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澎湃新聞對土耳其在華左翼青年詹尤克的訪談？
如題。世界青年對話錄｜土耳其左翼青年在中國
更新一下，既然有人提到庫工黨，那就再引述同一篇文章中的內容，把庫工黨批判一番：
土耳其真正的左翼政黨，並不像詹文誣衊的那樣淪為了「庫工黨的附庸」，更不像愛國黨黨徒們那樣依附於統治階級中的某一派而不自知。相反，土耳其真正的左翼政黨，對於庫工黨的性質有著相當正確而清醒的認識。
2016年12月22日，《向左看》雜誌在其網站上發表了對馬列主義共產黨（MLKP）的採訪。該黨是土耳其一個霍查派政黨，主要在東安納托利亞從事武裝鬥爭，也參與了北敘利亞的革命鬥爭。從這個採訪看，該黨對於庫工黨的事業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即：這是一場民族民主革命，並不具有更高的內容。
實際上，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公開放棄馬列主義之前，庫工黨也很難說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到了現在，庫工黨就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了。然而，無論在哪個時期，庫工黨都不像詹文所攻擊的那樣，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只要稍許考察歷史，就不難發現：詹文對庫工黨勾結庫爾德族地主的攻擊，不過是對土耳其當局（儘管是正發黨之前的土耳其當局，或許在愛國黨眼裡他們雖已在「新自由主義過程」之中，卻仍然是「凱末爾主義者」也說不定）官方宣傳的複述。例如在2001年，時任土耳其外長傑姆（Ismail Cem）聲稱庫工黨從庫爾德地主那裡獲得資助，進而宣稱庫工黨和地主分享共同的「封建價值觀」如「部落」、「親屬」、「種族主義」云云。然而這實際上是賊喊捉賊：勾結地主和種族主義者的恰恰是土耳其當局自己，比如民主左翼黨人傑姆外長自己就在政府里同泛突厥種族主義分子民族運動黨人和大地主、大買辦、部落酋長的保護者祖國黨人談笑風生。另一方面，同土耳其當局剛好相反，庫工黨在成立之初就把當地地主作為「庫爾德人民的敵人」予以打擊。1979年8月，庫工黨首次進行暗殺（未遂），暗殺對象正是地主分子、烏爾法省的正義黨成員布卡克（Mehmet Celal Bucak）——對其的指控是「剝削農民」、「與政府合作」。1985年以后土耳其當局開始通過庫爾德酋長們在北庫爾德斯坦建立鄉村衛隊對抗庫工黨游擊隊，同時又扶植教權派的庫爾德真主黨對庫工黨人及其基本群眾展開綁架和暗殺。1987年起庫工黨對鄉村衛隊進行了猛烈打擊，1987—1988年間幾乎肅清了馬爾丁、錫爾特、哈卡里等省的鄉村衛隊。1987年鄉村衛隊人數由2萬人下降到6000人。為此，庫爾德民族主義中右翼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伊拉克庫民黨頭目小巴爾扎尼公開批判庫工黨「在整個庫爾德人民中正獲得令人憎恨和噁心的名聲」。當時，庫工黨對追隨庫爾德封建酋長做順民的庫爾德勞動者採取了過「左」的擴大化政策：1989年9月庫工黨甚至公布了13個將要實施打擊的庫爾德部落名單。當然打擊面過寬也帶來了種種負面影響，導致庫工黨內部發生分裂：前文所提到的庫工黨「三駕馬車」之一卡爾坎在1988年因反對「左」傾濫殺政策而一度離開庫工黨，1989年在德國被捕入獄，直到出獄後才重新加入庫工黨。到1991年，奧賈蘭才被迫放棄「左」傾錯誤路線，並表示願意赦免那些放下武器的鄉村衛隊成員。可見，詹文對庫工黨的階級分析純屬胡謅。在庫工黨系政黨領導的北敘利亞民主聯邦，在推行一系列諸如婦女解放之類的民主改革（參見本文的「其他謊言」部分）的同時，於經濟基礎方面也有一番作為。僅在傑濟拉一個州，民主聯邦就從政權方和教權派封建主手中沒收了15萬公頃的耕地，其中11萬公頃無償分配給聯邦的各族勞動農民（且不允許買賣），3.5萬公頃被分配給了新組織起來的農業合作社，另有0.5萬公頃收歸各州政府支配。北敘利亞民主聯邦鼓勵公民興辦的合作社，則採取了容納但限制「分紅股東」的原則，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左翼「節制資本」的理想。這些經濟改革措施，都帶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特點，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要求。綜上所述，庫工黨領導的革命，從民族革命的角度來講，主要是力圖通過民主邦聯主義改造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四國，從而使庫爾德人在上述四國獲得民族自治；從民主革命的角度來說，則主要是在反封建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包括那種小資產階級所熱望的以合作社為基礎的「伊里利亞式資本主義」。這種民族資產階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當然是不可能徹底的，必然帶有極大的軟弱性，反映到庫工黨身上，就是無處不在而又常常弄巧成拙的實用主義和妥協主義。這本來是庫工黨的一大黑點，然而不幸的是，詹尤克同學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沒有也不可能黑到點子上。
那就讓我們來給詹尤克同學上一堂免費的政治課，看看從左翼的角度該怎樣來「黑」庫爾德工人黨吧：1、高層的妥協路線庫工黨最大的隱患，在於以奧賈蘭為首的高層妥協勢力。自從被捕以來，奧賈蘭就像昔日的佩林切克一樣，始終力圖遙控庫工黨推行一條妥協路線，力主與埃爾多安達成「和解」。從20世紀80年代末的「左」傾盲動一轉為20世紀90年代末的右傾妥協以後，奧賈蘭本人推動妥協路線的具體表現非常之多。遠的有1999年奧賈蘭在土耳其國家安全法庭的審判庭上「做了懺悔，對在15年內戰中喪生的5000名軍人表示哀悼，稱庫工黨的出現是一個錯誤，表示願意與當局能力合作，結束庫工黨為時15年的鬥爭」。此舉幾乎公開叛變，倒是跟詹文的邏輯十分接近。近的則有2012年下半年埃爾多安政權通過奧賈蘭進行斡旋，促使庫工黨游擊隊撤往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一度讓埃爾多安等人彈冠相慶「庫工黨問題已近最終解決」。直到伊斯蘭國大舉進攻科巴尼前夕，庫工黨高層仍在張羅招安事宜。近二十年來，在奧賈蘭等人的推動下，庫工黨更幾度宣布放棄武裝鬥爭，不過在土軍的步步緊逼下每每最終又不得不重燃戰火。庫爾德自由之鷹的誕生，本身也可謂是庫工黨內對奧賈蘭等人妥協路線的一種「報復」。2015年7月蘇魯奇事件發生後，土耳其庫區青年的革命熱情高漲，而奧賈蘭卻在獄中一味潑冷水，要求庫工黨堅持與埃爾多安繼續和談，阻止庫工黨成建制的游擊武裝力量人民防衛軍（HPG）出來領導和組織武裝鬥爭。結果，庫區青年和庫工黨的基層組織紛紛脫離上層領導，獨立自主地建立市民防衛隊（YPS）展開了街壘戰、游擊戰，最終迫使庫工黨高層不得不撇開奧賈蘭，重新接手對武裝鬥爭的領導工作。然而，在此期間中，革命力量因組織混亂而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
庫工黨對埃爾多安政府持妥協態度，對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也同樣如此。2016年10月，敘利亞民主軍在解放被伊斯蘭國佔領的巴卜城途中遭到土耳其軍隊的襲擊，民主軍奮起還擊取得大捷，隨後繼續向巴卜挺進。此時，庫工黨高層因害怕兩線作戰，又與阿薩德政府相妥協，通過「敘利亞全國抵抗」嘗試與之聯合抗土，約定所解放領土由中立武裝控制。結果，阿薩德政權轉手就出賣了民主軍，與埃爾多安的達成了劃分勢力範圍的協議，進而唆使所謂中立武裝阻撓民主軍的推進，成功幫助土軍將民主軍阻擋在巴卜之外。因為庫工黨內部對奧賈蘭存在著不正常的迷信，所以庫工黨高層的這一妥協路線對庫工黨的將來，很可能構成非常巨大的隱患。不過，由於奧賈蘭已經脫離庫工黨領導層20來年，庫工黨高層已經形成了新的三駕馬車領導機制，因此這方面還存在很多變數。2、20世紀90年代對伊斯蘭教權勢力的妥協詹文曾指責庫工黨對教權勢力進行了一系列妥協，包括20世紀90年代紀念默罕默德的生日等等。這些指責中有很多內容確實屬實。但詹文對此又進行了荒謬的解讀，認為庫工黨這是在聯合遜尼派教權勢力反對土耳其「世俗勢力」、伊朗什葉派政權和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事實正好相反，20世紀90年代庫工黨在宗教方面妥協的對象，並不是遜尼派教權勢力，而恰恰是詹同學所支持的伊朗什葉派教權共和國以及老阿薩德（阿拉維派）的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當時，庫爾德工人黨主要的根據地甘迪勒山和哈塞克地區，一個是在伊朗支持的庫爾德愛國聯盟控制下，一個就是在老阿薩德控制之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受到實用主義思想支配的奧賈蘭於是投什葉派教權勢力所好，對其進行了一系列妥協。其中，紀念默罕默德生日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稍有宗教常識的人都知道，紀念默罕默德等伊斯蘭教聖人是什葉派熱衷於舉辦的節日，而遜尼派特別是薩拉菲主義教權派對此恰恰是反對的。這也可以作為一個旁證。
不過，這種妥協並沒有給庫工黨帶來什麼好運。1998年，老阿薩德的敘利亞復興黨政權對土耳其妥協，迫使庫工黨在北敘利亞轉入地下（這導致了2003年庫工黨敘利亞分支庫爾德民主聯盟黨的建立），奧賈蘭本人也在肯亞被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援的土耳其軍事情報局特務逮捕。進入本世紀以後，庫工黨同伊朗的關係也破裂了（這導致了庫工黨伊朗分支庫爾德自由生命黨於2004年建立）。這樣一來，庫工黨對什葉派教權勢力的妥協就宣告結束。然而，這也充分說明庫工黨在反封建方面的具有動搖性和軟弱性。3、庫工黨妥協性的來源庫工黨妥協路線的背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根深蒂固的兩面性（革命性和妥協性），及其實用主義的世界觀。早在庫工黨成立之初，奧賈蘭就為了爭取在敘利亞建立基地而討好老阿薩德，甚至不惜喪失原則迎合老阿薩德的大阿拉伯沙文主義，「承認」敘利亞庫爾德人是從土耳其來的難民（儘管事實上庫爾德人早在11世紀便已定居在今日敘利亞的國境以內）。20世紀90年代，當庫工黨寄希望於伊朗庇護時，它又曾冷對伊朗庫區爭取民族解放的武裝鬥爭，同時還曾對什葉派教權勢力進行了妥協（如上所述），究其原因也無非是一種「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實用主義。這種實用主義在遇到更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或是地區霸權主義時，就往往表現為妥協性：一方面庫工黨人特別是基層戰士在同這三種力量進行著浴血奮戰，另一方面庫工黨人特別是高層領袖卻試圖通過妥協退讓來安撫黨的敵人。北敘利亞民主聯邦至今也不敢在解放區內實施徹底的土改，不但對受自己統戰的「開明」封建主（其地產約佔全境耕地的20%）不敢觸碰，即便是通過了徵用逃亡封建主田產的法令，也因為敘利亞克基督教會和某些國際組織的反對就不敢徹底實施。另一方面，因為民主聯邦希望在軍事上得到俄羅斯和美國的幫助，所以它在許多方面也就不得不與阿薩德政權和親美、親埃及的「明日運動」之流封建勢力進行妥協。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直到目前為止，這些妥協都是在領導力量沒有發生變化的前提下進行的，也就是說：它們尚未改變庫工黨事業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質。因為這種與生俱來的妥協性，所以庫工黨是不太可能將民族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只有堅強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政黨，才能夠領導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為進一步向社會主義邁進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是已經被上個世紀的歷史所充分證明了的。土耳其乃至中東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能否誕生這樣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取決於這一政黨能否獨立自主地參與到這一民族民主革命中去並逐漸掌握住它的領導權。對此，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不過，無論無產階級政黨能否奪取革命的領導權從而將革命推上新的高度，未來終究屬於實踐的人們，而不是那些翼贊軍部的清談客。關於這點，中國人民決非不明真相，更不會被一切「對所有的進步力量都狂吠」的清談客們的「真（dian）實（dao）材（hei）料（bai）」所愚弄。詹同學那一套把戲，大可以收起來了。
---------------------------
自問自答。鑒於這位燕京學堂的留學生幾次打著土耳其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旗號，利用國人對於土耳其和敘利亞情況的不了解，四處招搖撞騙，竟成了某些人眼中寶貝般的土耳其共運問題專家了，所以有必要引述一些既有材料，懟一懟。
先說一下結論，此人系屬土耳其愛國黨，這個愛國黨是一個從馬列主義轉為凱末爾主義、公開否認亞美尼亞民族大屠殺的小黨（雖然小，但能量還是挺大的，據說埃爾多安重新與俄國交好，就曾拜託過愛國黨諸君了。不管這一據說是否為事實，但在埃蘇丹與普沙皇你儂我儂之後，該黨就開始翼贊埃蘇丹了）。雖然還自稱科學社會主義，可是跑來中國便急不可耐地去搞貿易洽談了，真是主義、生意兩不誤啊：
以下就直接引述《 庫爾德工人黨真偽辨——詹尤克洋騙術揭秘》（全文鏈接在此庫爾德工人黨真偽辨--詹尤克洋騙術揭秘-少年中國評論）中的文字了：
在萬里之外的中國，了解土耳其左翼運動的人並不很多，這是詹尤克同學這篇漏洞百出的大作得以出爐的一個客觀條件。若是在土耳其本國，這種質量的文章恐怕早已無人問津。外來的和尚會念經，不外如是。
但是，這篇文章絕非詹尤克同學原創的個人觀點的映射，其中的許多內容對於土耳其人來說是十分熟悉的。可以說，這篇文章處處都打著多烏·佩林切克（Do?u Perin?ek）及其「愛國黨」集團的思想烙印。
從他的各種社交工具上，我們可以查證到，詹尤克同學是土耳其愛國黨（Vatan Partisi）的熱忱支持者（甚至極有可能是黨員）。那麼這個所謂「愛國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呢？這就必須從該黨黨首說起。
愛國黨的創始人多烏·佩林切克是一個大司法官僚的兒子，在60年代末參與建立了土耳其革命工農黨（Türkiye ?htilalci ???i K?ylü Partisi，簡稱「T??KP」）。這個黨的確具有光榮的歷史，曾是土耳其第一個群眾性的毛主義政黨，在中東反修陣營中也具有一定的號召力。然而，在1970年代初革命高潮到來，特別是1971年軍事政變之後，以佩林切克為首的土耳其革命工農黨領導層發展出了一套掩蓋在毛澤東思想辭藻下的修正主義理論，集中表現在熱衷城市鬥爭、拒斥農村鬥爭，熱衷「合法」（實際上在當時的軍事戒嚴法之下也已經被非法化）的出版鬥爭、拒斥武裝鬥爭，熱衷於「組織工農」、拒斥土地改革，並且在國際共運基本問題（如蘇聯是否已經出現資產階級復辟）上大搞調和主義，最明顯的特徵是以「時機未到」來拒絕武裝起義。對此，以伊布拉欣·凱帕卡亞（Ibrahim Kaypakkaya）同志為首的土耳其毛派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71年軍事政變後，凱帕卡亞同志領導的革命工農黨左派向黨中央提交了《十一條綱領》，要求党進行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並且轉向武裝鬥爭，但遭到了佩林切克之流的拒絕。1972年2月，在東安納托利亞委員會上，左派的主張佔據了上風，但持右傾機會主義的佩林切克之流仍然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武裝鬥爭的展開。3月26日，在「積極地進行宣傳後馬上展開游擊戰」的建議遭到拒絕後，左派切斷了與佩林切克為首的修正主義黨中央的聯繫。4月24日，左派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土耳其共產黨/馬列，隨後又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土耳其人民解放軍，在東安納托利亞的通加利省、加濟安泰普省和馬拉提亞省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武裝鬥爭。1973年1月24日，凱帕卡亞同志在通加利省山區重傷被俘，5月18日在迪亞巴克爾監獄慘遭殺害並分屍。然而，土共/馬列和土耳其工農解放軍至今仍然戰鬥在土耳其東部特別是通加利省的山山水水之間，2014年以來還派出戰士參加了前往北敘利亞打擊伊斯蘭國教權派的國際自由營部隊。
在這一時期，凱帕卡亞烈士在《土耳其民族問題》（1971年12月）、《讓我們正確理解毛主席的紅色政權學說》（1972年1月）、《革命工農黨綱領的批判》（1972年1月）、《黎明派在凱末爾主義運動、凱末爾統治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戰後和1960年5月27日軍事政變問題上的修正主義理論》（1972年1月）和最終集大成的《我們與黎明派10修正主義之間分歧的起因和發展：對革命工農黨修正主義總批判》（1972年6月）等著作中，深入批判了佩林切克修正主義思想的實質：大土耳其民族主義、對凱末爾主義的迷信和反對武裝鬥爭。可以說，這些入木三分的批判，至今對愛國黨人依舊適用；因為，如果說後者發生了什麼變化，那就是他們比起過去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
1974年，佩林切克等人將革命工農黨改組為工農黨，繼續從事所謂合法鬥爭，結果這條路越走越窄。1980年土耳其軍事政變後，該黨終於遭到解散，佩林切克也就放棄了革命鬥爭，轉向去做《奔向2000年》雜誌的編輯了。1990年，佩林切克還作為雜誌主編採訪了庫工黨領導人奧賈蘭。直到1992年，佩林切克才東山再起，創立了所謂工人黨。2015年，為了參加選舉，佩林切克更是公開放棄了馬列主義，改打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凱末爾主義、左翼民族主義」的招牌，同一眾軍部高官沆瀣一氣，「工人黨」也因此改名「愛國黨」。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那樣，「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凱帕卡亞同志在上述著作中正確指出的那些佩林切克修正主義主要特點，在愛國黨身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愛國黨堅持大土耳其沙文主義，提出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與「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無關），反對列寧同志「壓迫別人的民族不能解放自己」的教導，通過陰謀論將被壓迫民族反對大土耳其沙文主義的鬥爭一概抹黑為「帝國主義的陰謀」；自以為理論創新，實際上不過是80多年前日共叛徒鍋山貞親等人「一國社會主義」（宣稱日帝是東亞的「領導民族」，在台灣、朝鮮和中國東北等地被壓迫的中國人、朝鮮人無權展開民族解放鬥爭）的復讀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觀點也投射於詹文在庫爾德問題的評述：採取一些似是而非的手法，將庫工黨的民族解放鬥爭誣衊為美帝陰謀。對此，我們在之前的段落已有分析，不再贅述。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佩林切克之流的大土耳其民族沙文主義，業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公開否認一戰期間亞美尼亞民族大屠殺的存在！看來，在愛國黨眼中，不但凱末爾要堅決捍衛，奧斯曼帝國也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對象了。
愛國黨對凱末爾主義迷信極深，不惜放棄馬列主義也要改打凱末爾主義的招牌。詹文也是如此，甚至把凱末爾、老阿薩德和卡扎菲並列為與孫中山一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密切盟友」，這是對孫中山極大的侮辱。孫中山作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爭取在中國推翻封建帝制，實行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並在後來轉向聯俄聯共、扶助工農。而卡扎菲則幾乎沒有實行過任何的反封建措施，自己也是依靠著封建部落力量上台。老阿薩德則是早年出於爭奪權力的需要偽裝成左派，後來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敘利亞復興黨中真正的左翼領袖賈迪德而上台，因而一旦掌權就對此前賈迪德時期的反封建措施如土改和（儘管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合作化運動等進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把民族資產階級執政的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變成了買辦當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老阿薩德的兒子小阿薩德上台後，更是大搞新自由主義，鼓勵私有化和土地兼并；而賈迪德派的民主社會主義阿拉伯復興黨，在賈迪德慘遭老阿薩德迫害致死後的今天，恰恰是參加了北敘利亞聯邦政權和敘利亞民主軍的，還成了阿夫林州的參政黨。
至於凱末爾，這裡更是值得一提。詹尤克同學和祖國黨黨徒將他吹捧成不世出的左翼偉人，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們又是怎麼說的呢？斯大林同志英明地指出：「基馬爾（凱末爾）式的革命是民族商業資產階級的上層革命，它是在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產生的，在其繼續發展中實質上是反對農民和工人、阻礙土地革命發生的。」（斯大林：《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毛澤東同志也說：「所謂基馬爾的土耳耳其，最後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的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帝國主義反動世界的一部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1920年，土耳其共產黨建立後，凱末爾不僅組織假共產党進行破壞，而且還在1921年末殺害了土耳其共產黨總書記穆斯塔法·蘇布希等十多個共產黨和工會領導人。（引者註：可對比閱讀詹尤克在他的訪談中編織的凱末爾與共產黨人交好謊言。）為了阻止農民的反封建鬥爭，凱末爾政府用武力解散了未編入正規軍的各地農民游擊隊。在凱末爾政權建立後，工農群眾依然處於無權地位，工農運動被鎮壓。凱末爾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也日益右傾，由對社會主義蘇俄友好轉變為向英、法、美帝國主義靠攏。一九三八年凱末爾去世後，土耳其加入了英法聯盟，同時同法西斯德國保持密切關係，實行反蘇政策。由此看來，自稱土耳其共產黨繼承人的愛國黨，卻把殺害黨早期領袖的兇手奉若神明，這真是一大諷刺；而詹文中造謠說什麼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武裝「年輕的土耳其共和國」擊敗了英國支持的庫爾德封建地主塞伊德·里扎（Seyyid Riza），更是不值一駁。
詹文又把凱末爾、老阿薩德等詹尤克的偶像包裝成為了爭取「所有民族的平等和解放」的戰士。可是，「凱末爾爭取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實在是個笑話。因為凱末爾自始至終都是大土耳其主義者，對少數民族（包括庫爾德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迫害罄竹難書。老阿薩德作為大阿拉伯主義者繼承了此前復興黨同志對待少數民族的一貫態度：壓迫少數民族文化，用槍殺來禁止少數民族慶祝自己的節日，對少數民族強制實行阿拉伯化。
凡此種種荒謬不堪的言論，都證明愛國黨及其支持者，為了美化凱末爾和凱末爾主義，已將其神化到了同史實乃至邏輯完全背離的程度。然而事實上凱末爾和凱末爾主義是什麼東西呢？凱帕卡亞同志在1970年代初就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穿了「土耳其民族解放戰爭是一次徹底資產階級革命」、「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是民族資產階級掌權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等在土耳其左圈內十分流行的神話。凱帕卡亞烈士正確地指出：土耳其民族解放戰爭是由土耳其資產階級、地主和高利貸主共同領導的反帝革命，其目的無非是阻止帝國主義把土耳其從半殖民地徹底變為殖民地；在革命中，凱末爾的上台恰恰是這些落後的領導階級試圖抑制工農掌握運動領導權的一個步驟；至於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則從一開始就是買辦大資產階級掌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凱末爾在其中也無非是買辦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凱末爾主義字面上是『民主』，但在實際運作中，表現的卻是法西斯主義」，「凱末爾主義是種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混合體」。正因為如此，凱末爾一方面積極靠攏昔日的侵略者英國（臨死前留給繼承人伊諾努「一定要追隨英國」的遺言），一方面也從未推行真正的反封建綱領：他所重用的文臣武將更是頗有成為大地主者（如詹文中所鄙視的「大毒梟」Dengir Mir Mehmet F?rat，他的祖先正是在為凱末爾服役之後當上了大地主）。土耳其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教訓表明：在帝國主義時代，除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
愛國黨和其前身革命工農黨、工農黨、工人黨一樣，始終始終沉迷於「和平過渡」和階級合作論，拒絕將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階級為主力的武裝鬥爭作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20世紀70年代的軍部統治之下，佩林切克等人堅持「合法鬥爭」，最終合法不下去，只好轉向了事，把整個工農黨都搞垮了。復出之後，佩林切克之流不思悔改，反而越發倒退，看到群眾的武裝鬥爭，就恐懼地斥其為「暴亂」、「恐怖主義」、「血斗」云云，從而將希望全都寄托在軍部內部「健康力量」推出新一代凱末爾發動政變，進而領導土耳其「左轉」這種不切實際的夢幻上了。
·································
詹文之所以明知道不能自圓其說還要勉強胡扯，無非是想表現葛蘭與庫工黨關係良好。然而實際上葛蘭恰恰是持強硬打擊庫爾德人和庫工黨的立場。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麼詹文就更加荒謬絕倫了。
在詹尤克同學的另一篇大作《土耳其馬克思主義者對未遂軍事政變的絕佳分析》（以下簡稱《絕佳分析》）中，這一傾向更為明顯。作者人為地將1960年和1997年的軍事政變定義為「進步的」、「有群眾基礎的」，而將1971年和1980年的軍事政變定義為「反動的」、「CIA式」的。然而，1960年的軍事政變本身不就是由CIA和北約的「後方行動」（冷戰時期北約在其成員國內部署的一個反共、反民主顛覆組織）策劃的嘛？政變的主謀Alparslan Türke?是土耳其現在主要的泛突厥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政黨民族運動黨（MHP）的創始人，不僅極端反共而且還是美國安插在土耳其軍隊內部的陰謀組織「土耳其短劍」的創始人。政變後的軍政府首腦Cemal Gürsel上將，更是當時的「土耳其反共協會」主席。這樣的一次軍事政變，怎麼可能是「進步的」呢？據詹尤克說，這是因為政變推翻了反動的美帝走狗曼德列斯。固然，曼德列斯和他的民主黨政府有諸多可黑之處：利用教權派、利用反希臘排外主義、投靠美帝參加朝鮮戰爭等等，最終也確實引起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但是，他最終是在內憂外患、走投無路被迫轉向莫斯科尋求幫助的前夕，遭到軍事政變推翻和處決的。可見，美帝通過1960年的軍事政變除掉曼德列斯，正是為了確立一個更為鞏固的親美反動政權，而這樣的政權果然是建立起來了。《絕佳分析》竟然把這種政變當做「進步」，確實讓人匪夷所思。
虛構了這樣一場「進步的」政變作為「歷史經驗」之後，《絕佳分析》開始吹捧涉嫌額爾古納昆集團和「大鎚」政變陰謀的將領，給他們戴上了種種「進步」的桂冠，認為他們之所以被埃爾多安和葛蘭除掉，就是因為他們「突然覺悟」後決定「左轉」，嘗試把土耳其帶上與俄羅斯（然而蘇修尚且是社會帝國主義，當代俄羅斯難道就不是帝國主義了？）結盟的正確軌道。其實，詹同學是這樣說的，愛國黨也是這樣做的：在2015年2月工人黨改組為愛國黨的過程中，舊軍部的高級將領們紛紛當上了愛國黨的要職，在各種選舉活動上為愛國黨登台造勢。據說，「土耳其軍隊不是鐵板一塊」，而這些從幕後走上台前成為愛國黨要人的「愛國軍人」就是土耳其軍隊里的健康力量，可以帶領土耳其「左轉」。可是我們不禁要問：難道控制軍人互濟會這個土耳其最大買辦資本的土耳其高級軍官們，不是土耳其買辦資產階級的一員嘛？讓買辦資產階級的一個集團來領導政變，得到的會是什麼結果呢？從一個帝國主義集團投奔到另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對土耳其的勞動人民來說會有什麼好處呢？其結果，無非是取消階級鬥爭，將被其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置於買辦階級中某一派的領導之下，為其在統治階級內鬥中充當馬前卒罷了。實際上，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幻想軍事政變能夠給土耳其帶來「左轉」。早在1970年前後，當時力量很大的土耳其泛左政黨土耳其工人黨（T?P）就在其領袖Mihri Belli等人帶領下幻想一場推翻當時執政的正義黨的軍事政變能夠讓土耳其「左轉」。幸運的是，他們的確是等來了1971年軍事政變；不幸的是，這場政變和「左轉」全然無關，反倒是讓這群領袖們不得不扔下黨組織四散逃亡國外。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不認為，愛國黨這樣一個翼贊土耳其軍部中親俄集團、最高目標就是讓土耳其從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北約）投入另一個帝國主義集團（歐亞聯盟）的「左翼」民族沙文主義政黨和它那些有如詹尤克同學的支持者，實在是既沒有立場也沒有水平來「揭開」庫工黨的畫皮，就更沒有一丁點的資格誣衊正在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浴血奮戰的土耳其人民解放軍戰士是「聽命於甘迪勒山」了。
實際上，詹尤克同學在土耳其左翼問題上可謂全然沒有調查，也就完全談不上發言權。在（土耳其）勞動黨問題上，詹文就完全暴露了作者不懂裝懂的本質。勞動黨（Emek Partisi，詹文稱為「土耳其勞工黨」）是在1996年成立的，那麼顯然，它根本不可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受到庫爾德工人黨的強烈攻擊」；勞動黨也不是「革命共產黨的延續」，因為它根本就是後者的合法組織；詹文宣稱它是一個「霍克斯派」（這又是一個神奇的翻譯），可是世界上只存在由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恩維爾.霍查所創立的「霍查派」。最後，詹文攻擊勞動黨已經淪為「一個規模非常小、邊緣化的親PKK集團」，這個說法還蠻搞笑的，這是因為：第一，雖然參與創立了土耳其人民民主黨（詹同學口中的又一個「PKK合法組織」），但2014年6月該黨因與民主區域黨（詹同學口中的「PKK合法部門」）發生路線矛盾，已經宣布退出了人民民主黨，按詹同學的理論就是「抵制PKK」了，看來詹同學的消息實在是不靈通；第二，土勞黨的領袖Abdullah Levent Tüzel在2015年6月作為獨立候選人在伊斯坦布爾第三選區當選了大國民議會議員，與此同時勞動黨在多個城市的市議會中也有擁有幾名議員；詹尤克同學可能會說資產階級大選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可是同樣熱衷於參加各種資產階級選舉而甚至不惜放棄黨名（原名「工人黨」）、放棄共產主義綱領、與軍部勾結的愛國黨，在同樣的選舉中怎麼就一個席位也取得不了呢？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土耳其的人民群眾對詹同學口中的「邊緣化的親PKK集團」非但沒有「不再抱有積極的態度」（事實上，在最近的選舉中，人民民主黨表現出了非常強勁的勢頭），反倒是對那些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卵翼下披著「左翼」畫皮放棄階級鬥爭、無恥翼贊軍部、鼓吹土耳其大民族沙文主義的假社會主義黨如愛國黨之流表達了道義上的唾棄。
2016年3月，土耳其國內形成了旨在推翻正發黨政權的左翼武裝聯盟「人民革命聯合運動」 。庫工黨，毛派的土耳其共（馬列）、毛主義共（土耳其和北庫爾德斯坦），霍查派的土耳其/庫爾德斯坦馬列主義共產黨、革命共產黨，親古巴的土耳其人民解放陣線／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組乃至原親蘇派的土耳其共產主義勞動黨—列寧主義等均宣布參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土耳其人民的武裝鬥爭聲勢將會更加浩大，而愛國黨的階級投降道路則只能是越走越窄。
順便再加一點材料，詹尤克認真學習其黨首多烏·佩林切克的重要講話精神，極端反對庫工黨。
上圖，愛國黨黨首
不過，此人在90年代初還跑到過pkk營地，跟奧賈蘭基情四射，談笑風生：
最後，還是要恭喜一下詹尤克大師，以前都是在不入流的中文黃色左翼網站上混跡，如今終於躋身資產階級大媒體的採訪之列。鯉魚跳龍門，可喜可賀。
愚人節剛過沒多久，大概是4.2中午的時候就看到澎湃新聞與詹尤克先生的對談呢（笑）。
仔細一看，他佬又在搞張紅娘營業（大笑）。
在此還是恭喜一下詹尤克同學，從替烏有之鄉這類網站捉刀到有頭有臉的澎湃新聞，不可不謂是人生的大跨越。（激烈鼓掌）
吐槽幾句：
由於這場意識形態危機，兩種社會主義範圍內的反革命趨勢在1990年代獲得了發展動力：一個是自由主義認同政治，一個是庫爾德微觀民族主義分離主義。這兩種趨勢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社會主義運動。 受這兩種潮流影響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被削弱了。
詹尤克說了大半天，真正妨礙土耳其工人階級團結，在當今中東最嚴重破壞階級認同的第一大敵人——-伊斯蘭極端主義卻沒有被列為土耳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首要公敵，他佬卻有所迴避，反而拿把鍋扣在所謂的自由主義與庫爾德分離主義頭上。
引用一段鄭超麟在《1993年提綱》中對於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評價：
對於若干理論問題，我們應當著重說明如下幾點：
.......
第三，宗教問題。──在兩個世界革命浪潮中間，人民看不到出路，於是宗教意識發展起來。宗教意識淹沒了階級意識，宗教鬥爭取代了階級鬥爭。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在宗教意識中團結起來。如此形成的國家，不僅談不上社會主義，而且談不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這種國家往往採取中世紀的統治方式，施行個人獨裁，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僅在國內實行恐怖主義，而且在國際上也以恐怖主義為武器對待外國公民，壓制言論自由。在各種宗教意識中，伊斯蘭教特別惡劣。
這種中世紀式的神權國家，雖然可以給帝國主義國家製造麻煩，但在新殖主義之下，已不能動搖帝國主義國家的根本反而阻礙了本國生產的發展。試看，在第二次世界戰爭後出現繁榮的有名的「四小龍」，沒有一個是宗教狂熱的國家；後起的佛教國泰國和伊斯蘭國馬來西亞也不狂熱。反之，中東那些伊斯蘭國，憑藉石油儲藏的優勢，卻四分五裂，互相戰爭，不能發展生產。
在沒有革命形勢的時代我們仍不能停止反宗教的宣傳，不僅要宣傳宗教是「鴉片煙」，而且要反對那些中世紀的統治方式。
這些話拿到土耳其那邊進行比照，誰在真正破壞工人階級團結與社會主義運動不言則明，更不用說他埃蘇丹去年軍事政變之後大搞清洗鎮壓國內反對力量的事情了。
還有指責所謂的庫爾德分離主義的說法你去年說說還可以，你今年還說這種話就是無視PKK的分支PYD（也是土耳其人民民主黨的近親）以及其他泛左力量主導建立的「北敘利亞民主聯邦」這麼個政權存在的事實( 詹尤克很聰明，知道中國實際面臨著台灣，新疆與西藏的民族分離主義問題，也是抓住了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來帶節奏給自己的說法來擋刀 )-------------人家前幾個月為了證明自己說不搞庫爾德分離主義的話是假話，乾脆將「北敘利亞——羅賈瓦民主聯邦」的全稱中刪除「羅賈瓦」（在庫爾德語中意為「西庫爾德斯坦」）以消除庫爾德民族主義色彩，並且重申自己堅定的搞多民族體制不搞獨立了，什麼PKK/北敘要搞獨立的說法在事實面前被打臉。
人保軍部隊更是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人以及亞述人，雅茲迪人等來自其他民族的戰士。
question :你說這是要搞庫爾德分離主義？
what the fuck?PKK不怕在人保軍比例高達40%的阿拉伯人戰士造反不成？
當然如果覺得這個還不夠的話我也在這兒大大方方的引用PKK對外關係負責人勒扎·阿爾通的一段訪談來證明PKK的態度：（這兒用的是中文翻譯版）
《大使報》：讓我們從一個經典的問題開始：你們還致力於在土耳其（建立）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嗎？
阿爾通：我們並不認為，庫爾德人的事業是要實現特定的民族主義願景。我們認為，庫爾德人的事業應該成為全體中東人民實現自由的基礎，以及本地區所有族群共生共存的柱石。總的來說，我們的立場與中東人民之間的歷史與社會紐帶密切相連。縱觀中東地區的歷史，無論何時，民族主義的願景都會導致族群分裂，也就是說這種願景將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社會族群之間製造種族的、民族的、宗教或教派的衝突。因此，我們試圖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如果我們走著同樣的老路，那麼我們會發現自己如目前的中東一般，陷入同樣的泥潭。而這將加劇本地區的混亂。我們一方面在尋找克服現狀的辦法，另一方面也努力尋求在各國實現尊重民族、宗教和宗派多元主義的「民主化」的途徑。 我們並不尋求建立一個獨立國家，也不號召「分離」、「領土分割」或類似的東西，而是致力於中東地區所有居民的社會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並不存在[阿拉伯]國家，有的只是一個由氏族和部落組成的阿拉伯民族，這就使得這些部族較於今天更為互助。然而一戰後，[阿拉伯]民族分裂為諸多國家，從而導致了民族內部的種種問題與不和。
《大使報》：這是否意味著庫工黨過去呼籲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是錯誤的？阿爾通：我並不傾向於把它們定義為正確或錯誤。在當時，我們確實曾呼籲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然而如果那個國家建立起來了，我們也將會致力於其內部的民主化和自由解放。但這並未發生。隨著時間的推移，「獨立」一詞被「自由」取代，因為後者對於我們以及與我們類似的人來講才是關鍵之所在。從定義上說，「獨立」這個詞並不包含「自由」的意義，然而「自由」卻包含「獨立」的意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將中東分割為民族國家的行為只是引發了更多的問題。因此，致力於建立一個庫爾德民族國家，將加劇現有的問題，而致力於自由將是取得成功的關鍵。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拒斥了一戰後所興起的中東各政權。這些政權絕不會帶來自由、幸福和福祉。
伊斯蘭國所代表的薩拉菲派定叛運動，與阿拉伯之春的起義相伴而起。
因此，重點應該是如何面對這種運動以及伊斯蘭國和薩拉菲運動所支持的理念。因為伊斯蘭國和薩拉菲運動並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按他們的方法連一個哈里發國都維持不了。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也希望通過它們的干預來推行自己的政策。這些勢力使中東分裂成相互對立的國家。這種使東方陷於倒退的東方主義理念並不能收穫成功。中東路在何方？在這場亂局中我們能做什麼？隨著民族主義實體的出現，問題也隨之而來。問題不在於反映著民族認同的民族實體的出現，而在於實體中的民族狂熱。所以，我們不能把自己的自由與別人的自由分開來。 種族差異和多樣性是重要的。然而，在聯合還是分離的十字路口前，我們的立場便傾向於多樣性中的聯合。這種情況我是指庫爾德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不包括土庫曼人，他們在這一區域定居較晚，並非如那三個保留著民族認同、共同地塑造了中東文化的民族一樣是中東的土著居民。
我們各自的文化、習俗、飲食等是相似的，代表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整體又談何分離呢？我們都聲稱自己是穆斯林，伊斯蘭教宣揚一切宗教都有表達其信仰的權利。然而，我們看到，正有人打著伊斯蘭的旗號實行教派屠殺，而不同社區又相互對立。它怎能代表伊斯蘭？它怎能解決問題？它是伊斯蘭教基本原則的對立物。奧賈蘭提出的倡議要使整個中東實現民主化，所有實體都都有機會作為這個地區聯邦的一員來表達自己。
《大使報》：在未經協商的情況下採用了聯邦的名稱，這影響了人們對於羅賈瓦實驗的態度，人們覺得這是在搞分裂。這是一種分裂行徑嗎？
阿爾通：我們也批評了把宣布成立聯邦時的措辭以及在聯邦名稱中加入「羅賈瓦」這種想法強加於人，因為羅賈瓦仍是敘利亞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宣布聯邦成立本該使用另一套措辭，而且我們也反對聯邦的宣言書。我們支持在敘利亞北部建立聯邦，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一個「羅賈瓦聯邦」呢？敘利亞餘下的國土的命運又會如何？他們沒有考慮敘利亞的其他部分。 《大使報》：這是誰的錯誤呢？你們與羅賈瓦當局之間難道沒有任何協調？
阿爾通：如果是說命令「做這做那」，那我們是沒有協調的。我們不直接干涉那裡的事務，而是提供建議，不給出具體指示。
在必要的鋪墊工作尚未完成前便發表成立公告，這給人一種既成事實強加於人的感覺，這是有害的，我們也因此批評了他們。應該在擬定公告前先把這項計劃解釋好，我們傾向於使用「北敘利亞聯邦」這一名稱，並且建議去除「羅賈瓦」字樣，因為「羅賈瓦」意味著一個庫爾德人的聯邦。北敘利亞是此間所有族群的家園，而且庫爾德人在那裡享有多少自由，這取決於所有其他居民享有多少自由。因此我們致力於完成一場思想革命，否則事情會變得越發複雜。
但是在爭取自由與解放的前提下，反對分離主義，爭取民族平等，爭取實現多民族體制以及族群的團結與聯合————————這就是PKK，PYD以及北敘聯邦的態度。
原文地址：http://www.al-monitor.com/pulse/politics/2016/07/turkey-coup-pkk-kurds-rojava-us-intervention.html
原文標題：PKK foreign relations head speaks out
－－－－－－－－－－－－－－－－－－－－－－－－－－－－－－
從歷史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閱讀歷史，馬克思主義者試圖發現宗教思維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基礎。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我認為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宗教都有兩面。
首先，大多數宗教是宿命論的。這些宗教建立在一個幻象的基礎上，即所有的信徒都是兄弟姐妹，不管是不是其中一小部分人很富，大部分人很窮。如果人們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那麼就嚴格禁止窮人起來反對統治階級。在這個意義上，這是統治者的一個合法性工具，用來控制被剝削的廣大人民群眾。
其次，對於被剝削的人來說，這是一種希望。大多數宗教為相信它的人許諾了死後的天堂。這個幻象通常會把受壓迫的大眾轉變為嚴格的信眾。他們在悲慘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寄望於在神的天堂永遠享受繁榮和財富。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把宗教定義為「人民的鴉片」。宗教的確有暫時減輕痛苦的功能，給信眾愉悅的幻覺。
然而，宗教不能被簡單地禁止。你可以把馬帶到水邊，但不能強迫它喝水。宗教是幾千年古老階級社會的產品。宗教信仰和儀式深深體現在世界各地人們的文化中。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人們不會一夜之間拋棄他們舊的信仰。這是個時間問題。宗教信仰會慢慢消失的。在這個意義上，列寧說的是對的，共產主義者不要專註在無神論宣傳上，而是要給普通人提供條件，讓他們得以從宗教異化中解放出來，廢除剝削和壓迫的物質基礎。
說到這兒我想起來別人跟我說的一個笑話：
如果問馬克思，是否需要立刻強制廢除十一稅，馬克思說：必須的
這時候一個「妨礙多元文化」「破壞宗教自由」「不尊重其他族群傳統」的帽子就會飛到老馬頭上。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土耳其數量眾多的阿拉維派。阿拉維派也是穆斯林，但他們有相對世俗的信仰系統和生活方式。在遷移到西亞、皈依穆斯林之前，土耳其人是中亞乾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信仰薩滿。他們曾經相信「自然母親」，而不是懲罰性的神。阿拉維派的信仰系統仍然介於伊斯蘭和薩滿信仰之間。阿拉維派的女性是不戴頭巾的。他們的清真寺稱為「聚集的房子」，裡面男女是一同禮拜的。他們最著名的禮拜是一種類似薩滿儀式的舞蹈。
而阿拉維派（創立於9世紀中葉）的早期大佬：
伊本·努賽爾是巴士拉什葉派的著名學者，原為什葉派第十代伊瑪目阿里·哈迪(?～868)的追隨者，自稱是阿里·哈迪及其長子穆罕默德之「巴布」(意為「門」，引申為「代理人」)。863年穆罕默德去世，伊本·努賽爾宣稱他是「隱遁的伊瑪目」，並承認阿里是「真主的化身」。後其繼任者海珊·本·哈姆丹·哈西比(?～968)將該派教義進一步發展傳入敘利亞的阿勒頗等地區，信眾日增。該派的教義受新柏拉圖主義、基督教和佛教思想的影響，並以伊斯瑪儀派學者艾布·哈塔布的教義主張為基礎，而形成諸說混合的宗教思想。該派認為，有一位至高無上、無以名狀的造物主，它的第一流溢為：「名」、「言」、「表徵」。「表徵」則體現5個超凡人物穆罕默德、阿里、法蒂姆(「法蒂瑪」之男形)、哈桑和海珊，這是5位平等的一體。後又演變為三位一體的觀念，即所謂「理」、「名」、「門」。與這三位一體概念相適應的是3位先知阿里、穆罕默德、努爾曼·法里西。
其信奉：
該派信奉神秘的數字「7」，認為真主流溢的是「大光明世界」，其墜落者經過7個周期，最後被囚禁於肉體之中而成為人。人如果經過巴布的引導而認識真主，則可經過7個周期的提升返回天園。該派還相信靈魂轉世說，認為人的靈魂原是天空的星辰，阿里將他們謫貶人世，虔信者死後靈魂將回至星辰去與阿里同在，有罪人的靈魂將轉世到牲口體內去。此外，該派還保留對日、月、霞的崇拜的殘餘。遜尼派則視該派為「異端」。努賽里耶派有嚴格的入教儀式，先宣誓保證不泄露教派的秘密，並接受導師宣講秘密教義啟迪靈魂，然後才能參加宗教活動。該派因遭到當局的迫害，故進行秘密宗教活動，其禮儀鮮為外人所知。其宗教上層稱為「知秘者」，一般信徒必須絕對服從。該派除紀念開齋節、古爾邦節和什葉派共同節日外，還過基督教聖誕節、復活節等，在祈禱時進聖餐、飲聖酒等。該派信徒現有100多萬，主要分布在敘利亞和土耳其東部，只佔敘利亞人口的一成左右。
實際根據多方探明，阿拉維派的異端色彩實際更多來自基督教，例如聖象崇拜以及教義規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關係就是證明，我不明白怎麼跟薩滿有多大關係了。知乎上就阿拉維派也有不少答案介紹，知網也有大把論文，你詹尤克明目張胆忽悠我們，這不好吧？
還有你們澎湃新聞做為上海市委控制的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新聞媒體，跟著這個洋大忽悠在阿拉維派的問題上一起來忽悠我們，宣傳上出了偏差，你們也有責任吧？
ps:剛好有人跟我說詹尤克說的可能不是阿拉維派，而是人數更多的達到上千萬人的宗教少數派阿列維派（可能是澎湃編輯腦殘只知道阿拉維派就隨手把阿列維派寫上去也不核實一下）
但是NTMD照樣跟薩滿教沒有任何鳥關係啊！！！！！！
我在知乎隨手搜了搜就搜到了這個：敘利亞的阿拉維派與土耳其的阿列維派到底有什麼不同？ - 知乎，有專門論文，比你詹尤克隨手信口開河要好的多。
－－－－－－－－－－－－－－－－－－－－－－－－－－－－－－－
1938年凱末爾去世。在他在世時，蘇聯和土耳其是緊密聯盟的。但二戰之後，土耳其加入了美國的反共陣營。
雖然1925年的時候土耳其與蘇聯簽訂《土蘇友好中立條約》，但是根本稱不上結盟（不然我也可以用《蘇日中立條約》來證明蘇聯與二戰期間的日本是盟國），通過這個條約的名字就大概看得出來，凱末爾真正的想法是不惹怒蘇聯的情況下逐步向西方國家靠近-------------人家終究建設的是資本主義，建立的國家形式上還是歐美的那種代議共和制，與蘇聯一度合作只不過是權宜之計。就思想與意識形態而言兩者更是格格不入。更不用說二戰期間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內部一度還就站隊同盟國還是軸心國的問題爭執不休，並且 一直到44年末都還在給德國提供鉻礦 和其他礦產 等援助。
今天，土耳其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好好考慮列寧的這句話：「如果不對偉大資產階級革命懷有敬意，一個人就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反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極左，才否定資產階級革命的遺產和重要性。正是出於這個原因，1928年，第三國際明確把凱末爾資產階級革命稱為國際革命鏈的一環，就如十月革命一樣。
說到這個還得說句有趣的事情：1920年10月18日的時候凱末爾命令他的親信還組織了一個官方共產黨，並且還讓這個黨申請加入共產國際（不過遭到拒絕）。這個官辦共產黨一方面不敢稱自己是布爾什維克以示對於蘇俄布黨的「尊重」，另一方面定義自己是「共產主義」，但是呢主張卻是「聯合安納托利亞政權」組織窮人與富人反對外國壓迫而非階級鬥爭，頗有為凱末爾搖旗吶喊之意。
建立這個共產黨的目的無非如下：
1.壓制國內的不受凱末爾控制的共產主義力量；
2.利用該黨來取悅蘇聯成為尋求蘇聯幫助的工具。
如凱末爾對阿里福阿德拍發的電報所言：「有著各種各樣的目的地共產主義運動，從內部和外部對土耳其進行宣傳，除非採用非常手段，否則土耳其人民的和平與團結將處於危險之中。因此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在政府的指導下，通過一些通情達理的朋友組織一個自己的共產黨組織。」
1921年1月28日，穆斯塔法·蘇布希夫婦等14名共產黨領導人被緊跟其後的達拉布松的憲兵隊殺死，史稱「黑海事件」，雖然安卡拉當局一再推脫，但是後來被發現的凱末爾以當地行政長官的哈米德貝的電報來往顯示凱末爾是本起事件主謀。事後蘇聯出於自己的考慮也沒給土耳其施壓，在這之後：
1922年，凱末爾當局禁止土共在安卡拉召開一大，哪怕當時的以許斯尼為首的土共領導層對凱末爾低頭也不行，向其靠攏也不行。也就差不多這個時候，凱末爾解散了官辦共產黨並安排其領導人出任共和國政府的高級職位。（實際上1923-----1945年這二十多年期間，雖然土耳其確立了代議共和制政體，但是實際政治生活中僅允許共和人民黨一黨存在，組織其他政黨在這段時期基本算是非法行為）
1925年3月的時候凱末爾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維持秩序的法令，當局以武力控制國內工人與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並且禁止《光明》，《同志》，《鐮刀與斧子》等共產黨主辦的刊物出版。
1927年，凱末爾當局對國內的共產黨人進行大搜捕，指控他們在外國幫助下召開黨代會，許斯尼被捕並遭獨立法庭審判與監禁，後被釋放後不得不流亡歐洲。共產黨作家納塞姆希克梅特也被反覆監禁，判刑。
1929年8月5日，凱末爾第一次在公開演講中將共產主義等同於「叛逆」（不知道詹先生做何感想）。做為回應，《共產黨人》便描述凱末爾政權為「資產階級的封建政權，背棄了自己的反帝國主義主張」。共產黨主辦的另一刊物《革命小路》則把1925年凱末爾鎮壓庫爾德人的一系列黑材料全部抖出來。
1931年土共計劃譴責凱末爾但是被共產國際阻止並且受到共產國際譴責，後者試圖調和凱末爾政權與土共的關係，因為主導共產國際的蘇聯不想就此影響其與土耳其的關係。
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上土共最終接受共產國際的調解，轉而尋求成為政權中「進步」的一部分，這也促使他們轉向在國家關鍵機構尤其是文學藝術領域的影響，此外他們還尋求與軍隊建立聯繫。
凱末爾這邊呢？
1938年海軍學院發現共產黨基層組織，次年納塞姆希克梅特被判處28年苦役，因為他被指控在遊船上建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土共其他一些成員也被控告「煽動軍隊叛亂反對政權」。
綜上，凱末爾同學大部分時候對於共產主義力量都是壓制的，少數時候才被寬容，土耳其的共產黨人大部分都是被凱末爾這隻貓當作老鼠把玩的。
以上。
（昨晚睡前隨筆，本來有心解釋清楚點的，不過貌似這個問題也不火，就不給詹尤克送人氣了，再說反正土耳其到底怎麼回事知乎上很多大家都有不少回答，真有心的人大可以自己找到答案）
剛看了一遍，這位詹尤克可謂深受凱末爾荼毒，他上面列的這麼多書都白讀了——如果他真讀過的話。我討厭皇漢，而「皇土」是比皇漢更噁心的存在，就像朝鮮半島的某些人一樣。此外，雖然我不相信共產主義，但我也知道一個人不可能既是「皇X」又是「馬列毛主義者」。詹尤克從小同時接受左翼讀物的熏陶和土耳其架空歷史教育，現在看終變成了一個自以為是左翼青年的精分皇土，有點喜感對不對，我齶齶。土耳其人既不中亞也不薩滿，阿拉維派更不是傳統土耳其人變為虔誠綠教徒的過渡階段，皇土還是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詹尤克能編出這麼不學無術的段子，顯然是託了凱末爾當年糾集學術神棍為土耳其發明架空歷史的福，難怪他這麼喜歡給凱末爾洗地。真以為自己現編點童話故事就可以來中國招搖撞騙了啊，各種私貨屁股近乎毫無掩飾，簡直皇土駐華網評員，懷疑他提毛也只不過是入鄉隨俗討好聽眾罷了。最後，看完全文，發現詹尤克怎麼都沒透露自己到底是哪個黨的？他（以前）混的愛國黨好像正在跪舔埃爾多安的樣子，看那段他感化教育一位「虔誠的庫爾德穆斯林工人」的故事，有點自己當導師的意思啊，莫非是要自立門戶？太精彩了，就是不知道後台是誰啊，留學難道，恩，不敢猜了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先知道澎湃是個什麼玩意，以及當今我們所遭遇的泛法西斯主義發展趨勢。而本回答所要指明的是，澎湃的這個訪談是作為法西斯宣傳機器的一個環節，按照自身立場精心篩選出來，用以加強「意識形態鬥爭」的手段。
首先要提出的是，要理解澎湃，不但要把握中國國內改革開放的歷史及現狀，還要把握當前一些自由派公知的「毛主義」轉向。當然，這個轉向並非僅限於自由派，更準確地說，它是以基督教中心主義、各種辯證法的片段和「普遍性的對立」構建起來的一個反動趨勢，它包括但不限於傳統意義上的左派、右派，同一套話語可以遍及從經典馬列主義、新左派、自由派，到保守派和法西斯在內的一切「意識形態」領域，當然也包括諸如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等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
舉個例子，這就好比說，自由派劉小楓先是轉向保守派而後對毛主席大唱讚歌，和自由派陸興華現在大談特談毛主義、巴迪歐、齊澤克，儘管兩者「意識形態」不同，但在實踐領域，兩者能夠起到相同的作用。不過在此我們都可以將其統稱為自由派。因為歸根結底，這是自由派-帝國主義為了加強全球恐怖主義統治而做出的「意識形態治理」，當前的許多運動和各種「激進的意識形態」（不論是社會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本質上都是為了自由主義與跨國資本的「全球治理」而服務的。
換句話說，澎湃，作為一個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擴張而新出現的媒體項目，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經濟治理的需要：一方面需要不斷地鞏固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另一方面（讓我們用德勒茲的話說）隨著國際資本的流動，在這個平滑的流動過程中，它也在不斷地使自身公理化，然後是使民族-國家的公理化，從而實現一個「再結域」的過程。——由於國內市場需要開放並引進外部投資，這就需要資本公理的增加——公民權利的推進、法律的頒布、對民族-國家的重申等等。澎湃正是這個環節的一部分。
是肉體決定了其精神。意識形態作為神話並不真正發揮作用，相反，作為一個資本流動鏈條上的環節，會自覺地挑選和製造相應的意識形態內容。於是我們就得到了澎湃新聞所持有的態度。這種馬列主義還僅僅是諸種辯證的再辯證的一環，因為馬列主義在中國顯然具有一個有利的位置。就好比在訪談中被著重強調的，它總是有一種比真實更「真實」的態度，一種僭越：我是跟紅苗正的馬列主義者喲，那些什麼左派，都是些「小資產階級」和「旁門左道」……——但實際上，正如人們所發現的，這一切都只是虛有其表的姿態，用俗話說，就是裝了一個大逼罷了，一個左逼。小哥一說話，就是凱末爾的「世俗主義」萬歲，這實際上表達的，恰恰是基督教-自由派的所有理想——如果你去問法國國民陣線的勒龐或希臘的金色黎明，你會得到一模一樣的回答——而這構成了今日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框架，儘管它更多地是以左派的面目示人。
這種低能的演繹，顯然在今天占居了一個主流的位置，因為它作為市場邏輯的經濟-警治的的一個環節，是不可或缺的。但無論如何，它就像一張巨網或清晨的霧霾，儘管看起來能夠遮住天空，但在每一個細節，它都破綻百出。風一吹起來，雜魚們就會被沖得無影無蹤了。
附以前關於澎湃的回答：
如何評價澎湃新聞？ - 知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