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盛極一時，和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一到漢代怎麼就銷聲匿跡了？
@yolfilm所言的「師徒單傳制」是墨家式微的一個原因，但肯定不是「銷聲匿跡」的原因。畢竟道法家二家可以說幾無傳承，但也依然傳下來了。可見並非僅僅是師徒傳承的關係。
墨家在漢代以後式微，此後兩千年在中國歷史銷聲匿跡，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墨家的苦修和政治立場。
- 墨家崇尚苦修，組織制度極為嚴苛。歷史上，崇尚苦修的學派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出世的哲學，幾乎沒有像墨家這般崇尚苦修的入世哲學。《淮南子》記：「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至也。」「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家一直有以身殉義的習慣，最典型的是孟勝及以下183學徒殉死之事。《呂氏春秋》記載，墨家巨子孟勝為陽城君守城，列玉為信，但陽城君因為參與政變失敗逃走了，楚王要收回陽城君封地，而孟勝因為沒有得到另一半的璜玉不聽從命令，為堅持墨家道義，自刎身死，其弟子183人殉死。請注意，他們不是殉師，也非殉城，而是殉義。其學生徐弱說：「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這是以死明志，而非單純的殉師。這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墨家修行之嚴苛。可以說，墨家學徒基本上就等於死士一般的人物，絕非人人可以達到、貫徹的。墨家的學說或許傳播性大，但真正能夠成為墨家學徒的人，必然不多。
- 墨家所代表的的，是平民階級的立場。其很多主張基本上就是和儒家相對立的，墨家主張「非樂」，即擺脫劃分等級的禮樂束縛，廢除繁瑣奢靡的編鐘製造和演奏。在墨家看來，儒家提倡的古代音樂，費時耗事，花費甚大，於國家並無生產的行為，乃無用之事。墨家主張「節葬」，即不把社會財富浪費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錢財，守喪則需三年，三年過後人虛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響國家生產力，極度浪費。墨家主張「兼愛」，即完全的博愛，與儒家的親其親相對反，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對待親人的方式，擴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這裡要提一下，梁啟超認為儒家的道德思想有兩層含義，比較消極的是「恕」，即勿以己之不欲強施於人；而積極的則是「仁」，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則達人。」大概就有墨家「兼愛」的意思，而仁的最高境界就是「惠澤天下」即孔子所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是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但儒家也確實強調要親其親，梁啟超的解釋是，人但有同類意識，所謂仁者就是同類意識的範圍廣於常人，能夠兼愛天下，但要達仁即墨家所謂兼愛就必須先愛自己的親人，連親族都不愛，那還奢談什麼兼愛了。而我以為儒家比墨家高明的一點在於孔子認識到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麼高的思想覺悟，所以他先強調親其親，並以此為社會和諧之關鍵，在這方面墨家反而更理想化了。從本質上來說，還是利益與階級的立場不同，才有了不同的出發點。儒家代表的，是貴族立場，是從統治者的角度考慮的，其主張的是等級有序。而墨家代表的是平民階級的立場，其主張的，是「無差別的兼愛」。這樣的思想，不僅難以令統治者感到愉悅，恐怕普通百姓也會感到接受困難。雖然它們的願望誠懇美好，但非人人皆為墨翟，墨翟實為聖賢了。要站在儒墨二家中進行選擇，恐怕統治者都會選擇維護等級制的儒家。
另外說一下：
漢初，崇尚黃老，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直到漢武帝時代，竇太后還為漢武帝打算啟用儒生而震怒。漢武帝之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然不用說。之後兩千年，一直明面上採用的是儒家的理念。至於法家。秦代採用法家理論。漢以降的各朝代沿用的都是秦朝體制，雖然明面上以「儒家」示人，但他們不過是用儒學將政府進行了包裝，使得法家的思想大隱隱於「朝」。帝王御人御民基本上都是用法家的路數。「內法外儒」一直貫徹了兩千年。所以你發現了什麼？——道、法、儒的理念在中國古代郡縣制上都有得到過真正的執行，而墨家則沒有。轉一篇自己很喜歡的 劉勃 攻墨
http://www.yantan.cc/bbs/viewthread.php?tid=97783現在喜歡墨子的人，大概很多罷。
自然，早就有人遺憾是儒家而不是墨家成了中國思想的主流。但通俗文藝所起的作用，怕也是很大的。《尋秦記》裡面，項少龍學的是墨家的劍法。影響巨大的台灣遊戲《軒轅劍》，來自墨派的美女主人公，也無疑能為墨家贏得不少印象分。王小波稱道墨子在科技方面的水準，而他的門下走狗們，往往習慣將他的看法更進一步。最近，當然還要加上《墨攻》。真去讀過墨子的書的，未必多。兼愛，非攻這樣的標籤，加上科學才能，一般對墨子的印象，也就是如此了。
,一 時代據《淮南子·要略》，墨子當初也是在儒家那裡上課的。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春秋末，墨子則在戰國初（照有的演算法還歸到春秋）。時間上相隔並不遠，可就是這幾十年里，世事天翻地覆，此時的儒生們，和孔子生前已經不怎麼相同。孔老二自己這一輩子，是到處觸霉頭的。然而他晚年所收的弟子們，在諸侯那裡卻很是吃香。曾參、子夏之類都被供養起來。兵法家吳起是何等的奢遮人物，可在魏國爭官爵的時候，聽到幾個儒門弟子的名頭，也只好沒脾氣。說起來原因倒也簡單。那個年頭，天子丟臉，貴族垮台，——相應的，也就是普天下暴發戶多得要命。趾高氣揚之餘，在生活方式上，哪有暴發戶不歆羨舊貴族的呢？家臣掌握了國家權力（所謂「陪臣執國命」），大夫混成了諸侯（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職稱是有了，沒那個氣質，還是免不得被人恥笑。氣質的培養，指望傳統貴族教你是不成的，最好的禮儀課老師，當然也就是當初在孔子那裡接收傳統文化教育的「儒」了。學術,思想,隨筆,文化,哲學,歷史,讀書,批判- U5 S1 ?0 @, M" K於是先王的禮樂經儒生們這樣一講解，儼然便是那個時代的小資生活指南。據荀子說，子夏一派的門人，精於修飾儀錶，整頓衣冠，而對國計民生提不出建設性的意見。但這種才能便已經足以讓他們享受各諸侯國的特殊津貼了。一般的儒生當然不得這樣體面，然而日子也還是過得下去的。他們像是《伊索寓言》中的知了，因為好吃懶做而不得不常常忍飢挨餓，春夏之際他們出去乞食麥子，但只要富貴人家死人，整治喪禮的過程便是他們大吃大喝的機會。墨子是這樣描述那些他當年的同學的：看見食物，他們像鼴鼠一樣藏起來，用公羊一樣的眼神緊盯著，然後像閹割過的豬一樣猛撲上去。君子嘲笑他們，他們便說：「你們這些不學無術的人，怎麼能了解優秀的儒生呢？」（《非儒》）讀過《墨子》的人都知道，做漂亮文章並不是他的特長，尤其是，他通常並不具備刻薄人的小聰明。這樣繪聲繪色的筆觸（還有一連串的比喻）在他這裡可是難得一見。當然，我也不免心理陰暗的做這樣的猜想，當年墨子在儒門念書的時候，那段經歷很不愉快。
二 非儒
談到墨子的相貌，孟子說是「摩頂放踵」，——就是摩禿頭頂，走破腳跟；莊子說是「腓無胈，脛無毛」，——就是腿肚子沒肉，小腿上汗毛掉光。一直到魯迅先生寫小說，「像一個乞丐，三十來歲，高個子，烏黑的臉。」[1]
作為一個低級趣味的人，相比從儒家到墨家的思想傳承線索，我常常不免更關心，以墨子這樣的一副形象，和他的那些講究衣著、舉止、進退的儒生同學們是怎樣相處的。被當作一個怪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他的反應呢？當時就反唇相譏么？自然這會引發無休止的辯論，終於有一天墨子感到厭煩，並意識到老是和這些傢伙辯論真是跟臭棋簍子下棋，——何況比耍嘴皮子，墨子還真不見得是這些臭棋簍子的對手。於是，還不如跳出去直接把矛頭指向儒家的祖師爺「孔某」。還是在嘲笑聲中沉默？最多只是淡淡的笑笑。儒生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出於優越感，也不屑知道。過了一段時間，這個插班生突然消失了。就在那些安知鴻鵠之志的同學就快把他忘了的時候，墨子帶著他一百多號人的粉絲團[2]突然返回了母校。甚或，他一度曾試圖融入那個滿口禮樂教化的團體，但正如都市白領會格外瞧不起村鎮上的小資，這個努力卻招來更大的嘲笑。「你這土包子，不知道禮不下庶人么？」墨子這才憤然自立門戶。…………儒墨是先秦兩大顯學，又是死對頭。然而兩派相互攻擊的言論，實在難說有多少實際內容。孟子罵墨子禽獸，根據何在固然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墨子·非儒》是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然而也只像是王朔罵金庸，你不能說王朔沒眼色，但這回招數卻確實不是往要害上去的。墨子說，儒家相信天命，幸運倒霉都有定數，這種觀念培養懶漢。然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哪裡有教人這路知天安命的意思？"
墨子說，儒家把禮樂搞得很煩雜去迷亂人，長期服喪偽裝哀傷來欺騙死去的親人。可是孔子明明講，「喪與其奢也寧戚」，兩個人的意見簡直是一致的。至於墨子所講的那幾段孔子的劣跡，更是與其他一切記載不但不符，甚至相反。除了郭沫若好像沒幾個人相信這些會是真的。——當然，對今天讀者而言，相信這是真的只怕只會對孔某人加些印象分。在這些故事裡，孔子周遊列國，跑到哪裡就在哪裡策劃革命，簡直是春秋時代的切·格瓦拉。總之，墨子反對孔子，其實卻只是拿他熟悉的那些儒生們出氣。這不是一思想家與另一個思想家的辯難，而是針頭線腦的鬱悶加起來終於讓聖徒發飆。這些文字固然頗能滿足看客們瞧熱鬧的心理，卻幾乎見不到多少真正思想上的交鋒。[3]還是回頭，看墨子自管自闡述觀點的文章。三 非攻
知識分子照例是對社會現狀不滿的人，墨子也不例外。
當時社會矛盾激化是明擺著的。最讓人看不下去的事情有兩個，一個是戰爭越來越殘酷，一個是社會上奢靡的風氣導致了可怕的鋪張浪費。春秋時的戰爭多少還保留著些西周軍禮的遺風。宋襄公恪守「不重傷」（砍對方一刀沒砍死不砍第二刀），「不擒二毛」（頭髮有黑有白叫二毛，戰爭時要敬老，——也可見當時打仗要是挑染頭髮，那屬於作弊行為）的規矩，雖然被偉大領袖譏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但當時的風評，卻不是一邊倒的反對意見。發生在晉楚之間的邲之戰、鄢陵之戰都是有名慘烈的大戰，然而邲之戰勝負已分後楚軍指導晉軍怎麼逃跑；鄢陵之戰時晉國大夫則在戰場上還要抽空向楚王下車行禮，這些也都被傳為美談。到戰國了，可是整個兒變了局面。「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了。面對盈野盈城的屍骨，稍具人心者都要站出來反對戰爭。「非攻」不是墨子的獨家出品別無分號，如墨子論證發動戰爭為「不義」，大概如下：偷別人家的桃李是不對的，當然偷別人家雞狗豬更不對，偷別人的牛馬又比偷雞狗豬更不對，殺人又比偷雞狗豬更不對，殺十個人又比殺一個人更不對，殺一百個人又比殺十個人更不對，發動戰爭死人更多，所以更不對。看見一點黑色說是黑色，看見很多黑色說是白，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別；嘗到一點苦味說是苦，嘗到很多苦味說是甜，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別……所以不反對戰爭，就是不知道義與不義的分別。[4]
這樣夾纏的一大篇，可抵得過庄生的一句，「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么？
把墨子罵作禽獸的孟軻孟老夫子，反戰態度還要更加極端。「善戰者服上刑」，最好各國把能征慣戰的名將都殺了，於是也就天下太平了。當然這擺明著是迂夫子的見識，墨子要實際得多。以暴力對暴力，槍杆子里出政權，你能攻我就善守，你作雲梯我就有「守圉之器」，你攻城的招數已經用盡了我防備的辦法還有餘。「墨守」不是浪得虛名，該怎麼面對來犯之敵，《墨子》書里是講得很詳細的：派出偵探，偵探在城裡一定要有親人（這樣他才不會叛逃）；城裡的官吏和下級軍官，還有有勢力的富貴人家，他們的親戚都要集中起來帶到官府做人質；全城戒嚴，城中廣布間諜；三個人以上不許聚在一起，兩個人以上不許一起奔跑，老百姓擅自觀望敵情，或傳遞消息（對話或手勢）的，一律死刑。以上是從《號令》一篇里隨手摘引的。什麼情況下該連坐，什麼情況下該族誅，一一都有規定。秦人的法律號稱「繁於秋荼，密於凝脂」，實在也不過如此了。得承認，讀《非攻》的時候，我對墨子多少是有些瞧得小了，等看到這兒，就只剩下倒抽涼氣的份兒。當然，在展示墨家風采的電影里，可就看不到這些了。大概，墨家思想的支持者雖然不難論證以上措施都是戰爭年代所必須的，放到商業片的里，卻畢竟擔心廣大觀眾接受不了罷。四 兼愛
墨子認為，要消除這個世界上的戰爭，最好的辦法是要國君們彼此相愛。
乍一聽，這是一個天真善良到有點弱智的建議，出自謝冰心這樣的美女作家口中還情有可原，由一個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摸爬滾打過來的大男人說出來，簡直有點匪夷所思。其實，墨子的兼愛，不是這麼簡單的。拿墨家的兼愛和儒家的仁相比較，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工作。一個常見的結論是，仁是建立血緣宗法倫理的基礎之上的，對自己親人的愛，終究要大於不相干的普通人，兼愛則沒有這樣的親疏等級差別。這個看法很難說可靠。墨子曾經這樣說到儒家的喪禮，大意是：儒家的喪禮規定，為父母要服喪三年，為妻子和長子要服三年；為伯伯、叔叔、兄弟、庶子服一年，為外姓親戚服五個月。這是把妻兒看作和父母一樣尊貴，而把伯父、宗兄看作和小老婆的兒子一樣，有如此大逆不道的么？這是在強調一個不同於儒家的尊卑親疏的體系，何嘗有一點愛無等差的意思？其實，最根本的差別也許是，墨子不相信人性。他說道，即使是慈愛的父親，也不會喜歡不能帶來利益的兒子（《親士》）。人需要學習，向誰學習呢？向父親么？天下做父親的多了，但好人很少；向老師學習么？天下做老師的多了，但好人很少；那應該向領導學習了？天下做領導的多了，但好人很少（《法儀》）。也許，正是這種對人的本質的懷疑態度，讓性善論者孟子覺得難以容忍。[5]所以，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追求利益的一種手段。——所謂「兼相愛，交相利」。人的本質都是自私的，但赤裸裸的自私者則會被別人拋棄。所以為了更大限度滿足自私自利的慾望，兼愛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我們都知道，這個觀點差不多也是自由放任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因為在相信了這一點之後，一個順理成章的推論是：只要開啟每一個人的理智，讓他能夠做到比較有長遠眼光的自私自利，那麼讓每個人都去追求個人利益，就並不會導致社會退回到叢林時代。所以，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並不是必須的，它只需要做一個「謙卑的警察」，要做的僅僅是維持秩序和保護財產，而不必過多介入社會生活的具體運作。
根據很多學者的意見，墨子代表的是市民階級、手工業者的利益。他也是這樣推論的么？在《兼愛》篇的最後，墨子又講了這樣幾個故事。一個是「楚王好細腰，城中多餓死」的掌故；另外一個也類似，晉文公喜歡儉樸，所以他身邊的臣子就穿的破破爛爛。還有就是，為了考驗士兵的勇敢程度，越王勾踐故意放火燒船，然後擂鼓命將士前進。結果，他的士兵們前赴後繼，死在水火之中的不計其數。這些故事在當時都流傳甚廣。但是，它們和兼愛有什麼關係？墨子為什麼要在這裡再講上一遍？墨子說：節食，穿破衣服，衝進火船里送死，這些都違背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國君喜歡，就都可以做到。所以，只要有國君推行兼愛，用獎賞來勉勵大眾，用刑罰來威逼大眾，那麼，兼愛就像火焰向上，水流向下一樣，是天下不可以防止得住的。原來，墨子竟是先秦諸子中，除韓非外最相信權力的人。
所以，對墨子還說過這樣的話，也就不必感到驚奇：上級說對，下屬一定也要說對。上級說不對，下屬一定也要說不對（上之所是，下必是之；上之所非，下必非之）。人民自由思考（天下之人異義……人是其義），這就是天下大亂的禍根（是以天下亂焉）。五 尚同不難想像，墨家的生存處境，非常艱難。
革離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強大的趙軍，固然是電影的誇張。但當墨子的弟子禽滑厘帶領三百同門登上宋國城頭時，想到即將面對令中原諸國不寒而慄的楚軍[6]，儘管擁有技術優勢，他心頭的壓力也一定不會比革離輕些。後來的墨家巨子孟勝為陽城君守城，更是從一開始就抱定必死之心。果然，最終城破，殉難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二人是本來已經離開絕地，但仍主動趕回赴難。
數十條好漢並肩攜手，慷慨殉義的景象，很容易使人感激泣下。但我們也有必要注意到另一個方面。戰爭總是極權專制的溫床，一個時常要面對數倍乃至數十倍於己之敵的團體，必須要具有鐵的紀律和絕對服從的習慣，才能保存自己。為了集團的整體利益（或說理想），犧牲個人的性命成為了理所當然的措施。事實上，處身於遍地屍骸之中，革離對自己行為和信念的質疑，在墨家的理論里找不到依據。相反，墨子這時表現出的是一個經濟學家的冷靜：戰爭即使獲勝，得到的是什麼？是土地。失去的是什麼？是人口。在這個地廣人稀的時代，得到土地而沒有人口耕種，這是拋棄本來就不足的而去爭奪本來就有餘的。而且長期作戰還不利於男女配合，要實現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的最優化繁殖目標遙遙無期，損失掉的人口更加難以得到補充。[7]這種語氣，很難說和談及其他軍備消耗時有什麼不同。當然，要打動各國的君主，這張帳目表想必確實比儒家的說教管用。但是，這樣一種態度和辦法，如果在和平年代裡，也被當作是不容置疑的法則，那將會怎樣？墨子所設計的烏托邦，恰恰就建立在軍事化的經驗之上。里組成鄉，鄉組成國，國組成天下。天下要有一個天子，他就是眾人的楷模。里長的職責就是率領本里的所有人民向鄉長看齊，鄉長的職責就是率領本鄉的人向諸侯看齊，諸侯的職責就是率領本國的人向天子看齊。既然天子就是天下最「賢良、聖知、辯慧」的人，那以他為楷模，又何愁不能建立和諧美好的社會呢？如果有民間結社非議領導人或主流價值觀的（「下比而非其上者」），政府機關要嚴厲懲處（「上得則誅罰之」），同時還要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加以批判（「萬民聞則非毀之」）。間諜網顯然是高度發達的。遠在數千或數萬里之外，如果有人做了壞事，他的家人和鄉里還沒有都覺察，處置他的最高指示已經傳達下來。從而使天下人都感到震動和恐懼戰慄。普通人之間也要相互揭發，拒絕告密者與犯罪者同罪。這裡也許應該再次提及儒家和墨家的一個比較。在講究「君君臣臣」的時候，孔、孟確實不能做到無視出身問題，但是他們都在反覆強調臣民的監督權。孔子含蓄的指出，如果國君以聽不到反對意見為樂事，那意味著他將喪失自己的國家。而在慷慨激昂的孟子那裡：民貴君輕；臣子對國君不滿可以跳槽，「貴戚之卿」則可以取而代之；獨夫民賊該死……諸如此類的言論，更是幾乎隨時會脫口而出。而墨子的賢人天子呢？這是一個神。領袖就是真理的化身，組織內部等級森嚴，長官對下級操有生殺之權，普通成員的生存權不被重視，更不要說擁有私人生活。儘管《尚同》篇里也有少量「上有過則規諫之」之類的議論，但夾雜在大段大段的對絕對權威的強調之中，已只能反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順帶說一句，因為「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一句省略了主語，所以墨子心目中的天子如何產生，學界頗有些爭議。有人指出這是上天的授命，有人則寧可相信天子是民選的[8]。這種爭論當然是很難有結果的，不過，既然選出一個神來，即使的真的是出自民意，也只能是歷史給我們的一個越發冰冷的嘲笑。六 天下我印象里，最討厭墨子的學者，似乎是郭沫若。
在《孔墨的批判》中，郭沫若基本上把墨子描繪成了一個統治者居心險惡的幫凶。這並不是容易說通的。幾乎艱苦到極限的生活和奔走在列國間的俠義情懷，不可能全部出自矯飾或謠傳。讀《墨子》的時候，我更多的還是覺得，寫這本書的是個好人。在關於墨子身世的諸多說法中，說墨子是一個木匠或是刑徒，都不會使我覺得驚奇，但我確實無法相信司馬遷說的，他是宋國的貴族。養尊處優的王子坐在華美的車中，驟然看到眼前的死者，柔嫩的心靈會感到強烈的震顫。他於是開始懷疑自己，思考人生，通過長期的精神和肉體的自虐發展出一種超越性的學說。但墨子所具有的，絕不是這樣一種居高臨下的平民關懷。他的學說中不時流露出一種對貴族心理的隔膜（而不僅是排斥），也讓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階級」的上流社會的人物。貴族的生活方式，他看得到其驕奢淫逸的一面（這確鑿無疑是一種罪惡），卻看不到它的優雅和文明。墨子很難理解實用以外的意義，所以在要求去掉一切奢侈品的同時，也要求毀滅幾乎一切藝術[9]。——可以想像，在任何時代的社會底層，這都不會是一種獨特的思想。他是當時社會上迷信空氣的一份子，對鬼神存在的證明不遺餘力。要說他本人便有一些特異功能或巫術，也不算離譜的猜測。——至於對墨家團體的凝聚力而言，是鬼神崇拜還是理想主義的精神更為重要，則就不好斷言了。理智方面，墨子確實勝於常人的地方，是一個科技工作者的工具理性。但這隻會使他更難理解儒家禮樂的功能，——那一套虛偽而又人性化（「人性化管理」和「虛偽」也許本來就是一體的兩面）的管理方式。所以，相比質疑墨子的品格，我更贊同H.G.CREEL的說法，墨子「傳給我們的學說顯示出嚴重的智性上的不足」。[10]他的經驗，都是在最艱難的生存環境中獲得的，他所能依據的，又僅僅是自己的經驗。但他不知道，很多在極端條件下行之有效的策略，放到一個比較平和的年代裡，就會造成災難。如果說，兼愛非攻還較多不得不然的意味，尚賢尚同的理想社會藍圖，則顯然說明，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將來也有轉型的必要。不幸的是，墨子又是一個絕對自信的人。「上有過則規諫之」，可能么？墨子說了，他的理論已經涵蓋世界上的一切真理。拋棄他的主張去自己思考，等於放棄收穫而拾揀別人遺留的稻穗，反駁他則像是拿雞蛋來碰石頭，用光天下所有的雞蛋也不會對石頭有什麼損傷。（《貴義》）寫到這裡，我忽然覺得，《莊子·天下篇》里說的，「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似乎有了另外一層意義。
沒有君主接受墨子的主張。作為一個失敗者的墨子，他社會改革的方案只是停留在書里，甚至書也很少有人去翻動。這時，他堅持的意志與奉獻的精神，在晦暗的背景下顯得熠熠生輝。——這也正是很多人所熟悉的那個墨子形象。可是，如果墨子成功了呢？往事越千年，我們知道，幾乎一模一樣的社會改造計劃，不是沒有被實踐過。奈天下何！奈天下何！07年8月.
補記：最近又翻了幾頁墨子。《論語》和《墨子》兩本書還有一個重要分別可以提一下。《論語》里有很多捉弄、調侃孔子的人，《論語》里照直紀錄人家言論的優點，孔子對人家也很尊重。《墨子》出現的墨子的論敵，巫馬子之類，水平那個挫啊。是在自己的書里刻意矮化對手也好，是墨子就愛和這種水平的人辯論也罷，在這種廉價的勝利中找快感，都很不夠有大師風範。以前挖苦墨子文筆差，倒可能是我的不是。那些累贅的排比句，即使翻譯成白話，課上講起來，還是很鏗鏘的。這書是講稿，真是講稿啊。09年4月25日
[1] 分別見《孟子·盡心》、《莊子·天下》和《故事新編·非攻》。
[2] 《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3] 照有的學者的看法，《非儒》不代表墨子本人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是韓愈說的，「辯生於末學」了。不過個人覺得，這個提法僅是出於調和儒墨的目的，他們的依據並不比我這個寫雜文的更堅實。.
[4] 《墨子·非攻上》。本文並非學術論文，很多時候僅是轉述大意而非逐字逐句的翻譯。
學術,思想,隨筆,文化,哲學,歷史,讀書,批判5 ]"[5] 蕭公權先生指出過一個重要的差異：孟子辟墨，特別抓住「兼愛」不放；而相信「人性惡」的荀子對節用、節葬、非樂等論點排頭砍去，卻惟獨對兼愛未加批判。[6] 墨子生活的時代，楚國雖然已經過了巔峰期，但可還不像屈原那會兒那麼窩囊。中原各國看楚國，就有點像當初西歐看蘇聯：特殊的文化傳統（它是蠻夷），特殊的意識形態（諸侯國中就它稱王），對領土無休止的貪慾（春秋時吞併國家數量最多，超過排名二、三、四位的晉、齊、魯的總和），以及支撐這種貪慾的強大軍事實力。
[7] 這段話綜合了《非攻》和《節用》中的一些議論。[8] 我相信民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墨子說，由於天下過於廣大，天子很難直接進行管理，所以有必要將之劃分為「萬國」並設立國君。很難想像他同時會認為如此廣大的天下有進行全民選舉的可能。
[9] 墨子的「非樂」和柏拉圖要把詩人逐出理想國，有著很大的不同。墨子首先強調的是音樂不能轉化為生產力或在戰場上殺敵，並沒有重點談及音樂是否會腐蝕青年的精神世界之類的話題。[10] H.G.CREEL（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p260。
墨家苦修，上不言利，下不傳文字。沒有實際好處，又無振奮人心的口號，兼之有部分思想反儒，衰微難免。
ps：中國通史，傅樂成版＂從戰國到漢初"孔墨是並稱的大師"但漢以後"墨學日漸衰微。墨子死後"墨家沒有十分偉大的領袖像儒家的孟、荀者繼起。前381年"墨家鉅子孟勝為楚貴族陽城君守城"抗拒政府軍"結果孟勝和弟子一百八十餘人全部殉難"墨家大受打擊。此後墨家分裂為三派"互相傾軋"因此聲勢漸衰。另一方面"墨家的生活"過分限制其徒眾思想行動的自由和生活享受。而刻意追求極端刻苦的生活"又為人情所不堪"自然無法受大眾的歡迎。此外"墨家雖相信鬼神"但不是純粹的宗教組織"因此沒有純粹迷信的宗教具有號召力。這些都是墨家衰微的原因。＂pps：墨家衰微"最起碼還最後有知道兼愛非攻的。不歸楊朱即歸墨的楊朱"最後就留個＂一毛不拔＂的成語"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這成語咋來的！情何以堪！簡潔地解決這個問題。
戰國墨家的實質，是一個跨國工匠+刺客聯盟，天下的分裂和對峙是維持墨家存在的基礎，固有非攻。
所以這個事件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呢？墨家並不僅僅是學派，他是一個政治實體，是劍客和工匠的公開結社，有著明確的政治綱領，深入地干涉各國政治。史書記載的墨家大規模涉入列國事迹很多：
1，楚陽城君死，巨子孟勝和三百門徒戰死於陽城君封地，可以推測墨家捲入了吳起變法事件；
2，墨子在世，阻止楚國攻宋，大弟子攜三百弟子協助宋國守城；
3，秦法嚴峻，巨子的兒子殺人後，居然需要巨子首肯時，秦惠文王才可以依法懲兄，說明秦墨的力量足以干涉秦國法律的判決結果；
這些事件，為何就視而不見呢？
墨子並不是一個人，他背後是實力強勁的工匠研發體系，戰鬥力極強的劍客團體，這種大型跨國NGO組織，又怎能在大一統帝國之內繼續存在呢？
所以墨家的下場無非三種
1，秦國統一天下後，明智地自行解散組織，並把圖紙，修鍊方式等核心機密掩埋或毀滅——大一統帝國需要的是穩定；
2，不贊同秦墨的那一部分，會同秦國抗爭到底，集體戰死於秦國滅楚，滅趙的大規模戰爭中。
3，離開華夏體系，到外面的世界去，比如日本。
綜上所述，在現存史料並不能證明墨家被殲滅或者遠走海外的時候，我更傾向於第一種答案。秦墨和秦國的合作是全方面的，他的消失更可能是自動的。不同意最高得票的@yolfilm的觀點，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法家，法家根本就沒有師承，豈不是比「單傳」更危險？但法家一直延續了下來，成為僅次於儒家的顯學，何也？有用罷了！墨家為什麼衰落，因為他無用！墨家十大原則，核心就是——平等，這個核心價值決定了其不可能大面積持續推廣，因為能者不願，庸者不能而已。
墨家是工匠集團的政治組織，其主張天然與集權對立——只有不同國家相互制衡，工匠才能有自己的談判資本。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
一旦實現了大一統，工匠面對壟斷性的統治集團，就只能被宰割了。大一統的統治者絕對不會容忍一個反對大一統的政治權威存在。在大一統的統治者眼裡，他們都是禍害，威脅自身統治。
由此，隨著秦漢時代到來，墨家組織就銷聲匿跡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沒有再給墨家類似的工匠組織以出人頭地的機會。它只適合於分權制衡的列國時代。
儒家就不同了，儒家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尊卑有序什麼的，尊的不就是統治者嗎？通過「禮」「仁」等等千方百計地加強統治權威。這是很討統治者歡心的。而且不識時務地主張分封被秦始皇坑了後，就放棄了分封制主張——關鍵在於讓領導滿意啊！咬定統治需求不放鬆，由此儒家崛起壯大，成為了兩千年中央集權的正統思想。
就未來而言，當下的全球化時代類似春秋戰國的列國時代。而且肯定不會再有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這個環境下很適合墨家組織的發展。因此類似墨家的國際黑客組織是有可能成為現代的「墨家」的。
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大一統的漢朝需要通過儒家思想來愚昧文明，宣傳聖王名君。法墨兵三家在亂世是取天下之基，天下一統後又是那些心存爭心的人，亂天下根。所以而在大一統時期，統治階層往往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
簡單地講，有一種說法是，墨家「師徒單傳制」，讓它自身，走向了沒落。墨家有「師徒單傳制」嗎？表面上它沒有，沒有明文，可事實上它有。
最好的例子，就是墨子和禽子的師徒關係。
墨子最看重的大弟子，是儒門出身，原來是子夏的學生「禽滑厘」，有一派歷史學者的意見是，正是因為這師徒二人，相互傳承的高度太高，太完美，再無人能及，以至於後世墨家雖有心效仿，反而畫虎不成，導致自身的敗亡。
網路上找了一下，有人討論過這個事情，說得比我專精許多，謹此轉載於最下面。
另，討論串中，諸位墨家衷心愛好者的留言，也非常到位，轉錄於此：@塗高揮戈 ：禽滑厘最後沒成為墨門如儒教孟子荀子般的人物也是墨門式微原因之一。
@李淼：其實還有重要的一點：師父一死，門徒追殉。呂氏春秋上寫，孟勝守城失敗自殺，其下400墨者集體殉死，而逃出城去向田襄子傳鉅子位的兩名使者，在完成使命後也都自殺以殉孟勝。
墨子與禽滑厘師徒情深
選自《墨子智慧心解》第七章，達流著 墨子的知音，首推他的大弟子禽滑厘。 禽滑厘曾是儒門弟子，學於子夏，自轉投墨子後，便一直潛心墨學。孫詒讓說墨子對他信任有嘉：「盡傳其學，與墨子並稱」。莊子《天下》編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說明孫氏所言不虛。 我說兩人是「千古難覓師徒情」，不是隨便臆想，是有事實依據的。 一、 墨子專門對禽滑厘的為人進行過很高的評價。 《所染》里，墨子講到當時的賢良之士時說： 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滑厘、傅說之徒是也。 墨子點明表揚的三個人，惟有禽滑厘是他的正宗弟子。「好仁義，淳謹畏令」的評語很符合禽滑厘的所作所為。由此可知禽滑厘在墨子心中地位之高。 二、禽子獨得墨子親傳。 墨家能名躁一時，受到追捧，除了兼愛、非攻等思想主張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墨子潛心鑽研出了一套當時具有最高水平的，有極強的實戰價值的防城術，對弱小諸候國抵禦大國入侵非常有用。僅從現存的十一篇來看，說是中國最早最有價值的守戰「兵書」，一點都不為過。這一套墨家的看家本領，在墨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他一定只會傳授給他最為信任最為倚重的人，這個人就是禽子禽滑厘。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穴》、《備蛾傅》、《雜守》在墨家兵書里，極具份量，諸篇的結構都是由禽滑厘開場，「再拜再拜」後提出問題，墨子進行詳細解答。《備突》、《備水》兩篇極其簡略，與前面幾篇大不一樣，疑是全文佚失，只保存下來部分片斷，推測也應該是由禽子開場的結構。《迎敵祠》、《旗幟》、《號令》三篇，我分析是墨家軍內部公開發布的文告，沒有採用親口單傳的方式。 《備梯》裡面，非常難得地記載了墨子向禽子如何進行親口單傳的情況： 禽滑厘面色黎黑，手腳全長滿了老繭，三年來緊緊跟隨在墨子身邊，以僕役身份隨時聽從召喚，但他卻只是整天埋頭做事卻不敢向墨子提問。墨子深知他的心事，見他一直不問問題，墨子便想了一招，他約了禽滑厘同登泰山，上山後，找些茅草墊好坐上，便拿出酒菜來，要請禽滑厘喝酒。 墨子這一舉動既是對禽滑厘三年忠心耿耿的表彰，同時，也是想以一個安靜的環境，好向他單獨傳授守城秘技。 禽滑厘對墨子的盛情頗有些意外，只是一再地施禮感謝，卻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墨子見禽滑厘不說什麼，便主動問他道： 「你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嗎？」 禽滑厘這才又連拜了幾下，說道： 「我想問的是守城的方法。」 墨子並沒馬上回答他的提問，他對他的人品是放心的，確信他是墨家事業最忠誠可靠的的繼承人。他還想進一步提高他的戰略思維能力，這或許是墨子擔心的問題。 墨子說：先不要問這些具體的方法。古時候也曾有懂得守城術的人，但對內不親撫百姓，對外不締結和平，自己兵力少卻疏遠兵力多的國家，自己力量弱小卻輕視強大的國家，結果亡國送命，被天下人恥笑。你對此可要慎重對待，弄不好，我將墨家秘技傳給了你，反而害了你。 墨子顯然不單純關注技術，他是從戰略高度來提醒禽滑厘，希望他掌握內親外結的戰略思維，在這個前提下，具體的戰術方法才能發揮出作用。從這裡也能看出來，墨子不僅是軍事防禦專家，更是一個軍事戰略家。 禽子行再拜禮後，又伏地叩頭行稽首禮，再次表示要跟蹤墨子學守城的方法。墨子這才開始將諸多絕密的戰術方式一一傳授給他。據孫詒讓說「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墨子講六十六種方法親口傳給禽子，應是將墨家兵學悉數傳授，若全部保存下來，應是軍事史上的一部皇皇大著。 這一段記述不僅是親傳守城秘技，還含有傳位的意思，是兩人肝膽相照的寫照。雖然十分簡略，但禽滑厘對墨子恩師如父的恭敬，墨子對弟子的關愛提攜之意，卻躍然紙上。禽滑厘後來在墨子的眾弟子中脫穎而出，成為墨子身後代表性的墨家人物。禽滑厘後又收了許犯、索盧參等眾墨者為徒，他們也都成為一時名士。 雖有傳承中有遺失，但我們現在能大部分了解墨子獨一無二的守城術，應該好好感謝這個被稱作禽子的禽滑厘。 三、墨子與禽子聯手創造了「止楚攻宋」的千古傳奇。 這場大戲是由墨子導演、由墨子與禽滑厘聯袂主演。墨子得知楚欲攻宋的消息後，與禽滑厘兵分兩路，他一路狂奔到楚國與公輸盤上演「兵棋推演」的好戲，禽子則率領訓練有素的墨家軍趕往宋國，陣守在宋國城牆之上。公輸盤「兵推」失敗，自認不是墨子的對手，便打算使出「斬來使」的卑鄙伎倆，沒料到墨子驕傲地說： 「我的弟子禽滑厘帶領眾弟兄早已守候在宋城之上，我的全部破敵之法他已爛熟於心，即使殺了我，你去也是送死。」 在這場大戲裡，禽滑厘隱身墨子之後，但他卻是墨子禦敵於前的關鍵因素。正是有了禽子的防禦到位，才最終使楚王放棄了入侵的企圖。二人一前一後，配合默契，堪稱絕唱。 （摘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04479.shtml）
最近看的一篇文章墨家走向了通往奴役之路
相反，很多歷史證據表明，墨家與秦合作，關係越來越緊密。最後實現了有機融合。在墨者文獻中，有一些理念與制度設計，已經與秦制完全一樣。蒙文通早就發現，在《墨子·備城門》以下諸篇中，多有秦制，他推測這些篇章是「秦墨」的作品。如伍長、什長、亭尉、縣令、縣丞、縣尉、鄉三老，這些全部是秦的制度。此外，還有滅三族的酷刑，還有「城旦」這一奴役制度。足見墨者在秦生活久了，不但熟悉秦的制度，還推崇秦的刑法，諸如滅族、奴役等制度。而《墨子·尚同下》中甚至有鼓勵告密的內容：「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而罰之，眾聞則非之」。這種鼓勵向專制君主告密的立場，與出土秦律非常相似。雲夢秦簡律法中就有所謂「公室告」，如「賊殺傷」、「盜它人」等，秦律鼓勵「公室告」，甚至認為，即使是「子告父母」，如果符合「公室告」，就應該聽從。可見，秦律也是鼓勵為了「天下」利益而「大義滅親」的。這與墨者所謂對父母之愛與路人之愛無等差，在價值觀上也是很相符的。因為按照墨者的這一邏輯，如果父母損害了所謂「天下」的利益，那麼就同樣應該將父母揭發舉報。
也許，對很多胸懷偉大理想信念的人來說，與專制暴君的合作，不過是實現更偉大正義的一種手段。為了實現最大的善，隱忍小惡，甚至採取惡的手段，都是允許的。
墨家與秦的制度合作緊密，在秦被推翻的同時也受到大眾的懷疑。除此之外，墨家還有一個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統的專制君主治下，一個內部有著嚴明紀律的世俗化組織必然會讓朝廷產生極大的戒心。
上面挖土的文章講了很多，我補充一些：1 秦以後，除了儒術，所有顯學都不顯了，不是被儒學招安，就是完蛋。墨學太容易動搖統治，所以最召忌諱。漢初七國之亂的時候，就有好多疑似墨家門徒的人摻和進去，他們的組織被取締或者消亡是很正常的。請自行聯想決戰Red Dragon之類的下場。2 墨家本身應該是一個平民學派，在百家爭鳴，統治者自顧不暇的春秋時期還可以興盛。到了明儒暗法的秦漢，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因為老百姓已經變成了黔首，愚昧迷信，而墨家本身又不是一個宗教。到了漢末，一個徹底迷信的宗派走著墨家的道路才得以重新崛起，就是張角的黃巾道。3 墨家的主張和行為都過於激烈，需要大量的勇士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死著死著可能就青黃不接了。
反對 @byelejoe 的說法，雖題目是問什麼墨家消亡的原因，答案卻夾帶一堆私貨把墨家及墨子本人批評一番，找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點往墨家和墨子上套，把墨家的學說批為低級，把墨子的為人辯論稱為無大師風範。
不懂墨家邏輯就不要抹黑墨家。一、墨子非樂並不是完全反對音樂
因為墨子做《非樂》篇，所以有人說是因為墨子不懂音樂所致的，這實在是冤枉了墨子。 墨子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就是說，墨子學「六藝」，上過「樂」課」，不容置疑。很可能，墨子不但精通樂理，還掌握音樂演奏的技能。 所以有「翟者，樂吏之賤者。」的記載——《禮記》 所以有「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的記載——《藝文志》 「魯惠公使宰讓浪清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注∶其∶史角。後：後代。「郊廟之禮」是祭祀禮樂，當時有禮就有樂，有樂就有禮，禮樂並舉，樂舞並重，所以墨子會演奏樂器是無疑的。加之匠人身份，心靈手巧，很可能演奏技能還很高超。 「墨子見荊王，綿衣吹笙，因也。」——《呂氏春秋·貴因》 荊王很講究穿著和喜愛音樂，一向提倡節儉的墨子不得不破例穿上錦衣，奏著樂器，去見荊王。 「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是也。」——《藝文類聚》 可見墨子有一定的演奏音樂能力，並且也是喜歡音樂的。 另外從《非樂》篇中，也能看出墨子有著廣博的樂理知識。如多次論及「鐘鼓之樂」，「琴瑟之樂」、「竽笙之樂」等各種樂器。再有，墨子從音樂史上列舉「先王之樂」，墨子說∶「堯舜之時」，雖然住的是茅草土屋，但仍「且以為禮，且以為樂」從事禮樂活動；商湯之時，放桀於大水，自立為王，事成功立，自做樂舞，命為《大護》，同時還整理了舞之樂舞《大韶》；武王之時，勝殷殺紂，事成功立，自作舞樂，命為《大武》；「成王之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墨子·三辯》所以，墨子雖然反對貴族奢靡之樂，但是並沒有否定音樂之美。「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芋笙之聲，以為不樂；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芻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墨子·非樂》 墨子並沒有否認美的客觀存在，並沒有否認各種樂器的聲音不好聽，雕刻、繪畫所塑造的形象、色彩不美麗，也並不是覺得烤肉、煎雞的味道不香甜，高宇深居的庭院不安逸。足見墨子做為一位文化巨人是知樂（le）懂樂（yue）的。二、墨家非攻並不代表一昧否定戰爭三、墨家談信天志鬼神但和不信命並不矛盾
四、墨家也有人文關懷
五、墨子生前就是和孔子齊名的聖人當時有馬哲課上，有過用唯物史觀論過這個問題，節選一部分。僅供參考
《莊子 天下》中有一段「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屐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由此可以看出，「墨」是一種稱號，更進一步說是一種精神，就是墨家所倡導的精神。而墨子本人，就是墨家的精神領袖，所以被稱為墨子。
再者，墨子家世雖不可靠，但絕非出身貴族，而在春秋末期（對於墨子生卒有不同意見，但相差不過30年），下層人民是沒有姓的，所謂「百姓」指的都是貴族，所以墨子姓墨這一點不能成立。再者，儒家所謂儒，道家所謂道，法家所謂法，兵家所謂兵等等，沒有一個是以人的姓氏名號命名的，都是本學派的思想靈魂，所以墨子的「墨」和墨家的「墨」都是墨家的精神概括。關於「墨」的闡述在後面會提到。
春秋戰國的「士」在中國的歷史上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正是這些士推動了先秦輝煌的文化大發展，成為世界歷史軸心時代燦爛的一部分，先秦百家也就是這些士人學派。
士在西周宗法制里是貴族的最後一等，後來又成為四民之首（士農工商）。
中國歷史時代的劃分有各種不同標準，本文基於如下的劃分：夏商，周，秦到清中期，清晚期到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現代。其中周代是一個單獨的劃分，「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王國維），春秋戰國作為周秦交替的一段較為漫長的時期，對於秦統一後中國社會的形態做了充足的準備。經濟上，鐵器牛耕的推廣使得生產力飛速發展，而且個人勞動效率大大提高，井田制逐步在各國廢止，自耕農成為了一支重要力量，成為了各國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生產工具的發展有促成了手工業的發展，有一部分人從土地上解脫出來，開始專門從事手工業製造。這些人因為生產生活的原因，更容易聚集成一個集體，這一傳統一直保留下來。這一新興的階層的重要兩位代表：墨子，公輸班。
我們認為春秋偏向周制度，戰國偏向秦制度，因為可以看出，春秋時期，宗法制和分封制依然較為盛行，只是天子式微。而戰國時，各國變法逐漸建立集權制度，西周的建國制度被拋棄，社會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時期歷史的主導者，不是貴族，不是平民，而是士。
士介乎貴族與平民，其中沒落貴族占多數，還有一部分是接受了較好的教育的平民。孔子屬於前一種，墨子應該是後一種。易中天教授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中有一個很簡潔的概括，「儒家是學士，墨家是俠士，道家是隱士，法家是謀士。」
墨子先受業於儒家，以非儒創立墨家，實質上是新興的商業手工業者的代表，預示著一種新鮮思潮的誕生。
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稿》（李劍農著）中有這樣的觀點：在「封建」初期，領主土地有限，與土地上的農民關係極為緊密。而隨著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沒有變更，然而領主與農民的關係漸趨疏遠。此前的農民純屬領主的私人臣僕，而今農民受治於政府而非領主，漸漸有了國家人民的性質。
而同時商業手工業的發展在此書中也有論述。
首先手工業中最重要的行業成立——冶鐵。鐵是兵器和農器的重要原料，一個國家要想強大就必須有強軍富民之道（參見商鞅變法）。因此，冶鐵業成為了一門極為重要的行業，並且不斷發展，成為戰國經濟發展的樞紐。
商業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商業的發展得益於手工業從農業中獨立出來，人不能完全自給自足，交換越來越必須，於是商業就搭乘上了產業分離成熟的勁風。鐵當為商品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而齊國乘漁鹽之利，成為第一個稱霸的國家。
西周之時，工商食官是為制度，而春秋戰國時發生了變化。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催生一個偉大的東西——城市。準確來說，商業手工業和城市是在彼此促進著。「商業發展與人口增加及都會興起，皆有密切之關係。蓋人口增長，足以助長工商業，工商業之興盛，亦足以助長人口之集中與都會之繁榮。」（《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當時的大城市如臨淄，邯鄲，大梁，咸陽等皆成為墨家活動的重要之地，蓋有賴於工商業之發展。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悅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墨子 魯問》）
這段話是墨子親自概括墨家學派的主要思想，被稱為「墨子十論」，囊括了《墨子》的主要思想內容。蘇鳳捷，程梅花注說《墨子》對十論有如下簡單的解讀：尚賢——尊重賢能，賢能政治；尚同——同一和統一於上；兼愛——普通的和無差別的愛；非攻——反對不義戰爭；節用——去其無用之費；節葬——反對厚葬久喪；天志（尊天）——天有意志；明鬼（事鬼）——有鬼論；非命——反對命定論；非樂——否定音樂。
本文我們是從唯物史觀來看待墨子墨家，上一部分，我們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基本形態，接下來，從當時社會出發來尋找墨子十論的來源。另外墨子創立墨家的一個直接目的就是反對儒家，因此我們還將比對儒家來進一步了解墨家。
尚賢尚同是墨家關於理想化國家的設想，即在一個合理的國家中，人民都是尚賢與尚同的。人民推舉賢能的人作為領袖並且在出現紛爭時由賢能的領袖統一大家的意見。在墨子的時代，家天下已經存在了上千年，然而堯舜的傳說依然在人的心中流傳。家天下的繼承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尤其是西周之後，關於繼承有了進一步明確而完備的制度：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賢。從周天子到諸侯再到大夫，繼承的原則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賢能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名分。然而這種繼承方式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誰都無法保證儲君是否能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然而他的資格確實無可挑戰的。孔子也尚賢，然而只限於君主任用賢臣，而墨子則試圖在國家建立根本的賢能政治。對於農業來說，勞動者本身的素質遠沒有工商業中的重要，農業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因此要保證土地歸屬的穩定，而工商業中個人技術能力是很大的原因，這也許就是墨子之所以高舉尚賢旗幟的原因。而對於春秋戰國時殺伐不斷，正義之道無存的現象，墨子說是因為「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因此必須有一種普適性的正義原則——因此要尚同。然而，同於上的原則向來被質疑為專制，這似乎與墨子的基本思想相悖。其實，墨子的尚同是有前提的——尚賢，也就是掌握統一權利的人使公推的所謂賢能。
儒墨兩家的主要爭論之一就是「差等」。儒家是講差等的，所以要親愛，墨家講無差等，所以要兼愛。所謂親親之愛是建立在血親基礎上的，越是親近的越愛，隨著親緣疏遠而遞減。而墨家講的兼愛則是無差等的，頗有基督博愛的意義。農業的定居生活決定了其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所以家人勝過鄉人，鄉人勝過國人。而工商業者居於城市，消除了血親的界限建立了行業的大家庭，所有的成員都是同樣地身份，而且，其遷徙自由，於是便淡化了不同關係的界限，走向同一化。
兼愛非攻被認為是墨家思想中最具有人性光輝的一部分。的確，在戰火紛飛，狼煙四起的春秋戰國，墨子的和平主義確實難能可貴。也正是如此，那些一心想強大自己，吞併別國的君主們才不可能接受墨子。然而今天我們再回頭看墨子，首先抓住我們思緒的就是這個兼愛非攻，其魅力不言而喻。也正因此，我們往往將兼愛非攻與墨家學說划上等號，需要正視的是墨家的兼愛非攻只是墨子十論其中的一部分，而如果不能看到這一點就會把墨家的思想狹隘化。墨子的偉大在於建構一個墨家認為合理的社會，而兼愛非攻是針對墨子當世社會之困境所提出的良方。改變，然後創立。
儒家講求禮儀，是周禮的堅決擁護者。周公制禮樂，以此來正名分，分貴賤。其中喪葬是尤為重視的一環。墨子反對等差級別，因此自然地反對禮樂制度。（從對待禮樂的態度，百家就可分為儒家與非儒家。——易中天）所謂節葬節用當然是對上層部分的人說的，普通的平民是不可能奢用奢葬的。而視死如生的中國人的傳統一直流傳到今，葬禮的規格也是彰顯死者及其家族地位的手段。墨子求天下皆用節葬就是求天下的平等。
墨子是不是有神論者？墨子的尊天事鬼我們可以很確定的知道是對平民包括貴族（當然在墨子所構想的社會中沒有貴族）的「恫嚇」。中國傳統文化的「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至少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宗教神。商代時一個極為迷信的王朝，而到了周代，迷信色彩少了很多，事實上中國的宗教是不發達的，沒有發展到左右社會主線的境地。而中國也沒有產生神學，而天的概念卻一直貫穿中華文明。那麼墨子是不是有神論者？我認為不是，就想我們不能說孔子是有神論者。墨子的尊天事鬼只能理解成客觀的唯心主義，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而墨子之所以加以強調是以此來恫嚇「完全平等」的民眾，以免有暴民政治。墨子要拋棄現有的宗法禮樂，於是通過外在的天，鬼來轄制沒有約束的人民。當時的教育有限，難以想像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意圖來管理國家，國家會成為怎樣的混亂。畢竟，接受教育的少數人在同等的條件下沒有辦法扭正社會的錯誤。所以墨子採取的就是用「天」來威懾。
總的來看，墨子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一個平等，樸素的「天下」。十論既是墨子用來陳述自己思想的概括，也是墨子對於自己理想化國家的概括。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偉人的天下之夢。並且為了這個夢「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莊子 天下》），這就是墨子。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莊子
天下》）
歷史往往因一些偶然和必然的交織而改變，將歷史的軌跡歸入一些偶然，甚至於個別英雄人物固然錯誤，而認為歷史的一切早已書寫好，必然發生，這種宿命的觀點也著實荒謬。墨家的興起是突然的，卻不是偶然的。首先，前文中指出，工商業發展，城市壯大，這樣一種新興的階級一定是要催生一個發出自己聲音的代言人。而且，一但這個代言人站出來說話，這些人就會自覺地聚集起來，如千乘之國，萬乘之君，也就不足為奇。然而相比墨家曾經的輝煌，它的沒落未免太「忽然」了。
韓非子認為的顯學是儒墨之學，孟子口中充盈天下的是楊墨之說，足以見墨家之鼎盛，然而在秦漢，世已無墨者。
從階級基礎來看，新興的工商業開始有了壟斷的趨向，出現了許多大的工商業主。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 ，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而任氏折節為儉，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節選自《史記 貨殖列傳》）
大的工商業主的壟斷雖然促進了工商業集中發展，卻使得墨家喪失了所依存的小工商業者的階級基礎。
再者，墨家的思想與集權社會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儒家學說經過董仲舒的調整，整合，切合了專制君主的需要，因此成為獨尊。事實上，統一的國家沒有像原來一樣有著自由的空氣，統治者為了社會穩定，就要打擊「異端」學說，以保證統治的延續。墨家學說中太多對於墨家烏托邦的思想和中國新的中央集權國家之間，是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這種分歧是沒有辦法通過懷柔手段解決的。（我們可以看到，後世的俠者往往與政府不合，如漢之郭解）
還有，在對於個人修養上，墨子的要求似乎太苛刻。「以裘褐為衣，以屐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墨子也許可以做到，所以他是墨子，但是要求所有人都做到，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儘管墨子收到世人的矚目敬仰，但是墨家學說，只能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對於人和社會要求太過苛刻，也許這就是墨子最大的錯誤。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 天下》）
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的大一統社會裡"之前那些爭鳴的學派只能式微凋零了"當然總的來說還是會吸收各門各派里符合統治需求的思想"墨家的思想也比較高尚甚至很多苛刻的"並不為普通世人所能接納並堅持下來
一 墨學後派及秦國墨學發展
墨學是戰國時代諸子中的顯學，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墨學的宏揚，使許多人加入墨學隊伍，據《呂氏春秋·尊師篇》記載：「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另其《當染篇》也說：「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墨家與儒家中分天下，成為較有實力的學術團體。
然而，墨子死後，墨家後學分離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①。《莊子·天下篇》也有類似的論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相里勤即相里氏，錢賓四先生據地方志考證，相里氏祖居今山西汾陽；而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子胥之後又多在齊②。據此，墨學後派如按地域分就很清楚了。相里氏西近於秦，是為西方之墨；五侯當即伍子胥之後，居齊，為東方之墨；鄧陵子等無疑都是南方之墨了。
東方之墨的活動區域大致在宋魯齊地區，是墨學的誕生地，「宋地……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蓄藏」③。在這種人文地理環境下，加之齊國倡導學術自由，重實踐、主節用的墨學自然根深蒂固，從容發展，對東部地區影響至深。東方之墨者直接受承墨子衣缽，其後學活躍於稷下學宮，講學佈道，代表人物有田鳩（亦即田俅子）、五侯及宋（鈃）尹（文）學派④。
墨子晚年游楚，卒於楚之魯陽（今河南魯山），楚是墨子最後的活動中心，南方之墨者由是卒盛，代表人物苦獲、己齒、鄧陵子都是楚人。從《莊子·天下篇》看，南方之墨者俱誦《墨經》，《墨經》又稱《墨辯》，蓋多為名辯之士。「辯」是南方之墨的特徵，《墨經》是其經典。他們或許就是《墨經》作者的後學。關於《墨經》的成書時間，當在戰國後期甚至更晚。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以《墨經》體裁尤其是「說在某某」字樣同《韓非子》、《呂氏春秋》比較，發現二書也有同樣體裁⑤，這說明《墨經》與《韓非子》、《呂氏春秋》的著作時間是相當的。韓非被害於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其書當著於入秦之前。另據《呂氏春秋·序意》：「惟秦八年，歲在涒灘。」則該書當成於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由此推之，至少《墨經》中的部分篇章是成書於秦王政時期。郭沫若更進了一步，他認為《墨經》中《大取篇》中之「愛二世之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中「二世」或許就是秦二世⑥。如果這種推測成立的話，則《大取》又當出於秦漢之際。這個論斷並非妄自揣測。侯外廬等考定《大取篇》、《小取篇》是墨家就《荀子·正名篇》對墨家詰難的答覆⑦。那麼，《大取》、《小取》以及同《大取》體裁相同的《經下篇》應寫成於《荀子·正名篇》之後。從文獻材料看，荀子至少活到了秦季之世，《鹽鐵論·毀學篇》說：「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睹其罹不測之禍也。」三國時，魏明帝詔中也有「荀卿丑秦世之坑儒」⑧等語。因此，《墨經》的作者最晚可推定於秦亡之時。可見墨學傳授著述之盛，其學術倡導綿延之長。
然而，勢力最盛的要屬西方之墨了。秦惠文王時，墨者鉅子腹黃復居秦，此時，墨學中心已轉入秦國，代表人物除腹黃復 外，還有唐姑果、纏子等。據李學勤先生考證，《墨子》書中城守各篇文字與雲夢秦簡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中或稱「公」或稱「王」，很有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後墨者的著作⑨。另外，篇中屢稱禽滑厘，墨學這一支大約是禽滑厘的徒裔。從文獻記載中也可得到佐證，禽滑厘是墨子的嫡傳弟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⑩。然而，「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11。這麼說來，禽滑厘又曾受教於子夏，可能長期生活在西河地區。從地域上看，相夫勤就是禽子的後學，這一支後來傳入了秦國。
關於墨學三派，墨子曾要求自己的弟子「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12，這大概是墨學三派分離的最早依據和動因。南方之墨重於談辯；墨子生前在宋魯齊諸地活動頻繁，東方之墨應多援徒講學之人；而西方之墨自然是多「從事」徒了。對於這一點，梁任公也有論析，他認為，相里勤五侯子之徒得於勤儉力行者多；苦獲、己齒、鄧陵子得於論理（邏輯）學者多；而宋鈃、尹文一派得力於非攻、寬恕者多13。大體上與上述所論相符合。當然，墨學三派不是同時同世形成、發展的，他們之間有師承關係，各派的主張所重也是既有交叉、又有融合的。墨學三派的陌路顯然也受所處各地的人文地理環境影響，西方之墨勤儉力行的作風即與秦地文化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秦國成為戰國後期墨學中心，是有深層次原因的。秦國厚朴、尚武的社會風俗是墨學勃興的社會土壤。而墨學思想體系中尚同、尚賢、節用和非儒等思想也符合秦人重實利，重實惠的功利主義價值觀，這成為墨學流行秦國的思想基礎。另外 ，秦國屢受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墨者擅長城防技術，他們的軍事才能和犧牲精神自然會得到秦統治階層的垂青。墨學的盛行，促進了秦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呂氏春秋》中《節葬篇》、《安死篇》完全是墨家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墨學深入滲透進秦文化的價值層次，給社會以新的整合，形成了新的社會風貌。秦昭王時，荀子游秦，「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14。秦國朴儉不華的民風，循上敬業的吏道，尚公杜私的士大夫情操，勤勉力政的行政作風，莫不是墨家追求的理想社會模式，恰恰符合了「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5的初衷。秦國對墨家社會理想的踐行，實際上是將其擺在了社會終極發展目標的位置，法家政策只是達到其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秦國也並非獨重法家，墨學也占相當重要的地位。
墨學在戰國後期尤其是在秦國的發展，對當世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但墨學與其他諸子的獨異之處在於墨學代表社會底層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它與底層社會有著不可割捨的聯繫。所以，在墨學發展過程中，作為學術思想體系的墨學雖只倡行一時，但墨學精神卻長期潛行於社會底層，突出表現為墨俠運動的發展。這條線索不斷若線，成為底層思想的主體意識，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決定意義的潮流。
二 秦漢之際墨學傳承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起初試圖實現秦文化與諸子百家學術文化的兼容，這是對呂不韋肇創《呂氏春秋》精神的繼承，主要體現在博士制度的設立上，他們從各國被吸收來，承載著儒、陰陽、名等各家學術文化。以墨家地位，七十博士中當有墨家代表存位，只是文獻不足征，難以明辯而已。這種嘗試後來被「焚書」事件打斷，秦始皇的文化專制主義使各家學術受到嚴重摧殘。
然而，「秦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外薦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16。秦始皇的文化高壓政策並沒有能夠阻止諸子百家思想流布及其理論的發展。秦短祚而亡，而漢如再堅持秦的文化政策，無疑將是不明智的，所以漢初實行文化開放政策，「除挾書令」17，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18，並且諸子專書都有博士設置。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說，至漢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19。賈誼就是因為「頗通諸家之書」20被特召為博士的。於是，諸子思想又紛紛復活。當時分封制的實行及王國勢力的強大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子學的活躍。
墨學當然不甘寂寞，但同其他學派相比，漢初墨家卻無代表人物流傳下來，但這並不能作為墨學業已中絕的證據。漢初諸子的復興及其思想流變繼續了戰國後期以來各家合流的趨勢，此時各家對於諸子餘緒「與其說繼承，毋寧說是改變它們的思想材料，把其中一家擴大變質，作為理論鬥爭的武器，而遂自己的學術目的」21。 在這種學術文化背景下，墨學在漢初學術流變中實際上是在其他學派體系中進行了思想移植，與其他學說共同構造了漢初主流思想，其實質是墨學的變相發展。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儒墨、道墨的互補上。戰國以後，諸子百家各持一端、辯於天下的狀況越來越顯示出其局限性，已不能適應統一局面的新形勢。為了發揚光大本學派的學術傳統，各家不得不調整思維方式，自覺納入學術合流的軌道。儒墨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據《呂氏春秋·當染篇》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證實了《漢書·藝文志》關於墨學「出於清廟（明堂）之守」的論述；而且《淮南子·主術訓》中「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又為儒墨同源提供一證，更何況墨子也確曾「學儒者之教，受孔子之術」。在《墨子》書中，《修身》、《親士》、《所染》三篇講的都是儒家言論；同時，其書引述詩書語句甚多，「其三表之法，上本之古聖王，實與儒家之則古昔稱先王相近」22。所以儘管戰國以儒墨相非，但兩學派有著共同的思想淵源和基礎，它們的相互接近應該是自然而然的。於是，漢初墨家許多思想和觀念被儒家不留痕迹的吸收和容納了。蒙文通先生指出：「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於墨……儒家之義，莫重於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清廟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說，創於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禪讓，言議政，言選舉學校，莫不歸本於明堂，其為本墨家以為說，不可誣也。墨家非樂，而六藝佚《樂經》；墨以孝視天下，而儒者於漢獨尊《孝經》，是皆秦漢之儒，取於墨家之跡，斯今文說者實兼墨家之義。」23這說明墨學試圖通過儒學形式影響統治思想，但儒學於漢初並未受到統治階層的青睞，因此儒墨互補的重要內容除「孝視天下」外，大都因不能符合現實政治需要而沒有在政治中發揮實際作用24。
漢初，言黃老之術的新道家思想是統治思想的主流。新道家是以道家的學術體系為主體架構，適應時代趨勢與其他學派雜糅發展而創立，它「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5，吸取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的思想精華，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優勢。《淮南子》就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嘗試，「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26，試圖從宏觀上對諸子百家進行重新整合，構設一個兼容百家的新的學術範式。它表面上排儒黜墨，實際上卻對二家兼有採獲，對其中利於自己學術思想體系構建的部分並不拒斥。在這種情況下，（新）道家對墨學的態度，「由批判儒墨變成了『兼儒墨，合名法』」27。在具體內容上，新道家的代表著作陸賈之《新語》一反原始道家黜賢的主張，其《輔政篇》提出「以賢聖為杖」的思想，而《資質篇》更是專講求賢的。尚賢是墨學的一個重要命題，完全可以肯定，新道家「求賢」的精神，是承襲了墨學思想。
在漢初新的形勢下，墨學也並非只與其他學派融合而沒有獨立發展。由於墨學的許多主張與秦國的文化價值觀相契合，又與極端注重實利的秦國意識形態法家思想有著共同的價值基礎，它已經與法家一起同秦文化相粘接，融入秦朝的制度文化中。漢承秦制，不僅僅表現在政治制度上，也表現在思想文化上，漢文化承繼了秦文化中的墨學傳統。漢興，「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義集論，著書數十篇」28，可見，民間墨學思想傳承經秦火之後仍在繼續。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認為「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29。司馬談的論說不是對先秦學術的總結，而是對秦漢之際發展的新思潮的評述。這也是墨學為漢初六大學術思想之一的明證。
在秦文化專制下，具備諸子百家形式的墨家思想體系或許受到了衝擊，然而，墨學體現著下層平民的思想實際，更多地帶有民間文化的色彩，它的思想根源在底層社會，它的徒裔也多為平民。因此，既使墨學作為一種學術可以被打擊，而它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卻不能被剷除。墨學歸本於民間，它的發展更順暢，墨家徒裔秉著墨學精神，高者「不愛其軀，以赴士之厄困」，下者則「為盜跖之居民間」30，身體力行，行俠仗義，對地區風俗造成了重大影響。墨家的思想觀念、行為活動以至組織形態，長期左右著底層社會。秦漢之際的農民起義更能證明墨學是民間的支配力量。劉邦的生地沛，處於宋魯齊楚文化的結合部，正是墨學思想的萌生地和東方之墨者的活動頻繁區域，此地社會底層風俗必然受到墨學流風遺澤的影響。從墨學非儒的角度看，劉邦早期對儒者的非禮行為就不難理解。而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這與《呂氏春秋·去私篇》所載的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何其相似。如果考慮到沛軍中的墨學思想氛圍，也就易於看出二者之間的淵源關係。另外，陳涉倡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同樣與墨子所講「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31在思想特徵上是相通的。而陳涉是楚人，南方之墨楚人居多，他起義的大澤鄉又近於東方之墨者的中心宋，其墨學思想色彩不辯自明。不過，墨學流入民間，喪失了作為一派學說的思想體系形式，不免影響到墨學整體思想的發展。綜上所述，墨學在秦滅六國之後並未中絕，秦漢之際，它通過學術融合和獨立發展兩種途徑進行思想傳承，在漢初諸子復興的背景下，墨學顯示了蓬勃的生機，直至漢武帝罷黜百家，帶有百家形式的墨家學術才逐漸式微，而墨學精神的傳承一直沒有斷絕。
餘論 墨學傳統與漢初社會
墨學餘緒的流布，使漢初社會蒙上了一層墨學思想的色彩。它滲透到了上自製度文化下及底層社會的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使漢初的政治行為和社會行為帶有明顯的墨學特徵。
強調物質生產和勞動以及尚儉節用是墨學思想的主要內容，這與漢初的社會政策是相一致的，經前論證，有理由相信它與墨學影響有關，而且從文獻上也並非沒有佐證。漢景帝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緹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三年正月又下詔曰：「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32兩詔內容不僅與墨思想相通，而且措詞造句也與《墨子》之《辭過篇》、《節用上》和《非樂上》相同，可以肯定，此詔在撰寫過程中援引了《墨子》的內容。由此，可以說，漢初休養生息、鼓勵生產的措施，是墨學在特定時代環境下的實踐。司馬談總結漢初統治思想，認為墨學「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33，給墨學在漢初統治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客觀評價，更明確地指明了發展農業生產和崇尚儉樸的思想是源自墨學。這一點不容忽視。而墨學其他觀念同樣也可在漢初統治思想中找到痕迹。
「非攻」也是墨學的基本論題。但「攻」不是特指戰爭而言，它「包含的內容極廣，凡是不合墨子所謂的義或利的任何行動，皆稱之為『攻』。因此，『攻』中包括經濟、政治、道德倫理等方面的事」34。這樣看來，「非攻」就同於道家的「無為」，所以漢初墨學與新道家是有著非常的親和力，道墨互補也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它們為漢初的學術自由、思想活躍提供了理論基礎。此外，漢代尊賢的社會實際也難言不受墨學「尚賢」精神的薰陶。
墨學植根於底層社會，墨俠是墨學在底層社會的承載者。墨家徒裔「摩頂放踵利天下」的情操和救危濟困、輕命重氣、勇於犧牲的品格，更易於在社會平民中激生膜拜和共鳴。在墨學精神的浸染下，漢初社會形成了尚武任俠、講信重義和注重實幹的社會風尚以及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為漢代人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精神生活添加了健康的因子。正是如此，西漢才成為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時代，構建了其在中國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注 釋： ① 《韓非子·顯學》。 ②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墨子弟子通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③ 《漢書·地理志》。 ④ 宋尹學派之師承，歷來紛訟不已，梁任公力證其為墨家後學，今從梁說。見《飲冰室合集》第八冊之《墨者及墨學後派》第76 頁。其實，縱使宋尹不為墨家，但其言「見侮不辱，救人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及「人我之養畢足而已」，也是深受墨學影響。 ⑤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冊第481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⑥ 郭沫若：《十批判書·孔墨的批判》第259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⑦ 侯外廬前揭書第483頁。 ⑧ 《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 ⑨ 李學勤：《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見《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 ⑩ 《墨子·備梯》。 11 《史記·儒林列傳》。 12 《墨子·耕柱》。 13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第48頁，載《飲冰室合集》第八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 14 《荀子·強國》。 15 《淮南子·要略》。 16 章太炎：《秦獻記》，載《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 《漢書·惠帝紀》。 18 《漢書·藝文志》。 19 《漢書·劉歆傳》。 20 《漢書·賈誼傳》。 21 侯外廬前揭書第二冊第59頁。 22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第120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 23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潮之發展》，參見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略論稿》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 班固《漢書·藝文志》評論墨家，「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而漢代也確奉行「孝治天下」的統治方針，二者之關聯可見一斑。 25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26 《淮南子·要略》。 27 熊鐵基：《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兼論秦漢之際的新道家》，見《秦漢新道家略論稿》第6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8 《鹽鐵論·晁錯篇》。 29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 30 《史記·遊俠列傳》。 31 《墨子·尚賢上》。 32 《漢書·景帝紀》。 33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 34 劉澤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第219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這個問題得從兩方面來看。 首先，從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形態層面來說，問題本身提出的現象沒有錯，墨家漢代以後趨於衰微，連帶墨子之學在歷代都難有起色，清人重諸子，墨子方面也遠沒有其他諸子熱鬧。但在近現代以來，墨家思想開始受到重視，很多人被它的科學思想、邏輯思想和質樸無文的帶有空想主義性質的社會思想吸引，加以研究。 墨家起初是小手工業者的團體組合，以其在軍事工藝上的作用為戰國時代重視戰爭的君王所重視，其勢力一度達到極盛。但小手工業者的思想，在農本主義的社會中，並不能佔主導地位，故漢代以來，有重黃老者，有重法治者，有重儒家者，但對於墨家，均興趣缺缺，其原因自然與漢代統治階級的階級身份、社會層級以及經濟基礎有關。新興漢帝國的社會土壤和時代要求，均不需要墨家，更何況墨家由巨子到信徒的小集團的組織形式，對漢朝政府掌控民間事實上是構成一定威脅的。換句話說，明面上的墨家已經不再時興，明哲保身者，在選擇信仰之時，自然會趨利避害。 但其次為人所忽視的是，墨家以另一種形式頑強地生存著，並不時地展現自己的生命力，那就是秦漢之際的一次隱性文化轉移——墨家由諸子百家之一派，轉變為民間地下社會之「俠」。戰國時代正時興的墨家，對俠是」排擯「的態度，但漢代以來的生存空間逐漸縮小，促使其與俠進行合流。《遊俠列傳》里的遊俠，幾乎全部是墨家轉移後的人物。他們不再是手工業者，更甚者身家豪富，但扶危濟困、借交報仇、快意恩仇。如朱家、郭解之徒，則在前漢前期廣泛存在。他們能夠聚集一定的勢力，守望互助，進而影響各郡國的基層治安以至於行政行為。其為人則謹慎惟諾，不輕挑釁端，但亦不容他人隨意侮辱。這種從首領人格到組織上，都類似於戰國時代的墨家。當然，漢武帝對俠進行了劇烈的打擊，其目的是敉平內患，消除可以威脅到漢朝政府的勢力，禮樂刑政，自漢天子而出，自然不容俠來分割其權力。試看《史記》中的郭解形象：「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這是活脫脫的一個社團老大的成長史。沈從文《鳳凰》散文中寫過一個人物，湘西的一個老大，也頗有郭解的色彩。 墨家由儒到俠，藉助底層的力量傳播、變形，構成兩千年中國地下社會的主體。古代尤其是近四百年民間秘密會社和社團，其實都波動著原始墨家集團互助的影子。亡而不亡，墨家可謂幸也。而以此種形式存在，再也不能與儒家等學派一爭短長，而留影響於地下社會，幸耶，非幸耶？
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墨家的生存條件必須是在諸國攻伐，王權分散的情況下，才能建設一個超國家的組織體系。
這方面墨家可以和歐洲的一些宗教團體對應起來，聖殿騎士團曾經有巨量的財富，龐大的武裝，但當出現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這類組織就很難有生存的空間。
其實以我自己的感覺，像墨家這類組織在現代，改改教義完全可以煥發出第二春，尤其是墨家對科技的追求，這點更是先進性。
現在網路減少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阻礙，整個地球提供了足夠的舞台，崇高的教義賦予人們對理想的追求，枯燥的生活讓人們想明白自己是誰。
不過墨家有一個缺陷就是毀滅實在太徹底，信眾太少，沒法吸取足夠的養分成長。
一、先說戰國時期墨家為何盛極一時，當時是戰國時期，各國之間互相混戰，此時不是你攻就是我守，而墨家是一軍事思想已經守城器械出名的，自然各個國家為了穩固自己軍事實力，必然學習墨家的思想，特別是發生了「止楚攻宋」這一件事後，墨家更是聲名遠播。
二、到了漢朝，墨家開始衰落了，先說它自身的問題。在性質上，墨家是非攻兼愛的團體，以機械出名，機械固然可以解決人來生產力落後的問題，但是不能解決政治、經濟等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問題。從性質上，它就走不遠了。然後墨家的傳承上很有問題，基本上是一對一的教育，導致墨家人才少，試問大家認識的墨家代表人物除了墨子還有誰呢？與儒家相比，那簡直是靠邊站了，就孔子一人徒弟三千賢人七十二，足以發現其傳承上的問題。既無人才，何來壯大？
三、再說外界原因，能夠掌握文化生死大權的當屬政府，相信大家早有體會，像現在中國想英語滾出高考界，相信明天大家可能連 Hello 是什麼都會不知道一樣。
在經濟上，漢初經歷了十數載的紛爭，國民經濟早就衰弱不堪了，看一看阿富汗伊拉克就知道了，為此漢朝決定休養生息，實行黃老之學，進行無為而治。寬鬆的環境又讓經濟、文化迎來了春天。其中以儒學發展較快（因為人家門生眾多，恢復起來自然快）。
在文化上，由於迎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儒家開始學習其它門派的思想，不再固步自封，讓儒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像漢初著名的賈誼的儒道結合，荀子的儒法合一，再到思想融合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的出現，他吸收各門各派的精華，創造了一套全新的不同於先秦的儒家思想。試問面對如此優秀的文化，你能拒絕嗎？能不發揚光大嗎？有時候每個人都在進步，只是別人進步的更快，你就被淘汰了，大自然的弱肉強食的法則無處不在啊。
在政治上，由於經濟空前的發展，統治者需要一套全新的思想去控制社會，以往的黃老思想不再適合鞏固統治者的地位了。而此時儒家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君權神授的思想，由此滿足了統治者強烈的權利慾望，進一步鞏固了封建帝王的絕對地位。遇上儒家順理成章地替代了不合時宜的老子學說，遇上董仲舒站在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絕對地位，於是他推出了新政，一條永遠讓國人受害的新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從中國再也逃不出思想禁錮的魔爪。歷史上每一次革命性的政變多是從思想解放開始的，像日本的明治維新、五四青年運動等，但是如果思想被高度統一，就缺少了政變的先行者——思想解放。為此董仲舒這一舉措符合了統治者維穩的心理，自然其它思想也就被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可憐的墨家也就永遠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了。高富帥要你沒錢吃飯，窮屌絲就只能擺攤行乞了。
在軍事上，墨家的非攻兼愛根本不能適應當時馬上得天下的人的胃口，所謂沒有戰爭，何來統一，非攻兼愛只是弱者的擋箭牌。
四、最後到百姓，政府自上而下的思想統一的運動，得到了百姓自下而上的回應。百姓為了升官發財，避免受到政治排擠，當然也就去學習儒家文化了。像現在的高考，明知道很不合理，你敢不考嗎？別做夢了，不管黑貓白貓，能升官發財、能不坐花廳就是硬道理。所以儒家文化從此一枝獨秀，墨家就只能乖乖地玩著手上的木頭空悲切了。
所以戰國時期盛極一時的墨家在內有憂患外有才狼的情況下，由於性質上、宣傳上、實力上的懸殊差距，到了漢代就銷聲匿跡了。
（我是一個理科生，平時讀書比較少，文中可能有些錯漏，敬請各位大神指出。另外特別感謝一個人——周傑如何提高邏輯思維能力？ ，是他教會了我如何去思考問題，這篇文章是我自高考以來第一遍上300字的文章，所以文中措辭、語法略有不通，敬請原諒。最後，真的謝謝你，謝謝各位抽出時間看我的回復）
沒時間長篇，說個怪現象吧儒家、道家、以及不少諸子學派，在至今為止的考古學發現中都看到了戰國至西漢的實物遺留，其中又以簡牘和帛書等古文獻為直接證據。但是我至今沒聽說過墨家有任何直接文物被發現過，今天能夠說明這一學派存在的文獻，其實都誕生於漢代以後，而其中引述墨家的材料，也多出自戰國時候的縱橫家言，後者喜歡胡編是出了名的。最為詭異的是，墨家是以簡葬為原則的，但是按照墨子的記載，符合墨家葬儀的墓葬至今為止沒有看到一座，至於更有名的守城法，以今天所發現的先秦兩漢城池遺址而言，也從來沒有符合墨子記載的。至於後世傳得神乎其神的墨者組織，尤其是鉅子傳承，更完全只有間接引述的孤例，而孤證不成立是史學的基本原則。所以，除了一本墨子，這個學派幾乎沒有別的直接文獻或實物存世，而這本書本身僅僅在銀雀山漢簡里發現了少數疑似墨子的殘章。當然，你可以說墨家崇尚不著文字，是實踐派作風，可以問題一個號稱非儒則墨，盛極一時的大學派，竟然沒有發現任何實物，墨子這本書本身的真偽和編成年代問題也爭論了很多年。你也可以說墨家消亡於秦或漢的文化運動，但是，為何在這些事件之前的遺存里，也看不到任何這個學派的實際影響呢。其實，墨家的存在是一件頗為可疑的事情，更不要說盛極一時了。
其實這個問題我也一直很困惑，一直至今不得解。後世多認為是「苦修」的內因+統治者不見容的外因綜合而導致，但這不能足以令神往之人信服。
然食物都是此消彼長的，墨家消亡，就得聯繫著分析為何儒道法三家能夠延續下來？1、與同時代思想儒道法相比先秦諸子百家中，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漢大一統帝國形成之後，它們的命運開始分化：儒家成了中華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法家雖在輿論上不大受好評，但實際上主宰了兩千年來專制朝廷的廟堂政治；與法家相反，道家則佔據了民
間社會的廣闊天地，成為幽人隱士的精神家園。
只有墨家，在剎那輝煌之後，無論是作為一種學說，還是作為一種組織，都煙消雲散，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為什麼墨家下場如此悲涼？是墨家思想不夠高明么？應該不是。墨家思想體系充滿了偉大的人道主義色彩與科學精神，即便以現在的眼光看，它依然是那麼熠熠生輝。
墨家與儒、道、法三家有一點差別，那就是它不僅有一套學說，還有自己的組織。這方面它與晚起的作為宗教的道教和東漢以後傳入中國的佛教相類，胡適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視為一種宗教。
2、為後人詬病的苦修和禁慾一個人要想成為墨家的忠實信徒，就必須有強烈的犧牲精神和獻身精神，「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必須能忍受生活上的艱苦，「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而不能像孔夫子那樣「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必須懷有對眾人的博愛之心，而不能講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高尚的人、純粹的人。
所以，《莊子·天下》批評墨家說：「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不過，即便如此，《莊子·天下》還是感嘆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相比之下，做道教門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標不是來世往生極樂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長生不老，成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歷史悠久的正一道，並沒有太多禁慾方面的規定，房中術甚至還是一種仙家秘術。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這一點尚不足以解釋一切，因為在禁欲主義方面比墨家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佛教，自傳入中華以後，一直香火不絕，至今依然是中國的第一大宗教，所謂「天下名山僧佔多」。
為什麼墨家、佛教同樣主張禁慾，而兩者命運迥異？這可以從兩者的不同之處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種世俗學說，而佛教是一種出世的宗教。作為出世的宗教，佛
教能為信徒提供一套靈魂救贖的法門，讓他們在禁慾的同時能享受心靈的滿足，從而把所有的苦難都視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正由於有這種「心靈雞湯」，虔誠的
佛門弟子可以忽略形而下的艱苦，去追求形而上的禪悅。
而墨家的理論體系本質上是世俗化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命、非樂、節
用、節葬……這些都是純粹俗世的學說。墨家思想中唯一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觀點是相信鬼神並以此勸善，但這不足以改變整個墨家思想體系的高度世俗化色彩，不
足以成為墨家門徒靈魂信仰的基礎。而如果不以堅定的信仰為基礎，禁慾的生活、無私的行為就不會有普遍而長久的吸引力。
以是形而下的物質動機，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這兩方面的東西都無法提供，最後只能「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墨家如要長存，必得把世俗主義與禁欲主義二者捨去其一，以世俗主義搭配功利主義（如同大多數世俗學說），或以禁欲主義搭配神秘主義（如同大多數宗教學說），庶幾方可免於淪亡。也就是說，墨家既入世又強調禁慾苦修，而且過於理想化，實乃當時活雷鋒。3、墨家嚴密的組織在大一統的專制君主治下，一個內部有著嚴明紀律的世俗化組織必然會讓朝廷產生極大的戒心。對於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宋太祖要「杯酒釋兵
權」，讓老部下都去做富家翁。專制君主對一切世俗組織都必然心懷警惕，「結黨營私」之所以是一個很重的罪名，關鍵不在於「營私」而在於「結黨」。「結黨營
私」固然不可，「結黨營公」就更加顯得別有用心。一旦「六王畢，四海一」，君主就勢必以臣民為敵，不但墨家這類的組織不可能繼續存在，甚至秉承了一些墨家思想，以除暴安良為己任的遊俠亦因「以武犯禁」而為朝廷所不容。而釋、道二教雖有組織，但因其強烈的出世傾向而稍可見容於世。釋、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們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卻又教人順從世俗政權，即便世俗統治殘暴無道，臣民也應逆來順受。
說得簡單點，春秋戰國時候是百家爭鳴，因為國家太多無法進行思想統一。而到了漢代，大一統的帝國下，不但要在身體上統一，也要力求思想上統一，這樣才能真正統治。至於為什麼墨家銷聲匿跡，因為墨家的思想核心裏面有兼相愛的成分，這可是樸素的絕對平等思想啊！（因為墨家思想的創始者基本都是底層種田的。。）但帝制是不允許的，天子就是天子，庶民就是庶民，難道還能平等了不成？這種政體的基礎就限定了不可能讓墨家思想盛行，甚至要去禁止。而倡導仁義王道的儒家思想經過董仲舒的修改後，無疑更適合當時的政治環境，用以教化人民
推薦閱讀：