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為何會出現諸侯國的政權被大夫甚至是大夫家臣把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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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之前的國家，其實屬於貴族政治，其本質都是由各個城池組成的，每個卿大夫後面，都是一個龐大的家族，並且控制著相應數量的城池，這些卿大夫的官職都是世襲的，各諸侯只不過是掌控的城池數量最多，得到周王承認的國王，其權力並不能夠控制到每一個城池。即使各諸侯之間的兼并戰爭不斷，各個卿大夫的家族勢力並沒有因此減弱太多，無非就是投靠另一家君主而已。

這種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度，所以各卿大夫參政實際上是為自己的家族謀利益。當君主力量太弱時，權力自然而然的就會被最強勢的卿大夫接過去。只不過由於各階層地位劃分明確，即使再強勢的卿大夫，如果沒有周王的承認，也不敢輕易篡國，一旦弒君取而代之，立刻就會被其它諸侯以不正統滅之，然後領地被瓜分。

這種割據的現象其實到秦以後依然存在，即使秦統一的時候，各個城池的掌控著也並不全是秦人，只不過名義上臣服於秦，卿大夫這種貴族階層除了少部分被滅族的，其餘大部分其實還是在自己的領地上享受著原有的權力的，只不過不能夠入朝為自己的家族謀取更大的利益了。

到了漢朝的時候，西漢時期明令非劉姓不得為王，不得封侯，大貴族才逐漸減弱了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但各個官員其實大都還是從地方勢力強大的貴族階層里推選的，雖號稱不能世襲，但實際上地方勢力割據其實還是存在的，尤其東漢後期，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鬥爭尤為劇烈。這種貴族政治一直持續到南北朝之後，由於戰亂過於頻繁，外族頻繁入侵，北方世家貴族除了南遷的，基本被滅，尤其隋朝統一之後，對南方世家進行血洗，同時實行科舉制度，更為下層的人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通道擴大了之後，貴族政治才逐漸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實際上，名門望族通過科舉獲得權力的比例還是最大的。

具體的史實記不清楚了，這裡只是自己的一點看法。呵呵

我想原因首先一個是中國的歷史中央集權是再不斷的加強，春秋時期的中央-周天子基本啥事也不頂。因為周採用的是分封制，而分封到下面的諸侯王對自己的諸侯國的政權組織也是相當的鬆散，不像後來的層層負責的郡縣制，對下面的人約束不強。

其次，春秋時百家爭鳴，有好多思想理論也不強調加強君主的集權（還有好多相當有「創意」的思想，反正沒人管，只要有人能被你說服聽你的）。在那個禮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君主的功能首先是禮孝，為自己的國民樹立榜樣，其次才是治國這些事。還有好多時候的決策制定同占卜的關係很大，諸侯王說了也不算。禮孝說的算，上天說的算。那個時候人的想法和現在的人實在是天差地別。有機會LZ可以讀讀春秋的歷史書，那時候有些人的行為在我看來是無厘頭的，可是那就是當時人的想法，我們用當今的非專業人的想法來揣測實在是不靠譜。（好想有點跑題了）

這樣的情況有好處也有其中帶來的問題。比如晉國，因為被幾個家族把持，政權的運行管理完全依靠這群的人智慧與能力，就像是一個首相集團。這樣使得晉國的霸業持續的一百多年（好像是，反正是春秋五霸中最長的），反之因為是君主個人能力出眾而崛起的稱霸的諸侯國往往隨著君主的離世而風光不再，比如春秋時期的秦國，秦穆公一死那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可能是因為一個沒有能力的首相可以很容易的被政敵幹掉，而一個沒有能力的君主想取而代之就要困難的多。可是最後的結局就是晉國分裂。

其實個人倒是覺得這樣的政府更加有優勢，因為他可以問責，出了事情大不了換一個首相，可是當年君主正統天授的情況下換一個王實在是很困難。這樣國家就要一直沿著錯誤的方向掙扎。漢初的時候，宰相上朝是可以坐著的，自己可以開府辦公，有自己的行政班子。皇帝就是一個橡皮圖章，同意照辦，不同意回去改，可是你要想按自己的意思來，那要看宰相干不幹了。直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

分封制的後果。

分封制是自上而下的。

周公將國分為幾百來個小諸侯，小諸侯在領土內又分封給兒子或有功大臣，兒子又將自己的領地分封下去……當時貴族體系「公，候，伯，子，男」，都是世襲的，世襲的體制決定了作為諸侯王，你的屬下是你的家臣，而世襲的家臣在主子面前是條狗，在世襲領地上，卻是至高無上的。諸侯王有的時候國家繼承體制出問題，或遇到昏君，家臣就會國家內亂中迅速做大，成為國君。

不僅是春秋戰國，在歷史上，很多朝代，政權都被非王室權臣控制過，這樣的案例太多，不然我們不會出現如此多的朝代變更。

變更的主要原因是世襲的貴族不斷強大，趁國家內亂或繼承人問題，掌握國家政權。

比如齊王原來姜子牙的封國，結果呢，被田氏取代。晉國呢，更是被三家臣給分為趙魏韓。不僅如此，貴族體制導致國家改革艱難，因為貴族掌握的權力和財富削弱了國家的實力，而春秋戰國兼并戰爭非常多，要集中國力，則會削弱貴族的權力。這也就是歷來改革，只有商鞅艱難成功了，但沒有一個改革者有善報了。

碰巧看到梁啟超的《李鴻章傳》，其中一段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溯夫春秋戰國之間，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齊之陳田，為千古權臣之巨魁。其時純然貴族政體，大臣之於國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強傷干，勢所必然矣。洎夫兩漢，天下為一，中央集權之政體，既漸發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禍特甚。霍、鄧、竇、梁之屬，接踵而起，炙手可熱，王氏因之以移漢祚，是猶帶貴族政治之餘波焉。苟非有閥閱者，則不敢覬覦大權。范曄後漢書論張奐皇甫規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命可移，而猶鞠躬狼狽，無有悔心，以是歸功儒術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貴族柄權之風未衰，故非貴族者不敢有異志也。斯為權臣之第一種類。及董卓以後，豪傑蜂起，曹操乘之以竊大位，以武功而為權臣者自操始。此後司馬懿、桓溫、劉裕、蕭衍、陳霸先、高歡、字文泰之徒，皆循斯軌。斯為權臣之第二種類。又如秦之商鞅、漢之霍光、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等，皆起於布衣，無所憑藉，而以才學結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舉國聽命；權傾一時，庶幾有近世立憲國大臣之位置焉。此為權臣之第三種類。其下者則巧言令色，獻媚人主，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胄，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斗筲，無足比數。此為權臣之第四種類。以上四者，中國數千年所稱權臣，略盡於是矣。
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達，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於教義之浸淫，二由於雄主之布劃。孔子鑒周末貴族之極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於權門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漢興叔孫通、公孫弘之徒，緣飾儒術，以立主威。漢武帝表六藝黜百家，專弘此術以化天下，天澤之辨益嚴，而世始知以權臣為詬病。爾後二千年來，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圍范。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鴻章，皆受其賜者也。又歷代君主，鑒興亡之由，講補救之術，其法日密一日，故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漢光武宋藝祖之待功臣，優之厚秩，解其兵柄；漢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雖用法寬忍不同，而削權自固之道則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雖復侍中十年，開府千里，而一詔朝下，印綬夕解，束手受吏，無異匹夫，故居要津者無所幾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勸勉，豈必其性善於古人哉？亦勢使然也。以此兩因，故桀黠者有所顧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愛之徒，常有深淵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沖。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

那是一個皇權還沒有集中的時代，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宰相一個大將軍分別作為最高的行政和軍事長官，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真是人才，每個王都怕有不敬重人才的壞名聲，沒有人才的輔佐，如果這樣那就離亡國不遠了，在不及現在領土大的地方上有那麼多諸侯國，不是吞併就是被吞併

不是很了解那段歷史，不過我猜是因為君主跟家臣的選拔機制不同造成的。

君主是世襲，下一代質量可以視作平均水準；

家臣是競爭上崗，手腕好的幹掉手腕不好，這種淘汰機制選拔了高於平均水準的人。

這種能力差慢慢造成權利向家臣傾斜。

初代的君主大多能力很強，後代慢慢變糟，可以用這個來解釋。

君主能力代代差不多，但是官員跟大臣越競爭越精明，越能高效的為自己謀利，國家慢慢就垮了。

因為還沒有中央集權，後世的「強幹弱枝」的政治思想還沒有出現。

春秋時期，中國剛剛出現城邦國家，權力還留在「國人」和「士大夫」手裡。《孟子》里所說的「國人皆曰可殺」就好像古希臘的直接民主；《禮記》里的「齊家」指的就是六卿那樣的大夫家族，是歷史遺留的政治實體。剛剛從氏族部落走進王國時代，還不到帝國時代，不僅王是一個名義上的共主，各級諸侯也都因為平權的關係受到底層附庸的相互制約。各個政治實體之間有獨立的司法裁量權、財政權，很容易形成割據。

更重要的是，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生產力發展急速變革的時期，舊有的貴族關係不足平伏新興勢力的崛起。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以後，王綱解鈕，所有手中有強權的人都看到了政治秩序搖搖欲墜的樣子，野心家就紛紛出動了。

春秋戰國是亂世，在亂世或者是亂世前，即便是皇權，也無數次被外戚、宦官、權臣把持，何況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王？

春秋戰國所謂的士大夫把持朝政，和後期的垂簾聽政，外戚掌權，宦官廢立，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技術和操作手法上沒啥區別。

亂世之中，軍權至上，軍權在手，財權至上

簡單說，在一個最基本的生存無法保障，安全感為0的時代，君王天授，忠君愛國神馬的都是浮雲

西周其實也有這種事情，但是篡位者都被天子出兵幹掉了。

西周后期和春秋初期是基本一樣的，唯一不同就是由天子執法還是由諸侯聯合起來執法。春秋初期的衛國州吁叛亂和魯國慶父叛亂等也都是靠周圍諸侯幫助平叛的，但到了春秋後期，平叛就很難成功了，比如三桓就長期執政魯國，旁邊的齊國宋國自己也面臨不斷的大夫問題，也無力幫他國國君平叛

分封制的必然結果

陪臣執國命

因為當時是周王把土地和全力賜予諸侯，然後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賜予大夫。這就導致了大夫手裡有兵有錢有糧。你諸侯做的不好或者要謀害士大夫，那士大夫還能鳥你那麼做事，反他niang的。

當年的政府結構基本上應該算是封建制度，而對於封建制度而言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叫「領主的領主不是我的領主」，所以個人而言對於整個國家的君主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個人沒有義務去服從皇上的命令。比如說那時候要打仗，皇帝是不能直接動員普通人的，而是要求自己的大夫，讓他們派出自己的家臣、門客、奴隸，來讓這些人去打仗，經濟方面也是如此，所以權利實際上是把持在大夫手裡的，那麼自然而言，大夫所擁有的話語權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