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儒學是怎樣的？經學和緯學在儒學發展史中起到怎樣的脈絡作用？

01-09

我提這個問題就是為了自問自答的。這段時間準備讀些這方面的書，讀書的心得和想法可以整理在這裡。長期更新，想到哪寫到哪。歡迎修改問題。對這個方面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直接加進問題里，我也會在問題里直接回應。一直覺得知乎的問題部分所有人都能修改是個極好的設定，問題本身就是個非常方便的討論場所。討論本身應當是通過互相修改問題來實現的，就像古人通過互相寫註疏來交流一樣。而下面的答案則應該是針對問題部分的討論而寫的專著。問題才是討論的本體，答案則是由討論生髮出來的，單方面的自我闡述，把討論的結果系統化。這就是我的知乎觀，哈哈。

看到題主問題的說明，很開心。心平氣和，以此誠意治學，吾輩之楷模。如此，小道識淺，僻居荒野，見聞源流與諸君不同，卻願獻醜以饗同好，不足觀省之處，還望不吝指點。

一.經緯：皆織也。說文所按：縱絲為經,橫絲為緯,凡織,經靜而緯動。經緯之義甚明。經為常體，緯為變用。經為道，緯為術。術本於道，離道則術不足以驗。以術為學，比之以經，當慎之。卻不可廢。何以？凡織以機杼，必先立其經，後以織梭動而貫經而圍束之，布得以成。圍者緯也。不得貫束，其布難成，其治難施。以緯亂經，漢儒之過也。有經而無緯，後儒重經教道統而輕術工法用也。此致我華夏衰微之一因也。因噎廢食，實乃憾事。此為經緯之由來。廣義的經緯啦。^_^。

二.讖緯：讖者，前定徵兆之言。言之則易，故隱語之。本無過錯之處。而緯學為占驗之辭所匯。占卜預測是智慧生物對於未知的渴望，這點上，古今中外並無二致。科學無非也是提煉已有的現象總結出規律，去驗證於各種已知未知乃至預測未來而形成的學問，進而創造新的東西才昌盛起來的。方術占式是中國古人達到此目的的方法。背後一樣有著先人對於這個世界的認識。記載這個基礎的就是經。失去這個認識的基礎，這個就成迷信，想當然，禍害。亂儒不以修身達此根基為要，而強以象應事，作假為讖，壞兆敗機。反集而成學，亂鬼神祭祀，上使君臣不政，下令民心不安，天失其常，巫鬼橫行，瘟疫四起，以致漢末天下大亂。算的上造成漢朝崩潰的一個主要肇因。

讖緯來自方術，方術的源頭可謂上古。就不多講了。讖緯之前就有方術，讖緯之後的方術系統化，而且基本都被所謂失傳的讖緯之學改造了一遍。我們現在所有術數的基礎幾乎都在漢代形成。而且並非沒有道理，諸如，納甲，納音，三式，進而壓勝符咒等等。所以真正要掌握必得先學經，再學緯，有道有術，進而通神明。而且最大的讖緯之學，還是保留下來了，就是周易。周易，原本是占卜之書，卻因三聖而成經，不得不說，實為緯學之根。現在的周易其實即經且緯。還有宋儒，幾乎都有圖讖的學問，朱子那書里，可是有太極圖的，嚴格來說，這也是讖緯之學啦。所以，其實拋去漢儒發展出來那種神叨叨的為了政治目的瞎編的東西。緯學有點類似於化學。經驗總結而成的半經驗式的學問。但是我非常同意幾位先生所言，緯學一定要在有經學的基礎上學習。不然失本就變成了迷信之學，騙子之學。

三.儒家三學：關學；理學；心學。這是宋後儒家的三駕馬車。到了清朝，先有船山實學，後有乾嘉樸學。其實彙集起來反倒是能至先聖之道。其中關學最精，實言大本，破佛學諸弊，復我華夏本來之學。道之為物也。以此為基，緯學無害而有益；理學為正統多年，似老卻非，實為儒欲統佛老而不得已也。心學能接西學，卻流於東瀛，故使其維新明治；實學接唯物之說，實為本朝毛公之根基；樸學接今之漢學考古，朔古尋根，日後更有大用。以此觀之，今世經學而未絕。緯學門檻甚高，卻非不可能也。道統無術以用，何以應西學？觀彼之學，善用器術格物以精其學。吾道若有經無緯，有道無器，何能以術精益吾道？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非以此不足以復華夏之文明也。儒道莫再相爭，道術莫再相輕。百年之後，方有可觀也。

順頌道安

節錄兩段我的舊文章，說說讖緯:

讖緯之「緯」

讖是讖，緯是緯，兩回事。緯書是附會經書的著作，諸緯書的作者宣稱書中內容是孔子或黃帝藏在「經」裡的密碼，以表達「神諭」。對應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加上孝經，樂經，合稱「七緯」。經緯經緯，ㄧ直ㄧ橫，將經文以神秘的說法延伸解釋，即「緯」，作者們與成書年代皆不詳。在李尋回答王根的論述裡已有「五經六緯」的說法，六緯顯然就是詩緯，書緯，禮緯，易緯，春秋緯與樂緯，可見在至少在董仲舒死後，「緯書」已經開始發展，而數十篇緯書可以看作中國的「聖經密碼」，密碼的形式是以文字表現。經過歷代的禁書毀書，緯書大都佚失，只剩史書理所援引的隻字片語，舉個實例: 曹丕稱帝後，群臣聯合上書要求劉備也在蜀稱帝，其依據就是根據符瑞與圖緯。

「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

黃龍出現在武陽赤水，盤踞九日才走，這叫做符瑞，符命。所謂「孝經援神契」就是孝緯的其中ㄧ部緯書，而「易乾九五」就是易經的乾卦，則是援引經書。從符瑞，緯書，到易經講述天命，我們可以看到漢人如何穿鑿ㄧ種從天到人的解釋手法，只要將關鍵字「龍」安置在整個論述的中間，讖，緯，經三管齊下，劉備當受天命稱帝，大功告成。此例大致能了解緯書的底細，也就是將價值觀念(此例是德)與神聖符號(此例是黃龍)，或星象曆法揉在ㄧ起，推出ㄧ套又ㄧ套隱晦的偽知識，而每ㄧ段神秘文字，都可發揮無限的想像力去解釋。而相信你也發現了，同樣的圖緯，要從反面解釋也不難。對古代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改朝換代更需要嚴肅以對的事，所以需要ㄧ整套感動天地的說法以神聖化新天子。當然，曹丕與孫權稱帝時都有類似的精彩演出。

緯書的特徵，是以陰陽五行為架構，援引曆法，星象，節氣，再搭配經書文字或故事，串成ㄧ段ㄧ段晦澀的短句。對於先讀過經的人來說，緯書內容給人的第一個感覺是文字與含義的似曾相識，然後是熟悉的陰陽五行邏輯，最後是深奧神秘的天文術語。在似懂非懂間，讀者彷彿進入了玄妙的秘境，參天地之奧義，聆聖人之機鋒。其所以能迷惑人的關鍵，在於緯書的內容看似皆有所本，其實是ㄧ段謊言拆成幾個部分，但每個部分都是真話。也因此，製作緯書必須對經書，天文，陰陽五行有ㄧ定程度的功力，不是ㄧ般人能輕易編造，而比較能符合這個條件的還是主修經書的儒者，以及神仙方士。

讖緯之「讖」

比起緯書，讖書的形式就更為自由了，用不著邊際來形容也不為過。史冊常見「圖讖」，「符讖」連稱，表明「讖」的形式有些是看圖說故事，有些僅是晦澀的簡短字句(隱語)。而這類形式的文本，相傳來自於古代的「河圖」，「洛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早見於「易-繫辭」，也就是「易傳」，其原始的具體內容已不可考，大致上就是神秘的圖形與符號，隱含預言的「天書」。而所有對「河圖」，「洛書」的解釋，都出於讖緯，尤其是「讖」。按照桓譚所言「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可知所謂的「讖」，就是增益「河圖」，「洛書」的結果，在他看來，都是操弄上古不明概念的胡扯，不但胡亂解釋古文獻，還增加了許多怪異的內容。

凡是儒者所批判的「妖妄」，大都與神仙方士文化脫不了關係。

圖，符，讖在漢代所發展出來的豐富文化，為後來的道教所繼承。

「讖」的內容，除了取「河圖」，「洛書」，也有許多是從「經」取材，ㄧ如緯書。比起「七緯」三十五篇，圖讖遠為繁多而五花八門，以下僅羅列ㄧ部份，藉此說明圖讖所取材的對象:

春秋揆命篇、春秋河圖揆命篇、春秋玉版讖、孝經內事圖、孝經河圖、孝經中黃讖、論語摘輔象、論語摘衰聖、論語素王受命讖、尚書中候握河紀、尚書中候我應、尚書中候考河命、href="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8%93%E7%BA%AC%E4%B9%9D%E6%88%B9%E8%B0%B6action=editredlink=1">易緯九戹讖、易緯禮觀書、易緯統通卦驗玄圖、易緯河圖數、河圖始開圖、河圖挺佐輔、河圖稽耀鉤、河圖帝覽嬉、河圖括地象、河圖赤伏符、龍魚河圖、河圖闓苞受、河圖葉光紀、河圖龍文、河圖錄運法、河圖帝通紀、河圖真紀鉤、河圖龍帝紀、河圖龍表、河圖考鉤、河圖秘徵、河圖說徵、河圖說徵祥、河圖說徵示、河圖會昌符、河圖稽命徵、河圖揆命篇、河圖要元篇、河圖天靈、河圖提劉篇、河圖絳象、圖緯絳象、河圖著明、河圖皇持參、河圖帝視萌、洛書甄曜度、洛書摘六辟、洛書寶號命、洛書說禾、洛書錄運法、洛書錄運期、孔子河洛讖、洛書雒罪級、洛書紀、洛圖三光占、洛書說徵示、洛書兵鈐勢、洛書斗中圖。

以下我們再透過ㄧ些片段，大約了解ㄧ下圖讖內容:

「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龍魚河圖)

「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龍魚河圖)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 (龍魚河圖)

「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咒敕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龍魚河圖)

「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河圖秘徵篇）

「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春秋保乾圖）

「廢昌帝，立公孫。」(錄運法)

「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括地象）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赤伏符）

「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河圖會昌符）

「代赤者魏公子。」(春秋玉版讖)

「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易運期讖）

「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孝經中黃讖）

「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甄曜度）

「龍魚河圖」裡有神話傳說，也有巫醫方術。其中，河伯是先秦兩漢時代十分為人熟知的神仙，從「楚辭」，「山海經」，「莊子」裡都有談及河伯。河伯人面魚身，駕兩龍，「龍魚河圖」顯然主題在河伯。「莊子。大宗師」裡說河伯的名字是「馮夷」，但「龍魚河圖」說馮夷是河伯的太太，河伯的名字是呂公子。其餘講醫病，講黃帝，講避兇辟鬼，都是方士手筆。

「河圖秘徵篇」這則是災異論，「春秋保乾圖」這則，是圖讖的ㄧ種形式，ㄧ個虛構的人名與相關事蹟，文字應該有搭配的圖樣，有時連名帶姓，大部份則只有姓氏，十分易於附會。此則被熟習圖讖的翟酺於爭取尚書職位時利用來勸退勁敵孫懿。「錄運法」，「括地象」這兩則被西蜀公孫述利用，爭取中原士族支持他稱帝。「赤伏符」這則就是劉秀稱帝的重要依據。「河圖會昌符」這則是促使光武帝舉行封禪的原因，劉秀某夜讀此符，突然醒悟他是劉邦的九世孫，是應了「赤劉之九」的真命天子，理應封禪。

「春秋玉版讖」這則被用來勸進曹丕結束名存實亡的漢朝，魏公即曹操，魏公之子曹丕，赤代表漢，這樣的預言ㄧ如「劉秀發兵補不道」，再明白也沒有了。「易運期讖」這則屬於符讖另ㄧ種常見的形式，就是拼字遊戲，將字拆開來當隱語，「鬼在山，禾女連」就是魏字。當然劉秀時代最熱門的拆字就是「卯金刀」，「劉」字。「孝經中黃讖」這則也是曹丕相關的符讖，「不橫一」就是「丕」字。「洛書甄曜度」這則用來勸進劉備，因為「九世會備」有個「備」字。

以上羅列的僅是圖讖很微小的ㄧ部分，許多內容甚至不再使用晦澀的隱語，根本是直接了當，ㄧ目瞭然。讀緯書或許需要ㄧ點經書知識，ㄧ點陰陽五行的邏輯，但讀讖，常常是饒有趣味的經驗，如果你猜過燈謎，應該能體會。

圖讖既然沒有什麼學問，那麼製作它就是很容易的事，ㄧ如秦皇漢武迷神仙因而催生了大量的方士與方術，在王莽，劉秀的鼓勵下，圖讖就像印紙鈔ㄧ般大量出現。由於解釋空間大，新圖讖不斷出現，也很容易讓政敵利用，因而王莽後期企圖抑制這種失控的政治工具，劉秀晚年甚至「宣布圖讖於天下」，乾脆規定好哪些圖讖是「真貨」，其餘皆禁止繼續流傳。

謝 @葉微香女神的邀請。我今天也來試做一答。

要理清兩漢儒學之發展，首先要理清的是兩漢儒的概念。漢儒和先秦之儒不是一個關係。先秦的儒家，早期我們能夠看見的是孔門諸弟子對於禮法的爭執，

例如「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禮記·檀弓》）

這群孔門弟子更多的是關於實行的「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的具體做法的討論和執行。中期的孟子開始研討關於「人性」的形上之說，講求「善養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由在孔子時單純作為品評人物的標準

如：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論語·公冶長》」）

，走向了更為道德意義和思想意義的一個思想範疇。宋儒也曾經誇讚孟子，在孔子的仁之上加上了義，仁之為仁義，此間便有無限文章。至於到了後期的荀子上，一方面他批判各家的學說，一方面在此基礎上開展對「禮」，「兵」，「君道」，「臣道」，「法刑」等理論探討。本質上看，先秦之儒是由實用（辯論禮所實行方法的正確與否）轉變到形上（開展大範圍的理論的探討）之路上。用後世的標準，他們是名至實歸思想家（尤其是到後期）。這是先秦部分。

但是兩漢的儒不一樣。

兩漢的儒，不再以單純形上論做展開探討，他們首先開展的是對「六經」的整理、辨析和註解，考《漢書·儒林傳》：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驅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後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

裡面很清晰的辨明了，兩漢經學興盛的始因：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

我將此看做兩漢之儒的先聲，兩漢之儒是經師，他們當然也要看儒家的著作，但是，他們的思想絕非固守著儒家的準則，而是駁雜化的。我們如果分析《漢書藝文志》，我們能夠清晰看到漢代學術的兩種傾向，一種，就是我說的經師，他們謀求解經闡義，一種，是想成「一家之見」的漢代諸子，這些人著作，無論是有著陰陽家理論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著刑名之說的賈誼《新書》，他們都無一例外的進入了儒家的部分。所以，從這裡我們能夠看出一點的是，兩漢的儒是雜家化的。在《藝文志》中，有這麼一句話，

「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漢書·藝文志》）

這不是單純的說說，而是兩漢諸子的寫照。但是，在兩漢人自己的眼裡，他們是標榜自己為儒家，為孔子的傳人，這卻是無法抹殺的。

《漢書·儒林傳》中也將此點講的很明顯：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兩漢的經學的興盛，政治無疑是重要推手。而因為政治的干預，經學之後，出現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代也是一大奇觀----讖緯學說的興起。當然這是後話，我們先將經學理清。

經學的發展，是經師們政治觀的相互之間的批判交流推動的。他們推崇六經闡述，正是「《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書·儒林傳》）」，但是所謂的「成法」的概念、內涵是什麼？這個是需要辨清的，這群漢儒便是基於此得出自己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觀），相互來辯論的，那麼這群漢儒的政治理念是什麼呢，引用 @葉微香的觀點：

一種是禮治，以前期賈誼後期韋玄成為代表。一種是德治，以董仲舒為代表。一種是從天，以劉向歆為代表。

這群經師既有相互教授（因），也有獨到一家（革）。於是今古文學起，五經博士廢立，由形上的攻訐影響到了在形下的爭嚷。這些也是兩漢經學之常態。

而因為經學的政治性，更加體現政治本質的讖緯開始興盛。有意思的一點是，無論讖緯之學的何種著作，他們都是託附孔子寫的。為什麼？道統。兩漢政治理念講求道統，他們的道統是：孔子-子夏-荀子-諸漢代經師。如《穀梁傳》

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唐]楊士勛·《春秋穀梁傳註疏序》）

再如《毛詩》：

「孔子刪書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人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三國吳]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有這樣的道統，因此他們的經學和讖緯是在正統性上有承認的。而這些讖緯也因為這種正統性，能夠作為兩漢解釋群經的重要參考書。讖緯發展的可能，是在政治和經學相結合的基礎上才得到的。這些讖緯，如：

王者德至草木則芝草生（《御覽休徵部一引孝經援神契》）

再如：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歷曰陽紀天心。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輔叐符。亡殷者紂，黑期火代。」（《武英殿聚珍本洛書摘六辟》）

這些無不是謀求通過神秘性來闡解政治理念（政治觀）的正確性。因此，正是這種和政治的密切性，以至於到了後代，不得不以國家手段來禁止禁毀。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讖緯正是如此。

縱觀兩漢之經學發展，是政治觀的爭論，而後期，以鄭玄、許慎等為融匯古今文的經學代表，因為文字的訓詁，卻成了清代樸學要宗法的對象。這也不可以不說是另一種興亡吧！而緯書---所代表的政治理念解構，伴隨著經學而起，伴隨經學而廢，但是依託經學的實質在，又曷足怪哉？

後輩一名，試作回答。

緯學附經學而生，然而卻走向了另一條路。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承戰國末期齊學而來。

其實漢初學術的淵流便是稷下齊學，以燕齊特有的方術陰陽，雜以儒道名法而成大宗。題主的知識相當豐厚，稷下之學就不用再說明了。胡適先生《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以齊學為戰國末期學術主流，我認為非常精當。

齊學十分龐雜，不能單單以流派限定，可姑且稱為雜學。從秦皇對方術的迷戀，朝中儒學方士的盛大以及坑儒，可見齊學的影響在秦代是主流的（儒學、方士並稱，實則皆是齊學，齊學博雜，偏儒則復古，偏陰明則迷信）。

漢初黃老之學，更是直承齊學。司馬遷推黃老學說創始之人，出生便是戰國末期燕齊（人在外面，沒法查史料=_=），黃老之說外無為，內陰柔（景帝陰柔之術），雜以陰陽刑名（《史記》有「文帝本好刑名」），與稷下齊學相當。

學術思想本是淵流相承，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絕不是與黃老之學無關，而是從其中發展而來。我想題主很清楚董仲舒的思想與儒學的關係遠沒有與陰陽、名家的關係密切。其所稱道者實在「六經」，而非「儒學」。

六經乃先秦諸子學說的基礎，儒學只是主復古更多而已。後世對儒學的地位的尊崇，對孔子、六經的說法，那也是後世的事情，先秦西漢之時的儒家與我們所理解的其實出入很大。董仲舒的「諸不在六藝孔子之科」，一是因為孔子述傳六藝，二是因為其復古需要。所以仲舒漢武所尊是六藝六經，間尊孔子。（武帝廢孟子博士，亦可見其非尊儒學）。具體可見錢穆先生《兩漢博士家法考》。

因此我們以董仲舒尊經而非尊儒與其學說乃是遠承稷下近承黃老為前提，可以更好地證明：董仲舒一開始便是以緯學來創造學說的，以緯釋六經，可以說是兩漢緯學的決堤之兆。

先隨便談談想法吧，很粗糙。

謝邀。翻了一下答案，發現這是個好古老的話題啊…… @天瀧叔燏前面說的已經挺好的了。

兩漢的經學，從時間的發展上來看，分為幾個階段（這部分我沒什麼建樹，基本就是沿用皮錫瑞的框架）：

首先是承接秦火之後，圖書燔毀，經歷了一個傳經、收經、立經的階段。漢代初期，儒經散佚，有一部分經書通過口口相傳，沿襲下來，不僅有原文，也有歷代傳經者的詮釋見解，逐漸形成學術源流，到了漢代時，儒學復興，傳經者被請講經，就有了今文經的第一批經師，這第一批是「師」，他們傳的經，被漢代人用漢代的文字書寫下來，成為今文經，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簡體字版本。

但傳下來的經還不全，不斷有新的流散民間的經書被發現，譬如孔壁所出等，也有一些是民間傳承的經書，這些經書有很多是用六國的古文字書寫的，到了漢代，已經有很多字非專業人士不可辨識了，統稱為古文經。

其次是有了經以後，立於學官，受到「官方認可」，這些經作為「權威」，是「官方標準教科書」，立於學官的講經博士，至少各通一經，用他們自己的講法注釋來給學生講經，逐漸出現分歧，又在分歧中不斷攻訐，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這部分是家法。以上這些都是今文經學。

而民間私下流傳的古文經學，則相對來說沒有「權威」，所以不那麼注重派別和家法，看經學傳習，古文經早期也不如今文普遍。一直到經學越來越昌盛，今文經學隊伍壯大，為了互相駁難受敵，已經把經書有點過度詮釋了，而且一點經文，註解汗牛充棟，越來越脫離實際應用，有點學術界自說自話的意思了，各家派系分明，固步自封、墨守成規，古文經才登上歷史舞台。很多學者發現古文經有獨到之處，故而王莽時古文經爭立於學官，新朝時就把很有爭議的古文經《周禮》作為行政的指導……嗯，很失敗，於是後來又被廢止了。

到了後漢，經學發展得越來越體量龐大，但也越來越積重難返，儒生拘泥於訓詁，不識大體，成為有識之士都能看出的弊端，所以古文經那種不囿於一家之言的博學受到推崇，許多漢末的經學大師都是兼通今古文、崇尚「通學」的。而隨著政治被外戚權宦把持，社會風氣越發浮華，經學開始衰微，儒家傳統的道德觀念和政治理想有點收攏不住，人們開始反思經學，尤其是以公羊家為主的以經治國方略、陰陽災異學說，隨著社會崩潰，急需新的政治理念和形而上學，魏晉玄學由是而興。

至於緯學與經學的關係，緯學盛行於經學昌盛以後，很形象地從字面理解，它就是穿鑿附會經學而產生的。緯學的產生無疑於經學地位確立、經學神聖化相關，讖緯也與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學聯繫緊密。但讖緯被視為「內學」，有點神秘主義、不能外傳的意味，不像經學那樣普遍，體系也不那麼明了。如今已有學者著手整理研究讖緯，取得了不少成就，可喜可賀，不過我沒什麼研究，不敢多說。

前漢宣帝的即位，其中就有不少讖緯的運作，到王莽時，大量借用讖緯來為自己造勢，拋開王莽篡位這個政治不正確，確實當時漢家國運轉衰，在公羊學看來，朝代就是要輪番變化的、五運終始的，所以人們支持新的王朝取代舊朝。但應運而出的王莽，沒能成為新的理想王朝開創者，劉家重新打下江山後，認識到讖緯對於民間輿論的重要性，所以讖緯成為政治宣傳博弈的一部分保留下來。王莽打著復古的旗號，繼之後漢為了標榜自己的正統性，與儒學更加緊密地結合，孔子的地位也一路抬升，讖緯就更大行其道了。此後讖緯始終與國運更始相伴，很少有哪個朝代不標榜自己出了什麼什麼祥瑞的。但讖的部分越來越多，緯則逐漸不傳了……

對經學和緯學，我知之甚少，這裡只能談談漢代儒學在先秦儒學傳統的法家化的問題，這一點似乎沒有人提到。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中對漢代儒學的法家化曾有精闢論述，現略引於下，供大家參考。

自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賢良對策，正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很多人都認為儒家似乎已經在中國思想家取得了獨尊地位，因此近代以來，許多人攻擊儒家在歷史上與君主專制互為表裡，便往往以漢武帝的「復古更化」為始點。其實不然，儒家對於漢代的國家體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響是比較表面的，當時的人已指出是「以經術緣飾吏事」。以制度的實際淵源而言，「漢承秦制」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有明白而詳細的記載；法家的影響仍然是最主要的。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漢武帝的曾孫宣帝的名言：

《漢書·元帝本紀》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

可見漢代政治不但未曾定於儒家之一尊，而且統治者實際上採用的仍然是法家路線。不但西漢如此，永嘉南渡，東晉王朝已成君弱臣強之局（參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作皇帝的還是嚮往著法家路線。

《資治通鑒》卷九十「元帝太興元年三月庚午條」云：（元）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河內司馬氏號稱儒學大族，而晉元帝即位後第一件事便是賜韓非書給太子（後來的晉明帝），君統與法家關係之深，可以推見。

事實上，西漢一朝，從高祖劉邦到宣帝劉洵，基本上都採用了法家的路線，他們內心所最關切的問題可以說就只是「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個字。因此，漢代的「儒宗」，比如叔孫通、公孫弘之流，正是看清了這一點，「與時變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長其惡，才在表面上奪得了思想界的統治地位。下面將詳細論述之。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勢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我們知道，劉邦向來是最鄙視儒生的，但叔孫通居然用「朝儀」得到了劉邦的賞識。原來劉邦雖然做了皇帝，但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卻都不知禮節、史稱「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於是，叔孫通登場了，他提議由他到魯地去徵召他的弟子來「共起朝儀」。他說願意「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他是否有「古禮」作根據似乎大為可疑，因為魯地有兩個儒生便拒絕受召。他們對叔孫通說：「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但是叔孫通曾任秦廷博士，他所說的「秦儀」恐怕確是貨真價實的。由此可見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的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君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君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馬上表示要毀掉已建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的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所以皇帝必須用其他曲折的方式來補救自己已犯的過失。「人主無過舉」這句話從此成為皇帝的金科玉律，皇帝的尊嚴真是至高無上的了。太史公說：

叔孫通希世度，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正是這位「與時變化」的儒生將法家「尊君卑臣」的理論引入到儒家的政治制度之中，叔孫通也就成了漢代第一個法家化的「儒宗」。

繼叔孫通之後在漢朝政治上發揮重要影響的，是漢武帝時代「封侯拜相」的公孫弘。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云：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以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下他都不願損傷君主的尊嚴。

清代的學者何焯和沈欽韓都力辨公孫弘本是雜家或刑名（法）家，並非真正的儒家，其實這一點並非關鍵所在。公孫弘的老鄉兼前輩，即景帝時和黃生爭「湯武受命」的轅固生，曾同他一道被徵到漢廷，轅固生那是已經九十餘歲，他警告公孫弘道：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儒林列傳》）

可見這位堅持原則的老儒生早已知道公孫弘是靠不住的了。但是公孫弘之所以能夠由平民一躍成為丞相，卻正是由於他打的是儒家的招牌。《史記·儒林列傳》中保存了他請立太學的一篇文獻，讀起來豈不句句講的都是儒家「禮樂教化」的道理？《儒林傳》說：「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大批的法家改頭換面變成了儒生，更加速了儒學的法家化。

漢武帝最欣賞公孫弘以儒術緣飾吏事，而《漢書·循吏列傳》序也說：

孝武之世，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皃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那麼什麼才是「緣飾」或「潤物飾」呢？《史記·酷吏列傳·張湯》說：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據《漢書·兒寬傳》，兒寬便是因習《尚書》而補為張湯的「廷尉史」的。可見帝王要殺人，除了引居法律條文外，還要在儒家經典中找根據。現在我們舉一個實例來說明「儒術緣飾」的作用。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云：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

懂的漢代法律的人都知道，「大逆不道」、「謀反」等罪名已足夠置淮南王於死地，而膠西王更引《春秋》「臣無將，將而誅」之文，好像是架床疊屋，多此一舉。其實不然，中國歷史上有些帝王殺人，不但要毀滅人的身體，更要緊的是毀滅人的精神。清人戴震說：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又說：

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漢代的「經義斷獄」比戴震所說的還要可怕，人不但死於法，而且同時又死於理。這才是「更無可救矣」！董仲舒寫了一部《春秋斷獄》（又叫《春秋決事比》），把《春秋》完全化為一部法典，更是漢代儒學法家花的典例。王充說：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製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論衡·程材》）

所以「緣飾」二字，我們萬不可看輕了，以為只是裝點門面之事。其實法律只能控制人的外在行動，「經義斷獄」才能深入人的內心。硬刀子和軟刀子同時砍下，這才是最徹底的殺人手段。清代的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所以才要用經義斷事」，那簡直是不著邊際的歷史斷案。叔孫通嘗「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這明顯是在為統治者擴大並加密法網，竟至傍及律外，更不可視為「法制未備」了。元人馬端臨論《春秋決事比》時曾沉痛地說：

《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庄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又按：《漢書·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

這才真正揭破了漢代「春秋斷獄」的真相。兩千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遭到的無數「文字獄」不正是根據「誅心」、「腹誹」之類的內在罪狀羅織而成的嗎？追根溯源，這個「以理殺人」的獨特傳統是和漢儒的「春秋斷獄」分不開的。換句話說，它是儒學法家化的一種必然的結果。馬端臨責備董仲舒的話也許太過。董氏在主觀願望上很可能是想因勢利導，逐漸以德化刑，但就此下漢代歷史的實況說，馬端臨的論斷是很難動搖的。漢以後雖不再用「春秋斷獄」，漢儒既已打開了誅心之路、朱的理學便同樣可資帝王的利用。明太祖和清世宗便抽象地繼承了漢武帝的傳統。章太炎解釋戴震「以理殺人」的歷史背景道：

明太祖誦洛（程）閩（朱）儒言，又自謂法家也。儒法相漸，其法益不馴。洛閩諸儒制言以勸行己，其本不為長民。故其語有廉棱，而亦時時軼出。夫法家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與行己者絕異。任法律而參洛閩，是使種馬與良牛並駟，則敗績覆駕之術也。清憲帝（雍正）亦利洛閩，刑爵無常，益以恣婎。吏惑於視聽，官困於詰責，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獄煩，莫敢緩縱，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顧摭取洛閩儒言以相稽。覘司隱微，罪及燕語。九服非不寬也，而迾之以叢棘，令士民搖手觸禁。其蠹傷深。

章太炎對法家的看法，尚不免有理想化之嫌，因此他的論斷，說「任法律而參洛閩」是「敗績覆駕之術，也還有討論的餘地。然而他所指出明、清兩代儒、法在政治上互為表裡的歷史事實，則是無可否認的。儒學的法家化並不限於漢代，它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政治史。

漢代儒學的法家化，董仲舒曾在理論上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讓我們稍稍檢查一下他的政治思想中的法家成分。董仲舒在第三次賢良對策中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我們把這一段文字和李斯的奏議對照一下，便可看出這兩者在形式上多麼相似。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可見，兩者都是要統一思想，都是要禁絕異端邪說，都是要「上有所持」而「下有所守」。所不同者，董仲舒要用儒家來代替法家的正統，用《春秋》大一統來代替黃老的「一道」和法家的「一教」而已。誠然，董仲舒沒有主張焚書，激烈的程度與李斯有異。李斯對付異端用的是威脅，所謂「世智，力可以勝之」。董仲舒則用的是「利誘」，只有讀儒家的經書才有官作。《漢書·儒林傳》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這正是給董仲舒所謂「絕其道，勿使並進」作後盾的。所以雖然董仲舒「復古更化」的具體內容頗與法家有異，儘管董氏的用心也許只是希望儒家之道可以藉此機會實現，但是對於大一統的帝王來說，採納他的主張卻同樣可以收到「尊君卑臣」的客觀效果。

先秦儒家的君臣觀在董仲舒手上也經過了一番相當徹底的法家化。周輔成先生在《論董仲舒思想》中曾徵引了以下幾條《春秋繁露》中的材料。

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

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人主，一也。

功出於臣，名歸於君。（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六云：此篇頗參韓非子旨。」）

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要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

他認為「這種尊君的程度，雖然太過，但是溯其來源，仍是先秦儒家。」周先生的解釋是不全面的，先秦的儒家並無如此露骨的說法。董仲舒事實上是竊取了法家的「尊君卑臣」之論。韓非的「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事實上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的思想之來源。，不過董氏托其說於《春秋》而已。這也是儒學法家化的的一個顯例。

董氏的《春秋繁露》中，「尊君卑臣」的議論甚多，如《竹林篇》亦云：

《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按，此《尚書·君陳》篇語）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這正是「善皆歸於君」的具體說明。叔孫通「人主無過舉」，公孫弘「不肯面折廷爭」，在這裡都獲得了經典上的根據。

董仲舒將「尊君卑臣」的原則推廣到其他社會關係方面，於是就有了著名的「三綱」之說。

《春秋繁露·基義》篇云：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 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 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

這就是後世儒家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的「三綱」教條。現代人攻擊儒家，尤集矢於「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

儒家「三綱」之說實淵源於此。由此可見，董仲舒所要建立的尊卑順逆的絕對秩序根本上是儒學法家化的結果。

通過上面對董仲舒的援法入儒作了一番極簡單的清理。我們不能不承認漢儒的法家化實已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是我們還不能說董仲舒只是一個陽儒陰法的思想家，從「賢良對策」和《春秋繁露》中，我們仍可以看到他並未完全拋棄儒家的立場。他想用「天人感應」說來限制君權，可見他並不甘心把整個道統完全託付給帝王，這在精神上尚符合先秦儒學的傳統。

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漢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絕不是因為他欣賞「貶天子」之說，而是因為它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住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內核。儒家所謂「禮樂教化」不但在武帝一朝未見實效，就是到了他的曾孫宣帝的時代也還是紙上空談。下面是漢代一個極有名的故事，可以使我們知道所謂「獨尊儒術」的真相。

《漢書·元帝本紀》：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我們審視一下宣帝批評儒生「好古非今」的話，其與秦始皇、李斯的口吻幾乎如出一轍，何嘗談到過「仁義」二字？顏師古注《漢書》引劉向《別錄》云：申（不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可見西漢的皇帝從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採用了法家的路線；他們所關切的問題可以說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個字。

當年寫回答的時候真是年幼無知，現在回頭看簡直羞愧…等以後準備好了重答這個問題吧

1、春秋繁露本不叫春秋繁露，漢志著錄《董仲舒》123篇，和《公羊董仲舒治獄》16篇，繁露本是篇名，後人直接改成書名了。

2、緯學有傳承，而且影響極大，只是傳統四部是以經學史的角度看學術，沒體現出來。

3、董仲舒的學術範圍比緯學廣很多，比如春秋治獄啥的。

4、魂魄是經學。。。這點恐怕只是古代儒家自己的臆想罷了，並且流傳至今。。

5、

後面的不想再駁。。

題主有點儒學或者經學中心論，沒必要，四部之內也許還有很多東西在古代的影響遠大於儒家經書，儒家內的對立如經緯、今古、南北、理心，等等，只不過是中國古代文化長河的一脈小溪，真以為儒學或者經學就是中國文化，那你就輸了。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相關部分可以看……

在漢代文學和經學一直有互動，同樣經歷了由繁至簡的歷程。漢賦由大賦變成抒情小賦，最後被五言詩取代霸主地位。經學從原來繁瑣的解經習氣，解釋經書上五個字用兩三萬字變成大幅度精簡，對繁瑣風氣進行了有力矯正。在初期經師和儒士都傾向於鋪張揚厲的文風。文學的浪漫性和經學的玄幻性也互相借鑒融合，漢代神秘化的經學為文學提供素材和動力，經學借鑒文學的精神和表現手法。漢代文學重摹擬，缺少創造性，與重師法家法的經學互為表裡。

古代人所掌握的知識有限，因此在中西方都存在哲學，巫術，科學混雜在一起的問題。經書對於中國相當於西方的哲學，而緯書則相當於巫術和科學的混合體。古人科學方知識有限又想解釋很多以其知識無法解釋的問題，因此只能借用巫術。緯書實際上包含了大量科學知識，但終因巫術成份過多為後世所拋棄。緯書被拋棄的直接後果是中國古代科學研究始終無法明正言順的登上大雅之堂。

緯學是什麼鬼？！讖緯之學？！

【門閥士族】的現象，是從漢朝的儒學研究者、皇權的官僚系統、大的土地擁有者、一般的讀書人演化而來。

【門閥士族】的產生的前提，就是華夏法統的邏輯起點，就是漢武帝在社會上與朝堂之上，訂立獨尊儒家的國策，社會上的儒家思想進一步發展，儒學發展為經學。

【門閥士族】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戰國的諸子百家沒有提出應定要尊【周天子】，老子的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就不提尊【周天子】，為啥？因為那是華夏法統的核心還在萌芽狀態，全天下還沒有確立華夏的法統核心【忠君愛民】，

比如，在漢文景時期，由於戰爭的禍害影音還在社會上深入的人心，皇家內部還是提倡黃老之學，嚮往成仙，那是的黃帝的形象主要是仙人形象，知道司馬遷的【史記】才把黃帝定為華夏的始祖，中國的道家就是發源於漢文景時期，老子學說只是道學之開始。

比如，劉邦打天下，完全是叢林法則使然，劉邦作為社會底層不可能思考華夏的法統。劉邦殺凈異性王，也是出於保護家族延續的本能，談不到延續華夏法統。但是劉邦，就是上天選定的人，上天需要劉邦，需要漢朝，延續華夏法統。

再比如，秦始皇代表的秦國，就是要替代【周天子】，秦王的目標和思想脈絡很清晰，秦國的變法與引進人才政策，才有了300年不變，但是在秦王時代，華夏作為一種人群還處於概念階段，處於形成階段。【春秋左傳】只有【諸夏】概念，沒有華夏的實體，【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天下不是華夏，起碼楚國就自己認為自己是蠻夷。華夏稱為實體，還是要歸功於劉邦的漢朝。

我們在回顧一下東漢，為啥劉秀就可以復興漢朝，因為那是華夏的法統核心已經形成，華夏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劉秀復興漢朝，延續劉邦的血脈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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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閱讀皮錫瑞、周予同、嚴正的相關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