權制下的官僚體系腐敗就會得到有效的遏制，可惜的是，商鞅所創立中央集權制思想得到實施後的兩千多年中都沒有得到根本性的發展，一直到現在，中央集權制下的官僚體系腐敗仍然在循環反覆地發生。
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用孔子的思想來約束老百姓的思想時，落入歷史的這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法家是社會規則1.0。你可以從韓非子中讀出所有人的處事規則，裡邊有南面之術，有為臣之道，更不缺生民之法，粗通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規則，精通則需要通過這些處事規則知道他們存在的意義，知道社會如何運轉。儒家是社會規則1.1。是法家的升級版，是優化的社會規則，解決許多法家留下的bug，維護規則穩定性與流暢度。不懂法家，很難學儒家，許多東西體會不到意義所在。現在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規則1.2必須要調整，毛改馬似乎以1.3存在過，但被證明是2.0以上的構想，機子帶不動，所以現在需要的是從頭審視1.0和1.1,並參考2時代的構想（西方是另一種架構，有參考價值，但適用就得換機子），加緊1.3以上的研發，對現在的肉食者來說，最缺的就是理論（鄧論類似春秋，事集但還不成論說，江湖就呵呵了），理論都沒有，談什麼自信？所以現在有回歸1.2的勢頭，只是為了機子能應付一時的正常運轉，新的系統絕對會有一次大升級，如果有國師的興趣，可以從1.0源代碼入手，結合時情，著手研發。
一、戰國時期的法家，有兩派：齊國學派和三晉學派。齊國的法家，主要著眼於經濟，《管子》、《晏子》是其代表；三晉的法家，則主要著眼於政治和權術。《商君書》、《韓非子》是其「集大成」之作。秦皇以降，中國兩千年以來的極權社會，始作俑者，實始於（三晉）法家。甚至可以說，法家才是人類極權主義的祖師爺。後來源於歐洲的那些東西與之相比，簡直弱爆了。韓非有一句被後世認為很能代表法家的一句話：「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管中窺豹，可見一斑。（把民智當成嬰兒一樣懵懂無知，和前兩年香港那位成龍大哥所說如出一轍：『老百姓需要管理』！）
有一個常識是，法家之「法」，並非單純法治、或律法之意，更大的成分其實是指權術和謀略。韓非之學，就是告訴君主如何使用法術權勢統御國家庶民。法家的論政總是站在君主的一邊，即便有時偶爾顧及民眾，其實也是為君主計。法家最反對儒家的「賢人政治」說，在法家的眼裡，君主只要威權在手，即使桀紂一樣的暴君，只要有權，民眾也得臣服效忠，而絕不容許違抗和批評。君主是絕對的統治者和「聖人」，無論行為如何，臣民必須無條件服從。流傳後世的法家的學術代表作，《商君書》和《韓非子》是其集大成者。總的來說，其主旨就是：無道德底線，為了成就王業可不擇手段；國為君主一人之國，庶民臣下皆為平時的牲口戰時的炮灰；極力鼓吹愚民政策；提倡禁止人口流動；極力鼓吹將財富集中到國家手裡；嚴刑酷法；大力鼓吹君主崇拜。在當時的列國之中，秦是唯一徹底奉行法家學說的。法家的集權泯滅了人性，把效率看得重於人道，一切以富強為目標。因此，它能使國力高度集中、高度發揮，終使秦吞六國、並天下。但同時也正因為此，又使它迅速雞飛蛋打、二世而亡。「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滅族。」但結果又能怎樣？別說千秋萬世，僅僅十餘年後這個貌似龐大的帝國便灰飛煙滅。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為千古笑。使得後來的唐高宗都忍不住評價說：『欲鉗天下之口，其可得乎？』
二、法家學說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尊君卑臣」，並且還要「以勢勝。」（《管子》：夫尊君卑臣，非親也，以勢勝也。）「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韓非子·主道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韓非子·忠孝篇》）韓非的這些明確說法，是中國文字記載所見到的最早「忠君」的論述。
而後世所說的三綱五常，其實在儒家元典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謂的「儒家的三綱」說，即源於此。和所謂「儒家的君尊臣卑」一樣，儒家被生生冤枉了兩千多年！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從孟子的「五倫」（《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中誤導出三綱（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後來的《白虎通》又把董仲舒的三綱演變成萬世不變的神學原則，正式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後世所謂的「三綱」，正是韓非發其端。（「以法篡儒」，在這一點上，漢儒，實在是難辭其咎。從叔孫通、到公孫弘，再到董仲舒，無一例外。「人君無過舉」、「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這都是他們的「貢獻」。）
更有甚者，韓非公開倡言殺死女嬰：「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於父母之懷妊，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其長利也。」(《韓非子·六反》)在如何對待女性的問題上，儒家則認為夫婦為人倫之始，「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易·序卦傳》）「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孟子·離婁章句上》）
三、法家說臣子必須對君主無條件服從、必須「忠君」。君主的馭臣之道，除了以「勢」之外，還要兼以「法」和「術」（《韓非子·難三》：人主之大物，非法即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術者藏之於胸中，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其權術與手段，昭然若揭。
在這一點上，而儒家卻說「君臣，朋友相擇者也」。君主，不過是群臣之首，並非群臣的主人。君臣以道相合，不能合就拍屁股走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道是一種政治責任的相互關係，並且要以師友之道處之。否則，「君不君」則「臣不臣」。「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再不行就「誅一夫」（《孟子·萬章下》）；
儒學主張兩大價值：公道和仁德，這是最基本的儒學主張。為了「天下歸仁、天下大同和天下為公」，弔民伐罪，以有道伐無道，這是亘古不變的「天理」。這在儒家歷代先賢的著作中可謂俯仰皆是（如：黃梨洲先生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批評後世的君主「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而使「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公開呼籲「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而法家最反對的就是孔子把君臣父子的關係解釋成相對性的，以致鼓勵犯上作亂的行為。以致舜之放父（瞽叟）、湯武革命之弒君（桀紂），這在法家「尊君卑臣」的觀念下，更是絕難接受的。
——兩相比較，涇渭分明、一目了然。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儒學是最反專制，最提倡民權和民生的學說。除了對極權帝製作鬥爭外，更是一直在「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基本上這也就是為什麼儒學和儒家經歷了那麼多年詆毀的原因之所在。從歷史來看，大凡反人類反文明者，其本質皆與儒學價值格格不入。以是故，它們就會動員一切黑色力量和傻逼力量進行反儒、黑儒和愚民洗腦，而無所不用其極。其基本方法不外乎說儒學虛偽、腐朽、乃至焚書坑儒掘孔墳，等等。至今，依然概莫外乎此。
宋代朱子曾悲憤地有感而發：『二千三百年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公、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答陳同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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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問題不得不微微一笑！
道儒釋，加西方亞伯蘭家裡那一堆親戚，全都是至少一千年前的產物；
創教者電腦沒見過，人腦也沒整明白，寫出幾本過時的「經驗論」，居然還能被今天的人一直捧著當聖旨。當今世界趨勢，整不明白「科技」二字的全都是落後國家；
總共就這麼一點潮流還蒙昧著眼睛視而不見，真是夠了。說這些不是要批評舊文化一無是處，但舊文化礙於時代局限，任何一種現在看來千瘡百孔那都是必然的。說什麼法家思想治國啊，愛拿這說事的很多都是……好吧這話題的確很有意思。
歷史上，你甚至可以這樣說，儒家思想是集大成者於一身的思想。孔子之初是怎麼成聖的？學來的。學哪的？學華夏所有一切能學的東西，集結造冊，居歸儒家。打個比方吧。五常：仁義禮智信。這則學哪的？《山海經南山經》丹鳳之山，……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紋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鳳凰身上刻有五個妖紋，是德義禮仁信，生來便將這五常當作外貌一般奉行，所以符合廣大人民的美好期盼，被奉為祥瑞。孔聖要讀好書，做好人啊。那鳳凰這麼被人尊敬，我為什麼不學他呢？但有一個問題啊，鳳凰的功利心太弱了，不行我得改改。所以從此以後，便為以智代徳的時代埋下了伏筆。其實抄就對了，那年頭山海經也在抄，抄《穆王傳》抄《庄列離騷周書晉乘等等等等……》反正那個年頭流行抄書，再總結一下加入自己的核心思想，就成了自己的了。學問不是平白無故就能從腦子裡蹦出來的，諸子百家時期若沒有華夏文明為他們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他們
還在那琢磨要不我們先造文字吧？！不止是山海經，孔子也在把道家的往回抄，老子教育孔子，你不能功利心太強了啊，有智沒德咱倆道不同啊！！可那又能怎麼樣呀？老子的東西該抄還是抄，道不同改改通個理，不一樣成嗎？後來又抄佛家的，反正抄誰不是抄？盜亦有道嘛，乾脆遇見好的全抄回來，哦對了署名就不用抄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知識專利法家有，署名引用文章出處的規範是一點都不能省略的。隨便翻兩頁史記的模版就能看到了，這是法家官員的史書風格。儒家不同，一個論語的子曰（孔子曰）就齊了。最後甚至所有人對別人引經據典回答問題前，都必須先說子曰，赤裸裸的霸王條款。我盛世漢唐，誰是靠子曰治民的？治天下的？治學者的呢？）但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集百家文化於一身的儒家，終於等到了獨乘輔國側之位，徹底接替了與統治階級利益產生了致命分歧的法家思想的位子，從此開始耍張了！究其危害，就在於孔聖未能悟透的功利心上！！咱往後看。第一步。
在這裡，該穿插一下法家思想了。商鞅，法家思想的創始人，早源於道學分支，被他從道學悟出來了治理天下的方法。
法家第一定律：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法家第一定律：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家第一定律：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由此可見啊，商鞅的想法是完全建立在道家「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的基礎上的。他就說了，為什麼天子犯法都要與庶民同罪呢？君不見天地之道，從未對萬物法外開恩過嗎？想要王朝像天地一樣掌管萬物永世不衰，我們就要把自己變成天地才行呀。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不懂是傻嗎？
（秦王：來人，拖出去給我斬了！「……」）所以商鞅很執拗，最後也被這股執拗害了自己。秦王再愛才，商鞅自己定的法律在那放著呢，君子之命焉能生之苟且？朝聞道夕死可矣！！再者說他要以身證法，何人能說出這不是個好道理呢？於是商鞅死了。法家卻順治了天下。第二步。
帝王之術，法家永永遠遠的對手！真正的科舉制度是在唐朝時期建立起來的。也受到了佛教的啟發。早期法家對用人制度的影響不為深遠，任人唯賢，是不避親疏的。所以科舉制度並沒有成為全國性質的科舉。只要官員能學會歷朝總結下來的管理人民的技巧，為官時掌握了執政經驗，天下就不會出大問題。
但是，皇帝卻覺得有問題。自己的權利在法家之下，皇帝不能開心的裝逼！
於是終於……西漢，漢宣帝沒忍住說他壞話的楊惲，一氣之下把當年受夠這些教皇帝怎麼做人的出頭鳥代表給腰斬了。於是創造了最早一次因文字而為官員定罪的維權故事。自此之後，儒家學會嘍，並在清朝將其在朝堂上發揚到了最光大，把仍敢怒動皇權的清流改革派統統處死。但這件事的影響不止這些，而是法家代表們終於對皇家做出了讓步，唯天子可法外開恩，從此天下之分，法家便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但它的地位仍然穩固，至少它的權利仍不會被人所替代。不過此例一開，便註定了法家的沒落已經成為必然。法家鐵杆粉們，請務必總結三遍這句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和法家第一定律一比較，你就能知道，法家是自己在走下坡路了，皇權崛起無可阻擋，法家又是以職業為傳播依託，難以受眾。所以，誰讓你不是個神權帝國呢！
更何況這一時期儒家也為自己贏得了發展期，並開始吸收法家的優點。法家已經不是唯一的治國之策了。第三步。
佛家來啦。一沙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唐朝。
唐王興兵時，與道士們做了一筆交易，皇權天授，從此豎了一面一統天下的道義大旗。後來入戲太深，接受了清心寡欲的道家思想，從此他開始帶頭節儉，並減輕了刑罰。可別小看唐王的這個小習慣，他為精英社會帶了一把好頭，致使當時人心向善，所以也間接的為佛教的傳入灑下了第一把厚土。於是，佛家真的來了……
一句眾生平等使精英階級操碎了天下人的心。後世的唐王終於對佛家打開了心扉。從此善待民生之說便開始影響國策。
包括科舉制度改革，集天下之人為一心，天下人共管天下事，唐朝自然就成了開放的唐。教民方面，法家與佛家沒有尖銳衝突，誰願意把大唐當首都，誰就是大唐人。在這裡你尊唐朝的法律就不會死，想傳教移民做生意？朝廷給你劃片地，任你隨便整。
吃什麼喝什麼隨便你；通不通婚隨便你；穿什麼幹什麼隨便你；信仰什麼隨便你；說什麼話也隨便你，但想見皇帝你可得說皇帝能聽懂的話吧？想當官攢閱歷？去問國子監有木有空床，畢業了咱再聊這事……但其實呢，唐朝背後，在鬆綁法治與用仁心看待移民自由方面，還是鬆動了法家的管轄權，使法家漸漸成為了可以被替代的治國思想，就是因為仁政！沒錯就是仁政！
法家天子犯法 與庶民同罪的第一原則是想把法律打造成超脫物外的天地約束之力，使一切事物在按照這個軌跡運行時，能多出成績少出錯。結果還是被崇尚仁政的人心因素給侵蝕了。但這也是一種升華，為法家賦予了以人為本的轉變。畢竟天地治理萬物的方法才是商鞅所追求的大道，但社會終究只屬於人。
第四步。
唐後，儒家崛起。儒家思想是一個大熔爐，缺點是存有一些難以自省的功利心而已。所以唐朝治世之道的輝煌成就便成了儒家走向輝煌時期的重要樣板。
不得不說一點，儒家思想不走死路！不像法家，佛家一般，有極為明確的特色治世手段，反而不如儒家發展的更為全面。
儒家也是個人功利思想的最輝煌代表，資本主義跟他一比毛毛雨了。儒家可以竊國，資本主義只能革命！他算哪根蔥呢？宋朝崛起後對仁政治國理念的追求已經到達了極為痴迷的地步了。前唐的輝煌成就已被儒家思想盡皆吸收，繼而沒有任何思想再比儒家思想更適合治國。於是儒家獨攬了治國大權。
當時的情況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但同時在應用道家（法家作為代表）、佛家、儒家，融合為三教一體化的功能，這三大思想被儒家整合後治理宋朝，使宋朝治國方略一個都沒拉下。不過……不是自己生出的孩子，終歸不會真心疼惜的。首先，毀滅了依法治國的著名詛咒！
「刑不上士大夫。」
「刑不上士大夫。」「刑不上士大夫。」刑不上士大夫，意味著法家已經淪為了精英派的統治工具了。士大夫階層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影響刑法，這形成了「法律是用來保護資本力量的一種工具」的資本主義市場定律。
在當時，特權階層不但建立了起來，甚至延續了仁政原則，對所有人都開放。於是在民間，開始型成了擠破頭也要擠進去的功利社會原則，致使整個國家都在欣欣向榮的搞資本搞建設，家族式精英社會漸漸成型，宋朝的強大也一時無兩。
但法家思想就此消失了嗎？並沒有。
由於皇帝的關係，法家還是堅守住了貪污腐敗可以不用遵守型不上士大夫的社會原則。你或許能想得到，皇帝到底有多麼需要它。因為儒家的功利心也在此時開始爆發了！
沒有法家思想的籠罩，功利心可謂的上是已經沒有天敵了。自從特權階級建立之後，法家更是不再能夠追究士大夫的刑責，於是儒家開始放開了約束人性的枷鎖……貪婪毀滅它自己，和它相關的一切……內心卻永永遠遠得不到滿足！因為它根本不稀罕於去學，有關於滿足的定義所在。
這要管；
那也要管；這要抄；那也要抄；能改的改，能占的占，能打壓的打壓，直到連法家的活都被士大夫們分工承包了之後，他們開始在內部產生派系鬥爭！！！文字獄！打壓異己！重文輕武！蔑視忠良！閉門自守！人心渙散！法紀不存！朝綱紊亂！自私之心代替了守法之責；我強法律算什麼？管窮人的玩意兒能管我嗎？腐敗禍殃國，宋朝漢奸多。國亡天猶存，勝者為王矣，無法之約，何故自欺欺人？宋朝還以外交降書，割地求和的最高記錄打敗了前朝的鐵血軍輝。但這是因為儒家思想不夠好嗎？三教合一的輝煌成就，怎麼就治不了一個國呢？說到底，還是功利心太強了，致使隨心所欲者無法無天，就連孔聖人都敢被用來溜須拍馬了。這是人心害的！第五步。
現代儒家思想的新生機。習主席一句話，替肅儒運動畫上了句號。
儒家自己也通過這兩千多年的統治，辯證了自己有哪些客觀不足的問題。於是在近年來，焦躁之氣早已收斂了許多。至於那些捧儒家獨一無二的人，還請大家以後勸他們多多反思，這些人只是把儒經念歪了罷了。真正的儒家現代思想家，少說先得把老子奉為聖德之師。
人道五常焦智彌德的工作任重而道遠，難得糊塗的真正精髓所在，並不是人人都能懂的……
德義禮仁信。是萬物通理！祥瑞之兆！一草，一木，滴水，粒沙…萬物皆通此理，非則生疑，便可是世外之物？智，生靈獨享。先慮德以後焦智，故天地不為所傷，佑我等永享富饒。第六步。
假如我們做到了穿越時空！讓我們再把時間回溯到千年前，在老子第一次接見孔子的決命之日里。
老子曰：「吾聞之，兩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聞之淡然……
但………………卻………………………………………………………突生不祥之兆！！！遂寧卧多時，後善道：「受教於心！夫幸甚於天下，悔之未晚矣！！」孔子棄行周禮而退，遂老子笑之嫣然……於是……這個世界自古至今都只有一個超級大國，數千年都未曾被更替過，你們猜猜是哪座大國？
所以答案其實還是儒家更適合……沒有核心就是儒家的最大核心。你以不變應萬變，我卻以萬變應不變。最後誰贏了呢？大家都知道答案的。法家是現實主義，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義；
打個比喻，儒家是為文士所用，墨家為武士，道家為隱士，那麼法家就是謀士，謀士的利益著眼點是主家，是君王，一切的一切都是為君王服務。看韓非子商鞅等法家著作，基本上都是為帝王駕馭臣民而服務，尊卑有別得非常露骨。而儒墨則還仁愛兼愛百姓，服務於朝堂和君王是其手段。此法家和現代意義上的法毫無關係，根本上的區別。什麼思想，都要因革損益，以適應當下。
法家不適合任何時代。古代的法家和現代所謂法制，沒有半毛錢關係。法家利用人性的弱點，在特定的情況下能用一時而無長效，在先秦思想中最膚淺，像小學生。
儒家乃是常道，本自人心人性，人心不死，此理常存。~~~只能說歷代思想都是看圖作文一樣，相互拼湊，拼出最適合當時皇帝的心意。
我們要到哪裡去？
儒家：儒家的約束跟多在於道德方面，核心思想就是 不能作惡，強調禮儀，規矩，階級社會，忠於君王，只適合於生產力低下，人們還主要滿足於填飽肚子的要求情況下。可是儒家最大的缺點在於，不能約束人性本身的貪婪，人本身就有自己的利益看法和立場，儒家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從古到今貪官多的沒邊了。最可怕的是儒家思想被歪曲後，忠於君王和科考制度，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被認為唯一的上升通道，這就導致了價值觀單一，古代社會的經濟無法快速發展的原因。可以說儒家坑了中國幾千年。
法家：跟多在於具體實際執行，有明確的界限，比如偷了多少錢，就要立案，貪污也是違法，違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有了明確的界限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核心在於大家都共同遵守規則。不能違法否則就要受到制裁。
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最大的不一樣在於，思想爆發，知識不在被壟斷，生產力的提高，人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不再是單一，人們要求更公平和公正的分享自己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人性的慾望訴求，顯然儒家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法家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要依法治國的原因。
當然可以參考國外情況，歐美就沒有儒家思想的荼毒，只有法律，就是法家，所以明眼的看下就知道，法家顯然更適合國家發展，中國要走向發達國家的路，就必須要法家為主，儒家只能是輔助。
反正毛主席之所以文革.就是批判儒家，弘揚法家。
我個人覺得儒家講為而不止乃成君子可以視為一種變相的法制…………因為儒家覺得你天天告訴自己我是君子我是好人日久天長你就真成君子好人了…………而法律是天天告訴自己我不要做壞人…………這個是一體兩面的…………故而是不分高下的…………
儒家還有部分可取之處，法家真是罪莫大焉
思想不是你要它來它就來的，而是由它自己決定它的來去，律人先律己，不管用什麼思想，也不能脫離背景前提，雖說政治有太多見不得光，但並不代表不能自圓其說…老百姓渴望仁政，但也不能觸碰底線，我理解道法自然就是道德和法則根據自然的情況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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